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果

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巨大成果,讓整個世界為之稱奇。從越南到巴西,從莫斯科到布魯塞爾,從北美大陸到非洲草原,到處都在談論中國的富裕,驚嘆中國崛起的速度,感慨中國廣闊的發展前景。西方媒體驚呼,“西方國家在午餐后小酣的瞬間,中國就變成了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并且“順便讓一半中國人擺脫了貧困”。西方媒體承認,在中國奇跡面前,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先生1989年在其《歷史的終結》一書中作出的“美國模式優于任何發展模式”的斷言,顯然不堪一擊。眾多西方學者指出,中國不僅在借鑒他國發展模式的過程中找到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而且提供了可被其他國家效仿的強國富民的途徑。德國社會學家韋爾策先生指出,中國模式甚至有可能成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而傲慢的西方模式已經讓時間停頓。

國際問題觀察家們認為,“中國模式”意味著政治穩定,而穩定的政治局勢對任何國家的政府和民眾來說,都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韓國學者認為,中國的經驗值得借鑒。經濟發展要以政治穩定作保證,這樣的思路符合亞洲民眾的心理特征。國外一家網站的一項調查表明,改革、開放、發展、漸進、試驗和穩定是最常用來描述“中國模式”的詞語。參與該項調查的網民表示,“中國模式”以強有力的政府主導、漸進式改革、對內改革與對外開放為特征。日本媒體認為,對其他國家而言,“中國模式”中的一些得到國際社會高度贊賞的關鍵因素,不僅適合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而且對歐美發達國家來說,其價值也未必不是價值連城。

尋找經濟快速發展的秘訣,這恐怕是世人熱衷研究“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模式”意味著經濟高速發展,誰不想在這一新型發展模式中找到可借鑒的秘方呢?新加坡《海峽時報》在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勝利”的文章中稱,中國的成功故事和經濟崛起,導致人們把“中國模式”贊譽為華盛頓共識的替 代物。中國經濟增長率之高令處于各個發展階段的所有國家羨慕。窮國希望在經濟上趕上富國和創造財富,而富國則想在競爭中繼續領先。它們都希望發現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訣。俄羅斯學者坦言,“中國模式”是俄羅斯領導層的政治靈感之源,增強了俄羅斯人再度崛起的信心。分析家們認為,世界各國的政治家們已經注意到一種“中國式的新的外交理念”在“中國模式”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在對外關系上,不把經濟問題政治化,不搞虛張聲勢的威脅,不搞小圈子,不拉幫結伙,并盡可能考慮到對方國家民眾的感受。在習慣了冷戰思維的國際舞臺上,中國冷靜、務實而又不乏儒家風范的外交風格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布魯塞爾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主任霍爾斯拉格先生所言,中國外交有效地使其他國家認可中國發展,并確信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并非挑戰,而是難得的機遇。

“中國模式”對世界充滿魅力,因為它的意義和影響已關系到世界將以何種方式走向哪里。德國學者貝特霍爾德先生早就說過,西方資本主義越來越暴露出其低效無能,已無法解決包括環境惡化在內的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世人熱衷“中國模式”的原因是否也在這里 關鍵詞：強國之路

改革開放

中國模式

摘要：改革開放30年，中國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影響深遠。近幾年關于“中國模式”(或曰“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等)的議論頻頻見諸報端。其實，所謂“中國模式”只是國外對中國改革開放歷程的解讀。

一、“中國模式”概念的崛起

近來，國際社會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似乎有了新的認知和比較確定的看法。一個新的概念正在各國政治人物和決策者中間流行起來。這個概念就是“中國模式”。在學術界，這個概念并不很新鮮，人們在鄧小平南巡以后就開始討論“中國模式”問題了。不過，最近各國政治人物的認同已經給這個概念賦予了一種新的含義和新的生命。

確切地說，第三世界國家對中國的發展經驗早就開始重視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領導人對本國經濟得不到發展，民生得不到改善一直憂心忡忡，苦于找不到好的模式。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世界歷來就主張向第三世界國家輸出民主政治模式。很多國家也的確在這方面做了諸多的嘗試，但大多以失敗告終。不僅民主制度建立不起來，反而導致政治失序，經濟落后，民生艱難。

中國是第三世界中最大的國家，其一舉一動都會對第三世界產生很大的影響。中國人自己現在認為，毛澤東式的發展模式是失敗的。但是，即使是毛澤東模式在當時也為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所青睞.現在經過了20多年的改革，中國迅速崛起。這種發展經驗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至少提供了一個有別于西方民主的發展模式。最近包括埃及在內的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正式使用“中國模式”的概念。可以預見，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概念”會對這些國家產生很大的影響。同樣是第三世界一員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的印度在近年來的出色經濟表現也已經對“中國模式”構成了相當的挑戰。對中國領導層來說，總結已有的經驗很重要，既有利于中國自己的未來，也有利于在國際舞臺上追求軟力量。但更為重要的是虛心努力，著眼于“中國模式”的可持續性和不斷完善。

二、中國經濟模式獨一無二

作為一個規模龐大的經濟體 卻能在較長時期內強勁增長.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很多，但大家都會同意中國和印度的增長和發展，是使世界經濟改觀的首要因素，它們發展的規模和重要性之大，影響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中國自1978年始，經濟快速發展，增長率不斷提高，成就非凡。在整個發展過程中，中國的市場經濟尚處于不斷發展和摸索的階段，卻能不斷回應和了解市場力量，這意味著中國正經歷異常復雜的轉變。與北美和歐洲等已發展經濟體不同的是，后者有某些經濟模型做政策決定的依據，反之，沒有簡單的經濟模型可作為中國經濟決策的依據。中國自1978年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一直以驚人速度增長：到2001年，其實質人均GDP平均年增長率達8.1%。擺脫貧窮 分享增長成果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使中國貧窮人口大幅減少，這從中國基尼系數相對較高，且不斷上升可見一斑；然而，中國經濟加速發展，使百姓得以擺脫貧窮，“后富起來的人”得以分享到經濟增長的成果，這點更為重要。根據紐約證交所駐中國代表萊約翰搜集的數據顯示，1980至2001年間，新興市場以倍數增長，增幅達2.6倍——這不是百分比而是增長倍數！有不少曾經讓人寄予厚望的國家，尤其是一些南美洲國家，其增長速度實際上遠遜于新興國家的平均水平。此外，中國和其他新興的亞洲國家的出口增長亦非常強勁，這從歐美出入口分類數據可見一斑，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地區出口不斷上升；同時，中國從亞洲其他國家的進口增長亦較從其他地區的進口要來得快，這反映了中國在過去25年間，已成為亞洲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主要動力。扭轉差距 增社會凝聚力

過去五年來，中國互聯網的滲透率高速增長，我相信實際數字要高于一般人的估計。最后我想再提幾個事實：中國由農村遷移至城市的人口，至2001年為止約占總人口的兩成，到今天絕不止此數。你可能認為，中國仍是農業國家，這兩成微不足道，但當你考慮到13億人口的兩成時，你就能理解到這是罕見的人口流動。

中國經濟改革開始時，城市收入遠高于農村，上世紀80年代中期，城市收入一度跌至約相當于農村收入的1.5倍，接著在這個水平停滯一段時間，后來中國制造業起飛，農村與城市收入差距有所拉開，但我認為中國政府將有能力扭轉這一狀況。中國各個地區的收入增長不盡相同，但整體維持在7.3%~9.6%之間，由于所有人都受惠于經濟高速增長，中國的貧窮人口亦隨之減少。重視教育 適應轉型挑戰.我想強調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是獨一無二的。雖然許多亞洲國家過去亦曾經歷高速且持續的經濟增長，但我們從未見過像中國那樣規模龐大的經濟體，在一段時間內以如此強勁的步調增長。工業革命源自英國，其年增長率在長達一個世紀期間，一直維持在1%的水平，這被認為是極快的了；按1%的年增長率計算，經濟規模大約每七十年擴張一倍，經濟發展過程雖會遇上一些特殊情況，但要經濟活動的組成部分在一代人的期間內徹底改變，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可是，增長率若高達8%，由于行業的興衰更替，人們可能會經常轉換工作，在這種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要面對人口移動和就業轉型等重大挑戰。這是教育對經濟發展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因為只有通過教育，我們才能夠學習新事物，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不會被行業興衰更替嚇倒。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一是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三是在宏觀調控上，由于公有制為主體，因而國家對市場的調控具有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又有牢固的政治基礎和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發揮計劃與市場兩個手段的長處，把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結合起來。

三、民主化：政治發展的中國模式與道路 政治文明程度高低是政治發展狀況的綜合反映，人類政治文明演進的過程實際上是政治發展的過程，從傳政治文明向現代政治文明演進的過程實際上就是政治現代化的過程。政治文明建設要*推動政治發展特別是政治現代化來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需要走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創造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發展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發展既明顯不同于過去的傳統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更不同于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反，中國正在形成一種別具特色的政治模式，中國共產黨把這種政治模式稱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其理想目標是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這種政治模式最明顯的特征，就是通過增量改革來逐漸推進中國的民主治理，擴大公民的政治權益，因此，我把它稱為“增量民主”。我在這里提出的增量政治改革和增量民主，有以下八個方面的主要特征。換一個角度看，這八個方面也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主要趨勢。

其一，中國民主的發展將是一種“增量式”發展。中國的民主改革將以“存量”為基礎，即以已經取得的政治民主的成就和經驗為前提，具備充分的經濟和政治基礎；發展民主政治的速度和力度將與既定的社會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相一致。

按照增量民主的理論，旨在推進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須擁有現實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數人民群眾和政治精英的支持，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這些改革應當最大限度地符合現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違背現有的憲法及其他基本法律。其二，中國的民主政治將在漸進發展中有所突破。中國的政治發展在過程上是漸進的和緩慢的，但將不時有突破性的變革。根據增量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治發展從總體上看將是漸進式的。這種漸進改革或漸進民主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它不能離開先前的歷史軌道，是歷史發展的某種延伸。中國未來的民主政治改革和民主建設，必須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種新的增長，是對“存量”的增加。這種新的“增量”，不是對“存量”的簡單數量增長，而是性質上的突破。突破性的政治改革并不是一種休克式的政治突變，它是由量變到質變的發展，是長期積累性改革的結果，是一種厚積薄發。其三，增量民主的實質，是在不損害人民群眾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利益。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將著眼于調整社會的利益分配格局，縮小社會成員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差距。

按照公平正義的原則，使更多的人，特別是基層的普通工人和農民及困難群眾最大限度地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好處，將是未來中國政治制度改革的重點所在。

其四，動態的政治穩定將逐漸取代靜態的政治穩定。所有政治改革都必須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但增量民主所要達到的不再是一種傳統的以“堵”為主的“靜態穩定”，而是現代的以“疏”為主的“動態穩定”。動態穩定的實質是它絕不是像“文革”時期那樣的無序狀態，而是使秩序由靜止的狀態變為一種過程的狀態，達到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在社會政治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在改革、發展中實現社會政治穩定”。其五，政治改革將持續推動公民的政治參與，形成一種有序的民主。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是人民的政治參與，人民的參與過程是實現民主的根本途徑。因此，積極鼓勵公民的政治參與，將是貫穿中國所有政治改革的一條主線。但是，公民的政治參與必須是合法的、有組織的和有秩序的。發展增量民主的基本途徑，就是致力于“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盡可能地將公民自發的、零散的、無組織的政治參與，納入到黨和政府主導的政治框架之內。其六，推進民主與加強法治將是同一過程的兩個不同方面。從鄧小平開始，中國領導人一直認為，民主與法治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要建立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須實現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所以，對于中國來說，法治的實現程度，幾乎也就是民主的實現程度。中國民主政治的每一步發展，都將離不開法治的建設。中國共產黨的理想目標是，“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發展民主與建設法治，將是中國未來政治發展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倡導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內容。其七，培育公民社會，推進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讓民間組織更多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政府更加主動積極地與民間組織合作，共同管理社會政治生活，擴大公民自我管理的范圍，提高社會自治的程度，是民主治理的方向。因此，改革現行的包括社會保障體制、社會治安體制、戶籍制度和社區治理制度等在內的社會管理體制，扶持和培育公民社會組織，讓各種社會組織在市場經濟、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是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其八，通過三條途徑，全面推進增量民主。在可見的將來，中國的民主政治將沿著以下三條路線圖穩步地向前推進:第一，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執政黨，是當代中國的政治權力中心，擁有7000多萬黨員，聚集了廣大的社會政治精英。沒有黨內的民主，中國目前的民主就是一句空話。通過擴大黨內民主，推動全社會的民主，是推進中國民主的現實道路。第二，逐漸由基層民主向高層民主推進。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長期中央集權傳統的大國推行民主，當然必須上下互動，由下而上與由上而下同時進行。但是，中國現階段民主政治的重點和突破口是基層民主，一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將通過基層的試驗，逐步向上推進。第三，由更少的競爭到更多的競爭。不論何種形式的民主，都離不開人民對政府領導及政府政策的自由選擇。從某種意義上說，民主的發展過程也就是人民政治選擇的范圍不斷擴大的過程，是由更少的競爭性選擇到更多的競爭性選擇的過程。中國的民主之路也將遵循這一規律。總之，努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推進增量民主，完全符合中國共產黨自身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價值，是中國政治改革和政治發展不可變移的直接目標。

第四篇：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引進外資的歷程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引進外資的歷程、經驗和啟示

30年前,我國作出歷史性抉擇,向國外資本開放國內市場和資源。作為國家對外開放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引進外資在隨后的一個歷史時期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從指導方針、體制創新到具體的發展戰略、要素配置都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深深影響了我國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成為推動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的強勁動力。在此階段,成功入圍世界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標基本實現。進入新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目標和任務發生變化,但外資引進,特別是FDI(外商直接投資)造成了新情況,如產業結構的同構化、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國民福利效應下降等。對這些現象背后的深層問題,我們須保持冷靜,從歷史與現實、國際與國內多種因素多個視角審視引進外資的歷史環境和現實路徑,權衡利弊,作出科學評價。在此方面我們亟待突圍,這關系改革開放政策整體效應的發揮,關系我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利用外資政策的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我國政府把對外開放確立為基本國策,其宗旨是:積極發展對外經濟技術合作、交流和貿易往來,吸收利用外國資金和先進技術,發展生產力,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吸收外商投資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也在不斷地調整,具體的發展歷程可以大體劃分

為三個階段。1.第一階段:1978～1991年這一階段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一系列利用外資的重大政策和措施相繼出臺,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標志。1979年7月,我國政府頒布了第一個利用外資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同年8月,國務院設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1980年設立深圳經濟特區,1984和1985年進一步開放上海、天津等14個沿海城市和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開放區,1988年將沿海經濟開放區擴展到北方的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等,批準設立海南經濟特區,1990年決定開發和開放上海浦東新區,逐步構建起“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經濟開放區——內地”的梯度式開放格局。

第五篇：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產業結構的變化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變化。改革以來，我國三次產業變動趨勢符合產業結構演變的一般規律，但是產業政策在產業結構演變過程中的作用卻有限。當前我國產業結構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如三次產業及其內部結構仍需改善，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在擴大，產業結構的結構能源效益差等。未來我國產業結構將進一步向合理化方向發展，農業在保持基礎地位的同時比重持續下降，工業仍將繼續擴張，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表現為經濟總量的增長，同時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逐步演進，特別是在工業化中期階段，經濟增長以結構的加速轉換為重要特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產業結構日趨改善，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和經濟結構優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第一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的演變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相伴隨，我國的產業結構發生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巨大變化。

一、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及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經歷了比較大的變化。從長期的變動趨勢來看，三次產業之間的比例關系有了明顯的改善，產業結構正向合理化方向變化。第一產業在GDP中的比重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同時內部結構逐步得到改善；第二產業的比重經歷了不斷波動的過程，但長期穩定保持在40%~50%之間，工業內部結構得到升級，制造業增加值占全部商品增加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30.5%上升到2005年的52%；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過程之中，增加值比重由1979年的21.9%大幅上升至2006年的39.5%。

1．產出結構變動

表14.1和圖14.1分別顯示了1978~2007年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組成情況及其變動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三次產業結構變動情況具有如下特點：

第一，從總體上看，第一產業的比重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在改革開放初期，第一產業占全國GDP的比重約30%，但是到2007年第三季度，已經下降到10.97%，降幅非常明顯。需要注意的是，從改革開放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呈現上升趨勢，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才轉為下降，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呈現出明顯下降的趨勢。第一產業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上升趨勢，與當時在全國推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釋放了農業生產力有關。由于制度性釋放勞動生產率是一次性的，因此在80年代中期以后，第一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就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

第二，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出先降后升的趨勢，但總體上看，沒有發生大幅度的變化。在GDP結構中，第二產業的比重從1980年的48.22%下降到1990年的41.34%，到2007年，再次回升到50.27%。從整體上看，第二產業始終在GDP結構中占據最重要的地位，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在GDP中的比重沒有發生大的變化。

第三，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是2002年以來，卻呈現出緩慢下降的趨勢。由表14.1和圖14.1可以看出，自改革開放到20世紀80年代前期，第三產業在GDP結構中所占比重一直沒有發生變化，而在1983年以后，第三產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85年超過了第一產業。2002年，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差距最為微小，僅相差3.07個百分點，但是自2002年以后，第三產業在GDP結構中的比重卻開始呈現下降的趨勢。

2．就業結構變動

第一，就勞動力投入的變動趨勢而言，和產業結構的變動趨勢是基本一致的。第一產業的勞動力占總勞動力的比重自改革開放以后就不斷下降，從1978年超過70%下降到2005年不足50%；與之相對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員不斷增加，分別從1978年的17.3%和12.2%提升到2005年的23.8%和31.4%。

第二，雖然就業結構的變動趨勢和產出結構的變動趨勢是一致的，但在構成比重上，兩者仍然有巨大的差異。表14.3顯示了這種對比性差異。第一產業在GDP結構中所作出的貢獻和其吸納的勞動力數量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考慮到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相對較低，人均勞動生產率低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樣反差巨大的勞動力投入水平和產出水平仍然非常驚人。同時，必須注意的是，中國第三次產業吸納的勞動力人數非常有限，單位勞動力產出遠遠低于第二產業，通常情況下，這和通常的觀點存在差異。

3．勞動生產率變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經濟效率不斷提高。表14.4和圖14.2顯示了我國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變動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持續上升，由1978年的917元/人增加為2005年的24246元/人，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提高得很快，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基本保持小幅穩定提高。

與此同時，三次產業之間的生產效率差別卻日益擴大。如圖14.2所示，20世紀90年代以前，三次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全社會勞動生產率之間的差距不大，各自之間的差距也不突出，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差距甚至呈現出縮小的趨勢。從1990年開始，不但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之間的差距持續擴大，第三產業與第二產業之間的差距也呈擴大態勢。目前，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高于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第三產業又高于第一產業，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遠低于全社會勞動生產率。

從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來看，我國三次產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均高于GDP的增長率，且出現了較大的波動，尤其是第三產業。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相對較低，且其提高的速度呈下降趨勢。1980~1990年，農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13.55%；20世紀90年代，年均增長率為12.70%；2000~2004年，年均增長率為11.74%。工業勞動生產率高于農業勞動生產率，且增速快于農業勞動生產率。20世紀90年代，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是第一產業的13倍，進入21世紀后，農業勞動生產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工業勞動生產率約為第一產業的7倍。第一產業生產效益和第二產業生產效益在近二十多年里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它們均呈明顯的增長趨勢，但二者之間不是互為因果的關系，二者的變動也沒有均衡性和關聯性。改革開放以來的近三十年中，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9.58%，總體呈上升趨勢，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增幅更大。

4．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的三次產業變動

2006年，我國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達到了2042美元。結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國在人均GDP達到2000美元時所展現出的GDP結構和就業結構和以往的國際經驗相比，有比較大的差異。表14.5顯示了這種差異。錢納里、艾金通和希姆斯模式（以下簡稱1970模式）與塞爾奎因和錢納里模式（以下簡稱1989模式）和中國的現實國情都有比較大的差別。在1970模式中，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是逐漸上升的，而在1989模式中，第二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最高，但是第三產業無論是就業水平還是GDP構成都比中國現實情況要高。考慮到1970模式所研究的背景和1989模式研究的背景有巨大不同，人均達到GDP2000美元所代表的發展程度也有所降低，因此，1989模式明顯比1970模式更接近工業化時期，而1970模式已經顯示出后工業化傾向。與之相比，中國仍處于工業化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就達到了人均GDP2000美元，因此第二產業顯示出了非常高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相對來說，中國第一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過于低下，這也是造成中國目前農民貧困和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二、第一產業內部結構變動及特點

三次產業內部的結構變化也是非常顯著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產值結構變動的總體趨勢是農業比重下降，林業比重相對穩定，牧業和漁業比重上升。表14.6顯示了1978年到2005年，農業、林業、牧業和漁業在第一產業內部的結構變化，圖14.3則顯示了這一變化的時間趨勢。

在改革開放之前，種植業在第一產業中始終占據最重要的地位。1978年，種植業占第一產業比重的80%，遠遠超過漁業、牧業和林業的總和。雖然種植業在第一產業中的比重始終處于下降趨勢，但是直到2005年，種植業仍然占第一產業的49.7%，大體上仍相當于漁業、牧業和林業的總和。在農業內部結構方面，種植結構（產品和品種結構）的調整取得了較快進展，糧經比例不斷優化，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不斷擴大，蔬菜生產大幅增長，品種結構不斷得到優化，產品優質化取得了較為迅速的發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趨勢增強。

在改革開放以后，的絕對量雖然也在不斷增長，但是在第一產業中所占的比重沒有發生明顯的變化。

在1978年以后，牧業和漁業發展非常迅速。以絕對值計算，2005年牧業的絕對產值相當于1978年的63.6倍，而2005年漁業的產值相當于1978年的181.7倍，在第一產業中的比重也分別從15%和1.6%提升到33.7%和10.2%。牧業和漁業在第一產業內部比重的迅速上升與國民收入的提高緊密相關。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得到改善，對肉類產品和魚類產品的需求不斷擴大，顯著刺激了牧業和漁業的發展。同時，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農產品逐漸進入國際市場，尤其是肉類、禽類和水產品在農產品出口中占據了比較大的比重，這也是牧業和漁業迅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我國農業產值結構變動基本上是需求結構轉變帶動生產結構轉變的結果。此外，國家放開對農產品價格的管制，也是促使農民轉向種植業以外的其他產業的直接誘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產業內的結構變化集中的體現在20世紀90年代之前。由圖14.3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前，農業、牧業、漁業的變化幅度都比較大，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以后，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后，這種變化的趨勢突然變得緩和下來，產業結構轉換走過了一個拐點，步伐明顯比以往要小。進入21世紀以后，種植業所占的比重有了進一步的下滑，而與之相對的是牧業在第一產業中所占比重的上升。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漁業產值基本沒有變化。

三、第二產業內部結構變動及特點

在工業化過程中，第二產業的增長對整個經濟增長起著主要的支持作用，而第二產業的迅速增長又與其內部結構的不斷變動相聯系。1978~2005年，我國第二產業總產值由1745.2億元上升至87046.7億元，年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1.3%，在GDP中的比重長期穩定在40%~50%之間，在國民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特別是工業取得了較大發展，工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和拉動率在三次產業中均居首位，國民經濟工業化水平顯著提高。

1．工業結構的輕重比例變化

工業快速增長相伴的，是工業內部結構的迅速變化。按照輕重工業比例關系的變化，可將工業結構的演變過程大致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8年至20世紀80年代前中期，矯正重工業傾斜發展戰略，解決輕、重工業結構失衡問題。這一時期，采用扶持輕工業發展的方針，輕紡工業被放在經濟發展的優先地位，輕工業比重在短短幾年內從43%上升到50%，上升了7個百分點。輕紡工業和耐用消費品工業的發展在推動工業快速增長的同時，也改善了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工業內部結構趨于合理。與此同時，對重工業進行調整和改造，使重工業中為農業和消費品工業服務的機械工業有了較快的發展。

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輕、重工業保持基本平衡的發展態勢。在80年代初開始實施的促進輕工業發展的政策作用下，輕工業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比例連續上升，1985年輕工業比重超過45%，1990年接近50%，幾乎與重工業形成“平分天下”的格局

第三階段：從1992年開始，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逐步增加，拉動了以家用電器為核心的機電工業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瓶頸制約下推動起來的基礎建設投資拉動了基礎工業的發展，我國工業結構重新出現較明顯的重工業化趨勢，到1998年，重工業增加值占全部工業的比重已接近60%。這一時期，我國輕重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總體保持穩定。

第四階段：從1999開始，重工業呈現快速增長勢頭，工業增長再次形成以重工業為主導的格局。2002年以后，重工業在工業增加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2002年的62.6%上升為2005年的69.0%，輕工業則從2002年的37.4%回落為2005年的31.0%。輕重工業的比例差距明顯拉大，重工業化趨勢日益顯著。

2．工業結構的行業構成變化

從工業結構的行業構成變化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般加工制造業的比重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以電子及通信制造業為中心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迅速增長，帶動了工業結構的升級。目前，我國工業結構正跨入以加工組裝工業為中心的高加工度化階段，正在從勞動密集型工業、資本密集型工業向技術密集型工業轉換，工業的發展從數量擴張為主轉向了以素質提高為主，工業結構調整的重點也由解決比例失調轉向推進產業結構升級。

總體來看，我國煤炭采選業、食品加工業、紡織業、普通機械制造業四個行業的比重明顯下降，其中紡織業下降的幅度最大。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石油加工及煉焦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電力蒸汽熱水生產供應業等五個行業的比重顯著增加，其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的比重增幅最大，其在2004年工業總產值的比重達10.16%，比1985年提高了6.66%。除了上述下降和上升比較明顯的九個行業之外，其他行業的比重變動幅度不大。

2000~2005年，我國工業產業結構進一步改善。2000年，位于工業增加值比重前五位的行業分別為電力蒸汽熱水生產供應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而到2005年，位于工業增加值比重前五位的行業則變為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蒸汽熱水生產供應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統計數據顯示，“十五”期間以電力、煤炭、石油為主的能源工業明顯加強，鋼鐵、紡織、建材等傳統的原材料和加工工業有所壓縮，以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為主的信息產業迅速成長。信息產業的迅速崛起，不僅打破了傳統的行業生產格局，同時也為其他行業和領域提供了先進的技術、裝備，促進了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進程。

四、第三產業內部結構變動及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國家對第三產業的發展日益重視，我國第三產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1978~2005年，第三產業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0.7%，比同期國內生產總值9.6%的增長速度高1.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從1978年的4890萬人增長到2005年的23771萬人，占總就業人數的比率也從12.2%增加到了31.4%。

在第三產業占國民經濟比重日趨增大的同時，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第三產業主要集中在商業、飲食、居民服務、交通運輸、郵電等傳統產業領域。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在傳統服務業持續發展的同時，旅游、信息、咨詢、科技服務、社區服務、金融保險、房地產、教育、文化等新興行業也得到了較快發展。表14.8顯示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構成的變化情況。從幾個大的服務行業來看，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比重有所下降，2005年該比重下降為23.3%；傳統的交通運輸倉儲業比重大幅下降；郵電通信業發展迅速，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呈上升態勢；歸入“其他服務業”的“社會服務業”、“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教育和文化藝術及廣播電影電視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等新興服務行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明顯上升，由20世紀90年代初的16.8%上升到了2003年的26.4%，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此外，房地產業發展不斷加快，其占第三產業比重有所上升。

在第三產業中，目前占比重最大的仍然是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比例長期保持在20%以上；其次是交通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和金融保險業，比重最少的是農林牧漁服務業，基本保持在8%左右，在近十年中幾乎未發生變化，說明其增長速度與我國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大致相同，發展比較穩定。

摘自《發展和改革藍皮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