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莫言獲諾獎后

莫言獲諾獎后，所到之處講了一連串的故事。對許多人說來，故事只是故事，哈哈一笑，就算完事了。

但莫言，似乎是想用這些故事，說出他想說、卻不能說的什么來。他想說的，到底是什么呢？ 02 莫言的第一個故事，是他在獲諾獎時的長篇感言。他說：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

他的敘述，是很讓人吃驚的。要知道，這是個看臉的世界，人長得漂亮，多少就會沾點印象分，長得普通，被人忽視，存在感就極差。但就因為長得丑就要挨打??這種事，我這輩子是沒聽說的。他這個故事，到底是要說明什么呢？ 03 莫言的第二個故事，還是他在獲諾獎時講的。故事說，他小時候家窮，窮得沒飯吃，過中秋時家里難得包了一頓餃子，每個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來了個要飯的老人??

莫言說，他當時端出半碗紅薯干，給乞討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頓時發飆了，罵道：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 好端端在家吃頓餃子，就被罵“心是怎么長的”，莫言氣得半死。可這老乞丐的話，卻是義正辭言，擲地有聲，但聽起來總感覺什么地方不對??但老乞丐最終贏得了道義的勝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餃子。莫言跑到國外說這事，他是什么意思？ 04 第三個故事，是莫言拿到獎金回國之后，到處被請去演講，講來講去，突然想起一樁舊事來??

他在老家寫作時，有次出門去買桃吃，一個賣桃的認出了他，就打招呼說：你怎么也出來買桃呀，你不是認識市委書記嗎，讓他送你一車不就行了嗎？ 莫言：??我又不是官，人家干嗎送我桃子？ 賣桃人：對了，你是當兵的。莫言：我不是當兵的??

賣桃人：你們這些當兵的，我們白養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連個釣魚島都看不住，讓小日本占去了！

莫言：我一個寫字的，還要替你去看島??算了，給我秤五斤桃子。你這桃甜不甜？

甜！特別的甜！賣桃人說：我這都是新品種。莫言：你別偷斤短兩，給夠秤！

賣桃人：看你說的，鄉里鄉親的，怎么會缺斤短兩？看好了，五斤高高的！把五斤桃子提在手上，莫言感覺這五斤桃好輕。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而已，賣桃人一次短了他二斤的秤。

然后莫言拿起桃子來咬一口，又酸又澀，根本不甜。

講完這個故事，莫言已經把他要說的，差不多全說了出來。然后（其實是之前）他又講了個故事，收關總結。05 最后這個故事，也是莫言在獲得諾獎時，所講的故事：

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

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是——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了。聽了這個故事，再笨的人也知道，莫言是在暗示，他就是被扔出廟門之外的，第八個人。

那又是誰把他扔出去的？ 06 莫言的故事，告訴我們，他生長的這個社會環境，是有毛病的，負能量有點超標。這個社會，是個相互污辱、相互傷害的社會。莫言只因為長得丑，就遭到同學的嘲弄與毆打，而在這個過程中，全然看不到教育的影響，沒人告訴那些打他的孩子們，取笑別人的相貌，是沒教養的表現。而以別人長得丑為由打人，更是不可理喻。可憐的小莫言，找不到個說理的地兒，只能對母親哭訴。

即使現在，攻擊別人的相貌，也是流行文化的主潮，諸如“長得丑不是你的錯，但出來嚇人就不對了”這類心理惡毒的“妙語”，層出不窮。甚至影視作品，都拿殘疾人士肆意嘲弄，但很少有人出來說句話。

這個社會，是個蠻不講理，胡攪蠻纏的社會。窮人家里一年到底，不過是吃幾個餃子。如果窮人愿意把乞丐請進家里一塊吃，甚至全讓乞丐吃了，我們說這是大善，是義人之行。但舍不得給外人吃，才是人之常情。可是老乞丐一句話，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

你們吃餃子，卻讓我一個老人吃紅薯，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

聽老乞丐這么一說，不知情的，會以為他是莫言的爹。可莫言根本沒贍養這個老乞丐的義務，老乞丐也沒資格要求莫言一家供養他。但他輕飄飄一句話，就把這贍養義務，強加于莫言一家了。

不是說不應該善待乞丐，可乞丐你也應該講點道理是不是？

不清楚老乞丐是如何淪為乞丐的，但他這么個憤憤不平，強辭奪理，是很難在正常人堆中混下去的。幾句話就讓你多出個爹來，憑白無故讓你把一年的辛苦給他，這誰受得了？

當然，老乞丐也許是餓得太慘，太想吃頓餃子了。但他那一句強辭奪理，讓莫言一輩子難以釋懷，這未免太過份了！

這個社會，是個沒有廉恥、相互坑騙的社會。賣桃人與莫言相識，見面三言兩語，就把釣魚島的責任推給了莫言，讓莫言背負了好大的心理包袱。然后又以次充好，缺斤短兩——坑熟宰熟，這個賣桃人，還會有朋友嗎？距離成為一個乞丐的日子，還有多遠？ 07 莫言就是在這么個環境中長大。

有人污辱他，有人毆打他，有人蠻不講理，有人胡攪蠻纏。還有人沒有廉恥，坑蒙拐騙。這些污辱，這些傷害，這些蠻不講理的橫加指責，這些沒有羞恥之心的坑蒙拐騙，就如同傾泄而下的垃圾，將莫言深埋起來。而莫言，從此就成為了一只地老鼠，他在這些骯臟的垃圾里打洞，艱難前行，終于打通一條通往心靈深處的道路，從此蜷縮于這溫暖的地巢之中，品味屬于他自己的陽光智慧。

別人的齷齪、骯臟、品性不端及自甘墮落，其實正是你的機會。當別人隨波逐流自甘墮落成為垃圾，靠傷害別人渲泄心理苦悶，你的堅忍與努力，就更凸顯其價值。

這就是莫言最后那個故事的寓意。環境越差，機會越大。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抓住這個機會！

第二篇：積極分子談莫言獲諾獎

積極分子談莫言獲諾貝爾獎文學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于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頒出，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該榮譽。他也因此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籍作家。莫言的獲獎對中國具有特殊意義，它幫助中國克服了對諾貝爾獎的復雜心態。

在談及為何會成為一個作家時，莫言說：“我小時候就讀書，對文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拿起筆的時候就首先感覺到我有很多的話要說。我覺得文學是一種最有力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開始寫作了，當然也包含了我希望通過寫作來證明我自己，通過寫作來改變我個人的命運。”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應該向莫言同志學習，熱愛學習，用知識改變命運。平時學習生活中，我們應勤學好問，刻苦努力，不斷提高自身水平。

在90年代中國有個著名的標語“往前看”（在中國這句話是個雙關語，“前”和“錢”同音），許多中國作家在成名后擱置小說創作，加入到更能賺錢的行業，比如電視劇和電影劇本的創作等等，在這個發熱的文化背景中，莫言能夠站出來，承擔他的文學使命。他是少數中國當代小說家中能夠堅守文學的作家。”我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當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明確個人立場，堅守自己的良知，對社會事件要有清晰正確的認識和理解，注重個人能力與素質的提升。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動了評委”時，莫言說：“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學素質。這是一個文學獎，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風情。同時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種族、族群的局限。”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應以人為本，從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出發，堅定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宗旨。

莫言在談獲獎感想時說到：“我想任何一個作家都是為了自己的良心而寫作,為了自己的部分真正的讀者而寫作,為了自己的靈魂寫作,沒有一個人是為了獎項寫作的。而為了獎項寫作難道就能得獎嗎?這其實很荒誕。”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們更加應當淡薄名利，注重內心修養，堅守個人信條，起好帶頭作用，以帶動身邊更多的人。

莫言作為共產黨員，獲得了諾貝爾獎，是共產黨員的勝利，說明歐洲認可了我們這位共產黨員作家，共產主義在歐洲繼續發揚光大！我們應當自覺向黨組織靠攏，保持思想先進性，端正入黨動機，確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堅定信念！

第三篇：莫言獲諾獎啟示：讓文學歸于文學

莫言獲諾獎啟示：讓文學歸于文學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國新聞周刊 評論(54人參與)

http://news.sina.com.cn/c/sd/2012-10-19/164625395929.shtml

中國新聞周刊第58

4期封面

為什么是莫言

莫言是一個極具本土性的作家。他始終執著于描寫山東高密東北鄉的故事，無論直面現實或重述歷史，高密始終是莫言的精神圓心。

年輕時的管謨業與大多數農村少年一樣，拼盡全力離開故鄉的土地，但多年后，作家莫言又以文學虛構的路徑回到故鄉。和很多成名后始終把自己懸掛在都市中咀嚼記憶的作家不同，他終于明確，自己不但需要在精神上重返鄉土，而且從生存經驗上必須始終與故鄉相連。對莫言來講，故鄉高密是一個切片，這里的一切足以反射出中國現實與精神的巨變。

諾獎將莫言真正推向了世界。但除莫言和其他幾位有限的作家，中國的寫作者在世界語境下顯得頗為沉默。如今，中國作家的寫作技巧早已不像過去那樣與世界隔膜，但如何通過翻譯和文學活動真的走進世界文學的視野，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命題。

莫言的獲獎是文學的勝利，讓文學歸于文學，按照文學創作本身的規律推動文學才是莫言獲得諾獎最重要的啟示。

莫言：出高密記

他曾掉進糞坑，曾被小學開除，曾認為發表處女作是“瞎貓碰上了死耗子”，他從中國極其平凡的小村落里眺望世界，然后反觀中國 本刊記者/陳濤(發自山東高密)

“我覺得，得了這個諾獎或沒得這個諾獎，不會改變我的做人風格，也不會改變我的寫作風格。”10月13日上午，莫言在高密市翰林苑小區的住所里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說道。

獲獎之后，莫言似乎成了“萬能的”，據說他的獲獎甚至拉動了某些股票價格的飛漲。眾多問題向他拋去，關于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看法、釣魚島爭端甚至中日關系都被問及。甚至有媒體多次讓莫言推薦自己最欣賞的文學作品，莫言有些無奈地說，“太多了，沒法推薦”。

“我根據自己的良心來判斷，該我發言我就會發言，不該或者我不愿意，自然就懶得去說話了。”對于公共事務的態度，莫言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表示。

事實上，在獲獎前后，莫言都不愿接受采訪，“想從熱鬧和喧囂中解脫出來”。但在獲獎兩個小時后，莫言便于山東高密的一家酒店召開了首次媒體見面會。第二天下午2點半，當莫言出現在酒店二樓的電梯口，鮮花、相機、人群一齊涌向他。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來了更多記者。

“全世界有這么多的優秀作家，為什么會落在我的頭上呢？”13日上午，莫言在家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及幾家日、法媒體采訪時說，“瑞典文學院的常務秘書提前20分鐘給我打了電話，我感到既驚奇，又惶恐。我就思考，是什么原因呢？我配得這個榮譽嗎？這是當時的感受。過了幾個小時，我就很平靜。”

“把?東北鄉?寫成中國的一個縮影”

“一人(只提)一個問題。”莫言落座在沙發上，對記者們比出“1”的手勢。13日上午，他也回復了此前和村上春樹的“博彩賠率”：“究竟是不是我和村上競爭諾貝爾獎，這完全是一種猜測。把兩個作家所謂的PK類比于中日關系，更是一種玩笑。”

在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上，莫言認為，“這是一個文學的獎項，我因為文學獲得這個獎項。作家的寫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對著所有的人，研究人的命運，研究人的情感，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斷。”

從短篇小說《紅高粱》《透明的紅蘿卜》，到長篇《豐乳肥臀》《蛙》等，莫言的作品一向被看做是鄉土氣息濃厚，他筆下的高密“東北鄉”已經成為其代表性的文學地域。

莫言研究會會長、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沒有本土的文化對莫言的影響，也不會有莫言創作的這些作品和題材。他自己講過，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寫小說的，我用的語言是高密的地方語言，題材也是高密發生的人和事。”

所以，文學館外打著一條橫幅，寫著“根植故鄉，莫言問鼎諾貝爾”。毛維杰認為：“他的創作離開了這種(故鄉的)東西，去寫別的東西，問鼎諾貝爾是不大可能的。”莫言研究會成立于2006年，文學館開館于2009年，坐落在高密一中校內。這棟4層建筑里展出著莫言所寫的書、信、照片，以及一些獎章和研究資料，目前下面的兩層作為展廳，上面的兩層在莫言獲獎之前就已納入“二期工程”規劃。

“我的野心就是希望能夠把我小說里的高密東北鄉寫成中國的一個縮影，但是我能不能做到這一點，很值得懷疑，我的力量可能不夠。”13日上午，莫言在接受訪談時如是說。

事實上，莫言最初是反對建館的。毛維杰回憶，“他自己曾說，?我本身就是一個有爭議的人，家鄉再給我建一個館，這不是引火上身嗎？?但是我們研究會一直堅持。”

“是否有先見之明？”

“當時我們只是說，他是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一個中國作家。”毛維杰說。

“沒把你淹死就不錯了”

同樣，遠在市區北郊的大欄鄉平安莊，“熱烈祝賀家鄉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橫幅也掛在村子里。那是莫言的老家。

莫言獲獎的當晚，平安莊隸屬的高密市膠河疏港物流園區管委會就趕制了100多條紅色橫幅，并買來煙花送到平安莊。“燃放了有兩個小時。”莫言的二哥管謨欣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第二天早上，橫幅就被掛在了村子和市區。

土地上已經很少種植高粱。村子里，屋外的水泥路上，晾曬了一片片金黃的玉米棒子，晾曬場旁邊的墻壁上，橫幅還打出了“莫言獲大獎，中國很高興”。莫言父親與二哥管謨欣家中的院子里也曬了幾堆玉米。這7間平房是后來修建的，“莫言舊居”還在北邊的另一處。

屋外一直喧囂，記者們的采訪、拍照聲響成一片，莫言的父親靜坐在炕上，90歲的老人聽力不太好，這可以讓他置身于塵囂之外。他不愿意搬到城里去住，在市區的翰林苑，大兒子管謨賢在三樓，原名管謨業的小兒子莫言在五樓。

這幾天，莫言的大姐管謨芬來到了二哥家，因為后者要接受大量采訪，她要幫著燒飯和照顧老父的起居，有時順便對記者講上幾句。但作為只上過四年學的地道農民，莫言獲獎后，她“高興得也不知道怎么說了”，甚至在當晚“睡不著覺”。

讀過高中并當過鄉村干部的管謨欣帶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到了“故居”，回憶起莫言小時候的事以及當年拍《紅高粱》時的情景。導演張藝謀和主演姜文、鞏俐曾到原作者莫言的家吃過一次飯，吃的是烙大餅、雞蛋。

在管謨欣、管謨芬的眼中，莫言小時候“既聰明又調皮”。莫言的小學同學楊成國回憶，當時只有12歲的莫言正是因為調皮搗蛋而被學校開除。

“因為這個，我也很內疚。”從高密一中副校長任上退休的管謨賢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說，“當時我在華東師范大學讀書，1967年1月放寒假回家，我把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傳單帶回來，他看了，就到學校去造反。”

少年莫言把學校的課程表撕了，然后說，“老師是奴隸主，我們不做奴隸。”管謨賢回憶，弟弟莫言當時約了同伴去串聯，到了郊縣住了段時間。莫言回來以后，學校把他開除。“文革”中，中農“家庭成份”的莫言也很難被推薦入學。

令管謨賢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莫言“調皮搗蛋”甚至險些讓后者在幼時喪命。一次管謨賢杏樹下看書，忽然聽到牲口圈里的廁所里有噗通的響聲，弟弟掉進了糞坑。

“眼看要淹死了，我把他拖出來，抓起來把他扛到河邊，扒下衣服，讓他?閉上眼?，按到河里洗。”管謨賢回憶說，“然后我把他背回來，丟到炕上，讓他老老實實的，但之前他也喝了很多臟水，很驚恐。”

莫言的母親和奶奶都很心痛，但是口頭上卻說，“沒把你淹死就不錯了。”

“瞎貓碰了死耗子”

在管謨賢眼中，莫言從小就喜歡讀書，有文字的東西都看，交換人家的書來看，幫人家干活換來書看，大部分是上世紀60年代的紅色經典。莫言接受采訪時，也提到過，“把村兒里的所有書都看完了，連《新華字典》也翻來覆去地看。”

管家三兄弟都是書迷。莫言曾經在小說寫到和二哥搶書看的故事。管謨欣回憶，“那時候家里用油燈，看書看到十來點，我母親就吆喝，別看了，沒油了。當時也不知道累，中午也不休息。我借的書不讓他看，我藏著，他就偷著翻我的書。”

輟學后的莫言成了一個地道的小農民。管謨賢回憶，“他小學都沒上完，很痛苦。特別是當他放牛從學校經過的時候，盡管當時學校也不讀書，鬧?文革?，但是也很羨慕人家。” 而大哥管謨賢因為在1963年即考上了大學，是鄉里當時唯一一個大學生，也是家中“跳出農門”的楷模，他留下的中小學教材包括作文本，都成了莫言的文學啟蒙讀物。

“莫言小時候，大爺爺、父親和我都叫他學醫。他小學失學后，也跟著大爺爺學過中醫，背過中醫典籍。文化太低了，學醫也不現實。”管謨賢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莫言在2009年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就曾提到他大爺爺和姑姑的行醫經歷。《蛙》中的主人公“姑姑”，原型也就是莫言的姑姑。莫言的姑姑管貽蘭也看過《蛙》，“那些講計劃生育的，差不多是一樣的，但是人物的經歷有些跟我一樣，也有不一樣的。”她回憶起和書中類似的走村串鎮，去做結扎的計劃生育工作。

該書在去年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同時也是莫言最近的一部長篇作品。對于本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否因為《蛙》，莫言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沒有直接的關系，第一，它沒有譯成英文，第二也沒譯成瑞典文。”

“我很早以前并沒有想到他會拿諾獎，最近幾年我有感覺到，但沒想到會這么早。”管謨賢說，“早期莫言寫的小說都會給我看，后來的《豐乳肥臀》，他寫一章就會給我看，其中也有我提供的素材。他的作品我都讀過。”

1976年，莫言參軍，并開始了文學創作，1984年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當時莫言和大哥管謨賢保持著通信，第一封信也是后者“第一次看到莫言寫的東西，就是匯報當兵生活”。之后，莫言的文學作品也都一直保持著手寫至今。

“暑假里，我寫了一篇小說，已在保定《蓮池》發了首篇，這是瞎貓碰了死耗子。這篇東西費力最少，一上午寫成，竟成功了，有好多?嘔心瀝血?之作竟篇篇流產，不知是何道理。”1981年10月，管謨業給哥、嫂的信中寫道。該處女作正是短篇小說《春夜雨霏霏》，從此管謨業開始使用“莫言”這個筆名，即將“謨”字拆開。

管謨賢回信道，“得知提干有望并處女作發表，又兼芹蘭(莫言妻子)分娩在即，你馬上要做父親，三喜臨門，讓我們萬分高興！”那一年，莫言的女兒出生在用高粱桿和泥而建成的老房子里，即后來的“莫言舊居”。從發布處女作到獲得諾獎，三十年過去了，這些家書放到了莫言文學館。

“我對鄉土的依賴性很強”

莫言的文學創作被廣泛地認為深受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的影響，包括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詞也如此提及。

13日上午，在莫言家中，有媒體提到，“你說自己要逃離馬爾克斯和福克納，但之后你覺得自己在文學上的創新是什么？”

莫言回道：“我的創新是立根于鄉土，立根于個人經驗，然后廣泛地吸收了中國古典的和外來的文學技巧，形成了我自己這種亦真亦幻、歷史與現實糾纏在一起的這么一種立體的寫作方法。”這實際類似于諾獎的那句授獎詞。

這時莫言的家門被敲響，沒有人去開門。莫言接著說，“我原來是想逃離，后來我又主動地向他們靠攏。當時我太年輕，我覺得跟它靠在一起，我太敬畏它。后來我慢慢成長了，覺得可以離它近一點對話。”

在問及是否因為翻譯促成了這次獲獎，莫言回應說，“我相信是因為這些翻譯家杰出的勞動，大家共同的努力所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他細數了翻譯自己作品的翻譯家：美國有葛浩文，瑞典是陳安娜，日本有吉田富夫、藤井省三，法國有杜特萊、尚德蘭等。

在莫言文學館館長毛維杰看來，莫言受到齊文化影響更大，目前他研究的主要方向便是，“齊文化與莫言創作的關系”。1985年，當時還是大欄中學語文教師的毛維杰在《中國作家》上讀到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故事的背景就是大欄鄉。后來，毛維杰發現莫言就是大欄鄉平安莊的管謨業，當后者從北京回家探親時，毛就去找對方交流。1993年時，毛維杰便開始收集和整理關于莫言的相關資料。

如今，“莫言每一次回到高密，我都是他的司機兼秘書，他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他回到家里面要逛超市，要買東西，要趕大集，要理發等等這些生活的細節，有的時候呢他要到處轉轉看看，我都得跟著他。”毛維杰總結說，“他就是我們平常見的普普通通的高密人。”

莫言在新聞發布會上也說，“作家跟故鄉的關系，實際上跟很多人都是一樣的，你在這個土地上的時候，你感覺不到它跟你有多密切的聯系。一旦當你離開了，你就會產生一種魂牽夢繞的感受。當然對于作家來講，這種感覺更為強烈，尤其是像我這樣以鄉土為主要風格的作家。我早期的作品，人物、語言、事件都是取自于鄉土，所以我對鄉土的依賴性更強。當然我想鄉土也不是永遠寫不盡的，作家要不斷地寫鄉土，就要對鄉土的變化了如指掌，要深入到鄉土氣息，對這個鄉土發生的變化非常清楚，才能不斷地持續地寫。”

爭議中成名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國新聞周刊 評論(54人參與)

爭議中成名

莫言的成名史中從不缺乏爭議。對于他作品的語言方式和精神指向都曾被“主流”指摘。但莫言在巧妙地選擇沉默和不斷發言之間漸漸突圍

本刊記者/萬佳歡

莫言獲得諾貝爾獎后，似乎愈發“左右不是人”。有些人爭議他的體制內作家身份，有些人質疑他作品專以揭丑為主題，神圣化“齷齪、丑陋、邪惡”等負面文化，以此打動諾貝爾獎評委。莫言自己倒是很平靜，“支持的批評的，都感謝。”他這樣說道。

實際上，對這些他早就習慣了。在31年的創作生涯里，莫言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會引發絕然相反的尖銳爭論。在體制內身份和自己那些批判現實主題作品的夾縫中，他一路走向國際知名作家的過程幾乎可以說是艱難的。

莫言的開局

1986年，36歲的張藝謀從《人民文學》第三期上看到了一部名為《紅高粱》的中篇小說，興奮不已。

彼時，這部莫言的作品正在引發文壇震動。1986年，莫言把這部小說寄到《人民文學》后，人們發現這部小說的歷史觀很不傳統、很不教科書、很顛覆——抗日隊伍怎么能那樣抗日？莫言當時還在部隊，一些老作家對此非常生氣。

在那個大眾讀物匱乏、文學雜志發行量動輒上百萬的年代里，《紅高粱》引發的爭議迅速在文學界中掀起了一陣“莫言熱”，其熱度不遜于莫言獲得諾貝爾獎的今天。

莫言沒有想到，張藝謀的出現給“莫言熱”又添了一把火。當年7月，還在拍攝電影《老井》的張藝謀特地趕往北京，向莫言提出要買《紅高粱》的電影版權。

當時已經有一些電影界人士向莫言表達了對《紅高粱》的興趣。但莫言一見張藝謀，看到他“光著一只腳，手上提著在公共汽車上被人踩斷鞋帶的鞋子”，就覺得他很像自己村里的生產隊長，頓時產生出一種信賴感。

張藝謀有點顧慮，說自己沒多少錢，莫言說沒事，你拿走吧。張又提出我們電影可能需要修改原作，莫言很爽快：“改吧，我又不是巴金，又不是茅盾、魯迅。” 交易很快達成，莫言因此得到了800元的小說版權費。作為“編劇之一”，他還拿到了1200元稿酬。

1988年，電影《紅高粱》一舉拿下1949年后中國電影界第一個有分量的國際大獎——柏林國際電影節金熊獎。張藝謀固然借了小說的光，而與張藝謀的合作無疑也對擴大莫言的影響力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春夜雨霏霏》是莫言最早公開發表的短篇小說，那時是1981年。此后，他經過四年的摸索和積累，先以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成名，后才憑借《紅高粱》達到了自己的第一個創作高峰。

《紅高粱》也是《收獲》雜志副編審葉開讀的第一部莫言小說。如今，葉開與莫言已是多年的朋友。在他看來，莫言迄今為止31年的創作可分為三個階段，每階段又各有一個代表性作品，其中1980年代的代表作無疑便是《紅高粱》。它“顛覆了此之前?官述歷史?記憶，對當時新歷史敘事模式具有篳路藍縷之功。”

這部作品給莫言帶來了第一個重要文學獎項——1987年第四屆全國中篇小說獎。直到2000年之后，《紅高粱家族》仍在不斷獲獎并入選各種刊物甄選的20世紀優秀文學榜單。

1988年，莫言在《十月》雜志發表了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并很快出版單行本。小說取材于一則真實新聞報道：山東蒼山縣蒜薹豐收后，因地方干部的不作為以及地痞流氓低價收購等原因賣不出去，大面積腐爛在田地上，導致了農民示威游行和大規模騷亂。這一年，美國漢學家葛浩文找到莫言，提出希望翻譯他的作品。他最早想翻譯的并不是《紅高粱》，正是這部直面當下農村苦難生活現狀、且到直至今日都飽受冷落的《天堂蒜薹之歌》。

“葛浩文是一名相當有文學鑒賞力的漢學家，”葉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小說寫得觸目驚心，本身就直面鮮血淋漓的現實，而且在藝術、結構上已經十分高超。”

不過，出于世界性市場的考慮，美國方面還是決定先推出《紅高粱》。莫言得到了讓當時的人們嫉妒得不得了的版稅，也由此成為中國最早走出國門的作家之一。

看起來，莫言獲得了一個文學創作上的“夢幻”開局。

爭議中的創作高峰

雖然一度為中國帶來文壇熱潮，但莫言的創作并非一帆風順。

1987年，莫言在自己的中篇小說《歡樂》里，用異常殘酷的筆法描寫了鄉村中學復讀生齊文棟參加高考的悲慘故事，其中的“丑陋不堪”的母親形象招致了廣泛的批判。另一個中篇小說《紅蝗》也因其強烈的個性風格和大膽的褻瀆精神，讓評論家們表紛紛示完全無法接受。

寫作實驗上的突破開始升級，創作于1989年下半年的長篇小說《酒國》講述了一個奇幻而大膽的故事：酒國市的官員吃掉了無數嬰兒，前往調查的特級偵察員丁鉤兒也沒能經得起誘惑，最后醉酒淹死在茅廁里。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總編曹元勇向《中國新聞周刊》形容，“《酒國》完全征服了自己，其中的語言探索、實驗，完全不輸給世界上那些先鋒的小說家。”彼時，曹元勇與莫言尚未結識，如今曹元勇已編輯出版莫言多本著作，包括獲得茅盾文學獎的《蛙》。

《酒國》中那個帶有極強隱喻的故事沒有刊物敢于發表，當小說費盡周折、終于出版后，國內批評家卻一直保持沉默。

1995年春節，莫言開始在高密創作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采用家族史的方式，波瀾壯闊地從清朝末年一直寫到改革開放，語言極具爆發力。莫言認為這是自己最為沉重、最為重要的作品，它同時也被《收獲》雜志副編審葉開認作莫言在第二個創作階段的一部總結性代表作，也是“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的頂級作品”。

年底，《豐乳肥臀》由《大家》發表，不久便獲得了首屆“大家文學獎”，獎金空前地達到十萬元。得獎當日，莫言就預感到“麻煩即將來到”，接著他果然遭受了“空前猛烈的襲擊”——這部書的“艷名”早就被批為出于商業包裝之目的，而后又被冠以“反共產黨”和“性變態”的罪名。他還因此受到了很多老作家寫告密信的中傷，上頭讓他寫了一份檢討書，又要求他寫信給出版社，讓他們銷毀、禁止自己的作品。莫言后來在散文《讀魯雜感》中寫道，“如果我膽小，早就被那些好漢們嚇死了”。

《豐乳肥臀》事件后，莫言沉寂了四五年，除了寫過一些電視連續劇，基本在文壇消失。1998年，他把自己重新寫成的第一個中篇小說《三十年前的一次長跑比賽》寄到《收獲》雜志社，并連續在《收獲》上發表了四個中篇。葉開和同事們發現，“他的語言運用更加精妙、更為收放自如”，他由此將莫言消失的幾年稱為沉淀期、積累期及反思期。

2001年，莫言的長篇小說《檀香刑》繼續把他那種極端的“殘酷語言”推到了極致，而2006年的《生死疲勞》則被葉開認為是莫言作品中“浪漫世界和殘酷現實的匯聚”，也是他第三個創作階段的代表作品，不過，“其中的精髓還沒有被文學評論界深刻感受到”，葉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直到2008年，莫言終于憑計劃生育題材的長篇《蛙》獲得了中國大陸最高文學獎項“茅盾文學獎”。

31年來，莫言僅小說就發表了80多篇短篇、30部中篇和11部長篇，數量蔚為可觀。而在很多高等院校長時間使用的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版《中國現代文學史》中，《透明的紅蘿卜》《紅高粱家族》和《豐乳肥臀》三部莫言小說被編者提及，《豐乳肥臀》只被簡單表述為“作為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長篇小說，除了沿襲《紅高粱》的敘述框架外，在思想和藝術上尚沒有一個更新的質的飛躍”。

“目前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對當代文學的隔離都很嚴重，”葉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莫言的整體的評判，我覺得實際上整個中國文學界是失語的，我們的批評家們實在是不稱職。”

與之相對的是出版社對莫言的爭搶和追捧程度。莫言絕不是一個象牙塔中的、無人問津的作家，他以其獨特的敘事方式吸引了一批讀者，一直比較暢銷。在中國大陸純文學作家中，葉開覺得他作品的銷售量可以排到前五位。

作為中國當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莫言一直維持著跟國外譯者、出版機構的良好關系，這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并不多見。

實際上，莫言成為諾貝爾獎獲獎熱門人選的消息已經傳了七八年，“在世界的文學格局里，他其實很早就占有一個相當的位置。” 葉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華語文學尚處于世界文學邊緣地帶的背景下，他還憑《酒國》獲得過2001年法國“Laure Bataillin外國文學獎”，又曾獲“法蘭西文化藝術騎士勛章”、2005年第十三屆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2006年日本第十七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等國外重要獎項。

外國讀者喜歡他作品中創造出來的、類似福克納“約克納帕塔法鎮”、馬爾克斯“馬孔多”的“高密東北鄉”，也對他極強的表達能力印象深刻。2000年《酒國》推出英文版之際，莫言前往美國，在斯坦福、哥倫比亞等多所大學連續發表演講，受到熱烈歡迎。

“任何人都要無奈地做出妥協”

至于能跟出版社保持良好的互動關系，葉開認為與莫言的性格有一定關聯。“莫言本身是一個不太重利益的作家，對版稅等方面的要求都不會斤斤計較，也會設身處地為別人打算。”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莫言給曹元勇留下的第一印象是“謙卑”。1998年3月，剛剛參加出版社編輯工作的曹元勇在北京第一次拜訪了莫言。此前，他寫過一些莫言的書評，又在攻讀博士期間為出版后默默無聞的《酒國》抱不平，跟葉開、張閎做了一次針對《酒國》的三人對談，把整理后的三萬多字寄給了莫言，這樣便漸漸跟他有了些聯系和交流。

曹元勇給莫言打了電話自我介紹，愣頭愣腦地去了他家。想不到，莫言給他泡了茶，“絲毫沒有擺架子”。兩人天南海北，聊《豐乳肥臀》在日本出版的問題，聊塞爾維亞作家帕維奇的奇書《哈扎爾辭典》，又聊自己的家鄉。臨走時，莫言說跟曹元勇聊天很受啟發，還遞給他一盒家鄉產的香煙。

葉開對莫言的印象同樣是“好講話”。“作為一個編輯，覺得他為人爽快、大方；作為朋友，跟他開玩笑會很自在，他不會很端、很裝，”葉開說，“他那一批作家里太多端著架子的人了。”

由于“好講話”，出版界、科研機構紛紛約請莫言進行與海外作家的對談活動。“他很厚道，推辭一次兩次，后來完全推不下去了，也就不忍心拒絕，”曹元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當然，這與莫言在海外的知名度及其他作家對他的認可度有很大關系。2002年春節，一直欣賞和推崇莫言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親自與NHK電視臺一起前往山東高密，對莫言進行了采訪與對話。2007年，莫言與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進行了單獨交流，又與韓國作家黃進行對談。

莫言的對話對象甚至包括通俗文學作家。2012年8月上海書展期間，莫言在上海與來自日本的懸疑小說家阿刀田高進行對話，主題是文學創作的價值及小說的影視作品改編，除了嚴肅文學愛好者，對話吸引來不少偵探小說迷。

“莫言之前在日本跟阿刀田高就見過，”曹元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不會像其他一些人一樣，覺得對方是個暢銷小說家，就刻意不去跟他進行交流對話。”

如此一來，莫言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成了一個比較活躍的作家。除了跟海外作家頻繁對話，人們還能從《幸福時光》《暖》《太陽有耳》和《白棉花》等影片中了解到他的作品——雖然出于種種原因，這些影片都失去了1980年代“電影為文學開路”的影響力，但仍讓部分觀眾知道并開始了解莫言。

和一些作家不屑于評論界的狀態不同，莫言樂于與批評家交流看法。2003年，他與蘇州大學文學評論家王堯的《莫言王堯對話錄》出版，引起了眾多文學愛好者關注。

莫言曾把自己形容為“作家中最不會講話的一個”。當年他給自己起了筆名“莫言”，就是告誡自己不要說話或盡量地不說話，但結果還是需要不斷地說話。

2001年，他在蘇州大學演講時說，“來蘇州大學玩耍是我愿意的，但來蘇州大學講話是我不愿意的。不講話王堯先生就不會給我報銷機票……所以就只好坐在這里講話。這是一個無奈的、妥協的時代，任何人都要無奈地做出妥協。”

莫言在西方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國新聞周刊 評論(54人參與)

莫言在西方

莫言是海外學界最熟知的中國作家之一，不可否認，對于莫言的獲獎，眾多海外譯者、出版商、媒體和學者的“共構”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刊記者/吳子茹

年屆七十，瑞典漢學家羅得保還很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聽到莫言的名字時的情景。

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他朋友的家里住進了一位中國客人。羅得保曾在北京工作多年，對中國有著特殊的感情，所以經常過去聊天。有一次問起中國最近有什么不錯的作家，“莫言吧，他有本《紅高粱》不錯，”那位中國客人很簡短地說。

1990年，羅得保有機會再次來到中國。一到北京后，他就開始到處找莫言的小說。那位中國朋友所說的《紅高粱》，還有一本《天堂蒜薹之歌》，當時也已經出版。他很快就讀完了，“非常、非常喜歡，它反映了當代的中國，又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其中描述的有些事情我也很熟悉。”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七年后，《紅高粱》被譯成瑞典文出版，2001年，《天堂蒜薹之歌》的瑞典文版也得以出版。這兩本小說與后來的《生死疲勞》一起，被許多人當作莫言進入瑞典文學院視野、并成功獲得諾貝爾獎的重要契機之一。這三本小說的譯者都是瑞典翻譯家陳安娜，出版商就是羅得保，他直接促成了前兩部作品的翻譯。

時隔多年，羅得保回憶起他幾十年來對中國文學的關注，無限感慨，“應該得的，很多中國作家都很優秀，就是西方人了解太少了。”

“可能還是起了一點作用吧”

羅得保的“鶴”出版社，也許是全世界規模最小的出版社，只有羅得保一個人，主要出版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學。但由于特殊的經歷，而且自己又是漢學家，羅得保更偏好中國文學。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羅得保先后兩次到過中國，在《人民畫報》社任翻譯工作。1977年回國后，他繼續學習中文，讀自己感興趣的中國文學，并且自己翻譯了魯迅的雜文、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寒夜》等。

毫無疑問，在瑞典這個人口只有900萬的國家，莫言的讀者數量遠不及英文、法文、日文等讀者。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莫言的小說被翻譯成瑞典文，對他獲得諾貝爾獎顯然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一次下樓買菜的時候，羅德保又遇到了鄰居、同為中文翻譯的陳安娜，“鶴”出版社剛出版了她翻譯的蘇童小說《妻妾成群》。這次羅得保跟她聊起了莫言，“沒想到娜娜也聽說過莫言，她也很感興趣，”這讓羅得保很驚喜。陳安娜于是開始著手翻譯《紅高粱》。

“我們經常在買菜的時候碰到，因為住得太近了，都是學中文的，見面離不開聊這個。”羅得保笑著回憶往事。

然而，如同多數中國文學作品的命運一樣，《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在瑞典的出版，依然讓“鶴”出版社入不敷出。羅得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每本的印刷量大概在1500到2000本之間，遠遠不能收回成本，即便如此，倉庫里還是剩下許多賣不出去。

羅得保經營了五年“鶴”出版社，最后負債累累，只好將出版社免費轉讓給另一位出版商，自己去歐盟當翻譯，謀生還債。但莫言的名字卻因此得以進入了瑞典文學界的視野。這兩本小說的出版，對瑞典的文學界了解這位中國作家，“可能還是起了一點作用吧，”羅得保十分謙虛地說道。羅得保說他至今都沒有見過莫言，有一次莫言去瑞典，恰好他不在國內，“特別遺憾啊，希望以后能有機會見到。”

今年5月，陳安娜花了六年時間多次翻譯修改的《生死疲勞》終于得以出版。此前，“鶴”出版社幾經猶豫，最后還是只出了1000本，畢竟有前兩部書的教訓。雖然距離上一次出版莫言的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已經過去了十余年之久，但顯然，在“鶴”出版社新的老板看來，出版這位中國作家的作品，依然是一個十分冒險的舉動。

“覺得太厚了，怕沒有人看”

與在瑞典的“冷遇”截然相反，莫言在其他很多國家，早已是深受當地文學界歡迎的作家。

早在1989年，日本翻譯家井口晃就翻譯出版了《紅高粱》，1990年又出版了《紅高粱》(續)。盡管井口晃在譯者注里對這兩本小說有不少指責，但從此以后，日本對莫言的關注就一發不可收拾。此后，他的《酒國》《豐乳肥臀》《檀香刑》等相繼被翻譯介紹到日本，莫言在日本文學評論界廣受關注，甚至得到了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極力推崇。

1996年，日本有名的翻譯家藤井省三將莫言的《酒國》翻譯成日文出版，為了讓日譯本更為通俗易懂，他在標題下加上了“特派檢察官丁鉤兒的冒險”，作為這本小說的副標題。藤井省三的導讀也較為中肯，認為作品是“出自中國農村的魔幻現實主義，”與這次瑞典文學院對莫言的授獎詞如出一轍。

英語世界的批評家和學者們的評價也相對較高。“在美國和歐洲，幾乎大多數從事當代文學研究的人，都會承認莫言是中國少數幾個最為重要的當代作家之一，”美國弗吉尼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查里斯· 拉伏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還有余華、王安憶、殘雪等，這一批作家都非常不錯。”

“莫言的作品根植于中國的農村，他的寫作有豐富的精神性，它筆下的人和物，有時候很瘋狂，有時候又很荒謬。它們完美地將這段時期讓人眼花繚亂的中國鄉村，用傳統的講故事的風格描述了出來……”拉伏林評論道。

然而，如同對其他小說作品的認識一樣，更多的西方出版社及媒體對莫言作品的關注，并非完全像拉伏林一樣從純文學的角度去解讀。很多時候，考慮得更多的因素還是題材。

“哪部小說在中國被批判了，就翻譯出版，哪個受批判，外國版權就買哪個，”莫言自己對這一點曾經似乎也很無奈。“80年代初的時候有電影開路，我，余華，蘇童。現在電影開路也不是特別行了。”

作為《生死疲勞》的德文版譯者，郝慕天對此也深有體會。當年，她拿著《生死疲勞》的一小段譯稿去德國找出版社，結果吃了不少閉門羹，“都覺得太厚了，怕沒有人看。”而翻譯計劃生育題材的《蛙》時，德國一家大出版社欣然答應。

“計劃生育這個題材的原因很多人感興趣，我覺得讀者也都會比較感興趣，”郝慕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們對中國的計劃生育特別不理解，但也知道這是中國一個很敏感的政策，都比較感興趣。”

《蛙》出版以后，廣獲好評。歐美重要的媒體如紐約時報書評版等，都做了大篇幅的報道。莫言對中國社會現實的關注和批判，讓他成為最受西方媒體關注的中國作家之一。

一次采訪中，莫言向《中國新聞周刊》總結了他的作品在海外的關注情況：總的來說，關注度最高是《紅高粱》家族、《酒國》《豐乳肥臀》和《生死疲勞》這四部作品。《生死疲勞》由于出版時間相對比較晚，莫言已經有了一定名氣，所以也就成了關注度最高的小說。

莫言細數不同語種的翻譯：“荷蘭文大部分通過英文轉譯，難說了，英文的葛浩文嘛，首席翻譯家，日本的藤井省三是很有地位的……德語翻譯我拿不準，《檀香刑》這東西我懷疑德語根本翻不過去，能按原來風貌呈現一半就很幸運了。”

據莫言回憶，最早找到他說想要翻譯他的作品的，是一名法國人。他想要翻譯《紅高粱》的第一部，當時出版社和譯者簽了一個沒有期限的合同，出版社想要出全文，但是一直到現在，《紅高粱》的法文版也只有第一部。《生死疲勞》的法文版在上市兩個月后就賣到了八千本，當時就先后加印了兩次，莫言在法語世界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著名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作為中國當代作家之一，莫言獲諾貝爾獎，與他的小說被大量翻譯介紹到世界各地有著密切而直接的關系。眾所周知，顧彬對莫言的作品有諸多批評，但他也承認，與其他同時代的中國作家相比，西方世界對莫言作品的接觸和認識多很多。

在莫言作品的所有譯本中，顧彬最看好的就是英譯本。“葛浩文不光翻譯，他還再創造原文，雖然德國的翻譯家也都很不錯，但是恐怕都比不上他。”顧彬認為，葛浩文的翻譯十分優美，將莫言的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奉獻給了英語世界，這讓他在英語國家廣受好評。

“現在變成他們整天催我啦”

《蛙》是郝慕天翻譯的第二部莫言作品，不同于英語和瑞典語有固定的譯者，在德國，莫言的譯者比較多。

2006年，莫言的長篇章回體小說《生死疲勞》剛出版不久，德語譯者郝慕天就讀到了中文版，剛讀了個開頭，郝慕天就被里面的輪回和黑色幽默所震撼，“特別激動”，她接著開始聯系作者莫言、在德國找出版社。郝慕天回憶，她當時并沒有想太多，一心覺得“這么好的東西，一定要把它介紹到德國去。”

早在1987年，著名德國漢學家顧彬就在波恩大學開了“中國當代文學周”，向他的學生介紹重要的中國當代文學家，其中就包括莫言。顧彬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當時莫言也在德國，有一段時間還住在顧彬位于波恩的家里。從那時候開始，莫言的多部長篇小說就已經陸續被翻譯成德文出版。用顧彬的話說，在德語世界，“莫言的書賣得都還不錯。”

然而在聯系出版《生死疲勞》時，接下來的過程卻并不太順利。跟莫言本人談妥以后，郝慕天拿著自己翻譯的25頁內容，包括自己對這本小說的評價，輾轉聯系了德國幾個比較大的出版商。回答基本上都差不多：這本書太厚了，他們擔心德國的讀者不太喜歡，銷售情況不會太好。

除此以外，他們也擔心小說里講的輪回故事，德國讀者沒有辦法接受。“這里的基督徒并不信輪回這個東西，”郝慕天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你看，一種文化要被另一種文化接受，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郝慕天還記得自己首先節選出來翻譯的內容，是小說的第七章，關于毛驢的那一段。高密人要把這只輪回的毛驢打死，“這個地方就很感人，它很玄，深度也出來了，”郝慕天說，“翻譯的時候就一邊哭，又一邊笑，自己感動極了。”

后來終于找到了一家比較小的出版社，霍勒曼。郝慕天說，剛剛結束的法蘭克福書展上，莫言獲獎的消息傳來，德國媒體一擁而上，霍勒曼成了媒體的焦點。

11日當地時間12：55分，距離諾貝爾獎揭曉還有5分鐘，郝慕天突然強烈預感到莫言可能會得獎。5分鐘后，《蛙》的出版編輯打來電話：“你能不能翻譯快點啊，這本書我們要趕緊出！”

“現在他們可后悔了，”郝慕天說，當初她也曾拿著《生死疲勞》25頁的翻譯，希望現在這家出版社能合作，但是他們拒絕了。后來談出版《蛙》時候，郝慕天希望今年底能出來，因為她知道今年是中國的龍年，是很吉祥的年份。然而出版社那邊并不著急，總想往后再推一推。對他們來說，出版《蛙》并不是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情。

“現在變成他們整天催我啦，說快點快點，” 身在德國漢堡的郝慕天，電話里難掩自己的興奮，“本來12月打算去中國的，這下肯定不行了。”

博彩公司的秘密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國新聞周刊 評論(54人參與)

博彩公司的秘密

針對諾貝爾文學獎的博彩，近年來愈發熱鬧，而博彩公司開列的賠率表名單也愈發精準。很少有人知道，這一切背后有著怎樣的操作方式

本刊記者/吳子茹

北京時間10月10日上午，距離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只剩下幾個小時，歐洲博彩公司優勝客(Unibet)突然作出一個決定：將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賠率下調到1賠4，中國作家莫言的賠率不變，依然是1賠4.5。優勝客的賠率表上，一直以最低賠率穩居榜首的莫言跌到了第二位。

這意味著，優勝客作為全球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最終認為村上春樹獲獎的可能性大于莫言。而僅僅就在幾天前，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Ladbrokes)的賠率表上，愛爾蘭文學元老威廉·特雷弗的賠率由100降低至8，成為一匹黑馬。一直穩居賠率表第二的莫言，此時退居第三。

諾貝爾文學獎博彩市場風云變幻。而在遙遠的中國，一大批關心這一獎項的人們，心情也隨著賠率表上排名的升降而起伏不定。中國作家莫言是否真的有機會問鼎諾貝爾？時間回到北京時間11日下午七點前，一切，都還未知。

一只扇動翅膀的蝴蝶

8月20日，優勝客在官方網站上公布了今年的賠率表，正式啟動了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項博彩市場。中國作家莫言的賠率最低，以1賠4位于榜首，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為1賠8。

這一消息剛出來的時候，并沒有引起太多注意。然而直到10月上旬，距離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只有短短幾天的時間，莫言仍然穩居優勝客的最低賠率。此時，在另一家著名博彩公司立博的賠率表上，村上春樹則在最低賠率占據榜首，莫言第二。

中國國內的諾獎情結再次被點燃。

此前，立博公司曾分別猜中2004年的諾貝爾獲獎者奧地利女作家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2005年的英國作家哈羅德·品特以及2006年的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去年獲獎的瑞典詩人托馬斯·特朗斯特羅姆，在優勝客的賠率表上一直處于較為靠前的位置，在立博的賠率表上位于第二名，與今年中國作家莫言的排名一樣。

“我們做了大量的研究，莫言在全世界文學愛好者中很受歡迎，他得到諾貝爾獎的可能性非常大。”在最后一次調整賠率之前，優勝客的公共關系負責人麥克·皮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博彩本來就是一個打賭的行業，我們選擇相信中國作家莫言。”

事實上，從賠率表出爐后，客戶紛紛下注村上春樹，莫言雖然排在第一，但他的實際支持率一直遠遠低于村上春樹。盡管如此，一個多月以來，莫言最低賠率的位置從來沒有變過，優勝客甚至還將莫言的1賠6.5下調到了1賠4.5，博彩公司對莫言的信心顯而易見。

然而直到諾貝爾獎揭曉前的最后一刻，優勝客終于改變了想法，將莫言調到了第二。原因是他們搜索各社交網站、博客等，發現“莫言受歡迎的程度已經降到了村上春樹的后面，并且一直以來村上春樹的支持率都很高。”

這并不是中國作家第一次出現在這樣的名單上。去年優勝客的賠率表上，莫言就曾以1賠12.50的賠率排在第五名，而在最近幾年，詩人北島則幾乎每年都會出現在名單上。但如今年這樣，中國作家處于如此靠前的位置，還是第一次。

一只蝴蝶扇動了它的翅膀，攪動了整個中國。諾貝爾獎揭曉的前兩天，中國的各大門戶網站上鋪天蓋地都是關于莫言可能獲獎的消息，微博上也吵成一片，其中有期待和祝福，也有諷刺和挖苦。莫言回到位于山東高密的老家，正如他的筆名一樣，不發一言地關了手機。

賠率表名單的秘密

作為歐洲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優勝客將它的網站設在了瑞典的首都斯德哥爾摩，與每年諾貝爾文學獎項的誕生一樣，優勝客公司關于這一獎項的賠率表也在這里產生并公布出來。這家創立于1997年的博彩公司，提供體育、游戲及網上撲克等多項博彩業務，客戶對象來自全世界范圍內的150個國家，共約6700萬人。

2008年，優勝客首次涉足諾貝爾文學獎業務。到目前為止，參與這一獎項的投注者則主要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之所以涉足這一市場，是因為考慮到這一地區的客戶“多數有十分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學識，對文學有很好的涉獵和比較濃厚的興趣。”

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名單50年內不公開，所以要猜測每年的獲獎名單，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根據傳言，這類博彩公司都有得到“內幕消息”的特殊渠道。然而對于這類傳言，優勝客公共關系負責人麥克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司并沒有所謂的內幕消息和“關系人士”，一切都只是基于專業研究基礎之上的推測。“莫言最終是否勝出，在答案揭曉的那一刻之前，誰都沒辦法知道，我們和大家一樣十分緊張。”

麥克說，在8月20日正式開出這個賠率表之前，公司經過了廣泛而且嚴格的資料搜集和整理，綜合了文學讀者和評論界等各方面因素，經過仔細研究和推敲，最終匯編出了這樣一份賠率表。但公司里并沒有傳說中的文學研究團隊，專門來做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市場的工作。他們專門聘請了一位“閱讀量十分廣泛”的人士，這一資料研究過程自始至終都由他來執行，每年的賠率表也是由他匯編而成。

無獨有偶，另一家博彩公司立博的公共關系負責人阿萊克斯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證實，所謂的研究團隊并不存在，立博也有這樣一位神秘的文學愛好者，負責相關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并選擇恰當的時候即時對賠率作出調整。

資料的來源很廣泛，作家的作品質量、翻譯和銷售情況、以及在世界范圍內的專家和同行、文學記者中的名譽度，都成為其是否有資格問鼎諾獎的因素。阿萊克斯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莫言的作品被大量翻譯到西方，在中國和世界各地，都很受讀者歡迎，這是博彩公司將莫言的賠率設置較低的重要原因。

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因素則是圈內其他作家和評論者對莫言的評價。優勝客之所以將莫言列為賠率最低的作家，最重要的還是考慮了這一因素：同行作家以及文學評論家、記者等對待莫言作品的肯定態度。例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對莫言公開的多次推崇，這是優勝客認為莫言最可能獲獎的原因之一。

經過資料研究后，優勝客認為，莫言“在很多中國作家都保持謹慎態度的時候，莫言用一種自由的表達方式來寫作，并且堅持自己的文學信仰，”而這一點，恰恰是“在歐洲文學界尤其受歡迎的一個方面”。此外，莫言堅持用墨水和鋼筆寫作，一筆一劃，這也是優勝客猜測他更受瑞典文學院評委喜愛的原因。

“他們喜歡這樣傳統的寫作方式，據我們所知，莫言的上一部作品《蛙》就是這樣創作出來的。”麥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我們的預測接近準確”

雖然長時間以最低賠率位于優勝客賠率表的榜首，但與村上春樹相比，人們似乎并不看好莫言。

共有兩萬多人參與了優勝客諾貝爾文學獎的博彩項目，這些客戶主要來自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然而自從賠率表開出以后，對村上春樹的下注持續保持在62%左右，莫言則僅占21%。這一大致比例一直持續到諾貝爾獎最終揭曉之前。另三位上賠率表的作家，79歲高齡的荷蘭小說家賽斯·諾特博姆、意大利作家達西亞·馬瑞尼和美國作家喬伊斯·卡羅·奧茨，則都鮮有下注者。

另一家公司立博的賠率表上，村上春樹和莫言同樣長期“對峙”，只不過二者調換了位置。直到答案揭曉前幾個小時，愛爾蘭文學家威廉·特雷弗的賠率突然由1賠100突然降至1賠8，莫言則取代一直位居其后的賽斯·諾特博姆，成為榜上第三名。

此時，關于村上春樹即將勝出的消息愈傳愈烈，優勝客也決定調低村上的賠率。

麥克這樣向《中國新聞周刊》解釋最后時刻改變賠率的初衷：“根據我們的研究，莫言一直是最受文學評論界等各方面歡迎的，但就在昨天，他的支持率跌到了村上春樹的后面。”

通常情況下，賠率表開出以后，博彩公司時時關注博客、社交網站，看大家對莫言、村上春樹及其他上榜作家的看法，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專家、學者和記者的看法，并且想根據這些資料來改變賠率。因為根據他們的經驗，“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很在意這些看法，這些都可能是影響諾貝爾獎最后的歸宿。”

然而，就在幾大博彩公司難得一致地認為村上春樹會勝出的時候，事情卻起了戲劇性的變化。北京時間11日下午七時，答案終于揭曉，這場村上春樹和莫言之間的戰爭，終于由中國莫言的勝出劃上了句號。

“就是這樣了，我們的預測接近準確，已經不錯了。”最終結果出來以后，優勝客方面略帶遺憾和自嘲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個行業的特點就是這樣，你不可能保證絕對命中，有意思的是，你為人們猜測和下注提供了基礎，這就夠了。”

如此豐富又如此悲傷

2012年10月19日16:46 中國新聞周刊 評論(54人參與)

如此豐富又如此悲傷

文/謝有順

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后對記者說，這是文學的勝利。但盡管莫言的作品早已登堂入室，也為主流文壇所認可，可他的寫作風格、藝術趣味、精神特征，其實一直都是反叛的、孤立的，他是文學的異類，并從未停止自己對文學的探索——無論敘事角度、話語方式，還是他對人性與社會的警覺。

《透明的紅蘿卜》是莫言的成名作，它堪稱是中國小說界的天外來物。這部小說，敞露出了莫言身上難以壓抑的才華，他對苦難記憶的處理，對現實隱忍的抗議，對敘事角度的自覺選擇，以及通透的感覺、杰出的語言能力，都遠超同時代的作家。而且，這部小說還寫了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形象——黑孩。

那是在1985年，莫言30歲。那個時候，中國多數作家還在一種舊有的藝術慣性里寫作，但此時的莫言已經從現有的秩序里出走，成了一個文學的先鋒，他所理解的寫作，不是摹寫社會現實的鏡子，而是提純自我經驗、省思心靈苦難的容器。

這種全新的探索，不僅重建了作家與現實之間的關系，也昭示出寫作的個體時代真的來臨了。

這是一個有聲音的作家。“黑孩”所聽到的，不僅是社會的喧囂，也有內心的呢喃，有靈魂拔節的聲音。正是這種出神的、幻化的、泛靈的、隱秘的聲音，構成了莫言作品中奇異的段落。之后的《紅高粱》《歡樂》《豐乳肥臀》《野騾子》《檀香刑》《蛙》等作品，都是眾聲喧嘩的寫作。

莫言不僅能寫出不同聲音在這個世界的存在，還能讓這些聲音對話、交流、沉思、爭辯，無論表面怎樣熱鬧，莫言都能讓那些沉默的聲音、被壓抑和被損害的聲音從他作品中尖銳地響起，那種拔地而起的悲愴與華麗，會突然打開一個巨大的空間，進而掙脫現實的束縛，讓讀者逃逸到想象世界里去經歷那些心靈的事變。譬如《檀香刑》，人的哀鳴、英雄的悲聲、良心的悸動、喑啞的死亡，這些聲音，最后都成了人性的幕布，當“貓腔”響起，就像一個巨大的回旋，一下就把各種聲音的對話和激辯都吸納進來了，整部作品既充滿喧囂，又歸于寂靜，如此豐富，又如此悲傷。

就此而言，《檀香刑》肯定是當代文學的經典。

莫言處理多種聲音對話的能力，令我想起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價：“他不只是聆聽時代主導的、公認的、響亮的聲音(不論它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而且也聆聽那微弱的聲音和觀念。”而在莫言的心中，那些“微弱的聲音和觀念”，顯然比“時代主導的、公認的、響亮的聲音”更重要，也更讓他著迷：“黑孩”能聽到頭發落到地上發出的聲音；《四十一炮》里，饑餓的肚子總是發出各種奇怪的聲音，這些聲音里，甚至還洋溢著食物的味道；《豐乳肥臀》和《蛙》里，甚至萬物都會說話，都在發聲……

莫言的作品沒有圖解和定罪，也拒絕成為某種社會思潮的傳聲筒，他走向大地、民間，所著力傾聽的是那些粗野的、生命力旺盛的、被遺忘的聲音，他要讓這些聲音從黑暗中、地獄里走出來，成為任何主流聲音所無法抹殺的存在。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莫言的作品風格，為何會如此大膽、恣肆，甚至還有大量肉欲、淫蕩、邪惡、血腥的描寫，他要書寫的，正是這種現世的罪與惡，苦難與污穢。他當然也向往美好，比如《蛙》，就有對生的關切與禮贊，但這樣的段落很少，他更多的是摹寫現世在欲與惡中的狂歡。

只是，莫言面對如此嘈雜、赤裸的罪與丑，他不輕易作出道德審判，他深知，文學的道德不是決斷、斥責和批判，而是發現、理解與寬恕。

這仍然是非主流的。正統的文學觀，總是教導作家要有是非善惡觀，態度鮮明、立場明確，但莫言的文學世界是野生的，他想描繪生命的熱烈、頑強、粗礪、荒誕。他也悲憫，但藏得很深。他筆下的故鄉、人、動物、植物，甚至河流和石頭，充滿的是原始力和生命美，這不是傳統倫理教化的結果，甚至也不是鄉間文明培育出來的面容，它更多是出于生命的自在狀態，是一個在想象里生長的世界。

莫言的寫作，很好地詮釋了寫作是一種造物的真義。

而莫言所創造的，正是一個野生的中國。這個中國，我們在歷史書中未曾讀過，在過往的文學作品里也無從比照，它來自莫言的記憶與想象、戲謔與虛構。他著迷于呈現自己看見的和想見的，卻拒絕為它們歸類。那些道德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形態的馴化，更是難覓蹤影。有人試圖把莫言的作品解讀為一種新的主流文學，并指證這樣的寫作與主流思想之間有一種甜蜜的關系，那確實是沒有讀懂莫言。

這點，還可從莫言的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中得到論證。“五四”以來的主流知識界，思想是啟蒙的，語言是白話文的，藝術方式是現實主義的，表達上也是以普通話為標準的。但莫言的寫作，顯然與這樣的主流格格不入。實際上，莫言作品中對“五四”以后建立起來的現代文化充滿著不信任，《檀香刑》之后，他對西方話語也開始懷疑，于是，他的小說，開始恢復一種說書、說唱的民間敘事傳統，在語言的選擇上，他也是反普通話的，大量來自鄉土、草根、方言、地方志、民間藝人的詞匯、語法進入他的小說——他要恢復語言中那些被文化與教育所刪除的枝蔓、血肉和味道。

所以，莫言的小說語言往往泥沙俱下、一瀉千里，并由此遭遇許多詬病和批評。就傳統的語言觀而言，這些批評自有其道理。但我想，莫言的骨子里正是要反抗原有的語言倫理，并試圖接近一種語言的本真狀態，保存語言中那些活潑的生命因子和毛茸茸的語言狀態。

假若語言是一道洪流，那洪流過后，終歸有石頭沉下來——莫言所追求的語言境界，正在于此。

莫言從一開始就是反叛的，也一直未能被主流文化所成功消化，他的小說，無論精神指向，還是敘事風格，都是先鋒的、獨立的、非主流的。他沒有成為這個盛世的合唱者，他眼里所看到的，也多是受傷者和軟弱者，他寫的，就著中國龐大而堅硬的現實而言，是邊緣的，是經常被人忽略和刪除的。因為莫言的存在，中國終于可以向世界呈現出自己的另一種風貌，一種和當下的宣傳、書寫所不同的風貌，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第四篇：莫言諾獎授獎詞

莫言諾獎授獎詞：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類最陰暗面

尊敬的國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諾貝爾獎得主們，女士們先生們，莫言是個詩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傳畫，使個人從茫茫無名大眾中突出出來。他用嘲笑和諷刺的筆觸，攻擊歷史和謬誤以及貧乏和政治虛偽。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類最陰暗的一面，在不經意間給象征賦予了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在這些民間故事中，驢與豬的吵鬧淹沒了人的聲音，愛與邪惡被賦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著無與倫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繪了自然；他基本知曉所有與饑餓相關的事情；中國20世紀的疾苦從來都沒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寫：英雄、情侶、虐待者、匪徒--特別是堅強的、不屈不撓的母親們。他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或者同情的世界，這個世界中的人魯莽、無助且可笑。

中國歷史上重復出現的同類相殘的行為證明了這些苦難。對莫言來說，這代表著消費、無節制、廢物、肉體上的享受以及無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試圖描述。

在小說《酒國》中，最精致的佳肴是燒烤三歲兒童。男童淪為食物；女童因為被忽視而得以幸存。這是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嘲諷，因為計劃生育大量女胎被墮胎：女孩連被吃的資格都沒有。莫言為此寫了一整本小說《蛙》。

莫言的故事有著神秘和寓意，讓所有的價值觀得到體現。莫言的人物充滿活力，他們甚至用不道德的辦法和手段實現他們生活目標，打破命運和政治的牢籠。

《豐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說，以女性視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躍進和大饑荒。他譏諷了革命偽科學，就是用兔子給羊受精，同時不理睬所有的懷疑者，將他們當成右翼。小說的結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資本主義，會忽悠的人靠賣化妝品富了起來，并想通過混種受精培育鳳凰。

莫言生動的向我們展示了一個被人遺忘的農民世界，雖然無情但又充滿了愉悅的無私。每一個瞬間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曉手工藝、冶煉技術、建筑、挖溝開渠、放牧和游擊隊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筆尖描述了整個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馬爾克斯之后的多數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語言辛辣。他對于中國過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沒有跳舞的獨角獸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豬圈生活讓我們覺得非常熟悉。意識形態和改革有來有去，但是人類的自我和貪婪卻一直存在。所以莫言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

在莫言的小說世界里，品德和殘酷交戰，對閱讀者來說這是一種文學探險。曾有如此的文學浪潮席卷了中國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學力度壓過大多數當代作品。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瑞典文學院諾獎委員會主席瓦斯特伯格

第五篇：莫言瑞典諾獎新聞發布會

莫言瑞典諾獎新聞發布會

北京時間2012年12月6日19時，莫言在斯德哥爾摩瑞典學院大廳參加諾貝爾獎新聞發布會，這是莫言抵達瑞典后的首次公開亮相，他在會上一一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以下是本次發布會的實錄：

主持人：

熱烈歡迎大家來到瑞典參加今年諾貝爾文學獎新聞發布會，特別要歡迎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先生。我將分配大家的問題，請大家自報姓名、新聞社或者是單位，請大家問問題的時候最好站起來，我們一個人問一個問題，如果還有補充問題可以再問第二次，今天的語言是英語和中文。

記者：

莫言先生，您來斯德哥爾摩，除了領獎以外，還想實現別的什么目的？ 莫言：

感謝各位記者，大家久等了。我來斯德哥爾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來領獎，還有一個目的就是來參加記者招待會。很多人把記者招待會描述的十分可怕，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把我描述的也很可怕。結果我來了以后發現你們也不可怕，我相信你們看我以后，也會感覺到我也不可怕。

記者：

莫言先生，十八大提出來扎實推進文化強國建設，從您這次獲獎，對于文化強國的推進有什么感受？謝謝。

莫言：

我想莫言獲獎就是我個人的事情，諾貝爾文學獎從來都是頒給一個作家的，而不是頒給一個國家的。當然我相信我獲獎以后會引起追究讀者對文學的熱情，我也希望由于我的獲獎對于中國文學的發展起到一個積極的推動作用。

中央電視臺：

您得知獲獎以后，這兩個月里您的生活還有您的故鄉，您周邊發生了什么變化？您希望中國讀者最關心您身上哪些方面？

莫言：

對我個人來講發生最大的變化是過去騎自行車在北京街頭沒有人來理睬我，但是前幾天我騎自行車在北京街頭走，有好幾個年輕姑娘追著我照相。我一下知道，噢，我成了名人。我說過，希望大家把對我的熱情，轉移到對中國廣大作家身上去。也希望閱讀莫言一個人的作品，轉移到閱讀更多作家的作品。

記者：

莫言先生您好，其他所有獲獎者都是乘坐寶馬來的，但是您和您的夫人是走著來的，您是一個特別實在的人。您獲獎之后有這么多的榮譽，這么多的光環，您是怎么來看待的呢？這是您面對巨大榮譽的方式嗎？今年您獲得中國作家富豪榜的第二名，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莫言：

首先有一句話說的特別好，他說莫言是一個農民的兒子，他沒有得獎之前是農民的兒子，得了獎之后依然是農民的兒子。所以我看到好多人追著我讓我簽名，我感覺有一點奇怪。我是一個非常謙虛的人，我知道我的水平到底有多高，我今后還想繼續保持這種謙虛的態度。

至于中國作家富豪榜，他說我今年得了2150萬人民幣的版費，我后來到銀行去查了一下，哪有那么多啊，沒有啊，不知道錢都匯到哪里去了。

中國新華社：

如果向歐美國家的讀者推薦一部自己的作品，您會推薦哪一部？ 莫言：

我就推薦《生死疲勞》。這部小說里面有想象力、有童話色彩、也有中國近代的歷史變遷。

記者：

有一句話說“不要因為外界的喧囂影響內心的決定”，此時此刻您用一句話形容您此時的心情？

莫言：

心如巨石，風吹不動。記者：

莫言老師，剛才走進大門的時候，發現很多記者用攝像機、照相機拍攝你，你當時是不是感覺不適應？尤其是獲獎以后，很多媒體對你進行轟炸式的報道，我發現一些微博上大家經常對一些報道進行辟謠，獲獎以后您會不會帶來一些短短的喜悅？這短短的喜悅您怎么去衡量？

莫言：

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以后，剛開始我確實有一點不適應，包括在網絡上很多對我的議論和批評。后來我漸漸感覺到大家關注的，議論的，批評這個人的時候，跟我本人沒有什么關系，很多人用他們豐富的想象力塑造著另一個莫言，所以我是跟大家一起來圍觀大家對莫言的議論、批評、表揚。

瑞典電視臺：

莫言先生您好，很遺憾，沒有能夠在北京參加您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我想知 2 道對新聞檢查，您是怎么看待的，您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莫言：

我反感所有的檢查。我去大使館辦簽證，他們也要檢查。我坐飛機出海關，他們也要檢查，甚至要解下腰帶，拖鞋檢查。但是我想這些檢查是必要的，我從來沒有贊美過新聞檢查這種制度，但是我也認為新聞檢查在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是存在的。但是這種檢查的尺度，檢查的方式不一樣。如果沒有新聞檢查，這個人就可以在報紙上或者是電視上攻擊其他人，誹謗其他人。這個我想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的。但是我希望所有新聞檢查應該有最高準則：只要不違背事實真相的都不應該檢查，違背了事實真相造謠和誣蔑的都應該受到檢查。

人民日報：

四年前您曾經來到斯德哥爾摩，在這兒做一次演講，這次來您的心態和以前有什么區別嗎？

莫言：

11年前。當時有幾個朋友帶著我去參觀說要寫一本書，我朋友開玩笑說，你好好寫，將來有可能站在這里面去講。我當時心里也覺得要好好寫。現在我確實來到這個地方來領諾貝爾文學獎了。我現在心理除了感覺高興，還有很深的慚愧。我覺得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好的作家應該獲得這個獎項。我自己覺得寫得還不夠好，還應該繼續努力。

記者：

莫言老師，我是重慶日報記者，您在報紙上過，莫言熱到文學創作當中來，您是否開始考慮新的創作，您對未來的文學創意有每年什么期許？

莫言：

我現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呢？我最希望回到我的書桌前坐下來寫小說。也有人說一個人一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后，就再也寫不出好東西了，但是也有很多優秀的作家打破了這個魔咒。我一定要努力爭取加入這個優秀作家的行列，打破這個魔咒。

羅馬尼亞電視臺：

問您兩個問題，第一，您現在會不會改變寫作主題？第二，您的名字叫做莫言，就是不要說話的意思。你為什么要選擇這個名字？是不說反對的話？還是不說贊美的話？

莫言：

我原名中間一個字是“謨”。第二，我小時候經常亂說話，給父母帶來很多的麻煩。所以他們就教育我要少說話，第三，人老是說話就沒有精力寫小說了。既然選擇了作家這個職業，就應該把用嘴巴說的話全部用筆寫出來。

我的創作一直在尋求變化，這種變化是對藝術的創新追求，也就是隨著世界的變化產生很多想法，所以在這個世界上一成不變的作家是不存在的。

記者：

您自從得獎以后很少露面，您在準備演講稿的時候有沒有壓力？這段時間你的心理狀態怎么樣？有沒有難忘的事情跟我們分享？

莫言：

我得獎以后最大的煩惱說實話，是來自于新聞記者。他們有人就坐在我家門口十天，我太太經常請他們到我們家吃餃子。我實際上自己也當過新聞記者，所以我對坐在我們家門口十天的記者心中充滿了敬意。那么我為什么要躲記者呢？因為他們總是讓我重復同樣的話。他們很多人沒有讀過我的書，就提出某些問題。頂多是臨時上網上搜一遍，而網上的消息真假很難判斷。所以我在準備演講稿的過程中沒有什么壓力。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在短短演講稿里面講一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講我自己，講真話。實際上講稿兩天就寫完了，兩天當中在網上泡了很久，沒有任何壓力，很輕松。謝謝。

記者：

莫言老師您好，有兩個問題，您主要是講故事，但是講故事最重要的目的還是創造一些很好的，讓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在您寫過這么多的小說中，創造無數人物，你覺得誰是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人物？

莫言：

講故事是人的天性，我們每個人都是聽故事長大的。但是講故事一旦變成一種職業以后，就不僅僅圍繞一個故事來談。用故事表達對人生、社會種種問題的看法，他也要用故事來歌頌真善美，鞭撻假惡丑。所以講故事是一個嚴肅的事情，故事最大好處就是有很寬闊的想象空間。最好的故事就是讓每個同志都能夠從這里面看到他自己。

記者：

您自己的作品中印象很深的形象，還有閱讀中誰是您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 莫言：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作家寫這么多人物，就像一個婦人生了一大群孩子一樣，你很難說喜歡哪一個，不喜歡哪一個，所以我想這個問題還是留給讀者吧。

瑞典電臺：

今年早期您說了一句話，避免新聞檢查對于寫作和創作是有好處的，為什么您會這樣說？

莫言：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話，可能是因為聽力產生了誤解。但是我在這里要講一 4 句真心話，如果說一個作家認為他在一種完全自由的狀態下必定能夠寫出偉大的作品，那一定是假話，如果說一個作家在不自由甚至不太自由的環境下必定寫不出偉大的作品，那也是假話。關鍵是作家內心深處的想法，關鍵是作家能夠是否站在一個超越了政治的階級立場上來寫作。包括背后咬牙切齒咒罵你的人，也要把他們當人看，而且還要給予他們深深的同情。

瑞典電視臺：

您如何描述您的朋友馬悅然，你們在一起的時候做一些什么？ 莫言：

馬悅然有很多作品，我跟馬悅然目前為止總共見過三面。第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我們在一起抽了一支煙。這支煙是我給他的。第二次見面他給我一支煙。第三次，在北京大學見面我又給了他一支煙。馬悅然就是三支煙的關系，他多收了我一支煙。馬悅然先生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理解是我非常敬佩的。馬悅然他公開發言，經常批評我，說我小說寫得長。中國有很多人因此判斷，莫言是永遠得不了諾貝爾文學獎的。為什么呢？因為馬悅然批評我的小說寫得長。我回答他說，我就要寫這么長，哪怕剩下一個讀者，我也要這么寫。

記者：

您描述馬悅然是你親愛的朋友。莫言：

你們外國人跟一個人見一面就說親愛的朋友。我第一次出國到歐洲來，認識一個意大利女孩兒，她給我寫信，親愛的莫言。當時心潮澎湃，我認為這個女孩兒對我有意思，我朋友們你別自作多情，那是外國人的禮貌，有時候恨你的時候也還說親愛的。

記者：

我們判斷諾貝爾獎得主都是對年輕人的鼓勵，您對年輕的作家有什么好的建議？比如說誰想成為作家，您對他有什么建議？

莫言：

我想全世界很多國家對年輕人都有這樣那樣的批評，我對年輕作家一直是支持的態度。我認為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自己的生活，每一代人應該寫自己的文學。所以任何一個偉大的作家都不可能讓所有的讀者都喜歡他。所以我們對未來的文學只能寄希望于年輕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