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的運用

論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的運用

以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為分析對象 熊丙萬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博士研究生

上傳時間:2009-10-9 瀏覽次數:4570 字體大小：大 中 小

關鍵詞: 不動產/冒名處分/善意取得/焦點筆談

內容提要: 善意取得制度是非依法律行為引起物權變動的重要類型。自《物權法》明確規定善意取得制度（第106條、第107條）以來，實踐中相關案例頻頻出現，不乏一些復雜疑難案例。針對實踐中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判解研究》（2009年第2輯）特邀多位著名法學家和青年學者，就《物權法》視野下不動產的善意取得若干問題進行深入討論，涉及到善意取得的諸多具體理論和實踐問題。現將這些討論陸續登出，以供參考和交流。本篇為博士生熊丙萬的《論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的運用》。

[案情回顧] 一起冒名出售房屋案

2006年5月，某市居民張煥購買了該市東方家園小區的一套住宅，面積200平方米。2007年5月，張煥在某報紙上刊登了出售其東方家園房屋的信息，一位自稱劉金龍的男士根據該信息提供的方式聯系張煥，商談購房事宜。在第三次見面和洽談期間，劉金龍將事先準備好的假房產證與張煥出示的真房產證做了“調包”。隨后，劉金龍提出要先期租用一個月，張煥未與劉金龍簽訂租賃合同便把鑰匙交給劉金龍。2007年7月15日，擬買受人李大慶根據張煥發布的信息中的地址和看房時間，直接到東方家園了解房屋狀況。劉金龍自稱張煥，與李大慶就購房事宜進行了磋商。雙方初步約定，以11000元/每平米的價格交易該房屋，并約定于同年7月23日一起到房屋登記管理部門辦理過戶手續。一旦房管部門審查無誤，李大慶便立即付款。

7月23日，劉金龍攜其妻子前往房屋登記管理部門，冒充張煥夫婦與李大慶共同現場辦理房屋移轉登記手續。劉金龍出示了其與李煥調包的真實的房產證。登記機關經審核認為，確實為真實的房產證，但在劉金龍出示偽造的張煥的身份證（名字為張煥、照片為劉金龍，高仿真）以后，盡管該身份證與登記部門存檔的張煥的身份證復印件明顯不符，且劉金龍冒充張煥的簽字也與存檔資料中張煥的簽字不符，但登記部門對此均未審核。登記機關認為過戶手續齊全，隨即辦理了過戶登記。李大慶于次日按照劉金龍提供的銀行賬號匯付了220萬元房款。

3天以后，李大慶欲了解張煥是否已經收到房款，便按照劉金龍提供的電話聯系，但手機已經關機，無法聯系。其再次來到東方花園，只遇到張煥之子張平。張平告知李大慶，其父張煥已經出差，并且告知了張煥聯系電話。房間內掛了一張張煥夫婦的結婚照片，李大慶并未因此產生懷疑，事后也未與張煥電話聯系。10天后，李大慶前往東方家園，與張煥商量房屋交接事宜，但發現此前與其交易的“張煥”是騙子。張煥認為，李大慶上當受騙應當自擔后果，而拒絕交付房屋。第二天，房屋管理部門通知李大慶領取房屋登記證書（證書上記載的變更登記日期為7月31日），李大慶領取登記證的當天下午，再次持證要求張煥交付房屋。雙方為此發生爭議，張煥首先到公安機關報案，但案件始終未能告破，劉金龍下落不明。三個月后，張煥便訴至人民法院，要求撤銷房屋管理部門所作出的房屋移轉登記，或者登記部門按照市價賠償全部房款。

[焦點筆談]

一、問題的提出

在本案中，劉金龍通過竊取房產證和偽造身份證等刑事違法手段，在違背原所有人張煥意志的情況下，冒充張煥名義，將不動產房屋出賣給買受人李大慶，使原權利人喪失對其不動產的占有和登記。劉氏已攜款逃之夭夭，難以及時尋找甚至無法尋找。因此，原所有人張煥與買受人李大慶就房屋權屬發生爭議。房屋經劉金龍無權處分之后，其到底歸誰所有呢，雙方爭議應如何解決呢？這與《物權法》確立的善意取得制度密切相關，也與《合同法》中的無權代理制度有關，主要涉及如下問題[1]：

一是不動產善意取得中“無權處分”應當如何理解，冒名處分行為是否屬于該“無權處分”？

二是贓物能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三是善意取得中“無權處分”與表見代理中“無權處分”的關系如何？冒名處分行為能否適用表見代理制度？

這些問題都有賴于對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的深入認識，只有對其深刻把握并加以運用，才能對本案具體問題作出準確判斷。本文試對善意取得制度的正當性基礎作系統梳理，在此基礎上分析不動產善意取得中的幾個具體問題，最后提出對本案的意見。

二、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之間的邏輯體系

善意取得制度以“無權處分”為前提，其在保護善意買受人利益，維護市場交易安全的同時，犧牲了原所有權人的利益。其以犧牲一方利益為代價來保護另一方利益，因此必須要有充分的正當性理由。這也是百年來困惑法律人的歷史難題。“無權處分”等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2]的內涵和外延，都需要借助支撐善意取得制度的正當性理由來判斷。自20世紀初葉開始，學理上先后提出了諸多理由來證成該制度的正當性，其中，有影響力和實質意義的大致有三種：一是權利外觀說[3]；二是風險支配說[4]；三是防患成本說[5]。從提出這些學說的歷史背景來看，學者們主要是以后一種學說來彌補前一種學說的不足，以對善意取得制度的正當性進行修正和完善。

時至今日，絕大多數研究仍然引用前述學說來闡述善意取得制度的正當性基礎。但是，這些研究也僅限于簡單列舉和描述前述理由，而鮮有對其邏輯關系的討論，未能形成論證上的合力。筆者以為，若能厘清產生于不同歷史時期的正當性基礎的關系，并形成一個正當性基礎的邏輯體系，將更有利于增強善意取得制度的正當性，也能為其具體適用提供更為有力的判斷標準。就對善意取得制度的正當性的證成來說，權利外觀說、風險支配說、防患成本說之間既不是簡單的平行割裂關系，也不是論證中強勢理由與弱勢理由的關系[6]，相反，它們具有內在邏輯聯系，尤其是在運用的時間上具有先后順序，分別用于判斷善意取得制度中不同的問題，形成了一個伴隨著時間的縱深邏輯關系。這種關系可以概括為：權利外觀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前提；風險支配力是決定能否適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標準；防患成本是在風險支配能力相同情況下的補充判斷標準。

（一）權利外觀：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前提

談及善意取得制度的功能時，通常稱其為了滿足維護交易安全的需要。而這一“需要”蘊含著一個前提，即當前的交易活動已經面臨著不安全因素的威脅，其主要表現為“不真實的權利外觀”。在正常交易中，出讓人必須對交易標的享有出售或者設立擔保等處分權，而這種處分權是根據法定物權公示方法來對外表彰的，即不動產登記和動產占有。出讓人依據法定公示方法對外形成的客觀狀態即為“權利外觀”。因此，受讓人也需要憑借權利外觀來判斷出讓人是否真正享有處分權。只有出讓人通過不動產登記或動產占有等方式表現出了權利外觀，受讓人對“出讓人有處分權”的信賴才能夠獲得法律上的積極評價，基于這種信賴從事交易活動的安全性才能受法律保護。再進一步說，當這種權利外觀不真實，才有討論是否適用善意取得的必要。反之，如果沒有權利外觀，則買受人的信賴就是一種不能獲得法律的積極評價和保護的誤信，也無所謂保護交易安全的需求了，自然也談不上善意取得的適用問題。因此，只有無權處分人表現了權利外觀時，才有保護交易安全的需求，才有討論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必要。

那么，不真實權利外觀是否一定導致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呢？筆者認為，其只是引起了保護交易安全的需求，但此種需求不一定能得到法律支持。因為，這里還存在著另一種對立的需求——所有權的保護，如果法律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來支持前者，則意味著讓原所有人承擔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7]從而限制甚至犧牲了后者。問題在于，法律以犧牲后者為代價來保護前者的理由何在呢？縱觀各家著述，大多數理由認為：交易動態安全應優先于所有權靜態安全，若交易安全得不到維護，則人們不敢隨便從事交易，或者付出大量時間和人力成本去調查處分人權屬狀況，不利于經濟發展與繁榮。但是，從所有人的角度來看，保護所有權是我國憲法確定的一項基本原則，除非基于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不受他人剝奪。也有學者認為，善意買受人的利益代表了整個市場的交易安全，而交易安全即構成了公共利益。筆者認為，此種理由恐難成立，因為：一方面，從微觀上看，以“公共利益”為理由來限制私人利益，其主要邏輯在于，用極少數人的利益來換取了多數人的更大利益。但是，每一個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其在保護特定買受人的利益同時，通常也犧牲了相應的所有權人的利益，被保護人的數量和被犧牲人的數量是相當的。這顯然不是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從宏觀上看，如果說善意取得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消除廣大潛在商品買受人對權利外觀的信賴，促進交易的開展，那么，這同時意味著，廣大所有權人將對自身財產的現行保護制度的不信賴，不敢輕易移轉財產，反過來阻礙交易正常開展。這顯然是以一種公共利益為代價，來犧牲了另外一種公共利益。如果所有權這一基本權利就得不到保護，那又豈敢輕易參與生產或市場交易活動呢？又何談動態安全呢？因此，“公共利益”難以成為善意取得最終適用的正當性理由。在靜態安全與動態安全矛盾對立的局面下，孰應優先保護，“動態交易安全優先于靜態安全”這一理由的說服力是蒼白的。因為，在這一論證中，“動態交易安全優先于靜態安全”既是結論又是原因，患了“以結論論證結論”的錯誤。

因此，不真實權利外觀的形成，只是引起了保護交易安全的需求，引發了討論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并不必然導致善意取得的適用。至于善意取得制度能否最終適用，還需要借助其它因素來考量。

（二）風險支配：能否適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標準

當不真實權利外觀這一前提條件成就之后，善意買受人與無權處分人從事交易，且支付了交易對價。在此情形下，如果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則交易安全優先于所有權靜態安全得到保護，原權利人承擔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得風險；反之，如果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則所有權靜態安全優先于交易安全得到保護，善意買受人負擔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因此，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是前述負擔和風險的分配，無論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都將使原所有權人或者善意買受人承受負擔和風險。那么，到底由哪一方來承擔這種風險呢？風險支配理論認為，應當由最有能力預測和控制風險的一方來承擔。在善意取得制度中，所有權人和善意買受人都具有一定的預測和控制風險的能力，但又存在差異。

對買受人來說，除了信賴依據法定公示方法表征的權屬狀況之外，法律讓其承擔更多義務來查明交易相對人是否享有真正處分權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在迅捷的市場交易中，除非有相反的證據，受讓人只能依據不動產登記或者動產占有來確定登記權利人或者占有人為有處分權人，并與其發生交易；另一方面，即使受讓人能夠通過各種途徑查明商品的權利歸屬狀況，這也將大大增加善意受讓人的市場交易成本，阻礙市場交易有序進行。這也是法律賦予不動產登記和動產占有以公信力的原因所在。

而對原所有權人來說，理論通說和立法實踐大都認為，若其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對不真實權利外觀的形成起到了積極作用，也就是說，無權處分人基于原權利人的意思取得了不動產登記或者動產占有，那么，不論受托人是否享有處理該物的授權，所有人自動使其物脫離了自己名下的登記或者自身的占有，[8]從而自然觸發了其物最終被無權處分人轉讓的鏈條。正如加利福利亞法院的一個判決指出：“將其財產信托給他人后，所有人便創造了一個其物被善意買受人購買的外觀，其也應當因轉讓帶來的不利益承擔責任。”[9]

在此情況下，不真實權利外觀已經形成，善意買受人通常只能根據權利外觀來判斷權屬狀況，其“識別不真實權利外觀”這一風險的能力較弱；而原權利人的行為對不真實權利外觀的形成具有積極作用，其防止“引起不真實權利外觀”這一風險的能力則相對較強。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原權利人有較強的風險防患能力，但沒有積極去防患，則其具有可責性要素。即便原所有權人遭受欺詐，其也沒有理由給善意買受人造成交易上的負擔。[10]因此，應當讓原權利人承擔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也即是說，應當適用善意取得制度，賦予善意買受人取得物權的權利。

（三）防患成本：能否適用善意取得的補充判斷標準

通常情況下，無權處分人權利外觀的形成與原權利人的行為有著積極的聯系，風險支配能力可以成為判斷是否適用善意取得的一般標準。例如，基于對其它共有人的信賴而將共有不動產登記在部分共有人名下，給予欺詐等錯誤認識變更了不動產登記，基于信賴將動產移轉給他人占有（借用、保管、維修等）[11]。原權利人的風險預測和控制能力相對較強，應當承擔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不利后果。但在另外一些情況下，不真實權利外觀的形成與原所有權人的行為幾乎沒有聯系，也不符合其內心意思。此時，風險支配能力強弱關系的比較和判斷則十分困難。例如，乙偽造與甲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甲的房產證和身份證件，并串通登記機關工作人員，將甲的房屋變更登記到乙名下，辦理了房產證，然后將該房屋出售給不知情的買受人。又如，乙盜取了甲的筆記本電腦，并將該電腦出賣給不知情的丙。在此情況下，既不能說原權利人更有能力防止“引起不真實權利外觀”的風險，亦不能認為，買受人更有能力“識別不真實權利外觀”。在此，可以說雙方風險支配能力相當，則不能用風險支配能力作為判斷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標準。

那么，到底應當由誰來承擔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呢？在回答之前，有兩點需要強調：一是在《物權法》頒布之后，仍有不少學者以“維護市場交易安全”為由，主張應當對占有脫離物同樣適用善意取得。對此，前文已經做詳細評析，切不可以結論論證結論。二是占有脫離物是否善意取得，與社會道德風尚沒有實質性聯系。仍有不少著述認為，如果占有脫離物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則既可能助長各種違法行為，也可能破壞傳統的誠信善良道德標準。事實上，這是20世紀計劃經濟時代基于“不勞而獲”的簡單道德觀的延續，未能正確認識該制度。[12]善意取得制度以買受人的“善意”為前提，非善意買受人不能得利于善意取得，因此，這一觀點也就缺乏了依據。與風險支配說相反，傳統民法關于占有脫離物[13]的研究路徑可以給我們帶來重要啟示。通過對防患財產被盜成本和識別贓物成本的經濟學對比分析，有經濟學家得出了如下結論：對盜贓物等占有脫離物來說，讓善意購買者負擔交易風險的社會成本低。[14]因為，如果被害人無法追回其物，那么其將投入更多的資源用于防盜，而這部分資源本可以投入新的生產來創造新的價值；相反，如果被害人可以從買受人處追回其物，則上述“盜贓相關成本”就會降低。[15]因此，從社會整體角度來分析，排除占有脫離物適用善意取得，則有利于社會整體財富的增長，是可取的。因此，如果原所有權人與買受人預測風險的能力相當或者難以判斷強弱關系，則應當以防患成本來判斷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并將其作為判斷善意取得適用的補充標準。

如果盜贓物等占有脫離物被排除適用善意取得，那么，原權利人除了可請求無權處分人損害賠償外，還享有對買受人的回復請求權，其既可請求撤銷變更登記，也可請求買受人返還原物。在靜態的個人利益和動態的公共利益激烈的沖突之間，法律做出了艱難的取舍，善意取得被排除適用后，善意買受人就要承擔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法律作為公平正義的維護者，必然要求兼顧善意受讓人的利益，對原所有權人的回復請求權的行使加以適當限制。這種限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要求所有人必須在法定的時間內行使回復請求權，即為回復請求權設定時效；二是要求特定情況下所有人以有償方式回復其物，即有償回復制度；三是原則上禁止被害人對貨幣、無記名證券等流通性極強的物行使回復請求權。《物權法》第107條[16]對遺失物的善意取得問題作出了特別規定，我國學界通說認為，應對該條作擴大解釋，將其擴大適用于包括盜贓物在內的所有占有脫離物。筆者也持該觀點。[17]具體到不動產，可采如下規則：不動產所有人有權向無權處分人請求損害賠償，或者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讓人之日起二年內要求撤銷房屋變更登記，但是，受讓人通過拍賣或者具有經營資格的經營者購得該不動產的，所有權人請求變更登記時應當支付受讓人所付的費用。所有權人向受讓人支付所付費用之后，有權向無權處分人追償。

三、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的運用

在張煥與李大慶房屋產權糾紛一案中，李大慶能否依據我國《物權法》確立的善意取得制度獲得房屋所有權是爭議的焦點。對此，有三種代表性觀點。一是肯定說。該說認為，本案符合《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的無權處分、支付合理對價、受讓人是善意、辦理變更登記等四個要件，應當適用善意取得。二是否定說。該說認為，本案不符合善意取得構成要件，因為：第一，《物權法》第106條規定的“無權處分”主要是指發生登記錯誤時或者登記不準確時（如登記在部分共有人名下），買受人基于對登記簿公信力的信賴而認為，記載于登記簿的權利人就是真正權利人。而本案中，李大慶信賴的登記簿本身就是真實的，只不過錯誤地信賴了劉金龍冒名表現出的真實權利人身份，不構成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第二，本案中，劉金龍是通過違法犯罪行為占有張煥房屋所有權憑證的，違背了張煥的意思，因此房屋是贓物。而根據我國《物權法》，贓物不能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第三，李大慶看見“房間內掛了一幅張煥夫婦的結婚照片”，但其并未因此產生懷疑，事后也未與張煥電話聯系。因此，不能認為其主觀上構成“善意”。三是表見代理說。該說認為，對于本案中劉金龍的冒名處分行為，雖然不能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但可以類推適用表見代理制度，李大慶可以據此取得房屋所有權。

下文將結合前述善意取得制度的正當性，對此相關爭議問題進行分析。

（一）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是否包括冒名處分行為？

本案中，劉金龍并非房屋的物權人，其處分房屋的行為屬于一般意義上的無權處分行為。但問題在于，其是否屬于《物權法》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呢？有學者提出，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項物權變動制度，其旨在維護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公信力，具體來說就是彌補現行登記制度存在的兩個潛在缺陷：一是登記信息錯誤；二是登記信息不詳盡（如共有人登記不詳）。“無權處分人”只能是“名義”權利人或部分共有人等，買受人信賴的只能是“?名義?權利人有權利，或者部分共有人有處分權”，而不應當包括對處分人本身行為能力的信賴。[18]例如，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性民事行為能力人處分自己財產的行為，即不屬于善意取得之“無權處分”。至于類似于劉金龍的冒名處分行為是否屬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鮮有論述。

前述觀點將欠缺行為能力的處分行為排除在善意取得的“無權處分”之外，筆者認為是合理的，因為，善意取得制度建構在“所有權人”、“無權處分人”和“買受人”三方當事人基礎上，而在“欠缺行為能力的處分行為”中只有兩方當事人，不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要求。但前述觀點將“無權處分”僅限于兩種登記信息缺陷的情形，筆者認為，這是不全面的。從解釋論的視角來看，劉金龍的冒名處分行為也應當屬于我國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主要理由在于：

第一，冒名處分行為也是形成不真實權利外觀的事由。不真實權利外觀是討論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也是該制度形成的根本原因。冒名處分行為同樣可以引起不真實權利外觀，且足以使買受人信賴。在房屋買賣過程中，當事人除了要根據登記信息查閱“登記簿記載的權利人是誰”之外，還必須要確認與其磋商不動產交易人就是被記載的人。就登記信息而言，在現行法律框架下，登記通常是不動產權利設立和變動的法定要件，不動產登記也因此具備了彰顯權利的機能。[19]同樣，當事人身份信息也具有特定的彰顯方法，在房屋登記過戶時，具有兩個渠道，一是直接通過身份證持有人出示的身份證來判斷，二是通過登記機關審核后的結論來判斷。在本案中，不但劉金龍出示了高仿真的身份證件，而且登記機關對“劉金龍就是登記簿上的張煥”進行了確認，這兩項信息足以使買受人李大慶相信，與其進行交易的人就是張煥。因此，冒名行為同樣能夠導致買受人面臨“不真實權利外觀”，破壞交易的安全性，“維護動態交易安全”的需求也因此產生，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由此引發。

第二，法律之所以保護對登記簿上不真實權利外觀的信賴，是因為登記簿由政府部門管理，其上記載信息的真實性以政府的信用來擔保，具有極高的可信度。法律保護買受人對不真實權利外觀的信賴，實際上就是對政府信用的維護。就身份信息而言，無論是身份證件，還是登記部門對處分人身份信息的確認，同樣是以政府信用來擔保的。按照類似情況類似處理的原則，冒名處分行為引發的不真實權利外觀也應當與登記信息錯誤同樣對待，即通過考慮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對其予以保護。

第三，從“無權處分”與不真實權利外觀兩個概念的關系來看，二者是相對應的兩個概念，只不過視角不同而已：不真實權利外觀強調的是，買受人所信賴的與其交易的權利外形是虛假的；而“無權處分”是強調的是，向買受人處分的行為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講，“無權處分”與不真實權利外觀在關系上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在內涵上應當是相同的。因此，善意取得中的“無權處分”應當包括冒名處分行為。

第四，從法律規范的文義來看，我國《物權法》第106條并未將“無權處分”只限定于登記信息錯誤的情形，因此，將冒名處分行為納入該條的“無權處分”是完全可能的。從歷史解釋角度來看，雖然立法機關的法律釋義[20]和部分參與立法專家學者[21]的著述，都以登記信息錯誤來舉例說明不動產善意取得中的“無權處分”，但這并不等于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全部外延。因此，將冒名處分行為納入善意取得制度的調整范疇，并不違反新近的立法原意。

（二）本案中，“贓物”對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有何影響？

本案中，劉金龍的冒名處分行為無疑構成刑事犯罪，房屋也因此成了“贓物”，那么，房屋“贓”的屬性能否直接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呢？《物權法》回避了該問題。筆者曾撰文討論該問題，[22]認為：不能簡單以“贓”的屬性來否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而應當根據不同罪名下具體情形來予以分別判斷。我國新近司法解釋也采納了此觀點。[23]在此，筆者結合前文關于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就贓物對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影響加以論述。

與善意取得制度相關的贓物主要是違法人非法侵占的他人財物，但違法行為的種類千差萬別，既包括盜竊、搶劫等完全超出原所有權人預測和控制能力的行為，也包括詐騙、敲詐勒索等原所有人具有一定預測和控制能力的行為。筆者曾嘗試根據原所有權人喪失占有時的主觀狀態對刑事違法中的贓物做一個區分：一類是“盜贓物”，即強迫交易罪，搶劫罪，盜竊罪，搶奪罪，聚眾哄搶罪等完全非基于原所有權人的意思脫離占有的物。此時原所有權人通常不具有風險控制能力，不能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另一類是“非盜贓物”，即詐騙罪，敲詐勒索罪，招搖撞騙罪，信用證詐騙罪，合同詐騙罪，貪污罪，職務侵占罪，受賄罪，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物罪等基于原所有權人意思脫離占有的物，與善意買受人相比，原所有權人具有更強的風險預測和控制能力，應承擔因未能防止形成不真實權利外觀所帶來的風險。但是，這種區分并不是絕對的，因為，即便是在某一個具體罪名之下，無權處分人取得占有的情形還存在很大差異，原所有權人預測和控制風險的能力還有強弱之別。因此，關于贓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還需要結合具體情況判斷所有權人與買受人的風險控制能力的差異。本案中，李大慶在從事交易過程中獲得了如下信息：一是劉金龍出示了仿真身份證和房產證；二是劉金龍實際占有房屋；三是房屋管理部門劉金龍的房屋所有人地位進行了確認。三項信息一起形成一個權利外觀，足以使李大慶產生合理信賴。至于李大慶發現房屋內的真正張煥夫婦的結婚照，筆者認為，不能依此否認李大慶的合理信賴，因為，照片不具有彰顯房屋所有權的功能，更何況，實踐中有很多懸掛他人照片的可能。總之，李大慶不具有識別“不真實權利外觀”的風險控制能力。關于劉金龍是否具有防止形成“不真實權利外觀”的風險控制能力，有兩個行為值得考慮：一是張煥將房屋鑰匙交付給劉金龍。房屋租賃是正常的民事活動，交付鑰匙要是履行租賃合同約定義務的行為。我們不能因此認為張煥違反了正常的財產照顧義務。二是房產證被劉金龍掉包。張煥的真房產證被掉包，其是否未盡對自己財物的合理保管義務呢？筆者以為，這還應當根據劉金龍“歸還”給張煥的假房產證的仿真程度予以區別對待：

1.如果假房產證仿真程度很低，張煥稍加注意即可識別，則表明張煥未盡合理保管義務，[24]并且引發了此后的“不真實權利外觀”。則其具有強于受讓人的風險控制能力而未能控制。根據“風險控制能力”一般判斷標準，張煥應當承擔不利的后果，承當向劉金龍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或者承擔請求登記機關損害賠償的負擔，而李大慶則通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房屋所有權。[25]

2.反之，如果假房產證仿真程度很高，張煥在短時間內難以識別，則不能認為張煥未盡合理保管義務，也不能判斷張煥與李大慶之間風險控制能力的強弱。如此，本案不宜適用風險控制能力這一“一般標準”，而需采用“防患成本”這一“補充判斷標準”。本案中，既不能說張煥更有能力防止“引起不真實權利外觀”的風險，亦不能認為，李大慶更有能力“識別不真實權利外觀”。在此，可以說雙方風險支配能力相當。據“防患成本說”，讓善意受讓人負擔交易風險的社會成本低，即應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因此，盡管李大慶已經完成變更登記，但其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權，無權請求張煥交付房屋，相反，張煥可以請求變更房屋登記，恢復原本的所有權人登記狀態。不過，張煥需要在回復請求權時效期間內（類推適用《物權法》第107條的2年）行使權利。

（三）本案可否適用表見代理制度？

前文認為，冒名處分行為屬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由善意取得制度調整。那么，其還能否類推適用表見代理制度呢？在比較法上，確實有立法例將冒名處分行為類推適用無權代理制度。例如，上世紀80年代，德國聯邦法院判例確立了如下規則：冒充他人名義實施行為，相對人誤以為系該他人做出意思表示的，類推適用《德國民法典》第177條、179條關于無權代理的規定，[26]本人可以予以追認或者予以拒絕。符合標表見代理要件 的，可以適用表見代理制度。筆者認為，從功能上講，這種類推適用技術是可行的，因為，善意取得與表見代理相同，都是保護對權利外觀的信賴，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只不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權利外觀主要是指物權公示信息錯誤形成的虛假外觀，而表見代理中的權利外觀通常是指無權處分人具有代理權的虛假外觀。因此，從維護市場交易安全秩序角度考慮，對冒名處分行為，表見代理制度可同善意取得制度競合適用，買受人可以選擇其中一項制度來尋求保護。需要指出的是，從法律解釋學上看，善意取得對冒名行為的適用是法律規范的直接適用，而表見代理只是類推適用。由于善意取得制度和表見代理制度在構成要件上和法律適用效果上存在諸多差異，因此，當事人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作出不同的選擇，同時承擔因選擇代理的訴訟風險。

不過，在本案中，善意取得制度被排除適用，表見代理制度同樣也不適用。表見代理是指，本人因其行為（作為或者不作為）創造了代理權存在的權利外觀，引起善意相對人信賴時，為了維護交易安全，應當使本人負擔責任，受代理權行使的約束。[27]因此，表見代理的形成至少要符合如下兩個要件：一是要存在表見事實，足以使買受人信賴；二是買受人非因過錯對代理人“無權代理”的事實不知情。表見事實可分兩類：一是表示授權，即本人曾表示授予他人代理權，但事實上并未授予；二是本人知道他人以自己名義從事行為而并未表示反對。[28]在表示授權型的表見代理中，雖然表見代理的成立有擴大趨勢，即只要客觀上本人有足以使人誤信為授予代理權的事實，就可以認為成立表見代理。[29]但是，無論如何，表見事實必須要與本人的行為（作為或者不作為）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其要么是因可歸責于本人的授權行為所引發的，要么是本人應當消除而沒有消除的。[30] 本案中，劉金龍通過犯罪行為形成了權利外觀，張煥對不真實權利外觀的形成缺乏積極的作用和聯系，不符合表見代理構成要件，不能類推適用表見代理。善意買受人李大慶只能請求冒名人損害賠償。[31]

結論

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主要是對向無權處分人追償的負擔和追償不能的風險的支配。善意取得制度正當性理由之間具有運用上的時間先后順序，不真實權利外觀的形成是討論善意取得制度能否適用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必然條件；所有人和買受人之間的風險支配能力的差異是判斷能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標準，如果所有權人防止不真實權利外觀的能力強于買受人識別不真實權利外觀的能力，則適用善意取得；在所有人與買受人風險控制能力相當或者難以判別差異的情況下，防患成本成為判斷是否適用善意取得的補充標準，對盜贓物等占有脫離物來說，所有人防患成本較高，從整個社會成本考慮，應當排除善意取得。本案中，劉金龍冒名處分行為也引起了不真實權利外觀，與因登記信息錯誤或者登記信息不詳盡導致的不真實權利外觀具有同質性，屬于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無權處分”。

本案中，劉金龍占有房屋、出示偽造身份證和假房產證、登記部門的確認足以使李大慶信賴“不真實的權利外觀”。李大慶不具有識別“不真實權利外觀”的風險控制能力。而對張煥來說，則應區分兩種情況分別對待：一是如果假房產證仿真度低，張煥具有識別真假并防止“不真實權利外觀”的能力，但其未盡識別和保管義務，應承擔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不利后果，李大慶根據善意取得制度獲得房屋所有權。二是假房產證仿真度很高，超出了張煥合理的真假識別能力，則張煥也不具有防止“不真實權利外觀”的風險控制能力。此時則只能依“防患成本”來排除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買受人李大慶不能依據善意取得制度獲得房屋所有權，相反，所有人張煥在回復請求權時效期間內，有權拒絕交付房屋，且有權請求變更房屋登記。

第二篇：論善意取得制度

論善意取得制度

《政法學刊》第2002-1期第9頁

周湘華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權法上的一項重要制度，該制度又稱即時取得，指財產占有人無權處分其占有的財產，但他將該財產的所有權或其他物權轉讓給第三人，受讓人占有時出于善意，則可相應取得該財產的所有權或者其他物權。作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需要而產生的一項交易規則，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維護交易安全，因而該制度已為大多數民法所確認。目前關于善意取得的諸多方面的問題，如構成要件、適用范圍，價值取向等等，還存在著種種不同的看法，本文擬就善意取得制度的有關問題，提出作者的具體看法和建議。

一、善意取得制度的淵源及意義

由于古羅馬法奉行與貫徹側重于保護所有權人的“任何人不得將大于其所有的權利讓與他人”和“我發現我的財產，我就收回”的原則，所以通常認為羅馬法是不承認善意取得制度的。但是，羅馬法也并非完全無視善意受讓人的利益，譬如，關于善意占有的規定：善意受讓人得主張取得時效，而且取得時效時間僅為1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制度對善意受讓人來講有失公允，即便取得時效也不能彌補，嚴格保護所有人可能會影響交易的安全和積極性。因此，在一定條件下，法律應保護不知情受讓人，允許其取得財產所有權，中止所有人的追及權的觀念逐漸產生，這就是善意取得制度的導因。

一般認為，善意取得制度起源于日爾曼法的“以手護手”的原則。根據此原則，財產的所有人將自己的財產讓與受讓人，被受讓人占有的，只能向受讓人請求返還占有物，如果受讓人將財產轉讓給第三人時，原權利人不得向第三人請求返還原物，而只能向受讓人請求賠償損失，而不知情的第三人對于財產的占有具有轉移所有權之效力。因此，“以手護手”原則被認為是善意取得制度的肇端，善意取得協調了善意第三人和無辜權利人之間的利益沖突，以犧牲原權利人的利益為代價，換取交易安全價值的實現。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財產的所有與占有日益分離，非所有人占有他人財產，并借機轉讓的情況日益突出，為此，現各國民法廣泛接受了善意取得制度。

顯然，善意取得制度是在動態的交易安全和靜態的所有權安全存在矛盾，而法律只能對其中一種予以保護的情況下，從商品經濟的發展趨勢看，確立了保護動態交易安全的立場，這對于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更好地發揮物的效用等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鼓勵商品交易。如果在交易活動中片面強調保護靜態的所有權安全，則任何一個進入市場交易的民事主體在購買財產或取得財產上設定的權利時，都須詳細調查交易相對人是否為真正的權利后，才敢交易。這無疑會滯緩交易進程，增加交易成本，影響社會經濟效益。

其次，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更好地發揮物的效力，使社會資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原權利人的財產被非所有人占有、轉讓、說明該財產對原所有權人并不重要，而且因為原所有人對財產占有行使占有的行為監察不力，才使得占有人非法轉讓財產的目的得以實現。善意受讓人沒有任何過錯，并且受讓該財產，可以表明善意受讓人更愿意利用原則，也可以表明原物在善意受讓人手中比在原所有人手中可能更具有利用價值。

再次，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保護現存財產占有關系，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交易日益頻繁，一物可在短時間內幾經易手，善意受讓人受讓財產之后可能以該財產為基礎再建立新的財產占有關系，如果允許原所有人無條件地追回其物，勢必推翻已形成的新的財產占有關系，破壞既有的經濟秩序，給社會經濟生活帶來混亂。

二、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及其效力

實行善意取得，是物之原所有人喪失其所有權，善意受讓人（第三人）則取得所有權或其他物權，這與當事人各方的利益緊密相關。因而各國民事立法或司法實踐都對其構成規定了嚴格的條件。我認為，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如果規定得過于嚴格，則不能充分發揮該制度的作用，與確立這一制度的基本宗旨相違，如果規定得過于寬泛，則可能根本違反民法的公平和誠信原則，鼓勵交易當事人之間的不法行為。具體來說，善意取得制度應具備以下四方面的條件：

（一）善意取得的標的物主要是動產，且是法律允許自由流通的，特殊情況下還包括不動產由于動產的公示以占有為原則，而不動產和部分特殊動產如車輛、船舶的公示以登記為原則，交易也都有嚴格的規則和程序，因而眾多學者對動產適用善意取得均予以承認，但對于以登記為公示原則的不動產及部分特殊動產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則存在不同看法。否認不動產和部分特殊動產可適用善意取得的理由主要是該類以登記為公示原則，不存在無權處分人處分該類財產的可能，第三人也很難以誤信其有處分權為由得以主張善意取得。

但是，本文認為不動產和部分特殊動產也可適用善意取得，主要理由有：首先，我國地廣人多、國情復雜，且尚未建立健全統一的不動產登記體系，不動產交易中登記錯誤、疏漏、未登記等現象時有發生，因而也會產生無權處分的問題，如果不動產交易中第三人取得不動產時出于善意，則從保護善意第三人、維護交易秩序的目的出發，應當允許第三人獲得不動產所有權。其次，許多學者主張對車輛、船舶與特殊動產采取登記對抗主義，并意欲明確規定在法律之中（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第六條），因而，這為財產未經登記時在交易過程中也應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第三，從各國立法規定來看，大都承認不動產也可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如《瑞士民法典》第九百七十三條，《德國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條。第四，《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八十九條的規定也表明了承認共同共有不動產交易中可適用善意取得的立場。該條規定，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賠償。顯然，這里的共同共有財產也并未僅限定于部分動產。

善意取得的財產必須是法律允許自由流通的財產。法律禁止或者限制流轉的物，如國家專有物質、爆炸物、槍支彈藥、麻醉品、毒品等不能在市場上交換當然不得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贓物和遺失物可否成為善意取得的標的物，與它們屬于占有委托物還是占有脫離物有關。占有委托物是基于原權利人的意思而喪失占有的物，如承租人、保管人占有的物，對此各國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占有脫離物是非基于真權利人的意思而喪失占有的物，如贓物、遺失物，此時，如不分情形一律使原權利人承擔為保護交易安全的負價值，實非公允。對此，我國立法和司法實踐均從保護所有權人的利益，維護社會的正常秩序出發，對這類財產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但贓物、遺失物等這類占有脫離物在流通市場中與其他商品并沒有什么區別，若完全不能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則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護，社會關系也長期處于不穩定的狀態。針對此問題，學者普遍認為在規定占有脫離物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則的同時，應該規定幾種例外情況：第一、對贓物、遺失物等占脫離物的無償回復予以時間上的限制。如，我國學者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中擬規定：受讓的動產若系被竊、遺失或者其他違反本意而喪失占有者，所有人、遺失人或其他受領權之人有權在喪失占有之日起一年內向受讓動產的人請求返還。第二、受讓人屬于善意時的有償回復制度，即該類財產若是由拍賣、公共市場或經營同類物品的商人處購得，原所有權人非償還受讓人支付的價金，不得請求返還。第三、若贓物或遺失物屬于貨幣或無記名有價證券這類具有高度代替性的消費物，則應適用善意取得。

（二）受讓取得財產時須出于春意

善意就是不知情，即受讓人在受讓財產時不知也不應知讓與人為非財產所有人或無轉讓權人。民法學說上對善意的理解有積極觀念和消極觀念兩種。依積極的觀念，善意指財產受讓人必須具有將讓與人視為所有人的認識，也就是說，受讓人負有對“誤信”的舉證責任。依消極的觀念，善意指財產受讓人對財產讓與人無讓與權利的不知。顯然，采用消極的觀念確定當事人是否具有善意，不僅對善意受讓人有利，而且簡便易行。

對于具有善意的時間，只要受讓人在讓與人交付財產時為善意即可。財產交付完畢以后，如果受

讓人得知讓與人無權處分，并不影響所有權的取得，如果受讓人在財產交付前或交付時已知讓與人無權處分財產，即為惡意。

（三）受讓人必須是基于法律行為有償受讓該財產

首先，善意取得制度意在保護交易安全，因而只有在受讓人與讓與人之間存在交易行為，主要方式是買賣合同，才發生善意取得問題，非因法律行為而善意取得財產的占有，不發生善意取得，如繼承，因繼承而善意占有不屬于被繼承人的財產，并不能取得其所有權。有的學者還提出，既然強調受讓人與轉讓人間須存在交易行為，則受讓人與轉讓二人自然不得為同一民事主體，因而對于法人與法人分支機構間，公司與其分公司間，同一法人的分支機構間的財產流轉行為，都無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

其次，受讓人與轉讓人之間的交易須是合法有效的。如果受讓人與轉讓人之間的交易行為無效或者可撤銷的行為，也不能發生善意取得的結果，因為依法律關于無效和可撤銷的法律后果的規定，受讓人須返還財產，恢復至原狀。不過，如果原所有權人與轉讓人之間的法律關系無效，則不影響受讓人對所受讓的財產善意取得。

第三、受讓人必須是以有償的方式從轉讓人處取得該財產。因為無償受讓財產一來難以證明受讓人出于“善意”，二來財產既然是無償接受的，因而返還財產并不會給受讓人造成很大的損失。

（四）受讓人已實際占有該財產

學者們普遍將此作為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之一。這主要因為我國《民法通則》第七十二條規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財產的，財產所有權從財產交付時起轉移，法律另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可見，只有受讓人實際占有了該財產，才能取得其所有權，善意取得方可成立。善意取得一旦成立，即產生四方面的法律效力。一是就善意受讓方來說，即可取得財產所有權或者他物權，屬于財產的原始取得方式；二是對于原權利人，善意取得發生使其原所有權歸于消滅，由此產生的物上請求權一并喪失；三是對于非法轉讓人而言，其轉讓行為不僅侵害了原權利人之權利，且所獲得利益亦無法律或合同上的依據，原權利人有請求非法轉讓人返還不當得利或賠償損失的權利；四是對在該財產上設定了他物權的策三人而言，該財產上的第三人權利于善意受讓人取得該動產所有權之時消滅，但船舶、車輛等設定抵押并辦理登記，該抵押不因受讓人取得所有權而消滅。

三、我國有關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規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適用范圍）

我國現行的民事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尚未確立善意取得制度，但該制度已在部分民事特別法和司法解釋中所規定，具體來說，我國現行法律已在以下幾種情況下規定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一）《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下稱《意見》中有關善意取得的規定

《意見》第八十九條規定：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共同的權利，承擔共同的義務，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善意有償取得該項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賠償。可見，我國立法是承認一定情形下善意第三人可取得財產所有權的。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中有關善意取得的規定

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委托人違反本法第六條的規定，委托拍賣其沒有所有權或者依法不得處分的物品或者財產權利的，應當依法承擔責任，拍賣人明知委托人對拍賣的物品或者財產權利沒有所有權或者依法不得處分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從這一規定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拍賣法》是承認善意取得制度的，理由有二：其一，依該條規定，拍買人在競買委托拍賣人無權處分的物品或財產權利時，不論其是否知情，不僅能通過拍賣程序取得拍賣物品的所有權或財產權利，而且對委托拍賣人和物品或財產權利的真正權利人均無須承擔任何民事責任。其二，拍賣人和委托拍賣人對真正權利人所承擔的民事責任為損害賠償之債，也就是說，他們無需承擔返還原物的民事責任，那么拍買人就更無需承擔此責任。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中關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

各國為增進票據流通，維護交易安全，不僅在票據法中明確規定票據權利的善意取得制度，同時還建立票據抗辯限制制度，對善意持票人的完整、有效的票據權利實行雙層法律保護。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也明確承認了票據權利的善意取得。其該法第十條、第十二條分別規定“票據的取得，必須給付時價，即應當給付票據雙方當事人認可的相應的代價”、“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票據的，或者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票據的，不得享有票據權利，持票人因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也不得享有票據權利。”第十條規定了取得票據的一般原則。第十二條規定了持票人不享有票據權利的幾種情形：一是以欺詐、偷盜或者脅迫等手段取得；二是明知有前列情形，出于惡意取得；三是因持票人的重大過失取得不符合本法規定的票據的。這也就是說，除了法律所規定的這些禁止情形有外，善意的持票人均可以享票據權利。

（四）《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關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各國民法一般規定，依善意取得制度受讓人可獲得動產所有權和動產質權，瑞士民法解釋留置權也可依取得時效而獲得。我國對擔保物權能否適用善意取得，司法實踐中一直有不同意見。就抵押權而言，包括不動產抵押和動產抵押，根據法律規定都無須轉移占有，而如前所述，善意占有以善意取得人占有為構成要件，因而，無論是不動產抵押還是動產抵押，一般都不適用春意取得；就動產質權而言，法律規定質權人占有標的物為其成立要件，其目的就是為了給質權人以權利保障，出質人將自己無權處分權標的物出質給質權人占有時，質權人無法得知出質人是否為有處分權人，而且質權人已經占有該標的物，因而，為保護善意質權人和交易安全，對動產質權可以適用春意取得；就留置權而言，理同動產質權，也可以適用善意取得。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四條、第一百零八條分別規定了動產質權和留置權的善意取得。

（五）目前正在擬定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也欲明確確立善意取得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一百四十五、一百四十六條明確了動產所有權的善意取得的成立和關于占有脫離物的特別規定，第一百四十七條則規定了善意取得對第三人權利所產生的法律后果，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三百九十三條分別規定了動產質權的善意取得制度和留置權的善意取得制度。這表明，我國的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已漸趨統一完整。

[收稿日期]2001-10-09

【作者介紹】廣東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法律系講師，主要從事民商法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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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民法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王利明，王軼．善意取得制度研究[J]．現代法學，1997，（5）：65-73．

第三篇：善意取得制度三論

善意取得制度三論

《當代法學》第1999-5期第36頁

趙 玉

善意取得是物權法中一項重要制度，已成為商品經濟中一條重要交易規則。它規定“所有人行使權利時不能對抗善意第三人”，將所有人之手拒絕于善意取得之外，以維護市場交易秩序穩定。各國學者對善意取得制度基本問題已達成共識，但仍存有不足，筆者僅從立法依據、標的物、構成要件三個方面進行探討，以求其能更好適應現今及未來經濟發展。

一、善意取得的立法依據

各國學者對于善意取得立法依據訴訟盈庭、莫衷一是，筆者認為歸納起來可分為表象依據和價值依據。

（一）表象依據

古代對無權受讓關系調整存有兩種立法體系。在羅馬法中所有權至高無上，享有無限追及力，否認了善意取得根基。法國、意大利承襲羅馬法后根據該法中占有時效制度提出“即時時效”說，主張善意受讓人得主張時效取得，而且其取得時效期間較短僅為1年。該學說是羅馬法在現代經濟中一種妥協，和善意取得法律后來相似，但“即時時效”中“占有”是一種人對物之關系的事實，而非權利、和善意取得截然不同，不足以作為善意取得立法依據。

與其相反，日爾曼法則依據“以手護手”原則對所有權追及力加以限制，維護買受人利益，并將這種保護方式歸納為“后占有關系為前占有關系的唯一保證”。換言之，只有自他人取得物之占有的人才應保證將該物返還給原交付人。雖該原則與現今善意取得制度觀念不可同日而語，但其已經開始側重于對受讓人利益的保護。因此，一般認為善意取得制度就是近代以來的日爾曼法“以手護手”為基礎，又吸納了羅馬法中占有時效善意要件，從而得以發展起來的。對于“以手護手”原則成立根據，后世學者作出不同解釋，進而形成不同理論派別。1．占有效力說。按日爾曼習慣，動產所有權要求保持標的物實際占有，當標的物由無權處分人交付給第三人，所有權也就發生轉移，原權利人除依契約向無權處分人行使權利外，已無其它權利。2．權利外像說。認為“以手護手”原則是日爾曼法注重形式主義結果。按物權公示效力，凡占有動產的人即應推定動產所有人，而原權利人和無權處分人間動產契約關系不需公示，第三人無從了解，所以原所有人只能向無權處分人追及。3．本人與因說。因原所有人未充分考慮到相對人信用，而應承擔由于自己錯誤信任而造成的后果。4.法律賦權說。認為在善意取得權利情況下法律賦予占有人以處分他人所有權的職能。以上學說均是對“以手護手”原則進一步延伸，是對同一問題同一層次不同角度的分析，無本質上差別，仁者見仁而已。

綜上，表象依據停留在交易過程淺層形態中尋找善意取得制度立法依據，其雖有合理性，然卻未揭示出最根本立法依據。

（二）價值依據

在民法的發展史上，出現過兩種財產安全的概念，即財產所有權的靜的安全與財產交易權的動的安全，兩種安全狀態通常情況下是一致的。但當所有人的利益和受讓人利益發生沖突時，兩種制度便體現出不同價值取向。靜態財產安全是指法律保護占有和所有人的財產利益，禁止他人非法占有。它強調的是交易以交易者擁有權利為限，超出自己權利范圍的交易為無效，著重保護的是所有人的利益。相反，動態交易安全指法律保護交易當事人基于交易行為所取得的利益，認為在特定的場合下，應犧牲真正權利人的利益，以此維護活躍的交易活動秩序，促進民事流轉。兩種財產安全制度分別產生于不同的社會基礎。靜態財產安全產生于奴隸、封建制的“身份社會”中，所有權擁有至高的地位，是奴隸、農民對奴隸主、地主人身依附關系的前提，是統治者手中束縛被統治者的致命的鏈鎖，被賦予無限制的擴張力。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化大生產方式滲入到各個領域，商品經濟日益頻繁，人類進入“契約社會”。原有靜態財產安全制度弊端日益暴露，導致“權利的受讓人為預防不測之損害之 1

故在任何交易里均非常詳細調查真正的權利人，以確定權利的實像，方可開始交易不可”，整個社會所賴以生存的契約沒有了可靠的安全保證。這種怠于交易或不經濟的行為遠不止對個人利益的侵害，而是直接影響著社會整體利益的實現。于是，人們開始意識到社會的邏輯起點絕不僅僅是個人，社會的價值含量也絕不是個人神圣權利和意志能得以實現的。個人應當成為法律生活的協同者而不是權利的對抗老。為此個人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應當奉獻自己的權利承擔其它自身意志之外的不利益，由此基礎產生了動態交易安全。可見社會化大生產為形式的商品經濟決定了立法制度的價值取向，這是善意取得最深層次的立法依據。

二、善意取得標的物

善意取得制度是以犧牲原權利人的利益，來維持整個社會動態交易安全。總體說來，該制度是在標的物性質區分上建立的，即根據標的物類別不同區別適用善意取得。由此導致了流通性相同的標的物在同性交易中產生不同法律后果的缺陷，表現如下：

1．后世承襲日爾曼法中“以手護手”原則時把適用范圍也局限于動產，以日本、美國、德國等國民法典為典型。如此立法原因在于動產以占有為公信力，受讓人依該表象事實進行推定可能和實質權利產生誤差。而不動產由專門機關登記公示在正常情況下不存有誤差。但以此將公示產生誤差的不動產也排除于善意取得適用范圍之外則有失公平。例如共同共有不動產或登記錯誤不動產等等。

2.對占有脫離物而言，善意受讓人在交易中所負擔的義務與其在占有委托物的交易中所負義務完全相同，并也是經由無權處分人手中受讓，本著權利和義務相對等原則，應賦予占有脫離物的受讓人以所有權，且無論對于占有脫離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對無權處分人造成的不利益是相同的。換言之，若不適用善意取得則既破壞了動態交易安全的立法體系，也未對銷贓加以有力阻滯，弊大于利。

3．公有財產從其本質來說都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與其它流通物無特殊區別。依據“權利一體保護”主義，應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但由于目前我國公有財產登記制度不健全，保障措施不完備，整個經濟體制處于構建過程，如對公有財產嚴格采取善意取得制度，勢必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有修于善意取得“社會本位”的初衷。基于此，筆者認為應在原則上適用善意取得同時，賦予國家的低于市場價買回權，受讓人經濟損失向無權處分人追及。

4．埋藏物、隱藏物、漂流物除歷史文物或金銀等限制流通物或禁止流通物收歸國有外，其他應適用善意取得。

以上是就每個類別的物而進行的具體分析，可看出每個類別物根本性質都是流通物。其本性促使其參與到整個流通中去，而不因其按類別區分而有所差異。雖各國立法者使經公開市場或出賣同種類物商人，拍賣處的善意人購得標的物均可取得所有權，然卻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此弊端，可見以標的物性質區分為基礎而構建的善意取得制度是缺乏科學性、經濟性的。

三、重構善意取得構成要件

現代社會中人的創造力不斷提高，不可再生或不可代替的社會物質財富在范圍上越來越小，人們對于財產權利的保護，已不再拘泥于實物形態完整回復，相反，對物權客體價值形態的補償則成為人們樂于接受的方式。各類別物區分在觀念上發生變化，作為它們的共性的價值性，益發突顯出來，不同類別物，可在價值層次上相互轉化，彼此間已不存在絕對界限。有鑒于此，善意取得既為保護交易安全而定，而交易之財產范圍除國家明文禁止流通物或限制流通物和違反公序良俗之內容外不受任何限制，善意取得也應適用該范圍。對善意受讓人利益之保護并非是僅對善意者的支持，而是體現整個社會對善行為的肯定。確認法律是否施援最根本的依據是行為性質，而非標的物的性質。換言之，只要標的物在流通物范圍內，善意取得便僅以善行為為成立要付。如此設置，有益于達到動態安全立法之最終目的。據此善意取得構成要件僅為；

（一）交易標的物須為自由流通物

法律禁止流通的財產或限制流通的財產，不能進入流通領域，否則沒收財產并追究法律責任。此

為強制性規定，不以當事人不知而免責。

（二）善行為

一般交易行為均是完全行為能力人在自己意識指導下發生的，當當事人依正常交易經驗，以公平實現交易目的意識為行為時便是善行為。但當事人為行為之意識不易為外人所知曉，由此只能從以下行為表象中進行推測。

1．該交易行為須是經公開市場、拍賣或出賣同種商品商人處購得。反之如交易不以公開市場行為為方式便不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因為在此情況下，受讓人自身存在過失。他往往是基于對讓與人的信任或基于貪圖小便宜的心理而與讓與人發生交易，甘愿承擔風險，所以一旦出現無權轉讓情況，受讓人應對自身的錯誤信任或錯誤心理負責。向原所有人返還原物，向無權處分人追及損失。

2.行為人須是所有人或有權處分人，且不知相對人為無權處分人，否則應推定為惡意，無權處分人的處分包括如下情況（l）不享有所有權的人處分他人財產。如承租人、租用人轉讓承租和借用財產。（2）非法占有他人財產并對該財產處分，如小偷轉讓贓物。（3）雖享有所有權，但所有權受到限制。如所有人的財產查封、扣押以后，所有人仍非法轉讓財產。（4）某個或某些共有人未經其他共有人的同意擅自處分共有財產。

3．既是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必然是有償的，若一方無償或以極其低廉價格讓與，相對方應依交易正常經驗應對財產來源進行追查。一個城實，不貪圖便宜的受讓人在此情況應查明財產來源，如不經調查受讓財產，很難認其為善意。著雙方是贈與關系則不屬于交易行為。

4．行為人的行為須符合法律規定程序，例如一些特殊交易行為須到有關部門登記等，如不依法定程序則視為貽于履行交易應盡之義務，不可推定其為善行為。

5．物權變動公示于第三人。動產要交付，不動產要登記，以保證相對人權利真正實現也使第三人明了交易雙方各自實質權利，確保未來交易安全。如不履行該義務，則法律不對該交易行為進行保護。有鑒于此，占有改定不能成立善意取得。所謂占有改定是所有人占有物可在所有人和受讓人間約定由受讓人取得間接占有法律關系，以替代物的交換。此時雖雙方當事人的意志達成一致，并符合其它交易條件，動產所有權發生移轉，但由于買受人未履行向第三人公示的義務，所以不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可見，當事人若在交易過程中自覺履行善行為即以公平實現交易雙方預期目的為意識，經由公開市場，拍賣或出賣同種類商品的商人處購得，并依法定程序發生物權變動公示于第三人。且標的物在法律允許流通的范圍內，則當事人取得所有權。若相對人行為也符合此性質時，發生雙方預期法律后果。讓與人行為不符合此性質進行無權處分時，則發生善意取得法律后果。

【作者介紹】吉林大學法學院

注釋與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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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研究》編輯部編著《新中國民法學研究綜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9月版，第26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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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臺北正大印書館，1989年版，第1版，393頁。

楊立新《民法判解研究與適用》第2冊，第459頁。

同⑤

劉得寬《民法研究問題與新展望》，中亨有限公司印，第248頁。

《日本民法典》中規定“對占有人推定其以所有的意志、善良、平穩而公然地開始占有動產者，如果善意無過失，則即時取得行使于該動產上的權利。”《美國統計表商法典》，“貨物”釋意為“交易中的動產”德國在民法典第三章第二節“動產所有權的取得，喪失”中規定善意取得制度。楊立新《共同共有不動產交易中善意取得》載于《法學研究》1997年第19卷4期。

陳華彬《法學研究》1998年3期《埋藏物發現若干問題》。

王利明等著《民法通則》下班，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5頁。同③

孫憲忠《德國當代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16頁。

第四篇：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106條正式確立了我國的善意取得制度。作為物權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項重要制度，該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國民事立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依該條規定，對我國物權法所確立的善意取得制度應作廣義的理解，其作為我國民事立法中制度創新的積極成果，較傳統民法意義上的善意取得制度有了開拓性發展。

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權法上的一項重要制度。作為適應商品經濟發展需要而產生的一項交易規則，動產善意取得制度有助于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維護正常的商品交換。因而該制度業已在世界范圍內，被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民事立法所確認。我國現行民事立法尚未在整體上實現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化，關于這一制度的理論探討也未盡完備。如何構建我國的善意取得制度理論，從而為其立法化進行理論準備，就成為民法學上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筆者將從善意取得的起源、概念、動產所有權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不動產的善意取得及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等方面闡述善意取得制度，期待著我國制定民法典，確認善意取得制度，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

正是由于我國傳統民法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將善意取得制度與登記的公信力制度分別予以規定，所以才導致人們長期以來對善意取得制度理解上的爭議。有人認為兩種制度的差異不能調和，善意取得制度僅指動產的善意取得，不應也不能包括不動產的善意取得，因為不動產的善意取得問題系由登記的公信力制度規范之；有人則認為兩種制度可以統一，善意取得制度不僅指動產的善意取得，也應當且能夠包括不動產的善意取得。筆者同意后一種觀點，因為傳統民法的善意取得制度與登記的公信力制度在理論基礎上并不存在實質性的差異。其歸根結底是物權的公示公信原則的邏輯結果，兩者創制的目的是一致的，其在功能上可謂異曲同工。在促進交易便捷、保護交易安全和維護善意受讓人的利益方面并無二致。因此，對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解宜根據具體情況作狹義與廣義之區分。狹義的善意取得制度系指傳統民法意義上的善意取得制度，即動產善意取得。其界定如上所述。廣義的善意取得制度系指適用范圍涵蓋動產、不動產及其他物權的善意取得制度。其界定如下：善意取得，又稱即時取得，指無處分權人將其占有的動產或者錯誤登記在其名下的不動產轉讓給善意第三人或者為善意第三人設定他物權，在符合一定條件的前提下，善意第三人依據法律的規定取得動產或者不動產所有權或者他物權的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的淵源十分復雜，多數學者認為善意取得制度發源于日爾曼法的“以手護手”原則。近代以來，為了保證交易安全和便捷的需要，善意取得制度進一步吸收了羅馬法上的時效取得中善意要件，逐漸完善和發展起來。善意取得制度是通過第三人在交易時對占有的公信力的信賴，對于已登記的不動產則是對登記公信力的善意信賴，通過這種善意信賴來保護第三人即無辜毫不知情者的合法權益，進而維護已形成的新的財產關系，穩定社會秩序，阻斷原所有入對該物的追及力。

我國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以下特點:①統一適用于動產和不動產。②統一適用于所有權和他物權。③構成要件比較嚴格，以利于兼顧所有權的保護與交易安全的維護。④從反面規定了不適用善意取得的情形。《物權法》第107條規定，遺失物贓物等占有脫離物不適用善意取得。

從本質上說，善意取得制度是一種以犧牲財產所有權的靜的安全為代價來保障財產交易的動的安全的制度。在符合善意取得條件的情況下，善意取得制度適用的結果是，由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權或者他物權，而真正所有權人的所有權消滅或者所有權上產生他物權的負擔。但是，善意取得制度并非完全不考慮對原所有權人的保護，而是在優先保護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兼顧所有權人利益的保護。善意取得制度的主要立法目的在于協調由無權處分行為所產生的善意第三人與物的所有人之間的矛盾，其結果是物的原所有人喪失權利，而善意第三人取得權利。也可以說，善意取得制度解決了當靜的財產安全與財產交易時動的財產安全發生沖突時，兩方面利益的取舍問題。對財產靜的安全的保護以保護原所有人的利益，為了維護靜態的社會秩序和平穩定；當涉及財產交易時，對財產動的安全的保護則為保護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形成動態的社會秩序的的同時，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化。在現代社會，市場經濟日益繁榮發展，財產的流通更為頻繁，社會秩序不可能永遠靜止，一成不變，因此，維護動態的社會秩序，保護財產交易中動的財產安全迫在眉睫，必須完善善意取得制度。當今，承認善意取得制度，保護財產交易動的安全，對促進社會經濟穩定有序地發展，是十分必要的。善意取得制度，作為在物權法領域優先保護交易安全，在債權法領域兼顧所有權的保護，具有以下功能：①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維護公共利益;②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鼓勵交易，促進物的流轉;③有利于充分發揮物的效用，促進物盡其用。

構成要件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重要內容和組成部分。善意取得制度與登記的公信力制度的構成要件及其具體要求差異很大而且較為復雜。正因為我國物權法動產的善意取得和不動產的善意取得合并在一起作出規定，從而統一和簡化了善取得的構成要件。根據《物權法》第106條的規定，適用善意取得制度應具備如構成要件：1．無處分權人處分了他人財產。2．受讓人受讓該財產時是善意的。3．受讓人以合理的價格有償取得。4．轉讓的財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應當注意的是，盡管物權法將動產善意取得和不動產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統一起來作了規定，但畢竟動產與不動產的公示方法

是不同的，因此，并不排除在構成要件的具體要求上仍然會存在一些區別。所謂準善意取得，是指善意取得所有權之外的其他物權。無處分權人進行處分，并不限于所有權，還包括在標的物上設定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此種情形，如果受讓人善意，同樣發生該項物權的善意取得。由于傳統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僅適用于動產，因此準善意取得的準用范圍也限于以動產為客體的他物權。同時由于其善意取得須以取得物之占有為構成要件，故傳統民法中準善意取得的范圍極為有限，主要指質權。因為傳統民法中的他物權，除質權外，均主要以不動產為客體。與之不同的是。我國的善意取得制度統一適用于動產和不動產，相應地，準善意取得的準用范圍也不限于以動產為客體的他物權。諸如以不動產為客體的房屋抵押權、地役權等他物權均可準用于準善意取得。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高速發展階段，所有權類型的多樣化、商品交易活動的日益頻繁的現實，要求立法由 原來保護所有權靜態安全的價值取向轉變為保護交易動態安全的價值取向。作為物權法乃至民法中的一項重要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我國民事立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我國善意取得制度將以其特有的創新精神充分有效地發揮其促進交易便捷、保護交易安全、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和諧的制度功能。

適于善意取得的不動產，一定是發生了登記錯誤的不動產。如果不動產上沒有發生登記錯誤，則不會有錯誤登記的公信力產生，也就不符合善意取得的要件。不動產登記錯誤的發生，常見于以下三種情形：① 共有的不動產登記在一個人名下。② 因履行無效合同發生的不動產登記錯誤。③ 因其他原因發生的登記錯誤。

能夠適用善意取得的動產，原則上限于占有委托物。所謂占有委托物，指基于真正權利人的意思而喪失占有的物。如基于租賃、保管合同關系，由承租人、保管人直接占有的動產。此外，借用物、運輸物、承攬物、試用買賣物、質物均屬于占有委托物。

《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第89條的規定：“共同共有人對共有財產享有共同的權利，承擔共同的義務。在共同共有關系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項財產的，應當維護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賠償。”對于這一司法解釋,筆者認

為，該司法解釋并不能表明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國民事立法或司法實踐中的確立。這是因為，首先，該條司法解釋的立法目的并非規定所謂善意取得制度，而是針對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行為所作的相應法律評定。其次，該條司法解釋的具體內容與善意取得制度的基本內容相差甚遠。但是，就強調維護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權益而言。該司法解釋卻首次從我國民事立法層面體現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思想。而且，其體現出來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思想較傳統民法更具中國特色，其肯定共同共有財產可以善意取得，即表明沒有將不動產排除在善意取得的適用范圍之外。因為該條中雖未明確說明共同共有財產的范圍，但此條解釋中的“共同共有財產”顯然既包括動產也包括不動產，而且就此司法解釋演變生成的歷程而言，其實質是指共同共有的不動產，而且主要是指共同共有的房屋。

第五篇：淺議善意取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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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議善意取得制度

作者：黃艷

來源：《法制博覽》2012年第05期

【摘要】在我國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項重要且頗具現實意義的制度。本文基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的規定的解讀，結合理論界對善意取得制度的觀點與看法，簡單的探討一下善意取得制度在實際適用中的一些情況及問題，尤其是對于贓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的問題。除此之外，通過與德國及美國的善意取得制度進行比較，尋求我國善意取得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關鍵詞】善意取得；受讓人；贓物

隨著市民社會的出現和發展，商品交易的不斷擴大，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法治意識的提高以及對現實中的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問題的思考，善意取得制度就應運而生了。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對善意取得制度的規定，有利于維護正常的市場交易關系和交易的進行，有利于保護善意的交易相對人，也有利于促進社會經濟秩序的穩定。

一、我國的善意取得規定

善意取得，又稱即時取得，是指無處分權人將其動產或不動產轉讓給受讓人，如果受讓人取得該動產時出于善意，則受讓人將依法取得對該動產的所有權或其他物權。①《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零六條也規定了善意取得的條件，即：

（一）讓與人是無處分權的占有人

占有又分為合法占有和非法占有，合法占有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學界已經普遍達成共識，但是對于非法占有，如對漂流物、遺失物、盜竊物的占有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卻未能達成共識，形成了各家之言。

（二）受讓人受讓該不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物權變動中的善意是指“行為人不知、無法知道、不應知道或因輕微、一般過失而不知其法律行為缺乏權利基礎的主觀狀態。”②所以，對于善意的界定，一般應當采用善意推定的方法，即根據一個正常人對具體情形，憑借一般常識、生活經驗、交易經驗所做出的判斷來認定是否善意。例如，受讓人是在“黑市”或者以明顯低于市場價的情況下交易，則不能認定為善意。除此之外，善意的適用時間應該為物權變動行為發生之前，因為物權變動之后，原權利人知道自己喪失了權利，必然會對受讓人提出請求，所以，受讓人不可能自始不知道該物為善意取得。

（三）以合理的價格轉讓

受讓人必須通過交易行為而有償取得某物，這是善意取得的基本條件。這就是說，受讓人必須支付相應對價，如果受讓人是無償地從無權轉讓的占有人那里取得該物，所有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有權向受讓人請求返還原物。若受讓人以明顯低于市場價取得該物，那他也不能基于善意取得而享有該物的所有權。

（四）轉讓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交付給受讓人

這是善意取得的構成要件之一，動產的物權變動必須作出交付行為，不動產物權變動必須登記，如果違背該項規定，善意取得不能完成，受讓人也不能取得受讓物的所有權。這是物權公示公信原則的體現，公示原則是指物權的存在及其變動須以法定方式進行公示才能發生效力，動產占有產生公信力，不動產登記產生公信力。

二、德國和美國的善意取得規定

在英美法系國家，傳統的普通法規則認為“沒有人可以轉讓不屬于他所有的商品”，并根據這個規則確立了善意購買人原則，即：不知標的物的權利瑕疵并且為之付出了對價的善意購買人對于所購財產享有對抗一切先在物主的所有權。

《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403條規定了具有可撤銷的所有權的人有權向按價購貨的善意第三人轉讓所有權，當貨物是以買賣交易的形式交付時，購貨人有權取得其所有權。

德國固有法有以手護手的原則，“任意與他人以占有者，除得向相對人請求返還外，對于第三人不得追回，惟得對相對人請求損害賠償”，這就是動產善意取得制度的來源。此外，根據德國的民法理論，債權行為與物權行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善意取得作為一個物權取得的問題，只要求物權行為，只需要達成所有權轉移的合意，不關注交易行為有償、無償的問題。反觀我國的善意取得制度，不僅涉及物權行為，還涉及債權行為。

三、善意取得適用問題的探究

對于無處分權的占有人非法占有的物是否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在我國理論界很大分歧，可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規定：所有權人或者其他權利人有權追回遺失物。該遺失物通過轉讓被他人占有的，權利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損害賠償，或者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受讓人之日起二年內向受讓人請求返還原物。該條規定本意是要體現善意取得制度，但是仔細考察后，很難講這是一個善意取得，因為原所有人在二年內有返還請求權，受讓人不一定能取得物權。此外，也未明確贓物是否適用該條規定，由此引起了學者們的不同觀點和見解。

對于贓物能否善意取得理論上有肯定和否定說。肯定說認為，既然善意取得制度是為了維護交易安全，作為受讓人來說并不知道該物為贓物，因此，為了維護受讓人的合法權利，贓物也應適用善意取得。否定說認為，在社會利益中存在公法利益和私法利益的保護，公法利益的保護應優于私法利益的保護，為了維護社會公共秩序，贓物不應適用善意取得制度。

否定說已成為法律界的共識，但是也有例外情況，一是贓物為金錢或無記名證券的，二是受讓人在特定場所或采用特定方式取得的，特定場所是指有營業執照的商店或交易所，特定方式是指受讓人通過竟買方式取得贓物。

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的民法中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的民法中，善意取得制度都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是公示公信力在邏輯上的當然結果，而且，善意取得制度有利于維護交易安全，有利于維護市場信用、促進市場交易，有利于維護經濟秩序。但是，善意取得制度也是對物權的追及效力的限制，對所有權的約束，造成了受讓人權利的擴張和所有人權利的縮小，加上法律規定的不完善，難免出現濫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形，所以，對于該制度應辯證的看待，并尋求相關法律的進一步完善。

注釋：

①王利明.民法第四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211頁。

②董學立.論物權變動的善意、惡意［J］.中國法學。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