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莫言獲諾獎的另類解讀

關于莫言獲諾獎的另類解讀

張頤武劉心武

劉：莫言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一件大事，這件事情人們已經談了很多，評議也很多，但我覺得我們還可以從別人忽略的角度切入。我覺得他的得獎，其實嚴格來說是他個人的事情，人家給獎是給一個作家，不是給一個國家，更不是給一個作家群體，更不是給一個機構。但在中國實際上看來，不是他個人的事情。有一個文學評論家告訴我，據他所知，他們那個省縣以上的四套班子的干部書櫥里面都要有一套十八本《莫言作品系列》，光這一塊的發行量就不得了。如果其他省也差不多這樣的話，你想想，全國多少個縣，每個縣四套班子，除了正的一把手以外，還有很多副手。那么這些書進入他們的辦公室書櫥和十八大文件放在一起，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這是莫言自己沒有想到的，不會想到，瑞典學院更想不到，中國官方本來也沒有想到的事情。但它隨著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國際地位的提高，各級干部們也認為他是中國獲得國際承認的一個標志，確實也是。這是共和國的文化得到世界承認的一個標志，一個里程碑。而且即使象計生委這樣的單位它也要擺一本《蛙》，掃黃打非辦公室主任那兒也有一本《豐乳肥臀》，這些符碼本身就獲得了充分的合法性和安全性。這從文化的角度來說難道不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嗎？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先不說你大學里的情況，大學里應該不得了，中文系不研究這個作家作品，你研究什么？你不講他，你講什么？這個是題中之義，咱們不說這個。

中小學課本，幼兒園教育也開始考慮，這跟李白一樣，這是符碼。所以《透明的紅蘿卜》迅速進入了高中課本，然后初中也開始選他的故事和文章，小學也開始考慮，幼兒園的老師也要讓孩子從小記住莫言，很有意思。他在家鄉住過的宅子，成了人們的觀光勝地。我說的這些都有過報導，對不對？一個人的獲獎，本來是很私人的事情，但是卻被放大到全民族，滲透于全方位，它打破的東西很多啊。

我想起了茅盾，茅公。莫言的《蛙》也得到以茅盾命名的文學獎。記得1979年，當年茅公親自把《班主任》的獲獎證書遞到我手里，他對我來說不僅是文學史人物，是活生生的存在。1980年中國作協召開過長篇小說創作座談會，茅公出席講話，鼓勵中青年作家寫長篇小說，他講到半當中，問：“劉心武來沒來？”我就站起來，他就親切地望著我。我讀過他上世紀60年代初寫的一本書，《夜讀偶記》，在那本書里，他梳理文學的發展歷史，以小說創作而論，概括為是現實主義和反現實主義的斗爭。那時候認為現實主義的寫法才是正確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現實主義，應該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就是應該在作品中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后來又提倡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而革命的現實主義不消

說是前提，是基礎，背離了這個，就不對頭了。1956年，秦兆陽在《人民文學》雜志發表了《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試圖將現實主義的路子拓寬一點，結果遭到批判，人也落難，后來，法國的一位左翼文藝理論家羅杰·加洛蒂，出版了一本書叫《無邊的現實主義》，他是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現實主義可以擴展邊界，他實際上把卡夫卡的作品也容納在了他的現實主義的筐子里，結果蘇聯就批判他，中國的《文藝報》也對他痛批，這就說明，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非現實主義的東西，現代派的寫作，在中國的當代文學當中是不允許存在的。茅盾是一位有成就的現實主義作家，他也很熱心地提攜后進，但是他把文學的發展軌跡梳理成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的斗爭，他反對非現實主義的寫作。1980年開那個長篇小說座談會的時候莫言還沒有冒出來。1981年茅盾就去世了。但是在他謝世以后，隨著改革開放，隨著西方非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大量引進，現代派，后現代派，種種越出傳統革命現實主義規范的作品冒出來了，一開始有爭議，出現過多次**，到后來，大搖大擺，登堂入室，莫言發表了《透明的紅蘿卜》，這就是一個具有非現實主義色彩的作品，當然它非現實主義的程度還不是像后來那么厲害，沒有那么猛烈，后來是魔幻的寫法，穿越，輪回，變形，莫言一路寫下來，離茅盾在《夜讀偶記》厘定的規范越來越遠，但是他節節勝利，以茅盾命名的獎項接納了他，他也欣然接受，到2012年就斬獲了諾獎，“中國作家為什么得不了諾貝爾獎”這一問題只好扔進太平洋，而且《透明的紅蘿卜》“泰山石敢當”地進入了中學課本，這樣的文學現象，文化現象，難道不是蘊含著豐富的內涵嗎？莫言的獲獎不僅是他個人的勝利，也是非現實主義文學的勝利。但是奇怪的是，我從紙媒上，網絡上，沒看到有人從這個角度來談，是不是啊？這個很有意思，我們要把它拿出來談。

張：這個很重要，應該全方位地來瞭望莫言獲諾獎這個文化事件。

劉：它帶來的效應超出各方面的想象，從這點來說，應該給官方說好話，這次一頒獎馬上就認可了，對吧，而且不論前科，體現了官方的彈性。因為2000年高行健獲獎，中國作協有關部門負責人就發表公開聲明，指斥諾貝爾文學獎喪失了權威性，后來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也指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最近的行動再次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已經被用于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更有《人民日報》評論指出：“瑞典文學院的倒行逆施，極大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這是對12億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據此，我們可以認定，瑞典文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這沒有多少年啊，當中才十一年，對不對？那現在我們的作家協會，在莫言獲獎后立即熱烈祝賀，主管意識形態的高層的領導人親自署名發賀信，當晚CCTV《新聞聯播》立即告知全國。這個獎具不具有權威性呢？頒這個獎的機構是否在政治上別有用心而且屬于“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呢？不記前賬，忽略前言，非常具有靈活性、變通性。這是好現象。帶了一個好

頭。我就想，如果在對待另外一些問題，也能以這樣的靈活性、變通性處理，那么，沒有什么死結是解不開的。而且莫言本身呢，就準備好燕尾服，帶了一個龐大的親友團，包括他家鄉的縣委宣傳部的部長，是吧，都到了斯德哥爾摩，共襄盛事。這是非常亮麗的一道景觀，它有很多象征性的意義，我先不說政治意義，至少具有豐富的文化象征意義，這方面的意義似乎還沒有被各方面人士充分地揭示。莫言的作品怎么評價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劉再復最近我看他又把他原來的一些觀點重新整理，再加以發揮，寫成了文章，盛贊莫言，供各方面參考。但是在他所概括的這些莫言的小說的特點里面，沒有一個過去一定要提出來的要素：人物畫廊。過去我們談一部長篇小說的話，中文系教授的口頭禪，最基本的元素，就是提供了人物畫廊，對吧。莫言的小說基本上是不提供藝術形象的，他的小說基本上不提供鮮明的人物形象，更無所謂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講故事的技巧很高，魔幻、變形、拼貼，讓你驚訝，現代主義的許多元素他都具備，也有后現代的意味，但是說他基本上不提供讓你印象鮮明、深刻的人物形象，尤其不提供什么呢？尤其不提供可供社會崇敬、學習、愛慕的形象，不提供保爾·柯察金，不提供江姐，不提供林道靜，不提供朱老忠，不提供比如說張平那個《生死抉擇》里面的男一號，對吧？他不提供這個東西，但是他的這些并不提供鮮明人物形象的小說，這些文本，進入了干部書櫥，進入了中學課本。所以這確實不僅是莫言的勝利，這是改革開放后文學發展的勝利，是非現實主義文學在中國的一個勝利。當然，有人也許要抬杠，說莫言的小說也是現實主義的啊，人家是魔幻現實主義，我們在這里不就概念進行糾纏，反正無論如何，莫言小說不屬于茅盾所論述所實踐的那種規范的現實主義，他的勝利至少可以說是非常規現實主義的勝利，是對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最徹底的平反，是羅杰·加洛蒂《無邊的現實主義》的最佳例證。他的獲獎雖然是他個人的一樁私事，卻明顯起到了對中國大陸的文學試驗增強安全系數的作用。

茅公如果活到現在，對莫言的小說，對他的獲得諾獎，會作何感想？不好想像。也許，他終于也會同意，文學是多元的，就小說而言，現實主義永不過時，而非現實主義的寫法也能開放出獨特的花朵。魔幻啊狂想啊拼貼啊變形啊，種種非現實主義的寫法，通過莫言獲諾獎，獲得了純文學當中的最合法的地位，甚至超過了嚴格的現實主義的種種文本。特別是他的書進入各級官員的書櫥。

張：我在北京市開會，北京市的情況也是一樣。所有的常委、所有的班子都一人一套，就是辦公廳給買的，辦公廳出去采購。

劉：真正的文學愛好者買多少，咱們不知道，但這一塊，買去看不看另說，計生委辦公室的書櫥里一定要有《蛙》，打黃掃非辦公室主任的書櫥里一定會有《豐乳肥臀》，即使他們沒有時間翻開看，看看封面書脊也是好的，因為通過莫言的文字獲得這種待遇，無形中，潛移默化，這些官員對待文化，對待文學，對待文化人，文學藝術家，應該能多少增加些尊重，能放寬些尺度。

張：它等于是辦公室后面書架上標配（標準配置）的東西。你的辦公室，我標配一些

書，莫言這一套書就是標配的。

劉：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我們現在說這個話沒有任何褒貶的意思，只是描述一個狀態，對吧。另外，他的獲獎，體現中外文化交流當中，終于沖破瓶頸，有種湍流沖出山峽的這種感覺。瑞典學院體現了高度的彈性，真是體現了客觀性，我只看作品，我不在乎作家的身份。莫言的作品一個是量大，翻譯成西方主要文字（英、法、德）的很多，瑞典文的也有三本，一個就是確實有特點，有特色，那就給他，不計較他是不是中共黨員，是不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是不是中國的軍隊里面出來的，一概忽略不計。我從旁觀察，覺得很滑稽在哪里呢，就是在網上看到有些人，覺得瑞典學院不應該把諾獎頒給莫言，甚至還說他抄寫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因此覺得頒給他是不對的。我覺得這是很奇怪的事情，諾獎頒給誰，這是瑞典人的事，是瑞典少數人、少到二十個以內的人的事，瑞典學院是一個獨立機構，他們把獎頒給誰，和其他任何人無關，合適不合適人家說了算，你操心也沒用，我不知道這樣的討論有什么意義，何況已經都給了，再討論就更沒有意義了。人家就覺得要給，人家不是不知道你指出的那些，恰恰都知道，知道也要給。這就非常有意思。有人分析，這就說明確實是西方經濟衰落了，中國經濟崛起了，它改變了很多西方人的心理，包括瑞典學院院士的心理，它使得西方一些人士對中國更具彈性。我從旁瞭望覺得這是好事，我覺得挺好。

張：莫言獲諾獎，這大概是中國純文學在最近十多年來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了。

劉：有人抨擊他抄了一千五百字的《講話》，想想也真有趣，《講話》的親歷親聞者，比如丁玲，她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還有草明，她的《原動力》，還有歐陽山，他的《高干大》，那些在《講話》指引下寫成的革命現實主義的作品，反而沒有成為干部辦公室的標配書，沒進入各級領導辦公室的書櫥，莫言只不過抄了一千五百字的《講話》，卻享受到那些聆聽過《講話》的老前輩從未得到的殊榮。我覺得這個事里面蘊含著某種無法抗拒的因素，那就是到頭來中國文化要跟外國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交融，文藝理論和文化政策在不知不覺中就發生了變化，我以為是一種良性的變化。

張：說明中國社會還在開放，在文化方面對西方它也相當開放。

劉：這種開放無形中構成一種推動力，多種角度的合力形成當下這樣一種良性的文化生態景觀。中外的這種文化交流，前瞻是很讓人樂觀的，也許還會滋生出更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張：中外文化交流，以前看重的，是把外國的特別是西方的東西翻譯成中文，現在，開始看重把中國作家的作品翻譯成外文，特別是西方文字了。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現在翻譯成外文的越來越多了，西方一些著名的出版社幾乎都在出中國作家的譯本，這個路徑已經打開，并且氣象越來越好。我最近在歐洲美國的書店看，莫言的書，在書店里總是擺在最醒目的地方，那個空間原來很少有中國作家的書能夠占領，但是現在莫言的書赫然擺放在那里。歷屆

諾貝爾獎獲獎作家的書都是那樣擺放。過去莫言的書譯本不少，書店里也有，我去找過，都是擺在純文學的小空間里，很不明顯。現在諾貝爾獎一得呢，等于是加冕了一個質量保障的桂冠，說明這個文學家的這些作品肯定是靠得住的，然后西方有很多普通讀者就在那邊購買，跟我們干部標配書一樣，他們的中產階級也注重給書房配書，一時顧不上看，甚至很久都抽不出時間看，那我也得擁有，先配上再說，每年獲得諾獎的作家我都要配備，獲得了諾獎，就意味著靠譜，牛，那么現在獲獎的是莫言，就毫不猶豫地立即買下，配置在自己書房的書櫥里。莫言的書如此大量地進入西方一般讀者的書櫥，也是一樁不得了的事情，這是中國文學、中國作家真正走向世界的一個標志。中國干部配書，中國文學發燒友配書，西方中產階級配書，他們不可能都自己去判斷，他們就是看諾獎來行事，當然中國干部也是看到了官方對莫言獲諾獎的的高調祝賀，實際上中國干部書櫥標配莫言的書，比官方發言人鄭重宣布諾獎具有權威性還厲害，一切盡在不言中。

劉：傳統的革命現實主義所排斥的，比如說，性惡，原欲，臟亂差，殘暴，殘忍，比如說描寫糞便、嘔吐物，寫酷刑，這些原來認為是不能那么寫的文字，莫言都組織在他的文本里，形成了非常大的沖決，非常大的突破，而這種沖決突破，現在獲得了承認，甚至進入了干部書櫥。它實在是一個潛在的文化發展的資源。有人會說，許多干部他書櫥里配上了莫言的書，他會看嗎？起碼總會偶爾翻翻的吧，翻了以后可能會說，看不懂呀！但是他知道瑞典學院懂，中國作協懂，高層領導懂，他就不會再依照自己以往的思維及做事的定勢，對不懂的事物，去從政治上道德上輕率地做出否定性判斷，他生出一種對自己不懂的文化、文學的敬畏，你想這是多么好的社會效果！

張：它使得整個文學趣味豐富了。過去那些干部視野里面是沒有這些東西的。現在他的家鄉把他作品里寫到的一些東西，轉化成文化產業的動力，開發旅游的資源。

劉：莫言獲獎成為一種榮譽，這個榮譽家鄉共享。這個文化榮譽原來是在官方計劃之外的。

張：這個差不多是大家都沒有預料到的。我是覺得博彩公司比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準。很多洋人也是預測，就說莫言是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但是呢多數人意見是他雖然接近，又都認為他還得熬，怎么也得再熬十年左右。但是瑞典學院我覺得思想比我們解放，說給就給，給了也沒什么事，天也沒塌下來。當然也有生氣的，不理解的，由此鄙夷諾獎的。但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莫言及其作品進入了世界文化史，這是既成事實。不滿意你也沒辦法。你可以說諾貝爾文學獎是個“破獎”，或者發誓今后再不關心瑞典學院頒給了何人，但年年瑞典學院的宣布，還是免不了會被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傳媒加以報導，中國的出版界如果已經出過獲獎者的書，那首先就是加印，2013年加拿大門羅獲諾獎，這邊前些年出的她的小說集，追印40萬投入市場，如果獲獎者的作品還沒有中譯本，那就會有若干

出版機構爭著去聯系版權授予，很快推出其譯本。想起來真是很有意思。就是說，整個中國文學從新時期到現在，我覺得經過這三十多年的積累，它現在純文學這個系統已經跟外部世界基本上交融了。我覺得你們那一代人的努力使得整個交融變得越來越具體了。

劉：其實莫言這個事情，最大的背景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像中國加入WTO，等等，經濟那只無形的手，我們往往因為看不見，感受不真切，就忽略它，中國經濟的開放帶動著文化的開放，西方經濟在21世紀遇到很大困難，需要中國蓬勃發展的經濟給予他們的經濟復蘇以助力，這也使得他們對中國的文化，包括當代中國文學中國作家，有了更多的尊重與善意。

張：我們的文化瞭望始終把社會經濟的發展作為我們理解文化現象的鑰匙。

第二篇：莫言獲諾獎后

莫言獲諾獎后，所到之處講了一連串的故事。對許多人說來，故事只是故事，哈哈一笑，就算完事了。

但莫言，似乎是想用這些故事，說出他想說、卻不能說的什么來。他想說的，到底是什么呢？ 02 莫言的第一個故事，是他在獲諾獎時的長篇感言。他說：

我生來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當面嘲笑我，學校里有幾個性格霸蠻的同學，甚至為此打我??

他的敘述，是很讓人吃驚的。要知道，這是個看臉的世界，人長得漂亮，多少就會沾點印象分，長得普通，被人忽視，存在感就極差。但就因為長得丑就要挨打??這種事，我這輩子是沒聽說的。他這個故事，到底是要說明什么呢？ 03 莫言的第二個故事，還是他在獲諾獎時講的。故事說，他小時候家窮，窮得沒飯吃，過中秋時家里難得包了一頓餃子，每個人只分到一碗，正要吃，來了個要飯的老人??

莫言說，他當時端出半碗紅薯干，給乞討老人。不料想，老乞丐頓時發飆了，罵道：我是一個老人，你們吃餃子，卻讓我吃紅薯干，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 好端端在家吃頓餃子，就被罵“心是怎么長的”，莫言氣得半死。可這老乞丐的話，卻是義正辭言，擲地有聲，但聽起來總感覺什么地方不對??但老乞丐最終贏得了道義的勝利，吃掉了莫言家的半碗餃子。莫言跑到國外說這事，他是什么意思？ 04 第三個故事，是莫言拿到獎金回國之后，到處被請去演講，講來講去，突然想起一樁舊事來??

他在老家寫作時，有次出門去買桃吃，一個賣桃的認出了他，就打招呼說：你怎么也出來買桃呀，你不是認識市委書記嗎，讓他送你一車不就行了嗎？ 莫言：??我又不是官，人家干嗎送我桃子？ 賣桃人：對了，你是當兵的。莫言：我不是當兵的??

賣桃人：你們這些當兵的，我們白養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搞的？連個釣魚島都看不住，讓小日本占去了！

莫言：我一個寫字的，還要替你去看島??算了，給我秤五斤桃子。你這桃甜不甜？

甜！特別的甜！賣桃人說：我這都是新品種。莫言：你別偷斤短兩，給夠秤！

賣桃人：看你說的，鄉里鄉親的，怎么會缺斤短兩？看好了，五斤高高的！把五斤桃子提在手上，莫言感覺這五斤桃好輕。回去后拿秤一秤，嘿，才三斤而已，賣桃人一次短了他二斤的秤。

然后莫言拿起桃子來咬一口，又酸又澀，根本不甜。

講完這個故事，莫言已經把他要說的，差不多全說了出來。然后（其實是之前）他又講了個故事，收關總結。05 最后這個故事，也是莫言在獲得諾獎時，所講的故事：

有八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為避一場暴風雨，躲進了一座破廟。外邊的雷聲一陣緊似一陣，一個個的火球，在廟門外滾來滾去，空中似乎還有吱吱的龍叫聲。眾人都膽戰心驚，面如土色。

有一個人說：“我們八個人中，必定一個人干過傷天害理的壞事，誰干過壞事，就自己走出廟接受懲罰吧，免得讓好人受到牽連。”自然沒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議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們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外拋吧，誰的草帽被刮出廟門，就說明誰干了壞事，那就請他出去接受懲罰。”

于是大家就將自己的草帽往廟門外拋，七個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廟內，只有一個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這個人出去受罰，他自然不愿出去，眾人便將他抬起來扔出了廟門。故事的結局是——那個人剛被扔出廟門，那座破廟轟然坍了。聽了這個故事，再笨的人也知道，莫言是在暗示，他就是被扔出廟門之外的，第八個人。

那又是誰把他扔出去的？ 06 莫言的故事，告訴我們，他生長的這個社會環境，是有毛病的，負能量有點超標。這個社會，是個相互污辱、相互傷害的社會。莫言只因為長得丑，就遭到同學的嘲弄與毆打，而在這個過程中，全然看不到教育的影響，沒人告訴那些打他的孩子們，取笑別人的相貌，是沒教養的表現。而以別人長得丑為由打人，更是不可理喻。可憐的小莫言，找不到個說理的地兒，只能對母親哭訴。

即使現在，攻擊別人的相貌，也是流行文化的主潮，諸如“長得丑不是你的錯，但出來嚇人就不對了”這類心理惡毒的“妙語”，層出不窮。甚至影視作品，都拿殘疾人士肆意嘲弄，但很少有人出來說句話。

這個社會，是個蠻不講理，胡攪蠻纏的社會。窮人家里一年到底，不過是吃幾個餃子。如果窮人愿意把乞丐請進家里一塊吃，甚至全讓乞丐吃了，我們說這是大善，是義人之行。但舍不得給外人吃，才是人之常情。可是老乞丐一句話，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

你們吃餃子，卻讓我一個老人吃紅薯，你們的心是怎么長的？

聽老乞丐這么一說，不知情的，會以為他是莫言的爹。可莫言根本沒贍養這個老乞丐的義務，老乞丐也沒資格要求莫言一家供養他。但他輕飄飄一句話，就把這贍養義務，強加于莫言一家了。

不是說不應該善待乞丐，可乞丐你也應該講點道理是不是？

不清楚老乞丐是如何淪為乞丐的，但他這么個憤憤不平，強辭奪理，是很難在正常人堆中混下去的。幾句話就讓你多出個爹來，憑白無故讓你把一年的辛苦給他，這誰受得了？

當然，老乞丐也許是餓得太慘，太想吃頓餃子了。但他那一句強辭奪理，讓莫言一輩子難以釋懷，這未免太過份了！

這個社會，是個沒有廉恥、相互坑騙的社會。賣桃人與莫言相識，見面三言兩語，就把釣魚島的責任推給了莫言，讓莫言背負了好大的心理包袱。然后又以次充好，缺斤短兩——坑熟宰熟，這個賣桃人，還會有朋友嗎？距離成為一個乞丐的日子，還有多遠？ 07 莫言就是在這么個環境中長大。

有人污辱他，有人毆打他，有人蠻不講理，有人胡攪蠻纏。還有人沒有廉恥，坑蒙拐騙。這些污辱，這些傷害，這些蠻不講理的橫加指責，這些沒有羞恥之心的坑蒙拐騙，就如同傾泄而下的垃圾，將莫言深埋起來。而莫言，從此就成為了一只地老鼠，他在這些骯臟的垃圾里打洞，艱難前行，終于打通一條通往心靈深處的道路，從此蜷縮于這溫暖的地巢之中，品味屬于他自己的陽光智慧。

別人的齷齪、骯臟、品性不端及自甘墮落，其實正是你的機會。當別人隨波逐流自甘墮落成為垃圾，靠傷害別人渲泄心理苦悶，你的堅忍與努力，就更凸顯其價值。

這就是莫言最后那個故事的寓意。環境越差，機會越大。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抓住這個機會！

第三篇：積極分子談莫言獲諾獎

積極分子談莫言獲諾貝爾獎文學

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于北京時間10月11日19時頒出，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該榮譽。他也因此成為首位獲此殊榮的中國籍作家。莫言的獲獎對中國具有特殊意義，它幫助中國克服了對諾貝爾獎的復雜心態。

在談及為何會成為一個作家時，莫言說：“我小時候就讀書，對文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我拿起筆的時候就首先感覺到我有很多的話要說。我覺得文學是一種最有力量也是最自由的方式，所以我就開始寫作了，當然也包含了我希望通過寫作來證明我自己，通過寫作來改變我個人的命運。”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應該向莫言同志學習，熱愛學習，用知識改變命運。平時學習生活中，我們應勤學好問，刻苦努力，不斷提高自身水平。

在90年代中國有個著名的標語“往前看”（在中國這句話是個雙關語，“前”和“錢”同音），許多中國作家在成名后擱置小說創作，加入到更能賺錢的行業，比如電視劇和電影劇本的創作等等，在這個發熱的文化背景中，莫言能夠站出來，承擔他的文學使命。他是少數中國當代小說家中能夠堅守文學的作家。”我們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應當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明確個人立場，堅守自己的良知，對社會事件要有清晰正確的認識和理解，注重個人能力與素質的提升。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動了評委”時，莫言說：“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學素質。這是一個文學獎，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學。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風情。同時我的小說也描寫了廣泛意義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寫人，我想這樣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區、種族、族群的局限。”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應以人為本，從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出發，堅定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和宗旨。

莫言在談獲獎感想時說到：“我想任何一個作家都是為了自己的良心而寫作,為了自己的部分真正的讀者而寫作,為了自己的靈魂寫作,沒有一個人是為了獎項寫作的。而為了獎項寫作難道就能得獎嗎?這其實很荒誕。”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我們更加應當淡薄名利，注重內心修養，堅守個人信條，起好帶頭作用，以帶動身邊更多的人。

莫言作為共產黨員，獲得了諾貝爾獎，是共產黨員的勝利，說明歐洲認可了我們這位共產黨員作家，共產主義在歐洲繼續發揚光大！我們應當自覺向黨組織靠攏，保持思想先進性，端正入黨動機，確立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堅定信念！

第四篇：莫言諾獎思緒

由諾貝爾文學獎引發的思考

今天，偶然向郝老師提到了《紅高粱》，我覺得這是一部好片子。當我說出這句話時，郝老師就開始反駁，因為他認為這部連續劇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作品。對于莫言，他很不欣賞。

在郝老師的看法里：莫言，無非是拿著中國最丑陋的一面去討取了西方人漠視中國的歡欣。所有的諾貝爾的獎項通通都跟中國無關，因為西方和我們中國的文化不同，西方人和中國人在看問題的角度和審視問題的價值尺度上就有很大差別，所以這么多年來諾獎都無一國人問津。難道是我們中國就確實沒有高精尖人才嗎？不是！比如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這位視科學為生命的科學家為了雜交水稻事業幾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獻。對中國乃至世界農業發展的貢獻巨大。但是諾獎就與袁隆平院士失之交臂。

郝老師這樣說也不無道理。扯到莫言而來，莫言就是借自己的文學作品，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國的社會現象有多丑惡。對于西方人，這正是他們想看到的。可是縱觀眾多的諾獎文學獲得者，日本的村上春樹、法國的薩繆爾、希臘的奧德修斯·埃里蒂斯。。。他們不止存在于西方世界，而是囊括了全世界。《梁祝》、《羅密歐與朱麗葉》、《西游記》、《哈姆雷特》、《呼嘯山莊》等這些優秀的世界名著，無不反映著該國該時的社會陰暗面。

《紅高粱》是我們中國唯一的諾獎獲得者的一部代表作品。他在作品中把自己家鄉，自己祖國的丑陋面展現得淋漓盡致。盡管如此，但作品以山東高密縣的民族企業釀酒的原材料“紅高粱”為題，更重要地展現了國人在外族侵略時所擁有的紅高粱般的不屈的民族氣節。正如魯迅所說：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險；可容外族之贊嘆，不容外族之覬覦。21世紀的新人說：我家鄉，我家人，我母校，只容我唾棄，不容他人鄙視踐踏！

我想，只要是能被世代流傳的作品便是好的作品，正因為這些“膽大包天”的作家們敢于用自己的筆桿子直面慘淡渾濁的世界，敢寫常人不敢寫，敢說常人不敢說，實實在在地反映社會現實，才能夠被世人認可，他們的作品才會被萬世流傳！

第五篇：對莫言獲諾獎的一些感想

對莫言獲諾獎的一些感想

近些年來，每當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之時，國內的許多媒體便開始如火如荼地討論報道起這一話題。媒體關注的問題可謂是五花八門，涉及方方面面，但最讓中國人關心的、最受媒體追捧的還是中國人何時才能獲得此殊榮。中國人對諾獎懷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學院宣布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中國作家莫言，這一消息在讓國人欣喜的同時也解開了心中長久的“諾獎之殤”，體制內的純粹的中國人第一次獲得了這一國際大獎。于是乎，各類報道層出不窮，新聞熱點不斷，莫言作為一種符號徹底地火了。

莫言獲獎可以說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由于社會制度、社會意識及評價標準的不同，作為體制內的標準中國人一般被認為很難獲得此獎。情理之中，莫言作品的特點風格以及此前各種猜測報道似乎給人們釋放出一種信號。瑞典文學院在表達有關莫言獲獎的理由時這樣說道，將現實和幻想、歷史和社會角度結合在一起，他創作的世界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時又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一個出發點。另一方面，莫言獨特的、易為西方人接受的表達方式，作品被廣泛翻譯也是其獲獎的原因所在。如果國內其他作家的作品有機會被成功地介紹到國外，或許又是另一番結果了。此外，時代因素、全球化的發展及個人機遇也是獲獎的一些原因。

談到莫言此次獲獎，社會各界可謂是褒貶不一，莫衷一是。有的認為莫言獲獎是實至名歸，確有大師風范。而有的則在質疑莫言配不配獲此殊榮，對其實力進行批判質疑。個人覺得，對莫言此次獲獎，我們首先是應持肯定態度的。存在即合理，組委會這樣決定自然有其道理所在。而且，無論如何，莫言此次獲獎本身就是一個令人高興的事情。而至于“配不配”這一問題，似乎就沒有討論的必要了，本身中西方意識及評價標準機制就存在很大的不同。針對國內有人說中國有許多作家比莫言優秀，XX更值得獲獎的說法，個人覺得是不妥當的。個人評價出發點不同，得出得結論自然會不一樣。而且，即使是某某其他作家獲獎，我們仍舊會去找出其他的東西來質疑他。到那個時候，說不定便有“莫言比某某更有資格獲獎”的言論存在了。總之，無論是如何大師獲獎，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聲音存在，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了。當然，對此次獲獎本身而言，我們是應該高興驕傲的，畢竟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年大事。但同時通過此事引發的一系列反應及狀況，我們也應該看到一些問題。其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已經超出了事件本身，更是與文學風馬牛不相及，漸行漸遠。正如某按自己所說，我經歷了一場人生的洗禮，圍繞著諾貝爾文學獎這個問題諸多的爭端是一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我看到了人心。

有這件事凸顯出來的首先便是中國人那長久不變的“諾獎情結”，者在其揭曉之前便已將反映出。文論史文學界、大眾，甚至是政府都對諾獎抱著一種非常復雜的心理，這其中有焦慮、有期盼、有爭取，也有失望。中國人渴望被世界承認，尤其是被西方承認，努力的想融入西方的文化思潮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民族自卑主義的表現。難道真的只有被西方承認的作品才算好作品，被西方推崇的作家才算好作家嗎，中國人自己的評價標準與機制又在哪里呢？中國人一直在努力試圖從西方人的肯定中來定位自己的價值。正如《衛報》那樣指出，在大部分國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將被視為具有創造性的個人智慧，而非集體象征?而當局希望有生活、工作于中國的中國人獲得諾獎來作出對偉大民族的證明，以及全球市里的表率。這一說法雖有意識形態的作用，但也可謂切中要害。另一方面，諾獎真的就是一種絕對的權威性存在嗎，它的價值又在哪里，長期以來我們是不是誤讀了其價值？可以看到，世界上有許多著名作家并沒有獲得諾獎，但他們的成就與影響力并不比那些獲得諾獎的人小。而且我們把其作為一種民族集體智慧的象征本身就存在問題。就諾獎本身而言，它并不能看做完全意義上的世界文學獎，它的評價標準與機制主要來自與西方世界。因此，過分的、扭曲的、誤讀的諾獎情結是不可取的。

另一個問題便是揭獎之后國人的一系列反應行為。短短一段時間內，莫言徹底的火了。然而，這個莫言并不是莫言本身。或者說，莫言已經只是一個符號，無論是莫愁、莫急也好。過去的一段時間里，莫言被各種勢力相互夾擊，被過度消費。出版業、旅游業、影視業及各類媒體齊聚而來，最大限度的挖掘其商業價值。甚至有人說近幾年內文學類專業將由冷轉熱，文學發展將迎來一個春天。相比大有夸張之說，果真如此，那么我們這些文學類專業學生將要轉悲為喜了。在這一過程中，莫言已經被徹底的符號化了。我們追捧的不是莫言本身的成就智慧，而是他所倒給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及商業價值，莫言已不再是莫言。針對近日家鄉政府斥資6.7億“紅顏紅高粱文化”這一做法，莫言本人則顯得很無奈，各種被消費。同時，有出版業將再度繁榮文學類專業受熱捧這一說法可以看出，我們推崇的已不再是文學本身，一切都是商業價值在其引導作用，作家和文學都在逐漸成為商業的附庸，獨立性在喪失。

最后，回到文學本身的問題上來。有著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出，我們的關注點已經完全偏離了文學，文學已不再是純粹的文學。文學需要什么，文學作品何為經典化，如何經典化，這是我們長期討論的問題。按照常規的說法便是真善美的結合，這是優秀文學作品所必須的。然而，何謂真善美，其評價標準又是什么呢？縱觀整個現當代文學作品，比莫言作品更具真善美的比比皆是，那么為什么是莫言而不是其他人，為什么在真善美的指導下沒有產生什么優秀的作品，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想必，獲獎之后的莫言及其作品將會被重新解讀，塑造文學作品的經典化。這是中國文學界的慣常做法，以致于到最后作者都不識其作品了。其實客觀的作品并沒有發生變化，變化的是我們內心的評價標準。另外，中國文學如何發展，是一味追求外國思潮而忽視其本國民族文化，一味追求格式創新而忽視內涵思想，一味追求市場化而忘記文學初衷還是其他方面呢，這些問題需要我們不懂解決。中國文學發展，可謂是任重而道遠。

總之，對待莫言獲獎這一事件，我們急需要感性上的自豪，也需要理性上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