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貨幣發展史研究

中國貨幣發展史

世紀之交,千年伊始,縱觀貨幣的起源與發展,是伴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演變進行的,它在記載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同時,已成為研究社會歷史,探索人類文明的重要工具.中華民族歷史悠久,勤勞勇敢,在創造和孕育人類文明的同時,也孕育了璀璨奪目,連貫性強,影響深遠的東方貨幣文化,成為研究世界貨幣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據有關史料和考古研究表明,我國貨幣的起源發展與世界貨幣起源發展基本同步,大體產生于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之后,發展于奴隸社會殷商時期,形成于后周,統一于秦.就其貨幣本身發展的歷史來看經歷了從實物貨幣時期,金屬貨幣時期,紙幣時期以及現代電子貨幣時期等四個不同階段.其中,我國金屬貨幣白銀的鑄造,紙幣的使用,遠遠早于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

故我們組選擇研究《中國貨幣發展史》

我國古代貨幣的六次重大演變

一、由自然貨幣向人工貨幣的演變

在中國的漢字中，凡與價值有關的字，大都從“貝”。由此可見，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

隨著商品交換的迅速發展，貨幣需求量越來越大，海貝已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人們開始用銅仿制海貝。銅貝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自然貨幣

向人工貨幣的一次重大演變。

隨著人工鑄幣的大量使用，海貝這種自然貨幣便慢慢退出了中國的貨幣舞臺。

二、由雜亂形狀向規范形狀的演變

從商朝銅貝出現后到戰國時期，我國的貨幣逐漸形成了以諸侯稱雄割據為特色的四大體系，即：鏟幣、刀幣、環錢、楚幣（爰金、蟻鼻錢）。

秦

趙

齊

燕

楚

（趙,韓,魏原為晉國,故貨幣基本相同）

秦統一中國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頒布了中國最早的貨幣法“以秦幣同天下之幣”，規定在全國范圍內通行秦國圓形方孔的半兩錢。

圓形方孔的秦半兩錢在全國的通行，結束了我國古代貨幣形狀各異、重量懸殊的雜亂狀態，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雜亂形狀向規范形狀的一次重大演變。秦半兩錢確定下來的這種圓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續到民國初期。

三、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演變

據《漢書·食貨志》記載，劉邦建漢后，允民私鑄錢幣。豪紳富商和地方勢力乘機大鑄惡錢而牟利。文帝時“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漢武帝收回了郡國鑄幣權，由中央統一鑄造五銖錢。從此確定了由中央政府對錢幣鑄造、發行的統一管理，這是中國古代貨幣史上由地方鑄幣向中央鑄幣的一次重大演變。

此后，歷代鑄幣皆由中央直接經管。鑄幣權收歸中央，對穩定各朝的政局和經濟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秦漢以來所鑄的錢幣，通常在錢文中都明確標明錢的重量，如“半兩”、“五銖”、“四銖”等等（二十四銖為一兩）。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淵決心改革幣制，廢輕重不一的歷代古錢，取“開辟新紀元”之意，統一鑄造“開元通寶”錢。開元通寶一反秦漢舊制，錢文不書重量，是我國古代貨幣由文書重量向通寶、元寶的演變。

開元通寶錢是我國最早的通寶錢。此后我國銅錢不再用錢文標重量，都以通寶、元寶相稱，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國通寶”。

五、由金屬貨幣向紙幣交子的演變

北宋時，由于鑄錢的銅料緊缺，政府為彌補銅錢的不足，在一些地區大量地鑄造鐵錢。據《宋史》記載，當時四川所鑄鐵錢一貫就重達二十五斤八兩。在四川買一匹羅（絲織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鐵錢。鐵錢如此笨重不便，紙幣交子就在四川地區應運而生。交子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金屬貨幣向紙幣的一次重要演變。北宋交子：

南宋交子：

交子不但是我國最早的紙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

六、由手工鑄幣向機制紙幣的演變

清朝后期，隨著國外先進科學技術的逐漸傳入，光緒年間已開始在國外購買造幣機器，用于制造銀元、銅元。后來，廣東開始用機器制造無孔當十銅元。因制造者獲利豐厚，各省紛紛仿效。

銀元

清朝光緒皇帝時候的銀元

清末機制貨幣的出現，是我國古代貨幣史上由手工鑄幣向機制貨幣的重林演變。

各朝代典型貨幣

西周由于各分侯國，所以每個國家貨幣幾乎有所不同共從東周算 東周 秦

趙

齊

燕

楚

（趙,韓,魏原為晉國,故貨幣基本相同）

秦朝

漢

三國

兩晉

南北朝

隋朝

唐朝

宋

元朝

明朝

清朝

回首過去,展望新世紀,中國曾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貨幣的文明古國之一,并在漫漫的貨幣歷史長河中寫下過無數次中華文明的輝煌,記錄過漢唐時期封建王朝最強盛的一頁.但由于我們處于封建社會晚期的閉關鎖國狀態,以及近代工業的落后,已使我們在科學技術和經濟發展水平上遠遠落后于西方國家,這就要求我們每一位錢幣愛好者,在貨幣研究方面,不能拘泥局限于錢幣本身的形制,大小,輕重,色澤,成份,文字以及鑄造年代,制作技術方面,而要將它提高到社會經濟結構中去,研究貨幣的產生發展變化;并要將對貨幣研究放在其特定的歷史之中,去研究其產生的社會經濟條件,以及政治,軍事,文化中去,借古探今,汲取經驗,認清經濟活動規律,掌握現代科技,為社會主義金融事業和金融體制改革服務,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弘揚我國悠久的貨幣文化

第二篇：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

追新溯本

——評以方漢奇《中國新聞傳播史》為代表的中國新聞史教材

1949年以來的大陸新聞史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起止于1949到1978年，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前的這一段時期，共29年。第二個時期起止于1978年至今，目前還在繼續。

據方漢奇《1949年以來大陸新聞史研究》記載，從1949到2005年，在56年的時間里，累計出版的新聞史專著和教材達到253種，累計發表的新聞史方面的論文與相關文章達6021篇，是 1908年至1949年那一段時間的5倍和60多倍。截止到現在，累計發表的新聞史方面的論文與相關文章達到10749篇。（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

雖然數量有了大幅提升，但是，當前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卻出現了“學術內卷化”現象。何謂“學術內卷化”？借用美國研究中國史的專家杜贊奇的說法：所謂“學術內卷化”，是指在當下，學術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識，無法產生新的邊際效應，只是在不斷重復自己和別人，缺乏史家通過研究成果所表現出來的真知灼見。實際情況的確如此。在方漢奇教授的《中國近代報刊史》和方漢奇、寧樹藩先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國新聞史的人，都有一個感受，我們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規定的歷史情境中發問，只是在重復他們的工作，而無法為新聞史研究增添知識和學術含量。方漢奇教授也說，現有的研究成果的內容有交叉和重復。這一點在教材類的成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據復旦大學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統計，已出版的以《中國新聞事業史》、《中國新聞傳播史》之類的書名命名的教材和與之配套的‘大綱’、‘文選’、‘數據’等輔助教材，已接近60種??其中有不少屬于低水平的重復，沒有太多的學術價值。

新聞史專家方漢奇教授曾經指出，在改革開放以前近三十年的那一段時期：“受‘左’的思想的禁錮，在如何對待傳統繼承的問題上；在如何處理史和論的關系上；在如何看待和評價新聞史人物的問題上，有很多束縛思想的框框和禁區。其結果，使寫出來的新聞史，議論多于史實，缺少史的特點，缺少有關報紙編輯、采訪、評論、廣告發行和經營管理等新聞業務活動的內容，缺少對新聞界人物活動及其影響的介紹和評價，缺少對報紙作為傳播工具，在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和從事思想啟蒙活動等方面所起作用的論述和分析，也缺少對各個歷史時期共產黨機關報刊和左翼報刊以外的其他政治傾向的報刊通訊社的研究。視野狹隘,亂貼標簽，因人畫線,無限上綱，夸飾溢美，隨意貶低，用一棍子打死，代替實事求是的科學的具體分析等情況，所在多有。”

雖然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聞史研究已經在各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但新聞史教材的改進卻落后于研究。現在本科使用的中國新聞史教材有十余種，主要有：高等教育出版社丁淦林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方漢奇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和《中國新聞傳播史》；復旦大學出版社黃瑚的《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國新聞事業史新編》等，每套教材各具特色，都有可取之處。然而，我們今天在全球化背景下以新世紀的目光重新審視這些教材，又不無遺憾。

從中國新聞史領域的研究成果、時代發展的需要與教材的關系來看，現有的中國新聞史教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例如，中國新聞史教材的編撰基本上仍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框架中進行，如篇章結構、編寫體例基本上以中國革命史為主線，而不是從新聞事業本身的發展 規律 去寫新聞史，因而存在時代的局限性。在許多新聞史教材中，難以找到關于新聞的論述，大多是從言論性文章中分析報紙與作者的政治思想表現，除非認為某類新聞報道能夠充分說明其所表現的思想立場才是例外。還有許多新聞媒體成功的經營管理經驗、經濟宣傳報道、商品行情和廣告方面等很少介紹和涉及。另外，一些新聞史教材內容只從古代邸報講到1949年，邸報之前的新聞傳播活動及當代新聞事業涉及太少。在媒介介紹方面，更多是介紹報刊，而對廣播、電視方面介紹較少，更不用說網絡了。在介紹報刊方面更多的是介紹黨的機關報，而對于晚報、都市報等大眾化報紙只是寥寥數語，輕描淡寫，這種現象與我國20世紀80年代后大眾化報紙的發展狀況很不適應。

我就以方漢奇先生所著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為樣本，進行研究，認為當下新聞史教材研究和編寫應“追新溯本”。追新即突破“學術內卷化”現象，有新發現；溯本即回歸新聞本體意識。

首先，在對新聞史的研究中,應有兩個維度,一個是“內史”研究(注重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一個是“外史”研究(注重學術與當時社會歷史條件及時代氛圍的關系)。理想的寫法是內外兩種方法的完美結合。但從現有問題來看，中國新聞史研究確實存在著革命史化的狀況。長期以來本體意識的缺位導致了新聞傳播史只能在政治史、革命史后面亦步亦趨。中國新聞史無論在史觀、整體思路、歷史分期、人物評說等方面，都存在著以革命史為藍本，依葫蘆畫瓢的狀況。而這種革命史化的必然結果，就是新聞史研究中的意識形態化，出現了以階級分析方法統領新聞史研究總體的趨向。

《中國新聞傳播史》的分期方法就是基本按照革命史的分期方法，從維新運動開始，歷經民主革命準備時期、辛亥革命前后、民國初期、五四時期、中共成立和大革命時期、十年內戰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到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文革”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文化大革命時期、改革開放等。新聞教材大多以類似的結構來安排中國新聞傳播史的撰寫體例,不過繁簡不一而已。這種篇章結構,與中國革命史之分期同出一轍。但實際上,當前中國歷史的研究已經不是這種簡單固定式的研究了,只不過由于主導性意識形態要求強調革命史、階級斗爭史在中國歷史中的決定性作用而已。

中國新聞史研究不僅在歷史分期上存在著革命史化的問題，而且還表現在處處以意識形態為依歸，強調政治事件、社會事件對新聞業的直接影響，缺乏從新聞業自身、新聞活動本身出發去做認真、深入、細致的探究。這種對政治史和革命史的亦步亦趨，必然導致新聞傳播史本體意識的匱乏。

1942年延安調整和精簡報刊時，均單純的把事件歸結于“日偽的瘋狂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包圍封鎖”，也就是經濟困難和物資短缺成了唯一的原因。我們不否認這是重要原因，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卻被忽略了，就是整風審干搶救運動之后，新聞出版方針和管理方式的根本轉變。吳鴻召《只讀《解放日報》》一文中對此有詳細闡述。沒有提及政策調整方面的因素，或許與不了解這方面新披露的史實有關，或許是因為，避談某些歷史事實，從而繞開延安整風負面成分的話題。這樣的案例在中國新聞史研究領域中不勝枚舉。

此外，材料的選擇和運用存在偏頗。新聞事業史在介紹新聞媒介、新聞人物、新聞事件時應當以其在當時社會中的實際影響力作為取舍、詳略的主要標準,不應過分注重它們是“我”方的媒體、“敵”方媒體或民營的媒體。而現行的教材在材料取舍及闡述的詳略方面幾乎總是呈現出“以我為主”的傾向,對“我”方的、傾向進步的媒體不厭惡其詳,不顧及它在歷史上存活時間的長短,社會影響的大小,而對“敵”方的媒體則盡可能簡略。如“國民黨是中國歷史上最早成立的黨,1927年它曾在全國取得統治地位,并維持了22年之久,抗戰時期,作為戰略防御階段作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上起了一定的作用,出現了一大批愛國將士。國民黨統治時期,它主辦和統轄的新聞媒介不下百余種(抗戰勝利后超過1000家)。而對這些,我們的新聞史論著大都付之闕如。”在對民營媒體的介紹方面,《中國新聞傳播史》對幾家著名的商業報紙《申報》、《大公報》、《新聞報》雖然著墨不少,但對歷史上其他一些較有影響的民營報紙,如《世界日報》、《社會日報》、《新民報》等民營報刊,對它們的介紹似乎惜墨如金。而對于國民黨的“新聞統制制度”介紹得很細致，且重點放在敘述國民黨對異己報刊的迫害封殺上。當然這些是事實，應當如實介紹。但另一種情況也應有所涉及，即當時辦報辦刊手續簡單，創辦報刊相對容易，封殺的情況雖然時有發生，但同一種報刊改頭換面、東山再起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種方式實際上也被我黨新聞宣傳部門作為一種常見的斗爭手段。而且，在解放戰爭后，中共中央如何處理國民黨新聞事業的敘述只有寥寥幾百字，其中是非也是任由勝利者訴說。

在對新聞人物的介紹方面同樣存在“以我為主”傾向,對革命宣傳家們的介紹往往不厭其詳,而對那些在政治觀點或辦報理念上與“我”相佐的報人和新聞學者,盡管他們在新聞研究或新聞實踐方面也作出過不小的貢獻,但教材對這類人物的介紹往往語焉不詳。如成舍我,作為我國現代新聞史上杰出的報人和新聞教育家,解放前曾參與創辦和編輯10多種報刊,解放后去了香港、臺灣,繼續辦報和從事新聞教育工作,1991年在臺北去世。教材對成舍我的介紹往往只有蜻蜓點水式的幾行字。又如黃天鵬(1909—1982),也是我國現代新聞史上較有影響的新聞工作者和新聞學者,他在1927年創辦了北京新聞學會,并以該學會的名義創辦了當時較有影響的《新聞學刊》,參與過《申報》、《時事新報》等報刊的工作,一生撰寫的新聞學著作上十部。解放后去臺灣,1982年在臺北去世。而一般教材對黃天鵬的介紹也少得可憐。事實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不是絕對的,要改變“非此即彼”、“非好即壞”、“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勢。如對于《大公報》的“四不”(不黨、不賣、不私、不盲)辦報方針這樣的問題,就需要作過細的分析與論證,才能得出有說服力的、符合實際的論斷。但回顧目前的中國新聞傳播史研究，我們不難發現不管是作為“歷史現場”中的人物還是作為“歷史敘述”中的人，其行為主體的作用是基本被淹沒的。很多時候，一部生動的新聞事業史被化約為了一部階級斗爭史。

而且，在教材的內容構成上，有很多與新聞傳播關系不大的內容，比如一些思想史、革命史、政治史、黨史等方面的內容。例如梁啟超與革命派的論戰，屬于思想史的范疇，《中國新聞傳播史》中，用大量篇幅來介紹他們論戰的內容和意義，這對新聞史的研究沒有多大意義；五四時期的期刊，多數也不屬于新聞傳播，文學性質更多，而且在介紹“五四新聞史”時，新思潮和舊思潮的劃分標準是以文學和思想為主，涉及到的例如林琴南作為封建頑固派文人，并不具有多大新聞史人物價值。

胡正強認為，新民主主義新聞史觀是時代的產物，它凸顯了政治對新聞的深刻影響，甚至遮蔽了新聞史的主體——新聞自身發展的歷史，導致新聞成了政治的附庸。新聞史闡釋往往脫離新聞事實、新聞自身而憑新聞之外的某規律來建構新聞史，新聞史研究便常常變成剝離術，新聞史只能成為新聞以外的東西的“載體”的歷史，新聞自身的歷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總之，新聞史教材的種種問題，使新聞史無法體現出新聞的個性特征，這已經嚴重影響了新聞史在新聞教育中的地位。所以早在1 997 年，寧樹藩先生更是明確提出新聞史研究要有“本體意識”，認為很多新聞史研究“讓新聞事業史圍繞一個個政治思想斗爭、一個個政治任務來展開，把中國新聞事業緊密相聯的發展過程分解為許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爭當作串連這些零碎事件的線條”。

新聞史的本體探詢，其目的就在于建構新聞專業的主體性，必須找到新聞史自己的框架體系，建立專業史的學術地位，用符合新聞史研究的本專業特色的術語來還原新聞史的研究，并進而建立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主體性，在現實的新聞活動中自覺承擔其專業職責。

當然，要改變本體意識的匱乏這種局面并非易事，“因為它是我們長期以來形成的一種思維定勢，并且演繹出大家都習以為常的研究方法。”所以時至今日，雖各方多所論列，其中亦不乏精辟之見，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多年來情況似乎依然如故，未見多少改觀。誠然,新聞事業史和各個時期的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是緊密相聯,也和各時期的階級、政黨、政權機關的活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研究新聞史離不開階級斗爭史和政黨運動史。但新聞學畢竟是一門獨立的科學,有它自身的內在演變規律,不能把新聞事業史變為政治斗爭史、政黨運動史的簡單比附。所以，應拋棄我們的教材往往過多注重外史研究,以至淹沒了內史研究的做法，應從新聞事業本身的發展規律去寫新聞史。

針對中國新聞事業史教材編寫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 首先要走出學術內卷化現象。抵制教材低層次重復建設的不良傾向,只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和精辟見解,又有嶄新的學術視角,發現利用新史料并對新史料進行重新利用,這樣的教材才有出版的意義和參考價值。

其次要回歸新聞本體意識。

第一，擺脫傳統的中國事業新聞史的體系框架的束縛,力求有所突破,回歸新聞本位,強調新聞主體意識,按照新聞事業自身的發展規律,構建一套完整的中國新聞事業史的理論體系,而不是把中國新聞事業史附著在政治思想史、階級斗爭史、政黨發展史中。有些新聞學者已經在作這種嘗試,如李秀云在《中國新聞學術史》中摒棄了以往的新聞史分期方法，將中國新聞學從 1834 年至 1949 年百余年演化過程劃分為：前新聞學的歷史考察、中國近代新聞學的建立、戰時新聞學的興起、純粹新聞學與大眾新聞學的分野四個階段。盡管這樣的分期仍不乏值得商榷之處，但能夠不囿陳說，超越學術界一般按照政治史分期研究中國新聞學發展過程的現有理論格局，突破階級分析的傳統理論框架，具體以新聞學自身發展過程中的重大轉變為標志，按新聞學理論形態的變遷為基本線索，以新聞學特有的概念、范疇、原理為分析框架，令人耳目一新，頗受啟發。

第二，就是在史料的選擇和運用方面要以該媒介在當時社會中的實際影響力作為取舍、詳略的主要標準,要有開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意識,不要受過多的其他因素的干擾。

第三,對新聞史上的各個時期的新聞媒體、新聞人物、新聞事件,力求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不亂貼政治標簽,不亂扣政治帽子,對新聞史上有爭議的一些問題、人物和報刊,在表述自己看法的同時,也在行文和注釋中介紹其他不同的看法、以便讀者擇善而從。

第三篇：中國基礎教育改革史研究

中國基礎教育改革歷史研究 教學提綱 學習要求

一、學習目的 1．能夠通過學習《中國基礎教育改革歷史研究》，學會教育科研的基本程序(例如，怎么選題，如何查閱文獻，如何梳理資料，如何搭建框架，如何撰寫論文，如何遵循規范等)。2．掌握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發展脈絡、發展規律、經驗教訓及啟示等。3．全面提高教育科研素養，著力提升科研實力。4．爭取每位同學都能撰寫出一篇高質量的論文，并有部分公開發表。

二、學習方法 1．問題 2．自學 3．討論 要求每人選擇一個問題的一部分查閱資料，形成“概念清晰，脈絡清楚，文獻精練，見解精辟”的發言提綱，并能夠積極引導其他同學展開討論，豐富自我見解。4．古為今用

三、學習結果 1．志存高遠、勤學善思、認真巧干。2．每人爭取發表一篇論文。

四、學習時間、地點 1．10月19日-11月16日，周一下午2：00。2．師大立教樓C100教室 專題之一：基礎教育導論

一、參考選題 1．基礎教育內涵辨析 2．基礎教育外延究竟是什么

二、參考文獻 ㈠基礎教育理論 李森，宋乃慶.基礎教育概論.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4.鐘祖榮.基礎教育哲學引論.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孫夕龍.哲學視野下的中國基礎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黃書光.中國基礎教育的文化使命.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郭元祥.生活與教育——回歸生活世界的基礎教育論綱.華中師大出版社2002.王炎斌.基礎教育的戰略思考.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卞金祥.基礎教育的理論與實踐.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柳斌.關于基礎教育的思考.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趙麗敏.二十一世紀中國基礎教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宣言和行動綱領》，教育科 學出版社1996.㈡基礎教育改革 錢源偉.基礎教育改革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1.袁桂林.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張榮偉.當代基礎教育改革.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王策三，孫喜亭，劉碩.基礎教育改革論.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5.方彤.全球化背景下基礎教育改革比較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7.葉瀾.世紀初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研究叢書.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葉瀾.新基礎教育論：關于當代中國學校變革的探究與認識.教育科學出版社2006.葉瀾.“新基礎教育”發展性研究叢書.中國輕工業出版社 2004.鄭新蓉.現代教育改革理性批判.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李文長，于建福.基礎教育改革的回顧與前瞻.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徐輝.當代國外基礎教育改革.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張毅龍.基礎教育管理創新.岳麓書社 2007.吳遵民.基礎教育決策論：中國基礎教育政策制定與決策機制的改革研究.華東師大出版社2006.李繼秀，江芳.基礎教育專題解析.安徽大學出版社, 2007.㈢基礎教育問題 朱永新.困境與超越：教育問題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陳敬樸.基礎教育矛盾與對策.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楊東平，何懷宏，周國平等.問診中國基礎教育.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李小融.中國基礎教育問題.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三、基礎教育研究資料 1．教育大辭典 基礎教育，亦稱“國民基礎教育”。對國民實施基本的普通文化知識的教育，是培養公民基本素質的教育。也是為繼續升學或就業培訓打好基礎的教育。一般指小學教育，有的包括初中教育。學習年限為5年、6年至9年。它經常同普通義務教育相聯系。——顧明遠：《教育大辭典》(增訂合編本)(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27頁。2．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ISCED)教育級別一覽表：學前教育，代碼為0；初等教育或基礎教育第一階段，代碼為1；初中教育或基礎教育第二階段，代碼為2；高中教育，代碼為3；非高等的中學后教育，代碼為4；高等教育第一階段，代碼為5；高等教育第二階段，代碼為6。——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標準分類法》，《教育參考資料》，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1998年9月25日。3．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滿足基本學習需要 基礎教育是“滿足基本學習需要的教育”，“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兒童、青年還是成人——都應能獲得旨在滿足其基本學習需要的受教育機會。基本學習需要包括基本的學習手段(如讀、寫、口頭表達、演算和問題解決)和基本的學習內容(如知識、技能、價值觀念和態度)。這些內容和手段是人們為能生存下去、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參與發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作出有見識的決策并能繼續學習所需要的基本學習需要的。基本學習需要的范圍及其滿足的方法因各個國家和各種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可避免地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基礎教育是終身學習和人類發展的基礎。”第15-16頁 “基礎教育本身不僅僅是目的。它是終身學習和人類發展的基礎，而各國可以在這一基礎上系統地建立其他層次其他類型的教育和培訓。”第18頁。“兒童、青年和成人基本學習需要的多樣、復雜以及變化著的特性，要求擴大并不斷重新確定基礎教育的范圍以便包容如下項目：”出生即為學習之始、初等學校教育、青年和成人教育、電化教育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的使命：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宣言和行動綱領》，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4．教育：財富蘊藏其中 兒童的基礎教育可確定為(正規或非正規的)啟蒙教育。這一教育原則上從孩子3歲左右開始，一直到至少12歲。基礎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走向生活的通行證”，它使享受這一教育的人能夠選擇自己將要從事的職業，參與建設集體的未來和繼續學習。——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財富蘊藏其中》，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第109頁。5．陳桂生 “基礎教育，簡單地說指的是在未成年期為人的一生奠定基礎的教育。如此界說，似無新意。不過，由于它著眼于人的一生，也就同限于升學或就業準備的基礎教育觀念有別，而正是這個人們都懂得的道理，卻包涵一條常常被人忽視的衡量中小學教育的標準，即：在中小學教育中，凡是未成年人身心正常發育的障礙都必須解除，以避免使未成年人身心正常發育受挫，凡是對現實人生不可或缺的文化、知識、技術以及行為規范，都不可忽視，而不給學生后來的發展留下難以彌補的缺陷；反之，一時一事需要的東西(文化、知識、技術、行為規范等)是不是該列入基礎教育，不能單以這種東西的絕對價值衡量。由于學生受教育的時間有限，對一時一事需要的內容的取舍，宜以未成年人身心正常發育及他們后來發展的需要為尺度權衡。” ——陳桂生：《“基礎教育”辨析》，《上海教育科研》2002(3)。6．錢源偉 國家對兒童和青少年所實施的一定年限的一般教育或基本教育，是一切其他教育的基礎。它不同于以傳授從事某種職業或生產勞動所需要的知識技能為主的職業技術教育，也不同于對各類在職人員進行文化知識、科學技術再教育的成人教育，而是以傳授文化科學基礎知識為主，以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為目標的、不定向的、非專業的普通教育。——錢源偉：《基礎教育改革研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第4頁。7．［泰］奧多涅斯 在即將跨入21世紀之際世界基礎教育的范圍、結構及其組成概念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至少是由最近關注基礎教育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所引起并成為其標志：1990年的國際掃盲年、世界全民教育大會、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和九個人口大國全民教育首腦大會。——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了21世紀的教育：問題與展望》，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第185頁。8．李森 基礎教育就是指為一個人的終身發展打基礎的教育，也就是按照國家的規定對兒童和青少年實施的旨在培養國民素質的最低限度的普通教育，它包括學前教育、小學教育、初中教育和高中教育。——李森、宋乃慶：《基礎教育概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4，第2頁。9．袁桂林 基礎教育“是以官方辦學為主的，政府有能力為全體或多數公民提供的最大年限的起始水平的教育，是一個國家教育系統的基礎。” ——袁桂林：《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第2頁。專題之二：基礎教育沿革

一、參考選題 1．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的總體發展脈絡梳理 2．中國基礎教育改革的經驗教訓及啟示 模仿化(日本、美國、蘇聯、歐美)、行政化、殖民化、搖擺化、亂則出教育家治則無教育家。

二、參考文獻 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6卷本).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1989.王炳照，閻國華.中國教育思想通史(8卷本).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臺灣“教育部”.中華民國教育年鑒.宗青圖書出版公司.民國80[1991].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國基礎教育發展研究報告.教育科學出版社.中國基礎教育年鑒.中國教育年鑒.黃書光.中國基礎教育的歷史反思與前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吳洪成.中國小學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廖其發.中國幼兒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商麗浩.中國中學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王倫信.清末民國時期中學教育研究.華東師大出版社2002.熊明安.中華民國教育史.重慶出版社1990.顧樹森.中國歷代教育制度.江蘇教育出版社1981.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中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1987.陳元暉.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10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等.［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實業和師范教育、教育行政機構與教育團體、教育思想、留學教育、學制演變、鴉片戰爭時期教育、洋務運動時期教育、戊戌變法時期教育］.中央教科所.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教育科學出版社1989.金鐵寬.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山東教育出版社1995.金一鳴.中國社會主義教育的軌跡.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教育部.共和國教育50年.北京師大出版社2000.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課題組.教育大國的崛起：1978-2008.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袁振國.中國當代教育思潮(1949-1989).三聯書店1991.專題之三：基礎教育行政與管理

一、參考選題 科教興國、教育法制、學制、教育宗旨(方針)、教育視學(督導)、考試(畢業會考、高考等)、義務教育政策、師德政策??

二、參考文獻 蕭宗六，賀樂凡.中國教育行政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熊賢君.中國教育管理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薛人仰.中國教育行政制度史略.臺灣中華書局1983.熊賢君.中國教育行政史.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程斯輝.中國近代教育管理史.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1989.熊賢君.近現代中國科教興國啟示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王鐵.中國教育方針的研究(上).教育科學出版社1982.朱有瓛.中國近代學制史料，華東師大出版社1983-1993.江銘.中國教育督導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劉兆偉，趙偉.中國教育法制史.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鄧嗣禹.中國考試制度史.上海書店, 1996.謝青，湯德用.中國考試制度史.黃山書社, 1995.楊學為等.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黃山書社, 1992.專題之四：私學、書院與教會學校 ㈠私學 1．參考選題 ⑴私學艱難的發展歷程及規律 ⑵私學對今日教育的啟示 ⑶典型私學個案研究 2．參考文獻 馬鏞.傳統與再生：中國私立和民辦中小學的本土成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李冬君.中國私學百年祭:嚴修新私學與中國近代政治文化系年.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4.王炳照.中國私學·私立學校·民辦教育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2002.王炳照.中國古代私學與近代私立學校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1997.吳霓.中國古代私學發展諸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㈡書院 1．參考選題 ⑴書院發展脈絡及啟示 ⑵書院個案研究：問津書院、萬木草堂 ⑶書院學規(教條)研究 ⑷書院楹聯研究 2．參考文獻 陳元暉、尹德新、王炳照.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張正潘.中國書院制度考略.江蘇教育出版社1985.李國鈞.中國書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王炳照.中國古代書院.商務印書館1998.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史資料.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鄧洪波，彭愛學.中國書院攬勝.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李才棟.中國書院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㈢教會學校 1．參考選題 ⑴如何看待設立于中國的教會學校 ⑵教會學校個案研究 ⑶傳教士個案研究 ⑷教會學校學生個案研究 2．參考文獻 何曉夏，史靜寰.教會學校與中國教育近代化.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高時良.中國教會學校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李楚材.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教會教育.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學林出版社1995.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汪向榮.日本教習.三聯書店1988.田正平.中外教育交流史.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畢乃德.洋務學堂.杭州大學出版社1993.專題之五：義務教育 ㈠參考選題 1．義務教育的發展歷程及啟示 2．義務教育規定個案研究 3．我國未來義務教育發展趨勢前瞻 ㈡參考文獻 熊賢君.千秋基業：中國近代義務教育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谷成久，王淑文.千秋偉業: 中國義務教育的實踐與未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田正平.世紀之理想：中國近代義務教育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教育研究編輯部.中國普及義務教育調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吳榮鎮.中共義務教育.臺灣師大書苑1992.專題6 課程變革 ㈠參考選題 1．課改的經驗與教訓梳理 2．某次典型課改個案研究 3．典型教材個案研究：中學修身教科書 4．應然的課程是怎樣的 ㈡參考文獻 呂達.中國近代課程史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王建軍.中國近代教科書發展研究.廣東教育出版社1996.彭澤平.嬗變與超越：新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史.華齡出版社2006.李彥榮.沖突與融合：中國中小學課程改革的文化路向.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有寶華.新中國基礎教育課程結構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后2004.06.白月橋.課程變革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專題7 教育實驗 ㈠參考選題 1．教育實驗發展脈絡梳理 2．新中國六十年中小學教育實驗述評 3．鄉村教育實驗對當今農村教育改革的啟示 4．典型教育實驗述評 ㈡參考文獻 錢理群，劉鐵芳.鄉土中國與鄉村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陳錕.中國鄉村教育戰略.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雷實.教育試驗與教育思潮.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熊明安，周洪宇.中國近現代教育實驗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熊明安，喻本伐.中國當代教育實驗史.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劉克輝.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鄉村學校教育問題研究: 1927-1937.北京師范大學 士論文]2007.李清華.陶行知與鄉村教育.海風出版社2007.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研究會.鄉村：中國文化之本.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專題8 德育 ㈠參考選題 1．德育的流變及得失 2．德育問題及矯正策略 3．典型德育案例研究 4．典型德育教材研究 ㈡參考文獻 黃書光.變革與創新 中國中小學德育演進的文化審視.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鄭航.中國近代德育課程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孫小平.新中國德育五十年.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孫志建.中學思想政治課發展史.北京師大出版社1994.蔡元培.中學修身教科書.中央廣播電視出版社2012.梁啟超.德育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專題9 教學 ㈠參考選題 1．教學概念界定的歷史變遷及教學本義 2．教學改革脈絡梳理及啟示探析 3．某一教學專題改革研究 4．典型教改經驗個案研究 ㈡參考文獻 董遠騫.中國教學論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張傳燧.中國教學論史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熊明安.中國近現代教學改革史.重慶出版社1999.黃忠敬.移植與重建 中國中小學教學的話語轉換.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專題10 教師教育 ㈠參考選題

博[1．教師教育的濫殤及流變 2．教師教育發展新動向分析 3．教師教育的迷失及矯正策略 4．典型教師教育案例研究 ㈡參考文獻 劉問岫.中國師范教育簡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劉捷，謝維和.柵欄內外:中國高等師范教育百年省思.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彭時代.中國師范教育100年.中國工人出版社1999.馬嘯風.中國師范教育史 : 1897-2000.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卜玉華.回溯與展望 中國中小學教師發展的世紀轉型.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崔運武.中國師范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阮春林.清末民初中國師范教育研究: 1897-1922.中山大學 [博士論文]2004 顧明遠主編，胡艷，米靖.制度的建構與超越: 北京師范大學與20世紀的中國師范教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專題11 女子教育 ㈠參考選題 1．女子教育發展脈絡梳理 2．新中國六十年女子教育發展述評 3．男女同校的得失分析 4．典型女子學校個案研究 5．當今女子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㈡參考文獻 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州出版社1995.閻廣芬.中國女子與女子教育.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雷良波等.中國女子教育史.武漢出版社1993.專題12 男子教育 ㈠參考選題 1．男子教育發展脈絡梳理 2．新中國六十年男子教育發展述評 3．典型男子學校個案研究 4．當今男子教育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㈡參考文獻 1.孫云曉、李文道等.拯救男孩.作家出版社2011.2.胡振京.男生：性別差距的新弱者.天津教育出版社2014.3.古里安.男孩的腦子想什么.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1.4.關注男孩教育專欄.上海教育2011.5A 專題13：教育家 ㈠參考選題 1．教育家共性發展規律研究 2．典型教育家發展個案研究 3．教育家發展集體性個案研究 ㈡參考文獻 葉忠海.教育人才學.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哈里特·朱克曼.科學界的精英.科學出版社1982.孫孔懿.論教育家.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許美德.思想肖像：中國知名教育家的故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王毓珣.名師發展研究.長春出版社2007.9

第四篇：中國貨幣及其防偽技術的歷史發展

中國貨幣及其防偽技術的歷史發展

據有關資料統計，全世界每年因各類仿冒高檔商品 和偽造票證等形成的損失高達1000億美元之多。在國際 市場上，近五年之中有紀錄的重大商品假冒偽劣事件就 已超過2000起。更令人擔憂的是．醫藥、食品、煙酒、飲料等領域中的假冒偽劣產品常使人防不勝防。致使一 些久享勝譽的名牌產品．在假冒產品的惡風濁浪中紛紛 倒牌。這不單會造成經濟損失，還直接危及著人們的健康 和生命安全。所有這些無不使國內外有識之士痛心疾首． 他們紛紛在研究和尋找肪偽和制止偽劣產品的手段。于是，一種特殊的印刷技術—— 防偽印刷便悄然誕生了。

中國在世界上首先發明了印刷術，因此也早在宋代就 首創了防偽印刷，比歐洲早了三四百年。由于最早的 貨幣產生在中國．最早的偽鈔出現在中國，因此最早 的防偽鈔技術也出現在中國。這也許令人難以置信，然而它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中國古代紙幣及防偽技術

有史記載，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便有人用假幣

進行交換和買賣。公元1278年，有一個叫石治民的因為 偽造貨幣而被處死，或許他是世界上第一個有案可查的 偽鈔犯。

要研究中國古代貨幣偽鈔問題，首先要從研究中國 古代幣鈔萌芽及其發展開始。I 古代紙幣的萌芽

中國是歷史文明古國之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紙幣的國家． 如將宋代的交子定為正式的國家紙幣，那么，早

在西周初期，紙幣的萌芽就已經產生了。《周禮· 載師 篇》記存“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里布 就是以布為材 料制成的交易媒介物，布上有幣名、年月、地址、錢數、發行人印信。《周禮》中還載有；“聽稱責以傅別、“凡 買賣者質劑焉。傅別“、“質劑”都近似予現在的票據。春秋戰國時期，曾通行皮幣，“昔者大王居分 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民間也曾通行作為交易媒介的牛 皮。

漢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曾制造白鹿皮幣，今人多認為是一種籌集國用的債券。東漢也用過類似里 布的布幣。魏晉南北朝興起了寺院柜坊及豪門郾店．吸收存

款．出具可流通的存款收據，在市面上流通。唐宋時期 柜坊設立得更多．可發行的帖已深入人心。《太平廣記》 卷146引《唐逸史》中有：“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 來，此是尉遲敬德也”。吳曾的《能改責漫錄》卷18中，也有“取筆寫帖付生日：持此於梳行郭家，取十千錢，與汝作業。”此二篇雖為當時神話小說，但錢帖的觀念 已深入人心是可見的。柜坊接受存款人的帖(就是支 票)，就支付通貨的事實，在唐代就已經有了．就是到 了北宋時代，在健全的柜坊中也還是這樣的實行著。唐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農業、手工業和 商業都比較發達．印刷、造紙業也得到較大發展，此時 期印刷、造紙、絲織、金屬、陶瓷等手工業品都有很高 水平．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如已出現“飛錢

(匯款)制度。唐代造紙術在漢代基礎上有了更大的發展。據新唐 書載，唐代已開始用厚紙制作和使用紙器、紙杯。在晚 唐，中國已經發明了用植物纖維造成舉世聞名的宣紙。這就為宋代使用紙幣打下了基礎。

唐憲宗時，還有飛錢和便換，凡商賈到京師，可將

錢送存諸路進奏院(各地在京設立的駐京辦事機構)，也 可送存在諸軍、諸使、官家，由收存人出給收據，然后 持收據可到異地取錢，購辦貨物，這是一種異地兌錢的 憑證。唐人趙磷的《因話錄》中就有一例“有士鬻產于 外，得錢數百緡，懼川途之難責也，祈所知納于公藏，而 持牒以歸，世所謂便換者，套之衣囊。”

五代楚王馬殷，大量發行笨重的鉛幣、鐵幣、市上 用的契券，契券也有紙幣的性質。

北宋時，四川行用鐵錢，因錢重價輕，不便使用，商 人乃出具收據形式的紙帖，在市面上通行。宋太宗初年，成都十六家富商聯合成立了交子鋪，發行交子，用銅版 印制，以便通行和兌現，后因交子舞弊，經營不善而歸 官辦。商辦交子因能夠兌現，故有信用紙幣的性質。我國最早的紙幣，出現于北宋真宗初年，稱之為“交 子”，政府開始籌議將交子改歸官辦。仁宗天圣元年(公 元1023年)，在益州設立“交子務，并從第二年開始發 行 官交子”，掌握紙幣流通事務。“交子”成為世界上 晟早的紙幣，這絕非偶然。紙幣的產生源于北宋造紙術 與印刷術的興旺發達，當時的四川就是造紙業和雕版印 刷業的中心之一。

據史籍記載，交子最早出現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四

年，原由十幾戶富商發行。在此期間，交子圖案有 屋 術人物”。用朱墨兩色，還有備私人鋪戶的押字，“各自 隱密題號”，以防偽冒。幾年后，即宋仁宗天圣元年，由 官府接收，特令在四川設置交子務，作為發行交子的機 構。紙幣先用木版印刷，后又改用銅版印刷。交子的幣面價值，晟早限于一貫至五十貫，在發放 時臨時書填，充近代支票。宋仁宗宣元二年，改為發行 五貫與十貫兩種交子。宋神宗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又改為發行一貫和五百文兩種交子。幣面價值臨時書填，改為定額印刷，這是紙幣史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交子為三色銅版套印的紙幣，立界(期)發行，三年 一界。到了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又改為錢引，并于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把交子務改為錢引務。

錢引仍為三色套印，至南宋初仍大量發行。南宋還有地方 紙幣，如河池銀會子、兩淮交子、湖廣交子、鐵錢會子 等名。南宋初年民間還通行便錢會子，后改為官辦。南 宋高宗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又出現了商人納錢，政 府給以販賣茶業、寶貨、鹽的憑證。還有現錢關子，公 據關子、內關、金銀現錢關子等名目。

金于海陵王貞元二年(公元1154年)，就設立了交

鈔庫，發行交鈔。基本上仿宋朝的交子，紙幣上有發行 機構，官員等的印章，另有編號、花紋圖案等等。后又 發行有貞枯寶券、通寶、興定寶泉、元光珍貨、重寶、天興寶會等名目。

元朝是中國紙幣最為盛行的時期，元初紙幣為各地 單獨發行。世祖中統元年(公元1260年)，印發中統交 鈔，又稱絲鈔。后又陸續發行中統元寶交鈔、中統銀貨、蟹鈔、至元寶鈔、至大銀鈔。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 年)發行的元寶鈔及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發行的至正 交鈔流通時間長，影響較大。

明朝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設寶鈔提舉司，立鈔

法，發行大明通行寶鈔，明朝自發鈔至停用未改鈔名及 形制。

清初順治初年，因軍事征討不斷，國家籌集款項而 發行通順治鈔貫，但很快收回。到咸豐年間，因財政危 機又大發紙幣，分戶部官票和大清寶鈔兩種，但很快失 敗。

北宋四川的交子，南宋的河池銀會子，川引、湖會、淮交均為地方紙幣。金朝紙幣在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以前，基本上是分路發行的。后來改為幾路聯合發行，鈔 上加蓋合同印章，可在幾路通行。據考古發現．已知有 山東東路、北京路、陜西路等合同鈔。至泰和二年(公元 1202年)才出現了全國通用的紙幣。元初也是先發行地 方性紙幣，如何實在傅州發行的會子、真定的地方紙幣 等等。一直到清成豐年間，甘肅司鈔、滇藩司鈔及地方 官錢局紙幣仍在各地發行流通。

二、紙幣舫偽措施應運而生

比起金屬貨幣來，紙幣自有其方便之處。但是有了 紙幣，就有偽鈔出現，偽造鈔票案時有發生。南宋時一 次查獲偽錢引三十萬，盜印團伙達50人。元代鉛山(令 江西省鉛川縣)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所造偽鈔遠 至江淮、燕薊。他以偽造致富。競派惡少四五十人打進 官府為吏，搜集情報，對欲告發他的人“輒先事戕之，前 后殺人甚眾”。面對如此猖獗的偽造鈔票犯罪活動，歷代 采取了一些防偽的辦法，大致有如下七種：

控制印鈔1呀料。選擇一般人難以仿造的特制“佳

紙”．即潔白、光厚、耐久的紙張來印鈔。紙幣晟早出現 在四JI1．當地官民在與偽鈔作斗爭中積累了經驗，漸漸 提高了印鈔票紙張的質量。故鈔用JI1紙，“物料既精、工 制不茍，民欲為偽，尚或難之。宋威淳年間園紙局所造 關子紙不精，命四JI1制使抄造輸送。當時臣僚中有這樣 一種認識：印鈔之紙應增添紙料，寬假工程，務極精 致．使人不能為偽是上策，禁捕之法使人不敢為偽是下 策。所以在制造印鈔紙上頗下功夫，JI1紙幾乎成為印鈔 專用紙。這類紙張既用來造鈔，乃禁民間不得買賣此紙，以防作偽。

蟪一書寫字泣。古代紙幣上的字均由善書者手書，然后刻印，且文字較多，有的書刻《孝經》，有的書刻先 正格言，有的書刻刑律。文字一多，則難以摹仿；仿不 像，則容易辨別。

印別復害田孿。宋交子上印有房屋、樹木、人物、“朱 墨閉錯，以為私記”。金代交鈔，外作花紋邊欄，其上橫 書貫數，左右書寫某字料、某字號、號外篆書禁條。清 代寶鈔、錢票上印有龍的圖案。鈔面圖案復雜，作偽者 不易臨摹。

多加印記簽押。晟早由私人發行的交子，在質劑時，要將收到的錢記在交子上，經簽押后，方可作現錢使用。金代交鈔在復雜的圖案上，加上層層的簽押，交鈔庫副 使專管書押搭印合同之事。清代有人建議造鈔發于各省 市布政司為記，發于各府又為印記，發于各縣又為印記，發于錢莊，錢莊義為印記，然后行之民間，則易于辨偽。我們現在看到的人清寶鈔上多蓋有漢滿文字并用的印章 三四種。

熏尊俘置上鼎犯。對于制造偽鈔的罪犯初時處罰較

輕。宋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立偽造法，規定凡通情 轉用，并鄰人不告者，皆罪之，私造交子紙者，罪以徒 配四年。后園制造偽鈔的犯罪行為猖獗，非處以極刑不 足以威懾。紹興三十 ：年(公元1 162年)立偽造會子法，偽造者處斬，并將這一法令印在會子上。金代交鈔上也 書背‘偽造交鈔者斬”。清代偽造鈔票者也處以斬監候重 刑。

熏賞芍音之上。為何雖有嚴刑峻法，而偽造仍層出 不窮?這是因為偽造者存在有僥幸心理，希冀罪行不致 暴露。在此情況下，動員知情者告發，不失為一種打擊 偽造者的有效辦法。宋偽造會子法規定，告發者賞錢千 貫．不愿受者可補進校尉。金代交鈔上也載明：“告捕 者賞錢三百貫”。元世祖中統年間，規定告者賞鈔五錠，以犯人財產給之 這?規定也印在大咀通行寶鈔上 最問自主辯移^。既然偽鈔屢禁不絕，那么在民間

設立“辨鈔人”，則是不可缺少的辦法。金代府州縣鎮設 辨偽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辨驗，酌量收取手續費，即 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銀即止。

清代王望總結了以上歷代防止偽鈔的各種辦法，在 《鈔幣議》一文中提出了“防偽”的綜臺性措施：既特 造佳紙，多為印信，鈔值重者又令善書者書之，則作偽 者，必先造偽紙，又刻印信，再摹字跡，有一不肖，其 奸立破，較少私鑄錢，偽造銀，其難數倍。而又隨處皆 立辨鈔人，重法以誅作偽之人，重賞以獎告偽之人，則 偽造者自可息矣。（鑒于防偽中國及世界各國廣泛鑄造金屬貨幣

早期由于造紙、印刷技術有限，偽造紙鈔屢禁不止，因此歐洲和美洲較

早就開始鑄造以金、銀、銅為原料的 金屬貨幣。明朝穆宗隆慶元年(公元 l 567年)，我國海禁已開，歐美各國 相繼來華貿易，他們攜來本國銀元 與我國進行通商。此后，外國銀元不 斷流八，及至清世祖順至四年(公元 1647年)，一度曾限制外洋只準在澳 門貿易，但貿易的范圍無法限制，外 國銀元的流入量有增無減，有以外 國銀元取代中國銀兩的趨勢。這些

外國銀元初稱 番餅”，或稱 番銀”，亦稱“洋銀”，當時民間依其圓形，故 稱之為 銀元”，各國所鑄，名目繁 多，而其中要以西班牙本洋和墨西 哥鷹洋輸入為最多。西班牙本洋自 清康熙二十年到清道光十三年(公 元1681—1833年)153年問輸入近1億元。墨西哥鷹洋的輸入到清末，總數達4～5億元。外國銀元大量

輸入，套購我國大量白銀外流，引起 滿清朝野的重視，不少有識之士，要 求順應時勢，自鑄銀元，維護權益。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吳

大瀲在吉林設立機器局，試鑄一兩 制銀元，是我國采用正規機器鑄造 銀元之始，及至光緒十三年(公元 1887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再次奏請 自鑄銀元．以謀抵制，經清政府同 意，遂于1888年設廣東銀元局試鑄 銀元．以七錢三分紀重。由于新型銀 元是引進外國機器設備鑄造的，所 以這種銀幣俗稱“銀洋”或 洋鈿”。自光緒十六年(公元1890年)改鑄 以七錢二分紀重后，僅有龍圖案的 銀元，其鑄造量為3億枚左右，而其 中以 光緒元寶”(光緒三十四年、北 洋造)鑄了近1億枚為最多，大清 銀幣”(宣統三年)鑄造數量約2700 萬枚名列第二。銀元在我國的大量 鑄行，促進古老的中國銀兩制向銀 元制轉化，推動了貨幣向前發展，成 為近代中國貨幣史新的開端。我國的機鑄銅元，也始于廣東。銅元作為銀元的輔幣而出現，自光 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在廣東 開鑄以來，到光緒三十一年(公元 1905年)已有12個省，共計15個局 鑄造，鑄量驟增。從我國清代早期以 澆鑄和人工打制的土法鑄造的銀幣，到1949年1O月止，旁及各種紀念幣、章和代用幣等，采選金幣、銀幣、銅 幣、鎳幣、鋁幣及其它幣計共1480 余種

我國的機鑄幣，常以銀幣幣模

鑄成金幣，可稱之為“銀摸金鑄”。以 孫中山先生像開國紀念金幣為例，這種金幣采用的是日本銀幣幣摸，銀幣幣面上有 壹元”二字，鑄成金 幣則遠遠超過壹元銀幣的價值 因 此說，凡銀模金鑄的金幣，并非流通 領域中的貨幣，只是作為某種紀念、饋贈之物，以示其珍貴。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農

村各革命根據地一度曾鑄行中華蘇 維埃銀幣和銅幣，但鑄造量不大，僅 限于農村革命根據地流通，流傳至 夸的實物，以中央蘇維埃一分、五分 銅幣，貳角銀幣及川陜蘇維埃二百 文、五百文銅幣，一元銀幣較常見。中央蘇匡蘇維埃政府1931年鑄造的 列寧像正臉、側臉壹元銀幣，湘贛蘇 區壹圓銀幣，湖南平江縣蘇維埃壹 元銀幣，l933年閩浙贛匠壹元銀幣，鄂豫皖蘇區壹元銀幣和1936年在陜 北瓦窯堡鑄造的壹元銀幣及皖西北 蘇區鑄的銅幣，皆屬罕少。井岡山地 區，在l931年前后也曾鑄造過袁大 頭壹圓銀幣，便于與國民黨統治區 進行貿易。此外，為了控制根據地的 銀圓外流，曾以墨西哥鷹洋加蓋 “工 字，或用袁大頭幣面加蓋“蘇 維埃”三字，作為蘇區的通貨。鑄造各種金屬鑄幣和紙鈔一樣． 偽造鑄幣也很多，大都以低價位的 鉛、錫臺金為幣芯，外面鍍銀或金，其制造工藝之精良，居然也達到以 假亂真之水平。這也是各國財政機 構、金融機構澡感頭痛之事。因此紙 鈔、金屬鑄幣的防偽措施幾百年來 直是各國財政、金融機構極為重 視的問題。制造金屬鑄幣．雖然采取 的防范措施很多，但收效甚微，偽造 金屬鑄幣仍然屢見不鮮，真是遭高 尺，魔高一丈啊!制造偽鈔和偽 造金屬鑄幣近年來已形成國際化趨 勢，似乎有了偽鈔印刷的跨國公司． 其范圍之廣，所采用技術之先進，令 一一人驚嘆。

為此，開發新的防偽幣技術已

成當務之急。自90年代以來，澳大 利亞首先使用了塑料鈔票，其工藝 先進，技術難度大，塑料鈔票上有各 種防偽措施，耐揉、撕不爛、防水，防油、防滲透，目前世界上只有澳大 利亞能夠獨家印刷。塑料鈔票一問 世，就得到澳大利亞各界人士支持 和擁護，現在澳大利亞已用塑料鈔 票替了紙鈔。許多經濟發達國家和 發展國家的安全、金融機構對于塑 料鈔票的問世極為重視。美國、英 國、德國、日本、西班牙、巴西等

第五篇：近十年來中國救災史研究綜述

近十年來中國救災史研究綜述

[摘要]有關中國救災史的研究，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研究的范圍較廣，各個朝代均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唐宋、明清兩個歷史階段，且主要集中于國家方面，對民間、宗教的救濟對策研究較少。若在這些方面有所發展和突破，可彌補當前研究的不足，使有關自然災害的救濟研究更加完善。

[關鍵詞]近十年；中國；救災史

[中圖分類號]X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3）03-0117-03

近十年來，中國救災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學者們將中國歷代的救災措施與現實問題結合起來，以期通過對中國歷史上的救災措施研究，為今天的防災減災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示。針對自然災害發生時的救災思想、對策是中國救災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邵永鐘的《二十世紀以來荒政史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3期）已有專文撰述，故與此相關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贅述。

一、關于救災思想的研究

張濤、項永琴、檀晶的專著《中國傳統救災思想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一書中就中國的傳統救災思想進行了廣泛考察和系統梳理，全面分析和總結了中國傳統的防災救災的思想主張及其深刻影響。發表論文研究救災思想主要有：（1）武玉環認為，金朝的防災救災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重農思想；廣積糧儲、崇尚節儉的備荒思想；維護自然生態平衡、和諧的自然觀；唯心主義的天命觀等方面。金代的防災救災思想，既有其積極的唯物主義成分，也有消極的唯心主義成分，體現出封建時代的特點。（2）李華瑞指出，儒家荒政思想在北宋中期得到重視和實踐，王安石變法是我國統治階級第一次利用國家政權推進荒政的嘗試。高中華主要探討了清代名臣左宗棠的荒政思想、形成背景與其邊疆救災活動及特點。除此之外，張福運《宋代荒政思想初探》（《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10年3期），金霞《論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祥瑞災異事務的管理》（《山東師范大學學報》2009年2期），張文《宋朝的自然災害與荒政等級管理思想芻議》（《中華文化論壇》2006年1期），王娟《“民本”與救荒——林則徐的救荒思想與實踐》（《古今農業》2005年第3期）均就防災救災思想問題進行了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王文濤的《（周禮）荒政思想試論》（《齊魯學刊》2005年第3期），祁磊《（周禮）所見災荒思想》（《湖北職業技術師院學報》2004年第4期），甄盡忠《（周禮）備荒救災思想淺論》（《河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就《周禮》所體現的荒政思想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二、歷代政府救災對策總述

歷代政府為維護統治秩序、保持社會穩定、保證經濟正常運作，在自然災害發生后，制定了一系列救災對策。學者圍繞著歷代政府的救災對策展開了研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整體性的救災對策研究，即歷代政府對當代自然災害所采取的總體性對策；二是區域性救災對策的研究，即歷代政府對某一特定地區的救災對策的研究。

（一）關于整體性救災對策研究

學者圍繞斷代救災史方面，發表了一系列論著，成果豐富。著作方面有：周致元編著的《明代荒政文獻研究》（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該書通過對明代11部荒政文獻的研究，總結出明代的備荒制度和救荒制度建設的一些情況，對于當今的救災工作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石濤的專著《北宋時期自然災害與政府管理體系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考察了北宋時期政府應對自然災害的思路、措施及工作流程。論文方面，武玉環提出金

代實行了政府、個人、民間救濟相結合的多種救災方式。李輝指出，北朝時期國家政府在災后采取的政治性救災措施主要有皇帝自責、納諫、整頓吏治、安撫災民等。夏明方對“荒政書”內涵和外延作出新的界定，并對救荒制度也作出了論述。石濤運用計量的方法，從北宋政府災害管理投入的角度入手，對相關史料進行量化分析經濟學，得出了北宋政府災害管理投入的總量。趙克生認為，明代發展了前期勸分賑災的措施，由漢代以來的“入粟補官”演變為“義民旌表”。毛陽光認為，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及官吏能夠積極主動地投入災害救濟中去，蠲免和賑貸等救災措施都能夠得到較好地貫徹。郭文佳認為，宋代災害的救助程序主要包括訴災、檢放和抄札三部分。張建民指出，清代在“鄭重斯文”理念指導下，對災荒時期的生員實行單獨的、具有封閉性質的賑濟制度。

（二）關于區域性救災對策的研究

相比于國家整體性救災對策研究，區域性救災對策的研究更加細化。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它在斷代史研究的基礎上，又將地區固定化。吳媛媛、何建木以災后救助所形成的征信錄為主要資料，結合文集、徽州文書和地方志等有關史料，對晚清的一次水災的賑濟過程、款項與物資的來源與比例進行了分析。張祥穩指出，乾隆朝的災害救濟原則為“寧寬勿刻”、“寧濫無遺”，在乾隆十一年江蘇邳州、宿遷和桃源三州縣的水災賑濟中，災民們從中央賑濟政策和“成例”的落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及時救濟。王元林、孟昭鋒認為，明清瓊州府官員查勘災情，撫恤慰問，救災救荒，甚或祈求颶風神來減少和免除災害；而平時修溝挖渠，修建水利等防災，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颶風對瓊州造成的損害。陳廣恩從賑災管理部門與物資、賑濟兵燹之災、陜西特大旱災及元朝政府的抗旱救災以及元朝賑濟西北災害的優惠政策等方面，對元朝賑濟西北災害問題作一初步探討。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國家的常平倉和社倉也兼有救災的部分職能，這一問題也引起了學者的重視。由于穆崟臣《近百年來社倉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農史》2011年第3期）已就近十年來的社倉研究進行了總結，在此只對常平倉的研究作一總結。孔祥軍《兩宋常平倉研究》（《南京農業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以傳世文獻、新出土的文獻為基礎，對兩宋常平倉的基本面貌予以復原，認為常平倉在平抑糧價、賑災救荒等方面發揮了十分積極的作用。此外，相關研究還有倪玉平的《論清代的常平倉》（《石家莊學院學報》2007年第1期），郭文佳的《常平倉與宋代災荒救助》（《商丘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王文東的《宋朝青苗法與唐宋常平倉制度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三、關于民間、宗教的救災對策研究

有關學者圍繞著民間、宗教在自然災害發生后所采取的對策展開了討論。趙家才認為，清代山東民間社會形成了一套救災系統，官員、紳士、商人與下層民眾在救災過程中已形成網絡有機體，有非官方制度化傾向。張秀軍《兩晉時期民間應對災害策略》（《北方論叢》2006年第5期）一文就晉代災害發生后，宗族救荒、鄰里互助、抗災自救所起的作用進行了論述。其他的研究成果有：陳瑞《明清時期徽州宗族的內部救濟》（《中國農史》2007年第1期），孫華瑩《徽商與明清徽州荒政》（《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6期），王虹波《1921-1931年間吉林災荒的社會應對》（《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周致元的《明代徽州官府與宗教的救荒功能》（《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和《明世宗朝的宗教救濟活動》（《安徽史學》2005年第2期）等。由以上可看出，有關于民間、宗教的救災對策均是以明清時期的民間、宗教的救災對策為研究主體，且明顯缺乏針對宗族、家庭等對自然災害的預防、互助行為的研究。

綜上所述，關于中國救災史的研究，已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研究的范圍較廣，各個朝代均有涉及。但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唐宋、明清兩個歷史階段，有關于其他朝代的研究應該成為中國救災史研究的突破點。以往有關于救災對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家方面，對寺院及民間的救濟對策研究較少。此外，對于救災措施的實際效果關注得比較少，而這是救災

史研究中最值得借鑒的部分。若在這些方面有所發展和突破，可彌補當前研究的不足，使自然災害的救濟研究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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