第一篇：托克維爾的名言

1、從長遠的觀點看，一切私人事業的總結果卻大大超過政府可能做出的成果。

2、美國絕不是人服從人，而是人服從正義或法律。

3、你不讓鄉鎮強大和獨立，你從那里只會得到順民，而絕不會得到公民。

4、革命的發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5、生活不是苦難，也不是享樂，而是我們應當為之奮斗并堅持到底的事業。

6、不管你怎么尋找，除了人們意志的自由聯合以外，你再也不會在人們中間找到真正強大的力量。而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愛國主義或宗教能夠使全體公民持久地奔向同一目標前進。

7、美國人和英國人主張，應把瘧待和專橫都視為盜竊，所以他們簡化了審訊程序和減輕了刑罰。

第二篇：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摘要)

第一編

1.1 法國大革命從爆發到發展的整個過程都超乎之前人們的意料。

1.2 法國大革命的反宗教性和無政府主義只是表象，其本質是反封建性，尤其是中央集權的加強。

1.3 法國大革命超越了國界。它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進行的政治革命。

1.4 羅馬帝國滅亡后，歐洲各地出現了相似的封建制度。隨著王權的擴張，封建制度逐漸衰落。17世紀的英國通過長期的改良已經形成現代國家。18世紀，歐洲各地的封建制度瀕于解體。

1.5 法國大革命的創新程度比人們一般認為的少得多。第二編

2.1 舊制度下的法國率先廢除了農奴制，農民成為小土地所有者。貴族的政治特權消失，經濟特權保留。范圍縮小的封建制度，激起了更大的仇恨。

2.2 中央集權制不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舊制度下，形成了“國王→御前會議→總督→總督代理”的權力結構，這一結構控制了捐稅、自衛隊、公共工程、治安各領域。中央政府代替舊領主執行濟貧等義務。

2.3 在法國，城市自由在封建制度崩潰后依然存在，但由于路易十四出于財政目的的交易而毀滅。全民大會蛻化為小寡頭政治，該問題的指出導致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但中央集權制并沒有阻止城市走向滅亡。農村教區的貴族和資產階級逃往城市，只剩下愚昧的平民。教區自由空有外表，教區官員受總督代理壓迫。

2.4 法國的普通法庭相對獨立于政府。御前會議和總督通過調案干預司法。

2.5 舊制度政府利用封建制度的流弊，逐漸取而代之。其中司法權的爭奪較為棘手，但法庭在隨時代產生的新領域的爭奪中落敗。舊制度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并由法國大革命繼承。2.6 舊制度下，審查手段發達，書面文件龐大，行政程序繁雜。統計手段在行政中廣泛應用。行政文風長期平庸。行政官員主要為資產者。政府打壓社會團體，而容忍新思潮。國王曾試圖收買報紙。必要的改革沒有進行，而執法方式不斷變化，法律被蔑視。中央政權尚未具有健全有力的政體，而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機構。改革家試圖通過中央政權摧毀并再造。政府取代了上帝，甚至連貴族都成爲了祈求者。

2.7 舊制度時期的巴黎在政府的阻力下，從法國最大的城市成為了法國本身。地方的自由權利在外省不斷消失，巴黎成爲了王國發展的引擎。巴黎成爲了法國的行政、藝術和工業中心，工人比例增大并脫離行會。這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爆發時，巴黎一地的起義引發了舊君主制的全面毀滅。

2.8 舊制度時期，法國各省之間越來越相似。貴族貧困化，資產者崛起，兩者權力之外的差別消除。

2.9 歐洲大陸的貴族變成了種姓。英國的貴族與平民共事并通婚，進而與平民融合并形成新的統治階級。法國曾經存在貴族與資產者共事的情況，但隨著封建制度的瓦解而結束。貴族喪失政治特權而成為種姓，經濟特權不斷增長，貴族與第三等級相分離。貴族受封制度加劇了第三等級對貴族的仇恨。城市資產者擁有農村沒有的避稅方法，農村所有者涌入城市，熱衷于擔任行政職位，資產者與農民相分離。資產者將本地開支轉嫁于下層市民，以一切手段擺脫人民的控制。同一階層也被劃分為自私自利的小團體。小團體主義為個人主義做好了精神準備。

2.10 英國貴族為維護政治自由和地方獨立，必要時能與下屬打成一片。法國曾與英國相似，而最終由于貴族的免稅權而導致了分化。王權為防止激化與貴族的矛盾而對捐稅攤派不均。由于對金錢的需求，王室破壞契約，維持中世紀行政機構，賣官鬻爵。最路易十六試圖讓各階級重新接觸，卻引火燒身。

2.11 舊制度下自由仍未死亡。中央集權業已形成，但力量與合法性不足，因而不敢超越權力的天然范圍。許多臣民保持著獨立的精神：貴族保持著驕傲和自信，蔑視行政當局；教士以獨立精神面對世俗政權，仇視專制，推崇自由；資產者的貴族化使之與貴族一樣富有抗拒精神；司法機關不屈從于政權，關心公共事務。舊制度下對于王權的順從并非出于強制，而出于情感。

2.12 舊制度下的法國農民脫離了封建制度，卻遭到了新的壓迫。留在農村的小貴族負債累累，對佃農百般勒索。農民與上層階級幾乎完全隔離，村里的行政官也和村民同樣無知。軍役稅的征稅員既是犧牲品又是暴君。總督通過抽簽強征農民進入自衛隊。徭役負擔增加，擴及所有公共工程。農業生產力落后，農民貧困，而行乞遭到鎮壓。貧富之間缺乏溝通，互不了解。階級分化使法國社會陷入不穩定。第三編

3.1 法國文人既不像英國文人那樣卷入政治，也不像德國文人那樣不談政治。他們試圖建立統一的政府理論，以理性和自然法代替傳統習慣。舊制度促使文人從純理論的角度建立理論，也促使不在參與政治事務的人民相信文人建立的理論。啓蒙運動是法國大革命的真正起源。3.2 法國大革命的反宗教性，源于教會尊重傳統的思想對啓蒙運動仰賴個人理性的思想的阻礙。同時，教會既是與文人發生直接沖突的一環，又是舊制度中脆弱的一環。而宗教是國家穩定與個人安全的保障。在大革命中，非宗教造成的公害，使各階級陸續重新皈依宗教。3.3 啓蒙運動初期不關心政治自由。新出現的重農學派理論更接近現實。他們標榜平等，蔑視傳統。他們贊成經濟自由，反對政治自由，試圖以公共教育防止權利的濫用。他們試圖利用王室政府進行社會改革，推崇民主專制。王室錯過了改革時機，此后人民再度熱衷于政治自由，但這種自由只是官僚行政和選民政府的混合。真正熱愛自由的民族追求的并非自由帶來的收益，而是自由本身。

3.4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時期，法國處于衰落和停滯的狀態。路易十六時期，統治者的精神發生變化，法國重新走向繁榮。行政官員重視經濟，個人發財致富，國王服從公眾輿論。但是繁榮中的精神更不穩定。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通向改革的時刻。政府刺激新熱情，又從中作梗，把自己推向毀滅。

3.5 特權者開始關心人民的命運時，試圖通過揭發自身的罪惡來解救人民，卻使人民怒氣沖天。特權者在拋棄自身權利的有益部份的同時，卻保留了令人憎惡的部份。人民喚起了他們的同情，但仍舊被他們輕視。

3.6 政府完成了人民的革命教育：國王以輕蔑的態度對待看似根深蒂固的古老制度；政府告訴人民對私有財產應持輕視態度；刑事訴訟中盛行不符合程序正義的速決司法。3.7 1787年的改革在公共事務中引發了混亂。新法律創設的一切權力都是集體權力，總督和總督代理被貶低的同時繼續存在。新政權積極經營公共事務，卻弄得一團糟。農民成為一種勢力，原上層階級試圖與之靠近，卻為時已晚。國家全面陷入不平衡狀態，大革命爆發。3.8 封建制度的去行政化、貴族的種姓化、巴黎的集約化、政治生活的消失、作家引導輿論，共同導致了大革命的爆發。溫和的風尚中產生了最不人道的革命，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久遠的平等思潮與新近的自由思潮融為一體，點燃了整個法蘭西的心。而當大革命喪失銳氣時，舊制度中不敵視平等的專制制度在新社會中確立。此后人們扔多次將自有的頭顱放在被奴役的軀體上，這與法蘭西的民族性有關。

第三篇：評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評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周林

（公共管理系 行政管理 學號：111051241）

摘要：去年年底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曾向黨員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王岐山意識到中國當期面臨與當年法國相似的情景，政治制度建設的落后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與矛盾。中國當前的政府執政黨理應能夠理解怎樣才能執政為民化解危機。大革命之前的法國各種舊制度與經濟發展的不協調不適應從而醞釀出巨大的危機，最終引發革命摧毀了落后腐朽的政權。中國當前的危機如果不能正確理解面對與妥善處理勢必會引起巨大的社會動蕩，這也是本文所要探討與思考的所在如何處理當前中國的危機。

關鍵詞：舊制度 腐敗 政治危機 經濟制度 社會危機 改革

一．法國大革命帶來的反思 《舊制度與大革命》無論對于政府高層領導人還是學者來說都是相當珍貴的一本研究政治改革的著作，王岐山的推薦更使得中國民眾以及學者更加注重這本書的研究。在讀《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同時我們在反思中國當今社會存在的社會危機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在經濟領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凸顯出巨大的社會問題與危機，值得當局反思，如何進一步推進改革完善現有體制以保障社會的穩定而不是通過維穩等手段實現社會表面上的和諧。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完全印證了在一切表面平靜的背后其實蘊含著重大的社會危機，最后如急風驟雨般摧毀整個帝國體制。有危機不可怕，任何社會與國家都存在著各種危機，可怕的是我們對危機視而不見，安享溫逸從而無視我們身邊的危機。

二．當代中國所存在的困境

就當前的中國而言存在三大困境，分別是經濟困境、政治困境與社會困境。這三大困境如果不得到妥善解決與處理恐怕會產生巨大的社會矛盾從而引發社會動蕩。第一大困境，經濟困境當前中國經濟出現重大危機，體現在政府債務危機、民企危機、銀行危機與產能過剩。

從2011年開始云南省融資平臺首先發生了債務危機隨后全國各地的融資平臺都相繼出現問題，云南省政府緊急向四大國有銀行協商延緩債務期限從而在短期避免危機的發生。但是目前全國范圍內大多數省份與云南省一樣存在著債務違約問題這個危機目前正在悄悄逼近，如果沒有妥善的處置后果不堪設想。

民企危機，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推出四萬億投資計劃通過印鈔與征稅的方式進行資金的融合從而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從而加劇了民營企業的危機。在人工、地租、物價等全面上漲的情況下，民營企業的投資營商環境急劇惡化，在江浙地區、珠三角地區大量的中小型企業紛紛破產倒閉，經濟一片蕭條。而這個問題到現在一直都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民營經濟的困境依然存在。民營企業為中國創造了80%的就業與60%的稅收，對中國經濟做出巨大的貢獻，然而在政府高稅費、復雜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卻難以生存。如不推進民企投資營商環境的改善勢必會引發更大的危機，民企不存，經濟衰矣。

銀行危機，銀行危機從今年的“錢荒”事件可以看出部分端倪，2013年5月中旬開始的一個多月里，商業銀行系統之間瘋狂相互借錢來緩解壓力，6月20日當天銀行間隔夜回購利率一度達到了30%錢荒的附帶效應也不斷發酵引發了民眾的擔憂與高層的警惕。銀行由于發生危機會導致經濟的崩盤都有可能，而這次危機的根源在于從2008年開始的四萬億投資，地方政府向銀行大舉借債，導致銀行危機的發生。

這些危機里面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最大的應該還是產能過剩2008-2010年中國經濟幾乎進入谷底，大量的產能過剩問題弊病叢生，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企倒潮等。在江浙一帶的港口積壓大量的鐵礦石，服裝行業、制鞋業等紛紛破產。而政府為了拉動經濟增長，出臺四萬億通過修建鐵路、公路、基礎建設等刺激經濟增長，這嚴重引發民生領域的經濟問題。就當前中國的經濟困境而言，與當時的法國也有相似之處，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發生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的債務危機問題沒有妥善解決，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召開三級會議向第三等級加稅，這使得原本不堪重負的第三等級群眾更加苦不堪言從而發生暴動，推翻了落后腐敗的王朝。

當時的法國第三等級包括資產階級商人、農民、手工業者他們的財富被貴族與教會瘋狂的掠奪，搞得民不聊生，第三等級被迫聯合起來反抗政府的暴政。引發當時法國大革命爆發的還有政治危機，政治危機源自法國本身所存在的不平等的特權制度，教會與貴族壟斷國家經濟命脈，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完全不顧普通民眾的死活。特權必然產生不平等與腐敗問題的產生，當民眾不堪壓迫的時候會憤而反抗。

三．中國的社會危機與政治改革 當下中國的政治危機亦是如此，中國在公有制為主導的體制之下產生了嚴重的腐敗問題，特權階層通過控制重要國有部門、企業為自己尋找尋租的空間。這些特權成為他們腐敗的工具，壟斷行業是他們腐敗的溫床，當下中國改革的重點即在于政治體制內特權階層的改革。這些特權階層包括曾經為中國解放、經濟建設做過貢獻犧牲的開國元老的后代“紅二代”與當下840萬公務人員以及他們的親屬，他們享受著各種國家福利。甚至有些紅二代與官二代在中國橫行無忌，肆意破壞，是中國社會彌漫一種不安的氣氛。反觀普通百姓的生活過得如此艱難，有冤屈難申，有苦難言。

我們的民營企業家在夾縫中生存，花費一生的精力養家糊口，卻在高房價、高稅收等的壓迫下耗盡財富，而這些財富被掌握著特權的階層吸納與掌控。他們通過特權通過審批，剝奪了普通民眾的簡單的生存需求。這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政治困境，特權階層如不廢除，如不推進社會公平的建設，依然有可能醞釀出類似法國大革命一樣的社會危機。

社會危機既是經濟危機所引發的也會是政治危機所引發的，當下社會存在的社會危機主要是老百姓生存困境問題，主要包括城鄉相距、收入分配、環境污染、制度保護等。當前中國農村出現嚴重的衰敗問題，中國鄉村的法度消亡、經濟停滯、土地荒蕪，學校空殼化。整個鄉村就是一個被掏空的椰子，內部空空如也。農村的衰敗會引發一系列嚴重的危機，大量的農民工子女的生存問題，農村老人、婦女、兒童問題如何解決，是當前急需面對的。反觀城市吸納大量的財富，農村的青壯年勞動力窮盡一生都奉獻給了城市而最后卻無法被城市接納，因為我們的戶籍制度的嚴苛規定。城鄉的經濟差距也十分明顯，鄉村沒有任何的稅收來源，連修建馬路，改善小學的資金都很缺乏，而城市大手筆地浪費資金，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建面子工程。

環境污染方面，因為招商引資，將大量污染企業引入，出現了鎘大米這樣嚴重的事件，中國的政府如何妥善處理這些公共問題關系到未來我們是否能夠繼續發展。制度保護主要體現在戶籍制度方面，農村空殼，城市擠滿了大量務工人員，而這些人用一生的心血在城市耕耘換來的只是那些僅僅可以滿足衣食住行的薪金，農民工的社會保障、醫療等問題凸顯無法得到妥善解決。

四．中國面臨的抉擇與改革

本來人們認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處于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的時候發生的，但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何以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正是帝國內部所存在的嚴重的社會危機所導致。中國當前的這三大危機社會困境、政治困境與經濟困境如不處理到位，會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王岐山書記向黨員推薦《舊制度與大革命》顯然中央高層也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中國政治與經濟領域的改革迫在眉睫。對一切舊體制的仇恨在增長。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會將它猛烈的拋棄。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國民明顯地走向革命。”

五．結語

中國正處于另一個十字路口，人們對于變革的渴望日益濃烈。不管你是富有的商人、中產階級、還是農民、剛剛畢業的青年，都對現狀深感焦慮。在互聯網空間上，一種越來越激烈的情緒開始主導人們，人們渴望變化，而且立刻。人們得到的越多，就希望得到更多。但同時，人們又被某種憂慮所占據。《舊制度與大革命》給我們改革的啟示在于要重視社會危機，不要追求表面的平靜，表面的平靜往往內部波瀾起伏，我們社會的改革要趁早，要追求社會的公平，面對特權與公平之間的社會矛盾，必須要廢除特權追求公平，這樣社會才能更加穩定，國家方可長治久安。

參考文獻：

〔1〕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J].晚霞,2013,(第1期).〔2〕中國經濟到了最危險的邊緣？[J].經濟展望,2012,(第6期).〔3〕郎咸平.資本主義精神與社會主義改革[J].經理人內參,2006,(第1期).〔4〕夏祖恩.米涅《法國革命史》的良史風范論略[J].福建師大福清分校學報,2012,(第4期).〔5〕宣曉偉.托克維爾說什么?[J].中國發展觀察,2013,(第1期).〔6〕黃萬盛.革命不是一種原罪——讀弗朗索瓦·傅勒《思考法國大革命》[J].開放時代,2004,(第5期).

第四篇：淺析托克維爾的自由觀

淺析托克維爾的自由觀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09級思政4班昝琴***

摘要：托克維爾在思想界以其對美國民主的分析和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而聞名，但是他所關注的實質問題卻是自由。無論是研究美國民主還是法國大革命，托克維爾最終的目的都是闡釋他的自由觀。托克維爾認同平等主義的時代潮流,自覺對民主加以引導,并在調諧平等與自由的思維視角之下思考大眾民主問題。他在看到民主的好處的同時,也對民主的流弊十分警覺。為了應對民主的專制和多數的暴政 ,托克維爾提出應該主要通過廣泛的公民結社和公民參與 ,使平等與自由結合起來 ,以平等的自由對抗平等的暴政。

關鍵詞：自由 民主民主

亞歷克西 ·德·托克維爾是十九世紀法 國歷史上的著名思想家。1835年,在他30歲時就出版了名著《 論美國的民主 》 第一卷 ,年后出版了第二卷 ,并榮膺法蘭西學院院士。作為政界要員 ,他曾一度出任外交部長 ,第二帝國的建立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在被迫退出政治舞臺后 ,他潛思寫出又一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從青年到晚年 ,從《論美國的民主》到《舊制度與大革命》,他的著作和行為始終貫穿著對專制暴政的無比仇恨,對自由的不懈追求。他的著作成為思想史上自由主義思想的經典 ,而托克維爾本人也由此被稱為自由主義的思想大師。

作為一位處在歐洲政治社會轉型時期的具有貴族血統和精神氣質的思想家 ,托克維爾不僅因為其襟懷開闊而令人肅然起敬,而且因為其在民主思想上的深邃洞見而令人由衷贊嘆。他在看到民主的種種好處的同時,也對民主持著戒懼的心態。他既認同人民主權或者民主 ,又看到民主的危險趨勢 ,并試圖對之加以引導。他試圖探討如何平穩地向民主時代過渡 ,并在民主中調諧平等與自由這兩種基本價值。他尤其注重公共領域中公民參與在培養共和美德、維護自由的重大作用。

托克維爾著力關注的 ,是在貴族制度日益衰落、民主制度日益勃興的背景下 ,如何實現自由。他不停地思考現代社會的發展如何將從貴族式的特權自由走向人民的民主自由 ,如何在貴族制社會毀滅的基礎上 ,以及在傳統的自由基礎上重建現代自由的大廈。顯然 ,托克維爾民主思想的核心 ,便是如何在現代社會中實現和保持平等的自由。

一、自由是首要的善

對自由一詞的理解 ,托克維爾顯然不同于古典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自由觀具有較強的功利色彩 ,經常同生命、財產、幸福、福利等相提并論。托克維爾走出了功利主義的窠臼 ,將自由視為首要的善。換句話說 ,自由,在他看來甚至超越了世俗和物質的層面 ,自由本身就是手段與目的的結合,但首先是一種目的。他說“他不相信真正的對自由的熱愛是由于人們只見到自由帶來的物質利益;因為這種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確確 ,對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總會帶來富裕、福利 ,而且常常帶來財富;但有些時候,它暫時使人不能享受這

類福利;在另些時候 ,只有專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暫的滿足。因此在自由中只欣賞這些好處的人,從未長久保持自由。他甚至使用了詛咒式的語言提醒人們 ,在現實的物質利益面前 ,始終都要有一顆對自由熱愛甚至敬畏的心,否則,人們將重新走向通往奴役之路。他指出:“多少世代以來 ,有些人的心一直緊緊依戀著自由 ,使他們依戀的是自由的魅力、自由本身的魅力 ,與自由的物質利益無關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在自由中尋找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東西 ,誰就只配受奴役。”

然而 ,托克維爾清醒地看到 ,這種自由有被渾渾噩噩的群眾的盲目行為破壞的危險 ,因為這些群眾在以其堅決一致的個人主義態度抵制自由 ,而自由正是他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的人格的獨一無二特點。他以一個不怕面對最壞結果的思想家的睿智確信 ,新產生的文明的種種趨勢 ,都在向消滅人格的這一唯一的特點方面發展。

二、有限度的自由觀

然而 ,對自由的重視和推崇并不意味著盲目地、無條件地贊頌自由。托克維爾并沒有把自由僅僅限定在古典自由主義者對自由的界定上,而是結合民主時代的種種特點 ,賦予自由以豐富的內涵和廣闊的視野。雷蒙 · 阿隆絕妙地闡述了托克維爾的自由概念:在托克維爾看來,與頑固的偏見相反,自由的現代概念 ,即自由的民主概念把自由當作天賦的平等和獨立的結果,它也就是公平概念 ,其含義不止是在條件的平等獲得進步之前簡單地放棄貴族制度。因此,不管貴族的自由有何種美德 ,在普通人追求的“ 自由 — 獨立” 和公民的“自由 — 參與” 之間沒有矛盾 ,但有連續性,這就是為什么盡管托克維爾擔心一種新型的專制主義的出現 ,但他同時又堅信在條件平等的社會制度中產生自由的可能性。

托克維爾害怕的就是民主社會中的身份平等可能對個人自由的侵害。在民主國家中 , 人們首先的擔憂是對獨立的熱愛所導致的無政府狀態 , 但是 , 在他看來 , 無政府狀態并不是民主時代應當害怕的弊端 , 而是最不值得害怕的弊端。“平等可產生兩種傾向: 一是使人們徑自獨立 , 并且可能使人們立即陷入無政府狀態;另一種傾向是人們沿著一條漫長的、隱而不現的 , 但確實存在的道路上走上被奴役的狀態 , 人們容易看清第一種傾向 , 并加以抵制;而對于第二種傾向 , 則由于發現不了而誤入歧途 ”。這種狀態源于托克維爾對法國大革命中的觀察 , 法國民眾渴望的是一種民主平等的社會氛圍 , 他們熱愛平等 , 不僅憎恨特權 ,而且厭惡劃分等級。但是最后大革命卻是以拿破侖獨裁下的 “平等 ”局面而收場的。而二戰中的極權主義無疑又是這一經典論述的注解。

托克維爾不遠萬里考察美國的民主制度 ,首先就是基于美國民主制度中具有普適意義的東西 ,他所要做的 ,就是用美國民主中的這種普適的東西 ,為處于動蕩之殤的法國提供可資借鑒的制度和做法。對民主如此 ,對自由的思想同樣如此。

自由的制度也就是自由的形式。托克維爾認為 ,并不是說不存在政治制度的國家人們就無法享受某種獨立。有時習慣和輿論就足以辦到。但是 ,在這種情況下 ,人們絕不能保證永遠要求自由。有時 ,即使最熱愛獨立的民族也甘愿將獨立視為他們努力的次要目標。在托克維爾看來 ,“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 ,當人類精神不關心自由時 ,自由制度繼續當自由的后盾 ,并給予自由以某種植物性生

命 ,也即一種外在的保障 ,以便人類精神到時候能夠回到自由那里。這些制度的形式保證人們即使一時厭惡自由 ,也不會喪失自由。托克維爾強調 ,當人們執意要當奴隸時 ,誰也無法阻止他們成為奴隸 ,但同時,自由制度能夠使他們在獨立中支持一段時間 ,而不需要他們自助。” 概言之 ,自由的形式或者自由的制度成為了自由的最后的屏障 ,即使在喪失心性自由的前提下 ,也可由自由的制度保持形式上的自由 ,而不會在瞬間即滑于徹底被奴役的深淵。在托克維爾看來 ,正是這一瞬間的緩沖 ,能夠使人們猛然發現自由的珍貴而幡然醒悟;相反 ,如果沒有對自由的最后的屏障 ,人們往往會在一時麻痹和放松的情況下 ,一下子走向專制而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三、自由與民主的關系

在托克維爾看來,自由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 我熱愛自由、法律、尊重權利,但不愛民主— — —這是我最深處的感情 ?自由是我的最愛— — —這就是真相。”自由既可被理解為對一種普遍權力的行使也可理解為對一種特權的滿足。前者是民主意義上的自由,后者是貴族意義上的自由。在民主時代,所謂自由就是每個人既然生來就具備了處世為人的必備知識,那生來便有平等而不可剝奪的權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務上,獨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權任意支配自己的命運。但托克維爾的自由并不等于隨心所欲、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而是一種“ 均衡、有序、為宗教信仰、倫理道德及法律所節制的自由”。他的自由不僅是一種權利,還是一種義務,一種對自己、對他人、對自己的城市及上帝的義務。托克維爾認識到民主因為其固有的缺點會對自由帶來威脅。首先,民主政府的本質,在于多數對政府的統治是絕對的。而多數統治的最大危險在于它可能變成暴政。因為人們總是傾向于認為多數總是對的,多數人的利益應當優先于少數人的利益,多數獲得道義影響,既擁有強大的管理國家的實權,也擁有強大的影響輿論的實力,具有無限權威,任何力量都不能與之抗衡,而無限權威就是專制,就會導致暴政。民主的過度和不足都會走向民主初衷的反面,都有可能導致暴政。其次,民主具有的平等主義傾向,可能會泯滅個性,否定自由。民主和平等會促成個人主義的產生,個人主義會打擊和破壞一切美德,最后淪為利己主義,從而對自由造成破壞。由于平等帶來的弊端和專制的無限權威,民主社會有滑向專制社會的威脅。

托克維爾認為“, 只在全國實行代議制,還不足以治愈社會機體在民主時期自然產生的而且危害極大的疾患” ,還必須發揮社會的作用,發揮教育、實踐經驗、合理的保守主義、宗教以及個人主義為主的公共精神的作用,尊重法律,給各階級大量機會等等。具體而言,就是要從結社自由、出版自由、擴大司法權幾個方面采取措施防止多數暴政的危險。民主國家的公民是軟弱無力的,只有通過結社才能相互作用,發揮才智,防止政府集權;通過結社,個人自由將會更加有保障。出版自由為人們共同行動的計劃和實現計劃的辦法,沒有出版自由就不會有共同的行動。報刊把人們緊緊聯系在一起,使人們相互了解,也使他們有可以向社會呼吁的手段,用以反抗暴政。司法權的本質是處理私人的權益糾紛和仔細研究所處理的每一件小事,并對受壓迫者中最微賤者不斷進行援助。

四、民族主義對政治自由主義的影響

從歐洲貴族式民主的視角出發 ,托克維爾認為 ,他看到了美國民主的不足。他指出 ,民主在美國產生了多數的無限權威 ,壓制了杰出人物的自由 ,因此和采

用貴族制度的歐洲國家(尤其是當時的世界霸主 ———英國)相比 ,美國在政治舞臺上的杰出人物很少 ,對外方面也遠不如“從羅馬人開始到今天的英國人”那么偉大。而且 ,多數的無限權威使美國的共和政府比歐洲的君主政府更加集權和不穩定 ,有可能出現多數的暴政。顯然 ,托克維爾對 19 世紀前期美國的評價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局限。然而從另一方面看 ,大眾民主與精英自由有時又確實是矛盾的 ,而精英人才缺乏自由的狀況往往也會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發展壯大。民主的專制和多數的暴政是民主時代自由的最大威脅 ,他們是平等主義的不經意的后果。托克維爾看到 ,民主革命非但沒有摧毀中央集權 ,反而摧毀了以往一切有礙于集權的地方自治。托克維爾擔心社會沖突可能消失 ,因為只有唯一的權力中心 — — — 國家 ,而沒有其他權力團體足以與之抗衡。因為沒有支撐競爭的社會基礎,不再有政治競爭者。他還擔心共識在大眾社會也可能受到損害。如果不參加政治上重要的社會團體 ,原子化的分散個人不會被理會 ,也不會有足夠的興趣參與政治 ,甚或完全接受統治。政治不僅是令人絕望的 ,而且是沒有意義的。冷漠損害了共識 ,冷漠成了民眾對國家的態度。面對這種集權化與離散化的雙重背離 ,為了推進民主 ,托克維爾主張從教育、實踐經驗、合理的保守主義、宗教、以個人主義為主的公共精神、結社自由、尊重法律、給予各個階級的大量機會等等方面來抵消這種危險。所有這些措施的目的 ,都是為了維護自由 ,以自由來調諧平等。實際上 ,托克維爾整個政治哲學中所最關心的 ,就是對平等與自由的調諧 ,他所最擔心的 ,就是平等與專制的結合。因此 ,在他看來 ,民主時代的首要任務是教會人民理解并應用自由 ,在建立民主與維護自由之間找到平衡點: “如果我們不逐漸采用并最后建立民主制度 ,不向全體公民灌輸那些使他們首先懂的自由和隨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 ,那末 ,不論是有產者還是貴族 ,不論是窮人還是富人 ,誰都不能獨立自主 ,而暴政則將統治所有人。我還可以預見 ,如果我們不及時建立絕大多數人的和平統治,我們遲早要陷于獨夫的無限淫威之下。”托克維爾的目的是在于對民主加以引導 ,使之符合自由的原則 ,他真正要做的是以平等的自由對抗平等的暴政。

所以 ,關鍵的問題在于自由結社。人們只有在公共生活和自由結社中 ,才能找到身份的歸屬和聯合的力量,對于一個民族和國家來說 ,也只有通過自由結社 ,才能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和知識。同時 ,公共生活和自由結社具有多種功能:可以阻止國家或任何單一民間權力中心壟斷全部政治資源;可以成為新意見的來源;可以成為向大部分公民進行宣傳、特別是宣傳反對意見的工具;可以訓練人們的政治技巧 ,從而有助于提高他們關心和參與政治的水平;可以使一些優異的才智人士冒出來 ,基于上述理由 ,托克維爾得出結論說: “在民主國家 ,結社的學問是一門主要學問。其余一切學問的進展 ,都取決于這門學問的進展。在規制人類社會的一切法則中,有一條法則似乎是最正確和最明晰的。這便是:要是人類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 ,那就要使結社的藝術隨著身份平等的擴大而正比例地發展和完善。”

五、結語

托克維爾認為,民主是人類正義的要求,民主可以對絕大多數人的福利服務,它和自由在根本價值上是相通的、不可分割的。在民主時代,沒有人“ 高明的和強大的能不以平等為第一原則和號召而維護自由為基礎的制度” ,自由必須與民主結合才有可能實現。在民主時代必須把民主和自由結合起來,推行民主自由,以民主賦予自由正義,以自由保證真正的民主。他把這種民主自由描繪成一種政治

自由。托克維爾所主張的民主自由,強調社會平等和社會利益,同時又與宗教、道德和民情緊緊結合在一起,是一種溫和的、建設性的自由。這樣,托克維爾就為自由主義提供了一種新形式,即民主自由,從而推動了自由主義的發展。

在對托克維爾著作的閱讀中，感受到了他對自由的無限追求，在我們現代社會，也是我們所追求的，要明白自由不是無限制的，在有了自由的同時，責任也是同時有的。而要真正做到對自由的深層次理解和保持正確的態度是不容易的，而托克維爾給了我們很好的建議。在人生中，應該多學習前人留下的寶貴思想，才能使我們不斷加深對社會，對人生的認識，不斷完善自我。

參考文獻：

[1][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2][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3][法]托克維爾：《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周熾湛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4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M].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 :126.[5]胡勇.托克維爾政治思想研究:一種中道的自由主義[M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 2007: 154.[7]劉小楓、陳少明主編：《回想托克維爾》，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版。

第五篇：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范文模版）

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探討的是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舊制度與大革命》寫于1851年到1856年之間，當時的法國正處在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代，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成為“國內流亡者”，《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在這段政治大變動時期醞釀成熟的，其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侖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

法國大革命革命緣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疊加在一個首都，三中心疊加，有一個中心發生危機，立刻引起另兩個中心共振。

美國經濟中心在紐約，政治中心在華盛頓，學術中心在波士頓，開車都是一天可達。鬧**，基本上在波士頓；經濟出危機，紐約震蕩；政治有風潮，亂在華盛頓。三者分離，不會疊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當時的法國，路易十四奠定了幾個中心疊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國跟著起事。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一個學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長，奉拿破侖的侄子小拿破侖之命重新規劃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師的專業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長的職業需求，故而將巴黎改建為適宜和平居住不適宜起義巷戰的城市，將那些適于打巷戰的彎彎曲曲小街小路，統統拉直，把馬路打寬，一旦有事，不可能像電影《九三年》、《悲慘世界》里面描繪的那樣——革命青年一喊，小街兩頭一堵，就是現成的一個街壘，馬隊難以沖進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斷革命的教訓，把巴黎改造成現在的樣子。今天你們看到的巴黎已經不是大革命時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長改造過的巴黎。但巴黎的規模以及巴黎和法國的關系他畢竟改不過來。從路易十四以來巴黎人非常驕傲，一直到現在都這么牛，他們有一句名言，“法國嘛？法國是巴黎的郊區！”中央與地方關系在這里呈現出病態扭曲。這是信奉全能主義統治哲學必然帶來的后果，一個超級首都，遲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經出過了。在和平時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動蕩，如此規模就是你的墳墓。

2、革命與改革的不解之緣。

三千貴族遷居于凡爾賽，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貴族分散于各地，與地方勢力結合，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國歷史上打豪強、削藩鎮，不絕如縷，屢見史乘。從秦始皇開始，皇帝坐穩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遷藩。把貴族統統給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謂和平遷藩。你們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夢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國各地區，走出我視野。

下一個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個花花公子，他爹留下來這樣一個花團錦簇的帝國夠他消費了。盡管他知道這樣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礙眼前每一分鐘的享樂。所以他這個時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樣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話來說就是擊鼓傳花，這盤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開明的。巴士底獄沒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時期關進去某某某這樣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眾還是要攻占巴士底獄。為什么要攻？因為老百姓在流傳這里面還有政治犯。打下來以后才發現沒有，只有幾個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啟蒙哲學。啟蒙哲學最富有民粹主義情結的是盧梭，盧梭認為上流社會最腐敗，下流社會最干凈，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那么高貴者怎么變得聰明起來？應該向底層社會學習，每一個人習得一門手藝，做木匠、種地，都可以。

路易十六還真信這個，他習得的手藝是做鎖匠，開鎖。全法國各種疑難雜鎖都收集來，一把一把琢磨著打開。可是最后一把鎖他打不開了，那就是法國的中央集權。[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開始，路易十六一直搖擺不定，有時同情巴黎，有時厭惡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成果是君主立憲，不廢君主，是要制定一部憲法，君主聽憲法的制約就行。這個階段維持了一年多。這是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能夠控制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通過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權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憲法，以及重新規劃法國的行政區域，把法國劃為81個省等等，都是這一年做的。這一年的革命可稱小革命，有建設性。但問題來了，國王招來第三等級開會，給前兩個等級施加壓力，而第三等級后面跟來了“第四等級”。當時的“第四等級”男人叫無套褲漢，女人叫編織婦。按照盧梭哲學的“直接民主”，不要當中一層過濾，國民公會開會、制定憲法、討論議程，要敞開大門，無套褲漢與編織婦都要沖進去吶喊。

大革命一浪高過一浪。吉倫特派執政時發生了國王叛逃案，把國王拉回來，要不要判決國王？國王一下子變得形象猥瑣，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倫特派更加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則是羅伯斯庇爾——盧梭的粉絲。他們投了死刑票，而且認為此前兩個階段都保守、都局限，沒有徹底地改造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