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讀書筆記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讀書筆記

(2010-10-07 10:33:16)轉載 標簽：

亞里士多德 《政治學》 政體的分類 實證研究 城邦 公民 文化

古希臘百科全書式的思想家亞里士多德是政治學的開山鼻祖。他第一次將政治學從其他學科中分離出來，并形成了自己獨立的研究領域。他確定了政治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使政治學真正成為一門系統的學科體系。

《政治學》一書中，亞氏以城邦作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所謂“至善”的城邦。書中，首先是對于理想城邦的探討。全書分為八卷。第一卷應該是一個序言。政治學應當從何處開始。什么是城邦：一種追求至善的包含其他一切的共同體就是城邦。亞里士多德從一開始就批評了一種謬論即認為治城邦如治家，家長、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區別僅在于治理人數的不同而已。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治國與治家是不一樣的，家務管理者與政治家也是不一樣的。

從第二卷開始，亞氏開始討論各種政體了。政體的研究也是全書的核心和關鍵。“我們準備考察，對于那些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說，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什么。”亞氏認為政治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所以要研究所謂的理想政體，更要考察現存的各種不同的政體。理想政體應當是能夠實際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由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實現的。這種處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中庸主義式的思想貫穿著全書的始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第二卷中亞氏開始了對其師柏拉圖及其理想政體的強烈批判。他認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反對柏拉圖整齊劃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組合形式。他還反對妻子財產共有等等柏拉圖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來，亞氏批判了柏拉圖《法律篇》中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兩種最壞政體形式的結合體—共和政體。在最后，亞氏還比較分析了斯巴達、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體形式，城邦的基本要素是公民。公民的本質決定城邦的本質，所以要研究城邦，首先要研究公民。在第三卷的開始，亞氏開始討論公民的定義。“凡有資格參與城邦議事和審判事務的人”就是該城邦的公民。這就是說，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權利的人才是公民，只有由這樣的公民組成的政治團體才是公民。緊接著，開始討論善良之人的德性與良好公民的德行是否相同。結論是：“即使不具有一個善良之人應具有的德行，也可能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

在此之后，討論來到了全書的重點部分—政體的分類。亞氏將政體分為正宗政體和變態政體兩類。正宗政體：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共和政體；變態政體：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平民政體。亞氏對各種政體進行了比較。特別是對于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的比較。寡頭政體崇尚財富，認為由富人當政，政治權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義；平民政體追求自由，認為一切都應當平等，使政治權利的平均分配為正義。接下來，亞里士多德論述了城邦的權力歸屬問題。他認為，由多數人掌權是合乎公道的。

接著自然地轉為各種政體的問題。當城邦中德性較高的人越來越多后，君主制開始逐漸被共和制和寡頭制取代。但是平民政體，是眾人德性墮落的結果。民眾決斷一切是永遠和野心家的煽動與僭主的謀權分不開的。在亞氏看來，共和政體和貴族政體，都是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某種混合，區別在于前者傾向平民而后者傾向寡頭。最優良的城邦，在亞氏看來，是中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人數最多，從整體上占有著巨大的財富，個人而言，既不富有，也不貧窮，所以能夠保持整體上的穩定。而且 中產階級講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夠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在第五卷，亞氏開始討論各種政體覆滅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體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沖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義觀不同：自由和財富的對立。其次，平民和寡頭的沖突引起僭政，因為僭主欺騙雙方，使他們認為只有在僭主的統治下才能使雙方得到安寧，可實質確是，挑撥雙方的互相斗爭才是僭主維持自己權力的法寶。僭主因不正當的權力產生恐懼，并因為這種恐懼而運用種種僭術來對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會變得謙卑恭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從而使僭政得以長久維持。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在最后的七八兩卷，亞氏從新回到了對于理想城邦的討論。最優秀的政體就要有最值得選取的生活。對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討論。以及對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問題，音樂、文學等等具有柏拉圖式理想觀的討論。這也說明亞氏的思想終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師柏拉圖深深的影響。總之，亞里士多德是政治學的創始者，是古希臘政治理論的集大成者。《政治學》也是經典中的經典。其中有關城邦，政體，法制等政治思想深深的影響了此后的政治家和學者。

黃華莉：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讀書筆記

黃華莉 2008-09-24 11:27:07 閱讀138 評論0 字號：大中小 訂閱

一、基本概述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的著述是一定歷史背景的產物，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奴隸制已經發生了重大危機，社會力量開始發生變化，很多原有城邦的統治岌岌可危。亞里士多德站在陸續興起的中產階級的立場，與其師柏拉圖希圖通過一種理想主義的極端“哲學王”的統治理想相反，希圖通過對現實城邦的考察比較以一種調和的中庸的更為實際的途徑去尋求優良城邦的建立與存續，首先將政治學從哲學倫理學里分野出來，以分科學的方式去研究國家的理論、政體的理論、法治的理論等等。

通讀完《政治學》這本書之后，我們會發現事實上該書是一本未竟之作，這本書的大致內容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論述理想國家，包括了卷二、三、七、八，這部分是在未擺脫柏拉圖的影響而從應然的視角去構思理想國家的；二是論述現實國家，包括卷四(政體的分類)、五（討論各種政體覆滅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體的最佳方法是什么）、六（討論了平民政治和寡頭政治的專門組織），這部分是在他從應然視角轉換到實然視角之后完成的。從整體的內容來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論述了城邦（國家）的目的和起源、政體及其分類以及相互轉換、政體的變革和革命、理想政體的形態、中庸理論、分權理論，還論及了法治與人治、個人與國家、社會與國家以及教育等問題。但中心始終是圍繞何謂理想城邦和優良城邦以及如何建立優良城邦并使之存續下去。《政治學》通篇都洋溢著濃烈的倫理學的氣息，他認為一個人要達到完美的善，必然要傾向于過政治生活，因為“人天生是政治動物”。倫理學研究的是個人的善，而政治哲學研究的是集體的善，國家政治就是要實現公民的最高善德，因此其論述理想的城邦就是能實現和達到至善的目的，而優良的的城邦就是使人們能過上幸福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之間的差異的根源就在于亞氏身為一個外邦人，根本不具有柏拉圖的這種生活體驗，因而他更可能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從純客觀事實出發，以他的正宗政體與變態政體的標準，疏理150多個希臘城邦的政制現實，并探討任何一種政制可能得以保全、持久的途徑。因此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實際上就是一門“可行的藝術”。所謂“可行”即體現在《政治學》提出的五大問題上（2.P180）。在這里，亞氏不愧出身于醫生世家，他在看待城邦政制問題之時，自始至終懷有一種“醫生的眼光”，簡而言之，他看待現實城邦的眼光是：首先是診斷，即明確什么樣的是病態的，什么是健康的。變態政體就是病態政體，如想保全并維持，必須過渡到健康政體，即正宗政體；其次是治療，即任何一病態政體過渡到健康政體的現實途徑，對于各種政體的種種道路選擇或治療方案，亞里士多德的講述是非常詳盡的；最后，探討一般政體的毀滅和保全的原因何在，即何種措施能夠預防健康政體墮落為病態政體。

二、結構與內容評析

在卷一當中，作者采用溯源的方法探討了城邦的起源問題，其認為城邦是人類本性的要求自然發展起來的，城邦是處于自然的演化，而人類是自然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其目的并非只是為了人類的存續，更為重要的本質是體現美德和正義的優良生活。在推理家庭到村坊再到城邦的這個鏈條中他還探討了個人與國家，社會與國家的關系。但主要是在家庭層次上論述的，他認為，政治學是從家庭開始的，原因是城邦的基本構成單位就是家庭。但是亞里士多德從一開始就批評了那些認為治城邦如治家，家長、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區別僅在于治理人數的不同而已。在當時的希臘，基于血緣的家族政治鏈條在一個時期被砍斷了。對此，人們的記憶是，君主制被貴族制取代，貴族制又被民主制取代。正如古希臘普遍提到的一個古老的政治故事：當一個僭主的妻子抱怨他留給后代的權力被嚴重削弱之時，僭主答道：“恰恰相反，是加強了，因為權力的被制約使王位的穩固有了保證。”

亞里士多德像很多哲學家一樣注意到了治家與治國、牧畜與牧人有著根本的不同。亞里士多德盡管承認“并非所有奴隸或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奴隸或自然自由人”，但是，與柏拉圖“構成人的材料”的神話如出一轍，“自然打算讓人們這樣，一部分人服從而另一部分人則顯示權威和運用高貴者的權力”，因為人們天性如此，有人天生是自由人，有人天生是奴隸。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只會唱高調的人。盡管一些自由主義者有足夠的理由仇視他，這個古老的道理最終還是被熊彼特們在“人生而平等”甚囂塵上的年代以精英民主主義曲折地但是無可置疑地辯護了。因此統治術分成兩種：針對自由人的和針對奴隸的。亞里士多德接下來談了關于“獲取”的技藝，即致富術。這一段對于我們把握致富術對于城邦的重要性有幫助的一點是財富對于一個統治者來說是應當考慮的，但他們不應以此為目的。正如家長應當考慮家庭成員的健康，但是這是醫生們必須考慮的問題一樣。當然，由于國家比一個家庭更需要金錢，因此有可能有政治家致全力于理財。同時，亞里士多德還繼承了柏拉圖的某些觀點認為靈魂天生由統治和服從的兩部分構成，既然統治應當出于德性，那么統治者就應當具有完美的倫理德性，即主人的技藝，也就是理性；而臣民只需對其有用的理性就足夠了。即：每個人具有著相同的德性，但其組成和程度不同。男人的勇敢體現于發號施令，而女人的勇敢體現于服從。

第二卷作者討論了理想城邦和優良城邦的問題。亞氏顯然是不同意柏拉圖式的理想政治模式的，因為沒有人能實現那種生活理想。但亞氏希望人們能夠盡量實現善的生活。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由“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實現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墮落的人們。亞里士多德就開始了對于柏拉圖《理想國》中共產主義模式的批評。柏拉圖的理想國建立在一個重要的邏輯基礎上，即最完美的國家內在類似于最完美的個人靈魂，也就是：國家的最理想的組織模式是整齊劃一的，國家各部分如人身體各部分一樣。亞里士多德駁斥這種觀點恰恰是違背了自然，因為它無視城邦的自然，卻把它等同于個人的自然。這里和第一卷中探索城邦的起源是遙相呼應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一個相當有力的觀點：城邦的本質就是多樣性。在這里，亞里士多德對于共產主義和妻子共有制的進行了批判認為它損害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共有制引起的對于身份認同的破壞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序和混亂。此外，他還從制度層面集中批判了《法律篇》批評它結合了平民制和僭主制這兩種最壞的形式，從而使選舉容易被特定群體左右。接下來亞里士多德對于法的變革提出了重要的看法：政治學是一門需要革新的技術，但是變法的危險是會削弱法律的威力。法律無法強迫人們服從，只有習慣才能做到。

第三卷作者從“德性”角度區分了好人和好公民之間的差別，提出了公民的基本定義。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個善良的人是一個好人，但并非一個好公民；而一個并非善良之人也不妨礙其成為一個好公民。而公民即有資格參與城邦議事和審判事務的人，對當時來說，基本這就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全部，因此公民的首要特征在于對于政治生活的關注。在其區分好人和好公民時，我們可以看到亞氏將政治獨立與倫理的一面。然后是政體。這部分一直以來似乎相當受人關注，亞里士多德的政體思想集古希臘之大成，并影響了西塞羅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普遍的且扼要的對于政體思想的描述是：正確的政體以正義為原則，以統治者利益為最高的政體都是它們的變體。正確的政體分為三種：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相應的變體也有三種：僭主制、寡頭制和平民制。但是我們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解不應當在此止步。寡頭制和平民制是按照居統治地位人數多少來劃分還是按照財富的多少來劃分？亞氏說，因為富人普遍是少數，窮人普遍是多數，所以對這兩種政體的劃分往往有上述兩種誤解。但這兩種標準都不是根本問題，重要的是，寡頭制的人民和平民制的人民對于正義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在于財富，后者在于自由。亞里士多德說，他們都僅僅看到了正義照亮了自己的那一個側面。因此亞里士多德教導說，真正重要的在于人們應當意識到，城邦并非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為了優良生活而存在，否則奴隸和畜生也可以組成城邦。進一步，亞里士多德論述了城邦的權力歸屬問題。即使法治可以避免激情，但是法律的制定仍然受到利益群體的影響。對此，亞里士多德并沒有給出什么樣的法律才是恰當。然后是另一個問題：如何面對城邦中極為出色的人？雅典等城邦的做法是陶片放逐，因為部分超過整體是危險的。但是亞里士多德說，這顯然不符合城邦之目的是為了最高善。因此解決方法是所有人心甘情愿跟著這樣的人，奉他為王。問題是，如何使這樣的人獲得和交出王位？因為城邦不僅僅是一代人的事，它關系到一代代人，因此若無一個習慣或者制度，這顯然比失去一個哲人的統治更可怕。可是怎樣的制度才能保證我們真正發現這樣的人？當這個人去世以后，如果城邦中再沒有這樣的人，政權如何平穩過渡？最后，如何在一個現實的城邦中實現這一點？

作者關于古代社會的論述就是這樣的。他講到，當城邦中德性較高的人越來越多后，君主制開始逐漸被共和制和寡頭制取代。但是平民政體，在亞氏看來，顯然是眾人德性墮落的結果。民眾決斷一切是永遠和野心家的煽動與僭主的謀權分不開的。當法律的權威也在這種平民政體中失落時，這種平民政體就不復成為一個政體了。共和政體同貴族政體，按亞里士多德的理解，都可以視為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某種混合，區別在于一者傾向平民而一者傾向寡頭。但是究其所言，貴族制的價值標準是“德性”，而共和制則應當在于“平衡”，即完美的混合。共和政體的成員，應當無一人有意組織另外形式的政體。但是僅僅考慮權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制約是不夠的。正如統治者必須考慮財政問題，城邦的設計者也必須考慮優良城邦成員的生存問題。最優良的城邦，在亞氏看來，是中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政體，也許在亞氏看來，中產意味著財富可以使人們“節制”并“慷慨”地生活，而且“中產階級”講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夠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緊接著亞氏還討論了整體變更的原因，首先是平民和寡頭的沖突。他們的沖突是因為財產問題及分配的不均嗎？不是。在亞氏看來，兩者的沖突是因為信仰的不同，即正義價值觀的不同。自由和財富（近代以來“財富”被“自由”取代，“自由”則被“平等”取代），兩者的矛盾很難說是源生于人類中間還是隨財產的分化產生，但是對于兩種信仰沖突的關注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其次，平民和寡頭的沖突引起僭政，因為僭主欺騙雙方，使他們認為只有在僭主的統治下才能使雙方得到安寧，殊不知在僭主看來，挑撥雙方的互相斗爭才是僭主借以維持自己權力的法寶。如果我們參看色諾芬的《希耶羅》則更可以明了這點。僭主因不正當的權力產生恐懼，并因為這種恐懼而運用種種僭術來對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會變得謙卑恭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從而使僭政得以長久維持。

第四、五卷在后三種政體上討論了各個政體的不同形式和組織、滅亡與保存。作者延伸了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里的“幸福的生活在于無憂無慮的德性，而德性又在于中庸”的觀念，認為中產階層最具備這種特征，城邦由他們占主導地位可以兼顧貧富兩個階層的利益，也可以保證城邦的穩定。平等包括數目上的平等和比例上價值或者才德的平等兩方面，對平等的片面認識會導致政體的覆滅和變更，所以對待平等應兩方面兼顧；為了防止某個部分的勢力過分膨脹，要么把行政管理權和行政官制分別授予對立的兩部分，要么就增加中間階層的力量以防止因為不平等造成的**。

作者在第六卷詳盡討論了平民政治和寡頭政治的專門組織，發現平民政治主要特征在于主張平等，但是不考慮資格；主張自由，但著眼于放縱；指出對待對立階級不可以去欺騙而應當慷慨以防止政體的瓦解。

作者在第七卷探討最優秀政體和最值得選取的生活，這里提出了善的分類：外在諸善（比如財富）、身體諸善、靈魂諸善。靈魂諸善是最崇高的，因為它比享有極大的外在的善會產生更大的幸福，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前兩者才是適宜的，“最優良的生活對于個人或城邦共同體而言，是具備了足夠的需用的德性以至能夠用擁有適合于德性的行為的生活”。作者還描述了他的理想國：一定規模的人口、領土，還有公民的品格，這是城邦構成的必要條件；農民、手工業者、武士、富人、教士、法官，這些是城邦的部分；應當讓一些人年輕時是武士，年長后是統治者，最后成為教士，因為他們擁有了閑暇時間，土地財產應該屬于這個階級而不是耕種者，因為耕種者不是公民而是奴隸或者是農奴。農民、工匠都不是城邦的公民，只有武士、統治者、教士一直是城邦的有機部分。土地還要部分的國有化，把它作為共餐的消費，對于私人土地，每個公民應當有一塊接近疆界的地和一塊接近城市的地，這樣既可以公平也可以讓大家關心保衛國土。

最后一卷主要討論了教育，幸福首先依賴于美德，其次是外在諸善，美德依賴于本性、習慣和合理的生活規律，教育與美德所依賴的后兩者有關。教育又是為了培養高尚的情操的，所以不應該局限于技藝。肉體的發展早于靈魂，嗜好的發展早于理性，所以教育也應該先從肉體開始，次為嗜好，次為理性。還有，教育是為了培養公民適合于政體的品格而實施的。教育應當立足于中庸、可能的與適當的準則。三、一點研究方法和特點總結

以上是從結構和內容的角度來記錄的，此外，從方法論的角度，該書的研究方法及特點如下：

首先，作者中途拋棄了從傳統的理性思辨構建理想國家的邏輯思考方式，轉而探討切實可行的最好國家，最終形成了理想與現實，應然與實然錯宗交織的更為復雜的理論體系。

其次，在論述城邦的目的和起源問題上，作者采用了由事物的起源來探討事物的屬性的辦法即我們常說的發生學的或者叫做溯源的方法；而在論述理想城邦、優良城邦以及各類政體的時候，則采取了歷史的和實證的方法。

第三，亞氏的政治理論是植根于道德語言之中的，雖然不像柏拉圖那樣用“善”的理念來思辨國家構筑起政治理論體系，但是他與柏拉圖一樣都樹立一個到的終極目的作為城邦的根本目標。薩拜因指出亞氏政治哲學中“國家的道德性質不僅支配而且可以說完全籠罩著它的政治性質和法律性質”。雖然，亞氏把政治學和倫理學分了開來，但亞氏仍然有著深厚的國家倫理化，政治倫理化的色彩。比如麥金太爾就認為亞氏體系中的《倫理學》與《政治學》兩者都屬于關于人的幸福的實踐科學，研究什么是幸福，幸福由何種作為構成，如何達到幸福。前者告訴我們和中生活形式對幸福生活是必要的；后者（政治學）告訴我們何種憲制以及何種政體的產生并維護這種形式。

第四，亞氏的政治理論涵蓋理想和現實的兩大領域，他對現實政體類型及各自的制度安排都作了描述與概括，他的政治邏輯也貫穿了理想國家和最好國家這兩個層面。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讀書筆記

軸心時代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重要的時刻之一。在希臘，盡管過去人們對于祖先和神靈有著類似于在中國一般的敬意和崇拜，但是這種敬意和崇拜先是隨著逐漸平民化的革命從政治上逐漸驅逐，又在被哲學家們尋求智慧和真理的努力所逐漸打破。蘇各拉底的死意義重大的一點是一顆古往今來可能是最偉大的頭腦中思想火花之熄滅并非由于專制君主或寡頭出于控制思想的需要和對于獨立思想者的恐懼，恰恰相反，是出于民眾的無知、對真理的恐懼和傳統的力量。

柏拉圖因此對民主政治不抱好感。這位理想主義者因此走向了理性主義極端的一個高峰也即追求“類神牧”的或者“哲學王”的統治（另一個高峰顯然要等到歐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們如盧梭和康德等的出現來補充）。然而可貴的是，嚴謹地秉持“中庸”之道的亞里士多德對他的老師進行了可貴的背叛。

《尼格馬可倫理學》相當完整地論述了一個完整的人在德性和品質上所能達到的高度，但是，一個人要達到這樣的高度顯然不可能與他所處的政治環境分開，因為“人天生是政治動物”。因此亞里士多德開始準備討論什么是比較理想的政治體制。

第一卷仍然應當視為對展開論述的一個準備工作。政治學應當從何處開始？家庭，原因是城邦的基本構成單位就是家庭。但是亞里士多德從一開始就批評了那些認為治城邦如治家，家長、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區別僅在于治理人數的不同而已。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古代中國的政治關系由血緣的家庭關系演化而來，因此家長制、宗族關系、大宗權和父權是普遍存在的。當孔子說“齊家治國平天下”時，我們應當牢記，那是當時的真正政治形態，因為事實上治理“國”的統治者們，正是以管理家族的方式統治的。

但是在希臘這不同。基于血緣的家族政治鏈條在一個時期被砍斷了。對此，人們的記憶是，君主制被貴族制取代，貴族制又被民主制取代。正如古希臘普遍提到的一個古老的政治故事：當一個僭主的妻子抱怨他留給后代的權力被嚴重削弱之時，僭主答道：“恰恰相反，是加強了，因為權力的被制約使王位的穩固有了保證。”

亞里士多德像很多哲學家一樣注意到了治家與治國、牧畜與牧人有著根本的不同。但是亞里士多德并不是一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中庸”和實際永遠是我們理解亞里士多德的最好注解。亞里士多德盡管承認“并非所有奴隸或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奴隸或自然自由人”，但是，與柏拉圖“構成人的材料”的神話如出一轍，“自然打算讓人們這樣，一部分人服從而另一部分人則顯示權威和運用高貴者的權力”，因為人們天性如此，有人天生是自由人，有人天生是奴隸。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只會唱高調的人。盡管一些自由主義者有足夠的理由仇視他，這個古老的道理最終還是被熊彼特們在“人生而平等”甚囂塵上的年代以精英民主主義曲折地但是無可置疑地辯護了。

因此統治術分成兩種：針對自由人的和針對奴隸的。第一卷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到此暫告一段落，因為正題還沒有被引入。亞里士多德接下來談了關于“獲取”的技藝，即致富術。這一段對于我們把握致富術對于城邦的重要性有幫助的一點是財富對于一個統治者來說是應當考慮的，但他們不應以此為目的。正如家長應當考慮家庭成員的健康，但是這是醫生們必須考慮的問題一樣。當然，由于國家比一個家庭更需要金錢，因此有可能有政治家致全力于理財。

下面一段更可使我們看到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的繼承性。靈魂天生由統治和服從的兩部分構成，既然統治應當出于德性，那么統治者就應當具有完美的倫理德性，即主人的技藝，也就是理性；而臣民只需對其有用的理性就足夠了。即：每個人具有著相同的德性，但其組成和程度不同。男人的勇敢體現于發號施令，而女人的勇敢體現于服從。

第一卷所要討論的問題，如主奴關系、夫妻關系、致富術等已基本完畢。要注意的是，這些都還主要是亞里士多德在家庭層次上的論述。因為先前我們已經說過，城邦由家庭構成。第二卷開始，亞里士多德開始討論政體問題。

第一句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準備考察，對于那些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說，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什么。”亞里士多德既不理想化又不庸俗化的習性在這一句中展露無遺。亞氏顯然是不同意柏拉圖式的理想政治模式的，因為沒有人能實現那種生活理想。但亞氏希望人們能夠盡量實現善的生活。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由“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實現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墮落的人們。這一句話是值得重視的，因為緊接著，亞里士多德就開始了對于柏拉圖《理想國》中共產主義模式的批評。柏拉圖的理想國建立在一個重要的邏輯基礎上，即最完美的國家內在類似于最完美的個人靈魂，也就是：國家的最理想的組織模式是整齊劃一的，國家各部分如人身體各部分一樣。這是古希臘哲學家們師法自然的一個體現。但是亞里士多德駁斥這種觀點恰恰是違背了自然，因為它無視城邦的自然，卻把它等同于個人的自然。這里和第一卷中探索城邦的起源是遙相呼應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一個相當有力的觀點：城邦的本質就是多樣性。

正如《尼格馬可倫理學》中提到的，亞里士多德對于共產主義和妻子共有制的批判首先立足于，它損害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論述更是經典：一件東西要引起人們的關心和鐘愛，主要有兩點，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貴的。同時他還論述了共有制引起的對于身份認同的破壞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序和混亂。

亞氏在建立城邦的具體技術上對于柏拉圖的批判我們暫不討論，接下來的批判集中在《法律篇》上，盡管普遍認為這篇論述已相對《理想國》接近現實。然而亞氏仍然批評它結合了平民制和僭主制這兩種最壞的形式，從而使選舉容易被特定群體左右。這種批評，值得注意之處在于它是制度上的。亞里士多德確實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實用主義者。

但是亞里士多德仍然是一個念念不忘美德作用的古希臘哲人。在論及其它政體時，亞氏指出，防治犯罪不僅在于分配，還在于培養節制的習俗。這與現代的觀點截然不同。自由主義者顯然堅持如何使用財富并非國家社會所應干涉，我們所能夠的仍在于以法治與制度來防范問題的發生而并非道德化地推行權力。這也許是因為自政治學“現代化“后權力因素終于脫離倫理而獨立的緣故。我們不否認亞氏的解決之道是一種比較好的方法，但是研究政治學的人需注意，權力，永遠是你身邊的一頭野性并未全然消失的狼狗。

我們繼續乘著“中庸“之舟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遨游。接下來亞里士多德對于法的變革提出了重要的看法：政治學是一門需要革新的技術，但是變法的危險是會削弱法律的威力。法律無法強迫人們服從，只有習慣才能做到。中國百年來的變法家與革命家，似乎都沒有好好地閱讀亞里士多德。接下來主要是描述性的，對于各城邦政體好壞的考察和政治家的貢獻。需要注意的是，在那個時代，實行共餐制的斯巴達、克里特和迦太基似乎普遍受人稱贊，這與亞氏似乎同其老師一樣較為推崇貴族制究竟是互為因果還是怎樣目前還不清楚。不管怎樣，亞氏的觀點始終趨于保守和非理性主義，比如他提到政體逐漸地偏向平民化有時是出于偶然的，而從他的字里行間我們也看到立法者并不能決定政體的發展方向。至少，亞里士多德在不動聲色地說明這點。

第三卷是亞氏立論的重要篇章。首先是關于公民的定義，公民即有資格參與城邦議事和審判事務的人，對當時來說，基本這就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全部，因此公民的首要特征在于對于政治生活的關注。接下來的論述似乎與《尼各馬可倫理學》聯系相當緊密：善良之人的德性與良好公民的德性是否相同？亞氏的回答是并非善良之人并不妨礙成為一個好的公民。如果允許我們借此無限發揮，那么我要說，這種將政治獨立于倫理的思想實在對于政治學的近代化有著重要的意義（這里的論述簡直可以作為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的一個導言）

然后是政體。這部分一直以來似乎相當受人關注，亞里士多德的政體思想集古希臘之大成，并影響了西塞羅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普遍的且扼要的對于政體思想的描述是：正確的政體以正義為原則，以統治者利益為最高的政體都是它們的變體。正確的政體分為三種：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相應的變體也有三種：僭主制、寡頭制和平民制。

但是我們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解不應當在此止步。寡頭制和平民制是按照居統治地位人數多少來劃分還是按照財富的多少來劃分？亞氏說，因為富人普遍是少數，窮人普遍是多數，所以對這兩種政體的劃分往往有上述兩種誤解。但這兩種標準都不是根本問題，重要的是，寡頭制的人民和平民制的人民對于正義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在于財富，后者在于自由。亞里士多德說，他們都僅僅看到了正義照亮了自己的那一個側面。

假如再允許我發揮的話，我要說，哈耶克和羅爾斯，以及neo-liberalism和new-liberalism的爭論，似乎也沒有跳出這個局面。因此亞里士多德教導說，真正重要的在于人們應當意識到，城邦并非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為了優良生活而存在，否則奴隸和畜生也可以組成城邦。忽略古典哲學家們對于倫理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表述永遠是不明智的。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務實的柏拉圖，他把柏拉圖的次好變成了最好，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和柏拉圖在最高層面上，或者說在不屬于這個世界的那一部分上是相通的。

進一步，亞里士多德論述了城邦的權力歸屬問題。即使法治可以避免激情，但是法律的制定仍然受到利益群體的影響。對此，亞里士多德并沒有給出什么樣的法律才是恰當。如果我們有悟性，也許可以猜想到，在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智慧者看來，試圖用理性的計劃來設計制度或方式來達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也許有人能做到，但這極需要運氣。

然后是另一個問題：如何面對城邦中極為出色的人？雅典等城邦的做法是陶片放逐，因為部分超過整體是危險的。但是亞里士多德說，這顯然不符合城邦之目的是為了最高善。因此解決方法是所有人心甘情愿跟著這樣的人，奉他為王。問題是，如何使這樣的人獲得和交出王位？因為城邦不僅僅是一代人的事，它關系到一代代人，因此若無一個習慣或者制度，這顯然比失去一個哲人的統治更可怕。可是怎樣的制度才能保證我們真正發現這樣的人？當這個人去世以后，如果城邦中再沒有這樣的人，政權如何平穩過渡？最后，如何在一個現實的城邦中實現這一點？

倘若我們以此來詰責亞里士多德的論述，那么我們是犯了把《政治學》當成《理想國》來閱讀的錯誤。因為亞里士多德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憑空設計一個最好的城邦，相反，他所孜孜追求的，應當是一個最恰當的城邦，也即最符合當地風土人情的最好城邦。因此亞里士多德對于君主制之描述，如果不把它單純看成是對歷史的記敘，則應當理解為亞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容易找到德性明顯高出常人的人的城邦最適合君主制。隱含的意思是，德性不足的民眾中最容易產生君主，而這樣的統治也最適宜他們。

亞里士多德關于古代社會的論述就是這樣的。他講到，當城邦中德性較高的人越來越多后，君主制開始逐漸被共和制和寡頭制取代。但是平民政體，在亞氏看來，顯然是眾人德性墮落的結果。民眾決斷一切是永遠和野心家的煽動與僭主的謀權分不開的。當法律的權威也在這種平民政體中失落時，這種平民政體就不復成為一個政體了（對比亞氏認為另一種不是政體的政治形態即東方的專制政治）。

共和政體同貴族政體，按亞里士多德的理解，都可以視為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某種混合，區別在于一者傾向平民而一者傾向寡頭。但是究其所言，貴族制的價值標準是“德性”，而共和制則應當在于“平衡”，即完美的混合。共和政體的成員，應當無一人有意組織另外形式的政體。

但是僅僅考慮權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制約是不夠的。正如統治者必須考慮財政問題，成幫的設計者也必須考慮優良城邦成員的生存問題。最優良的城邦，在亞氏看來，是中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政體，也許在亞氏看來，中產意味著財富可以使人們“節制”并“慷慨”地生活，而且“中產階級”講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夠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以下對于官職、議事的議論不予討論，僅僅吸收其有益的思想。

接下來亞里士多德開始討論政體變更的原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雖然在此有階級劃分的意識，但更加注重的是政治心理學的因素。首先是平民和寡頭的沖突。他們的沖突是因為財產問題及分配的不均嗎？不是。在亞氏看來，兩者的沖突是因為信仰的不同，即正義價值觀的不同。財富和自由（近代以來“財富”被“自由”取代，“自由”則被“平等”取代），兩者的矛盾很難說是源生于人類中間還是隨財產的分化產生，但是對于兩種信仰沖突的關注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其次，平民和寡頭的沖突引起僭政，因為僭主欺騙雙方，使他們認為只有在僭主的統治下才能使雙方得到安寧，殊不知在僭主看來，挑撥雙方的互相斗爭才是僭主借以維持自己權力的法寶。如果我們參看色諾芬的《希耶羅》則更可以明了這點。僭主因不正當的權力產生恐懼，并因為這種恐懼而運用種種僭術來對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會變得謙卑恭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從而使僭政得以長久維持。這點與《希耶羅》的主旨也相同。最后兩卷的議論初看起來似乎頗為奇怪，在進行了“實踐”多于“理論”的討論后，亞里士多德轉而投向了柏拉圖式的努力，即開始設計理想城邦。與《尼格馬可倫理學》的最后一卷相似，這兩卷在全文中顯得十分突兀。但是我們如果聯系全文來看，實際上它們呈現出了一種非常和諧的關系。前五卷，如果還沒有明白地，至少已經不動聲色地說明了，按照理性與正義的原則建立起最好的城邦是不可能的。人類生活的福祉在于承認人類生活的局限性，并以此為基礎來建立“人”的城邦，而非上帝之城。讓我們再次引用施萊格爾的名言：一個人，天生不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就是一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古希臘思想家所達到的高度是如此絢爛奪目以至于常使后人哀嘆已無事可做。因為他是一個有著現實主義氣質的思想者，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有著后來許多保守主義、懷疑主義、經驗主義等非理性主義的淵源。

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 ——《政治學》讀書筆記

遵循自然差異

首先讓我們從亞里士多德的名言講起：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通常對于這句話的理解是人是要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的，但是政治參與這種說法因為太現代了，所以太狹隘了。我認為亞里士多德說這句話的確切含義是人注定是以共同體的方式生活，或者也可以說城邦是人的自然目的。所有共同體內部都是沖突的，這種沖突源于自然的差異。因此保持差異性就是符合自然的。自然是和諧的整體，可是和諧并不意味著沒有沖突，實際上天崩地裂依然是自然和諧的表征。而亞氏《政治學》的目的就是要為這種自然的差異劃定界限。也就是說人是按照這種自然的差異而分出高低貴賤的，也是按照這種差異而組成社會秩序的。在這里亞氏表現出與乃師的區別，柏拉圖試圖消除這種差異，而尋求一個整齊劃一的城邦。

所以說自然目的論在亞里士多德的學說中占據著一個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就試圖從三個方面對此展開論述。

一、自然與人的本性

再讓我們回到《政治學》的開篇。它是首先從社團開始論述的。逐群而居是人的自然本性，人天生就是社會性的動物。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社會團體都是先于個人的了，個人是團體的一部分。人是政治的動物確切的說就是這個意思。

在第一章中，亞里士多德開宗明義指出：“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而“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它所追求的善業也是最高而最廣的。”（p3）這里的善業是指什么，最高而最廣的善業又指什么？這就涉及到人與城邦的關系問題。

在這一章中，還確立了研究政治學的方式：“應該分析一個組合物為非組合的單純元素——這就得把它分析到無可分析的最小分子。”(P410)我們以后可以看到這種分析方法貫穿了始終：通過分析找到事物之間的本質差異，然后又通過本質差異來確立事物在自然目的序列中的位置。

我們有必要對這種方法詳加探討。我認為通過分解組合物而找出最小分子的方法蘊藏著亞里士多德對于自然整全的理解方式。我們如何去認識一個事物的自然本性，自然作為一個整體，而各個事物構成了其有機的組成部分，這里所謂的有機就是種類的差異。整全的特性因而就是施特勞斯所謂的智性上的差異性。只要找到了物與物之間種類上的差異，也就找到了該事物的自然本性，也就是該事物稱其為該事物的東西。按照這種方法，城邦就是一個高級的組合物，而人是組成他的最基本部分。那么城邦的本性和人的本性有何關系呢？亞里士多德先將城邦分解開來。兩性出于生理的自然而結合成夫婦，然后還有主與奴為了共同厲害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夫婦與主奴關系的結合，就出現了家庭。家庭然后再發展成為村落，最后發展稱為城邦。“城邦是自然的產物。”也就是說家庭是人類社團的最基本形式，而城邦則是人類社團的最高級形式。

等到城邦出現，“社會就進化到了高級而完備的境界，在這種社會團體以內，人類的生活可以獲得完全的自給自足。”“城邦的長成出于人類生活的發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城邦是自然發展的終點。”“當事物發展完成之后，我們就見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長的目的就在顯明其本性。”（p7）由此可見，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這是一種典型的目的論的理解方式，即理解一個事物是按照它的目的來理解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目的不是人類的目的，而是自然目的。

那么為何說城邦是最高的社團呢？因為按照自然目的來說，“自然不造無用的事物，而在各種動物中，獨有人類具備言語的機能。”而言語就能表達善惡和正義的觀念，而城邦就是建立在善惡與正義的觀念基礎之上的。（p8）亦即，按照自然，言語因而善惡與正義是人的最高目的，而這種目的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得到實現。

因而稱城邦在本性上先于個人和家庭。（p9）這里的本性其實是自然，而自然就是自然目的，是在自然目的的序列上，城邦先于個人和家庭。同樣是在自然的序列上，“就本性來說，全體必然先于部分。”（p9）

遵循上述分析的方法，城邦的基本組成部分是家庭。家庭又包含三種關系：主奴、夫婦和父子。（p10）此外還有致富技術一項。此四要素就是要討論的家庭事物。通過后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這三種關系分別對應了不同類型的政體。

先說主奴關系。有人認為主奴關系并非出于自然，而是出于律令或習俗。（p11）可是亞里士多德并不這樣認為。奴隸是在本性上不屬于自己的人格而從屬于別人的人，他就在生活行為上被主人當作一件工具。那么奴隸制度是否符合自然呢？亞氏認為“世上有統治和被統治的區分，這不僅事屬必須，實際上也是有利益的。”（p13）“一切事物如果由若干部分組合而成一個集體，各個部分通常明顯地有統治和被統治的區分。”(p14)這一切都是在自然的名義之下得到論證的。自然創造出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必定是有其目的的，不能自主的人成為別人的奴隸就是這種自然目的的證明。這樣奴隸制就是正當的了。

但是他又否定強迫奴役的合法性，他強調的是出于靈魂的自然差異基礎上的自然奴役的合法性。判斷人類等級的自然標準是人的靈魂的優劣，而非其他。自然把兩個原本相互分離的主奴聯系成一個整體，使得他們厲害與共。如果違反自然，強行在兩個人之間建立這種主奴關系，則不能使他們成為一個整體，因而也就會傷害到雙方的利益。（p19）強制的就不是自然的，而自然是個最終標準。

從這個標準看，主奴的關系與政治家與自由民的關系顯然是不同的。因為主人統治的是作為他的從屬部分的奴隸，而政治家統治的是與他同等的自由民。因此符合自然的城邦應該是自由人的聯合體，而僭政就是最不自然的了，因為它基于主奴關系的強制之上。

另外一個值得討論的也是與我們今天息息相關的問題就是自然目的與財富創造的關系問題。自然為人類準備好了生活所需的物品，游牧、農耕、劫掠等都是合乎自然的獲取財產的方式。他在這里尤其為戰爭（作為廣義的狩獵）的自然正當性做了辯護。這個意義上的財富是有限的，自然不創造無用的東西，同時也不會浪費東西。

可是，另外一種獲得財產的方式即“獲得金錢的技術”，它是不合乎自然的，導致了財富的無限可增性觀念。（p25）它不是家務管理中的一個合乎自然的部分。金錢是最不自然的，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因此對于金錢的追求就是最不自然的生活方式。（比如我們今天的金融資本家）而亞里士多德之所以要做這樣的討論，實際上是要尋找和確認家主和政治家的自然目的（或本分P31），這是以后討論城邦問題的根基。

到了第十二章，亞里士多德轉而論述夫婦和父子關系。與主奴關系不同，它們都是對自由人的統治，但夫婦關系是平等的，類似共和政體；而父子關系是不平等的，類似君主政體。此處有兩點疑問：一，為何對于父子和夫婦關系的討論如此簡略？二，主奴關系類似于何種政體？ 到了第十三章，亞里士多德又回到統治與被統治關系的自然正當性問題上，這一自然正當的最終根據在于靈魂的性質。靈魂在本質上就含有兩種要素：其一為主導，另一為附從。統治和被統治就像靈魂組合中的主導與附從關系一樣自然。

論述及此，亞氏結束了家政的論述，即只討論了主奴關系，而不再討論父子和父子的關系，也不再討論村落關系。而是轉而論述理想城邦。這一結構性的缺失是否蘊含了深意呢？

二、理想城邦——自然與城邦

在開篇第一章亞里士多德首先討論理想城邦有一個前提，即“具備了相當的物質條件以后”。（p43）這個條件對于城邦的設置有何影響呢？現代政治其實就是為了滿足這個物質條件，霍布斯把現代社會的起點定在了人的自我保全之上，而自我保全作為一種自然權利就可以順理成章地擴張成對于財富的、公平的權利的要求，因為財富和公平都是人的自我保全的需要。這份工作是由洛克等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所推進和完成的。

經濟進步、物質豐裕是現代政治最重要的事物，按照阿倫特的說法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化，本來是處理人類政治事務表現人類高貴和自由的領域，現在被卑下低賤的物質生產和勞動所代替，最典型的莫過于馬克思所追求的共產主義社會以及勞動倫理。

而亞里士多德直接就把它排除在了政治學討論的范圍之外。這個依據大概在于，致富并非政治的本分。（p31）而參與政治是需要閑暇的，閑暇的獲得則無疑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為支撐。古典政治借助奴隸制來解決這個問題，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保障另一部分人的自由，其合理性在于一部分不自由的人沒有自由的能力，他們沒有充足的理性自理能力，需要別人的統治和支配。而另一部分自由的人則是具有自由的能力的紳士。

而現代政治則是打破了這種能力等級的區分，要追求人的平等，實際上這是要降低對人的要求，同時要把奴隸制普遍化，要人們都為自己的生計奔波忙碌。這無疑意味著人的高貴性的徹底喪失。

另一個有趣的點在于，亞氏為討論理想城邦尋找到了一個所謂“自然起點”，即人們在進行政治組合時，個人該把哪些事物歸社團公有?關于這個自然起點至少有三個問題值得關注：一，這個問題何以成為一個討論的起點？

二、這個起點何以又是自然的？

三、這種問法與自由主義相似，但目的顯然不同，其不同何在？

關于第一個問題，城邦是一個整體，因而它就一定具有公共的成分，否則城邦將只是一個個原子化的個人的簡單堆積，而這不足以構成一個城邦。所以討論公共的范圍就是一個起點。而這個起點之所以是自然的，也要從城邦在自然目的的序列上先于個人來考慮。而關于第三個問題，這與自由主義劃分公私界限是很不同的，自由主義的劃分是為了保障私人自由，因此其理論的起點和歸宿都是個人，是私的部分。而亞氏的劃分是為了保障城邦的完整性，其理論的起點和歸宿是城邦，是公的部分。

關于這個“自然起點”的初步回答只有兩種。一是完全公有，二是一部分公有，一部分私有。前者是柏拉圖的答案，亞氏就先從這里展開論述。

蘇格拉底的理想國目的是要“消除私心，保證城邦的大公統一”。而亞氏卻認為這種整齊劃一不僅不可能，而且導致的是城邦的消亡。（p45）因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不同品類的分子的集合，而不是同類事物的聚合。（p46）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消除私心，而是盡可能地保持各個部分的自然差異，只有這樣城邦才能稱其為城邦。

這里就涉及到了關于整體有兩種含義：可以是一個一個人的總數合而為全，也可以是集體地不分彼此之為全。前者之全依然有私我，后者之全則沒有私我。但這兩者都未必能導致城邦的洽和。前者可以看成是自由主義的思路，后者可以看成是極權主義的思路，而亞里士多德顯然采取了較為中間的道路，即社群主義的道路。所以我們所亞里士多德是社群主義的鼻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

亞里士多德在后面的第四章繼續討論了婦孺歸公會導致倫常喪失，罪行加重，城邦也會因為友愛的淡乏而不再團結。在第五章則討論了財產歸公問題。財產問題主要涉及生產合分配。最好是土地私有，分配歸公。財富應該“以足夠維持其素樸（節制）而寬裕（自由）的生活”為度。（p64）在考慮城邦的設計時，必須時刻謹記的是何謂正當的生活，而正當的生活中財富是個極其重要的問題。

三、政治的極限——自然與正義 在《政治學》第三卷中，亞氏兩次提到了同一個比較獨特的問題(p157-160，p176)：即城邦如何對待才德卓絕的人。這個才德卓絕的人不只是一般的品德優秀，才能超群，而是“人群中的神祗”（p157）

在第十二章中，亞里士多德提到，政治學上的善就是“正義”，而正義包含兩個因素——事物和應該接受事物的人。（p152）正義的分配是以應該付出恰當價值的事物授予相應收受的人。（《尼科馬克倫理學》卷五章三1131a15）在政治權利的分配上，正義就是“以人們對于城邦各要素的貢獻的大小為依據。”（p154）這是城邦賴以存在的基礎，因而正義就是城邦最大的公共利益。

可是不管是正宗的城邦還是變態的城邦都有自己的正義的標準，也就是任何城邦都有自己的關于賦予相應的人以恰當的事物的標準，比如有些城邦以財富為標準，有的則以出身、才德為標準，還有的則兼而有之。財富、出身、才德和集體多數四者并存于城邦之中。（p135）盡管亞氏說他們的觀念都是偏見，可是它們顯然成為維護特定城邦存續的根基。

可是對于亞氏所謂才德卓絕的人來說，城邦的正義是不能約束他的，就像“不能把宙斯神一并納入人類的政治體系”。(p160)他超越于這些標準之外。如果城邦是一個整體，那它就有理由要求所有人成為他的一部分。可是這樣卓絕的人物，他本身恰恰就是一個整體，而其他的人們便類于他的部分。（p176）正是因為如此，他們實際上是所有城邦的敵人，他們的存在都將潛在地對城邦的存續構成威脅。

亞里士多德說，對于這樣的人，唯一合乎自然的方式就是說服大家服從他的統治，（p176）成為城邦的終身君王。（p160）可是顯然說服似乎是并不起作用的，否則超人也就不會被城邦所放逐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不是君主政體的一種，因為君主是城邦的一部分。終身君王的政治實際上是政治生活的極限，即按照自然的方式來組織政治的極限。政治的最高限度就是哲學王的統治。這個時候的正義標準就是自然的正義標準。

可是我們馬上就意識到，所謂自然的正義標準是自相矛盾的。自然無所謂正義或不義，它自身是最終的標準。各種正義的標準在理論上都必須接受自然的審查。可是政治又必須建基于正義的觀念之上，它必然試圖去掩蓋自然。或者說每一個城邦都試圖把自己所奉承的正義觀念包裝成是自然的，是無可懷疑的。自然是生生不息的，而城邦卻力圖穩定。于是所有城邦都有采取“陶片放逐法”的可能，實際上也是這么做的。亞氏認為即使是出于統治者的私利，采取這種方法“也有政治理論上的根據，而未可全非”（p160）這是政治的自然邏輯，而這個自然邏輯從根本上說是違反人的自然的。

四、結語

本文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了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筆者認為自然目的論始終貫徹著全書的討論，借以確定人的自然本性，理想城邦的結構，也包括后面提到的如何對待“超人”，如何教育城邦的公民等。而需要強調的是自然的目的并不是人的目的，自然理性也不是人的理性。實際上并非所有人都能知曉自然的目的，或者說自然的目的其實是被隱藏起來的，需要哲人去發現。其發現的方法之一，亞里士多德已經清楚地向我們呈現出來了。

《政治學》讀書筆記

古希臘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分為八部份，主要涉及城邦的目的、起源、變更和保全；政體的分類、變更和保全；理想的城邦及其構建；最后論述了公民和青少年的教育問題。另外，這本書還涉及領導者素質和領導藝術的問題；他還闡述了他的法律的思想和司法的思想。

這本書的第一部分主要論述了城邦的起源。

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們之所以要建立一個共同體是為了某種善的目的。家庭是從男人和女人以及主人和奴隸這兩種共同體中形成的，人們組建家庭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當多個家庭為了獲得比生活必須品更多東西而聯合起來時，就形成了村落。隨著人們對善的不斷追求，多個村落為了過上美好的生活而完全結合成一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越來越大，直到大到足以自足或近于自足時，就產生了城邦。

第二部分初步討論了政體的問題以及政體和法律關系的問題。

他認為，城邦的本質在于多樣性，而不在于一致性。以一致性為本質和根本的城邦必然會走向自我否定和毀滅。高度一致性的城邦是人喪失兩種美德：一是男人對女人的情欲；二是慷慨施與財物的美德。

在論及法律與城邦的關系時，他認為，一個優良的城邦中不僅應該通過法律實現財產的均衡和適中，還應該致力于人們的別的方面的平等和均衡，如教育、名譽等。另外，他認為應該保持法律的穩定性，因為法律的變革可能會引起政治**—因為法律的實施和效果最終取決于人們順從法律的習慣而不是內容，而習慣養成需要很長的時間，并且頻繁的變更法律會降低法律的威信。

另外，他還對希波達莫斯政體、斯巴達政體、迦太基政體進行了分析，并提出自己對這些政體的看法。

第三部分論述了公民、政體理論以及法律三方面的問題。

他在對各種關于“公民”的定義進行分析和批判后提出了公民的概念。他認為，公民是參加法庭審判和行政統治的人。其中，參加行政統治的人包括官員、陪審員以及公民大會成員。他還說到，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對共同生活的追求是天生的必然的；人一定會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聚集起來，在共同體中享有自己應得的美好生活。但他同時指出，公民是具有相對性的，因為這種觀念關乎每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人們對涉及自身利益的問題時所做出的判斷總是容易出錯的。

他還討論的政體的問題。他認為政體負責對城邦的各種官職特別是最高官職的某種設置或安排，簡單的說，政體就是政府。此外，他還指出，城邦這種共同體不僅僅是維持人們的生活和分享財富，它還要以優良的生活為目的。他還提出了政體的分類。他認為政體有正確的政體和蛻變的政體。以利益和最高權力的歸屬劃分，正確的政體可分為君主政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權力掌握在一個人手中）、貴族政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權力掌握的少數人手里）、共和政體（以公共利益為目標，權力掌握的大多數人手里）。蛻變的政體分為僭主政體(以私人利益為依據，是蛻變了的君主政體)、寡頭政體（以富人的利益為目標，是蛻變了的貴族政體）和平民政體（以窮人的利益為依據，是蛻變了的共和政體）。

他在這部分也論述了法律的問題。他認為法律分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他認為，城邦應該委任那些能夠公正裁決法律沒有做出規定的事例的人為官員；除此之外，城邦還應隨著時間推移，根據城邦和公民的新經驗來修改和補充新的法律，使法律的統治能與時俱進，保持旺盛的活力和生命力。而且，他還認為，能用法律統治的地方盡量用法律來實施法律統治，法律無規定的地方和時候就必須用人來裁決，并且參與裁決的人應該是多人。

第四部分首先再次提及法律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政體多樣性的原因，再分別對平民政體、寡頭政體和貴族政體進行細分，并提出“中庸政體”是最好的政體的觀點和闡述了政體的三要素。

在這部分的開始，亞里士多德再次強調法律的思想。他說，法律是根據政體制定的，是對政體諸多要素的內容的規定和確認。各個當權者必須依照法律來進行統治，并有義務防止別人違反法律；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時，必須了解政體的類別和這些政體類型之間的差異。

緊接著，他分析了政體多樣性的原因。他認為，每一個城邦都是由不同的要素和部分構成，這些要素和部分在不同的城邦結構和分布是各不相同的。因為，城邦是由不同的家庭構成；城邦的人群有不同的階層；城邦中人的財富、出身、德性等方面也存在著差別。

然后，他對平民政體、寡頭政體、貴族政體分別進行了更細的分類。接著，他提到了“中庸政體”是最優良的政體的觀點。所謂“中庸政體”是中間階級人數占主導，并由中間階層掌權的政體。因為，中間階層既不會掠奪富人的財富，也不會剝奪窮人，更不會由黨爭。他進一步說到，任何一個城邦在構建上都包含性質和數量兩個方面。所謂性質是指自由、財富、教育和門第；而數量指認可的數量。他進一步指出，在任何一個城邦中，沒有任何階層同時在數量和性質上占雙重優勢。所以，要保持一個相對政體的穩定，就要使其支撐者力量大于反對者力量；各個階層在制定法律時，要使中間階層的利益和要求得到顧及。

在這部分的最后，亞里士多德闡述了政體的三要素。他認為，政體應該包括議事、行政、司法三個要素。議事要素負責戰爭與和平、結盟與解盟等公共事務以及法律、死刑、官員選舉和審查等方面事務。這個機構可以由全體公民或部分公民擔任。行政要素則負責各種官職的安排和配置。司法要素主要指法庭的審判等職能；而司法方式的區分標準包括：法庭成員、審理對象、成員任用方式、法庭形式等。

第五部分重要論述了政體的變更和保全的問題。

他認為，政體變更的共同原因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為了避免財產和名譽受到損失；遭到輕蔑或感到恐懼；城邦某部分不成比例地增長；選舉舞弊；城邦之間的失調和戰爭；城邦的地形、位置等。緊接著，他分別詳細論述了平民政體、寡頭政體、貴族政體變更的原因。

接下來，他論述了政體保全的問題。他認為政體保全的共同方式有：讓城邦所有人都嚴格奉公守法；通過法律防止權貴階層之間的敵對和私斗；巧妙地利用政體所面臨的威脅；通過法律防止任何人擁有過多、過大的權力；官員們奉公守法、嚴格自律；通過法律使愿意并有能力維持現政體的人比不愿意、沒能力維持現政體的人要多；對公民實施教育等等。接下來，他論述了君主政體和寡頭政體的保全問題。他認為僭主制政體的保全的方法有：抑制公民的心志并在公民之間制造不信任感；使公民無力量有所作為；僭主不露嚴厲只顯尊貴，要人看到他的人尊敬他；避免暴政；向公民表明呀自己的統治是為了公共利益等等。

在這部分的最后，他分析了蘇格拉底政體變革思想的不足。

第六部分主要論述了政體的構建問題。在論述政體構建問題之前，亞里士多德說明了平民政體的原則和特征。

他認為，平民政體的原則是自由。這里的自由是指人能夠隨心所欲的生活、每個人輪流地進行統治和被統治。另外，他認為平民政體的特征應該包括以下方面：官員由全體公民選舉產生；官員通過抽簽產生；全體公民統治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又統治全體公民；就職的官員沒有財產要求或者只要很低的要求；一個人不能兩次擔任同一官職；官員的任期是短暫的；所有的公民都有審判權，一切案件都由公民選出的人來審理；公民大會對一切事情，至少是重要的事情有最后的決定權。

他認為在進行政體的構建時，要著眼于長遠。部隊的組成方面，要根據城邦的地理環境來決定兵種和數量。最后他著重論述了官員的設置問題。他認為，官員的應該包括以下幾種類型：商業管理的官員；負責城鎮建設的官員；負責鄉村建筑的官員；負責公共收入的官員；負責登記各種契約和法庭判決的官員；負責執行司法判決、罰款和監督犯人的官員；經手公共款項的官員；負責宗教事務的官員；負責公民教化的官員等等。

第七部分主要論述了理想城邦應該具備的條件。

他認為，在一個理想的城邦中，個人的幸福和城邦的幸福應該是一致的；人口合理、地理環境優越，軍事力量強大；人民的生命力旺盛而且富有思想。除此之外，階層劃分應該合理；城邦選址合理；婚配及生育合理。最后是注重兒童的教育。

第八部分主要論述了青少年的培養問題。

他認為，對青少年的培養是城邦共同的責任。在對青少年進行的教育內容要適當而且要全面。他還主張通過讀寫、體育、音樂、繪畫等對青少年進行培養。

亞里士多德這本書，論述了多方面的內容，開創了政治學研究之先河，使政治學成為獨立的學科。

但他的思想也有不足之處。他認為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如他認為有的人天生就適合做奴隸，有的人天生就適合做自由民，有的人天生適合做統治者。

另外他的思想又有自相違背的地方。他在論述平民政體的原則時，官員應該有全體公民產生，但在后面他又說官員應該通過抽簽產生。到底是哪個，我們不知道。

《政治學》讀書筆記 “可能的藝術”與“可行的藝術”：《理想國》與《政治學》的比較閱讀之一種

柏拉圖的《理想國》與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可以說是古希臘，乃至是整個政治學、哲學史上最經典的著作，同時，由于兩位作者之間的師承關系，這兩部著作之間必不可少的存在一些親緣關系，這從《政治學》中許多地方出現的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的批評可以看到。這一切，使得把它們放在一起作一番比較閱讀的嘗試成為必要，雖然這絕對可以說是一項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務。我在這里試圖做的是選取“理想政體與政體選擇”這個兩部著作共同關注的思想主題為視角，以《政治學》作為閱讀的焦點，對比兩者的寫作風格與目的，探究兩者間的分歧，以及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圍內力求分析這種差異得以產生的現實及理論根源。由此，我的思路如下：

一、《理想國》與《政治學》共同的問題域：理想政體的理念

二、兩者間的分歧：政體的劃分以及理想政體的實現途徑

三、分歧與差異的根源：“可能的藝術”與“可行的藝術”

一、《理想國》與《政治學》共同的問題域：理想政體的理念

“公民與共同體的一致”與“共同體至上”是古希臘政治思想的主題。這里所謂的“一致”與“至上性”是專指城邦作為共同體之一種與公民或者個人的關系上而言，這兩個問題實際上是統一的。雖然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諸多批評，但在這個問題上，兩位思想家的觀點是非常一致的。柏拉圖認為：“對于一個國家來講，還有什么比鬧分裂化一為多更惡的嗎？還有什么比講團結化多為一更善的嗎？”“當一個國家最最像一個人的時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國家。”（1.P197）亞氏同樣認為“政治團體以統一為至善”（2.P47），他說：“城邦[雖在發生程序上后于個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則先于個人和家庭。就本性來說，全體必然先于部分。”（2.P8）城邦不僅出于人類生活的實際需要，它更重要的是還具有深刻的倫理意義，即：“城邦的長成出于人類?生活?的發展，而其實際的存在卻是為了?優良的生活?。”（2.P7）換言之，“城邦是若干生活良好的家庭或部族為了追求自足而至善的生活，才行結合而構成的”。因此，“政治團體的存在并不是由于社會生活，而是為了美善的行為”；（2.P140）而“優良的立法家們對于任何城邦或種族或社會所當為之操心的真正目的必須是大家共同的優良生活以及由此而獲致的幸福”。（2.P348）在此基礎上，亞里士多德得出了他關于城邦與公民關系的著名結論：“由此可以明白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類自然是趨向于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歸屬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個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2.P7）實際上，“城邦先于個人”的觀念，可以說是整個古希臘時期的思想主流。在這個問題上，懷疑派，犬儒學派等等因其倡導個人利益或者個人意識，而成為古希臘思想的另類或異端。

從這種觀念出發，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什么樣的政體才是最優良的政體”這一關鍵問題的描述也是非常相似的。柏拉圖認為：“一個真正的治國者追求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1.P31）他在對理想城邦的護衛者這個群體的描述中說道：“我們所關心的是使一個護衛者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護衛者，盡可能使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得到幸福，而不是只為某一個階級考慮，只使一個階級得到幸福。”（1.P203）亞里士多德也說：“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各種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的政體就都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2.P132）兩者的關聯與一致性是顯而易見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柏拉圖的理想城邦的理念與亞里士多德的殊無二質，這根本上是由于他們對城邦統一的基礎的理解的不同所導致的。對于這個問題我將在下面加以展開。

二、由共同走向不同：從現實政體劃分到理想城邦

經過以上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實際上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對理想的城邦的描述有一定的共性。他們追求的都是如何保證與實現公民個人與城邦共同體的一致性乃至使這一一致性得以穩固長久。但是統一的基礎是什么？這種理想如何達成？進一步說任何現實政體形式過渡到理想政體有那些可能的道路選擇？在這些問題上，兩者有著截然不同的差別。

對于柏拉圖而言，他繼承了蘇格拉底的“知識即美德”的觀念，認為城邦一致性的真正基礎在于“知識”或者是基于理性的美德，及其具體的體現者——哲人王身上。從這個意義上說，柏拉圖認為任何現實政體都是不可取的，或者說都是對理想政體的理念的背離。因此他對所有的現實政體持一種無差別的批判態度。他說：“現行的政治制度我所以怨它們，正是因為其中沒有一種是適合哲學本性的。”（1.P248）然而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他對所謂利益、幸福、美德等等問題的理解是建立在常識的水平上的。他認為：“我們不僅應該研究理想的最優良政體，也須研究可能實現的政體，而且由此更設想到最適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實行的政體。”“實際政治家……他應該像我們預先說明的，幫助任何現存政體[給予補救或改進]。”（2.P177）進一步而言，亞里士多德所認為的“優良政體”的“優良”的涵義也是與柏拉圖截然不同的。他說：“我們所說的優良，不是普通人所不能實現的或必須具有特殊天賦并經過特殊教育才能達到的標準，也不是那些認為只有理想的政體才能達到的標準，我們是就大多數人所能實踐的生活以及大多數城邦所能接受的政體，進行我們的研究。”（2.P204）這句話可以看作是亞里士多德對《理想國》的直接的毫不隱諱的批評，也是整部《政治學》的立意所在。因此在對現實政制的理解上，三種正宗政體的類型，無論君主、貴族還是共和政體在亞里士多德那里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說都是“優良的”。亞里士多德因此反對柏拉圖的“優良政體”的觀念。以一個具體例子來說，在對衛國者的幸福的判斷上，亞里士多德指出：“他（蘇格拉底）認為立法家以全邦的幸福為重，于是不惜剝奪衛國之士的幸福。可是，這必須在各個部分的全部或大多數，或至少有若干部分獲得幸福（快樂）以后，才能談到全體的幸福（快樂）……在這樣的城邦中，倘使衛國之士索然寡歡，其它的人又將誰能快樂？”（2.P61）不過在柏拉圖那里，蘇格拉底在回答別人的指責，即“沒有使護衛者得到幸福，他們掌握一切，自己卻什么都沒有”的時候，就已經明確指出：“既然我們的扶助者的生活，看起來比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勝利者的生活還要好，那么，還有什么必要去和鞋匠，其他匠人，以及農民的生活去比較嗎？”（1.P203）可以看出，柏拉圖眼中的最幸福的生活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卻是無法忍受的，因此，從這一點出發，二者對現實政體的看法以及劃分，還有對“什么樣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或者“什么樣的政體才是理想政體”等問題的判斷也是截然不同的。

柏拉圖對政體的劃分是非常簡單的，可以說，實際上只有兩種政體：現實的和理想的。現實的包括斯巴達和克里特政制，寡頭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治（1.P313），都是不正當的和應該遭受批評的；理想的就是柏拉圖借蘇格拉底的言辭設計出來的哲人王的理想城邦。之所以說在柏拉圖那里實際上僅有兩種政體劃分是因為在他看來，任何現實政制，如果沒有朝著理想城邦邁進的話，最終都會歸于僭主政制這一城邦的最后禍害，無可挽回。當然，這種政體劃分是亞里士多德所無法接受的，這是和他們對政體進行劃分的目的不同有著直接關聯。柏拉圖的劃分的目的在于找到最惡的政體形式，并與最好的政體即哲人王的政體進行對比，論證最正義的生活是最幸福的生活，最不正義的生活也是最不幸福的生活。而亞里士多德的“分清并列舉每一類型的政體的諸品種”的目的在于“考察哪種政體最易實施”以及在各不同政體中“考察哪一類適宜于哪一類公民團體”，進一步的目的在于，人們選擇了政體之后“應該怎樣著手進行”。（2.P180）

因此，同柏拉圖對所有現實政體的無差別批判不同，亞里士多德雖然對他的“2×3”的六種政體形式中的某些政體持一定的批判態度，但更核心的目的在于尋找如何能使各種政體得以穩定或得以保全的途徑。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甚至當起了僭主的老師——雖然這種政制是他強烈批判的。當然，亞里士多德在討論各種政體形式的時候絕非是“價值中立”的，他的價值傾向突出表現在他認為任何變態政體若想保全，就必須過渡到相應的正宗類型。這一點可以從他對各種變態政體的“出謀劃策”中明顯看到。比如他認為“就寡頭政體而言，應認真注意窮人的利益”（2.P271）對于僭主而言，“在他的人民面前，應表現為大眾的管家或本邦的仁王，而不是一個專制的僭主，應表現為自己不重私利而為萬民公益的監護人，應以克己復禮為平生素習，萬事不為過分”，這樣最終導致僭主統治“既可以因此較為持久；自己的習性也必日趨于善良”（2.P301）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注意窮人利益的寡頭政體實際上已經不是寡頭政體了，而具有了貴族政體的色彩；同樣，能夠達到這些要求的僭主也就不能稱其為僭主，而具有了君主的特質。因此，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任何變態政體都可以有一條現實道路以復歸為正宗政體并得以保全，甚至達到優良。反觀柏拉圖卻并不認為不正當的政體向正當的政體的過渡會如此簡單——雖然不是毫無可能。柏拉圖說：“有一項變動可以引起所要求的改革。這個變動并非輕而易舉，但卻是可能實現的。……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為一。”（1.P215）因為：“在哲學家成為城邦統治者之前，無論城邦還是公民個人都不能終止邪惡，我們用理論想象出來的制度也不可能實現。”（1.P255）這是首要條件，當然還包括柏拉圖之后談的的一些附加條件，比如“他們（哲學家——引者注）把所有十歲以上的有公民身份的大人送到鄉下去，把孩子接受過來……用自己制定的習慣和法律培養他們成人”（1.P310）、“拒絕讓詩人進入治理良好的城邦”（1.P404）等具體手段。當然，就其現實性而言，是遠遠無法和亞里士多德的策略相比的。

三、可能的藝術與可行的藝術——《理想國》與《政治學》不同的理論特質

對于相同的問題，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具體體現在之前談到的等等問題中。進一步的問題即在于追問這種不同產生的根源何在。用一個簡單的判斷來定義二者的分別，即：《理想國》實為一種“可能的藝術”，而《政治學》乃一“可行的藝術”。

“可能性”的表述貫穿《理想國》全書。我認為《理想國》包含的兩大思想主題，一是描述善的理念以及生活，二是論證這種善是可能的——這種可能性是純理念的和超時間的。（《理想國》中的時間性問題比較復雜，在此不作展開）這兩個問題以善的理念為中心，而論證這種善的可能性僅僅是對善的理念的一種佐證，即“關于正義之類美德本身我們也必須不滿足于像現在這樣觀其草圖，我們必須注意其最后的成品”。（1.P259）因為從根本上說，所謂“善的理念”本身即包含一切善的因素，現實性自然是其中之一，或者說，它必須具有現實性，否則它就不是“善”的——雖然這種“現實性”是以“可能性”的表述出現的。因此，柏拉圖一再強調《理想國》中的理想城邦形式是“（我們）用言辭構建的”、“用理論想象的”，并且一直用藝術家畫畫來類比理想城邦的構成與治理。

因此，從“理想國在現實中無法實現”這個角度對柏拉圖展開批判是無力的。在柏拉圖看來，理想城邦無法實現的原因不是在于理想城邦，或者善的理念本身有問題，而恰恰是現實的風俗、習慣、法律、政制，或更根本的說，是“現實的人”有問題，因此他才會提出要把所有成人趕出城邦，只留下孩子，并由真正的哲學家對他們進行系統教育，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伽達默爾才會認為，“教育”是整部《理想國》的最核心問題。因此，柏拉圖從來不去遷就來自現實性方向的批判。因此當格勞孔認為“合意的城邦你（蘇格拉底，引者注）是指我們在理論中建立起來的那個城邦，那個理想中的城邦。但是我想這種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的時候，蘇格拉底回答道：“或許天上建有它的一個原型”。（1.P386）柏拉圖作為一個哲學家的孤傲氣質即在于此。但柏拉圖《理想國》的目的絕非僅僅是要塑造一個“天上的城邦”而已，更根本的在于，柏拉圖對謀殺了蘇格拉底的希臘城邦政制強烈不滿，因此借助對“天上的城邦”這一“可能的藝術”的贊美，表達了對所有希臘城邦的丑惡政治現實的憤怒與批判。

蘇格拉底之死對柏拉圖的震動是巨大的，直接引發了柏拉圖對于一個事物如何既能“善”也能保持強大的問題的思考，換句話說，哲學家與現實城邦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之間的差異的根源就在于亞氏身為一個外邦人，根本不具有柏拉圖的這種生活體驗，因而他更可能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從純客觀事實出發，以他的正宗政體與變態政體的標準，疏理150多個希臘城邦的政制現實，并探討任何一種政制可能得以保全、持久的途徑。因此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實際上就是一門“可行的藝術”。所謂“可行”即體現在《政治學》提出的五大問題上（2.P180）。在這里，亞氏不愧出身于醫生世家，他在看待城邦政制問題之時，自始至終懷有一種“醫生的眼光”，簡而言之，他看待現實城邦的眼光是：首先是診斷，即明確什么樣的是病態的，什么是健康的。變態政體就是病態政體，如想保全并維持，必須過渡到健康政體，即正宗政體；其次是治療，即任何一病態政體過渡到健康政體的現實途徑，對于各種政體的種種道路選擇或治療方案，亞里士多德的講述是非常詳盡的；最后，探討一般政體的毀滅和保全的原因何在，即何種措施能夠預防健康政體墮落為病態政體。當然，所有的問題都要遵守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即必須關注穩定性，因此亞氏才會把“效忠現行政體”作為擔任邦中最高職務的人的首要要求（2.P271）。對于一個合格的醫生而言，無論病人患的是什么病，把他治死絕對不是醫生的職責所在，同理，即使對于僭主政體這一亞氏最憎惡的政體形式，他仍然本著醫生的操守為其出謀劃策，尋找其可能過渡到君主政體的手段。

因此，在我看來，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差別是畫家與醫生的差別；《理想國》與《政治學》的差別是“可能的藝術”與“可行的藝術”的差別，也可以理解為是一幅精雕細琢的美麗圖畫與內容詳盡精巧的醫書的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講，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的理論不滿并進行批評是非常正常的——雖然我們可以想象，柏拉圖對于這個學生的批評也是根本不屑一顧的。而正是因為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間的這種思想差異的較量與爭鋒，使得整個西方思想史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兩顆種子開始生根發芽，最終枝繁葉茂，交相輝映。

參考書目：

1.柏拉圖：《理想國》，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

第二篇：《政治學》亞里士多德----讀書筆記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讀書筆記

在希臘，盡管過去人們對于祖先和神靈有著類似于在中國一般的敬意和崇拜，但是這種敬意和崇拜先是隨著逐漸平民化的革命從政治上逐漸驅逐，又在被哲學家們尋求智慧和真理的努力所逐漸打破。蘇各拉底的死意義重大的一點是一顆古往今來可能是最偉大的頭腦中思想火花之熄滅并非由于專制君主或寡頭出于控制思想的需要和對于獨立思想者的恐懼，恰恰相反，是出于民眾的無知、對真理的恐懼和傳統的力量。

柏拉圖因此對民主政治不抱好感。這位理想主義者因此走向了理性主義極端的一個高峰也即追求“類神牧”的或者“哲學王”的統治（另一個高峰顯然要等到歐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們如盧梭和康德等的出現來補充）。然而可貴的是，嚴謹地秉持“中庸”之道的亞里士多德對他的老師進行了可貴的背叛。

《尼格馬可倫理學》相當完整地論述了一個完整的人在德性和品質上所能達到的高度，但是，一個人要達到這樣的高度顯然不可能與他所處的政治環境分開，因為“人天生是政治動物”。因此亞里士多德開始準備討論什么是比較理想的政治體制。

第一卷仍然應當視為對展開論述的一個準備工作。政治學應當從何處開始？家庭，原因是城邦的基本構成單位就是家庭。但是亞里士多德從一開始就批評了那些認為治城邦如治家，家長、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區別僅在于治理人數的不同而已。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古代中國的政治關系由血緣的家庭關系演化而來，因此家長制、宗族關系、大宗權和父權是普遍存在的。當孔子說“齊家治國平天下”時，我們應當牢記，那是當時的真正政治形態，因為事實上治理“國”的統治者們，正是以管理家族的方式統治的。

但是在希臘這不同。基于血緣的家族政治鏈條在一個時期被砍斷了。對此，人們的記憶是，君主制被貴族制取代，貴族制又被民主制取代。正如古希臘普遍提到的一個古老的政治故事：當一個僭主的妻子抱怨他留給后代的權力被嚴重削弱之時，僭主答道：“恰恰相反，是加強了，因為權力的被制約使王位的穩固有了保證。”

亞里士多德像很多哲學家一樣注意到了治家與治國、牧畜與牧人有著根本的不同。但是亞里士多德并不是一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中庸”和實際永遠是我們理解亞里士多德的最好注解。亞里士多德盡管承認“并非所有奴隸或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奴隸或自然自由人”，但是，與柏拉圖“構成人的材料”的神話如出一轍，“自然打算讓人們這樣，一部分人服從而另一部分人則顯示權威和運用高貴者的權力”，因為人們天性如此，有人天生是自由人，有人天生是奴隸。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只會唱高調的人。盡管一些自由主義者有足夠的理由仇視他，這個古老的道理最終還是被熊彼特們在“人生而平等”甚囂塵上的年代以精英民主主義曲折地但是無可置疑地辯護了。

因此統治術分成兩種：針對自由人的和針對奴隸的。第一卷對于這個問題的論述到此暫告一段落，因為正題還沒有被引入。亞里士多德接下來談了關于“獲取”的技藝，即致富術。這一段對于我們把握致富術對于城邦的重要性有幫助的一點是財富對于一個統治者來說是應當考慮的，但他們不應以此為目的。正如家長應當考慮家庭成員的健康，但是這是醫生們必須考慮的問題一樣。當然，由于國家比一個家庭更需要金錢，因此有可能有政治家致全力于理財。

下面一段更可使我們看到亞里士多德與柏拉圖的繼承性。靈魂天生由統治和服從的兩部分構成，既然統治應當出于德性，那么統治者就應當具有完美的倫理德性，即主人的技藝，也就是理性；而臣民只需對其有用的理性就足夠了。即：每個人具有著相同的德性，但其組成和程度不同。男人的勇敢體現于發號施令，而女人的勇敢體現于服從。

第一卷所要討論的問題，如主奴關系、夫妻關系、致富術等已基本完畢。要注意的是，這些都還主要是亞里士多德在家庭層次上的論述。因為先前我們已經說過，城邦由家庭構成。第二卷開始，亞里士多德開始討論政體問題。

第一句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們準備考察，對于那些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說，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什么。”亞里士多德既不理想化又不庸俗化的習性在這一句中展露無遺。亞氏顯然是不同意柏拉圖式的理想政治模式的，因為沒有人能實現那種生活理想。但亞氏希望人們能夠盡量實現善的生活。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由“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實現的，既不是神，也不是墮落的人們。

這一句話是值得重視的，因為緊接著，亞里士多德就開始了對于柏拉圖《理想國》中共產主義模式的批評。柏拉圖的理想國建立在一個重要的邏輯基礎上，即最完美的國家內在類似于最完美的個人靈魂，也就是：國家的最理想的組織模式是整齊劃一的，國家各部分如人身體各部分一樣。這是古希臘哲學家們師法自然的一個體現。但是亞里士多德駁斥這種觀點恰恰是違背了自然，因為它無視城邦的自然，卻把它等同于個人的自然。這里和第一卷中探索城邦的起源是遙相呼應的。亞里士多德提出一個相當有力的觀點：城邦的本質就是多樣性。正如《尼格馬可倫理學》中提到的，亞里士多德對于共產主義和妻子共有制的批判首先立足于，它損害了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的論述更是經典：一件東西要引起人們的關心和鐘愛，主要有兩點，即它是你自己的，并且它是珍貴的。同時他還論述了共有制引起的對于身份認同的破壞以及由此帶來的無序和混亂。

亞氏在建立城邦的具體技術上對于柏拉圖的批判我們暫不討論，接下來的批判集中在《法律篇》上，盡管普遍認為這篇論述已相對《理想國》接近現實。然而亞氏仍然批評它結合了平民制和僭主制這兩種最壞的形式，從而使選舉容易被特定群體左右。這種批評，值得注意之處在于它是制度上的。亞里士多德確實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實用主義者。

但是亞里士多德仍然是一個念念不忘美德作用的古希臘哲人。在論及其它政體時，亞氏指出，防治犯罪不僅在于分配，還在于培養節制的習俗。這與現代的觀點截然不同。自由主義者顯然堅持如何使用財富并非國家社會所應干涉，我們所能夠的仍在于以法治與制度來防范問題的發生而并非道德化地推行權力。這也許是因為自政治學“現代化“后權力因素終于脫離倫理而獨立的緣故。我們不否認亞氏的解決之道是一種比較好的方法，但是研究政治學的人需注意，權力，永遠是你身邊的一頭野性并未全然消失的狼狗。

我們繼續乘著“中庸“之舟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遨游。接下來亞里士多德對于法的變革提出了重要的看法：政治學是一門需要革新的技術，但是變法的危險是會削弱法律的威力。法律無法強迫人們服從，只有習慣才能做到。中國百年來的變法家與革命家，似乎都沒有好好地閱讀亞里士多德。

接下來主要是描述性的，對于各城邦政體好壞的考察和政治家的貢獻。需要注意的是，在那個時代，實行共餐制的斯巴達、克里特和迦太基似乎普遍受人稱贊，這與亞氏似乎同其老師一樣較為推崇貴族制究竟是互為因果還是怎樣目前還不清楚。不管怎樣，亞氏的觀點始終趨于保守和非理性主義，比如他提到政體逐漸地偏向平民化有時是出于偶然的，而從他的字里行間我們也看到立法者并不能決定政體的發展方向。至少，亞里士多德在不動聲色地說明這點。

第三卷是亞氏立論的重要篇章。首先是關于公民的定義，公民即有資格參與城邦議事和審判事務的人，對當時來說，基本這就是城邦政治生活的全部，因此公民的首要特征在于對于政治生活的關注。接下來的論述似乎與《尼各馬可倫理學》聯系相當緊密：善良之人的德性與良好公民的德性是否相同？亞氏的回答是并非善良之人并不妨礙成為一個好的公民。如果允許我們借此無限發揮，那么我要說，這種將政治獨立于倫理的思想實在對于政治學的近代化有著重要的意義（這里的論述簡直可以作為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的一個導言）然后是政體。這部分一直以來似乎相當受人關注，亞里士多德的政體思想集古希臘之大成，并影響了西塞羅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普遍的且扼要的對于政體思想的描述是：正確的政體

以正義為原則，以統治者利益為最高的政體都是它們的變體。正確的政體分為三種：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相應的變體也有三種：僭主制、寡頭制和平民制。

但是我們對亞里士多德的理解不應當在此止步。寡頭制和平民制是按照居統治地位人數多少來劃分還是按照財富的多少來劃分？亞氏說，因為富人普遍是少數，窮人普遍是多數，所以對這兩種政體的劃分往往有上述兩種誤解。但這兩種標準都不是根本問題，重要的是，寡頭制的人民和平民制的人民對于正義的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在于財富，后者在于自由。亞里士多德說，他們都僅僅看到了正義照亮了自己的那一個側面。

假如再允許我發揮的話，我要說，哈耶克和羅爾斯，以及neo-liberalism和new-liberalism的爭論，似乎也沒有跳出這個局面。

因此亞里士多德教導說，真正重要的在于人們應當意識到，城邦并非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為了優良生活而存在，否則奴隸和畜生也可以組成城邦。忽略古典哲學家們對于倫理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表述永遠是不明智的。亞里士多德是一個務實的柏拉圖，他把柏拉圖的次好變成了最好，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和柏拉圖在最高層面上，或者說在不屬于這個世界的那一部分上是相通的。

進一步，亞里士多德論述了城邦的權力歸屬問題。即使法治可以避免激情，但是法律的制定仍然受到利益群體的影響。對此，亞里士多德并沒有給出什么樣的法律才是恰當。如果我們有悟性，也許可以猜想到，在亞里士多德這樣的智慧者看來，試圖用理性的計劃來設計制度或方式來達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也許有人能做到，但這極需要運氣。

然后是另一個問題：如何面對城邦中極為出色的人？雅典等城邦的做法是陶片放逐，因為部分超過整體是危險的。但是亞里士多德說，這顯然不符合城邦之目的是為了最高善。因此解決方法是所有人心甘情愿跟著這樣的人，奉他為王。問題是，如何使這樣的人獲得和交出王位？因為城邦不僅僅是一代人的事，它關系到一代代人，因此若無一個習慣或者制度，這顯然比失去一個哲人的統治更可怕。可是怎樣的制度才能保證我們真正發現這樣的人？當這個人去世以后，如果城邦中再沒有這樣的人，政權如何平穩過渡？最后，如何在一個現實的城邦中實現這一點？

倘若我們以此來詰責亞里士多德的論述，那么我們是犯了把《政治學》當成《理想國》來閱讀的錯誤。因為亞里士多德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憑空設計一個最好的城邦，相反，他所孜孜追求的，應當是一個最恰當的城邦，也即最符合當地風土人情的最好城邦。因此亞里士多德對于君主制之描述，如果不把它單純看成是對歷史的記敘，則應當理解為亞里士多德的意思是容易找到德性明顯高出常人的人的城邦最適合君主制。隱含的意思是，德性不足的民眾中最容易產生君主，而這樣的統治也最適宜他們。

亞里士多德關于古代社會的論述就是這樣的。他講到，當城邦中德性較高的人越來越多后，君主制開始逐漸被共和制和寡頭制取代。但是平民政體，在亞氏看來，顯然是眾人德性墮落的結果。民眾決斷一切是永遠和野心家的煽動與僭主的謀權分不開的。當法律的權威也在這種平民政體中失落時，這種平民政體就不復成為一個政體了（對比亞氏認為另一種不是政體的政治形態即東方的專制政治）。

共和政體同貴族政體，按亞里士多德的理解，都可以視為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某種混合，區別在于一者傾向平民而一者傾向寡頭。但是究其所言，貴族制的價值標準是“德性”，而共和制則應當在于“平衡”，即完美的混合。共和政體的成員，應當無一人有意組織另外形式的政體。

但是僅僅考慮權力的分配和制度的制約是不夠的。正如統治者必須考慮財政問題，成幫的設計者也必須考慮優良城邦成員的生存問題。最優良的城邦，在亞氏看來，是中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政體，也許在亞氏看來，中產意味著財富可以使人們“節制”并“慷慨”地生活，而且“中產階級”講求平等，注重德性，能夠更容易做到“中庸”的美德。

以下對于官職、議事的議論不予討論，僅僅吸收其有益的思想。

接下來亞里士多德開始討論政體變更的原因。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亞里士多德雖然在此有階級劃分的意識，但更加注重的是政治心理學的因素。首先是平民和寡頭的沖突。他們的沖突是因為財產問題及分配的不均嗎？不是。在亞氏看來，兩者的沖突是因為信仰的不同，即正義價值觀的不同。財富和自由（近代以來“財富”被“自由”取代，“自由”則被“平等”取代），兩者的矛盾很難說是源生于人類中間還是隨財產的分化產生，但是對于兩種信仰沖突的關注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才是真正重要的因素。其次，平民和寡頭的沖突引起僭政，因為僭主欺騙雙方，使他們認為只有在僭主的統治下才能使雙方得到安寧，殊不知在僭主看來，挑撥雙方的互相斗爭才是僭主借以維持自己權力的法寶。如果我們參看色諾芬的《希耶羅》則更可以明了這點。僭主因不正當的權力產生恐懼，并因為這種恐懼而運用種種僭術來對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會變得謙卑恭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從而使僭政得以長久維持。這點與《希耶羅》的主旨也相同。

最后兩卷的議論初看起來似乎頗為奇怪，在進行了“實踐”多于“理論”的討論后，亞里士多德轉而投向了柏拉圖式的努力，即開始設計理想城邦。與《尼格馬可倫理學》的最后一卷相似，這兩卷在全文中顯得十分突兀。但是我們如果聯系全文來看，實際上它們呈現出了一種非常和諧的關系。前五卷，如果還沒有明白地，至少已經不動聲色地說明了，按照理性與正義的原則建立起最好的城邦是不可能的。人類生活的福祉在于承認人類生活的局限性，并以此為基礎來建立“人”的城邦，而非上帝之城。讓我們再次引用施萊格爾的名言：一個人，天生不是一個柏拉圖主義者，就是一個亞里士多德主義者。古希臘思想家所達到的高度是如此絢爛奪目以至于常使后人哀嘆已無事可做。因為他是一個有著現實主義氣質的思想者，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有著后來許多保守主義、懷疑主義、經驗主義等非理性主義的淵源。

第三篇：讀書筆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讀書筆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房晶鵬

數學與物理科學學院 20100405140

有一部在古希臘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學論著——《政治學》。讀《政治學》，便不得不介紹其作者——亞里士多德。首先，我簡單敘述下亞里士多德生平。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的老師。馬克思曾稱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恩格斯稱他是古代的黑格爾。亞里士多德一生勤奮治學，從事的學術研究涉及到邏輯學、修辭學、物理學、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等，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書，據說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論》、《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其對后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有人說：如果說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人類國家的政治體制開啟了一扇窗的話，那么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為國家政治體制撐起了一片天。在西方歷史上，亞里士多德對后世歐洲的影響僅次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師承柏拉圖，又有獨創性的發展。那么在這里我與大家簡單分享下我讀著作《政治學》的總結和感想。《政治學》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它所建立的體系和一系列政治觀點，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全書在對 100多個城邦政制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從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這一前提出發，系統論述了什么是對公民最好的國家。全書共 8卷103章，按內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討城邦、政體等基本理論。認為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一種社會團體，追求最高最廣的善業。人類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經家庭、村坊而組成城邦。政體按其宗旨及最高統治權執行者的人數，分為正宗與變態兩大類。前者為君主、貴族、共和 3種，后者為僭主、寡頭、平民3種。②第2卷，批駁取消私有財產和家庭的主張,評析當時的各種政制。③第 4、5、6卷, 論述現實中的平民、寡頭、共和等政體的具體形態、變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是最穩定的政體。④第7、8卷，論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問題。《政治學》主要強調了教育與政治的關系，提出和諧發展教育觀和教育年齡分期。

在書中，他和他的老師柏拉圖一樣，把教育視為奴隸主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強調教育的政治意義，要求由國家創辦并管理學校教育。他還把心理學引進教育學的討論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須依靠并適應自然、發展兒童天性中的潛在能力的思想，開啟了后代資產階級“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據兒童發展順序作了劃分教育年齡階段的嘗試，并從理論上論證了和諧發展教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亞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論證了教育要適應兒童自然天性發展的思想，并以之確定了教育的年齡分期，對各年齡階段教育的要求、組織、內容和方法等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意見，要求成人應根據兒童年齡特征對其進行教育。他認為人不同于其他動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種特性。因而只有遵循這種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個人從出生到21歲期間受教育的年齡按每7年為一自然階段劃分為三個時期：從初生到7歲為第一個時期；從7歲到14歲(青春期)為第二個時期；從14歲到21歲為第三個時期。他把課程分為有用和文雅兩類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歐美中等和高等教育達兩千年之久。亞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學》，既影響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進了中世紀歐洲學校教育的發展，又對文藝復興以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及發展，起了相當大的啟示作用。他對幼兒教育的專門論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實踐的思想對今天的教育實踐仍有借鑒作用。須指出的是，他的整個教育體系，體現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其中充滿了階級的偏見和反動思想，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這也正是說明了在該書中也存在許多不足取之處。不過這大部分體現在他對政治體制方面的論述。亞里士多德在書中提出了“人從本性上說是政治的動物”的命題，闡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質、目的、任務和活動原則，提出了關于公共權力、政體、法治等方面的理論。亞里士多德將政體分為四種：寡頭制、民主制、混合政體、僭主政體。例如在談到奴隸制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信仰平等的人。縱使承 認了奴隸與婦女的服從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應該不應該平等，還仍然是 個問題。他說有些人認為這是可以愿望的，根據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關鍵都在於財產的 規定。他反對這種論證說“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過多而不是由於缺匱；沒有一個人是因 為要躲避凍餒才變成為一個暴君的”。在我看來，他的諸多觀點也是矛盾的！比如： 亞里士多德說，選舉行 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簽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極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會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簽選出來的大量 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於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當他批評民主制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是這種東西。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別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 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裏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亞里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 種有限度的為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為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們。他告訴我們說，在有些城邦里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 一切的傷害”。亞里士多德把國家的整體是建立在社會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上，在此基礎上探討國家的問題，他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認為人按照其本醒必須結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國家也由此產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會的產物，具有社會性的。哲學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把復雜的世間萬物抽象成具體的東西。亞里士多德的政治體制并非完美無暇的，它有一個致命的硬傷，他在國家的必備條件里說過，一個國家只有廣闊的土地是沒有什么益處的，但廣闊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條件，他眼中國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讓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夠在一起召開并便于管理會議。這不僅讓人有點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論盡限于雅典這么一個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進行推廣的。具體后人有沒有借鑒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學說付出實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敗的，因為這一些的理論看似和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質的差別，那就是兩種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經濟基礎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奴隸制生產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亞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類與政治的內在相聯性 ,并精確地預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題——公正 ,精辟地指出了社會中法律、正義、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時遷勢易 ,隨著人類社會政治生活復雜性的充分顯示 ,人類的政治認知水平大大提高。現代政治學以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為借助 ,已能較為清晰地給我們展現人類政治生活畫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為現代化政治體制的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在《政治學》中我們也受益匪淺，從教育到政治。不過對我而言，我們從中學習的是亞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懷有他一樣的執著，我們也定當有所成。

第四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讀書筆記

讀書筆記--葉曄讀大師經典之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1.總體感覺----贊

經過兩個月的擠海綿般的見縫插針閱讀，我終于讀完了亞氏的《政治學》一書，并做了一些淺易的摘編和介紹。一邊閱讀，一邊為這位偉大的思想家而震驚，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希臘時代就能有如此見地之著述，他不愧為開西方政治學研究的始祖，《政治學不愧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

亞氏從中等階層的利益出發，主張用加強中等階層的力量的辦法來平衡富有者和貧民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使奴隸主國家不至崩潰。他少年時師從柏拉圖，受其影響頗大，但后來終于擺脫了柏拉圖的影響，創立了自己的體系。

縱觀《政治學》一書，亞氏更多的在本書中運用了類比，對比和例證的研究方法。重視經驗研究方法，在本書第二卷中，他分析批判了柏拉圖等人以及別的時期的前輩關于政體的思想，闡述了歷代政體的興衰得失，為他后來關于政治的各種精辟觀點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有人說：如果說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人類國家的政治體制開啟了一扇窗的話，那么亞氏的政治學為國家政治體制撐起了一片天。在西方歷史上，亞氏對后世歐洲的影響僅次于柏拉圖。亞氏的教育思想，既師承柏拉圖，又有獨創性的發展。那么在這里我與大家簡單分享下我讀著作《政治學》的總結和感想。《政治學》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它所建立的體系和一系列政治觀點，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全書在對100多個城邦政制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從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這一前提出發，系統論述了什么是對公民最好的國家。

2.作者介紹----牛

《政治學》是古希臘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學論著。讀《政治學》，請老師允許我介紹其作者——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

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的老師。馬克思曾稱亞氏是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恩格斯稱他是古代的黑格爾。亞氏一生勤奮治學，從事的學術研究涉及到邏輯學、修辭學、物理學、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等，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書，據說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論》、《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其對后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3.各章介紹----全

全書從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這一前提出發，系統論述了什么是對公民最好的國家。全書共8卷103章，按內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討城邦、公民、政體等基本理論。②第2卷，批駁取消私有財產和家庭的主張,評析當時的各種政制。③第4、5、6卷,論述現實中的平民、寡頭、共和等政體的具體形態、變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是最穩定的政體。④第7、8卷，論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問題。具體內容如下：

31.第一、三卷

第一卷應當是對展開論述的一個準備工作。政治學應當從何處開始？家庭，原因是城邦的基本構成單位就是家庭。但是亞氏從一開始就批評了那些認為治城邦如治家，家長、主人、政治家和君主實際上是一個意思，區別僅在于治理人數的不同而已。我們必須注意的是，古代中國的政治關系由血緣的家庭關系演化而來，因此家長制、宗族關系、大宗權和父權是普遍存在的。當孔子說“齊家治國平天下”時，我們應當牢記，那是當時的真正政治形態，因為事實上治理“國”的統治者們，正是以管理家族的方式統治的。亞氏像很多哲學家一樣注意到了治家與治國、牧畜與牧人有著根本的不同。但是亞氏并不是一個天生的自由主義者，“中庸”和實際永遠是我們理解亞氏的最好注解。亞氏盡管承認“并非所有奴隸或所有自由人都是自然奴隸或自然自由人”，但是，與柏拉圖“構

成人的材料”的神話如出一轍，“自然打算讓人們這樣，一部分人服從而另一部分人則顯示權威和運用高貴者的權力”，因為人們天性如此，有人天生是自由人，有人天生是奴隸。亞氏不是一個只會唱高調的人。盡管一些自由主義者有足夠的理由仇視他，這個古老的道理最終還是被熊彼特們在“人生而平等”甚囂塵上的年代以精英民主主義曲折地但是無可置疑地辯護了。

亞氏確實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實用主義者。但是亞氏仍然是一個念念不忘美德作用的古希臘哲人。在論及其它政體時，亞氏指出，防治犯罪不僅在于分配，還在于培養節制的習俗。這與現代的觀點截然不同。自由主義者顯然堅持如何使用財富并非國家社會所應干涉，我們所能夠的仍在于以法治與制度來防范問題的發生而并非道德化地推行權力。這也許是因為自政治學“現代化“后權力因素終于脫離倫理而獨立的緣故。我們不否認亞氏的解決之道是一種比較好的方法，但是研究政治學的人需注意，權力，永遠是你身邊的一頭野性并未全然消失的狼狗。

第三卷是亞氏立論的重要篇章。首先是關于公民的定義，然后是政體。這部分一直以來似乎相當受人關注，亞氏的政體思想集古希臘之大成，并影響了西塞羅等一批重要的思想家。普遍的且扼要的對于政體思想的描述是：正確的政體以正義為原則，以統治者利益為最高的政體都是它們的變體。正確的政體分為三種：君主制、貴族制和共和制，相應的變體也有三種：僭主制、寡頭制和平民制。

因此亞氏教導說，真正重要的在于人們應當意識到，城邦并非為了生活而存在，而是為了優良生活而存在，否則奴隸和畜生也可以組成城邦。忽略古典哲學家們對于倫理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的表述永遠是不明智的。亞氏是一個務實的柏拉圖，他把柏拉圖的次好變成了最好，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和柏拉圖在最高層面上，或者說在不屬于這個世界的那一部分上是相通的。

進一步，亞氏論述了城邦的權力歸屬問題。即使法治可以避免激

情，但是法律的制定仍然受到利益群體的影響。對此，亞氏并沒有給出什么樣的法律才是恰當。如果我們有悟性，也許可以猜想到，在亞氏這樣的智慧者看來，試圖用理性的計劃來設計制度或方式來達到這一點，是不可能的。也許有人能做到，但這極需要運氣。

然后是另一個問題：如何面對城邦中極為出色的人？雅典等城邦的做法是陶片放逐，因為部分超過整體是危險的。但是亞氏說，這顯然不符合城邦之目的是為了最高善。因此解決方法是所有人心甘情愿跟著這樣的人，奉他為王。問題是，如何使這樣的人獲得和交出王位？因為城邦不僅僅是一代人的事，它關系到一代代人，因此若無一個習慣或者制度，這顯然比失去一個哲人的統治更可怕。可是怎樣的制度才能保證我們真正發現這樣的人？當這個人去世以后，如果城邦中再沒有這樣的人，政權如何平穩過渡？最后，如何在一個現實的城邦中實現這一點？

32.第二卷

從第二卷開始，亞氏開始討論各種政體了。政體的研究也是全書的核心和關鍵。“我們準備考察，對于那些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說，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什么。”亞氏認為政治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所以要研究所謂的理想政體，更要考察現存的各種不同的政體。理想政體應當是能夠實際可用的，因此最好的政治共同體是由最能實現其生活理想的人來實現的。這種處于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中庸主義式的思想貫穿著全書的始終。“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第二卷中亞氏開始了對其師柏拉圖及其理想政體的強烈批判。他認為，“城邦的本質就是許多分子的集合”，反對柏拉圖整齊劃一式的最理想的城邦組合形式。他還反對妻子財產共有等等柏拉圖的共有制的思想。接下來，亞氏批判了柏拉圖《法律篇》中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兩種最壞政體形式的結合體—共和政體。在最后，亞氏還比較分析了斯巴達、克里特、迦太基等不同的政體形式，33、第四、五、六卷

卷四 談現實政體的類別，同時提出城邦都有議事、行政、審判三機能。

第五卷亞氏開始討論各種政體覆滅更替的原因，以及保存政體的最佳方法是什么。首先是平民政體和寡頭政體的沖突。根本原因是二者的正義觀不同：自由和財富的對立。其次，平民和寡頭的沖突引起僭政，因為僭主欺騙雙方，使他們認為只有在僭主的統治下才能使雙方得到安寧，可實質確是，挑撥雙方的互相斗爭才是僭主維持自己權力的法寶。僭主因不正當的權力產生恐懼，并因為這種恐懼而運用種種僭術來對付人民。但是，明智的僭主會變得謙卑恭順，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法律，從而使僭政得以長久維持。這也是僭主制的保全方法。

卷六談建立平民政體的方法。

34.第七、八卷

亞氏從新回到了對于理想城邦的討論。最優秀的政體就要有最值得選取的生活。對于幸福的人，幸福的城邦的討論。以及對于土地分配，共餐制，子女的撫養和教育問題，音樂、文學等等具有柏拉圖式理想觀的討論。這也說明亞氏的思想終究在某些方面被其師柏拉圖深深的影響。

4、重要觀點----恒

41.“人是政治的動物”

首先讓我們從亞氏的名言講起：人是政治的動物，我們通常對于這句話的理解是人是要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的，但是政治參與這種說法因為太現代了，所以太狹隘了。我認為亞氏說這句話的確切含義是人注定是以共同體的方式生活，或者也可以說城邦是人的自然目的。所有共同體內部都是沖突的，這種沖突源于自然的差異。因此保持差異性就是符合自然的。自然是和諧的整體，可是和諧并不意味著沒有沖突，實際上天崩地裂依然是自然和諧的表征。而亞氏《政治學》的目的就是要為這種自然的差異劃定界

限。也就是說人是按照這種自然的差異而分出高低貴賤的，也是按照這種差異而組成社會秩序的。在這里亞氏表現出與乃師的區別，柏拉圖試圖消除這種差異，而尋求一個整齊劃一的城邦。

42.公民

亞氏認為，社會中一般存在三個階層，即富人、窮人和中間階層。就是“占有一份適當而充足的財產”的人，他們不會為富不仁，也不會覬覦他人。因此他提出的治國之道是抑富扶貧，強化中間。中產階級最能順從理性和中庸，中產階級為基礎的政體是最好的政體。對于一種政體來說，最好是恪守“中庸之道”，對于統治者來說也是如此。這種中庸思想與中國孔子的思想雖有相似之處，但是孔子卻更傾向于貴族統治。孔子由性談情，重視直覺，是一種價值中庸。亞氏由理談情，重在理性的思索，是一種實踐理性。

43.中庸

亞氏關于公民的定義，也影響深遠。亞氏對公民的定義是“凡有權參加議事、審判職能的人，我們就可以說他是一城邦的公民”。由此可見，他強調的是公民要有直接參加城邦權力機構的權利，即人的政治權利或機構的職權。是否享有政治權利是能否成為公民的必要條件。在亞氏看來，奴隸不屬于公民，而只有公民才能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亞氏首先提出了公民權利平等的思想。他認為“天生平等的人按照其自然本性必須具有同等的權利和同等的價值。人們認為統治者并不比被統治者具有更多的權利,所以應當由大家輪流統治和被統治”。當今社會，我們也在提倡公民教育，培養公民精神。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要培養主體意識，包括公民的權利意識、參與意識、平等意識。還有培養公民的責任意識，包括法律意識和公德意識。

44.法治

亞氏的法治思想也很值得我們借鑒，他在本中提到：“邦國雖有良法，要是人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實現法治。法治應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

又應該是良好的法律。”亞氏認為一人之治具有諸多局限性。一方面,“單獨一人就容易因憤懣或其它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此外，“多數群眾也比少數人為不易腐敗”。另一方面“,一人之治，在執政的時候容易引起偏向。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難以免除任意與不確定。此外，一人之治很難實行,因為他實際上不能獨理萬機。”故法治優于人治。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制定良好的法律是法治的前提，法治首先需要一個完善的法律體系。縱觀我國的歷史，人治一直是占主導地位的，我國現在也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治國家。雖然現在有法可依已經解決，但是，法治的另一個關鍵要素是法律至上，即法律必須被普遍的服從。我們在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上還存在很多問題，我們要在這些方面下大力氣，下真功夫，真正朝著法制化的方向邁進，這當然也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結語----鑒

回顧亞氏的政治哲學，我們不難看出人類自古以來對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對于何為美好生活的不斷思考。而對于還處于“前近代社會”，和并未落實憲政和民主訴求的現今中國來說。亞氏仍然具有其積極的意義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義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對于粗暴的歷史單線論的盲目崇拜和對于國家主義的狂熱擁抱，但對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和民主體制似乎并沒有一個準確的目標和規劃。回顧以亞氏為源頭的共和主義，我們似乎可以看見一點點答案。共和主義的熱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與自由主義的清冽相調和，則可以建構一條通往開放、自由社會的小道。

第五篇：讀書筆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讀書筆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有一部在古希臘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學論著——《政治學》。讀《政治學》，便不得不介紹其作者——亞里士多德。首先，我簡單敘述下亞里士多德生平。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的老師。馬克思曾稱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恩格斯稱他是古代的黑格爾。亞里士多德一生勤奮治學，從事的學術研究涉及到邏輯學、修辭學、物理學、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等，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書，據說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論》、《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其對后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有人說：如果說柏拉圖的理想國為人類國家的政治體制開啟了一扇窗的話，那么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為國家政治體制撐起了一片天。在西方歷史上，亞里士多德對后世歐洲的影響僅次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師承柏拉圖，又有獨創性的發展。那么在這里我與大家簡單分享下我讀著作《政治學》的總結和感想。《政治學》被公認為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它所建立的體系和一系列政治觀點，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全書在對 100多個城邦政制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從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這一前提出發，系統論述了什么是對公民最好的國家。全書共 8卷103章，按內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討城邦、政體等基本理論。認為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一種社會團體，追求最高最廣的善業。人類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經家庭、村坊而組成城邦。政體按其宗旨及最高統治權執行者的人數，分為正宗與變態兩大類。前者為君主、貴族、共和 3種，后者為僭主、寡頭、平民3種。②第2卷，批駁取消私有財產和家庭的主張,評析當時的各種政制。③第 4、5、6卷, 論述現實中的平民、寡頭、共和等政體的具體形態、變革原因及其防范措施，提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是最穩定的政體。④第7、8卷，論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問題。《政治學》主要強調了教育與政治的關系，提出和諧發展教育觀和教育年齡分期。

在書中，他和他的老師柏拉圖一樣，把教育視為奴隸主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強調教育的政治意義，要求由國家創辦并管理學校教育。他還把心理學引進教育學的討論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須依靠并適應自然、發展兒童天性中的潛在能力的思想，開啟了后代資產階級“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據兒童發展順序作了劃分教育年齡階段的嘗試，并從理論上論證了和諧發展教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亞里士多德首次提出并論證了教育要適應兒童自然天性發展的思想，并以之確定了教育的年齡分期，對各年齡階段教育的要求、組織、內容和方法等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意見，要求成人應根據兒童年齡特征對其進行教育。他認為人不同于其他動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種特性。因而只有遵循這種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個人從出生到21歲期間受教育的年齡按每7年為一自然階段劃分為三個時期：從初生到7歲為第一個時期；從7歲到14歲(青春期)為第二個時期；從14歲到21歲為第三個時期。他把課程分為有用和文雅兩類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歐美中等和高等教育達兩千年之久。亞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學》，既影響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進了中世紀歐洲學校教育的發展，又對文藝復興以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及發展，起了相當大的啟示作用。他對幼兒教育的專門論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實踐的思想對今天的教育實踐仍有借鑒作用。須指出的是，他的整個教育體系，體現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其

中充滿了階級的偏見和反動思想，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這也正是說明了在該書中也存在許多不足取之處。不過這大部分體現在他對政治體制方面的論述。亞里士多德在書中提出了“人從本性上說是政治的動物”的命題，闡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質、目的、任務和活動原則，提出了關于公共權力、政體、法治等方面的理論。亞里士多德將政體分為四種：寡頭制、民主制、混合政體、僭主政體。例如在談到奴隸制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信仰平等的人。縱使承 認了奴隸與婦女的服從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應該不應該平等，還仍然是 個問題。他說有些人認為這是可以愿望的，根據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關鍵都在於財產的 規定。他反對這種論證說“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過多而不是由於缺匱；沒有一個人是因 為要躲避凍餒才變成為一個暴君的”。在我看來，他的諸多觀點也是矛盾的！比如： 亞里士多德說，選舉行 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簽來任命行政官才是民主的。在極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會是高於法律之上的，并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簽選出來的大量 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於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當他批評民主制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是這種東西。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別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 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裏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為最壞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亞里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 種有限度的為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為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為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家伙們。他告訴我們說，在有些城邦里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 一切的傷害”。亞里士多德把國家的整體是建立在社會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上，在此基礎上探討國家的問題，他認為人是政治的動物，認為人按照其本醒必須結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國家也由此產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會的產物，具有社會性的。哲學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把復雜的世間萬物抽象成具體的東西。亞里士多德的政治體制并非完美無暇的，它有一個致命的硬傷，他在國家的必備條件里說過，一個國家只有廣闊的土地是沒有什么益處的，但廣闊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條件，他眼中國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讓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了解，能夠在一起召開并便于管理會議。這不僅讓人有點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論盡限于雅典這么一個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進行推廣的。具體后人有沒有借鑒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學說付出實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敗的，因為這一些的理論看似和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質的差別，那就是兩種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經濟基礎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奴隸制生產方式上，后者建立在高速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亞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類與政治的內在相聯性 ,并精確地預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題——公正 ,精辟地指出了社會中法律、正義、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時遷勢易 ,隨著人類社會政治生活復雜性的充分顯示 ,人類的政治認知水平大大提高。現代政治學以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為借助 ,已能較為清晰地給我們展現人類政治生活畫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為現代化政治體制的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在《政治學》中我們也受益匪淺，從教育到政治。不過對我而言，我們從中學習的是亞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懷有他一樣的執著，我們也定當有所成。

中國需要理性務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且需采取一種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體制邁進的改革策略

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群眾政治參與積極性的不斷提高相適應，因而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這一點，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講得十分明確。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嚴的必由之路。

政治體制改革改什么、怎么改，人們有著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是，應借鑒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實踐經驗及體制架構，在中國實行普選制和多黨制，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另一種主張是，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政治體制改革只需在現有框架內進行即可，無需吸收借鑒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對于前一種主張，贊成的人不多。據前述環球網的調查，僅有15.5%的受訪者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體制。究其原因，一是人們擔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國可能會發生“水土不服”的情況；二是激烈的變革容易使現行社會秩序和運作陷入混亂，進而危及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對于后一種主張，人們主要擔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滿足中國向現代強國和公民社會轉型的民主與正義需求。

種種跡象表明，圍繞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爭論有意識形態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蔓延下去，勢必會延誤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增加未來改革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為了使政治體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進行，我們主張，遵循現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規律，本著實事求是原則，著眼于解決實際問題，務實地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現實國情，要求我們采取一種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體制邁進的改革策略。我們認為，在未來30年，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內，要使經濟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健康快速成長，中國應實行適當集中的政治體制與較為分散的經濟體制相搭配的發展模式。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都曾經實行過這樣的模式。我們的考慮是：第一，實行較為集中的政治體制，是解決二元結構轉型時期復雜經濟社會問題（如收入差距拉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等）的保證。第二，較為集中的政治體制是保證國家平衡發展和加強民族親和力的制度條件。第三，較為集中控制而又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有利于經濟的平穩發展。第四，政治體制的構建，要融于基本國情和民族的傳統文化文明之中。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在推進執政黨自身改革、加強人大政協的地位等方面不斷取得突破

順應社會期待，破解改革難題，我們可以設想，下一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當在以下方

面不斷取得突破。

推進執政黨自身改革。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時期，適應建立一個適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在此前提下，黨要著力推進自身改革，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在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體制和執政方式。要確保黨的活動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黨的政策和主張通過合法途徑上升為國家意志。理順黨與公共權力的關系，努力實現科學執政。其次，要推進黨管干部的科學化。要從對干部個體管理的具體事務中擺脫出來，更多地轉向通過政策導向來保證干部隊伍的質量。第三，要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的領導。尊重新聞自身發展的規律，通過法律手段引導和保障新聞媒體健康有序發展，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第四，要發展黨內民主。重點是完善黨內差額選舉制度。

加強人大、政協的地位。從實際運作看，全國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權力，充分體現其憲法規定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有許多問題需要破題。包括：精簡代表名額、逐步推行人大代表專職化、政府和檢察院、法院代表逐步減少并退出人大、建立人大會議辯論制度、以差額選舉的方式產生代表等。人民政協制度是體現協商民主的先進制度。遵循協商政治的一般規律，提升政協組織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膽探索：逐步引入競爭選舉機制，增強政協委員的民意代表性；調整政協的組織構成，容納地區、民族的代表，發揮政協解決區域紛爭、促進地區和諧穩定的作用；賦予政協一定的立法權，硬化政協的地位。

實現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時代的潮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離立法的民主化還有很大差距。實現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對現行立法原則和程序加以調整和完善。如擴大提出議案的主體范圍；法律法規的制定要公開、透明、民主；消除部門立法的弊端；強化立法的法律監督。

推進政府的改革。其重點是：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改革財政預算制度，形成一個為人民服務的公共預算以及向人民公開透明的陽光預算。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既保證中央的權威和國家的統一，又發揮地方的活力，調動其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積極性。

推進司法獨立。我國現行司法體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來，是司法的等級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業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增強司法的獨立性，需要建構符合司法內在規律的法官和檢察官管理制度，實現法官和檢察官制度的現代化；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執行機制；實現法院、檢察院人事和經費垂直管理。

大力發展社會組織。發展社會組織，是落實公民結社自由權利的具體體現。從政治角度看，執政黨發展社會組織的導向已經十分明確。推動社會組織發展，需要在體制政策、發展環境、結構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體來說，一是要突出發展重點。大力發展各類工商技術協會、社區自治組織、慈善組織、中介服務組織。二是要創新發展環境。包括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從一些社會領域退出；放寬準入條件，加強監管；增強社會組織的民間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導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會組織立法，保證社會組織的法定地位。

政治體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勢所趨。清醒地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務，堅持務實漸進的改革策略，有利于中國平穩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對此，我們堅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