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勞教制度的影響

已經近五十年，是我國獨有的，極具中國特色的一項改造教育制度。雖然這一制度在社會實踐中

對于維護社會秩序，預防犯罪方

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但是，勞教制度本身又存在難以克服的

制度性缺陷，侵犯了公民的權利。故勞教制度的存廢一直是學界爭

論的焦點問題之一。2013年11月

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

關鍵詞：勞教制度 廢止

一．勞教制度的歷史沿革

勞動教養就是勞動、教育和培養，簡稱勞教。勞動教養并非依據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我國的勞教制度始于1950年肅反運動中，形成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后期。1955年中共中央發布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基于維護政權穩定的考慮，對于政治上不能留用、放在社會上不可靠，增加失業率的一些人進行勞動教養。1957年全國人大頒布《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右派成主要勞教對象，直接導致了1957~1958年全國大辦勞教所，使得各地被教養人數激增。文革期間勞教被終止，勞教人員一部分被釋放，一部被轉移，還有一部分直接送到監獄服刑。文革結束后勞教制度得以恢復，當時很多人建議廢除勞教制度，但是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勞教制度在尚無系統刑法典的情況下對維護當時社會治安與社會秩序效果明顯。

1980年1月我國刑法典生效，勞教制度并未被廢除而是作為刑法典外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對于維護和鞏固行政權，解決那些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特殊人員的就業問題，防止他們違法犯罪、維護社會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成為采用強制性勞動改造的方式處置不夠刑事處罰的違法人員的主要手段。

二．勞動制度的廢除

2012年任建宇案、唐慧案等重大的影響性勞教案件，激發了新一輪更廣泛徹底的廢除勞教的呼聲。每一起個案，每一聲呼吁，都是力量的積累，只為等待最后的臨門一腳。不懈的努力終在2013年伊始初見成效。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

宣布，積極推進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在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后，將“停止使用”勞教制度，并要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前，嚴格控制使用勞教手段，對纏訪、鬧訪等三類對象不采取勞教措施。

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三．廢除勞教制度的意義

勞教制度雖然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但近年來飽受詬病，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對象擴大化、容易被地方執法機關濫用、侵犯人權等一系列問題，最嚴重的就是未經法院審判就長時間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因此，無論是從保障人權的必要性還是從建設法治中國的高度來看，都有必要廢止勞動教養制度。

勞教制度被廢止，可以說在意料之中，是大勢所趨?！皠诮淌莻€筐，什么都往里裝！”兼具隨意性、懲罰性、模糊性于一身的勞教制度，實際上是用行政的程序取得了判刑效果，在法律體系已經相當完善的今天，諸多弊端纏身的勞教制度與現代法治精神已經格格不入，一些極端個案的出現令人談之色變、“口誅筆伐”。雖然仍有人主張不能對勞教制度一廢了之，不能無視勞教制度在歷史上曾經發揮的積極作用，但是，勞教制度已經失去了存在的基礎，關于它的意義和作用，無疑也只能放在歷史書中去評判。自由是人權的靈魂，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是一個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在一些極端的勞教個案中，我們看到的卻是勞教制度對人權的侵犯，沒有公訴程序、沒有審判環節、甚至沒有救濟途徑。問題倒逼了改革。誠如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所言：“廢止勞教制度是法治的勝利，自由的勝利！”不可否認，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法治建設上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法治建設要取得不斷進步，法律體系要不斷完善，就必須不斷剔除不相適應甚至阻礙發展的因素。

廢止勞教制度和展開相應的改革，是中央新領導集體決定要辦的一件大實事。就民主、法治建設而言，廢止勞教制度是一件功在當代，利在長遠的基礎性工作。決定做這件大事，是中央新領導集體取信于民，取信于國際社會的表現。此舉既順應了民意，亦反映了新領

導集體將國家和社會管理規范到法治軌道的努力。

廢止勞教制度，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才能不斷完善，改革司法體制和運行機制才能順利進行，憲法法律的權威才能樹立，法治中國建設才能取得實質進展。早在 2004 年，我國就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如果說那是我國人權保障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那么，廢止勞教制度無疑是法治中國建設前進中邁出的重大一步。

勞教制度在中國實行超過半世紀，積累的問題很多，停止使用以至于廢止這項制度的工作和善后事宜，確需要按憲法程序來部署。從公開報道看，中央有關機構的規劃是先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但批準后的善后工作會十分艱巨。廢除勞教制度的過程，需嚴謹部署，既要與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及相關執行制度相互銜接，也包括立法性協調，包括可能需要的修改刑法降低定罪門檻。另外，現有勞教期限未滿人員的處置問題

也應提上日程，在職勞教管理人員的歸屬問題更需要時間來解決。加速推進勞教制度改革的工作很繁重，但只要公民基本權利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付出相應的艱辛是值得的。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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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源期刊網.cn 勞教制度廢止后的銜接制度探究

作者：李倩雯

來源：《理論觀察》2015年第04期

[關鍵詞]勞動教養；銜接制度；后勞教時代；違法行為矯治法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 — 2234（2015）04 — 0044 — 03勞動教養制度作為極具中國特色的一項制度，產生于上世紀50年代。在當時的特殊國情下，這項制度在治理不足以追究刑事責任的違法行為的工作上，發揮了不可否認的重要作用。隨著適用對象一次次擴大和管理審批制度不斷寬松，勞動教養制度在正常發揮作用的過程中，逐漸轉變成一個“大籮筐”，許多不合時宜的東西都被放入其中。近年來，大學生村官任建宇案、上訪媽媽唐慧案等案件的出現，一度將勞動教養制度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隨著改革不斷深化和法治建設不斷推進，勞教制度關于立法根基缺乏、管理職能寬泛、審批制度缺失等嚴重問題逐漸暴露，廢除勞教的呼聲愈發強烈，直至2013年底，勞教制度正式廢止，開啟了所謂后勞教時代。

一、勞動教養制度廢止的現實影響

（一）廢止勞教具有現代法治意義

我國的勞動教養制度誕生并發展于法治尚未健全的年代，在那個年代，行政權較強勢，在某種程度上政策取代了法律。在勞動教養制度施行的過程中也曾經制定了一定的規范文本，如1957-1982年間先后出臺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勞動教養試行辦法》等行政法規確立了勞動教養這一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根據2000年《立法法》第8條第5項的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行政處罰法》第9條第2款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設定；第10條第1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前后對比，勞動教養制度直接違反了憲法、立法法與行政處罰法的規定，既存在違憲性又與上位法相抵觸，存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事實上，這一制度合法性根據的缺失也是勞動教養制度長期以來不斷受到詬病的重要原因。隨著勞教制度的廢止，我國法律體系中的違憲性文件得以肅清，與我國依法治國a的現實趨勢相吻合，具有重要的現代法治意義。篇三：勞教制度應當終結 勞教制度的終結 小組成員：路 思 學號：2011011112 郭 瑞 學號：20110111 王振江 學號：20110111 趙云濤 學號：20110111 勞教制度的終結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研究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問題。其中第九項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中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12日發布的三中全會公報強調，要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勞教制度歷經半個多世紀，近年來因其法律依據不足且違反憲法和上位法，有違罪罰相當和程序正當等法治原則，且在實踐中被廣泛、嚴重濫用，勞教措施侵犯人權的問題成為眾矢之的，其存廢或改革的討論不斷。

勞教制度是在發起反右派運動的1957年出臺的。不斷有民眾在上訪抗議強征土地時被扣押。有人指出，這一制度導致全國有超過6萬人被關押。這次廢止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勞教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這是中國政府承諾要到2020年完成的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改革中的重要內容之一。新華社援引習近平的話稱：“司法改革是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之一。”

一、勞動教養制度的提出

1955年，作為政治斗爭工具的“勞動教養”政策被第一次明確提出。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為保障政權穩固，國家開展了一系列肅清敵視新政權的反革命壞分子的運動。

依據1957年8月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勞動教養是“為了把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為了進一步維護公共秩序，有利于社會主義建設”，《決定》同時指出勞教制度“是對于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種措施，也是對他們安置就業的一種辦法?！笨梢妱诮讨贫缺旧硎窃谔厥鈺r期具有明顯歷史局限性的產物。

二、勞教制度的病根

無法律依據長時間禁錮公民人身自由是對勞教制度最大的批評?！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37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

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庇纱艘幎芍?，較長時間剝奪或限制公民人身應該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否則均應視為非法。但是勞動教養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憑借公安機關或黨政部門設立的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到3年不等，甚至可以延期為4年，這明顯與憲法的規定相抵觸。

（一）那么現行勞教制度的制度淵源是什么呢？

經1979年11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準，國務院于當年12月5日公布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補充規定》，并將1957年頒布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重新發布實施。此后，國務院和公安部又相繼制定發布了一些關于勞動教養的法規文件，其中對勞教制度恢復發展影響最大的是以下兩個：1980年2月29日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和1982年1月21日經國務院批準轉發公安部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后者多年來被作為決定是否勞教的主要依據。這些決定，通知，辦法，均不是法律。

那么如果從法律形式上讓勞教滿足制度要求，是不是就可以將它洗白粉墨登場呢？勞教制度沒有必要保留，無論是《治安管理處罰法》還是《刑法》都對違法行為和輕刑事犯罪做出了明確的規定，另外，勞動教養起點就是1年，嚴重違背罪（違法行為）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如果將它理解為一種處罰，那么處罰明顯過重。

（二）以勞教對待公民的過激行為，是制造雙重的惡

當前維權通道不暢，法律途徑既不為官方重視，也不為民間所重視是普遍的現實。上訪仍是民間維權重要途徑。

上訪，作為法外的維權模式，盡管與人們理想的法律途徑相比，還存在諸多問題，但仍然是符合憲法明確的關于公民有監督政府，提出意見建議的權利的直接途徑。它的正當性仍然不可以抹殺。

2012年8月3日，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擾亂社會秩序”為由，對唐慧處以“勞動教養1年6個月”，隨后唐慧被押送至湖南株洲的白馬垅勞教所。2013年1月12日，稱“再次受到傷害”的唐慧說，將就勞教賠償問題提起行政訴訟。唐慧訴永州市勞教委一案于2013年4月12日開庭，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唐慧的訴訟請求。2013年7月15日唐慧案二審勝訴。本案中唐慧的訴求未必符合法律的精神，唐慧的行為，如當地官方的說法，確實是破壞公共場所秩序，應當為此承擔相應法律責任，但絕不應該是勞動教養這樣嚴厲的處罰。

這是以嚇阻手段，阻止公民對政府的監督，限制公民的正當權利。

更不能無視的是，地方政府對公民法治信仰的破壞，是促成信訪難題的主因。學者仝宗錦說：制度一方面倚重信訪怪胎從而減損法院裁判權威，另一方面又用勞教怪胎去懲罰信任信訪的當事人，這是怎樣的怪胎乘以怪胎的邏輯啊。

三、勞教制度的大事件1、1957年

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頒布《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成為勞教的主要依據。

2、1979年

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勞動教養制度可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長達一到三年，必要時可延長一年。

3、1982年

國務院頒布《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針對對象包括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符合勞動教養條件的人；后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關于禁毒的決定》、《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等出臺，更多人員被納入勞教范疇。

4、2005年5、2009年

中央政法委《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涉法涉訴信訪工作的意見》，正式將“違法鬧訪者”納入勞教對象。

6、2013年

《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

四、勞教制度廢止的導火線

（一）任建宇案

任建宇曾是重慶市的一名大學生村官。2011年9月23日，重慶市勞教委認為他通過網絡發表不當言論，對其作出勞動教養兩年的決定。2012年8月15日，其父任世六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勞教決定。開庭前一天，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為由，撤銷了任建宇的勞教決定。

任建宇表示，從獲得自由的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期盼著勞教制度的廢除。從獲得自由到勞教制度被最終廢除，任建宇整整等了一年零兩個月有余，任建宇說，終于等到了這一天，對勞教制度被廢止感到歡欣鼓舞。

在獲得自由后，任建宇向重慶市三中院及重慶市高院提起了訴訟，要求撤銷重慶市勞教委作出的《勞動教養決定書》，但訴訟請求均被駁回。

對于中央決定廢止勞教制度，任建宇表示，他將和代理律師聯系并商議，以決定是否繼續進行申訴。

再有半年或一年、最長兩年，相關人員勞動教養的期限執行完了離開，勞教就自然消亡了。

（二）唐惠案

上訪媽媽唐慧2012年8月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以唐慧在法院辦公樓滯留15天并要求法院判處7被告人死刑、在有關機關門口阻車堵門等行為“擾亂社會秩序”為由，對唐慧處以“勞動教養1年6個月”。

唐慧被勞動教養的消息被公布后，卻引來輿論的一片嘩然。2012年8月8日,湖南省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受理唐慧對勞動教養案的復議。唐慧的勞動教養決定經復議被依法撤銷。

五、勞教制度被廢止

據《參考消息》2013年11月17日報道，中國政府今天表示將廢止勞動教養制度，這是對批評該制度落后且侵犯人權的憤怒民眾做出的回應。據官方的新華社報道，該決定是本周早些時候結束的中共高層會議所通過的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的一部分。

第二篇：勞教制度

勞教所死法千百種，制度為何不死政發學院09公管090107003付媛

摘要: 勞動教養制度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特定的政治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至今已走過了近五十年的風雨歷程。本文通過對勞動教養制度的歷史與弊端進行闡述，結合現狀事實淺談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現實意義及必要性。

關鍵詞：勞動教養制度，勞動教養人員，民主監督，法治，人權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自萌芽、發展到成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解放初期至1956年

這一階段是新中國初始建立的時期，政府著重改造社會“渣滓”和舊社會婦女，被收容的對象大都是舊社會遺留下的散兵游勇、乞丐、災難民以及小偷、妓女和販毒或吸毒者及慣偷和詐騙者。為妓女治愈性病、幫助妓女轉業、保證妓女不轉為暗娼，成為當時轉化妓女工作的主要指導方針政策。以1951年11月到1958年的上海為例，7513名妓女和街頭暗娼先后接受了教育改造，她們全部轉變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舊上海的娼妓制度被鏟除。

第二階段：1956年至1957年

1956年，黨中央清查出暗藏在企事業單位中的反革命分子10800多名，對其中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于留用的人員處理成了難題——放到社會上會增加失業人口；繼續留用又有風險。為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于是將他們集中在一個場所，進行改造教育，由國家發給一定工資。此階段的勞動教養對象是根據政治需要，確定什么樣的人應該被勞教。

1956年，黨中央專門就勞動教養發出指示，要求各省市立即籌辦一個相當規模的勞動教養機構，此后，各省市陸續建立了勞動教養機構，辦起了勞動教養。

第三階段：1957年至今

1957年，國務院頒布《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勞動教養制度正式成立。當時的法制環境是國家沒有出臺《刑法》，因此刑事政策上需要一個對應性的措施；勞動教養對象單一，仍主要限于內部肅反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只有輕罪不夠判刑的其他壞分子。1979年，國務院公布《關于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1980年國務院公布《關于將強制勞動和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于勞動教養的通知》，1982年轉發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之后的1991年到1993年，司法部陸續發布了一些關于勞動教養管理、教育工作的專門性規章。勞動教養職能由安置就業向強化處罰轉變。此后，立法又將強制戒毒后的復吸人員、賣淫人員等歸為勞動教養的對象。

正文：

不可否認,勞動教養制度在我國實施了54年，在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治安、預防和減少犯罪、教育和挽救輕微違法犯罪人員等方面，起到過積極的作用。但是,勞動教養制度已走完它的生命歷程，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應予以廢除。當一個制度本身及行使過程中都存在著巨大問題時,那么這個制度就像是一個內外皆腐的野獸,必死無疑.所以,勞動教養制度必廢無疑。

首先，勞動教養制度從本質上來說,是違憲違法的查當今各國憲法，凡涉及限制和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事項，皆應由憲法、法律規定，中國憲法也不例外，現行憲法并未授予除全國人大和人大常委會以外的其他任何機構有制定剝奪和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規的權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而勞動教養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實際上常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1-3年之久，明顯與現行憲法相抵觸。

教養制度對被教養人員的執行方式以限制其人身自由作為核心，而我國《立法法》第八條規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只能由法律規定。

法律的概念是由全國人大制定并頒布。而勞動教養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據出自于國務院，其效力相比全國人大制定的法律要低，無權設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這一點，使勞動教養限制人身自由的執行方式自2000年7月1日《立法法》生效之日起，突然陷入了不合法的窘境。

限制人身自由的執行方式使勞動教養制度損害了法制的嚴肅性，在事實上造成了：一些被勞動教養的人失去人身自由的時間，甚至會長于因犯罪被法院判處實刑的犯罪分子，違反了懲罰理論中的刑罰與罪行相適應的原則，這會造成“違法不如犯罪，勞教不如判刑”的印象，給人造成邏輯上的混亂。

此外，勞動教養本身的制度弊端，也讓人詬病不已。

一方面，是勞動教養決定的歸屬權不定。勞動教養制度名義上是由公安、民政、勞動等部門組成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行使勞動教養決定權，但在很多地方的實踐中，公安機關既是勞動教養審批機關，又是勞動教養的復查機關，這種既是裁判者又是運動員的規則，缺乏應有的監督，他們作出怎樣的決定又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公安人員個人的職業道德和業務水平。因此，這種機制不僅不利于保證勞動教養案件的審判質量，更容易損害到勞動教養人員的基本權益。

另一方面，是勞動教養過程中公權的濫用與瀆職。公安機關在勞動教養上擁有過大的權力，使勞動教養在實踐中存在很大的隨意性和混亂性。少數執法機關及人員利用勞動勞教耍特權、徇私枉法，搞違法創收等現象常發生。有些案件有罪的證據不充分，公安機關為避免被檢察機關退回，就干脆不移送檢察機關，而送去勞動教養；還有的案件，檢察機關已經做出不起訴的決定，按照新的刑事訴訟法就應當立即釋放，但公安機關有時不但不放人，反而送去勞動教養！這使得勞動教養成了一個筐，什么人都可以往里裝。極少數執法枉法人員甚至公開宣稱，在勞動教養上，比檢察長、法院院長權還大，一人說了算。

再次，從人性道德角度而言，勞動教養制度的廢除也勢在必行。

勞動教養人員的來源，一般都是有的公安機關對一些在法定羈押期限內無法偵查結案提起刑事訴訟的案件，取證困難、證據不足，怕移送起訴后被退查的案件，辦案經費緊張、辦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復雜根本無法查清的案件，都處以勞教了事。還有些勞教的理由更讓人唏噓不已。有的公民因為投訴腐敗而被勞教；有的因為會見記者暴露地方上的問題而被勞教；有的因為發表文章抨擊形象工程而被勞教；有的因為在涉案的公司打工而被勞教；有的因為為別人說了一兩句公道話而被勞教；有的因為有前科遭遇“嚴打”而被勞教；有的因為錯抓而被勞教；有的僅僅因為一句玩笑話如“揀了你的手機，還不請我吃一頓？”而被勞教。

冤屈上訪、與“領導”不和、舉報腐敗、無辜牽連、不明不白地錯誤被抓、判刑無證據又不愿放人等“莫須有”的罪名或因素，許多人被勞教，致使妻離子散，甚至家破人亡。在太平盛世的當代中國，此種人間悲劇不應當繼續上演了。

理論說得天花亂墜也總有點紙上談兵之感。那么，無數血淋淋的事實又能否喚醒一點為政者對良知的拷問呢？

在陜西勞教所，勞教人員惠曉東被打死。

在遼寧葫蘆島市勞教所，勞教人員張斌被人折磨、毆打致死。魯北在《勞動教養還要試行多久》一文中記述了他所目睹的情況：有一名勞教人員病得很厲害，幾天沒有吃飯了，兩只腳腫腫的，大、小便都是在床上，不時從嘴里發出救命的微弱呼聲。但干警仍說他是裝病，有一天，當其它勞教人員向干警報告他不行了，醫生來到他床前，號脈后卻說：沒事，心跳正常。轉身就出來了，也許房間的氣味使他受不了。我問他怎幺樣？他說，沒事，裝病。沒過十分鐘，這位勞教人員就停止了心跳。

2010年4月13日，網帖《觸目驚心！唐山某勞教所在押人員“骷髏死”》稱一名叫董雄波的男子4月9日在唐山荷花坑勞教所離奇死

亡，死亡時“跟骷髏一樣”，身高1.8米的他體重僅35公斤。這一最新的死法被網民稱為“骷髏死”。

這事也并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同樣發生在勞教所，另一種死法之謎還沒有解開----沖涼死。即2008年3月，氣溫很低的情況下，學員穆大民在開封市勞教所被強行沖冷水，導致腦血管破裂，在送往醫院后死亡。事發兩年來，外界對此事一直不知情。如今，當地有關部門稱也正在進行調查。

另外，還有躲貓貓死，睡夢死，洗澡死，鞋帶自縊死，摔跤死，做夢死，遞紙死，妊娠死，洗臉死，激動死，喝水死，睡夢死，發狂死，睡覺死，摔床死，睡姿不對死等等。在限制人身自由的封閉場所，在民眾的監督不能進入，陽光無法照入的地方，還有多少“創意”在等著我們，周而復始的公權撒謊，離奇死層出不窮，千死萬死，為何制度不死？

勞教所是另一個世界，要不然以《肖申克救贖》為代表的監獄電影也不會被賦予如此高的人性意義。不得不提的是，電影和現實都在告訴我們，進入那里之后，一定要想法活著出來，否則還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被定義死因的。畢竟，像肖申克那樣通過討好監獄長并完成自我救贖的知識精英只是少數。

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今天，勞動教養制度賦予了各級領導和公安部門法外關押老百姓的權力，屬于明顯的違憲違法，再不糾正，怎么讓人民相信——政府實行的是法治，而不是人治；中國是文明國家，而不是野蠻國家！而政府以違憲違法的方式處罰公民中的輕微犯法，是否得不償失，是否損害了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政府違憲違法，等于是污染了水源，上行下效，誰還會尊重憲法和法律呢？如此一來，后果不堪設想，社會失范和**的危機就潛伏其中，這豈不是與勞動教養制度之維護社會穩定的本來目的南轅北轍嗎？ 再有，這么多血腥、恐怖的事實難道還不能夠促使中央政府早日下定決心，一舉廢除勞動教養制度嗎？

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兩會”上回應“釣魚式執法”時稱，“釣魚執法問題的出現，是一個復雜的問題，緣于有獎舉報的制度原因，因此，問責具體的執法人員并不適當?！笨磥?，俞正聲是清醒的，他知道問題核心在于制度本身。所以，針對稀奇古怪的被羈押人的“死法”，不僅要追究那些失職的警察本身，也要盡快讓產生這樣“死法”的制度盡快地“死亡”。不是舊瓶裝新藥，而是徹徹底底的的死去，破而后立

第三篇：中國勞教制度

中國勞教制度

勞動教養制度起源于前蘇聯，1950年代中共中央在發動“肅反”運動中逐步引進和建立起這一制度，并逐漸形成了中國獨有的制度。勞動教養并非依據法律條例，從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規定的刑罰，而是依據國務院勞動教養相關法規的一種行政處罰。這種制度的巧妙之處在于公安機關毋須經法庭審訊定罪，即可對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部分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

對需要收容勞動教養的人，由民政、公安部門，所在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或者家長、監護人提出申請，由?。▍^、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設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批準。被決定的勞動教養期限大多數為一年，少數為一年半左右，極少數為三年。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對決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訴，請求復議，也可以依據《行政訴訟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提起訴訟的被勞動教養人可以請律師辯護。各級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在審查和決定勞動教養時，嚴格遵循法定程序，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文革中，由于裁量權過大，導致很多不該被勞教的人被以“右派”名義送進勞教場所，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導致很多人非正常死亡。

隨著歷史變遷，被勞教的范圍不斷更新和擴大，游手好閑者、違反法紀者、不務正業者、家居農村而流竄到城市、鐵路沿線和大型廠礦作案者、以及小偷、賣淫嫖娼者、吸毒者、破壞治安者都有可能被勞教。近年來，隨著基層上訪人數的增多以及政府“維穩”的壓力，上訪人員也成為被勞教的重點對象。在唐慧事件中，一位刑事律師便表示，此時正值“十八大”召開前夕，地方政府普遍面臨“維穩”的壓力，永州市有關部門只能采取勞教的方式解決唐慧這個“大麻煩”。

由于在勞教裁量過程中，不斷發生有關部門濫用權力、非法剝奪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件，過去十來年，圍繞勞教制度存廢一直爭議不斷。很多法學界人士認為，勞動教養制度在中國特定的歷史下有積極作用，但由于“沒有法律的授權和規范”、“勞動教養對象不明確”、“處罰過于嚴厲”、“程序不正當”、“規范不統一和司法解釋多元化”等等弊端，今天已不能適用，必須廢除。

2010年，魏汝久律師事務所律師魏汝久在對被勞教人員及其家人、勞教所干警、駐所檢察官、政府官員、律師、法官、法律學者等進行了深入調查訪問后，撰寫了一份《中國勞動教養制度報告(2010)》。報告稱，2002年4月，公安部出臺了《公安機關辦理勞動教養案件規定》，這是關于勞動教養最新、最全面的法律規定。它規定勞動教養的適用對象分為十類，勞動教養成了一個“筐”，什么樣的違法行為都可以裝。

這份報告還注意到：“特別是，各地出臺了許多土政策，濫用勞教手段處理日益增多的社會糾紛和利益沖突。勞教制度的功能發生了異化，其本身固有的長期關押的功能，被人為地濫用，成了地方政府和公安機關的法治?自留地?。”

鑒于勞教制度的諸多弊端以及在現實中的被異化，關于中國勞教制度的改革一直不曾停止。

早在2003年，就有學者提出勞動教養制度違反上位法，應予廢止。2007年年底，洛陽“勞教人員”陳超狀告當地勞動教養委員會一案再次引發社會對這一制度的爭議。當年12月4日，由江平、賀衛方等法學家以及茅于軾等學者、律師69人聯合起草并簽名的司法建議書被寄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其核心主題為“建議就?勞教制度?進行違憲審查和廢止”。最近幾年，中國政府也試圖通過出臺新法的方式廢止這一制度。按照改革思路，中國曾把《違法行

為矯治法》列入2005年的立法規劃，用以取代勞教制度。但媒體稱因受到公安部門的阻力，此后一直擱置。2010年3月，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也宣布2010年中國將加快制定《違法行為教育矯治法》，但直到今天，該法仍懸而未決，各地仍舊沿用勞教制度。

勞教制度不能廢止或者難以廢止和改革的深層原因可能還在于：一是：60年實踐證明，勞教制度是打擊和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秩序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二是，根據我國國情，現階段處于社會轉型期，社會矛盾高發，經濟社會發展仍然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政府維穩壓力大，短時間內很難找到代替勞教制度的保障工具。

不管是廢除、改革還是保留，我們不禁也要進一步思考，這些真的能夠保證解決現階段勞教所帶來問題嗎？我們知道，法律是剛性的，不是萬能的，在制定法律和良好的執行法律之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勞教制度只是一種規則設計，應該說，如何在保證違法人員得到懲戒、教育的同時又兼顧到人權、防止權力，法律被濫用等問題之間找到平衡點才是我們真正需要深思的問題。

據報道，甘肅、山東、江蘇、河南的四個城市正在進行勞教制度的改革試點，試點工作由違法行為矯治委員會負責。此項試點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等十部委關于印發《違法行為教育矯治委員會試點工作方案》的通知進行的。

第四篇：勞教廢止制度

一、什么是勞教制度？

二、相關背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為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從1951年到1953年，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逮捕、拘留了幾百萬犯罪嫌疑人，其中大多數犯罪嫌疑人被判了刑，相當數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但是仍有不少罪行輕微不夠判刑，或由于時間短一時查不清問題的人，繼續關押在看守所、拘留所。

緊接著，1955年至1956年，在全國黨、政、軍、群、企事業單位開展了內部肅反運動，又有幾十萬人走進了拘留所、看守所，其中多數人只是由于歷史問題而被關起來的，很難判刑。怎么處置這些關在看守所、拘留所里的人，成了一個大問題。于是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準下發了《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這個內部肅反文件時，明確規定：對這次運動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除判處死刑的和因為罪狀較輕、坦白徹底或立功而應繼續留用的以外，分兩種辦法處理。一種辦法，是判刑后勞動改造。另一種辦法，是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去又會增加失業的，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給與一定的工資。勞動教養的對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

從法律上講，勞動教養制度始于1957年。1957年8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了經過1957年8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十八次會議批準的《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該決定的初衷是為了管理“游手好閑、違反法紀、不務正業的有勞動力的人”。

三、唐慧案件勞動教養弊端分析

1、勞動教養缺乏法律依據

(1)勞動教養制度明顯違反了《憲法》和《立法法》的有關規定。我國現行《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薄读⒎ǚā返?條第五款規定：“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倍鴦趧咏甜B不經正當的司法程序，不需審判，甚至被勞教人員沒有上訴的權利，僅由勞動教養委員會審查決定，事實上是由公安機關或黨政領導決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3年，還可延長為4年。

(2)勞動教養制度與現行《行政處罰法》的規定也不符。《行政處罰法》第9條規定：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只能由法律規定?！钡?0條第一款規定:“行政法規可以設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處罰。”第64條第二款規定:“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規和規章關于行政處罰的規定與本法不符合的，應當自本法公布之日起，依照本法規定予以修訂，在1997年12月31日前修訂完畢。”由此可見，作為行政法規的《勞動教養試行辦法》規定“勞動教養”這樣一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不但不符合《行政處罰法》的規定，與規定矛盾和沖突，而且已經在事實上處于缺乏法律依據的狀態。

(3)勞動教養制度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上違背。1998年，中國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第9條規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規定的根據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剝奪自由。此處的法律指的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法律。

2、勞動教養成濫用權力的“溫室”

依據1982年《勞動教養試行辦法》，對勞動教養的決定只需經過公安局有關科室的批準，不需經過任何形式的取證、控辯、一審、二審等程序。這樣，司法機關就無權對決定勞動教養對象的決定過程進行合法的控制和監督，而被決定勞動教養的人甚至連申辯的渠道都沒有。這就必然會導致公安機關濫用這一權力的現象發生，成為公安等機關濫用勞教職權、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打開了方面之門。

(1)將刑事訴訟案件作勞教處理。有的公安機關對一些在法定羈押期限內無法偵查結案提起刑事訴訟的案件，取證困難、證據不足、怕移送起訴后被退查的案件，辦案經費緊張、辦案人手有限畏于追查的案件，或案情復雜根本無法查清的案件，都處以勞教了事。前兩年中央對超期羈押進行清查，許多地方就將證據缺乏和證據不足的案件以勞教處理，而且一律三年。

(2)利用勞教進行創收。有的辦案單位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創收指標，或者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以勞教相威脅，對賣淫、嫖娼、賭博、吸毒等處以高額罰款。而被罰者往往因為畏于勞教的嚴厲，只能忍氣吞聲。

(3)利用“勞教”打擊報復上訪和維權人員。勞動教養無需經過法律程序，就可剝奪一個公民的自由，有的“刑期”甚至比正式有罪的人還長。在黨風和社會風氣還未根本好轉、法制和監督環境還未完全令人滿意的情況下，這個制度確實有可能成為某些腐敗分子、貪贓枉法者打擊和迫害群眾的工具。

3、勞動教養的性質被扭曲

勞動教養作為一種治安行政處罰，其適用對象主要是有輕微違法行為，不夠刑事處分的人。然而，勞動教養的期限和對被勞教人員人身自由的剝奪程度卻相當于犯有嚴重罪行的人。犯罪的人最低一檔處罰是管制，是部分限制自由的開放性刑罰，在居住地執行，期限最短3個月，最長2年;第二檔刑事處罰是拘役。是剝奪自由的，就近執行，每月可回家1-2天，期限最低1個月，最長6個月;第三檔刑事處罰是有期徒刑，最低6個月，最長15年，但可以處3年以下的罪名占刑法總罪名的 90%以上，而3年以下，還有緩刑的機會，被勞動教養的期限起點1年，高可達4年，被勞教者一般在戒備森嚴的勞教所執行，節假日照常進行。于是人們都把勞教和勞改混為一談，都稱之為坐牢。久而久之，國家機關也將勞教與勞改一視同仁了。例如：在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教人員的決定》第1條規定：勞動教養人員逃跑的，延長勞動教養期限，勞教人員解除勞教后三年內犯罪，逃跑后五年內犯罪的，從重處罰，并且注銷本人城市戶口，期滿后除確實改造好的以外，一律留場就業，不得回原大中城市。其中情節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重新勞動教養或者延長勞動教養期限。第三條規定：勞教人員、勞改罪犯對檢舉人、被害人和有關的司法工作人員以及制止違法犯罪行為的干部、群眾行兇報復的，按照其所犯罪行的法律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罰。顯然，勞教人員與勞改犯是等同的。

從犯被處勞動教養三年，主犯在外面，從犯在里面。難怪有的勞教人員剛進所后立即挖空心思交待多年前的違法犯罪行為或者捏造犯罪行為。因為他多年前的犯罪行為至多被判有期徒刑一、二年，而且極有可能緩刑。這使勞教與勞改顛倒了。

4、勞動教養程序缺乏監督

按照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設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由民政、公安、勞動部門的負責人兼職組成，負責勞教工作的領導和管理，主要負責審查批準勞教，提前解除勞教和延長勞教期限。但實踐中，這個管委會形同虛設，勞教的審批機關是公安機關，不服勞教決定申請復議的復議機關是上級公安機關。不僅大中城市的公安可以決定勞教，縣公安局也可以決定勞教，派出所也可以決定勞教，連派出所所長也可以決定勞教。

一個人有輕微違法，要勞教三年可以基本上無程序可言。但一個人如果犯了罪，要判三年徒刑則難上加難，公安機關要立案、偵查、報捕、移送起訴，已經很繁瑣了，檢察機關還要批捕、起訴，法院還要開庭審判，審判時，還有精通法律而又精于訟技的律師橫挑鼻子，豎挑眼，稍有某一份或幾份主要證據不能采信，則此人會無罪釋放。在此，從犯罪嫌疑人到被告人再到罪犯，要經過三堂會審，加律師辯護，還極有可能成漏網之魚，檢察院可以不批捕，不起訴。法院可以判無罪，可以定罪免處，還可判緩刑。相比之下，為什么公安一家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將一個人定勞教三年。

四、廢除勞教的意義：其一，維護法律權威，為推進法治中國提供保障。從某種意義上說，勞教制度用行政命令來剝奪人身自由，與法治國家的要求不相符。憲法明確規定，“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準或者決定或者人民法院決定，并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睆U除勞教制度無疑維護了憲法的權威。

其二，避免侵犯公民權利事件的發生。除了侵犯公民正當程序權利以外，勞動教養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廢除這一制度對于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意義不容忽視。

其三，有利于履行國際義務，提升國家形象。中國早在上世紀末就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其第14條第1款明確規定：“人人有資格由一個依法設立的、合格的、獨立的和無偏倚的法庭進行公正的和公開的審訊?！憋@然，廢除勞動教養制度明顯與上述人身自由權原則相適應的，也有助于提升國家形象。

十八屆三中全會公開宣布廢止勞教制度，無疑是“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里程碑。建設“法治中國”，必須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其中，法治政府建設尤為關鍵，因為只有政府部門帶頭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才能真正“讓人民群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中央全會正式做出了廢除勞動教養制度的決定，是非常重要的進步，這就意味著，中國將來不會有行政權來決定剝奪一個人的自由，必須經過司法審判、法庭抗辯、律師辯護、法庭合議，由法院來決定一個人該不該被剝奪自由，這個是對中國保障基本人權一個非常重大的進步，改變了五十多年來有一塊是由行政權來限制人身自由的狀況，確保對每個人人生權利的保護。同時取消勞教之后也會帶來社會管理上的一系列問題，需要健全輕罪的追究方式，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第五篇：信訪制度正改革影響如廢除勞教[范文]

中公教育·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信訪制度正改革影響如廢除勞教

【摘要】始于2005年的信訪排名制度，因為與地方黨政領導升遷直接掛鉤，造成地方信訪壓力很大，被指導致各地信訪部門不惜采取各種手段“截訪”，甚至雇傭“黑保安”，設置“黑監獄”，發生惡性事件。

地方政府一度向社會公開信訪排名，有的通過政府網站公布，有的通過當地黨報公布。中央有關部門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問題解決在當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訪

中國信訪制度正在進行重大變革。新京報記者近日從權威部門獲悉，國家對各省市不再搞全國范圍的信訪排名、通報，有關部門確立了“把矛盾化解在當地”的新思路。

始于2005年的信訪排名制度，因為與地方黨政領導升遷直接掛鉤，造成地方信訪壓力很大，被指導致各地信訪部門不惜采取各種手段“截訪”，甚至雇傭“黑保安”，設置“黑監獄”，發生惡性事件。

取而代之的將是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點對點”通報制度，并通過信訪約談制度對地方工作進行監督。

受訪專家表示，這種做法將抑制攔訪、截訪等問題，并建議一直推行到縣級政府。

段鋒(化名)最近感覺工作壓力小了很多。他是西部某省信訪局副局長，讓他感覺輕松的是，目前國家取消信訪排名通報制度在全國鋪開，他不用再擔心“非正常上訪”數字影響政績。

而且，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該省也取消了對地市州的信訪排名，他們開始把主要精力用在處理發生在當地的信訪案件，而不是組織人手到北京“截訪”。

新京報記者獲悉，一場以取消信訪排名為標志的信訪改革，正在悄然推進。其力度影響程度，不亞于勞教制度的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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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教育·給人改變未來的力量

“排名”異化，各地截訪花樣頻出

信訪指標成考核壓力，上訪者被毆屢有發生，甚至出現專業黑保安

“信訪排名”制度始于2005年1月，措辭嚴厲的《信訪條例》修訂完成，并從當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據這部《信訪條例》的規定，各級政府應當建立健全信訪工作責任制，對信訪工作中的失職、瀆職行為，追究有關責任人員的責任，并在一定范圍內予以通報。

一名基層信訪工作人員曾對媒體記者說，上述“在一定范圍內予以通報”的規定，最終演變為“以排名的形式通報”。

從此，國家信訪部門每月會對各省(市、區)“非正常上訪”人次數進行排名，各省市信訪部門也會對各地市排名，直至縣市及鄉鎮政府。

由于信訪案件多發于基層，縣市級及鄉鎮政府的信訪工作，隨即成為對當地黨政干部政績考核的指標之一。

這一指標又逐步演化為：各級黨政領導成為信訪責任人，其管轄的轄區內訪民進京上訪次數與黨政領導的升遷直接掛鉤。

各地對此出臺了詳細的評分體系。

以“上訪媽媽”唐慧所在的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為例，據《南方都市報》報道，該地對鄉鎮政府信訪考核實行“百分制”，其中“減少越級上訪量”一項就占50分。在中央大型會議等“特別防護期”，如發生進京非正常上訪，要扣分。如果接到信訪部門通知，相關單位沒有在24小時內趕到北京的，也要扣分。這些都關系到鎮政府工作的年終考核。

異化的“信訪排名”給當地黨政官員帶來壓力，他們想方設法減少“非正常上訪”?！吧显L者”被毆打、被非法拘禁等，屢有發生，甚至出現了一批專門替地方截訪的“黑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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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安徽省阜陽市潁上縣迪溝鎮村民，因煤礦采空區賠償款和占地等問題赴京上訪。該鎮政府接訪人員委托社會閑雜人員接回上訪村民。返回途中，受委托的閑雜人員與村民發生爭執，村民被打致昏迷。

還有人因為上訪而被勞教。2011年4月，遼寧省營口市一名年逾八十的老人劉春山因39次進京上訪被以擾亂管理秩序為名勞教1年半。湖南唐慧因為對女兒遭強奸一案判罰不滿，多次上訪，2012年8月2日被處以勞教一年半。

“截訪”耗費了地方政府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據媒體報道，近六七年以來，湖南基層政府花在唐慧一個人身上的公共財政已達上百萬元。

政界學界呼吁取消信訪排名

長沙副市長稱對非正常上訪不能“一接了事”，遼寧基層信訪工作人員稱“排名”讓基層政府“兩難”

近年來，社會各界關于取消信訪排名的呼聲一直不斷。一些地方的黨政負責人，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長沙市副市長何寄華建議，明令禁止地方政府采取任何措施圍堵、攔截群眾上訪，并逐步取消針對地方政府的信訪考核制度。

何寄華告訴媒體記者，對進京非正常上訪群眾不能通知各地政府“一接了事”，而應該依法引導群眾自行返回當地，對于群眾在京涉訪違法犯罪行為，應由北京公安機關按照屬地原則，就地依法處理。

遼寧一名基層信訪局的工作人員接受媒體采訪時說，“信訪制度本身為老百姓提供了一種救濟渠道，但指標化容易引起基層政府和個別訪民的‘雙重越位’?！?/p>

他解釋說，基層政府截訪，而個別訪民摸透了地方政府害怕進京上訪的心理，頻頻越級上訪，明明已經拿到了合理補償，卻要求不切實際的巨額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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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工作人員表示，這讓基層政府處于“兩難”境地。

實際上，早在2004年下半年，研究者已經預判到“信訪排名”后可能產生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長期關注信訪制度。他撰文稱，搞信訪排名，“地方政府為了息訪，對于信訪公民不是收買或欺騙，就是打擊迫害，從而誘發更多的信訪案件?！?/p>

于建嶸告訴新京報記者，“信訪排名”制度的設計初衷是要通過排名、通報制度約束地方政府更好地解決民生問題。但近年來處于中國社會轉型期，這個階段社會各類矛盾凸顯，信訪案件數量上升是一個客觀現實。

“制度設計之初沒有考慮到地方政府很可能在轉型期壓力過大的問題。”于建嶸認為。

“減少對地方黨政領導的壓力，不按信訪量給各地排名，取消信訪責任追究制，不要求地方政府來京接訪。”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在當前攔訪截訪頻發的時期，取消排名通報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

十八大后，我國已經開始在部分省市進行取消排名的試點。從今年3月開始，部分省市沒有收到國家信訪局關于各省“非正常上訪”人次數的排名表。

不再搞全國范圍的排名

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處理信訪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關、抹數字上

中央政法委近期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1月至8月，全國信訪總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總量有所下降。

新京報記者獲悉，這些信訪案件，覆蓋領域包括：土地征用、房屋拆遷、勞動社保、環境保護、城市管理、教育衛生、涉法涉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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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領域侵害民眾利益的問題比較突出，有的地方因片面追求“土地生財”，違法違規征用農民土地，有的地方房屋拆遷補償標準過低，甚至采用粗暴手段野蠻拆遷，引發全體性事件和惡性案件。還有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資中，過度遷就開發商的利益，與民爭利，造成上訪不斷，甚至發生了規模性群體事件和個人極端事件。

有關部門人士告訴記者，近年來，一些地方不是在暢通信訪渠道、解決信訪問題上下工夫，而是在簡單的穩控信訪群眾甚至攔卡堵截上做文章，個別地方甚至與黑保安公司勾結，非法限制上訪群眾人身自由。

“這種錯誤的行為，嚴重傷害群眾感情，侵犯群眾信訪權利，要堅決糾正限制和干涉群眾信訪權利的錯誤做法?！边@位人士表示。

而有關部門認為，“究其原因，除了與有的干部作風不實甚至品行不端有關外，也與一段時間里對信訪工作過度考核、通報不科學不合理有關?！?/p>

記者了解到，基于上述原因，國家有關部門決定，信訪工作將不再簡單地以信訪數量多少為通報標準，不再搞全國范圍的排名、通報。

取而代之的是，中央與地方之間建立點對點的通報機制，完善信訪約談制度，幫助地方反省問題，研究對策，督促落實解決信訪問題的責任，確保對群眾的合法合理訴求解決到位。

一位西部省份信訪局副局長向記者證實，目前國家取消信訪排名通報制度已經在全國范圍內鋪開。

“取消排名確實減輕了工作壓力?！痹摳本珠L告訴記者，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目前該省已經取消省級對地市級的“信訪排名”，“讓各個地方有更多的精力去處理發生在當地的信訪案件，而不是把精力用在去搞公關、抹數字上”。

于建嶸認為，這將對攔訪、截訪的行為起到抑制作用，同時還將對地方的信訪工作起到監督和約束。

不過他建議，由于攔訪、截訪的主體一般都為地方基層政府，這種做法必須一直推行到地市乃至縣鄉級政府。如果地方仍然采取原有的排名做法，攔訪、截訪仍然有可能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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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矛盾涌入信訪”成改革新思路

全國推行“楓橋經驗”，把矛盾化解在當地，專家稱公正司法將根本減輕信訪壓力

據新京報記者了解，中央對信訪制度的改革，不僅限于取消“信訪排名”。

中央有關部門的新思路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層，把問題解決在當地”，把矛盾化解前置，避免更多的矛盾涌入信訪。

上月11日，中央政法委、中央綜治委等聯合召開大會，紀念毛澤東批示“楓橋經驗”50周年。而“楓橋經驗”的核心就是依靠和發動群眾，矛盾不上交，有矛盾在當地解決。

據分析，中央有意在全國推廣這種做法，避免過多矛盾進入信訪，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上訪、截訪等問題。

中央的新思路目前已在浙江、江蘇等省市進行試點，如何在當地化解矛盾是試點的重要內容。

杭州市上城區公安分局的“平安365”社會服務管理平臺系統，建立于去年4月。在該平臺中，上城區被劃分為159個網格，769名網格信息員在網格內的社區巡查，發現社區內矛盾、拆遷糾紛等問題及時上報“網格長”。

“網格長”通過手機上報到平臺系統之后，平臺的工作人員會根據問題情況直接通過該系統轉給相關的政府部門，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內解決，并及時反饋。

各個部門解決老百姓問題的時效和質量要考核，全年的“總成績”與“一把手”的政績掛鉤。

上城區“平安365”社會服務管理中心主任丁堅華告訴記者，據統計，截至2012年年底，網格信息員們共排查發現各類矛盾糾紛3500余起，在此期間，政府部門為群眾解決問題的平均時間從5天減少到2.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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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其他地方還嘗試“老娘舅”調解等方式，化解基層矛盾。

浙江省一位地市級政法委書記稱，這種新的社會綜合治理思路就是要“發現在早、防范在先、處置在小”。在他看來，當矛盾是一粒砂石的時候，很容易拿起扔掉，而當它逐漸變成石塊甚至巨石的時候，想搬走它肯定難上加難。

馬懷德對這種思路表示贊賞，“化解社會矛盾，最重要的是在矛盾剛剛出現的時候予以化解，時間越長，矛盾會逐漸放大，最后積聚成對社會不滿的負面情緒。”

馬懷德表示，除了矛盾化解前置外，建立公平公正的司法體系，真正做到司法公正，信訪的壓力才會真正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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