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改革開放40年來的體會

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體會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風雨歷程，小到衣食住行，大到國家發展，中國從農村到城市，從內地到沿海，從經濟到政治，從思想到實踐，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留存了太多讓人難以忘懷的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體會。

作為一名在七十年代出生的公民，我覺得我那個年代出生的人很幸運，經歷了中國從振興到騰飛的過程，我們是祖國巨大歷史成就的見證者和受益者，因為我們有幸見證了祖國和個人雙重夢想融合成真的時代步伐。可以說感受最真，情意最切，體會最深。

1978年12月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不能忘記的日子。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起點。從那時中國經濟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在我童年的腦海里還留存著計劃經濟的烙印，什么糧票、油票、肉票、布票、火柴票等具有濃郁計劃經濟特征的產物我有幸見識過，那時候流行即使有錢也未必能保證買到商品。記得我小學班主任有一次也拜托我母親幫她搞兩張肉票（因為我母親當時在食品公司上班），那不是物以稀為貴，而是物資匱乏的時代，記憶中那小小的糧票就跟鈔票一樣好用，可以換糖、買冰棍。

進入80年代中后期，計劃經濟的影子已經消失，市場經濟的氛圍逐漸盛行，商店里的商品逐漸豐盛，但依然是憑“票”購物，只不過這時的“票”不再是那些花花綠綠的糧票、油票，而是實實在在的鈔票。但總體來說還是相對落后，記得那時候如果誰家有了電視，那這戶人家就如同天天在放免費電影，有時幾十人圍著一個十四英寸的黑白電視看的不亦樂乎。而我家好像是在我初二時，為了讓我哥可以看電視大學的課程才買了第一臺彩電。“鳳凰”牌自行車也是當時人們炫耀的一種象征，我也擁有過一輛雖然很破但也是“鳳凰”牌的二手自行車，一直騎著它渡過了我的初中、高中生涯。

8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也已經走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祖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改革的春風再次唱響了全國的號角，對中國90年代的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起到了關鍵的推動作用。（大家還記得那句歌詞嗎？“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 “小平南巡等于是一個已經退役的老船長，當看著船的方向搖擺不定時，他又一次跳上船頭，把扭曲的方向擺正了。”親歷南方談話的時任中共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這樣比喻）； 1997年到1999年，香港和澳門依次回歸，祖國在統一大業上邁出了可喜的一步； 2001年，中國申奧成功并加入世貿組織，我清楚的記得當年人們歡慶鼓舞的激動場面，我還下決心自己一定要學好英語，到時候去北京開開眼見；這40年來我國的航天事業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神州系列號載人航天宇宙飛船的升空與成功返回；嫦娥一號、二號探月衛星成功發射，特別是天宮一號目標飛行器與神舟九號、十號飛船順利載人交會對接，神舟十一號和天宮二號相繼發射成功；國產大飛機C919首飛；中國首顆X射線天文衛星“慧眼”發射成功；還有其他科技領域的發展，千萬億次超級計算機系統“天河一號”研制成功，載人潛水器“蛟龍”號創下了7062米的下潛紀錄，“神威·太湖之光”超級計算機蟬聯世界超算冠軍；中國標準動車組“復興號”首發；可燃冰開采、人造水稻技術不斷取得新突破……一系列科技創新成果“井噴式”爆發，標志著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標志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正在逐步變成現實。

光陰如水，歲月如梭。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經濟的發展，我們從住四合院到住高層單元樓；餐飲多樣化、穿著高檔化、家庭電氣化、出門機械化已是日常的節奏。各種新技術、新知識層出不窮，特別是我們的個人電腦和智能化手機已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還有高科技的云支付、大數據，40年前誰會想到有一天我們逛菜場不用帶錢包，手機一掃拿菜回家；街上無人不代表無人逛街，手指點點，足不出戶想要的商品就會快遞到家（淘寶雙11的交易額從2009年的0.5億到2017年的1500億，翻了3000倍。）。哪怕你與親友遠隔重洋，都可以不出家門，還能面對面視頻聊天。我們是幸福的，我們是幸運的，正因為改革開放，我們趕上了一個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一個充滿高科技的時代。

我們的城市——溫州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都說溫州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家庭工廠就是起點。85年剛剛來到溫州的我，也接觸過那些手工活（裝搭眼鏡框），滿眼的家庭作坊，“一臺機器、兩三個人，家家戶戶就這樣的辦工廠。始終弘揚“敢為人先、特別能創業”的溫州人精神。日后一些成為大集團的企業也在那一段時期萌芽生根。康奈集團在1980年還是紅象皮鞋作坊，美特斯邦威的周成建還在走著“尋常路”，日后鼎鼎大名的正泰集團到了1984年才以永精開關廠的名字成立。溫州是中國改革先行區，敢為人先，勇于進取，創造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城區的面貌也是日新月異，一座座新建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舊城改造”、“五水共治”、“大拆大整”、“大建大美”一系列的政策使溫州加快城鄉建設的步伐，并推動生態環境改善，讓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在深化改革中政府也加強自身建設，推進“最后一公里”、“最多跑一次”改革，深化與“四個平臺”（綜治工作平臺、市場監管平臺、綜合執法平臺、便民服務平臺）融合發展。近十五年來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深入踐行習總書記的“八八戰略”的路徑舉措，使溫州的改革發展能以“排頭兵”姿態不斷走在前列，確保各項工作始終沿著正確方向闊步前進。

40年，光輝歲月彈指揮間，縱觀世界，放眼國內，無處不體現這改革開放40年來的巨變。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的GDP增長了224倍，從世界第十位躍升到第二位，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1.8%提高到15%，總量突破80萬億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的中國不僅有信心有能力讓中國人民過上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美好的生活，更有能力承擔起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責任，為世界問題的解決貢獻出中國經驗、中國聲音、中國方案和中國力量。在中國的倡議下，“一帶一路”項目開花結果，惠及沿線多個國家和地區，為當地帶去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經濟發展機會。成功舉辦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合組織峰會、金磚國家峰會、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博鰲亞洲論壇等國際會議。今天的中國越來越為世界矚目，厲害了我的國！

而談及這40年間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我們一定不能忘記關鍵性的因素：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總書記在建黨95周年紀念大會上強調：“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同時他也在黨的十九大上這樣說道：“偉大的事業必須有堅強的黨來領導。只要我們黨把自身建設好、建設強，確保黨始終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夠引領承載著中國人民偉大夢想的航船破浪前進，勝利駛向光輝的彼岸！”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的偉大歷史性創造，是今天中國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就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吸收世界上一切有益于我們的營養，創造性地推動中國的發展。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是幸運的，因為我生在了這個追夢的年代，人人都會有夢想，但不是所有的夢想都能成真，但身在這個時代，我感覺很自豪，是時代的發展給了我夢想成真的機會。現在我依然有個夢，夢想著“收入倍增計劃”逐步落到實處，讓所有中國人都圓了“住房夢”，住上寬敞舒適的房子，夢想著自己能“長命百歲”，能享受國家全面醫療、養老健康保障……。高質量美好的生活，真正實現“中國夢”！

第二篇：改革開放30年體會

改革開放30年以來，經濟保持平穩快速增長，綜合國力明顯增強，對外經濟日趨活躍，教育、科技、文化、體育、衛生等各項社會事業全面發展，創建平安和諧社區發展較快，基礎設施明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在現代化經濟建設中，國家堅持把農業放在首位，農村經濟得到全面振興，糧棉產量穩步增加，躍居世界首位，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工業方面，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建成一批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技術水平的工程項目，如寶山鋼鐵公司，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大亞灣核電站和京九鐵路，近年的三峽工程，青藏鐵路、成功地發射“嫦娥一號”探月衛星等。改革開放不僅使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國民福利得到了實質性的提高，而且也使中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和主流文明之中。大國正在崛起，中國一步步走向富強，迎來中國歷史上的空前盛世，探索和開辟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道路。對外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也打開了新局面，進出口貿易總額不斷增加，還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科技、教育、文化事業也都蓬勃發展，平安“六好”社區建設和城鄉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我們的建設如火如荼。

改革開放徹底摒棄那種“關起門來搞社區建設”的小農經濟思想，樹立大社區觀念，建設開放型社區。一方面，在社區建設主體上開放。根據具體項目的不同經濟半徑、服務半徑來定點規劃社區建設項目，找到方便居民與科學合理配置社區資源的結合點，實現二者的統一。比如，農貿市場、幼兒園、創業基地之類的項目，在建設“六好”平安社區的同時，有些居民區聯合辦了為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項目，這樣既充分利用了資源，保證這些項目具有基本的規模效益，又方便了居民。

以前，居民樓附近沒有健身設施，只有寥寥幾株植物。現在，幾乎每個居民區內小花園里設置了健身設施，方便了社區居民鍛煉身體的需求，現在早晚很多人都在小公園里鍛煉身體。居住環境的變化，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辦公環境的改善，社區的每一處喜人的變化，讓人們都能深刻感受到，社區居民變得舒心了，人們幸福的生活會更加美滿，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進一步改善。

第三篇：改革開放30年來的得與失,解決方法

一、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 30年來，我國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新的偉大成就。

1、我國銳意推進各項體制改革，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斷深化政治、文化、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不斷形成和發展符合當代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體制機制，為我國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2、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我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打開國門搞建設，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水平顯著提高，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3、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國綜合國力邁上新臺階。我國主要農產品和工業品產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城鄉面貌煥然一新。

4、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30年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最快、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群眾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顯提高。

5、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當家作主權利得到更好保障。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有效實施，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不斷擴大，人權事業全面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發展壯大，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更加和諧。

6、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滿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建設卓有成效，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公民道德建設、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全面推進，文化事業生機盎然，文化產業空前繁榮，國家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人們精神世界日益豐富，全民族文明素質明顯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顯著增強。17、我們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社會和諧穩定得到鞏固和發展。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高等教育總規模、大中小學在校生數量位居世界第一，辦學質量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全社會創業活力明顯增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形成。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不斷健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全國。社會管理不斷改進，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8、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全面貫徹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繁榮穩定。祖國大陸同臺灣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不斷加強，兩岸政黨交流成功開啟，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邁出歷史性步伐，反對“臺獨”分裂活動斗爭取得重要成果，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呈現新的前景。

二、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問題。1——政治改革進展緩慢，與經濟改革現狀明顯不適應內地的言論、新聞自由與國際標準仍有不小的差距，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步伐至今仍未恢復到1987年十三大時的水準。

2——官員中的貪污腐化，引發各種社會沖突社會的不公刺激了社會矛盾，僅從1993年到2003年間，內地集體請愿示威或騷亂已由1萬宗增加到6萬宗。

3——城鄉、東西部以及各階層的貧富懸殊，激化了各種矛盾據亞洲開發銀行統計，中國的堅尼系數從1993年的40.7竄升至2004年的47.3，已處于拉丁美洲國家水平。

4——社會道德水準下降，出現了造假、吸毒、賣淫等丑惡現象從制販假藥、假酒，到生產毒奶粉，內地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反映的是30年來的信仰缺失造成了道德的淪喪。打假14年的民間“打假英雄”王海認為，如今內地假貨泛濫愈來愈嚴重，而且表現得愈來愈具隱蔽性。詩人汪國真說，他的詩集《年輕的潮》竟有40多種盜版本。

5——經濟發展的同時，付出了環境污染的高昂代價調查顯示，13億人中有3億人喝不上安全的食水，北京的沙塵暴、太湖和滇池的藍藻、沿海的赤潮，都是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頻仍的礦難和工業意外，也是不顧人命安全只顧掠奪性賺錢的結果。

當前存在問題，如分配不公、機會不均、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國有資產的流失、不公平競爭、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誠信危機、國民基礎教育投資不足、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經濟和民事糾紛激增，社會結構呈不穩狀態，人們幸福感下降等等，幾乎都是由于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邊界所造成的。

當前最亟待的問題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謂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托，去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情，那些不該管的事情盡快退出來，不要為了自己那一點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權利或者等等來妨礙這個大局。

從國家的層面來說，當前最要緊的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同時對人民關心的教育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這些問題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2

從企業方面做的，應該盡自己更大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從兩個方面來說，一方面企業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要把中國制造變成中國創造，因為只有通過自主創新我們才能在世界立于不敗之地，競爭力，從另一方面講，企業應該更多地盡到自己的幫助社區，幫助貧困地區，幫助周圍的那些窮人；

對個人來說，應該加強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設，因為如果是一個社會處在信任危機中，這個社會是沒有發展前途的。

第四篇：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展（推薦）

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展

【英文標題】DEVELOPMENT OF URBAN GEOGRAPHY IN CHINA SINCE 1978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E－mail: Gucl@nju.edu.cn

【作 者】顧朝林/徐海賢

【作者簡介】顧朝林，男，1958年生，博士，教授，主要從事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南京大學城市與資源學系 南京 210093

【內容提要】改革開放20a來，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向縱深拓展，新技術在城市研究中獲得了廣泛應用。對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地理學領域的研究進展、研究方法和技術作了綜述，并對其發展趨勢做了展望。

【英文摘要】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Urban Geography,Urban Geography,as an new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 have developed and expanded very quickly since 1978.Researches,research content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havemade great progresses.Chinese urban graphical research fieldsinclude:(1)

City－

regional Study;(2)Urban planning;(3)Urbanization;(4)Urban system;(6)Urban development policies;(7)Urban spatial structure;

(8)Sustainable cities.Urbansocial geography,urban modernization,urban governance anddigital city will be new research fields in the

Chinesenear future.【關 鍵 詞】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展/中國 Urban Geography/Chinese Geographers

分類號 中圖法K901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地理學成為地理學界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80年代，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進入歷史以來最旺盛的時期，全國各大學地理系和相關地理研究所都相繼在城市地理學的基本理論和實踐領域有所拓展。回顧過去20a，中國城市地理學者幾乎從白手起家，在引進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具體實踐進行研究，不斷開拓創新，基本建立了既具有中國特色又基本與國際接軌的城市地理學學科體系[1～6]。

城市地理學研究隊伍不斷壯大

中國城市地理學的迅速成長，很大程度上歸于它在實踐中的旺盛生命力。一開始，中國城市地理學者結合專業特長，及時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開展了城市與區域規劃。1977年南京大學率先在經濟地理學專業的基礎上開設城鄉規劃專業，隨后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大學等大學地理系也相繼設立了經濟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開展了綜合性大學（理科）在城市規劃工作中的廣泛參與。此后，南京大學、北京大學成立了具有甲級資質的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中山大學、華東師大、杭州大學等相繼成立了城市與區域研究中心（系）。廣大城市地理工作者積極參與城市與區域規劃，不斷開拓進取，逐漸走出了一條理科與工科相結合的城市規劃道路。近年來，從事城市地理研究隊伍在日益壯大，主要教學研究機構正在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和風格，如南京大學主要側重城市化、城鎮體系、城市總體規劃研究，近年來又進行區域城市化、海港城市以及城市社會地理研究；北京大學主要進行中國城鄉劃分標準、城市發展規模、城市化與經濟發展內在聯系、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華東師大則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最大城市上海，致力于上海市內部空間結構的研究；中山大學主要進行城市化、城市系統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系統的實證和理論研究，近年來又把研究重點放在穗港澳城市帶形成機制和中國大都市走向國際化的研究等方面；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側重于工業城市和京津唐區域城市系統的研究，專門開展了中國城市地理研究，完成了《中國設市預測和規劃》、《中國城市地理》、《跨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等項研究；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主要進行城市群，尤其是閩南三角區域城市系統研究和長江三角洲城市化研究；還有其它大學和研究機構進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表1）。傳統研究領域的不斷深化，新的研究領域不斷興起，同時實踐領域成效顯著（表2），使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出現方興未艾的局面[7～10]。

城市地理研究領域不斷擴展

改革開放20a來，中國城市地理學在其發展過程中，已有研究領域不斷深化，新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概括起來，這一時期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領域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2.1 城市—區域研究

城市與區域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城市借區域而立，區域借城市而興。南京大學宋家泰首倡“城市—區域觀”[11]，該理論強調城市的總體規劃布局必須把城市與區域統一起來，城市及其借以存在和發展的一定區域間具有不可分割的動態統一關系，具有多層次、開放型的特點。按照這一理論，城市總體規劃必須以區域發展為基礎來確定城市發展性質、發展規模以及城市空間布局，多層次的“城市—區域”體系是中國城市經濟區的本質特征。區域分析和區域規劃是城市規劃的基礎，城市規劃是區域規劃的深化和具體化，必須改變傳統的“就城市論城市、就區域論區域”的做法，使城市規劃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據此，區域自然條件、經濟條件、社會條件的分析工作作為城市發展研究、城市規劃的基礎得到廣泛開展[12]。這一時期，還有學者在區域調查的基礎上展開了區域經濟開發及其模式研究[13]、中心地理論在城市規劃中的推廣應用[14]、城市規劃中的區域分析[15]、城市郊區范圍的劃分[16]、城市經濟區的影響因素分析和經濟區劃等實踐工作[17]。目前，通訊技術發展迅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來臨，城市的區域范圍擴大，垂直聯系加強，“城市—區域”觀也賦予了新的內容。

2.2 城市規劃研究

從7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地理學者先后承擔了各類城市總體規劃、詳細規劃和各項專題規劃，將城市地理學的理論引入到城市規劃中去，提高了城市規劃的科學性。南京大學從1976年開始即接受教育部委托，陸續舉辦城市規劃培訓班，成為中國城市規劃人才培訓基地，出版了中國理科第一部城市規劃專著《城市總體規劃》[18]，承擔了建設部《城鎮合理規模理論和方法》項目，在國內城市規劃界首開城市規模的系統研究[19]。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大學等先后參與到城市規劃中去，培養了一批經濟地理與城鄉規劃專業人才。中國地理學家在參與城市規劃過程中，著重在確定城市性質、預測城市規模、進行城鎮用地分析和用地評價等方面為編制城市總體規劃提供科學依據，從而使傳統以建筑為主體的城市規劃增添新的理論、方法和內容。

1.城市性質研究 城市性質是指城市在國家或社會經濟發展中所承擔的主要職責和功能，確定城市性質是城市規劃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地理學家通過對城市發展的區域條件分析，依據國家或地區的社會遠景發展規劃，確定城市在區域中的主要職責和功能以及其發展方向，為城市總體規劃提供依據[20]。周一星在研究城市工業職能成果基礎上，提出了城市職能研究的三要素理論，對城市職能的劃分、具體城市性質的確定提供了理論和方法[21]。其他學者對城市在區域城鎮網絡中的地位、城市發展方向、城市職能等作了大量的實證分析，為城市規劃工作的開展提供了科學的依據[22]。

2.城市規模研究 城市規模包括城市的人口規模和用地規模，主要指人口規模。預測城市人口增長的趨勢和探討城市的合理規模是地理學家在編制城市規劃中的主要任務之一。在過去20a中，中國地理學家更多的工作是對城鎮人口合理規模的理論探討、人口規模的預測以及如何控制大城市市區人口規模的研究[23]。3.城鎮用地分析和用地評價 城鎮用地分析和用地評價是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用地分析包括對地形地貌、地質災害、水文地質、工程地質、地基承壓力等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區位條件、技術條件的調研，然后進行綜合平衡，編制城市規劃用地評定圖。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有些學者就城鎮用地問題，城市土地綜合經濟評價所采取的理論和方法進行了探討[24]；有些著重對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分析，探討土地使用的價值和價格[25]。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土地由無償劃撥變為有償使用，給城市規劃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90年代以來，學者們相繼對城市土地區位、土地定級、土地評估、市區土地利用以及如何協調好國家、開發商和市民之間的利益關系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城市地理學家將在發揮對土地自然條件、區位條件評定優勢的基礎上，結合體制轉換、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環境承載力對土地利用的影響，綜合平衡，提出城市規劃期限內城市用地的規模、用地發展方向，合理城市土地利用規劃，為城市規劃提供科學依據[26]。2.3 城市化研究

改革開放之初，首先是地理學家借鑒國際城市化發展的總趨勢，總結新中國30年來城市化過程曲折發展中的經驗和教訓，在國內率先提出需要開展中國城市化的研究。南京大學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對中國城市化問題的研究，吳友仁就“中國社會主義城市化道路”發表探討性論文[27]，由此揭開了中國城市化研究的序幕。

（1）城市化動力機制研究 1983年，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的科學技術局組織開展了“若干經濟較發達地區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該課題組概括了促進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五個動力，即：國家有計劃投資、大中城市自身發展與擴散、鄉村工業化、外資引進的刺激和地方經濟的發展[28]。許多學者相繼撰文，詳細分析了產業結構變動、人口遷移、城鎮效益等對城市化的影響[29]，有的對城市化的空間動力機制及其調控手段展開研究[30]，有的強調工業化和國家政策因素對城市化的影響[31]。通過研究認為，中國（尤其沿海發達地區）城市化動力主要是計劃經濟體制、鄉鎮企業和外向型經濟[32]。9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化的動力機制和特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前，中國正出現新城市化趨勢，即多元城市化動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動力[33]。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借助優良的投資環境，外資成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的主要動力，它創造了世界城市化的一種新動力—外向型城市化[34]。基于全國各地區域經濟發展的地域差異，城市地理學者對不同區域的城市化動力機制，城市化地域差異進行了實證研究和對比分析[35]。概括起來，現階段中國城市化因動力機制的不同主要存在三種主要模式：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外資影響下的城市化。

（2）鄉村地區城市化研究 1978年以來，在全國廣大農村地域逐步開展了以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經濟體制改革，大量剩余勞動力被解放出來，并逐步轉移到第二、三產業。80年代中后期，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鄉鎮企業成為農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力。此時，地理學者開展對鄉村地區城市化的研究，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應用中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大量研究論文不斷見諸相關文獻[36]。研究表明：沿海城鎮密集地區和特大城市周邊地區是中國鄉村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這些地區的經濟以農業為基礎，以鄉鎮企業為龍頭，在外資的刺激下，加速了鄉村工業化，也推動了鄉村地區城市化。由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方式不同，城市化動力機制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鄉村城市化模式。在長江三角洲地區，勞動力以就地轉移為主，城市化發展方式主要表現為“鄉鎮企業——小城鎮”模式。這種鄉村城市化模式具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概括為自發型的城市化模式（如溫州模式）[37]和輻射型的城市化模式（如蘇南模式）[38]。最近由南京大學鄭弘毅主編，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杭州大學、華東師大等學者參與研究撰寫的《農村城市化研究》一書系統論述了農村城市化的基本理論、動力機制、指標體系以及地域差異，對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遼中南等地區的鄉村地區城市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就鄉村地區城市化的幾個重要研究領域作了積極有益的探索[39]。近年來，城市地理學者還圍繞城鄉一體化的內涵、理論框架、動力機制、城鄉一體化規劃等問題進行探討[40]。此外，有的學者還對異地城市化進行了研究[41]。

（3）城市化特征研究 從80年代開始，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的城市地理學者分別從全國范圍內就城市化的各種專題展開了討論，對城市化的特點作了各種分析，提出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城市發展戰略[42]。許多學者對城市化發展速度、城市化發展趨勢作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認為，中國城市發展具有階段性，必須科學地預測城市化發展的歷史進程[43]。在今后一段時期內，中國城市化將呈加速發展的趨勢[44, 45]；大都市將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引人注意的地區，同時也是中國未來城市化最具活力的地區[46]。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由于“二元經濟結構”的繼續存在，中國城市化發展水平不可能向西方國家那樣快速增長上去，東西部城市化差距還將繼續擴大[47]。許多學者還就具體省域的人口城鎮化特點、城市化發展水平、城市化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不發達地區的城市化研究、城市化與流動人口、城鎮布局以及城市群體空間等的關系作了多方面分析[48]。還有學者對城鎮人口統計口徑、城鄉劃分標準、城市化水平的計算方法及測定作了研究[49,50]。最近，信息化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對中國城市化進程產生的影響，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等也有人開始研究[51]。2.4 城鎮體系研究

80年代以來，隨著城市規劃與區域規劃工作在全國范圍內的全面鋪開，城市體系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視。近20年來，城市地理學者廣泛開展了城市體系理論研究、區域城市體系實證研究以及城鎮體系規劃實踐。（1）城鎮體系理論研究

顧朝林首先將城鎮體系地域組織結構歸納為地域空間結構、等級規模結構、職能類型結構和網絡系統四個方面[52]。宋家泰、顧朝林、周一星、許學強等就城鎮體系規劃理論與方法進行了研究。[53]楊吾揚等人對城市體系科學定義，城市體系的級別—數目—規模對應模式進行了理論推導和實驗驗證[54]。后來相關的研究內容廣泛涉及到城鎮體系的界定、理論框架的構建，各種不同層次（省域、市域、縣域等）城鎮體系的現狀特征、劃分標準、發展趨勢等。虞蔚等還從分析城市之間、城市與區域之間的主要經濟聯系方向、信息流的聯系強度等出發來研究區域城鎮之間的聯系[55]。近年來，城市地理學者繼續開展了對城鎮體系的現狀特征、形成機制，信息產業對城市體系影響的研究[56]；同時，一些學者引入分形與分維理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開展了對城鎮體系的空間結構研究[57]。（2）區域城鎮體系實證研究 過去近20年中，中國城市地理學者廣泛開展了對不同等級行政區域、流域、經濟區域的城鎮體系研究。最初，中科院的一些地理研究機構和部分大學地理系先后承擔了遼中南、京津唐、湘東和長春地區的城鎮體系研究[58]。較早進行中國城市體系研究的城市地理學者有南京大學宋家泰、顧朝林，北京大學周一星、楊吾揚，中山大學許學強等。顧朝林《中國城鎮體系》一書系統全面地研究了中國城鎮體系的起源、產生、發展，中國城鎮體系的自組織結構——地域空間結構、等級規模結構、職能類型結構和網絡系統結構，并就中國城鎮體系發展條件，城鎮化水平及城鎮人口增長，國家地域開發等對中國城鎮體系發展的影響以及中國城鎮體系發展的前景特征作了科學的輪廓展望[59]。此后，區域城鎮體系研究重點從沿海、沿江發達地區向內陸地區深入[60]。

（3）城鎮體系規劃實踐 在80年代，南京大學地理系宋家泰、顧朝林等汲取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實際，提出了城鎮體系規劃“三個結構一個網絡”的理論，為城市規劃部門廣泛接受并應用[61]。城市地理學者開始承擔編制了全國許多省市各個層次的城鎮體系規劃任務。南京大學相繼在80年代和90年代為建設部舉辦城鎮體系規劃培訓班，培養了大批城鎮體系規劃人才。建設部城市規劃司及時總結經驗頒布《城鎮體系規劃編制辦法》，對省域、市域、縣域及其它特定區域的城鎮體系規劃規范編制程序，明確了相關的城鎮體系規劃編制標準，并在《城市規劃法》中被確定下來。近年來，面對國際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經濟市場化的實際，地理學者又開始嘗試探討新的城鎮體系規劃理論和方法[57]，不再僅僅停留在對“三結構一網絡”的一般分析，進一步加強對城鎮體系動態演變、合理模式、結構調整和科學預測的研究。歐陽南江等在珠江三角洲開展的城市群規劃中突出整體協調與可持續發展思想[61]，丁元等在浙江省城鎮體系規劃中密切注意區域社會經濟發展與城鎮體系的關系，從而探討更利于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城鎮體系規劃。2.5 城市發展方針的研究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貫徹“以規模論發展”的城市發展方針。從1978年以來，學術界圍繞中國城市發展方針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為此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62～67]。地理學家結合中國城市建設的總方針“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針”，對個別城市做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尤其將重點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鎮的研究上。首先，許多學者對大城市發展規律、形成機制、發展戰略進行了研究[68, 69]。近年來，研究重心傾向于如何發揮中心城市在國際勞動地域分工中的作用，國際性大都市的發展條件、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選擇以及如何將上海、廣州、北京等建設成國際大都市等方面[70]。其次，學術界結合形勢的變化提出了針對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發展戰略[71,72]：第三，由于小城鎮已經成為農村經濟中心，在聯系城鄉發展中起著極為重要的紐帶作用，一些學者從不同層次和角度分析了小城鎮的戰略地位、功能結構、鄉鎮企業和小城鎮發展與政策等，同時對區域小城鎮發展條件、功能以及發展前景等作了大量的實例分析[73]，進入90年代還對小城鎮建設、功能結構和可持續發展開展了廣泛的研究[74]。此外，一些學者也對港口城市、煤礦城市、油田城市等的現狀和發展戰略進行了專門研究，對這些特殊職能城市的形成條件、城市形態和發展趨勢等進行了相關分析。城市發展的區域基礎、發展規律、內在運行機制、可持續發展研究已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重要課題。2.6 城市空間結構研究

80年代，對城市地域空間結構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對外國理論進行翻譯介紹的基礎上，相繼對城市地域結構的概念、類型，地域結構的演變規律、動力機制、合理模式、個別城市地域結構的特征等問題進行了探討[1,2]。90年代，大城市地域結構優化、中心城市的擴散機制及空間發展趨勢等問題成為城市地理學者研究的重要方向[75]；主要加強了對大城市地域結構演變規律、擴散趨勢、功能用地結構變遷等新趨勢的探討[76]。近20a來，城市地理學者主要開展了以下幾方面研究工作。

（1）城市市場空間研究 80年代以來，城市地理學者相繼就城市內部各項功能用地、空間組織和大城市工業、人口的有機疏散以及產業結構調整對城市空間結構的影響作了大量研究工作。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第三產業尤其是商業獲得了迅速發展，地理學者的研究重點轉向城市市場空間結構的探索，先后對北京、上海、廣州、長春、西安、南京等大城市商業網點布局進行了實證研究。這些研究通過實地調查，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對商業中心的規模、結構和等級體系進行了分析，提出了優化商業地域結構功能組織的方案。9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相繼開展了城市CBD理論研究[77]，并對北京、上海等城市CBD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對城市CBD的結構分析，指出了其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并對CBD的良性發展提供了可行性規劃方案。

（2）城市形態研究 從80年代開始，一些學者圍繞個別城市的城市形態作了探討[78]，同時也進行了對不同城市形態組合形式的規律性研究，如同心圓式、多中心式、組團式、帶形城市等城市形態的分析[79]。武進《中國城市形態、結構、特征及其演變》一書通過對國內數百個城市形態和內部結構的研究，從社會、經濟、文化和自然等角度，探討了中國城市形態發展演變的動力學機制，并預測其發展趨勢，提出了合理的發展模式[80]。還有許多學者開展了對具體的海港城市、河口城市等城市形態的發展演變和布局形態的研究以及中國城市空間結構模式的發展研究。在對中國大都市增長的空間過程的研究中，概括出城市發展具有從同心圓圈層式擴展形態走向分散組團形態、軸向發展形態乃至最后形成帶狀增長形態的發展規律[81]。這些研究成果為進一步探討中國城市地域結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城市邊緣區研究 80年代中期，南京大學在國內率先開展了城市邊緣區研究，顧朝林、崔功豪、武進、林炳耀、涂人猛等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82～85]。顧朝林等通過對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大城市的實地調查，在探討中國城市邊緣區的基礎之上，對中國大城市邊緣區的人口特性、社會特性、經濟特性、土地使用特性、地域空間特性等進行了系統研究[86,87]。孫胤社認為中國城鄉邊緣區的形成有自己的特點，它不同于國外的“居住導向型”，而主要是“工業導向型”[88]。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初步確立，大城市邊緣區的內容有了新的變化。張建明、許學強等在對城市邊緣區研究成果回顧的基礎上，嘗試性地提出了城市邊緣區研究的新課題[89]。目前，一些學者對大城市邊緣區的空間演變機制、大城市邊緣區可持續發展、大城市邊緣區的成長機制等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伴隨著中國大城市的迅猛發展，城市邊緣區研究已成為中國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

（4）郊區化研究 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地理學者開始把郊區化作為一個重要的內容來研究。從中國郊區化的門檻值到郊區化形成的動力機制以及郊區化的調控等作為其主要研究內容。郊區化是城市經歷了中心區絕對集中、相對集中和相對分散以后的一個絕對分散階段，它表現為人口、工業、商業先后從城市中心向郊區遷移，中心區人口出現絕對數量的下降[90]。地理學界充分吸收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郊區化的成果和方法基礎，結合中國的特點開展了對北京[91]、上海、廣州、沈陽、杭州、大連等特大城市郊區化的研究。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廣州、沈陽等特大城市近年來中心市區出現人口增長減慢、甚至減少，人口密度下降的趨勢，說明這些城市已出現郊區化現象。中國郊區化不完全等同于西方國家，表現為被動式郊區化、居住郊區化和圈層擴展式郊區化，中心繁榮區與與郊區化并存，社會階層分異不明顯[95]。一些學者還介紹了西方逆城市化現象，對其在中國城市化研究中的借鑒作用作了初步分析[96]。

（5）城市群研究 80年代末，在中國經濟發達地區相繼出現城市密集區。結合國外經驗和中國經濟發達區城鎮發展的特點和趨勢，城市地理學者相繼開展了對城市密集區的研究[97]。最早進行城市群體專門研究的是南京大學李世超[98,99]，他從介紹戈特曼的城市帶理論入手，探討了長江中下游城市帶形成條件、歷史動力、現狀特點和未來發展構想。崔功豪、杜國慶、李世超相繼撰文對城市帶特征和形成條件進行了研究，姚士謀、許學強等分別對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市的特征、發展趨勢等作了系統深入的分析[100,101]。

（6）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研究

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是城市群發展到高級階段的表現形式，近年來我國城市地理學者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支持下開始進行研究。胡序威等近期完成《東部沿海城鎮密集地區人口、經濟集聚與擴散研究》，周一星對中國的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進行了定義并制定了便于研究的統一標準，顧朝林等在建設部《跨世紀中國城市發展戰略》研究時就都市區與都市連綿區的發展政策進行了探討。近期有關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研究重點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主要進行都市區與都市連綿區形成和發展規律、分布特點、形式、動態過程和空間結構特征等的研究。寧越敏、閻小培、李王鳴等從都市區的界定入手，分析了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都市區的特征，探討了都市區和都市連綿區形成的主要因素和形成機制[102～107]。2.7 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

（1）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 自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持續發展成為各界共同關注的話題。顧朝林首先從研究國外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在分析國外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城市持續發展研究方向：①城市持續發展的綜合研究；②大都市持續發展研究；③中小城市持續發展研究；④小城鎮持續發展研究[108]。此后，一些學者重點開展了城市住區持續發展研究，如中國城市住區發展之路初探、西安住區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問題與對策、城市住區生態學及可持續發展探討等，分別從分析城市住區的現狀出發，在開發利用和城市生態保護之間尋找制衡點，構建生態宜人城市，有針對性的提出了城市住區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對策。張新生認為城市可持續發展有其特殊的內涵，它是一個時空復合的反饋—調控過程，必須在時空復合空間上研究城市系統的演變，并在地理信息系統、空間分析和可視的空間表達支持下，建立了空間增長動力學過程模擬系統[109]。目前，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側重于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的建立和城市持續發展的滿意度分析[110～112]。城市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不同階段、不同區域，其評價方法和指標會有所不同，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正在不斷向縱深發展。

（2）生態城市（Ecopolis）研究 生態城市是根據生態學原理，綜合研究生態—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并應用生態工程、社會工程和系統工程等現代科學與技術手段而建設的社會、經濟、自然可持續發展，居民滿意、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住區[113,114]，建設生態城市是尋求城市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它代表國際城市的發展方向，我國城市地理學者正在開展這方面的研究。（3）城市生態規劃理論與方法研究

城市生態規劃方法是一種以現代生態學為基礎和依據的規劃思維方法。黃光宇從四個方面分析了生態城市規劃設計方法，強調以生態為導向的整體規劃設計方法[113]。俞孔堅認為尊重生態過程，進行景觀和城市規劃是生態規劃的核心，在城市擴展過程中，應把維護景觀生態過程與格局的連續性作為城市規劃的主要內容[115]。有些學者從景觀生態學原理出發，在城市規劃中開展了景觀生態規劃研究，如山地城鎮的景觀生態規劃方法探討[115]。90年代以來，城市規劃研究生態內容的地位日益突出，城市生態規劃與建設的理論研究與技術探索，從某種程度上講已成為城市規劃研究前沿課題的重要標志[116]，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城市環境，將生態環境觀念作為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研究，如轉變認識觀念，促進人居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現代城市發展與環境保護，走向一種生態觀念、生活方式、生產模式變革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生態規劃和生態設計將逐漸成為建設可持續發展城市的有效手段。

研究方法與技術不斷進步 3.1 定量方法與模型模擬 國外地理學界研究實踐表明，正是數量方法在城市地理學中的廣泛應用，使城市地理學在數十年內形成為有自己理論和方法的一門新學科[9]。在中心地理論的研究中，城市地理學者建立了大量的模型來對城市分布、城市形態等作模擬分析。早期，在對城市人口規模預測、城鎮體系分布研究、城市主導職能的確定、城市與區域的數據管理和分析等方面引入了計量分析和模擬分析的方法，數學方法、模擬分析方法同其它方法、技術相結合，貫穿了城市地理研究的各個領域[117]。南京大學林炳耀在城市地理學界最早進行城市系統分析和研究，將數學方法和計算機技術應用到城市空間形態分析、城市與區域規劃中去，開展了城市與區域信息系統的開發與建設，顧朝林等最近研制開發了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數學模型。90年代以來，數量方法、系統動力學、仿真技術、計算機技術在城市職能劃分、土地定級、城鎮等級結構分析、城市系統演化規律分析、城市空間形態的計量分析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大大提高了城市地理研究的科學性和實踐應用能力[117～121]。3.2 遙感技術應用近年來，遙感技術在城市地理研究中開始得到逐步推廣。采用遙感技術獲得的遙感圖象是一種綜合的地理信息源，它包括各種地理要素，同時又是一種空間信息，為地理現象的空間分析提供定位、定性和定量的數據[122]。區域城市布局、城市形態及其演變、城市土地利用、地籍調查、城市環境監測等都可通過獲取衛星相片、航空相片資料來進行動態分析，在實踐中也得到了推廣，如蘇南城鎮形態演變特征及規律的遙感多時相分析、應用攝影測量為城市GIS生產空間基礎數據、采用航空遙感技術研究上海交通問題[123,124]等。

3.3 GIS技術應用

地理信息系統（GIS）是一門處理地理（空間）數據的綜合信息技術，屬于技術地理學的范疇，它為資源與環境的管理和規劃以及地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革命性的工具[125]。GIS技術必須和RS、GPS 技術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其各自最大的技術潛力。GIS技術在中國到80年代初在一些科研單位和大學開始研究，目前，在城市地理中GIS 技術主要用于對基礎資料的分析處理，輸出成果圖，如運用SPOT影象和地理信息系統分析方法獲得北京棚戶區、農村居民點和別墅區分布圖，以此來研究城市社會區空間結構。MapInfo和Arc/Info、GENEMAP等軟件在規劃中的空間數據處理、圖形的輸入輸出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如廣州珠江新城土地開發信息系統研究、濟南市城市規劃管理信息系統的設計與開發、十堰市城市規劃與管理信息系統的研制與開發[126～128]等，南京大學先后完成了南京市城市規劃信息系統設計，常州、沙市、洛陽的城市信息系統的規劃與設計，出版了城市規劃管理信息系統，完成了GIS技術舟山航空城城市規劃，深圳城市水土流失遙感分析和動態監測、城市水土保持規劃以及采用GIS技術支持的江蘇及浙江兩省土地分等定級估價研究、4 中國城市地理學發展趨勢 中國城市發展日新月異，城市問題層出不窮，這也為中國城市地理工作者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和環境。從目前中國城市和城市地理學發展看其發展趨勢可能包括如下幾個方面：（1）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研究

中國對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研究正處于起步階段。起初主要是少數學者介紹和引進西方的研究進展，并用數學方法進行了中國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研究。上海社會區研究表明，形成上海社會空間地域差異的要素集中反映在人口的文化構成、密集程度、性別和職業構成、外來人口、居住條件和婚姻狀況5個主成分上，研究結果將其分為5種類型[129～133]。許學強等采用因子生態分析法對廣州市社會空間結構進行了分析和社會區劃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也存在社會區，但其影響因素既不是種族隔離，也不是經濟收入的高低，而主要是歷史因素和現時的土地功能布局及分房制度[134]。近年來，顧朝林等在實證調查基礎上，研究了北京社會極化和空間分異現象[132]，在分析影響北京社會空間結構的相關因素的基礎上，論述了北京社會空間結構演化的歷程，指出北京社會空間結構的快速轉變正在導致人類住區的不協調發展，即城市社會極化和不平衡的社會空間增長[135]。其他學者還開展了城市住區社會經濟空間結構、人口地域變動研究、大城市社會空間結構模式研究、城市意象空間分析[136～140]。城市社會空間結構的形成和演化研究，不僅豐富和發展了城市地理學的理論意義，而且豐富了城市規劃內容，為城市規劃提供了科學依據。

（2）城市現代化研究

城市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現代化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基礎設施、管理水平和生態等的現代化，它是指城市的多功能與系統協調運行，從而使城市整體的發展和競爭達到并保持所處時代的先進水平，就城市而言，現代化是國際性的基礎與前提，而國際化則是現代化的某種功能的擴大與體現[141]。一些學者相繼開展了大城市的現代化功能研究[142]。姚士謀等認為工業向城市地區集中，人口向城市地區集中，現代化要素向城市地區集合，由城市化到城市現代化、國際化這是當今世界的總體發展趨勢。姚士謀提出了城市現代化的6個方面的指標：城市規劃科學的合理化； 城市基礎設施的現代化；城市生態環境園林化；中國城市現代化的指標體系；城市人民生活高度社會化；各種資源利用的高度信息化[143]。徐巨洲認為城市的內涵主要是工業化，現代化設施是它的本質，即現代化是城市發展的根本目標，在未來50a，中國城市發展大體上分3個階段持續前進，達到高標準的城市現代化水平，城市現代化水平基本處于趕超階段。（3）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研究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正由傳統的福特主義（Fordism）和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轉向后福特主義（Post-fordism）和“勞利”國家（Workfare State）。后工業社會的生產特征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進程，使得世界經濟生產方式的空間性，既強調跨越邊界、區際差異，也強調控制和協調，這表現在全球、地區、國家、區域、城市等各個層面。因而勢必要求發展一個既公平、公開，又具世界競爭力的管治（Governance）和協調系統，以保障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城市管治是將經濟、社會、生態等可持續發展綜合包融在內的地域整體管治概念，其涉及中央元（AC）、地區元（LG）、非政府組織元（NGO）等多組織元的權力協調建構，其中政府、跨國公司、社團、個人的影響正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城市管治是西方學術界，尤其是城市地理學、城市社會學、城市管理學最近幾年的最新研究熱點，并正在出現若干新興學派。中國除香港學者（朱劍如、沈建法等）有所涉及外，大陸尚無研究，預計在今后幾年中國城市地理學者將很快開拓這一領域。

（4）數字城市（Digital city）研究 9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和因特網為核心的信息產業蓬勃發展，信息化成為研究的特點。承繼成等認為國家信息化就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可視化，而數字地球（Digital Earth）是解決此問題的有效方法，其中數字城市的研究是中國數字地球研究的重要示范工程之一，將來的數字城市，將是由智能大廈、智能小區構成的智能城市。近年來，有些學者開展了信息時代的城市研究，如虛擬城市模型、信息城市的物質形態、可視化城市設計初探、因特網給中國城市帶來的沖擊波[165]等。未來的信息社會，城市形態、人們的行為方式等都將發生很大的變化，注重三維表達的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可視化的數字城市將成為城市學界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

第五篇：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教訓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經驗教訓

作家狄更斯曾經這樣描寫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這是

個最壞的時代，這是個最好的時代，這是個令人絕望的春天，這是個充滿希望的春天，我們前面什么也沒有，我們前面什么都有。”狄更斯的哲言也正可以用來描述改革開放的中國。從好的方面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有上層的決心、全民的支持，也因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漸進、先試點后推廣的路線和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穩定；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創的法治；給人民帶來了言論自由、遷徙自由以及初步的信仰自由；如今，憲政民主、權力分立制衡、獨立監督、新聞自由、公民社會、民眾問責、行政公開、陽光財產、民主財政、人權及公民權力觀念越來越深入人心。

從壞的方面來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沒有戰略，沒有理論，沒有精心設計，沒有失誤矯正機制，除了經濟之外也不主動學習發達國家的其他東西，所謂“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放任制度化的特權、腐敗與道德墮落；盡管也反腐敗，也進行“精神文明建設”，但都是治標不治本，鮮有從制度出發解決問題的，有關方面也從來沒提出過反特權。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從“發展是硬道理”，到“發展是第一要務”，再到科學發展觀，執政理念不斷豐富和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

社會生產力得到了空前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豐富，戰勝自然災害的能力越來越強，正因為如此快速的發展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問題和教訓。

70多年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曾說，“在我國，唯一真正值得寶貴的，是自然資源和人民大眾。”用這句話來來理解當前的中國也是恰如其分的。在過去30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如果說我們有什么真正沒做好的，就是在自然資源、環境和勞動群眾的權利和福利方面，索取的過多，給予的太少。

首先是環境污染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環境代價太大，資源過度消耗，為了謀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提高，不惜破壞人民的生存基礎和生態環境。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經濟發展是要有代價的，中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它對世界經濟做出的巨大貢獻，其代價就是中國資源與環境的嚴重損壞。

2007年中國環境綠皮書指出：中國的生態環境“局部治理，總體惡化”。特別是大江南北，非旱即澇；長城內外，沙暴連連。現有森林系統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效益和服務功能，正是因為質量最高的原始林被大量采伐并轉化為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林，而天然次生林又屢遭破壞，大面積人工化和單一化，加之森林總體數量不足，分布不均，因此無法有效地遏制住全國生態環境持續惡化、自然災害愈演愈烈的勢頭。

中國正在為環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價。世界銀行2001

年發展報告中列舉的世界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國占

了16個。中國許多大城市肺癌標化死亡人數增加了8~10倍。據研究，空氣污染使得慢性呼吸道疾病成為導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經濟成本約占中國GDP的3%—8%，相當于廣東和上海GDP的總和。另一個數據是，到2020年，中國僅為燃煤污染導致的疾病就將付出3900億美元。

中國還是粗放型的生產方式，我們每增加1元的生產總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的4倍，日本的6倍。我國生產一噸鋼耗水是國際先進水平的10-40倍，開采一噸原油耗水是國際的6-26倍，生產一噸紙耗水是國際的3-10倍；企業的高消耗、落后的生產方式，必然導致高污染。我國城市缺水的狀況日趨嚴重，地表水和地下水的質量有較大的下降，大面積的水污染已對城鄉居民生活飲用水源構成嚴重的威脅。一份報告表明，全國532條主要河流中，有436條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江河流經的15個主要城市河段中，有13個河段水質嚴重污染。

在全國600多個城市中，大氣環境質量符合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一級標準的城市不到1%，目前已有62.3%的城市SO2年平均濃度超過國家環境空氣質量二級標準。由于SO2等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持續增加，我國酸雨呈現逐年加重的趨勢，目前已覆蓋了10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范圍。

其次是貧富差距問題。中國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位。2007年，城鄉居民收入比擴大到3.33∶1，絕對差距達到9646元，是改革開放以來差距最大的一年。根據國家統計局2013年1月18日公布的數據，2012年我國城鎮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農村居民純收入7917元，城鄉居民收入比為3.10:1，城鎮和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保持“3”倍以上的差距。然而，據中國經濟網記者統計，3.10:1已經是10年來的最低值。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趙人偉和李實領導的收入分

配課題組在18年時間里所做的三次大范圍收入分配調查結果顯示，從1988年到2002年，無論是農村和城市的基尼系數，差距都在拉大。有關統計也表明，近30年來，內、外資企業年產值平均增長超過10%，而除壟斷國企外的勞動者年工資增長率僅為1%－3%。這些情況都說明，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沒有隨著GDP的增長而同比增長。如果把福利、補貼等因素考慮進去，一般估計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達到6倍左右。根據世界銀行的分析，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赤貧人口的收入不是提高了，反而是降低了，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

2001年中國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就突破了0.4的國際警戒線，達到了0.459。按照以往每年遞增0.1個百分點的速度測算，以及根據《中國經濟周刊》、人民網的報道：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了0.5的危險值；中國的階層之間收入差距（收入最高的20%群體的收入與收入最低的20%群體的收入之比）竟高達33倍（《中國經濟周刊》，2006年6月26日），而發達國家僅8—9倍。

再次是社會道德問題。理直氣壯地說我國社會道德的主流積極、進步、向善，這是基于事實作出的總體判斷。但這

決不意味著看不到當前道德狀況的復雜性以及一些道德問題的嚴重性。以腐敗問題為例。在少數黨員干部身上，風氣的敗壞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有的不讀書、不看報卻忙于庸俗的交際應酬；有的把有限的財力物力用于專給上級看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上，群眾的困難、訴求卻長期得不到解決和回應；有的地方、單位，正直廉潔、潔身自好已成“落伍者”，膽大妄為卻成了“流行風”；極少數干部甚至墮落到橫行霸道、欺壓百姓、貪污受賄、腐敗犯罪的地步。這些年各級紀委查處黨員干部違法違紀的力度越來越大，貪腐分子越來越難以藏身。中央紀委的數據表明，被查處的貪腐分子，只占黨員人數的極小比例。例如，2009年1—11月，受黨紀處分的黨員占黨員總數的1.1‰，而其中因貪污賄賂被查處的，僅占受黨紀處分人數的2.6%。以誠信問題為例。商業欺詐等現象屢禁不止，假冒偽劣產品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問題尤為突出，毒奶粉、地溝油、瘦肉精，等等，讓一些群眾發出了“還能放心吃什么”的責問。這種情況，嚴重干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嚴重影響人們對社會道德狀況的評價。以公德問題為例。“小悅悅”事件中，司機的兇殘、路人的拒救，交織成了面色冷漠的眾生相，似乎顛覆了不少國人的道德觀念，要不要救助不相識的人，成為一些人心中糾結不清的問題。災禍與“冷漠圍觀”結伴而行，已是當下尷尬的情景。每次“老人倒地無人扶”，都會被作為道德滑坡的“標本”；頻仍的“助人為禍”，總能激起“好人難做”的嗟嘆。究其癥結，不過是“行善有風險”，出手不得不謹慎。將道德流失歸咎于“世態使然”，是公眾一貫的邏輯轉化。“彭宇案”殷鑒在前，“做好事遭惡報”，誰還敢冒險救人？理由看似鏗鏘，其實是偽命題——真正道德，理應跳出物化的代價考量。雖然改革開放成就與問題同樣突出、經驗與教訓刻骨銘心，但只要我們總結經驗，接受教訓，勇于糾錯，改正缺點，努力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不斷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抵御風險能力，讓上述的壓力、矛盾和問題從根本上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