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示

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改革的啟示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當下，正處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最為關鍵的階段，如何通過學習和借鑒先進的經濟理論，設計適應一國經濟文化政治的經濟運行體制，從而推動經濟向前發展和良性循環，是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本文試圖通過對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內涵及特點、核心理論的粗淺探討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內涵及特征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內涵

新制度經濟學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為了與老制度經濟學相區別，威廉姆森提出了“新制度經濟學”這一術語。關于制度的概念，西方學者有數種不同的解釋。舒爾茨將制度定義為“管束人們行為的一系列規則”，凡勃倫則將制度作為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諾斯認為“制度是個社會的游戲規則，更規范的講，它們是為人們的相互關系而人為設定的一些制約”，他將制度分為三種類型即正式規則、非正式規則和這些規則的執行機制。新制度經濟學派則更多的將制度作為“一種行為規范, 同時也是一種經濟資源, 它可以為人們提供有價值的服務”。

綜上所述，結合新制度經濟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新制度經濟學的內涵應為：經濟學家利用經濟學的方法去研究制度，利用正統的經濟理論去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行，并發現這些制度在經濟體系運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特點 一般來說，新制度經濟學具有以下特點：

1.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與繼承。與老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否定不同，新制度經濟學批判的繼承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研究制度的產生、作用及其演變，如新制度經濟學吸取了新古典經濟學的一些分析方法如經濟人假設、收益最大化和邊際替代等，從而拓展了經濟學研究空間，豐富了經濟學研究的對象，發展和補充了新古典經濟學。

2.對“經濟人”的態度持批判態度。威廉姆森認為，“經濟人”的自利行為常常會導致機會主義，即經濟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為了利己不惜去損人。他借用西蒙在《管理行為》中提出的人的“有限理性”觀點，說明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總是力求理性原則，但是人的理性有限，人們的理性會受到信息傳播的效率和他接受信息的能力等諸多因素的限制，這種限制使得人們在市場交易活動中由于信息的不充分或接受信息的能力不強而造成市場交易費用的增加。

3.分析方法上的特色。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分析方法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比如以個人主義作為它的哲學基礎，以理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前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以最大化“為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以成本收益法分析經濟制度產生、演進和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并提出制度改進的途徑。

二、新制度經濟學的四大核心理論

作為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派之一的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貢獻都非同一般。新制度學派大概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伴隨60年后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進步、生產擴大過剩、社會矛盾尖銳等特點而興起。發展至今，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已具有一定的規模，形成了四大核心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產權理論、企業理論、制度變遷理論。

（一）交易費用理論

作為新制度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交易費用理論從契約的角度來看待和研究經濟組織，該理論認為“任何一種能被表述為契約問題的經濟或組織問題,都能在節約交易成本的意義上進行深入的探討”。1937年科斯在其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最早提出“交易費用”的概念，科斯認為交易費用是“市場機制運行的成本，由于交易費用的存在，使市場配臵資源的效率降低了”。通常情況下，交易費用包括搜尋費用、談判費用和實施費用。

“交易費用”概念的提出，對于新制度經濟學發展具有深遠意義。可以說，離開交易費用范疇，就不會有新制度經濟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資源的稀缺資性，交易費用理論表明交易活動也具有稀缺性，因而經濟學可以將交易作為一種稀缺性資源進行研究，從而使經濟學進一步透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從交易費用為零到交易費用為正的過程，使得人們可以重新認識市場機制的作用。另外，市場的不確定性導致交易也是冒風險的，因而交易活動需要付出成本，從而也就有如何配臵的問題。資源配臵問題就是經濟效率問題。所以，必須改善制度，減少交易費用這部分“內耗”，提高經濟效率、提升資源配臵效率。

（二）產權理論

產權經濟學大師阿爾欽認為：“產權是一個社會所強制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物品的使用的權利。”這揭示了產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德姆塞茨在《關于產權的理論》一文中對產權的定義是“所謂產權，是指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產權是一種社會工具，有助于人們形成那些他們可以合理持有的預期”，其強調了產權的行為性和社會關系性質。諾斯認為“產權本質上是一種排他性權利”，強調了產權的排他性。因而，新制度經濟學家一般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權利，是一種社會關系，是規定人們相互行為關系的一種規則，并且是社會的基礎性規則。

關于產權的最著名的科斯定理，“只要制度是明晰的，并且交易成本為零或者很小，則無論在開始時將產權賦予誰，市場均衡的最終結果都將是有效的”，表明無論開始將產權賦予誰，市場的最終結果都是有效率的，實現資源配臵的帕累托最優。產權實質上是一套激勵與約束機制。影響和激勵行為，是產權的一個基本功能。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安排直接影響資源配臵效率，一個社會的經濟績效如何，最終取決于產權安排對個人行為所提供的激勵。

（三）企業理論

關于企業的起源問題，科斯運用其首創的交易費用分析工具，對企業的性質以及企業與市場并存于現實經濟世界這一事實做出了先驅性的解釋，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單一生產制度體系——市場機制，拓展為彼此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的、包括企業與市場的二重生產制度體系。科斯認為市場上的交易使用價格機制來協調的，企業不同于市場的特征就是用行政命令取代了價格機制成為資源配臵的方式。企業的存在把原來許多屬于市場交易的行為“內部化”了，斯密的“看不見的手”被行政手段所替代，即許多原來要由市場交易的經濟行為現在卻在企業內部進行協調了。

科斯認為，企業和市場不過是兩種不同而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體制。在科斯看來，市場機制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并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交易費用的節省是企業產生、存在以及替代市場機制的惟一動力。在企業規模的確定問題上，科斯認為，由于企業管理過程本身也會產生有費用，并且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其管理費用也在增加，因而企業規模不可能無限擴大，其規模達到它所支付的管理費用和企業擴大所節約的費用相等時，企業就達到了其最大規模。

（四）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代表人物諾斯在《西方世界成長的經濟理論》和《莊園制度的興衰：一個理論模式》兩篇論文中提出一個中心論點：一種提供適當的個人激勵的有效制度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種制度的產生是有代價的，除非其所帶來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否則這種新制度不會出現。諾斯認為制度變遷的動因在于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制度變遷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對節約交易費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變遷可以理解為一種收益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收益較低的制度的替代過程。在看待經濟增長中的技術因素時，科斯認為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人們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諾斯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增長分析，把制度作為經濟發展的內在因素來研究，說明制度變遷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指出了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使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更為成熟和完善，為人們思考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問題開闊了更廣闊的視野與更深刻的思路。

在對國家的作用和意識形態的作用，諾斯也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諾斯在制度變遷理論中對產權理論并沒用多大發展，可是諾斯的獨創之處是將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相結合，提出有關國家“暴力潛能”分配論，認為“若暴力潛能在公民之間進行平等分配，便產生契約性國家；若暴力潛能分配是不平等的，則產生掠奪性國家。”“國家為取得收入而以一組被稱之為保護和公正的服務做交換。”即國家暴力以能實現社會合作現實其公正性。諾斯實質上上市將科斯的企業理論引入國家問題而展開分析：統治者也是一個具有福利或者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經濟人”，他們也面臨生存和發展的問題，在競爭和交換過程中，他們也是“有限理性”，其行為也具有機會主義傾向。國家暴力在界定與行使產權的經濟增長、衰退或停滯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在對意識形態的作用分析中，諾斯認為意識形態是“人們關于世界的一套信念。”“一個擁有健全倫理道德的社會，它就會成為社會穩定、經濟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劑，從而使制度的作用發揮更為完善，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諾斯具體的分析了意識形態的經濟功能，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公平的意識形態為社會成員的行為提供一個共同的準繩，減少內耗，提高效率。

三、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啟示

改革開放是中國實現經濟增長與發展的轉折點，在這一過程中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變革，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不可否認制度的變革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這也從一個方面印證了新制度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的科學性。以下是新制度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些啟示。

（一）產權方面。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是在我國引起極大的反響西方經濟學理論之一，對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有著重要的啟示。新制度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國的制度結構是開啟財富潛力的鑰匙。經濟學家張五常作為科斯理論的傳播者、繼承者和創新者，特意把最近出版的《中國經濟制度》一書獻給科斯，稱“他那權利要有清楚界定的理念，喚醒了一個龐大的國家”。周其仁教授認為，中國改革就是“一部未完成的產權改革史”。科斯本人在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如果產權沒有得到界定，交易費用居高不下，市場經濟就難以運轉。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一直在通過改革來界定產權、降低交易費用，顯然是取得了很大的進展。”2003年, 我國明確提出了產權制度改革的問題。十六屆三中全會更進一步的提出了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 建立現代產權制度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其中受影響最深刻的就是我國的農地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為我們提供了明確產權的產權激勵問題，就農民的信息空間或農民承包土地和出賣農產品的信息成本過高提出了通過完善農地產權制度，建立一個完整的農地產權激勵機制，使產權機構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實現農地的可持續利用，推動我國農地制度變遷。

（二）制度創新。新制度經濟學在分析方法和政府行為中,提供了分析政府機構中腐敗與反腐敗問題的視角。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它實際上是公職人員和那些參與腐敗交易的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動機驅動下經過成本— 收益計算后得出的合乎理性的選擇，而制度通 過影響個人對成本和收益的計算最終影響著 個人選擇；提供了加強政府公務員職業道德建設、提高政府結構效率的依據；提供了政府行 政機構改革的主要途徑——制度創新。科斯在談到中國當前面臨的腐敗問題時，曾表示“我不認為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是腐敗，也不認為中國目前的腐敗是市場化改革的副產品。在市場化改革之前就有腐敗了。腐敗的根源是一種不良的社會體系，使一些人尤其是政府官員，得到了以腐敗牟利的機會。”

（三）企業理論。制度分析方法與企業行為中, 新制度經濟學指導完善公司法人內部治理結構。認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就是為解決委托—代理問題 而提供的一種激勵約束機制，是對一個企業經營管理和績效進行監督的制度安排，是一套對 公司剩余索取權進行配臵的法規構架；同時，新制度經濟學引導人們重視對中國企業文化 的研究——企業與團隊精神。目前我國所進行的企業產權改革就是一種國家機制主導的制度變遷。

改革和發展是我國目前最大的現實，中國經濟學要想有所突破，新制度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是必然選擇。中國的經濟改革實踐提出了許多西方主流經濟學和傳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都無法解答的理論難題。最后引用科斯2010年在芝加哥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論壇上所說的“我一直對中國的潛力充滿信心。”

第二篇：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

新制度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

——縣際競爭與成渝經濟區發展問題

摘要：張五常提出，縣際競爭是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能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激烈的縣際競爭促使市場經濟價格體制的建立，能有效避免租值消散。從縣際競爭的角度看成渝經濟區發展問題，希望可以在“十二五”規劃的背景下，探尋西部經濟的發展模式。

關鍵詞：縣際競爭約束競爭合約成渝經濟區

中國經濟改革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幾乎處于相同的步調，理論引導著改革實踐，而實踐又不斷為理論注入新鮮血液。張五常是為中國改革引入科斯理論的第一人，他的產權、合約理論與科斯一脈相承，在經濟改革的潮流中發揮很重要的作用，要從縣際競爭的角度看待成渝經濟區的問題，必須先從《中國的經濟制度》中的相關概念、理論說起。

一、縣際競爭與約束競爭合約

縣際競爭是指市場經濟條件下地理位置鄰近的縣級行政區政府圍繞改善基礎設施、制度環境、人文環境等非流動經濟要素、吸引資本、勞動等可流動經濟要素而展開的競爭，培育要素在當地的“根系”，使之扎根當地，其目的是通過吸引資本、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以及爭取上級特殊政策以盡可能提高本行政區居 民的福利和人均收入，促進轄區經濟增長。

“中國的地區從上而下分七層…...這七層是從上而下地以承包合約串連起來的。上下連串，但左右不連。地區競爭于是在有同樣承包責任的地區出現，即是同層的不同地區互相競爭。”縣際競爭雙方處于不同承包合約的同一層次，這種合約安排使縣際競爭具有一些特點，比如縣級行政區的界限、競爭激烈等

所謂“縣際”，也就規定了這種競爭的界限是縣級行政區，縣際競爭不是簡單的區域競爭，原因在于使用土地的權力。土地對發展中國家很重要，在農業、工業、房地產等經濟層面都是極其寶貴的稀缺資源，土地的利用效率可以直接決定經濟發展狀況。因而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主要的經濟權力不在村、鎮、省而是在縣，從土地的使用權對經濟的作用來看，縣際競爭比一般情況的地區政府競爭更有現實意義。

“競爭”來源于資源的稀缺性。阿爾欽提出，任何社會，只要有稀缺，必有競爭，而決定勝者與負者的規則可以闡釋為產權制度。從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出發，每個經濟人都在極力使用稀缺資源來滿足需要，如果競爭是無序的、混亂的，那么會產生租值消散，消散的租值其實就是實施不完善制度而產生的制度費用。產權界定是保障競爭有序進行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從約束競爭的角度來說，產權界定下的權利制度安排可以看成是一組合約，稱為約束競爭合約。

縣際競爭最激烈。因為縣級政府決定經濟發展的實際權力相對較大。而且，在同一個省或市政府轄區內，縣與縣之間的競爭具有較強的可比性（地域的邊界、權力的邊界均比較清楚、所擁有的條件也比較清楚），縣領導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績考核中，排名靠前的縣，其主要領導可以進入到高一級政府黨政班子的常委）、縣財政的松緊、縣領導干部的經濟收入（招商引資提成、經濟發展獎勵）等都與縣域經濟發展緊密相關。縣級政府在許多方面具有商業機構的特征。

二、成渝經濟區現狀分析

2009年7月，國家發改委在成都召開了編制工作會，會議初步商議成渝經濟區區域規劃將涵蓋四川的15個市和重慶的31個區縣，總面積是20.61萬平方公里，人口9840.7萬，GDP總量1.58萬億元。其中重慶除了一小時經濟圈的23

個區縣外，還有渝東北的萬州、梁平、豐都、開縣、墊江、忠縣、云陽和渝東南的石柱八個被納入了成渝經濟區，整個成渝經濟區涉及的重慶幅員面積是1.15萬，占37.56%，占重慶人口2380萬，占重慶總人口的62.5%。

成渝經濟區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具有自然條件優勢，長江及其支流貫穿整個經濟區直接帶來交通優勢，另外勞動力資源豐富、幅員廣闊、西部科學技術中心等優勢也讓經濟區具備了發展成為增長極的可能條件，“十二五”規劃堅持把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放在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優先位置，給予特殊政策支持，發揮資源優勢和生態安全屏障作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支持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成渝經濟區在西部經濟發展中具有領跑者的地位，無論從經濟區自身優勢條件還是外部經濟環境來說，在這樣的機遇下，成渝經濟區極有可能成為全國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帶領力量。

成渝經濟區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是由兩個經濟中心構成的雙核經濟區，而且成都和重慶在行政單位上來說處于不同地位，重慶直接受制于中央而成都則屬于四川省政府的管理范圍，正是這些獨特又為成渝經濟區的發展帶來一些問題。

首先，成都和重慶是相同經濟區內相對獨立的兩個經濟中心，二者之間存在競爭，如果沒有區域間的協調合作（實際上確實也很少），從理性人的角度出發，惡性競爭是可能存在的，比如重復建設帶來的資源浪費問題，那么如何規范這種競爭？怎樣安排制度來約束競爭呢？

約束競爭的權利結構可以分為四類：第一、以資產界定的權利，也就是私有權，對成都和重慶兩個獨立個體來說，私有權的界定是清晰的，這種界定以行政界限為基礎；第二、以等級界定的權利，雖然二者的行政等級不一樣，但是不存在誰附屬于誰的問題，所以沒有經濟單位等級的高低之分；第三、通過法例管制，這類權利結構的主體是中央政府；第四、受風俗或宗教約束，對成都和重慶來說，這類權利結構的比重很小。私有權是市場經濟的基礎，作為獨立的兩個個體來說，成都和重慶擁有各自區域內各種資源要素的私有權，但是作為成渝經濟區，二者卻是一個統一的市場主體，是否需要重新界定產權呢？就目前來看，經濟區內要素沒有達到自由流動的狀態，無論是人力資源還是資本，在政府之間的競爭下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如果有第三方作為經濟區的要素所有者，成都和重慶維持一定的產權也許可以解決要素流動的部分問題，中央政府或者非政府組織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其次，市場競爭行為導致的負外部性的監管主體缺位或大大弱化。市場競爭過程中，企業或個人生產經營行為而產生的負外部性應該受到嚴格的監管和約束。如企業的排污要嚴格限制及治理；企業對資源破壞性的開采要嚴格限制及懲罰；企業對勞工要有必要的保護；等等。而負外部性監管的主體主要是政府，輔助之以非政府組織（NGO）和普通民眾。一旦政府轉變為競爭的主體，市場競爭負外部性監管的主體就無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縣際競爭同樣如此，因為縣級政府的職能從監管經濟轉變為市場競爭的參與者，此時的外部性問題需要另外的監督者，也就是中央政府，所以在成渝經濟區的發展問題中會特別強調中央扮演的協調作用，真實目的就是減少負的外部性。

三、基于寧波地區實踐的相關建議 寧波經濟近幾年來一直保持較快的發展速度，與縣域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與縣與縣之間的激烈競爭是分不開的。寧波實行市管縣體制，下轄6區5縣（市）。2007年寧波縣域面積、縣域人口和縣域GDP分別占全市的72.7%、61.3%、56.3%，縣域經濟在寧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寧波地區也存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動、低水平重復建設等問題，在縣際競爭路徑與制度選擇的探尋中，提出建構以市場為導向的職能運行機制；縮小政府規模，強化縣鄉體制改革，精縣、簡鄉、強村；實施合理配置資源為基礎的區域經濟合作等建議，從而提升制度競爭力。可以看出寧波地區對發展縣際競爭，更多強調的是制度建設，另外弱化縣的行政職能加強市場職能，突出區域合作。

成渝經濟區的縣際競爭要復雜一些，而且較寧波來說，市場經濟的發展程度低一些，然而縣際競爭的問題卻類似，在參考寧波地區實踐的基礎上提出以下建議。

首先，弱化成都和重慶的行政地位。同一個經濟區內的縣可能屬于不同的省份，如果過于強調政府的地位，在政府作為競爭者的尋租過程中，經濟發展策略難以統一，經濟區內部仍然處于市場分割狀態，那么縣際競爭不僅無法達到預期效果甚至會產生更多的外部效應。

其次，加強中央政府的指導和協調作用。中央作為第三方監督者可以有效減少外部性問題，而且川、渝對于中央來說處于相同約束競爭的權利結構中，中央政府對整個經濟區有權威領導，經濟區的發展需要政策協調。

最后，通過成都、重慶兩極之間地區的縣際競爭，加強“軸”的經濟地位，帶動周邊區域發展，促進“點——軸——區”發展模式。

縣際競爭發展模式盡管存在缺陷，但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有效路徑，在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快速發展成渝經濟區的浪潮中，縣際競爭更能體現作用，不過，推陳出新是必要的，成渝經濟區的發展需要制度創新，強調競爭的同時注重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相關職能改進，從而促使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到來。

注釋：

1、《中國的經濟制度》（神州大地增訂版）張五常，中信出版社，第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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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中國的經濟制度》張五常，2009年10月第1版，中信出版社；

《我國區域經濟規劃現狀及成渝經濟區發展遠景——基于“十一五”時期區域發展的回顧》中國人民銀行成都分行金融研究處課題組；

《成渝經濟區地方政府合作探析》余長惠，[A],1674-3652（2010）02-0118-04； 《四川“十二五”規劃的制定與“成渝經濟區”的建設———在中共四川省委召開的“十二五”規劃座談會上的發言》林凌，[A], 1006—012X(2010)—06—0005(05)；

《寧波地區縣際競爭路徑選擇與制度安排》范廷國、朱國軍，[A]

《關于成渝經濟區發展的思考》何雄浪、楊繼瑞，[A]，1671-5365(2010)02-0072-06；

第三篇：新制度經濟學對我國政府管理的啟示

新制度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制度的經濟學，它為人們分析經濟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個嶄新的視角，尤其是在一個新舊體制轉軌的國家中，它更有用武之地。我國目前正處于從計劃向市場的轉型時期，黨和政府提出要在本世紀一二十年代建立起較為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以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給我國政府管理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本文分析了新制度經濟學給我國政府管理中的腐敗與反腐敗問題、法治與德治關系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所帶來的啟示。

一、從體制及制度的創新上加大反腐力度，同時不忽視思想教育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行為有三個假定：①人的行為動機是雙重的，即人不僅追求財富最大化而且也追求非財富最大化。非財富最大化動機也常常約束著人的行為，它具有集體行為偏好，人經常要在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進行權衡。但是，實現非財富價值不能總是以犧牲個人財富為代價。制度能夠改變人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價，改變財富與非財富價值之間的權衡，從而使理想、意識形態等非財富價值在個人選擇中占有重要地位。②人是有限理性的。諾思認為，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環境是復雜的，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認識環境的能力。③人具有機會主義傾向，即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過程中常常會采取很微妙的、隱蔽的手段，會玩弄狡詐的伎倆。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是人類社會中的各種制度產生的一個重要來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約束人的機會主義傾向。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機會主義動機常常是和冒風險、尋找機遇、創新等現象聯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機會主義又會對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機會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被看作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為。

建國以來，我國出現了三次腐敗現象泛濫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當時我國價格實行雙軌制從而造成官倒、私倒十分猖獗。第二個時期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土地市場的不健全及土地產權制度發生滯后，政府官員們掌握了土地的批租權力，從而出現了許多權錢交易和官員的腐敗。第三個時期是近年來我國國企改制和產權改革中出現的腐敗。從以上三個腐敗現象大規模爆發的時期可看出：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官員們有了腐敗的可能，官員們的機會主義傾向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所以反腐敗應主要以制度為主，教育為輔。

反腐敗應從體制及制度的創新上下功夫，從根本上消除尋租及設租滋生的土壤和條件。尋租作為一種非生產性活動，并不增加任何新的產品或新財富，而只是改變生產要素的產權關系，把更大一部分的社會財富裝入私人腰包，尋租導致了不同政府部門及官員爭權奪權，從而影響了政府的聲譽和增加廉政成本。尋租還妨礙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降低行政運轉速度甚至危及政權穩定。尋租活動是政府干預的產物，沒有政府干預就沒有尋租活動。所以尋租與設租是緊密相連的，沒有設租行為的話，也就不可能有尋租活動。為了遏制尋租行為，我們可以加強輿論監督、變革制度結構等。另外，在政府決策中用委員會表決的民主方式能夠比其他方式更能減少尋租活動造成的資源浪費。針對設租行為，我們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來進行反設租：一方面，健全法制、強化監督，并對設租者嚴厲懲處，與此同時，清除超法律因素對執法行為的影響，提高設租者受查處的概率。此外，還應建立激勵性的公務員薪水制度，薪水的提高能相對降低設租行為帶來的超額收益，也能提高設租活動的機會成本，使公務員主動抵制設租活動的誘惑。只有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或用制度的力量才能抑制或最大限度減少權錢交易、尋租和設租現象的發生。另一方面，要規范公共部門的職能范圍，削弱政府官員的公共權力。當然，僅僅依靠制度來反腐敗是不行的，黑格爾說：“為了使大公無私、奉公守法及溫和敦厚成為一種習慣，就需要進行直接的倫理教育和思想教育”。由于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人既追求財富最大化，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再加上制度也有失靈的時候，所以我們也不應該忽視思想教育在反腐敗中的作用。廉潔行政的保障，離不開法治，也離不開“心治”。我們應培養行政人員確立正確美好的行政倫理理想目標，并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行政倫理信念和價值觀。

二、法治與德治并重，兩者缺一不可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兩類。正式制度具有強制性特征，它明確用獎賞和懲罰來規定人的所作所為，社會越復雜，正式制度形成的收益率就越高。諾思認為，在人類行為的約束體系中，非正式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最發達的經濟體系中，正式規則也只是決定行為選擇的總體約束的一小部分，人們行為選擇的大部分行為空間是由非正式制度約束的[3]。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識形態處于核心地位，意識形態是減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務費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好”的意識形態能降低社會運行的費用，成功的意識形態可以有效地克服搭便車的問題，意識形態能減少強制執行法律和法院的費用以及實施其他制度的費用。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也是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人們的價值觀念規定著制度，不同的倫理精神和道德規范制約了不同的利益追求機制與方式。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間只有量的差異，而沒有本質的不同。在現代社會中，正式制度總是和國家權力及組織聯系在一起，在國家層面上，法律是正式制度的代表。非正式制度是無形的，這使得非正式制度可以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發揮作用。正式制度只有在與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況下，才能發揮作用。當然，非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性發揮，也依賴于正式制度的支撐。

目前我們國家政治領域中存在的許多弊端，其產生的原因就在于長期以來法制不健全，人們隨意違背憲法，踐踏憲法，人治現象突出。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相對強有力的行政管理為之提供秩序，而行政權的加強必須有相應的控制、制約機制的加強與之伴隨。否則不僅不能為市場經濟提供秩序，而且還可能破壞已有的秩序，導致新的混亂，損害市場主體的權益，阻礙市場經濟的發生[4]。所謂科斯定理，就是交易費用為正的情況下，法律制度極其重要。市場經濟就是有效的產權制度加有效的法律體系。當前隨著我國非帕累托型改革地深化，社會情況變得日益復雜，正式制度的收益率也隨之增大，因此，我們必須加強法制建設，建設法治政府。當然，任何正式制度作用的有效發揮，都離不開一定的非正式制度的輔助作用。法律離不開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的維持和執行依賴于人們在道德上的共識、認同、確信和尊重。道德原則是制定正式規則的規則，法律正式制度對倫理道德規范具有很大依賴性。我們在發揮法律對社會規范作用時，離不開倫理道德的規范調節，法治離不開德治，“以德治國”實質上就是要重視非正式制度，主要是發揮非正式制度中的倫理道德意識形態的功能。法律正式制度對一個國家來說固然極其重要，但作為非正式制度的倫理道德同樣也不可或缺，它在一個國家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鞏固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意識形態是德治的核心內容。由于“好”的意識形態能降低社會運行的費用，所以在當今價值沖突多元時代，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使馬克思主義牢牢地占據意識形態陣地。法治與德治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必須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兩者缺一不可[5]。

三、盡可能的市場，必要時的政府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保護和支持社會的制度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之一，政府的保護性職能是有局限的。在政府的保護性職能中，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政府管制來實現的，管制就其終極目的而言，是制度服務于民。現在許多國家在保健、安全和環境方面正實施著的大量管制卻并不符合這一檢驗標準。這類管制的激增造成了交易成本，并削弱了競爭市場的協調控制功能。斯蒂格勒認為，經濟管制主要不是政府對公共需要的有效和仁慈的反應，而是行業中的一部分廠商利用政府權力為自己謀取利益的一種努力。在管制條件下，市場競爭已失去作用，誰獲得了管制的特許權和經營權，誰就獲得了壟斷地位，同時誰也就獲得了豐厚的利潤。行業管制的過程實際上是消費者剩余轉變為生產者剩余的過程。國家的生產性職能是指國家或政府為公民提供某些公共品，這種公共品主要是一些公享品，它們與成本和收益能由個人充分內部化的私人品相比，私人所有者不可能恰當的行使其產權，包括不可能行使排他性的權利，搭便車問題嚴重，公享品將供給不足，由政府供給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效應[6]。另外，私人經濟部門或者由于投入太多、效益低而不愿意或無力生產；或者容易造成壟斷，導致成本上升、效率下降，損害消費者利益，因此也只能靠政府提供公共品。阿萊西分析了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在可比物品上的大量資料，證明了政治性企業的業績的確比類似的私人生產者差。在公共部門產權條件下，執行和監督相同任務的成本更高，當缺少由真正的競爭市場所施加的無情約束時，行政控制的約束往往相對較弱，而代價卻相當高。針對與國家的生產性職能相關的各種問題，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法。例如，可以通過將社會化生產活動移交給相應競爭的低級別政府，使社會化財產轉變為某種俱樂部品；或者社會生產私有化，同時保證獲取這些物品和服務的權利繼續存留于公共領域之中。另外，可以改革會計系統，使之與運作最佳的私人企業看齊。激勵和監督方面的現代管理技能可能有助于為納稅人獲取效率紅利，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必須讓經理的政治性老板為經理制定出明確的可測度的產出目標，但在選擇被用來生產該產出的方法和如何購買必要投入的方法上，經理承擔責任。在無法實行這類改革的地方，就應將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從公共部門中剝離出來，并使之私有化，從而使其采用競爭性的私人企業的紀律[7]。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產權失靈是市場失靈的重要原因。外部性、公共品導致市場失靈的根源不在外部性與公共品本身，而在于產權失靈。外部性的產生和不少公共品的形成往往與產權界定不清有關。對于這些領域的問題，如果不從產權問題入手，而僅僅從國家干預入手可能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目前，我國國有經濟在鐵路、郵電通信、金融保險、城市公用事業等公共企業仍占壟斷地位，由于這些行業的壟斷性，從而導致了政府管制的持續性。現代經濟學認為，基礎設施領域是影響社會交易費用大小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當前基礎設施領域的產權安排及壟斷格局可以為政府帶來較穩定的財政收入，但是這種格局越來越受到這種運作體制的低效及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壓力。另外，我國基礎設施的這種格局從總體上講增加了全社會的交易費用，所以政府應該在基礎設施領域放開管制，引入競爭。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針對市場失靈，政府也不是一副靈丹妙藥，政府也會失靈，在有些情況下，我們應從產權問題入手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我們應在經濟轉型時期采取“親市場”的態度，即市場能解決問題的地方盡量讓市場機制起作用，政府只能補充市場機制，政府應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和現實經濟運行狀況，確定好干預的內容、范圍及手段，使干預保持在恰當的限度之內。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干預行為的目標、內容和方式應逐步縮小，強度應減弱，市場機制的調節范圍和力度應逐步擴大和增強，從而做到“盡可能的市場，必要時的政府”。

第四篇：新制度經濟學

《新制度經濟學》復習資料

一、名詞解釋

1.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制度的經濟學。它涵蓋了經濟學與制度之間的雙向關系，既關心制度對經濟的影響，也關心制度在經濟經驗影響下的發展。

2.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是獲得準確的市場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費用，以及談判和經常性契約的費用。

3.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面臨的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此所獲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4.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是指市場參與者不擁有某種經濟環境狀態的全部知識。新凱恩斯學派認為，不完全信息經濟比完全信息經濟更加具有現實性，市場均衡理論必須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予以修正。

5.產權：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

6.尋租：個人為增加個人財富所作出的對社會凈財富發生不利影響的努力。

7.科斯定理：如果交易費用為零，不管初始權利如何配置，自由交易都會達到資源的最優利用狀態。在正交易費用的情況下，法律在決定資源如何利用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8.制度創新：所謂制度創新是指社會規范體系的選擇、創造、新建和優化的通稱，包括制度的調整、完善、改革和更替等。

9.制度變遷：制度變遷是指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易過程,它的實質是一種效率更高的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

10.路徑依賴：它指一個具有正反饋機制的體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響下被系統所采納，便會沿著一定的路徑發展演進,而很難為其他潛在的甚至更優的體系所取代。

11.產權殘缺：所有權的殘缺可以被理解為是對那些用來確定“完整的”所有制的權利束中的一些私有權的刪除。

12.諾思悖論：一方面，國家權力是保護個人權利的最有效的工具，另一方面，國家權力又是個人權利最大和最危險的侵害者，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衰落。這就是有名的“諾思悖論”。

二、簡答題

1.產權的特征有哪些？

答：(1)產權的完備性與殘缺性。

(2)產權的排他性與非排他性。

(3)產權的明晰性與模糊性。

(4)產權的實物性與價值性。

(5)產權的可分割性、可分離性與可轉讓性。

(6)產權的延續性和穩定性。

2.新制度經濟學有關人的行為有哪些假設？

答：新制度經濟學對人的行為的假定有：

(1)人類行為動機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們追求財富最大化；另一方面人們又追求非財富最大化。

(2)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人們面臨的環境的復雜性和不確定，因此所獲得的信息也就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無所不知。

(3)人的機會主義傾向。指人們對自我利益的考慮和追求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

3.簡述交易費用存在的原因？

答：(1)人的本性決定交費用的存在。威廉姆斯認為，人的本性直接影響了市場的效率。市場上交易的雙方不但要保護自己的利益，還要隨時提防對方機會主義的傾向。

(2)人們行為的不確定性決定交易費用的存在。一個人做出決策時，無從了解其他人同時也在做的決策和計劃。

(3)與個體間產權交易有關的各種行為導致了交易費用的產生。這些行為包括尋找有關價格的確切信息、談判、訂立和約、監督、索賠等。

4.國家在產權制度形成中的作用是什么？

答：(1)國家憑借暴力潛能和權威在全社會實現所有權。

(2)有利于降低產權界定和轉讓中的交易費用。

(3)還取決于權力介入產權安排的方式和程度的差異。

(4)離開了國家，產權制度無法建立，但無效或低效的產權又或多或少與國家有關。

5.簡述制度的構成？

答：(1)制度構成一般概括地講可分為兩大類：即硬制度（正式制度）和軟制度（非正式制度）。

(2)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將制度分為三個層次：即憲法層次，集體行動層次，操作層次和選擇層次。

(3)柯武剛、史漫飛將制度分為從人類經驗中演化出來的內在制度和被自上而下地強加和執行的外在制度兩類。

(4)諾斯則認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規則由社會認可的非正式約束（制度），國家規定的正式約束（制度）和實施機制所構成。這三個部分就是制度構成的基本要素。

6.科斯定理有何意義？

答：(1)理論意義：科斯定理的理論意義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在交易費用大于零的情況下產權制度安排會對資源配置的效率產生影響，這就使制度安排這一在傳統經濟學中被當作既定前提的因素日益成為關注的焦點，對新制度經濟學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實踐意義：科斯定理的提出為解決市場經濟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問題提供了新的措施。科斯定理的提出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也有可資借鑒之處。科斯定理指出，產權的清晰界定有助于降低人們在交往中的交易費用，達到最優經濟效率。對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來說，它的意義，一是有利于改革者進一步認識產權明晰化的重要性，使人們不僅僅滿足于法律上對產權的規定，而重視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具體明確產權邊界；二是啟發人們在探討更為合理

和更為有效的產權配置時，必須考慮交易費用。

(3)方法論意義：進行經濟學研究一定不能脫離實際，要從經濟生活的實際問題出發，通過對事實的詳細考察，以尋求解決問題的答案。

三、材料分析題

答：(1)產權界定：作為一種分析方法的產權理論，產權經濟學強調財產權的買賣和分配應該是經濟學研究和分析的主要對象，而不是商品買賣。財產權的買賣和商品買賣相比，更有利于揭示經濟運行的規律和資源配置。

① 假定個人在現有的階級結構所確定的約束條件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使效用最大化；

② 通過考察各種可能的制度安排對收益—報酬的影響，從而可能詳細地分析制度安排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

③ 認識到交易費用大于零在所有權情形中具有的實際重要性。

(2)交易費用：

① 交易是分析的基本單元；

② 造成交易成本差異的關鍵是交易的頻率、不確定性及資產專用性；

③ 各種一般治理模式都是由一系列屬性所界定的；

④ 每種一般治理模式都適用不同的契約法；

⑤ 交易與治理結構都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目標；

⑥ 制度環境的變化會導致治理成本的變化。

四、論述題

1.為什么利益集團的存在會導致低效率產權的出現？

答：(1)加入不同集團以后，產權的選擇不一定是最優的了，對某一集團有利的產權安排不一定有利于其他團體。

(2)產權的安排取決于利益集團對統治者的影響力。在利益集團中失利的往往是那些從屬于大集團的個人，這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獲得有關可靠信息的高額成本；二是搭便車問題；三是相對較小的人均受損額。越是小的利益集團越是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從而可以影響統治者。為什么少數人能愚弄多數人呢？有兩種相互聯系的原因：產權結構的邊際變化能導致人們的收益和成本的不公平分配，而在這些變化中，得益者和受損者之間的信息分布不對稱。

(3)利益集團對統治者的影響力決定制度安排：人人皆大歡喜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因此，一種制度能否得以實行，就要看一個社會的決定政策的權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

(4)既得利益集團阻止有效的產權制度變遷的原因：

① 從輿論上打著國家利益的招牌，進行院外活動，影響政府制定對自己有利的產業政策或保護政策。

② 對新的進入者設置障礙，即斯蒂格勒所說的一種管制需求，強調管制，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資源等。

③ 在這種有利益集團影響的行業或部門往往形成以行政壟斷為支撐的產權結構，其他經濟主體很難進行這些行業，產業缺乏競爭，從而導致低效。

2.試比較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

答：(1)兩者相互補充：

① 當誘致性制度變遷滿足不了社會對制度的需求的時候，由國家實施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就可以彌補制度供給不足。

② 制度作為一種“公共品”也并不是無差異的，即制度是有層次性、差異性及其特殊性的。有些制度供給及其變遷只能由國家來實施；而另外一些制度及其變遷，由于適用范圍是特定的，它就只能由相關的團體（或群體）來完成。

(2)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有許多共同點，如兩者都是對制度不均衡的反應；兩者都得遵循成本——收益比較的基本原則等。

(3)種制度變遷模式差別：

① 制度變遷的主體不同。

② 兩類制度變遷的優勢不同。

③ 兩類制度變遷面臨的問題不同。

3.什么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的聯系與區別是什么？

答：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包括政治規則、經濟規則和契約，以及由這一系列的規則構成的一種等級結構，從憲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細則，最后到個別契約等，它們共同約束著人們的行為。人們常常將正式制度稱為正式規則和硬制度。正式制度具有強制性特征。非正式制度是指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習俗習慣、倫理道德、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及意識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

聯系：(1)二者是相互生成的。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產生的前提和基礎。(2)二者的作用是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任何正式制度安排都是有限的，只有依靠各種不同形式的非正式制度的必要補充，才能形成有效的社會約束體系。

區別：二者之間只有量的差異，而無本質的不同。(1)存在和表現的形式不同。(2)實現機制不同。(3)實施成本不同。正式制度的制定和運行成本較高。(4)形成和演變的時間長短和穩定性不同。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間發生變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變卻是一相當長期的過程。(5)可移植性不同。正式規則是可以從一個國家移植到另一個國家。但非正式制度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6)認知表達和傳導方式不同。非正式制度形成和運行所依據的是心照不宣的默認的知識，而正式制度可以通過語言或以符號形式進行表述、傳遞和存儲。

總之，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作為社會制度體系的兩個組成部分，互為條件、相互補充。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同時關注二者的作用，不可偏廢。

第五篇：新制度經濟學

以產權明晰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特征

———新制度經濟學論文

2007161050經濟學謝雁嬌

一個學期的新制度經濟學課，最讓我記憶猶新的就是新制度經濟學下的產權理論，它讓我對當今的企業制度有了一個淺顯的認識。我查了有關產權方面的知識，結合所學內容，簡單談談以產權明晰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特征。

近些年來，我國政府正逐步對國有大、中型企業進行戰略性改組和改造，改組和改造的目的是盡快讓國有企業建立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主要特征的現代企業制度。而產權明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首要特征。我想從從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入手，就產權清晰問題對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征和存在的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

一、新制度經濟學的產權理論

1、產權對資源配置的影響

產權理論起因于科斯對外部性問題的重新研究。科斯通過引入產權概論，論證了在交易費用為零的前提下，市場機制仍是有效的在零交易費用前提下，權利的初始界定并不影響資源優化配置的最終結果，這就是科斯第一定理。這一定理揭示出傳統經濟學論市場機制而不涉及產權制度所產生的邏輯悖論，從而推翻了庇古的外部性理論，說明經濟學分析必須引入產權因素。

但“零交易費用”是不現實的，當交易費用大于零時，產權的界

定、產權的交易都必須花費一定的成本，只有當產權界定和交易帶來的收益大于所需成本時，產權的調整方能實現；若收益小于成本，即使產權調整能帶來更優化的資源配置，但因無利可圖，也不可能實現。

2、企業產權理論與委托——代理理論

正如科斯所指出的，由于市場交易費用的存在，產生了企業這種可節約交易費用的組織，但企業的出現又使得原有的產權狀況變得更為復雜，企業產權理論正是研究和解決企業制度中因產權復雜化而帶來的各種問題。企業產權問題實質上就是一個剩余索取權問題。

為了保證企業的效率，剩余索取權應歸監督者（即企業管理者）所有，而在企業內部，管理者既可是一個獨立的經濟主體，又可為資本所有者或勞動者同時兼任。因此，按剩余索取權歸屬的主體不同，企業可劃分為企業家企業、資本家企業、工人管理企業三種類型。而具體采取何種形式，則取決于各生產要素的市場環境，因為企業作為一種特定的交易組織形式，出于節約交易費用的考慮，會根據具體的資本、勞動及管理的市場交易費用的比較，避免所需交易費用過高要素的直接市場交易。若違背這一原則，企業效率必然低下。

在現代股份公司中，所有者即股東的利益是企業利潤的最大化，而經營者由于掌握實際的經營權，可能會謀取私利，這就產生了一個委托——代理問題。若沒有有效的制度控制代理成本，則股份公司將無法有效運轉。委托——代理理論正是研究如何設計一種機制，使之最大限度減少代理成本，同時又給予經營者以最大激勵。首要的措施就是必須使經營者擁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權，把經營者的報酬與企業利

潤聯系起來，或直接讓經營者擁有企業部分股票。由于剩余索取權的激勵作用是有限的，因此還必須采取一定的市場約束。一是經理市場，當代理成本過高時，股東可通過合法程序重聘經營者；二是股票市場，當股東利益受損，而單個股東又無法影響董事會決策時，他可拋售其股票，從而約束經營者。

二、以“產權明晰”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

國有企業改革的正確方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現代企業制度所應具有的本質規定概括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這四句話是一個有機聯系的統一體，其中，產權明晰處于最重要的地位，它是實現后三個方面的前提、基礎和必要條件，是有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性環節。

首先，權責明確是以理順產權關系為基礎的。強有力的產權約束必然造成嚴格的與自覺的從而也是充分的責任。一系列的放權措施使企業經營者有了生產經營和其他方面的權利。但松弛的產權關系的缺陷因為這種放權而失去了行政約束的屏障。所以，權責明確的前提是理順產權關系，建立對于企業經營者形成強有力約束的產權制度。

其次，產權關系不順，無法理順政企關系。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建立在非資產基礎上的關系即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者對企業實行的管理；二是建立在資產基礎上的關系即政府作為企業資產的擁有者而對企業實行的管理。處理前一種關系較為容易，而后一種政企關系的處理則較為困難，原因在于政府的后一種管理具有剛性：既然國有企業的資產屬于國家，那么作為投資者的國家就必

然要對其實施管理。無論是國家必須保持的對一定的領域、一些企業的控制，還是政資分開，都是理順產權關系的基本內容。

第三，科學管理要求必須理順產權關系。在產權關系明晰的公司制下，董事會是所有者的代表，出于維護和增進自身利益的需要，將管理者的經營能力作為主要標準擇優錄用，并在實踐中加以考評。通過這種強有力的產權約束機制，使管理崗位上永遠立著優秀的管理者。因此，優秀的管理者和良好的企業管理可以說是建立在產權明晰基礎上的一種派生效果。事實上，良好的產權關系本身寓含著遴選優秀管理者的機制。

由此可見，產權明晰是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基礎。以上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現代企業制度基本特征的分析，充分說明：產權明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

三、我國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

1、所謂產權清晰便應當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在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在狹義所有權層次上進行產權界定，根據誰投資誰所有的原則弄清所有權歸誰；二是狹義所有權與其他產權擁有主體的產權界定，籠統地講，也就是劃分出資人所有權與企業法人財產權。如果以上幾方面的產權都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說國有企業的產權清晰基本完成了。產權清晰在明確投資者所有權和法人財產權之后，也許對國有企業產權明晰更重要更復雜的一個方面，就是明確企業與政府的權利邊界，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清歸根結底就是這個邊界不清。

國有企業產權明晰就是要在三個層次上明確責權利的關系。第一

是國家與公民和法人企業的關系，第二個層次是投資者之間及其與企業的產權關系；第三個層次就是員工與企業的關系。

2、引入多元投資主體是否就明晰了產權

產權明晰中有一個誤解，就是引入多元投資主體后，產權就明晰了。引入多元投資主體，在提到的第三個層次上明晰投資者與人力資本投資者之間的產權無疑提供了動力，但這增加了產權明晰的復雜性。因為在第二個層次上的各個投資者的產權也需要明晰，這在市場經濟里是通過投資時的談判與資產評估以及今后增資或減資的博弈完成的，政府作為投資主體的虛位或對其產權代表的激勵和約束不力將影響其在博弈中的成績或產生資產流失。

無疑通過資產評估可以明確企業的資產占用數量，強化經營者的責任意識，有利于明晰第二個層次上的產權關系。而通過引進私人資本或外資，不僅可以解決國有企業的資金困難，還因為私人資本的存在，有利于明晰所有三個層次的產權關系，但這同樣要付出成本。

現有的保人不保體制的改革思路，就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但是舊體制不會自行消失，產權明晰也就不可能很快完成。

3、產權明晰是動態的博弈過程

產權明晰是一個過程，而且是一個動態的市場化過程，動態博弈的過程。

從歷史上看財產權也是一個逐步明晰、逐步具體化的過程。從原始社會發展到現代，產權觀念從單一的所有權觀念分解為具體的所有、使用、收益和讓渡等權利概念。可見產權權利意識是在歷史的長

河中逐步形成并具體化的動態過程。

從短時間看，產權清晰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企業的狀況在變，資產結構的不同及債權結構的不同，產權也有不同的權屬內容。一般在企業正常經營里有滿意的回報時，企業經營者有充分的自主權；而在回報不滿意時，投資者的介入經營常常發生，職業經理的權力受到限制；當經營出現問題，影響職工利益或債權人利益時，他們也有參與管理甚至接管企業經營者的權力。總之，產權明晰是一個持久的動態過程，市場化的改革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有效途徑。

結束語：新制度經濟學作為當今經濟學的熱門學科，其發展潛力巨大，實用性強，可以達成個人，企業，社會利益最大化，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