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華為老總任正非的人才秘技

華為在過去的 10多年內成了無可爭辯的焦點，眾多媒體和競爭對手把它拿在聚光燈下審視。華為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一是因為它一直低調行事，刻意與公眾保持距離；二是因為它自身特有的魅力，比如 3G、電信高科技、高速成長、全員持股的民營企業、不透明的公司股權狀況，特別是把華為從注冊資金兩萬元的小公司領上銷售額 220億元、利潤 30億元的“電子百強”的公司領導人任正非的經營之道，人們更是充滿了好奇、疑問、擔憂和預期。

華為老總任正非的人才秘技

相信任何企業都重視人才的引進和培訓，但是，華為卻能把人才的優勢提升到其他企業無法企及的極致。其令人生畏的“秘技”只有兩條：壟斷和鍛造。

深圳廣泛流傳著這么一種說法：“去華為辦事千萬不要輕易提起你的學歷，因為門口讓你登記的門衛很可能就是碩士，公司里打掃衛生的可能就是一名本科生。”這雖然是個笑話，卻暗示了華為員工的整體高學歷。

進入 1997年、1998年，華為的產品開始多樣化，除原有的電話交換機外，還介入了數據業務、無線通訊、GSM等通訊領域的主導產品。華為也進入了一個規模迅速膨脹的擴張期。

此前，由于還沒有人事代理權，華為主要是去人才大市場招聘員工。每次都要事先在報紙上打廣告，然后派人去現場面試。當時，電信人才異常缺乏，社會上的人才市場根本無法滿足華為所需要的專業人才。往往是派去了五六個工作人員，面試了幾

十、上百人，最終只有五六個符合要求。

萬人招聘震撼全國

隨著進入快速擴張期，華為對員工的需求突然大增。以前那種到人才大市場零星招聘的方法已經難以適應公司需要。可能是由于華為高層多數出于華中理工大學的緣故，在 1997年前，華為員工里面有 40％都是華中理工的畢業生。但到后來，在全國眾多大學里招聘，華中理工的學生占的比例降下去了。1998年之后華為每年都啟動大規模的人才招聘計劃，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主要媒體上大做廣告，在著名高校里召開招聘專場，重金招攬各路高手。

1998年，華為一次性從全國招聘了 800多名畢業生，這是華為第一次大規模招聘畢業生。此后，一直到 2002年，每年都有大批畢業生進入華為。1999年，一次性招聘 2000名大學畢業生。到 2000年，總共招聘了 4000名畢業生。2001年，華為挨個到全國著名高校招聘最優秀學生。據說，當時華為口出狂言：“工科碩士研究生全要，本科的前十名也全要。”此次，一下子合同招聘了 7000多人，最后實際招聘了 5000多人。借助這次全國最大規模的招聘，華為聲名鵲起，被媒體譽為“萬人招聘”。這些學生在培訓后，有 80％以上充實到了研發崗位。按照任正非的說法，華為平均每年招聘大約 3000人。

由于華為 1998年到 2002年幾年內接連大規模招聘優秀畢業生，眾多媒體被深深震撼。但是，這樣的“大手筆”也被一些同行指責為“壟斷人才”。媒體指出，華為發展再快，兩年內招聘近萬名畢業生也用不完，在國內電信人才緊缺的時候，華為這樣做的目的是把有限的人才都攏到自己的手里，即使自己暫時用不完儲備起來，也不讓別人招聘去用，以此限制對手的發展。

與中興通訊激戰清華園

1998年，華為與中興通訊在清華大學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人才爭奪戰，華為最終以“心狠手辣”的招數勝出。當年 10月中旬，中興通訊就來到清華大學，試圖搶先一步。清華大學怕過早的招聘信息干擾學生的學習，因此不允許中興通訊召開招聘會，最后只在研究生院舉行了一個“見面會”。會上，研究生院的領導告訴中興通訊等到 11月份再來。

不料，10月 27日，華為的招聘團就“殺”進了清華園。10月 31日，招聘會如期舉行。招聘代表在會上表示，選中的學生可以在 11月 8日簽約； 11月 1日～7日，進行初試、復試。11月 1日，中興通訊的招聘人員再次來到清華大學時，發現華為已經捷足先登，于是立即派出大批人馬，深入學生宿舍進行宣傳。2日，緊急召開招聘會，宣布： 3日初試、4日復試、5日簽約，當場有 40多人簽約。

但是，7日，已經與中興簽約的 40多人中，大多數卻出現在華為公布的錄用名單上。這兩家比鄰而居、業務上棋逢對手、構成直接競爭關系的通訊設備制造企業，雖然此前有點小摩擦，卻始終互相忍讓，沒有撕破臉面，但這一次，雙方開始互不相讓，終于在人才戰場直接交鋒。

華為的招聘人員聲稱，學生此前與中興通訊所簽署的協議，因為沒有單位的公章，沒有法律效力，學生有權利重新選擇。中興公司的代表則聲稱：“如果與我們簽署的協議沒有法律效力，我們明年就不再來招聘了。”兩家公司在學校里你來我往，展開了一番招聘理論大戰。最終，當初與中興通訊簽約的人還是有七八個倒向了華為。華為的招聘人員在學校興高采烈地“驗收戰利品”的時候，中興通訊的招聘人員卻已經撤走了。

殺手锏———起薪點高

華為大量從國內各所名牌大學招聘優秀學生，能夠屢屢得手，完全得益于它的“殺手锏”———起薪點高。翻譯成華為的語言，也就是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這依然是“壓強原則”的實際運用。

華為特別講究崗位概念，每個人的工資待遇都是不一樣的。一般來說，待遇最好的是研發人員、市場人員，研發人員一般是 8000元到 9000元每月，行政人員才 2000元到 3000元。在華為，秘書屬于行政人員，同一個部門，秘書的工資要比研發和市場人員少很多。按照華為公司的理解，秘書等行政人員從事的是大量重復性的、簡單技能的工作，而研發和市場人員從事的是大量創造性的工作，所以待遇要拉開距離。任正非有兩個妹妹、一個弟弟在華為上班。由于家人并沒有特別的技術，只能與普通員工一樣做普通工作，享受普通的待遇。

外界傳言稱，華為的工資幾乎是深圳所有公司中最高的。2000年，華為到南開大學招聘時承諾的是“月薪不低于 4500元”。根據一名華為人提供的 2002年工資情況顯示：一名大學本科畢業生的月工資是 5000元人民幣，研究生月工資 6000元。但在 2000年時，學士的月薪達 7150元，年終還有 10萬元至 16萬元分紅，雙學士月薪為 7700元，碩士 8800元，博士 10000元。這個水平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出 15～20％左右。當然這還不是最高的。比如 2000年深圳證券業本科生的平均工資為 7000元到 8000元。

高工資是第一推動力

在任正非眼中，華為是“三高”企業：高效率、高壓力、高工資。他堅信，高工資是第一推動力，重賞之下才有勇夫。其實，華為給員工的不僅有高工資，還有股權和其他待遇。

畢業前，華為公司會在公司主頁上公布各院校具體報到時間，學生通過上網查詢獲取報到信息，并在公司規定的時間內報到上班，參加培訓。應屆畢業生報到時的路費和行李托運費等可以享受實報實銷，包括從學校所在地到深圳的單程火車硬臥車票、市內交通費（不超過 100元）、行李托運費（不超過 200元）、體檢費（不超過 150元）。上述費用所有票據在報到后的新員工培訓期間統一收取、報銷，并在報到的當月隨工資發放。雖然僅僅是報銷報到費用，每個人只有幾百塊錢，但一次性招聘數千人，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國內絕大部分公司很難做到。所以對應屆畢業生，尤其是家境貧寒的農村孩子，仍然是一種誘惑。

新員工正式上崗前的內部培訓期間，工資、福利照發不誤。新員工的工資開支，長年設置的負責培訓的一批員工、干部的費用開支，各種培訓費用支出、培訓場所的建設、維護等等都是大筆開支。把一名剛出校門的大學生培養成可以在市場、研發上獨當一面的成熟員工，華為投入了大量資金。但由于對人才實行來去自由的政策，如果新員工接受完華為的系統培訓，沒有為華為創造一分錢的價值就離開了華為，華為明顯會受到很大的損失。但是，華為不會干預員工辭職。當然，華為會盡量挽留，如果你執意要走，也不會為難你，更不會克扣你的任何福利、獎金。如果你持有內部股票，你還可以很容易地套現，拿走一大筆現金。事實上，華為與新員工都簽署有一份協議，協議上有違約方的賠償辦法，不過，華為從來沒有向辭職員工要求過任何賠償。

“華為不光為自己培養人才，還在為社會培養人才，這些員工到社會上后，也是社會的財富。”任正非曾經說。但是，要拿到內部股票兌現的現金，必須接受 6個月的“審核”。所謂“審核”，是華為的一個內部規定，即當員工“內部創業或者自己創業離開公司的時候，如要拿到完整的與股權價值相匹配的現金，就必須接受華為的考察其條件包括創業公司的產品與華為不構成同業競爭、沒有從華為內部挖過墻角等等。

1997年底，開發部副經理張××得到了 8萬股（每股 1元配股。當年華為是在 10月 1日開始配股的，凡是 10月 1日以后去的算是新員工，必須到第二年的 10月 1日才能分配內部股。而比他早去 1個月、在 9月進入華為的員工則參與了配股。他在華為工作了 4年，就因為晚報到了幾天，就比其他同事少收入了近3萬。雖然這是公司的規定，但仍讓不少事先不清楚的員工深感遺憾。

該員工 2002年 1月辭職的時候，華為的配股已經變成期權了當時他的配股是按照一股 2．6元人民幣套現的。張××當初從原來的國營單位辭職，辦理調動手續的時候，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刁難。他在原單位的工資是 800元，先被扣了當年的獎金，又被索賠 1萬元。他找了很多領導求情，送禮又花費了幾千塊，才辦好了辭職手續。而當他從華為辭職的時候，根本不用自己去跑，公司專門有一名人員給他辦理完了所有的辭職手續。當他接過那一大筆沉甸甸的現金，才突然發覺這一次辭職是一個極大的錯誤。“華為真的很夠意思。”這名員工說，“看來有的資本家還是很好的嘛！”。

另一位辭職的華為人說：“華為對技術開發人員的確很夠意思像我 1995年剛進公司的時候，他們就開出了 6500元的月薪，后來慢慢長到了一萬二，加上其他的補助，拿到手上的數字還要高一些。這位工程師在辦好一切辭職手續后，意外地發現自己還拿到了一大筆年終分紅，吃驚與意外之余說“我幾乎都有點后悔離開華為了。”

1996年，華為曾以 10萬美元年薪，聘請了一批“海歸派來搞技術研發工作。一位從事芯片研發的工程師，華為開出了 4萬的年薪去挖，結果這位工程師到位之后，華為發現他的價值遠大于當初的價格，立刻將其年薪漲到了 50萬。華為如此豪放的人才戰術讓外資企業都望而生畏。一位摩托羅拉的員工稱：“摩托羅拉要挖華為的人很難，可華為要挖我們的人就容易多了。”但任正非深知，吸引人才不僅僅靠高薪，更要靠先進的企業文化。因此，任正非一開始就注重塑造華為獨特的企業文化以文化凝聚人心。他很善于先從精神上征服員工，讓員工從心底覺得自己從事的是一項崇高的事業值得為之奉獻。

人才浪費？

除了到高校招聘，華為還曾經在西安的緯二街上設了一個招聘處，一名人力資源部領導常駐那里，專管挖人。當時，西安 IT業界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要跳槽就到緯二街。”另外，華為公司還與國內幾所在業內具有領先科技水平的著名高校建立了定向培訓關系，院校負責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培訓，華為負責為院校提供經濟資助和企業文化培訓，學生畢業后到華為工作。還在這些名牌大學里設有專門的獎學金（獎勵學業優秀的學生）、獎教金（獎勵教學有突出貢獻的老師）、貸學金（幫助那些經濟困難的學生），并與中國科技大學、華中理工大學、北京郵電學院等多所名牌高校合作培養研究生。華為還在高校里設立了華為科研開發基金，只要開發的項目對華為有利，就會得到支持。

華為通過這種先入為主、潛移默化的方式，使學生在學校期間就對華為有了強烈的歸屬感，對華為的企業文化理念有了強烈的認同感，以此培養忠于華為、認同華為價值觀念、能夠長期服務華為的大批員工。目前，公司核心層、科研中堅，多數都是華為與對口高校培養出來的，大約占總人數的 70％。

不過，這種人才策略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直接生產性成本居高不下。剛進去的大學畢業生月薪就是 5000元，研究生在 6000元以上。即使按照 5000人計算，每月光工資開支就是 2500萬，一年就是兩個多億。這在公司銷售飛速增長的時候，還顯示不出來它的負面影響，但公司的發展一旦慢下來，負面效應就十分明顯了。2001年后，國內電信市場的增長并沒有華為預期的那么快，就造成人才大量積壓，大量人才只能“儲備”起來，造成很大程度上的浪費。

對于“浪費”一說，任正非不以為然：“社會上，包括一些世界著名公司，說華為浪費太大，但我們認為正是浪費造就了華為。當然，我們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再浪費下去。”

曾任《華為基本法》起草小組組長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彭劍鋒認為，人力資本優先的意識現在看來仍具有超前性。他說，信息通訊業是個新興產業，人才市場上尚沒有該行業的成熟人才。從社會零星招聘的效率很低，招聘來的員工因以前的工作經歷，對華為的文化認同感存在一定的問題，那些營銷行業的業余選手在中國本土營銷市場上沾染了很多惡習，養了一身毛病，許多習慣性行為改造難度很大，比直接從大學生培養成本更高。而剛畢業的大學生如一張白紙，可塑造性強，容易接受公司的價值觀和創新性的營銷理念與模式，雖然缺乏工作經驗，上手較慢，但是一旦進入狀態成長很快，潛力很大。因此，華為側重于直接從高校里大量招聘新人，并加大培訓投入。華為最早在企業內部依據業務需求與人才成長特點建立各具特色的培訓體系，如在各業務系統分別建立管理者培訓中心、營銷培訓中心、研發培訓中心、客戶培訓中心等。

彭劍鋒認為，在他所接觸到的中國本土企業中，華為是在人力資源培訓開發方面傾注的熱情最大、資金投入最多的公司。

“魔鬼訓練”

上崗前的培訓，已經成為很多企業的必修課。但是華為的做法仍然與眾不同。

一是時間長： 5個月；二是不僅限于企業文化培訓，而是分為軍事訓練、企業文化、車間實習、技術培訓、市場演習等五個部分。這 5個月的生活就像煉獄，但是“生存”下來的人，則有獲得“新生”的感受。過去的學位已拋在腦后，“華為人”三個字開始滲入血液。

任正非在《致新員工書》中，對那些經受培訓“煎熬”的學生充滿期望：“實踐改造了人，也造就了一代華為人。您想做專家嗎？一律從工人做起，已經在公司深入人心。進入公司一周以后，博士、碩士、學士，以及在內地取得的地位均消失，一切憑實際才干定位，已為公司絕大多數人接受，希望您接受命運的挑戰，不屈不撓地前進，不惜碰得頭破血流。不經磨難，何以成才。”

任正非以軍人特有的風格管理華為，在這種模式的長期運用下，華為人紀律嚴明，高度自覺。華為不止一次在深圳體育館召開全體員工大會。會議進行的 4個小時之中，從沒有響一聲呼機、手機。散會后，會場沒有留下一片垃圾，干干凈凈。

大約從 1997年開始，招聘的大學生報到后，立即就進入包括為期一個月的軍事訓練在內的 5個月封閉式培訓。公司有個專門的新員工培訓大隊，還分了若干中隊，不少高級干部包括副總裁擔任小隊長。這期間新員工都是帶薪的，獎金也照發。負責訓練的主教官是中央警衛團的退役教官，訓練標準嚴格按照正規部隊的要求，凡是在訓練過程中遭到淘汰的員工將被退回學校，經過幾輪篩選幸存的員工才能正式進入公司。很多員工總結這段漫長的培訓過程時用的是這幾個字：苦、累、考試多。“如同高考沖刺階段一般，這一段時間的考試次數遠遠超過了大學四年的總和。”很多學員對這種痛苦的煎熬銘記終生。但這也是他們日后向他人炫耀的資本，并受用一生。

剛開始，新員工訓練基地是在深圳市市委黨校，后來搬到深圳經濟特區外的石巖鎮石巖湖度假村。全體學員按照一定的規則分成若干學習班，有時多達二三十班。每天早上，全體學員在教官的帶領下出操，從上午開始以班為單位進行每天一個專題的企業文化學習。這種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

第二篇：華為老總任正非講話

任正非與2012諾亞方舟實驗室座談會紀要

2012年7月2日下午，任正非與2012實驗室干部與專家座談，部分董事會成員、公司各部門領導也應邀參與。

任正非：首先，我不是專家，和專家溝通我本來就有壓力，可能你們提到的很多敏感問題我都回答不清楚，那么我回答不清楚的就叫下面誰來替我回答。現在咱們開始開會，看看大家怎么說法，怎么開法，聽聽大家的。

1、楊強（諾亞方舟實驗室主任）：我來自諾亞方舟實驗室，之前是香港科技大學的教授。您剛剛講的一個主題是“創新”，我們都知道，我們中國直到現在還沒有產生一個諾貝爾獎，我想從這個角度來看看，咱們華為怎么樣來“創新”，想聽聽您的觀點，為什么我們中國直到現在還沒有一個諾貝爾獎，產生的必要條件是什么？

任正非：香港，我認為是藏龍臥虎的地方，香港很多人從歐美留學回來主要就集中在教書了，所以香港的教育質量很好。我多次跟廣東政府講，要允許香港的學校來內地、廣東腹地創辦學校，把他們的師資能量釋放一下。

我先不講諾貝爾獎的獲得，重要的是怎么能創造對人類的價值。中國創造不了價值是因為缺少土壤，這個土壤就是產權保護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的加班，說不定一夜暴富了。我有一個好朋友，當年我去美國的時候，他的公司比我們還大，他抱著這個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沒暴富。像他一樣的千百萬人，有可能就這樣為人類社會奮斗畢生，也有可能會擠壓某一個人成功，那就是喬布斯，那就是Facebook。也就是說財產保護制度，讓大家看到了“一夜暴富”的可能性。沒有產權保護，創新的沖動就會受抑制。第二個，中國缺少寬容，人家又沒危害你，你干嘛這么關注人家。你們看，現在網上，有些人都往優秀的人身上吐口水，那優秀的人敢優秀嗎？我們沒有清晰的產權保護制度，沒有一個寬容的精神，所以中國在“創新”問題上是有障礙的。大家也知道Facebook這個東西，它能出現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這個東西要是在中國出現的話，它有可能被拷貝抄襲多遍，不要說原創人會被拋棄，連最先的抄襲者也會家破人亡，被拋棄了。在美國有嚴格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你是不能抄的，你抄了就罰你幾十億美金。這么嚴格的保護制度，誰都知道不能隨便侵犯他人。實際上保護知識產權是我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別人用來打壓我們的手段，如果認識到這一點，幾十年、上百年后我們國家的科技就有希望了。但是科技不是一個急功近利的問題，一個理論的突破，構成社會價值貢獻需要二三十年。雅各布突破CDMA的時候是60年代，是我們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怎么能一看到高通賺錢了，就感慨怎么我們不是高通呢？二三十年前我們還在搞“文攻武衛”，文革那個時候，還覺得誰讀書、誰愚蠢，所以我們今天把心平靜下來，踏踏實實做點事，也可能四五十年以后我們就有希望了。但是我們現在平靜不下來。為什么呢？幸好你是香港的大學教授而不是中國內地的大學教授，否則你要比論文數量，你又產不出這么多來，就只能去抄，你去抄論文還有什么諾貝爾獎呢？不可能嘛，因此我們必須要改變學術環境。

2、李航（諾亞方舟實驗室首席科學家）：我來自諾亞方舟實驗室，一個半月前加入公司，非常榮幸加入華為，在您和其他領導帶領的這個偉大的公司工作。華為想在下一個臺階中有很大的作為，創新力是不可缺少的，請問您覺得怎樣才能使華為更具創新力？

任正非：在我們公司的創新問題上，第一，一定要強調價值理論，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一定是為了創造價值。但未來的價值點還是個假設體系，現在是不清晰的。我們假設未來是什么，我們假設數據流量的管道會變粗，變得像太平洋一樣粗，建個諾亞方舟把我們救一救，這個假設是否準確，我們并不清楚。如果真的像太平洋一樣粗，也許華為押對寶了。如果只有長江、黃河那么粗，那么華為公司是不是會完蛋呢？這個世界上完蛋的公司很多，北電就是押寶押錯了。中國的小網通也是押錯寶了，押早了。小網通剛死，寬帶就來了。它如果晚誕生幾年，就生逢其時了。英雄常常是生不逢時的。有一些人性格很剛烈，大家不認同，我說你就生錯時代了，你如果生在抗戰時代說不定就是英雄，說不定就能當將軍。我們是從人類社會的需求和價值基礎上，假設將來數據流量會越流越大，但這不一定符合社會規律。馬克思理論假設的前提是那時候沒有汽車、沒有飛機，他說的物質極大豐富，準確定義是什么呢？因為馬克思沒有拿出標準的數學公式來，我們還以為有更高的標準。所以我們現在的假設是要接受長期批判的，如果假設不對，那我們就要修正。首席科學家要帶領我們往哪里突破。第二，在創新問題上，我們要更多的寬容失敗。寬容失敗也要有具體的評價機制，不是所有的領域都允許大規模的寬容失敗，因為你們是高端研究領域，我認為模糊區域更多。有一些區域并不是模糊的，就 不允許他們亂來，比如說工程的承包等都是可以清晰數量化的，做不好就說明管理能力低。但你們進入的是模糊區域，我們不知道它未來會是什么樣子，會做成什 么。因此，你們在思想上要放得更開，將你可以到外面去喝咖啡，與人思想碰撞，把你的感慨寫出來，發到網上，引領一代新人思考。也許不止是華為看到你了，社 會也看到你了，沒關系，我們是要給社會做貢獻的。當你的感慨可以去影響別人的時候，別人就順著一路走下去，也許他就走成功了。所以在創新問題上，更多的是 一種承前啟后。我今天給你們講的話，也許你們成功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人世了。但是不能因為我不在人世，咱們講話就一定要有局限性。你們科學家也不能因為這樣就有局限性。也許你對人類的預測，你最終也看不見，但是我覺得這并不一定錯誤。比方說飛機的渦輪發動機的理論是中國人吳仲華寫的，中科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所長。他在50年代寫了渦輪機械三元流動的方程，發表了論文。英國按照這個理論做了第一代斯貝發動機。粉碎四人幫后，訪問英國時，問我們可不可以引進它的生產，英國說可以呀，小平很高興，就站起來向英國科學家致敬。英國的所有科學家都站起來向中國致敬，為什么致敬，因為這個技術是中國發明的。問是誰發明的，回到中國就查，查到是吳仲華寫的三元理論。當時他在哪？正在湖北五七干校養豬，趕快把他接過來，到北京當工程熱物理研究所所長，讓他穿上西裝再出國，這是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今天漢語非常好使用，主要是因為有漢語拼音。這得感謝55年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的民主氛圍。以及漢語拼音偉大的貢獻者周有光，復旦大學教授，現在已經100多歲了。他過去致力于工業救國，一直學經濟。后來晚年才改研究語言的。到1979年，他認為要到國際標準化組織去陳述中國對文字的觀點，別人就邀請他去了。上飛機之前，單位告訴他，因為你是外方邀請的，中國不負責所有差旅費，所以他上飛機的時候連一個美金也沒有。于是他一分錢也沒有就去了巴黎。他用三年的努力，給國際標準化組織爭取到中國要使用這個方法來拼音文字。不然，我們的漢字就無法融入電腦時代，多偉大呀！我們的文字改革經歷了幾百年，今天漢字變得這么簡單，年輕人學文化這么容易，都是靠這么奮斗來的。因此，要構成一個突破，需要幾代人付出極大的努力，所以我們不能今天說明天能在哪里登陸，這不是諾曼底。

3、RENZHE ZHAO（首席材料專家）：我來自材料實驗室，剛剛您講到的石墨烯就是材料的一種，現在我們主要是業界現有的材料評估引進，以及與供應商和高校合作開發，做一些科研課題。我想問一下任總，您希望華為公司在材料上的研究深度是怎樣的，是希望我們和別人一起合作研究，還是想讓我們華為的材料人才做自主研發？ 任正非：前一段時間，我認為用物理方法來解決問題已趨近飽和，要重視數學方法的突起。那天與何庭波、李英濤交流時，他們說，石墨烯的出現，也許會打破人類預測。

我曾在和能源業務講話時提過，華為公司的優勢在于數理邏輯，不在物理界面。華為公司一定要在優勢方面集中發揮。所以在材料科學方面，我更多的傾向于材料應用上的研究，而不是在材料的創造發明上。比如日本正在從整機收縮到部件，從部件收縮到材料，這對我們公司是一個天大的好時機，日本拼命做材料科學研究的時候，我們研究的是怎么用這些東西，使產品比美國做得好，我們就用了巧力。大家都認為日本和德國的機器可靠，為什么不讓日本人、德國人做我們的中間試驗，把關我們產品的質量，好壞讓日本員工、德國員工去定義。中國的宗教是玄學，玄學是模糊科學，對創造發明有好處，但對做可靠的產品不一定有好處。我們要花精力理解你做這個創造發明對我有什么用，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和世界達成互補性的經濟關系，多交一些朋友，才能有助于達成主要的戰略目標。所以在材料科學上我更多傾向于應用，即應用最新科技材料。我們的基站為什么還達不到更高的水平，因為還有一些日本的材料成本太高，目前我們還不敢用。材料實驗室能不能研究怎么用日本的材料，研究明白了，材料價格降下來時，我們就用來武裝自己，產品一下子就世界優秀了。我們不是要做一個全方位的綜合科學院，什么都做，最后一事無成。

4、賓兵（芯片平臺與關鍵技術開發部部長）：任總，我叫賓兵，來自海思的平臺與關鍵技術部。在您剛才所講的芯片構筑戰略競爭力，剛好我們部門承接了幾項戰略規劃任務，同時我們也看到在一些基礎研究方面 和一些國外公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我們看到您在巴展的講話，提出一個詞叫作強攻，就是集中力量去在城墻上打一個缺口，今天就想請教任總，就這個強攻策略 給我們一些指導，給我們海思這些參與強攻的年輕人一點沖勁，謝謝。

任正非：我今天不針對平臺講這個問題，我就隨便講講芯片的設計問題，在幾年以后，我們在硬件系統，特別是低流量的硬件系統，應該是有系統性的突破了。我們的末端產品的大量硬件會標準化、通用化、簡單化，這些成果我們可以固化，這樣，我們的研發隊伍，至少有幾千個設計電路的熟練工程師就擠壓出來了，他們可以投入到芯片開發中去。我給何庭波說，你的芯片設計能不能發展到二萬人，這些有電路設計成功經驗的人把復雜的大電路變成微電路以后，經過一輪洗禮，就是芯片設計專家了。我們有兩萬人強攻這個未來的管道科學，我們從高端到低端這個垂直體系，難道不能整合嗎？

世界有兩次整合是非常典型的成功案例。第一個案例就是IBM，IBM在PC機上就是抄了蘋果的后路。在PC個人機上，IBM有巨大的貢獻，但是在新技術產業擴張的時候，IBM已經應對不過來了，IBM就發明了一個兼容機，這個兼容機誰都可以去造，你給我點錢就行了，就是他橫向把這個個人電腦整合完成了，這個是對人類的貢獻，IBM的橫向整合是很成功的。縱向整合我們現在講的是蘋果，它是縱向整合的成功案例。華為應該怎么整合？我們認為應該沿著管道來整合，通訊網絡管道就是太平洋，是黃河、長江，企業網是城市自來水管網，終端是水龍頭。如果我們沿著這個整合，都是管道，對我們都是有用的。怎么強攻，這個要靠你說了算，我只能給你人、給你錢。林彪攻城時，隊伍是縱向布置的，攻城的部隊，集中撕開一個口子，然后，兩個主力就從口子進去，向兩邊擴展。進而又進去四個師，向縱深，向兩側擴大戰果。我們在研發上，有沒有平均使用兵力的情況呢？所以我對何庭波說，我給你四億美金每年的研發費用，給你兩萬人，何庭波一聽嚇壞了，但我還是要給，一定要站立起來，適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5、JASON（芯片專家）：任總您好！我是網絡芯片的JASON，我05年從美國回來加入海思，到現在已經7個年頭了。今天我的問題是，剛任總也提到，美國的高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主要靠知識產權保護和風險投資。現在我們看到芯片的投資資金量越來越大，可是我們過去的芯片投資主要靠產品線，產品線當前盈利的壓力特別大，所以在短期看不到明顯收益的芯片投資越來越猶豫，請問任總在這方面能不能給我們一些指導，我們在沒有風險投資的情況下，怎樣來平衡這個長期投資和短期利益之間的矛盾，謝謝！

任正非：如果在短期投資和長期利益上沒有看得很清楚的人，實際上他就不是將軍。將軍就要有戰略意識，沒有戰略意識怎么叫將軍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又要講到耗散結構，華為公司實際上是處在一個相對較好的時期，要加大投入，把這些優勢耗散掉，形成新的優勢。整個社會都在衰退，經濟可能會循環衰退，我們雖然跟自己過去相比下降了，但和旁邊相比，活得很滋潤，我們今年的純利會到20-30億美金。因此，對未來的投資不能手軟。不敢用錢是我們缺少領袖，缺少將軍，缺少對未來的戰略。

華為能從當年三十門四十門模擬交換機的代理商走到今天，沒有將軍的長遠眼光我們就不能走到今天。為什么我們后繼就產生不了將軍呢？是文化機制問題，考核機制問題。所以我們這次在廣州召開的組織結構改革會上吵了一下午。胡厚崑最后說了一句話：我們的利益機制要從“授予”改成“獲取”，授予就是我們上面來評，該你多少錢該他多少錢，大家都希望多拿錢。以后我們改成“獲取”、“分享”。就是我們整個考核機制要倒過來，以利益為中心。為什么我們機關這么龐大，是因為機關來分錢，機關先給自己留一塊，自己發的好好的，工資也漲的好好的，剩下的讓阿富汗的弟兄們分，結果他們也拿不到多少。那這樣的話，就是一種不能鼓勵產生英雄的機制，不能產生戰略的機制，所以我們現在要調整過來。

在調整的這個過渡時期，我們呼喚更多有戰略眼光的人走到管理崗位上來。我們看問題要長遠，我們今天就是來賭博，賭博就是戰略眼光。我們賭什么呢，賭管道會像太平洋一樣粗。

我們要做到太平洋的流量體系，有沒有可能做到？我就舉個例子來說明：比如空中客車和波音的的競爭，波音就假定了這個世界是個網絡型的世界，點到點的飛行，這樣就不需要樞紐中轉就可以直達這個小城市，因此波音沒有做大客機，波音在小的點對點上改進，點對點的飛行。而空中客車假定是“樞紐”型，到法蘭克福先坐大飛機，再轉小飛機，所以三百人的飛機就首先問世了。

我們今天就要假設未來的架構是什么樣的架構？如果我們假設都不清楚，我們對未來就是一個賭博，就是賭這個帶寬是多少。我們沒有先進武器，拿大刀長矛去砍飛毛腿是砍不掉的，我們需要有東西去對付他。我們不指望都有英明領袖，我們是共同來推動大家都有戰略眼光。

6、李金喜（終端OS開發部部長）：我來自中央軟件院歐拉實驗室，負責面向消費者BG構建終端操作系統能力。當前在終端OS領域，Android、iOS、Windows Phone 8三足鼎立，形成了各自的生態圈，留給其他終端OS的機會窗已經很小，請問公司對終端操作系統有何期望和要求？

任正非：如果說這三個操作系統都給華為一個平等權利，那我們的操作系統是不需要的。為什么不可以用別人的優勢呢？微軟的總裁、思科的CEO和我聊天的時候，他們都說害怕華為站起來，舉起世界的旗幟反壟斷。我給他們說我才不反壟斷，我左手打著微軟的傘，右手打著CISCO的傘，你們賣高價，我只要賣低一點，也能賺大把的錢。我為什么一定要把傘拿掉，讓太陽曬在我腦袋上，腦袋上流著汗，把地上的小草都滋潤起來，小草用低價格和我競爭，打得我頭破血流。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于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的，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并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的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稍微差一點，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會害死我們。我們的目的就是要賺錢，是要拿下上甘嶺。拿不下上甘嶺，拿下華爾街也行。我們不要狹隘，我們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 上。

7、Georgo（圖靈開發部部長）：我以前在國外做過三家CPU設計公司，目標都是挑戰Intel，三家公司最終都沒成功。我現在負責嵌入式處理器，想請任總談一下對嵌入式處理器的期望和要求？ 任正非：我希望海歸不要狹隘，不要學了錢學森和鄧稼先的故事，就激勵你們走他們一樣的政治道路。他們是在中國和整個世界處在政治孤立的情況下，毅然回到中國。但我認為你們回到香港也是中國，香港稅收只是大陸稅收的三分之一。我們最終還是要走向全球化的體系，遇到美國的障礙是很正常的。大家都看了《大漠英雄》，我們和當年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當年做原子彈的人絕大多數都沒有見過原子彈是什么樣，他們用的方程是我們初中學過的平衡方程，他們在手搖計算機上搖出來了原子彈。而我們今天的創造發明不是以自力更生為基礎的，我們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向全世界開放，而且通過互聯網獲得巨大的能力，華為也獲得巨大的基礎。

所以說我們要跳出狹隘的圈子看到未來的結果。我們今天是有能力，但不要把自己的能力設計得完全脫離我們實際。我們若要完全背負起人類的包袱，背負起社會的包袱，背負起中華民族振興的包袱，就背得太重了??我那天給何庭波的批示上講，你能不能伴著華盛頓的音樂，跳一支《春江花月夜》？背上了包袱，為了中華民族，為了五千年，為了更偉大的目標，你還能跳得動么？所以我認為我們的目的要簡單一點，我們也擔負不起重任來，我們能往前走一點就是勝利，不要以為一定要走多遠。

8、胡波（無線網絡芯片開發部部長）：我叫胡波，是來自海思，做無線網絡芯片的。過去幾年我們在產品線做無線網絡芯片做的還是不錯的，后續的發展趨勢是我們的一些主力產品都要使用自研的芯片，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就會遇到競合的壓力?? 任正非：何庭波翻譯一下，我沒聽懂。

何庭波：就是說如果用了我們的芯片，就不用供應商的芯片了，供應商就給我們施加供貨壓力。

任正非：我剛才已經講，我們是一個開放的體系。我們還是要用供應商的芯片，主要還是和供應商合作，甚至優先使用它們的芯片。我們的高端芯片主要是容災用。低端芯片哪個用哪個不用這是一個重大的策略問題，我建議大家要好好商量研究。你剛才講的我們不用供應商的系統，就可能是我們建立了一個封閉的系統，封閉系統必然要能量耗盡，要死亡的。我們剛講人力資源封閉系統，能量耗盡，一定要死亡的，技術系統也不能做封閉系統。怎么科學合理地去平衡這個世界呢？這是一個很難的題目，我不能一句話給你講明。

9、楚慶（海思戰略與業務發展部部長）：聽了任總戰略攻關和創新號召后，我們都很興奮。第一個問題是：現在我們其實差的很遠，而且美國戰略高地我們沒有辦法布局，那么在產業布局上，在地域選擇上有沒有一些指導性的原則？第二個問題是：我們做這些產業布局，按照我們傳統的做法，都是去當地招幾個很厲害的人，把他們放到我們的研發部，但這種做法對包括日本這些社會，可能會引起反感和激烈的反彈，那么在產業布局的深度上我們有沒有新的考慮？ 任正非：關于公共關系我們做了一個決議，估計你們很快就能看到了，我們是如何平衡這個世界的關系，包括我這次去圣彼德堡發言。普京當選總統，當天我就發了賀電，通過友人轉給他。我們也是想平衡俄羅斯的關系，我們也要平衡日本關系，包括加拿大的關系。我們要在加拿大建個大的研究所，加拿大政府知道這個消息肯定很高興。當然，我們還要號召我們的員工到新西蘭去旅游，10月份以后慧通公司會推出新西蘭旅游計劃，希望你們去旅游，你幫我，我幫你，這是公共關系進行戰略性的平衡。實在不行，我們就要多從新西蘭多買點奶粉，你既然給了我們國家寬帶網，我總要給你們新西蘭作點貢獻，我也要為公司的生存平衡發展作貢獻。

戰略布局，我們唯一覺得困難的是美國。別的國家沒有困難，英國這些國家是非常歡迎我們大規模投資的。我們把加拿大的人才用盡了嗎？英國人才用盡了嗎？這個世界的人才除了美國就沒有了嗎？我不相信，比如Facebook扎克伯格是新加坡公民（編者注：移民至新加坡的應為Facebook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Eduardo Saverin)，此處系口誤），不是美國公民，就可以招聘他，不受美國限制呀。我們不要狹隘的認為我們已經無路可走了。你們讓我到華盛頓白宮旁邊的花園里建個辦公室，我是沒辦法。

10、柳春笙（芯片領域專家）：任總您好，我叫柳春笙，來自海思后端設計部。我是去年10月底從美國回來加入海思的。首先就是海思的定位問題，我們做技術的都有一種自戀情節，認為做的都是關鍵技術，都是公司核心競爭力之一。但是也有很多聲音說，海思就是給公司降低成本的。我們下面的兄弟確實都很辛苦，產品線對成本的要求都非常高，經常為了一點點的成本大家加班加得很辛苦，我們掙的每一分都是辛苦錢。請問任總，公司對海思的定位是怎么樣？ 任正非：公司運轉是依靠兩個輪子，一個輪子是商業模式，一個輪子是技術創新。我們今天要討論的是技術創新的輪子。對海思的定位，它肯定是一個重要的體系，但是你的自戀情節不能取，我剛開始來就說閉合系統，如果海思有自戀，要求做的東西我們一定要用，不用的話就不光榮，那就是一個閉合系統。我們總有一天能量耗盡，就會死亡，所以我們要做開放系統。你的系統可能被放棄，但并不影響你個人的成就。這就是人力資源政策要跟上來 的問題。我們先排除政治觀念，講一下這個問題，比如我們國家的高鐵。中國自己也生產高鐵，株洲機車廠是當時最先進的國產廠。當時高鐵投標的時候，株洲沒中標，都是西方國家，比如德國的、法國的、日本的合資工廠中標。株洲曾經是我們國家最強的機車廠，而德國、法國、日本都是找差一些的機車廠合資，合資廠吃得肥肥的，結果株洲也沒有吃虧。這就是鐵道部處理的藝術水平了。鐵道部是怎么做的？為什么株洲沒有叫苦？把你們合資企業賺的錢都給株洲，進行技術研究，我總有一天會用你的。到現在已經確定下來，250公里的高鐵，株洲可以投標了。

我們在價值平衡上，即使做成功了暫時沒有用，還要繼續做下去。但是如果個人感到沒希望了，可以通過循環流動，流動到其他部門，換新人再來上。我們可能堅持做幾十年都不用，但是還得做，一旦公司出現戰略性的漏洞，我們不是幾百億美金的損失，而是幾千億美金的損失。我們公司今天積累了這么多的財富，這些財富可能就是因為那一個點，讓別人卡住，最后死掉。所以，可能幾十年還得在這個地方奮斗，這個崗位、這個項目是不能撤掉的，但是人員可以流動的。少林寺還可以有CEO，和尚也可以云游的，但是廟需要定在那里，這是公司的戰略旗幟，不能動掉的。

再比如說你知不知道什么時候打核戰爭？現在沒有，那就應該停下來核的研究嗎？你說我們的核科學產生了多少科學家，你看那些功勛一大排一大排都是。不要說鄧稼先，活著的也還有很多，但什么時候甩過原子彈呀？所以海思一定要從戰略上認識它的戰略地位。

11、王志敏（海思技術規劃部副部長）：任總您好，我是王志敏，來自海思戰略技術規劃部，這是一個涉及產業鏈的問題。您剛才提到的戰略攻關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工作 之一。半導體行業的戰略攻關與后端生產制造非常相關，同時亞太區半導體的產業環境也在完善，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和階段，我們公司是否會把半導體產業基礎做得 更加穩固？

任正非：我講第一點，我們不能為了獲取這個體系的利益而去做半導體生產產業。半導體的生產是化學問題和物理問題，不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優勢就是數據邏輯，就是在軟件、電路設計上的數學邏輯。我們即使做了個工廠，做個12英寸，外面做16英寸的，就把我們拋棄了。我們在制造行業，是不可能持續領先的。

第二點，我們一定要耐得住寂寞，板凳要做十年冷。特別是基礎研究。在50、60年代的電影演員是沒有啥錢的，我曾經聽過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們中央頂級的明星劉歡、王剛等從北京到太原的演唱會，走一次穴能賺多少錢呢？賺20元人民幣。但是怎么能說中華民族的文化他們就沒有貢獻呢？我們去俄羅斯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等這些人，俄羅斯的文化、文明，俄羅斯是文化大國，他的文化對整個區域都產生了影響。

這兩天看王國維的電視劇，王國維是魯迅先生罵的“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今天回過頭看這個人的哲學思想是很偉大的，當年張之洞去開礦山、辦工廠，李鴻章搞洋務的時候，王國維說：“振興中華要靠哲學”。但是，他還是被拋進歷史的垃圾堆，作為清華大學教授，最后投湖自盡，自殺了。中國有兩個痛苦的靈魂，以前說最痛苦的靈魂是魯迅，現在往前走一步，王國維也是中國最痛苦的靈魂。王國維講哲學才能改變中國，今天來看確實是這樣的。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及整個歐洲社會，他們在哲學體系上搞清楚了。他們國家幾百年沒有**過。

而我們的政策一會兒左，一會兒右，就是從上到下我們的價值觀上沒有統一，哲學觀點沒有統一。今天重新紀念王國維是來源于王國維這句話，是因為他對中國洋務運動的批判，中國應該先搞哲學，來改造人們的思想，國家才能有新的機制和體制產生，王國維以前是一個“不恥于人類的狗屎堆”，現在我們覺得他是很偉大的。還有一個偉大的人是李鴻章，李鴻章也是“不恥于人民的狗屎堆”，是中國最大的“賣國者”，不僅自己“賣國”，他去和日本談判簽《馬關條約》的時候把兒子也帶 去了，讓兒子也參與了《馬關條約》的簽訂，結果爆發了五四運動。但是今天重新來看歷史，重新來看《血色黃昏》，李鴻章是中華民族偉大的英雄，以后大家會重新去理解這個結論。所以不要為一時半時有沒有光榮和功勛去計較。為千秋萬代、中華民族要做出歷史貢獻。

在看待歷史問題的時候，特別是做基礎科學的人，更多要看到你對未來產生的歷史價值和貢獻。我們公司要寬容“歪瓜裂棗”的奇思異想，以前一說歪瓜裂棗，他們把 “裂”寫成劣等的“劣”。我說你們搞錯了，棗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們雖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們從戰略眼光上看好這些人。今天我們重新看王國維、李鴻章，實際上他們就是歷史的歪瓜裂棗。從事基礎研究的人，有時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所以我們從來不讓你們去比論文數量這些東西，就是想讓你們能夠踏踏實實地做學問。但做得也不夠好，為什么說不夠好呢，就是我們的價值觀也不能完全做到統一，統一的價值觀是經過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現在我們也不能肯定，但是我們盡力去做。

12、牛社團（技術規劃專家）：我來自公司技術規劃部。我有幾個問題，第一個是電信產業原來的業務單一，只是語音業務，所有我們公司產品都有標準規范，按標準規范去做就可以了。但現在整個移動互聯網發展起來后，整個產業的業務范圍已經超出了語音這個單一的業務范圍，整個產業未來的方向肯定是包括像蘋果、谷歌這樣的終端和云端的公司。我司整個網絡產品后面怎么去和終端云端產業鏈進行合作？公司兩三年前在業界提出了“端管云”的概念，現在“端”都由蘋果和谷歌控制著，所有的游戲規則都由他們來定義，在云端華為也沒有很好的云服務，也沒有話語權。做為運營商和設備商，你所有的控制點、商業模式的價值點，你的游戲規則定制點只能在網絡層去挖掘。所以這兩年我們也在考慮，在網絡層里哪些東西是需要網絡提供服務的，提出了一 些互聯網廠商在網絡層面去支持的解決方案。這些方案我們和運營商、OTT交流也是獲得了認可的，但是在公司內部要和各部門推動去解決及協調資源比較困難。

任正非：你要看到，我們在不斷講管道，管道不僅限于電信，這是第一點比較大的變化。第二點，是否綁定客戶的問題，要看到我們自己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而不僅僅是依附誰不依附誰的問題。我們的優勢在管道方面，而在終端我們基本不存在任何優勢。能不能產生優勢要用新的模式來思維，而不是把所有的生存希望寄托在運 營商身上。國際歌早就給我們唱了，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一定要靠我們自己。我跟很多女孩講，你不能把你的希望寄托在嫁一個好老公身上，人生有五六十年，要是十年二十年他就拜拜了，你后面要怎么辦？所以你必須要靠自己。

終端一定會有非常厲害的發展，但是機會不一定就是我們的。我和愛立信高層領導會談的時候，他很高興地說：我們終于不做終端了，你們去做終端了。人家笑我們不見得不對，就看我們能不能有所突破，終端這兩年有了很大進步，但未必能進步到最后。

13、莫道春（連接器專家）：我負責公司連接器的TMG，這個領域TOP的供應商都是來自于美國，臺灣和國內的供應商都只做低端的東西，或者說是山寨別人的東西。我們會不會扶持一些國內和臺灣的供應商，來保證我們在產品的成本、供貨方面的安全？

任正非：婆婆肯定是不能替媳婦生孩子的，生孩子是要靠兒子和媳婦的努力，我們能扶起來的也未必不是阿斗，所以我們不是扶持而是選擇。公司的內部政策也從培養制改成了選拔制，中國和西方不一樣，西方是因為沒有人，必須要靠把你培養起來擔負這個任務，中國遍地都是人，我就把最好的選來干就行了。因此我們對待供應商也是選擇制，當然其中也會有一些戰略，但不能因此就把我們當成是救世主，從來都沒人救過我們。我也有危機感和恐懼感，所以我們要耐住寂寞慢慢往前走，終有 一天我們能找到一個正確平衡之路。

14、孫永芳（可行銷工具架構師）：我來自中央軟件院。我是一個華為13年前的新兵，在公司這么多年，我換了很多部門，但是我只做了一件事，一直在做公司配置器的開發。配置器目前支撐了公司很多的PO效率提升、IFS變更等項目，請問任總對2012實驗室研發團隊在支撐公司的變革、效率提升和卓越運營方面有什么要求和期望。任正非：我認為你的人生歷史就是一部華為歷史，華為二十幾年都只做一件事，就是堅持管道戰略。你的13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配置器。你的人生路就是華為的路，你的人生為什么那么成功，因為你只走了這一條路。人只要把僅有的一點優勢發揮好了就行了，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步就叫步步高。有些人就是不停的換，說是興趣愛好，包括炒菜、掃地等什么都會做，但他并沒有得到太太的表揚。華為公司也曾多次動搖過。人生還是要咬定自己的優勢特長持續去做。剛才那個同事說我們做芯片不掙錢，人家做半導體的掙大錢，但是掙大錢的死得快，因為大家眼紅，拼命進入。我們掙小錢怎么死呢？我們這么努力，比不上一個房地產公司，上帝先讓我們死，就有點不公平。我和歐盟副主席聊天，他問我，全世界的經濟都這么困難，你怎么敢大發展？我說第一點，我們的消費是小額消費，經濟危機和小額消費沒關系，比如你欠我的錢，我還是要打電話找你要錢，打電話就是小額消費。第二點，我們盈利能力還不如餐館的毛利率高，也不如房地產公司高，還能讓我們垮到哪兒去，我們垮不了。所以當全世界都在搖擺，都人心惶惶的時候，華為公司除了下面的人瞎惶惶以外，我們沒有慌，我們還在改革。至少這些年你們還在漲工資，而且有的人可能漲得很厲害。我們為什么能穩定，就是我們長期掙小錢。

15、倪喬力（網絡OSS產品部部長）：我來自中央軟件院U2000網管，公司在惠州務虛會上闡述了公司未來的價值構筑在軟件與服務上，而以當前固定網絡為例，軟件（包括網管和VRP平臺）在客戶界面銷售很多都被送掉了，我們構建軟件的價值是否應該先從對軟件的銷售方式的轉變開始？

任正非：我們過去在硬件系統里面寫進去80多個軟件包，目的是為了維護設備，結果使得管道不透明，流量速度不快，就像長江里面到處都是水草，水流量不快。如果我們把水草鏟干凈了，讓管道的壁更干凈，讓水流的速度更快一點。這樣我們在硬件管道上，把操作軟件拿出來建立一個疊加系統，我們把它稱作管道操作系統。管道操作系統的某一項功能，如測試功能，我們把它再拿出來變成一個顆粒？這個顆粒我們可以掛網上，也可以單獨銷售，這樣管道的硬件系統是個透明系統，你去檢查吧，全透明的，沒有網絡安全問題，這個顆粒你掛不掛呢？要看國家法律批準，你說要掛你就去買，你可以向社會去購買，也可以向我買，反正我就透明化，軟件就是這樣子。軟件要構筑市場價值，例如ERP低價都買不到。你的顆粒太小，讓他們作嫁妝了。婆婆應該給你錢。

16、劉桑（產品工程技術規劃部部長）：我來自中央硬件工程院產品工程部。我想問一個關于氛圍的問題，我們在面向未來和自主創新的時候應該是特別強調科學民主的精神，但是長期以來華為公司屬于思想高度對齊、執行力強的管理風格，這是有一些矛盾的。我想請問您對于2012實驗室的組織氛圍的夢想是什么，基于這個夢想，您對管理者和專家分別有哪些期望？

任正非：第一，我要糾正你的說法，關于自主創新的問題，自主創新就陷入熵死里面，這是一個封閉系統。我們為什么要排外？我們能什么都做得比別人好嗎？為什么一定要自主，自主就是封建的閉關自守，我們反對自主。第二，我們在創新的過程中強調只做我們有優勢的部分，別的部分我們應該更多的加強開放與合作，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構建真正的戰略力量。我們非常支持異軍突起的，但要在公司的主航道上才好。我們一定要避免建立封閉系統。我們一定要建立一個開放的體系，特別是硬件體系更要開放。我們不開放就是死亡，如果我們不向美國人民學習他們的偉大，我們就永遠戰勝不了美國。今天和專家座談，你們的問題我答不出來，不是我的羞恥，而是我的偉大。為什么呢？我容忍你比我厲害，就是我偉大。如果我認為自己是最高，華為是一個寶塔結構，那么我只有晚上不睡覺，我一睡覺華為就矮了嘛，睡平了嘛！站著我才高一點。我能永遠不睡覺么？不可否認，個人的力量很重要，比如某個人提出的戰略性觀 點或理論突破，但突破完了，他就是矮子了。就像李英濤和何庭波今天和我講，石墨烯的問題，一旦突破，拿了諾貝爾獎就結束了。他就是當了一把黃繼光，當完就完了。為什么？由理論突破引發的后面排山倒海般的沖鋒，爆炸式的知識增長，他光是讀這些東西都讀不過來。當前人類社會知識的發展程度，遠遠超越了任何一個過往的時代，因此只有依靠集體力量才會有未來。二○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三篇：華為老總任正非《我的父親母親》

華為老總任正非《我的父親母親》摘錄

任正非出身于貴州貧寒家庭，這是他的成長故事。

任正非：

我們兄妹七個，加上父母共九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資來生活，毫無其他來源。本來生活就十分困難，兒女一天天在長大，衣服一天天在變短，而且都要讀書，開支很大，每個學期每人要交2-3元的學費，到交費時，媽媽每次都發愁。

我經常看到媽媽月底就到處向人借錢度饑荒，而且常常走了幾家都未必借到。

直到高中畢業我沒有穿過襯衣。有同學看到很熱的天，我還穿著厚厚的外衣，就讓我向媽媽要一件襯衣，我不敢，因為我知道做不到。我上大學時媽媽一次送我兩件襯衣，我真想哭，因為，我有襯衣了，弟妹們就會更難了。我家當時是2-3人合用一條被蓋，而且破舊的被單下面鋪的是稻草。

上大學我要拿走一條被子，就更困難了，因為那時還實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發0.5米布票。沒有被單，媽媽撿了畢業學生丟棄的幾床破被單縫縫補補，洗干凈，這條被單就在重慶陪我度過了五年的大學生活。

我們家當時每餐實行嚴格分飯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給制，保證人人都能活下來。如果不是這樣，總會有一個、兩個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這句話的含義。

高三快高考時，我有時在家復習功課，實在餓得受不了了，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著吃，被父親碰上幾次，他心疼了。其實那時我家窮得連一個可上鎖的柜子都沒有，糧食是用瓦缸裝著，我也不敢去隨便抓一把。

高考前三個月，媽媽經常在早上塞給我一個小小的玉米餅，要我安心復習功課，我能考上大學，小玉米餅功勞巨大。如果不是這樣，也許我就進不了華為這樣的公司，社會上多了一名養豬能手，或街邊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這個小小的玉米餅，是從父母與弟妹的口中摳出來的，我無以報答他們。

“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幫助弟妹。”父母這樣教育我。

我當年穿走父親的皮鞋，沒念及父親那時是做苦工的，泥里水里，冰冷潮濕，他更需要鞋子。現在回憶起來，感覺自己太自私了。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

讀后語：面對家中的7個兄弟姊妹，身為老大的任正非，從小就學會要與父母一同扛起責任，他應該真正體會到了中國底層人們的苦難，并將自己深深的作為其中一員，這就是中國企業家最缺少的感恩情懷和平常心。

第四篇：華為任正非語錄

任正非語錄：

1.批評別人要請客吃飯

相互提意見時一定要和風細雨。我認為，批評別人應該是請客吃飯，應該是繪畫、繡花，要溫良恭讓。一定不要把內部的民主生活會變成了有火藥味的會 議，高級干部尖銳一些，是他們素質高，越到基層應越溫和。事情不能指望一次說完，一年不行，兩年也可以，三年進步也不遲。我希望各級干部在組織自我批判的 民主生活會議上，千萬要把握尺度。我認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像繪畫、繡花一樣，細細致致地幫人家分析他的缺點，提出改進措施來，和風細雨式最 好。(摘自：《華為的冬天》)

2.對既沒犯過錯誤，又沒有改進的干部可以就地免職

在本職工作中，我們一定要敢于負責任，使流程速度加快，對明哲保身的人一定要清除。華為給了員工很好的利益，于是有人說千萬不要丟了這個位子，千萬不要丟掉這個利益。凡是要保自己利益的人，要免除他的職務，他已經是變革的絆腳石。在去年的一年里，如果沒有改進行為的，甚至一次錯誤也沒犯過，工作 也沒有改進的，是不是可以就地免除他的職務。他的部門的人均效益沒提高，他這個科長就不能當了。他說他也沒有犯錯啊，沒犯錯就可以當干部嗎？有些人沒犯過 一次錯誤，因為他一件事情都沒做。而有些人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但他管理的部門人均效益提升很大，我認為這種干部就要用。對既沒犯過錯誤，又沒有改進的 干部可以就地免職。(摘自：《華為的冬天》)

3.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聳聽

公司所有員工是否考慮過，如果有一天，公司銷售額下滑、利潤下滑甚至會破產，我們怎么辦？我們公司的太平時間太長了，在和平時期升的官太多了，這也許就是我們的災難。泰坦尼克號也是在一片歡呼聲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到來。面對這樣的未來，我們怎樣來處理，我們是不是思考過。我們好 多員工盲目自豪，盲目樂觀，如果想過的人太少，也許就快來臨了。居安思危，不是危言聳聽。(摘自：《華為的冬天》)

4.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

十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么榮譽感、自豪感，而是危機感。也許是這樣才存活了十年。我們大家要一起來想，怎樣才能 活下去，也許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敗這一天是一定會到來，大家要準備迎接，這是我從不動搖的看法，這是歷史規律。(摘自：《華為的冬天》)

5.事事都請示上級是錯的

為什么我們要強調以流程型和時效型為主導的體系呢？現在流程上運作的干部，他們還習慣于事事都請示上級。這是錯的，已經有規定，或者成為慣例的 東西，不必請示，應快速讓它通過去。執行流程的人，是對事情負責，這就是對事負責制。事事請示，就是對人負責制，它是收斂的。我們要減化不必要確認的東 西，要減少在管理中不必要、不重要的環節，否則公司怎么能高效運行呢？現在我們機關有相當的部門以及相當的編制，在制造垃圾，然后這些垃圾又進入分撿、清 理，制造一些人的工作機會。制造這些復雜的文件，搞了一些復雜的程序以及不必要的報表、文件，來養活一些不必要養活的機關干部，機關干部是不能產生增值行 為的。我們一定要在監控有效的條件下，盡力精簡機關。(摘自：《華為的冬天》)

6.自我批判過是個人進步的好方法

公司認為自我批判是個人進步的好方法，還不能掌握這個武器的員工，希望各級部門不要對他們再提拔了。兩年后，還不能掌握和使用這個武器的干部要降低使用。在職在位的干部要奮斗不息、進取不止。(摘自：《華為的冬天》)

7.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

回顧我自己已走過的歷史，捫心自問，我一生無愧于祖國、無愧于人民，無愧于事業與員工，無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對不起父母，沒條件時沒有照顧他們，有條件時也沒有照顧他們。

爸爸媽媽，千聲萬聲呼喚您們，千聲萬聲喚不回。

逝者已經逝去，活著的還要前行。(摘自：《我的父親母親》)

8.什么叫成功？

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業那樣，經九死一生還能好好地活著，這才是真正的成功。華為沒有成功，只是在成長。(摘自：《北國之春》)

9.聽《北國之春》熱淚盈眶

我曾數百次聽過《北國之春》，每一次都熱淚盈眶，都為其樸實無華的歌詞所震撼。《北國之春》原作者的創作之意是歌頌創業者和奮斗者的，而不是當今青年人誤認為的一首情歌。

一個人離開家奮斗是為了獲得美好的生活，愛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愛情就像獨木橋一樣，人家過了，你就不能過。離家已經五年，在殘雪 消融、溪流淙淙的時候，面對自橫的獨木橋，真不知別人是否已經過去，心愛的姑娘可安在。那種惆悵，那種失落，那種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樣？(摘自：《北國 之春》)

華為2012年的那些數據

據華為CFO孟晚舟透露，2012年華為收入2202億元人民幣，按照固定匯率，同比增長8%；凈利潤154億元，同比增長33%。

孟晚舟表示，根據還未審計的業績預期報告，華為計算出2012年在傳統運營商業務上收入1603億元，占總收入的73%，在消費者市場的收入為484億，占5%；在企業網市場的收入115億。

更早的2011年，華為財報顯示，該年銷售總收入達2039億人民幣(約合324億美元)，同比增長11.7%，凈利潤116億人民幣(約合18.5億美元)，同比下降53%。

從區域來看，2012年華為全球布局基本相對穩定，華為66%來自海外，其中亞太貢獻了374億人民幣，占17%；中國區占33%，貢獻了736億元收入，美洲區收入318元，占15%，歐洲和非洲地區貢獻了774億元，占35%，孟晚舟認為，2012年在全球經濟繼續低迷的情況下，華為2012年基本實現了業績預期。其中，在運營商業務上，華為的管理服務市場收入增長70%，在GSM領域有2%的增長，在UMTS有3%的增長，她表示，這種增長是不容易的，這也將奠定華為在4G市場的基礎。

在研發方面，她透露，華為5年來研發投入1200億元，僅2012年研發投入就299億元人民幣，目前華為有16539個專利、15個研發中心、25個聯合創新中心、7萬名研發員工。

第五篇：華為任正非《一江春水向東流》

華為眾高管解讀任正非文章:華為成長真實縮影

(2012-1-6 通信產業報)

圣誕節前后，華為總裁任正非撰寫的內部文章《一江春水向東流》，引起整個行業巨大反響。在文章中，任正非首次披露了公司內部實施的輪值CEO制度，并闡述了對未來公司治理結構的想法。他表示，輪值CEO制度，他們更多的是著眼公司的戰略，著眼制度建設。將日常經營決策的權力進一步下放給各BG、區域，以推動擴張的合理進行。這比將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敗也是這一人的制度要好。

近日，華為心聲社區中刊登了包括董事長孫亞芳在內的眾高管《一江春水向東流》的讀后文章。

華為董事長孫亞芳表示，任總的這篇文章是華為成長的真實縮影，和他對輪值CEO的期盼。他把一生悟到的“道”樸實地告訴接班團隊，也期盼接班團隊能真正理解這個“道”。

華為副董事長胡厚崑表示，與其說任總的文章袒露了他作為創始人二十多年來帶領華為走到今天的心路歷程，不如說他的肺腑之言留給我們這些隨華為一起長大的曾經的年輕人們一個嚴肅而又無法回避的問題：面向未來，我們靠什么活下去？ 而正如中國過去三十年來的發展起因于改革開放制度的建立，華為今天的事業和成就這事業的組織能力很大程度上也歸因于制度的建立與不斷完善。

華為董事、高級副總裁陳黎芳表示，一江春水向東流，是因為中國的地形是西高東低，向東流是自然規律，外部環境及ICT行業如同一江春水，有其自身發展規律，華為作為一個企業，力量是渺小的，不可能逆潮流而動，只有順應大勢，通過歸納找到方向，使自己在合理組織結構及優良的進取狀態，以此來預防未來。

華為首席營銷官、副總裁余承東表示，面對變化很快的ICT行業，也需要組織者管理者抓管理、抓制度、關注團隊和組織，帶好團隊的同時，也需要關注業務，需要有學習能力，需要對行業有較為深刻的理解，才不至于在戰略及業務方向上迷失或做出大的錯誤決策。如果高層主管當甩手掌柜根本不關注業務，下面的層層主管都會效仿，都不關注業務本身，長期后果也會很嚴重。

華為高級副總裁徐直軍表示，從具體事物中抽身出來，多聽聽員工的嘮叨，多到員工的作戰現場走走，虛心若愚地汲取他們的營養，總結他們的精華，有意識的退后一步，聚焦在戰略方向的把握、制度的建設、文化的傳承和干部的培養。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表示，華為在過去20年的成功，是基于我們有兩條非常強壯的生命線，第一條線是，縱向的進攻，在主航道上、主流程上、主戰場上，集中精力投入優勢兵力，千軍萬馬聚焦在一個簡單的目的上，快速提升競爭力。這廿多年的歷史證明，我們在“管道”的能力上，接近了世界先進水平。這里面不僅有持續保持研發與市場的投入，提供高質量的、有競爭力的產品與服務解決方案，組織的激勵，人的激勵??;第二條線是，堅持管理變革，建造各種平臺，以使公司大而不雜，忙而不亂，緊張而有秩序。

據介紹，《一江春水向東流》首先經過了華為董事會幾次的討論，又在一級管理團隊征求意見，繼而二級管理團隊、三級管理團隊分別征集修改的反饋，歷時幾個月，數千人反復地醞釀，終于集體定稿。

華為任正非《一江春水向東流》文章全文

（2012-1-6 IT之家）

千古興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東流。

小時候，媽媽給我們講希臘大力神的故事，我們崇拜得不得了。少年不知事的時期我們崇拜上李元霸、宇文成都這種蓋世英雄，傳播著張飛“殺”(爭斗)岳飛的荒誕故事。在青春萌動的時期，突然敏感到李清照的千古情人是力拔山兮的項羽。至此“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又成了我們的人生警句。當然這種個人英雄主義，也不是沒有意義，它迫使我們在學習上爭斗，成就了較好的成績。

當我走向社會，多少年后才知道，我碰到頭破血流的，就是這種不知事的人生哲學。我大學沒入了團，當兵多年沒入了黨，處處都處在人生逆境，個人很孤立，當我明白團結就是力量這句話的政治內涵時，已過了不惑之年。想起蹉跎了的歲月，才覺得，怎么會這么幼稚可笑，一點都不明白開放、妥協、灰度呢？

我是在生活所迫，人生路窄的時候，創立華為的。那時我已領悟到個人才是歷史長河中最渺小的，這個人生真諦。我看過云南的盤山道，那么艱險，一百多年前是怎么確定路線，怎么修筑的，為筑路人的智慧與辛苦佩服；我看過薄薄的絲綢衣服，以及為上面栩栩如生的花紋是怎么織出來的，而折服，織女們怎么這么巧奪天工？天啊！不僅萬里長城、河邊的纖夫、奔馳的高鐵??我深刻地體會到，組織的力量、眾人的力量，才是力大無窮的。人感知自己的渺小，行為才開始偉大。在創立華為時，我已過了不惑之年。不惑是什么意思，是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環境變動緩慢，等待人的心理成熟的一個尺度。而我進入不惑之年時，人類已進入電腦時代，世界開始瘋起來了，等不得我的不惑了。我突然發覺自己本來是優秀的中國青年，所謂的專家，竟然越來越無知。不是不惑，而是要重新起步新的學習，時代已經沒時間與機會，讓我不惑了，前程充滿了不確定性。我剛來深圳還準備從事技術工作，或者搞點科研的，如果我選擇這條路，早已被時代拋在垃圾堆里了。我后來明白，一個人不管如何努力，永遠也趕不上時代的步伐，更何況知識爆炸的時代。只有組織起數十人、數百人、數千人一同奮斗，你站在這上面，才摸得到時代的腳。我轉而去創建華為時，不再是自己去做專家，而是做組織者。在時代前面，我越來越不懂技術、越來越不懂財務、半懂不懂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的善待團體，充分發揮各路英雄的作用，我將一事無成。從事組織建設成了我后來的追求，如何組織起千軍萬馬，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難題。我創建了華為公司，當時在中國叫個體戶，這么一個弱小的個體戶，想組織起千軍萬馬，是有些狂妄，不合時宜，是有些想吃天鵝肉的夢幻。我創建公司時設計了員工持股制度，通過利益分享，團結起員工，那時我還不懂期權制度，更不知道西方在這方面很發達，有多種形式的激勵機制。僅憑自己過去的人生挫折，感悟到與員工分擔責任，分享利益。創立之初我與我父親相商過這種做法，結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在卅年代學過經濟學。這種無意中插的花，竟然今天開放到如此鮮艷，成就華為的大事業。在華為成立之初，我是聽任各地“游擊隊長”們自由發揮的。其實，我也領導不了他們。前十年幾乎沒有開過辦公會類似的會議，總是飛到各地去，聽取他們的匯報，他們說怎么辦就怎么辦，理解他們，支持他們；聽聽研發人員的發散思維，亂成一團的所謂研發，當時簡直不可能有清晰的方向，像玻璃窗上的蒼蠅，亂碰亂撞，聽客戶一點點改進的要求，就奮力去找機會......。更談不上如何去管財務的了，我根本就不懂財務，這與我后來沒有處理好與財務的關系，他們被提拔少，責任在我。也許是我無能、傻、才如此放權，使各路諸侯的聰明才智大發揮，成就了華為。我那時被稱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今天的接班人們，個個都是人中精英，他們還會不會像我那么愚鈍，繼續放權，發揮全體的積極性，繼往開來，承前啟后呢？他們擔任的事業更大，責任更重，會不會被事務壓昏了，沒時間聽下面嘮叨了呢??。相信華為的慣性，相信接班人們的智慧。

到97年后，公司內部的思想混亂，主義林立，各路諸侯都顯示出他們的實力，公司往何處去，不得要領。我請人民大學的教授們，一起討論一個“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發散的思維，幾上幾下的討論，不知不覺中“春秋戰國”就無聲無息了，人大的教授厲害，怎么就統一了大家的認識了呢？從此，開始形成了所謂的華為企業文化，說這個文化有多好，多厲害，不是我創造的，而是全體員工悟出來的。我那時最多是從一個甩手掌柜，變成了一個文化教員。業界老說我神秘、偉大，其實我知道自己，名實不符。我不是為了抬高自己，而隱起來，而是因害怕而低調的。真正聰明的是十三萬員工，以及客戶的寬容與牽引，我只不過用利益分享的方式，將他們的才智粘合起來。

公司在意志適當集中以后，就必須產生必要的制度來支撐這個文化，這時，我這個假掌柜就躲不了了，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大約在2003年前的幾年時間，我累壞了，身體就是那時累垮的。身體有多項疾病，動過兩次癌癥手術，但我樂觀??。那時，要出來多少文件才能指導，約束公司的運行，那時公司已有幾萬員工，而且每天還在不斷大量地涌入。你可以想象混亂到什么樣子。我理解了，社會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為什么選擇自殺。問題集中到你這一點，你不拿主意就無法運行，把你聚焦在太陽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當。每天十多個小時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頭霧水，衣服皺巴巴的，內外矛盾交集。我人生中并沒有合適的管理經歷，從學校，到軍隊，都沒有做過有行政權力的“官”，不可能有產生出有效文件的素質，左了改，右了又改過來，反復烙餅，把多少優秀人才烙糊了，烙跑了??。這段時間的摸著石頭過河，險些被水淹死。

2002年，公司差點崩潰了。IT泡沫的破滅，公司內外矛盾的交集，我卻無能為力控制這個公司，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夢醒時常常哭。真的，不是公司的骨干們，在茫茫黑暗中，點燃自己的心，來照亮前進的路程，現在公司早已沒有了。這段時間孫董事長團結員工，增強信心，功不可沒。大約2004年，美國顧問公司幫助我們設計公司組織結構時，認為我們還沒有中樞機構，不可思議。而且高層只是空任命，也不運作，提出來要建立EMT(Executive Management Team)，我不愿做EMT的主席，就開始了輪值主席制度，由八位領導輪流執政，每人半年，經過兩個循環，演變到今年的輪值CEO制度。也許是這種無意中的輪值制度，平衡了公司各方面的矛盾，使公司得以均衡成長。輪值的好處是，每個輪值者，在一段時間里，擔負了公司COO的職責，不僅要處理日常事務，而且要為高層會議準備起草文件，大大地鍛煉了他們。同時，他不得不削小他的屁股，否則就達不到別人對他決議的擁護。這樣他就將他管轄的部門，帶入了全局利益的平衡，公司的山頭無意中在這幾年削平了。

經歷了八年輪值后，在新董事會選舉中，他們多數被選上。我們又開始了在董事會領導下的輪值CEO制度，他們在輪值期間是公司的最高的行政首長。他們更多的是著眼公司的戰略，著眼制度建設。將日常經營決策的權力進一步下放給各BG、區域，以推動擴張的合理進行。這比將公司的成功系于一人，敗也是這一人的制度要好。每個輪值CEO在輪值期間奮力地拉車，牽引公司前進。他走偏了，下一輪的輪值CEO會及時去糾正航向，使大船能早一些撥正船頭。避免問題累積過重不得解決。

我不知道我們的路能走多好，這需要全體員工的擁護，以及客戶和合作伙伴的理解與支持。我相信由于我的不聰明，引出來的集體奮斗與集體智慧，若能為公司的強大、為祖國、為世界作出一點貢獻，廿多年的辛苦就值得了。我知識的底蘊不夠，也并不夠聰明，但我容得了優秀的員工與我一起工作，與他們在一起，我也被熏陶得優秀了。他們出類拔萃，夾著我前進，我又沒有什么退路，不得不被“綁”著，“架”著往前走，不小心就讓他們抬到了峨眉山頂。我也體會到團結合作的力量。這些年來進步最大的是我，從一個“土民”，被精英們抬成了一個體面的小老頭。因為我的性格像海綿一樣，善于吸取他們的營養，總結他們的精華，而且大膽地開放輸出。那些人中精英，在時代的大潮中，更會被眾人團結合作抬到喜馬拉雅山頂。希臘大力神的母親是大地，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無窮。我們的大地就是眾人和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會使他們團結合作把公司抬到金頂的。

作為輪值CEO，他們不再是只關注內部的建設與運作，同時，也要放眼外部，放眼世界，要自己適應外部環境的運作，趨利避害。我們伸出頭去，看見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多變的世界，風暴與驕陽，和煦的春光與萬丈深淵??并存著。我們無法準確預測未來，仍要大膽擁抱未來。面對潮起潮落，即使公司大幅度萎縮，我們不僅要淡定，也要矢志不移地繼續推動組織朝向長期價值貢獻的方向去改革。要改革，更要開放。要去除成功的惰性與思維的慣性對隊伍的影響，也不能躺在過去榮耀的延長線上，只要我們能不斷地激活隊伍，我們就有希望。歷史的災難經常是周而復始的，人們的貪婪，從未因災難改進過，過高的杠桿比，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總會破滅。我們唯有把握更清晰的方向，更努力地工作，任何投機總會要還賬的。經濟越來越不可控，如果金融危機的進一步延伸爆炸，貨幣急劇貶值，外部社會動蕩，我們會獨善其身嗎？我們有能力挽救自己嗎？我們行駛的航船，員工會像韓國人賣掉金首飾救國家一樣，給我們集資買油嗎？歷史沒有終結，繁榮會永恒嗎？我們既要有信心，也不要盲目相信未來，歷史的災難，都是我們的前車之鑒。我們對未來的無知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我們可以通過歸納找到方向，并使自己處在合理組織結構及優良的進取狀態，以此來預防未來。死亡是會到來的，這是歷史規律，我們的責任是應不斷延長我們的生命。

千古興亡多少事，一江春水向東流，流過太平洋，流過印度洋，??不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