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哈佛大學校長是如何看待本科教育的
中國大學教學
2010 年第 9 期
哈佛大學校長是如何看待本科教育的
——博克《回歸大學之道》介紹
陳
怡
摘要:文章詳細介紹了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博克《回歸大學之道》一書的主要內容,并且分析了該 書對中國大學本科教育及其改革的啟示。認為這是一本好書,對中國大學的本科教育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鑒 價值,值得中國主管教育的領導、大學校長、廣大教師和學生認真閱讀。
關鍵詞:本科教育;大學之道;哈佛大學;博克
提起哈佛,對中國大學的教師和學生,一定是如雷 貫耳、心存敬意的:啊,那是頂尖的世界一流大學。而 且,提起哈佛,提起世界一流大學,我們想到的一定是 他們的學術水平和科研成果,因為這正是今天中國大學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最為關注的目標之所在。但是,有多 少人知道哈佛大學的校長是如何看待本科教育的呢?提 出這個問題,有人甚至會感到奇怪,世界一流大學的校 長還會關心本科教育嗎?人們的這種疑問在中國是不足 為怪的,因為中國一流大學的校長是不會或者很少去關 心本科教育的。但是,事實卻是,他們不僅關心本科教 育,而且對本科教育有著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博克的《回
歸大學之道》就是一個明證。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了這本書,然后居然一口 氣將其讀完了。不能不說,這樣題材的一本書,在我這 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年齡,它不啻為真正的一片巫 山云。讀完以后,馬上產生了兩個感覺:一是值得閱讀,二是值得推薦。平心而論,這確實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 書,值得中國主管高等教育的官員讀,值得中國大學的 校長、院長讀,值得每一個大學教師讀,也值得每一個 大學生讀。因此,我愿意在此鄭重推薦這本書。為了幫 助大家了解這本書,先對作者和書的內容作一個較為詳 細的介紹,然后再談引發的啟示。
一、關于博克和他的《回歸大學之道》一書
德雷克·博克,美國律師和教育家。1930 年出生于 賓夕法尼亞,1951 年本科畢業于斯坦福大學,1954 年碩 士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1958 年博士畢業于華盛頓大 學。之后即在哈佛大學從事法律教學和研究,1968-1971 年任法學院院長,1971-1991 年任校長。之后任教于哈
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和教育學院。2006 年在哈默斯校長卸 任后又出任了一年的臨時校長。出版了《走出象牙塔》(1984)、《美國高等教育》(1986)、《大學和美國的未來》(1990)、《市場中的大學》(2003)、《回歸大學之道》(2005)、《幸福政治學》(2010)等著作,是美國頗負盛 名的大學校長和教育家。《回歸大學之道》一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對美國大學 本科教育的反思與展望。可見,它是一本專門研究大學
本科教育的書。全書除《導言》外共分 12 章:第一章,美國大學的發展歷史;第二章,教師對本科教育的態度;
第三章,大學教育的目標;第四章,學會表達;第五章,學會思考;第六章,培養品德;第七章,培養合格公民; 第八章,生活在多元化的校園;第九章,為全球化社會 做準備;第十章,培養廣泛興趣;第十一章,為職業生 涯做準備;第十二章,提高本科教育質量:展望未來。(注:該書已由侯定凱等人翻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于
2008 年 5 月出版。)在《導言》中,作者回顧了從 1980 年代以后,隨 著美國的大公司面臨海外資本的競爭,日本產品全面
涌入美國商店,政府官員、記者和分析家開始尋找美 國競爭力下降的原因,于是公眾批評的矛頭首先指向 了企業的行政主管,接下來是教育。在公立中小學飽 受抨擊之后,高等教育也遭受了同樣的命運。一批官 員、公共知識分子、記者和大學教授都紛紛加入抨擊 大學的行列。在對大學的諸多抨擊中,本科教育質量 下降是被反復提及的共同話題之一。批評的方面包括: 課程體系缺乏統一目的、學術標準下滑、大學逐漸變 為提供就業幫助的訓練營、教師無暇關注學生等。在
回顧這些情況后,作者指出:“遺憾的是,在過去 20 年的批判浪潮中,人們并沒有提出任何實際的改革建 陳
怡,東南大學高教所教授,本刊主編。
議。事實上,這些批評也顯得底氣不足。”“他們很少 認真地關注學生學了多少東西,很少深入大學課堂去 了解學生到底學會了什么。”所以,作者“嘗試著充分 利用現有關于?學生學習?與?大學對學生發展的影 響?方面的研究成果,對影響本科教育質量的重大問 題提出見解”。可以說,本書就是專門針對這一話題進
行思考、研究和回應的結果。在第一章《美國大學的發展歷史》中,作者首先 對美國本科的歷史發展進行了簡要的回顧,然后又從 歷史的角度再次談到了對大學的批評:對本科教育缺 乏清晰認識,沒有阻止知識不斷分化的趨勢,犧牲博 雅教育迎合職業主義,重科研而輕教學,本科教育的 質量不復曾經的輝煌。作者指出,本科教育質量下降 的說法缺乏歷史依據,但是,要說教學質量提高了也 是無法獲知明確信息的,甚至不可能達成共識,因為 本科教育的現狀是難以量化、難以評價的。而為了評 判大學的成敗得失,思路之一是先去考察大學教授的 行為,因為他們決定了大學生的學習內容及方向。于
是就有了本書的第二章。在第二章《教師對本科教育的態度》中,作者指 出,對大學教師的批評,如承擔了過多的科研和校外 咨詢任務,以至于忽視教學和學生,過于簡單化。問 題在于,無論教師還是院長、校長,都確實沒有感到 必須不斷尋求更新、更好的教育方法的壓力,也沒有 體會到應該盡可能提高教育質量的緊迫性。這樣導致 的結果是:教師及學術領袖們擁有了相當的自由,得 以隨心所欲地塑造本科教育、選擇講授內容,于是至 少暴露出六大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對大學存在不同認 識,如對知識功能的不同認識、不同態度:文理教授 贊同嫻熟的寫作、清晰的思維、流利的外語,而學者 認為掌握復雜的知識體系、攻克難題更具挑戰性,學 生認為教育的價值主要體現在物質成就。第二個問題 是缺乏合作。教授及其院系長久以來各自為戰,學校在 討論課程設置問題時,并不是為了制定有利于學生的課 程規定,而是為了在“各自為戰”的學者之間尋求平衡,從而教授和院系之間缺乏合作,導致的效果是“整體小 于部分之和”,使學生失去一些寶貴的學習機會。第三 個問題是忽視教育目的。由于對教育目的缺乏深入思 考,教師們在探討課程改革時就會忽視一些重要的基 本問題:對本科教育的重要目的視而不見;討論教育 目的時走過場以致產生廣泛的消極影響,如評估時不 可能恰當地評價課程內容,改革本科教育時很難作出 合理的決策,無法有效地評估課程要求是否合理、教 學方法是否恰當、評價學生的方式是否合理;雖然在 理論上認同教育目標,但是否有足夠的課時實現目標
卻無人考慮;教師們一方面同意課程要求,另一方面 卻不愿意親自講授其中的必需課程。第四個問題是過 于強調通識教育,卻沒有改善通識課程的質量。同時,很少認真考察專業課程,很少組織各院系教師從學校 層面對專業教育作整體評估,也不關注自由選修課。第五個問題是重視增加課程而忽視教學方法,因為前 者容易而后者困難。這導致一方面大學的課程數目在 不斷增長,但另一方面學生真正學到的知識卻并未顯 著增加。同時,教師對教育研究領域的成果視而不見。第六個問題是是對課外活動重視不夠。多數評估只關 注教師參與的活動,然而當被問到大學期間真正有收 獲的關鍵事件時,學生更多提及的是課外的某次活動。因為課內和課外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系,所以如果不 考慮課外活動,一些課程會事倍功半,甚至事與愿違。在本章的最后,作者對常見的批評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針對本科教育的廣為流傳的批評意見,大多偏離 了真正重要的教育主題——怎樣改進教學方法、怎樣 設置專業課程、怎樣讓道德發展與公民教育恢復應有 的地位等,并提出有一種能更好地評價大學的方法: 在評價前首先明確大學本科教育的目標是什么。這就
切入了本書的主題:回歸大學之道。在第三章《大學教育的目標》中,作者首先指出,要對本科教育問題展開有效討論,必須厘清大學希望 大學達到怎樣的目標,即大學應該讓學生通過四年學習收獲什么。然后經過論述,得出自己的觀點:制訂 單一的、“統領全局”的大學目標,或者把大學目標局 限于智力發展領域,都無法涵蓋本科生活的全貌,因 此大學的培養目標應該是多方面的。經過嚴格選擇,作者確定了大學本科教育的八個目標:表達能力、批 判性思維能力、道德推理能力、公民意識、適應多元 文化的素養、全球化素養、廣泛的興趣、為就業做準 備。接下來,作者以六章的篇幅針對這八個目標分別
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第四章《學會思考》中,作者首先指出,美國 課程改革委員會一直強調:學生應當學會清晰、準確 地表達,同時還應該注意表達的風格和優雅。而且針 對美國大學生的調查表明,他們也最重視表達能力的 培養。接下來,作者從兩個方面論述了如何學會表達: 一是寫作,二是口頭表達。在寫作方面,作者指出,沒有其他如何一門課程像“英語寫作”這樣,占用了 本科生如此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是,在提高寫作教學 的質量方面,各大學的成就卻乏善可陳。在這方面存 在的問題是,雖然大家都認為重要,但資深教授和有 水平的教師卻不愿意親自上課,只好讓兼職助教從事 這項“費時又低薪”的工作,從而形成了教師頻繁換
崗、缺乏教學動力、學生人數變化、資源普遍不足的 狀況。那么應該如何改進寫作課呢?作者認為,合理 的方式是在教學之初就盡量明確教學目標,應該組織 所有教師參與討論,整個大學都應對學生的寫作能力 負責,從而采取各種方式幫助學生提高寫作能力。如 只要有可能,課課都應有寫作。同時,寫作課應由專 職教師負責,教師要向學生提供充分的反饋。學校要 讓教師獲得適當的回報,也要及時評估教學工作的成 效,推廣效果最好的教學方法。在口頭表達能力方面,它在學校的地位還很低。作者認為,口頭表達的重要 性絕不亞于書面表達,甚至應該更重要,因為它還包 括人際交流、團隊交流和公眾演講等多方面內容。現 狀所以如此,可能因為學術界認為該領域缺乏獨特的 學術研究方法,也缺乏嚴密有效的訓練方法。作者指 出,這一情況讓人失望,它歪曲了現代大學應有的重
要職能,大學必須盡力改變這種狀況。在第五章《學會思考》中,作者首先指出,圍繞 大學課程問題有許多爭議,但幾乎所有教師都認同: 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是本科教育的重要目標,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他們卻只是紙上談兵,很少付 諸實踐。更具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之所以會如此爽快 地認同批判思維能力在本科教育中的重要性,可能恰 恰是因為他們很少仔細思考自己應該為培養這種能力 承擔怎樣的責任。接著,作者從“批判性思維的教學”、“數理推理”和“專業課”三個方面進行了如何培養學 生學會思考的討論。在“批判性思考的教學”方面,作者認為,總的來說,盡管現有研究表明,學生的邏 輯推理和問題解決能力在大學期間取得了一定進步,但一項調查發現,還有 2/3 的學生認為,他們的分析 技能并未獲得實質性的進步。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有: 仍有大部分教師采用“填鴨式講座”的教學方法,評 價的方法也存在問題,設計的考試題型僅僅是選擇題、簡答題,或者直接將命題工作交由未經訓練的研究生 負責,這樣學生便會采取“死記硬背”的方法應付考 試。作者認為,這樣的評分方式毫無教育意義,純粹 只是將學生排出座次。為此,作者推薦擅長于培養批 判性思維的教授所遵循的一些指導原則:上課前先思 考自己希望學生學到什么,應該掌握哪些推理技能; 需要了解哪些知識,以便能解決課堂中提出的問題; 思考如何激發學生的好奇心和主動學習的愿望,以避 免學生只為追求分數而缺乏內在興趣;通過有趣的提 問,讓學生認識到自己思考過程的缺陷;通過組織課 堂討論、小組合作項目及其他形式的“主動學習”活 動,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的習慣,鼓勵學生對問題作 嚴密地推理與分析;設計與課程目標緊密相關的平時
作業和測驗;及時給予學生反饋,以幫助學生了解自 己的學習進展以及還需要做什么;為學生設定高標準,并讓學生相信自己可以實現這些目標。在“數理推理” 方面,作者介紹了美國國家與學科委員會組織專家確 定的學生在算術、數據、計算機、建模、統計學、概 率、推理等方面需掌握的內容,并強調要將其運用于 社會實踐。同時,也需要盡可能將數理貫穿到所有相 關的課程中。在這一小節,作者還專門推薦了哈佛大 學物理學教授馬祖爾的一種“問題討論式”教學法: 學生上課前要回答兩個與閱讀內容有關的問題,并指
出自己認為難以理解的內容;在上課時,只講 10~15 分鐘,然后給學生出一道有關“基本物理原理”的選 擇題,讓學生用電子選擇器作答,并分組討論答案,討論后再次作答。而后,教師根據情況進行或詳或簡 的講解。在一次課中如此循環,可討論若干重要原理,并還可由助教在每周的習題課中進行深入討論。實踐 表明,效果遠好于傳統方法。在“專業課”方面,作 者認為,設置專業課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深入鉆研 某一復雜領域,但評估時往往不重視對專業課的評估,致使有的專業課要么太膚淺,要么太寬泛,與其目標 相乖離。所以作者建議,各院系要評估下設專業的設 置機構,確保專業課的要求合理適度,并恰當地服務 于本科教育的目標。最后,作者還特別對本章進行了
簡要的小結,由此可見作者對本章的重視。在第六章《培養品德》中,作者認為,因為美國 的年輕人習慣于養成自己的道德觀,而不是遵循已有 的道德準則,所以大學應該為他們提供最有幫助的閱 讀資料和最能引發道德思考的機會。教師不用強迫學 生認同“什么是善”,但應當竭盡所能地幫助學生形成 自己的道德判斷。這包括“道德推理的教學”和“增 強道德意志”兩方面。在“道德推理的教學”方面,作者建議,學校應該開設“應用倫理學”之類的課程,并將“有關道德兩難問題的討論”和“蘊含其中的道 德理論的傳授”結合,以有效地提高學生的道德推理 能力,包括嚴謹地思考如何處理道德兩難問題的能力、評價各方觀點合理性的能力和判定正確行為的能力。在“增強道德意志”方面,作者強調,大學應該通過 課堂以外的途徑,培養學生關心他人需要的意識,把 正確的道德觀念付諸實際行動。可以有幾種方法,如 教會學生換位思考,保證自己的行為不引起身邊重要 人物的反對,避免與自己的行為準則相沖突;在學校 方面,大學里的權威人士應當以身作則,適時對引起 爭議的行為做出解釋,堅持嚴格的學術標準,公正處 理學生事務,包括各個相關部門每件小事的處理,特 別是防止學生考試作弊,關注所在社區的發展,為學
生提供到社區服務的機會。作者在本章的最后,還強 調了每個大學都要認真思考“道德培養”這一重要問 題。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強調,在培養學生的道德推 理能力的同時,不能讓教師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或政治
觀點強加給學生。在第七章《培養合格公民》中,作者首先指出,美國政府的歷屆領導人都反復強調:“教育是民主健康 發展的關鍵。”教育要培養公民有效參與公共生活的責 任感和能力。接下來,作者從“公民責任感缺失帶來 的挑戰”、“大學的回應”和“更具體的公民教育計劃” 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在“公民責任感缺失帶來的挑 戰”方面,作者分析了美國年輕公民參與政治生活尤 為消極的狀況和責任感缺失的后果,而中小學教育公 民課程地位的下滑,還不足以培養稱職的公民,因此 大學應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在“大學的回應”方面,作者指出,大學對公民教育表現冷漠,其表現是失敗 的,沒有幫助學生更高效地參與到政府和社區活動。隨著實用主義價值觀的泛濫,本科教育逐漸喪失了其 公益性,多數學生將大學教育視為謀求高薪的晉身之 階,很少將其作為推進政府和社區發展的手段。在“更 具體的公民教育計劃”方面,作者提出,大學首先要 明確公民教育的目標: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掌握在 理性選擇中必須具備的知識;進而明確其核心知識,包括民主概況、政治哲學、經濟學和國際事務,具體 課程由學校自己決定。同時,學校要采取多種方式擴 大和改進社區服務項目,鼓勵學生組織的發展,運用 民主程序培養學生積極的公民責任感,通過組織辯論 賽、與候選人見面、模擬集會等活動,增進學生對有 關政治活動的了解。最后,作者強調,大學要竭盡全
力,為改善現狀有所作為。在第八章《生活在多元化的校園》中,作者指出,隨著近年來女性和少數族裔地位的上升,如何創建一 個多元化的校園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大學校園里,各種群體和關系錯綜復雜,作者選取了兩種代表性的 關系予以討論:一是黑人和白人的關系,二是男女生 關系。在“黑人和白人的關系”方面,作者指出,盡 管眾多研究表明,在促進種族寬容和種族理解方面大 學做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有很多校 園還面臨緊張的種族問題,因此大學在這方面仍任重 道遠。所以,首先要讓學生認識到多元化的校園是大 學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要給學生創造條件,使他們有機會與其他群體的同伴分享他們的傳統和文 化,如跨種族跨文化論壇、多種族合居宿舍、成立“第 三世界中心”。在“男女生關系”方面,作者指出,男 女生之間交往的增加和關系的日趨復雜,許多舊有的
規則隨之消失,大學生們發現越來越難以確定自己的 行為:究竟怎樣的行為是合適和可以接受的?誰應該 率先提出約會的請求?學生應該擁有怎樣的夜生活? 大學在這方面有了一些進步,如男女混合宿舍的出現 為男女學生之間的交流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平臺,絕大 多數住校生對他們的居住環境和社交生活感到滿意,但大學還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以找到更好 的方案解決一些棘手(像性侵犯之類)的問題。最后,作者提出了“促進人際關系的綜合培養計劃”問題,其中還包括培養學生與人合作、與人協商和說服他人 的能力,提升學生仔細聆聽的能力,培養學生理解他 人情感和行為的能力。這些能力的培養是通過正式的 課程還是課外活動?“人際關系課程”的前景如何? 這些問題還會引起爭論,但作者相信,每所大學都會 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以幫助學生學會如何更好地與
他人相處和共事。在第九章《為全球化社會做準備》中,作者首先指 出,盡管美國大學對國際問題的研究有了長足進展,但 大學生對國際事務依然知之甚少。而在全球化進程中,美國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大學有責任培養學生的國 際意識,為全球化社會做準備。接下來,作者從“為全 球教育提供機會”、“制訂更好的方案”和“全球教育發 展展望”三個方面進行了討論。在“為全球教育提供機 會”方面,作者認為,各大學為學生開設了大量的跨文 化課程,開設了外語課程,為學生提供了海外學習或工 作的機會。國際學生的加入拓寬了他們的視野,這幫助 學生為今后全球化生活做準備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 訂更好的方案”方面,作者提出了他的設想,針對上述 四個做法提出了改進的建議。在“全球教育發展展望” 方面,作者贊同一些專家的觀點:為了促進全球理解學 生需要掌握“跨文化能力”,但如何培養和如何評價具有 相當的困難。盡管如此,作者相信,全球教育項目一定
能取得長足的進展。在第十章《培養廣泛的興趣》中,作者首先指出,自己在本章將重點討論通識教育的核心目標,即大學 如何通過通識教育開闊學生的視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打破學科或專業領域的界限,幫助學生更好地 理解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同時還指出了美 國大學通識教育的四種模式:經典名著課程、概論課 程、探究課程和指定選修課程。接下來,作者對這四 種模式分別進行了討論。“指定選修課程”模式是最易 操作且最易管理的課程模式,其優點是靈活多樣,學 生自由度大,但很多學生只選擇簡單課程。同時,課 程目標定位不清是另一弊端。作者指出,指定選修課 程要取得成功需要三大條件:一批盡心盡責、愿意花
時間為學生提供咨詢的老師,一群天資聰明、學習動 機強烈、有全面發展愿望的學生,一組精心設計、能 喚起學生好奇心和學習熱情的課程。否則,就會成為 課程的大雜燴。“經典名著課程”模式在理論上具有很 好的教育價值:能培養心靈自由、氣質高雅、具有推 理能力的人才;能幫助學生認識自我,并加深對社會 問題和道德兩難問題的思考;激發學生對相關的人類 精神或物質活動的興趣。但存在的問題也不少:增加 了教師的負擔,合格的師資欠缺,名教授不愿上這類 課,操作層面有缺點。所以導致多數大學不選擇該模 式。“概論課程”模式乍看有吸引力,似乎能培養學生 廣博的知識,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但問題在于:該 類課程往往空洞無物,泛泛而談;沒有深入分析,淺 嘗輒止。“探究課程”模式的支持者認為探究課程將使 學生終身受益,為他們今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但能否達到通識教育的目的絕非易事,有人批評該課 程模式過于重視方法的訓練而忽視了其他品格的養 成,同時在操作上也面臨一些問題。還有一種“混合 課程”模式,作者認為,可能在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 最好的課程模式而是看其是否喚起了教師的責任心,是否增強了各系間的凝聚力,是否增進了全校師生對 本科教學的理解。最后,作者對“下一步做什么”進 行了討論。作者認為,與其糾纏于如何實施通識教育,倒不如著眼于增強通識教育課程的師資力量。師資是 成功推行通識教育的關鍵所在,如果有大批才華橫溢 的教師的加入,那么科學課程、歷史課程或文學課程 將成為學生大學生涯最難忘的課程之一。他進一步強 調,培養學生廣博的知識,激發學生持久的興趣是本 科教育眾多目標中最重要的兩大目標,現有的努力還 遠遠不夠,各大學應一如既往,努力推動通識課程的 發展。在第十一章《為職業生涯做準備》中,作者首先 指出,美國一部分崇尚自由教育的教授反對在大學實 施職業教育,原因在于,他們認為職業教育只著眼于 技能的訓練而不是學生心智的發展,因而職業教育的 合適場所應是就業單位或職業學校。作者認為,現在 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在大學實施職業教育,而是如何賦 予職業課程以新的含義,使學生明白職業教育并非等 同于技能訓練。因此,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職業教育 和自由教育攜手并進,激發兩者的活力,更好地為學 生服務。接下來,作者從“職業選擇”、“職業性專業”、“文理專業”三方面進行了論述。最后,作者以“面臨 的重大挑戰”為題談了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作者 認為,美國本科教育受兩股力量的影響:一股來自大 學教師的拉力——學者有學術自由的權利;另一股來
自市場的拉力——學生享有自由擇校的權利。這兩股 力量相互抗衡,共同作用于大學的職業教育。如何正 確對待學生的職業需求是高等教育遇到的一個難題,這個問題將一直困擾大學。只有當職業院系教師和文 理學院教師攜手共進,相互配合,充分發揮各自的潛
能,才能取得好的成效。在第十二章《提高本科教育質量:展望未來》中,作者首先指出,盡管一般人都認為美國擁有世界一流 的高等教育,而且絕大多數研究表明,大學教育確實 有助于學生發展,但從研究看,學生在各方面的進步 不是很大。在重點大學里有一半學生認為大學在幫助 自己發展分析能力、寫作能力以及專業知識方面并沒 有發揮很大的作用。有些學生甚至在作能力、計算能 力、外語能力等方面出現了退步。而且,盡管大學危 機重重,但并沒有多少人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作者 尖銳地指出,現實已不允許人們再自滿了。接下來,作者從“為什么我們的大學表現不佳”、“持續的評價 和實驗有問題嗎”、“改革的可能性”及“邁向新階段” 四個方面進行了論述。在“為什么我們的大學表現不 佳”方面,作者認為,造成這一狀況的主要原因是大 學在改善其本科教育質量上缺乏足夠的壓力,所以許 多教師墨守成規,自我感覺良好,不重視發展學生基 本技能的基礎課程,不愿意探討教學方法,不注重研 究學生的學習過程,不關注學生的課外生活。大學領 導者更不愿意花時間和精力改善本科教育質量。在“持 續的評價和實驗有問題嗎”方面,作者提出,教師可 以通過一系列簡單的問題對本科教育質量進行評估,如每堂課有多少時間用于積極討論?考試是側重于批 判性思維的考查還是事實性知識的記憶?學生是否認 為課程有助于提高分析問題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發 展?學生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數理推理的方式解決實際 問題?在“改革的可能性”方面,作者的態度看來是 比較悲觀的,他認為,大學教師不愿意他人來評價自 己的工作,學生對教育改革的呼聲不高,大學領導人 也沒有負起相應的責任;大學之外的力量也不大有效,如問責制、大學排行榜、全國學生參與度調查。在“邁 向新階段”中,作者闡述了自己對提高本科教育質量 的看法。他認為,真正富有建設性的改革只能在于大 學自身。政府應扮演監督者而非評價者的角色,鼓勵 大學進行自我評價,并在此基礎上進行自我完善。政 府機構和基金會對全面系統進行改革的學校給予資 助,以進一步推動改革。校董會也可以推動本科教育 的改革。但真正有效的工作只能由大學自身完成。在 這里,大學校長的作用遠比他們自己想象的大得多。校長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為大學的發展勾勒藍
圖:確定大學的教育理念,確定大學的優先事項,為 大學的發展指明方向。作者明確指出,如果大學校長 過于看重大學排行榜,并將提高本校在排行榜上的名 次為己任的話,那將是一件不幸的事情。相反,大學 校長應該鼓勵大學進行自我評估、教育實驗和改革。只需略微增加財政投入,學校就可以在很多重要方面 落實提高本科教育質量的政策。大學校長還可以改革 教師聘任和晉升機制,使其與教學質量直接掛鉤。作 者相信,通過鼓勵、鞭策和精心的調查研究,任何大 學的領導都有希望創建一種“自我評估—不斷實驗— 不斷改進”的校園文化。他認為,現在正是大學領導 者們為自己的學校和學生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最佳時 機。
二、啟
示
通過上述較為詳細的介紹,相信讀者也會和我一 樣,被博克校長對本科教育發自內心的重視和精到的 思考所感動。感動之余,我們能得到什么啟示呢?在
我看來,至少可以有如下幾點啟示。(1)要緊緊抓住大學的根本。《論語》第一篇第二本立而道生。”做任何事情,都要
務本,都要抓住根本,這是中國古代先哲兩千多年前 就已經認識到的真理,可是現在的我們卻經常忘記了 這一點。那么,辦大學,其根本究竟是為了什么?這 個本應十分清楚的答案現在卻變得不十分清楚了。這 種情況,只要看看中國的大學校長們對什么最感興趣 就知道了。他們現在最關心的是學校的級別、學校的 排名、學校得到的重點學科、大項目和經費等等。造 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固然有多種,如社會的急功近利、教育主管部門的指揮棒、媒體的輿論導向等,但我們 大學校長本身的認識水平和博克相比,是否存在明顯 的差距呢?我們都知道,當今大學的功能越來越多,如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有人還加上了國 際交流。但無論如何,任何時候都必須將人才培養放 在第一位。可是實際上,中國的大學是將科學研究和 社會服務放在前位的,因為它們能給大學帶來比人才 培養更大的、看得見的利益。進一步看,在人才培養 方面,中國的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是更加重視研 究生教育的,甚至以研究生人數超過本科生為學校的
章說:“君子務本,發展目標,因為研究生能給學校帶來科研經費和論文 發表的直接好處。而且教師也更愿意從事研究生教學,因為輕松省事多了。我們也應知道,本科生的培養比 研究生更重要,因為他們人數更多,又處于從高中到 大學的人生關鍵轉變期,需要更多的關心和指導。而
且,只有有了優秀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優秀生源才有 保證。由于上述的種種原因,大學以人才培養為本、人才培養以本科生培養為本的清楚答案就在當今的中 國變得不清楚了。順便說一點,本書的名字其實應該 翻譯為《回歸大學之本》更為合適。因為全書論述和 強調的都是大學要抓住本科教育和如何培養本科生這
個根本問題。(2)要制訂實在的培養目標和可行的培養措施。但多數
顯得較為大而空疏,如德智體全面發展、拔尖創新之 類,加上又無切實可行的配套措施,所以難以落到實 處。從書中博克所提出的八個目標看,都是比較具體 的,如處于前三位的表達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和道 德推理能力。即使是較為抽象的公民意識、適應多元 文化的素養、全球化素養,其包含的內容也很具體。從中可以看出,博克提出的目標是一個兼顧能力和素 養、兼顧眼前和未來、兼顧自由教育和職業需要,比 較符合美國實際的本科教育目標。我們可以不同意他 的具體提法,但這種務實的批判精神和思維方法卻是 不能不借鑒的。而且,博克強調要將本科生的培養作 為全校教職工共同的任務,所以,書中使用的提法是 本科教育,而不是本科教學。反觀中國的大學,通常
中國的大學,對本科生也有明確的培養目標,的提法是本科教學,很少用到本科教育,似乎對本科 生的培養只是本科任課教師的教學。同時,中國大學 還經常強調“教書育人”,自以為是對教師工作重要性 的強調。殊不知,這恰恰是對本科教育工作的簡單化 理解:以為對本科生的教育就只是教師的工作,而教 師的工作就只是教書。雖然強調了育人,卻是在簡單 化理解基礎上的強調。從教育到教學再到教書,雖然 只是一字之差,但內涵越來越窄,正是這種越來越窄 的簡單化理解,使得不少教師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教 書,甚至成了教書匠,而培養學生的任務就成為僅僅 是教師的任務,從而使得人才培養難以取得好的效果。應該認識到,育人是全校的使命,是每一個人都肩負 的職責。要樹立全校共同育人的理念:教學育人,科 研育人,管理育人,環境育人,氛圍育人。這五者中,既包含學術水準和文化品位,也包含管理水平,同時 還體現著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服務方向。正如博克 在書中指出的:“一所大學的價值觀能從各個部門(經 濟資助辦公室、宿管科、學生事務辦公室等)的每件 小事中體現出來,而且,這些小事往往比學校高層宣 傳的政策更能傳達學校的價值觀。也就是說,它們對 學生的影響可能會更大。”
[1] 在當今的中國大學,常常
聽到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誰大的爭論,以至“去行政 化”的呼聲愈來愈高。其實,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應該是,無論是行政權力,還是學術權力,其目的到 底是為了什么?無疑,行政權力不應無節制地膨脹獨 大,在大學這種學術組織中,行政權力必須為學術權 力服務。但學術也不應該一己獨尊,因為大學并不是 研究院,只以學術為目的。應該時時記住,大學的根 本目的是培養人才。因此,無論是行政權力還是學術
權力,都必須為培養人才服務。(3)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書中在多處強 調教學方法改革的重要性,對現實中大多數教師普遍
采用的填鴨式講授法進行了批評,并且推薦了多種較 好的教學方法,如問題討論法、體驗式學習、合作學習、服務學習、學習社區等。中國大學中的情況更是 如此。要真正提高本科教育質量,除了大學領導者的 重視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力推進教學方法的改革,包括考試方法的改革和學生評價方法的改革。這是一 項涉及成千上萬教師、面廣量大而又極為艱苦,但是 又必須進行的改革。否則,我們的教學就始終停留在 灌輸知識的層面,而很難形成學生的能力和素質。國 家主管部門、每個大學和每位教師,也包括廣大學生,都要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不認真進行教和學的方法 的改革,中國大學教育質量的提高就永遠無法真正落
到實處、得到實現。(4)要重視教育研究,特別是具體問題的實證研 究,包括校本研究。博克校長在書中引用了數以百計 的教育研究報告和他們的成果,而且在多處強調了教 育研究的重要和教師借鑒教育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在 中國,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員很多,發表的研究論 文也很多,但是產生的成效很有限。其原因一方面是 研究的針對性、實證性不夠,另一方面是廣大教師對 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視不夠,不去主動借鑒現有的研究 成果。當然,歸根結底,還在于學校對教師的要求和 壓力不夠。所以需要建立相應的機制。譯者在《譯者 序》中說:本書“最大特點在兩個方面:第一,突出 了本科教育在當今高等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地位,明確 提出了關于大學本科教育的目標框架;第二,全面、細致地運用美國高等教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集中 分析了美國大學本科教育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 作為在哈佛大學擔任了 20 年校長的博克教授,能寫出
這樣一本書,不能不讓我們感到佩服,而這正是建立 在重視教育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值得指出的是,博克 在其校長任期內,曾親自主持了哈佛大學歷史上具有 重要意義的第四次課程體系改革(哈佛大學歷史上的
第一次課程體系改革于 1872 年由埃利奧校長推進,第 二次改革于 1909 年由洛厄爾校長推進,第三次改革于 1945 年由科南特校長推進。看來,由校長親自推進課 程體系改革是哈佛大學的傳統)。這次改革于 1975 年 開始推進,經過 7 年到 1982 年才落實。其指導思想是: 兼顧自由和秩序、多樣化和專門化、靈活性和規范性、寬度和深度、個人興趣和學校指導。最重要的成果是: 確立了哈佛大學課程體系的標志性特色——“核心課 程”,其由文學和藝術、歷史研究、社會分析、科學、外國文化、道德推理、定量推理七個領域組成。這次 課程體系改革不僅對美國,而且對世界各國大學的課 程體系產生了重要影響。不知在中國的大學,何時才 能出現像博克這樣真正稱得上是教育家的大學校長和 像《回歸大學之道》這樣由一流大學校長親自撰寫的 本科教育專著?也許,只有到那時,中國的大學才能
真正談得上對大學之本的回歸。同樣值得指出的是,無獨有偶,哈佛大學的另一位 領導人、前哈佛學院院長哈瑞·劉易斯幾乎在同時也寫
了一本書《失去靈魂的卓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8 年版,侯定凱譯),其副標題是“哈佛是如何忘記教育宗
旨的”。將兩書比照而讀,一定會有更多的感受。與博克 相比,劉易斯的風格有所不同,其批評更尖銳、更直接,針對的就是哈佛大學。但兩人都具有共同的“居安思危” 精神:在平安中看到危機,在危機中思考改革,而改革 的根本目的就是培養高素養的人。卓越固然可貴,值得 追求,但如果沒有了高素養的人,以至成為了失去靈魂 的人,這樣的卓越又有何意義?作為中國大學的每一個 人,不是都應該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嗎?
參考文獻:
[1] 德雷克·博克.回歸大學之道[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 版社,2008:96.[責任編輯:陳立民]
第二篇:哈佛大學校長就職演說
哈佛大學校長就職演說:放飛我們最富挑戰性的想象力
2008-04-28-08-59-37 yyb350322-閱讀:216
哈佛大學校長 德魯·福斯特
郭英劍 編譯
轉自:http://www.tmdps.cn/show.php?id=10889
[譯者按:《放飛我們最富挑戰性的想象力》是美國哈佛大學第28任校長德魯·福斯特在2007年10月12日就職典禮上的演講詞。需要向讀者說明的是,這里所謂的“編譯”,是指譯者刪去了——也就是沒有翻譯——原文中的一些客套話和一些(在譯者看來并不太重要的)詞句,但不改動原來的句子,也就是說,這里所有的語句,都出自原文,非譯者“編輯加工”后再“譯”而成。原文見:Installation address: Unleashing our most ambitious imaginings
就職演講常常會羅列一些新校長的具體構想或是計劃。但是,當我在考慮今天意味著什么的時候,這樣的羅列似乎過于束縛人,它們限制了而不是去放飛我們最富挑戰性的想象力,限制了我們去思考我們最深遠的責任和義務。
如果今天是超越普通日子的一天,如果今天是我們為數不多的、不僅是作為哈佛人聚集在一起、而是與一個更為廣闊的學術、教學與學問的世界站在一起的一天,那么,現在就是哈佛以及像哈佛這類大學去思考的時候了:在這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我們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大學的確是要承擔責任的。但我們從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們為了什么去承擔責任。人們要求我們報告畢業率、研究生院的入學統計數字、標準考試的分數,目的是為了在大學評價中提高“附加值”,人們要看研究經費有多少,教師出版和發表論著的數量是多少。但這些硬性指標本身并不能說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學所渴望達到的目標了。雖然了解上述指標很重要,它們也可以說明我們事業中一些特別的部分內容。但我們的目的要比這些宏大得多,因此,要解釋我們的責任感,也更加困難。
那么,讓我斗膽提出一個定義來吧。一所大學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別對歷史和未來負責——而不單單或著僅僅是對現在負責。一所大學關乎學問(learning),影響終生的學問,將傳統傳承千年的學問,創造未來的學問。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是要對永恒做出承諾,而這些投資會產生我們無法預測且常常是無法衡量的收益。大學是那些活生生的傳統的管理員——在Widener圖書館與Houghton圖書館以及我們另外的88個圖書館,在Fogg與Peabody博物館,在我們的古典學科的系科,在歷史與文學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傳統。對于那些努力去證明這些傳統不過是工具性的、不過是對某些當代需求有一定用處而已的說法和作法,我們會感覺很不舒服。恰恰相反,我們追尋傳統,從某種程度上講,是“為了它們自身”,因為正是它們,千百年來界定了我們何以為人類,而不是因為它們可以提升我們在全球的競爭力。
我們追尋它們,因為它們使我們的——無論是個人的還是社會的——洞察力增加了深度和廣度,而這,則是我們在難以避免短視的當下所無法發現的。我們同樣追尋它們,也因為正如我們需要食物和房屋生存一樣,正如我們需要工作和尋求教育來改善我們的運氣一樣,我們作為人類同樣需要尋找意義。我們努力去理解我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原因何在。對許多人來說,四年的大學生活不過是允許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這類根本問題的一個插曲而已。但對意義的找尋,是沒有盡頭的探索,它在不斷地闡釋,不斷地干擾和重新闡釋現狀,不斷地在看,從不會滿足于已有的發現。事實上,這就是所有學問的真諦,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為了“大學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
就其本質而言,大學培育的是一種變化的文化甚至是無法控制的文化。這是大學為未來承擔責任的核心。教育、研究、教學常常都是有關變化的——當人們學習時,它改變了個人;當我們的疑問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時,它改變了世界;當我們的知識運用到政策之中時,它改變了社會。知識的擴充就意味著變化。但變化常常使人感到不舒服,因為它在你得到的同時也會失去,在你發現的同時也會迷失方向。然而,當面對未來時,大學必須去擁抱那不穩定的變化,它對人類理解世界的每一點進步都至關重要。
我們對未來的責任還對我們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大學既是哲學家也是科學家的所在地,這是獨一無二的。對未來承擔責任要求我們,要跨越地理與智力的界限。正如我們生活在田野與學科正在縮小差距的時代,我們所居住的是一個逐漸跨越國家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知識本身就是最有力的連接體。
真理是渴望達到的目標,而不是占有物。而在這其中,我們——和所有以思考和自由詢問精神顯示其特色的大學一道——向那些擁抱不容爭辯的確定性的人們提出挑戰乃至是提出警告。我們必須將自己置于不斷質疑(doubt)這種令人不舒服的狀態,使自己保持謙遜的態度,不斷地相信:還有更多的知識需要我們去了解、更多的知識需要我們去講授、更多的知識需要我們去理解。
上述所承擔的種種責任既代表著一種特權,也代表著一種責任。我們能夠生活在哈佛這樣一個理性自由、傳統激揚、資源非凡的王國,因為我們正是被稱為是“大學”的這樣好奇而神圣的組織的一部分。我們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進大學的目的——不單單是向總持批評立場的公眾加以解釋,更要為了我們自身的價值而堅持自我。我們必須要付諸行動,不僅是作為學生和教工、歷史學家和計算機科學家、律師和醫生,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更是作為大學中的成員,我們對這個思想共同體負有責任。我們必須把彼此看作是相互負有責任的,因為由我們所組成的這個組織,反過來界定了我們的潛在價值。對未來承擔責任包含著我們對學生所承擔的特殊職責,因為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目的和財產。
想要說服一個國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說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戰社會最根本的思維設定,這很不容易。但這,恰恰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既要去解釋我們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達到我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這些大學在這個新的世紀生存和繁榮的價值所在。哈佛大學不能孤獨地為此奮斗。但我們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在其中扮演著特殊的角色。這就是我們今天在這里的原因,這就是她對我們意味深長的原因。
上一周,我拿到一個深黃褐色的信封,它是在1951年由哈佛的第23任校長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Conant)委托給哈佛檔案館保存下來的。他在留下的簡短說明上稱,請下一世紀開始時而“不是之前的”哈佛校長打開它。我撕開了這封神秘信件的封口,發現里面是我的前任留下的一封不同尋常的信。它的抬頭是“我親愛的先生。”柯南特寫作時給人一種危險迫在眉睫的感覺。他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這將“很有可能使我們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劍橋在內遭到破壞。”
“我們都想知道,”他繼續寫到,“自由世界在未來的50年里會如何發展。”但是,當他想象哈佛的未來時,柯南特就由不詳之兆轉向了堅定的信念。如果“厄運的預言”證明了是錯的,如果有一位哈佛校長能活著讀到這封信,那么,柯南特就對哈佛的未來有信心。“你會收到這封信,會帶領一個比我榮幸地執掌時更加繁榮、更有影響的大學。……[哈佛]將堅持學術自由、容忍異端的傳統,我確信是如此。”我們必須致力于此,確信他在未來也是正確的,我們必須共同擁有和支持他的這種信念。
柯南特的信,就像我們今天在此聚會一樣,標志著在過去與未來之間,有一塊引人注目的交匯地。在這個儀式上,我接受了我對他來自歷史的聲音所祈求的傳統應付的責任。與此同時,我也與你們大家一道,確認了我對哈佛現在和未來的責任。正如柯南特所處的時代一樣,我們也處于一個使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憂慮不安的世界,我們面對的是不確定。但我們同樣要對這所大學的目的和潛在發展保持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她終究會盡其所能地去設計從現在起之后的半個世紀內世界將會怎樣。讓我們擁抱那些責任和各種可能性吧;讓我們分享它們“緊密相聯……如一體;”讓我們開心地去從事這項工作吧,因為這樣的一項任務是一種難以衡量的特權。
第三篇:哈佛大學校長名言錄
《哈佛的起源與校長逸事》網址http://usa.bytravel.cn/art/hfd/hfdqyyxcys/
(一)約翰-哈佛
哈佛大學成立于1636年10月28日,但它最初的校名不叫哈佛。
1637年冬,有一位英國劍橋大學的畢業生移民到了新大陸。他時年29歲,剛結婚不久,尚沒有孩子。他的名字叫約翰-哈佛(John Harvard),來自倫敦。他住在查理斯鎮,與那所新成立的學院(當時尚沒有正式的校名)的所在地劍橋鎮中間隔著一條河,河的名字叫查理斯河。
約翰-哈佛當時的夢想是成為查理斯鎮教堂的助理牧師。可惜他在1638年9月就因患肺病而逝世于查理斯鎮。臨死前,他立囑將自己一半的財產(約值780英鎊)和所有的圖書(約400本)捐贈給河對面那所新成立的學院。這是該學院成立以來所接受的最大一筆捐款。為表示感謝,馬薩諸塞州議會一致決議,將這所尚無正式名稱的學院命名為哈佛學院。
哈佛所贈的780英鎊捐款,在當時是一筆了不起的收入。用時下之術語來講,校方用這筆錢開發了不少的“硬件”和“軟件”。但哈佛所贈的400本書卻毀于一場大火。只有一本書因一個學生前天晚上借書未還而免遭劫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的哈佛院長亨利-鄧斯特(Henry Dunster)還是以“借書不得帶出圖書館”這條校規開除了那位學生。
哈佛本人出生在英格蘭,父親是一個屠夫。他曾有過不少兄弟姐妹。可惜發生在1625年的一場瘟疫,奪去了他父親和四個兄弟姐妹的性命。哈佛本人也是英年早逝,沒有留下任何子女。
想當年,當約翰-哈佛凄涼地死在查理斯鎮的小木屋時,他一定會為自己不能在新大陸實現自己的抱負而感到十分的悲哀,并為自己不能和太太育有一兩個后代而感到無限的惋惜。望著查理斯河對面的那所新學校,哈佛或許會想:那將是我對這片新大陸的惟一貢獻了,希望它能有所作為。
而令哈佛感到無限寬慰的是,查理斯河對面的那所學校不僅以自己的姓名來命名,而且最終成為全新大陸乃至全世界最出色的大學之一。
九泉之下,約翰-哈佛可以安息了。
(二)最有成就的退學生
不少人都知道,美國電腦大王比爾-蓋茨是哈佛大學的退學生。但比爾-蓋茨絕不是哈佛歷史上第一個著名的退學生。在他之前,還有不少的哈佛先輩們因退學而成名。
例如,在1894年,有一位哈佛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因迫不及待要投入石油開采行業而從哈佛大學退學。他后來果然因石油開采而成為美國的巨富。他的名字叫霍華德-休斯(Howard Hughes)。
在1926至1927年和1929至1932年間,有一位學生在哈佛大學斷斷續續地讀了三年的書。最后他禁不住各種科研工作的誘惑,還是自動中止了在哈佛大學的學業。他后來獲得了500多項的專利,是繼愛迪生之后美國最出名的發明家。他的名字叫波尼-萊特(Bonnie Raitt)。
在1966年,有一位來自佛羅里達州的哈佛二年級學生,因創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鄉村樂隊“國際潛水艇樂隊”而從哈佛大學退學。他后來成為當時一名著名歌手,他的名字叫格蘭姆-帕森斯。
當然,在所有哈佛大學退學生中,比爾-蓋茨的退學大概最具戲劇性。比爾-蓋茨于1973年入哈佛讀書。在此之前,蓋茨被公認是數學天才,他也曾一度想成為一名數學家。但到了哈佛之后,蓋茨很快發現,竟有人比他還有數學天分,這曾使他甚感沮喪。后來,他一門心
思鉆研電腦,認定這是自己的生財之道。但當時,他并沒有從哈佛退學的打算。蓋茨最后下定決心從哈佛退學,得歸功于他的老搭檔艾倫。為了拉這位小兄弟回華盛頓州去創業,艾倫不惜放棄原來的工作,隨蓋茨來到哈佛,并就地找事做,以便勸說蓋茨退學。
在艾倫三天兩頭的勸說下,蓋茨終于動搖了讀完哈佛大學的信念,在大三時退學。蓋茨當初決定從哈佛退學,曾受到許多親朋好友的勸阻,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位室友。有趣的是,數年后,當這位室友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攻讀MBA課程時,蓋茨又來勸他退學去共創天下。他禁不住昔日室友的輪番勸告,最后真從斯坦福退了學,去出任蓋茨那間20來人小公司的總經理。
他,就是當今微軟公司大名鼎鼎的行政總裁史蒂夫-鮑爾默,說來他也是一個退學生。
(三)校徽
哈佛大學的辦校方針是求是崇真。
哈佛大學的校訓是“Amicus Plato,Amicus Aristotle,sed Magis Amicus VERITAS”。它是拉丁文,其英文為“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其中文翻譯為“與柏拉圖為友,與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這句話原出自威廉姆斯-艾米思(Williams Ames)的一句名言。自哈佛建校以來,它就一直是哈佛學生所信奉的做學問和做人的準則。
哈佛大學的校徽是“Veritas”,它是拉丁文“真理”的意思。
哈佛校徽誕生于學院在1643年12月27日舉行的一次會議。那天的會議記錄中清楚地記載了其圖案設計:它以三本書為背景(兩上一下),在上面的兩本書上分別印刻有“VE”和“RI”兩組字母,而在下面的一本書上則印刻有“TAS”這組字母。三本書的背景則是一個盾牌圖案。那次會議是由哈佛學院第二任院長鄧斯特主持的。應該說,這個校徽設計是很有創意的。
可惜,有誰能料到,這個圖案是在等足了200年之后才被啟用的。
其原因是,鄧斯特院長在主持了那次會議后,就隨便將那次的會議記錄丟置在一堆文件當中,一直無人問津。直至200年后,當時任哈佛院長的昆西(Josiah Quincy)在主持200年校慶過程中,無意中發現了這份重要的歷史文件。他把這份失而復得的校徽圖案作為本次校慶的一個重要項目來推介給師生,大家在歡呼之余,無不感慨萬分。
它似乎在昭示著人們:真理是不會被遺忘的,縱使它一時半會兒可能被人們所忽略。
(四)校長逸事
1640年,哈佛學院的第一任院長伊頓牧師被迫辭職,原因是他的太太沒有將收購來的牛肉做飯給學生吃,還有就是貪污了學生飲用的啤酒。這在當時是一樁巨大的丑聞。
1848年間,在艾佛雷特(E.Everett)任哈佛學院院長時,校方決定招收一位名叫威廉姆斯的黑人入學。這引起一些白人學生的強烈不滿。他們到院長辦公室提抗議,威脅說如果校方招收這位黑人學生,他們將會退學。對此,艾佛雷特院長靜靜地回答說:“如果這位黑人學生通過考試,他將會被錄取。如果你們退學,則哈佛的收入將會被用作這個黑人學生的教育費用。”那位黑人后來成為哈佛校史上第一位入學的黑人學生。
1853-1860年間,詹姆士-沃爾克出任哈佛學院院長。這期間他為大學課程增添了音樂課。而有意思的是,沃爾克本人是個地地道道的聾子,什么都聽不見。
1870年,在查理斯-艾略特出任哈佛大學校長時,他找到當時著名的史學家亨利-亞當斯,想聘請他出任中世紀歷史的教授。對此,亨利-亞當斯謙虛地說:“校長先生,我真的一點兒都不懂中世紀的歷史。”而艾略特校長則不客氣地回答說:“如果你能夠為我舉薦出一位比你懂得更多的教授,那我就聘請他。”結果亞當斯接受了聘請。
1884年,一對名叫斯坦福的夫婦找到艾略特校長。他們來自加利福尼亞州,請教艾略特校長用多少錢可以建立一所大學(他們當時想在加州辦一所大學,以悼念他們新近逝世的兒子)。艾略特校長在聽完了他們的講述后,一臉認真地說:“這起碼需要500萬美元(這大概相當于今天的50億美元吧)”。聽了這話,斯坦福太太的臉色頓時變得鐵青。沉默良久之后,斯坦福先生開口說:“親愛的,我想我們還是可以拿出這筆錢的。”
艾略特校長沒有料到的是,這對夫婦用其姓名所建立的學校后來會與哈佛大學齊名。更難想象的是,那所學校一位名叫博克的畢業生后來竟會成為哈佛大學的校長,并且主政哈佛20年,其任期之長僅次于艾略特本人。
(五)最早的中國留學生
20世紀初,中國政府開始向哈佛大學選派留學生,哈佛與中國的緣分由此開始。首批留學哈佛的中國學生于1909年畢業,他們當中有羅邦輝、秦汾、金岱、李嘉同、馬岱君和劉瑞恒等人。1909年至1922年,清華學校庚子賠款留美學生中,在哈佛大學求學的人有21位。1928年,哈佛--燕京學會在燕京大學成立,前往哈佛求學的中國留學生逐年增加。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哈佛大學的外國留學生中,以中國學生為最多。
早年負笈海外的中國留學生,胸懷大志,為開拓中國的現代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事業做的努力。他們包括:趙元任(1892-1982)語言學家、作曲家。1915年入哈佛攻數理哲學。1918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陳寅恪(1890-1969)史學家、古文字學家。1918-1921年在哈佛大學研究古文字學和佛經,后入柏林大學梵文研究所研究東方古文字學;林語堂(1895-1976)作家、語言學家。1919年入哈佛大學留學,后獲文學碩士學位;楊杏佛(1893-1933)我國現代科學倡導者。先在康乃爾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后轉哈佛大學讀工商管理和經濟學;竺可楨(1890-1974)科學家、教育家,中國現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人。1913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地質系攻讀氣象學;李濟(1896-1979)人類學家。1920年入哈佛研究人類考古學,1923年以學術論文《中華民族的形成》獲博士學位,并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梁實秋(1902-1987)文學家、翻譯家。1924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受教于美國著名文學評論家白璧德;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學家,梁啟超的長子。192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獲得建筑學碩士后,入哈佛大學美術研究院進一步研習。
1936年,時值哈佛大學300年校慶,中國哈佛大學校友會給母校捐贈了一座大石碑,這是中國留學生在哈佛校園留下的一片集體足跡。
(六)校長名言錄
“任何學生都不得在沒有征得父母、監護人和個人導師的同意下買賣或交換超過6美分的物品。”這是哈佛大學第1任校長伊頓(Eaton)牧師的一句名言,它后來成為了一條校規。“祈禱,然后去學習。”這是哈佛大學第2任校長鄧斯特(H-Dunster)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人類過去和現在的努力已經排除了知識路途中的許多障礙,讓我們繼續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礙。”這是哈佛大學第19任校長昆西(J-Quincy)對入學新生和畢業生的祝福。
“讓我們齊心協力,把哈佛學院建設成美洲大陸最出色的大學。”這句話是哈佛大學第20任校長希爾(T-Hill)在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剛結束時提出的辦學目標。
“人類的希望取決于那些知識先驅者的思維,他們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過一般人幾年、幾代人甚至幾個世紀。”這是哈佛大學第21任校長艾略特(C-W-Eliot)對哈佛教授們的期望。“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對什么事物都懂一點,但對個別事物懂得很多。”這是哈佛大學第22任校長洛厄爾(A-L-Lowell)說過的一句大白話。
“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質量。”這是哈佛大學
第23任校長科南特(J-B-Conant)對哈佛大學辦學方針的總結。
“一個人是否具有創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嶺。”這是哈佛大學第24任校長普西(N-M-Pusey)對開發學生創造力意義的理解。
“學生一代接著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著一浪地沖擊著陸地。有時是靜靜的,有時則帶著狂風暴雨的怒吼。不論我們認為人的歷史是單調的還是狂驟的,有兩件事物總是新鮮的,這就是青春和對知識的追求,這也正是一所大學所關心的。我們學校的年紀已經可以用世紀來計算,但只要它熱切地追求這兩件事,它就永遠不會衰老。”這是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博克(Derek Bok)在第340屆畢業典禮上的一句致辭。
參考網址:
“任何學生都不得在沒有征得父母、監護人和個人導師的同意下買賣或交換超過6美分的物品。”——哈佛大學第一任校長伊頓,此話后來成為了一條校規
“人類過去和現在的努力已經排除了知識路途中的許多障礙,讓我們繼續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礙。”——哈佛大學第19任校長昆西對入學新生和畢業生的期望
“人類的希望取決于那些知識先驅者的思維,他們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過一般人幾年、幾代人甚至幾個世紀。”
——哈佛大學第21任校長艾略特對哈佛教授們的期望
“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對什么事物都懂一點,但對個別事物懂得很多。”
——哈佛大學第22任校長洛厄爾的名言
“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質量。”
——哈佛大學第23任校長科南特對哈佛大學辦學方針的總結
“一個人是否具有創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嶺。”
——哈佛大學第24任校長普西對開發學生創造力意義的理解
第四篇:哈佛大學校長名言錄
哈佛大學校長名言錄
“任何學生都不得在沒有征得父母、監護人和個人導師的同意下買賣或交換超過6美分的物品。”
——哈佛大學第一任校長伊頓,此話后來成為了一條校規
“人類過去和現在的努力已經排除了知識路途中的許多障礙,讓我們繼續努力去排除剩余的障礙。”
——哈佛大學第19任校長昆西對入學新生和畢業生的期望
“人類的希望取決于那些知識先驅者的思維,他們所思考的事情可能超過一般人幾年、幾代人甚至幾個世紀。”
——哈佛大學第21任校長艾略特對哈佛教授們的期望
“每個受過教育的人都應該對什么事物都懂一點,但對個別事物懂得很多。”
——哈佛大學第22任校長洛厄爾的名言
“大學的榮譽,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數,而在于它一代又一代人的質量。”
——哈佛大學第23任校長科南特對哈佛大學辦學方針的總結
“一個人是否具有創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嶺。” ——哈佛大學第24任校長普西對開發學生創造力意義的理解 “學生“學生一代接著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著一浪地沖擊著陸地。有時是靜靜的,有時則帶著狂風暴雨的怒吼。不論我們認為人的歷史是單調的還是狂驟的,有兩件事物總是新鮮的,這就是青春和對知識的追求,這也正是一所大學所關心的。我們學院的年紀已經可以用世紀來計算,但只要它熱切地追求這兩件事,它就永遠不會衰老。”
——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博克(Derek Bok)在第340屆畢業典禮上的一句致辭。接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著一浪地沖擊著陸地。有時是靜靜的,有時則帶著狂風暴雨的怒吼。不論我們認“學生一代接一代,如同海水一浪接著一浪地沖擊著陸地。有時是靜靜的,有時則帶著狂風暴雨的怒吼。不論我們認為人的歷史是單調還是狂驟的,有兩件事物總是新鮮的,這就是青春和對知識的追求,這也正是一所大學所關心的。我們學校的年紀已經可以用世紀來計算,但只要它熱切地追求這兩件事,它就永遠不會衰老。”這是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博克在第340屆畢業生典禮上的一句致辭。為人的歷史是單調還是狂驟的,有兩件事物總是新鮮的,這就是青春和對知識的追求,這也正是一所大學所關心的。我們學校的年紀已經可以用世紀來計算,但只要它熱切地追求這兩件事,它就永遠不會衰老。”這是哈佛大學第25任校長博克在第340屆畢業生典禮上的一句致辭。
第五篇:哈佛大學校長離職演講
Good bye and good luck!
by Lawrence H.Summers,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Today, I speak from this podium a final time as your president.As I depart, I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with whom I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work over these past years.Some of us have had our
disagreements, but I know that which unites us transcends that which divides us.I leave with a full heart,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I have had to lead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Since I delivered my inaugural address, 56 months ago, I have learned an enormous amount—about higher education, about leadership, and also about myself.Some things look different to me than they did five years ago.The world that today’s Harvard’s graduates are entering is a profoundly different one than the world administrators entered.It is a world where opportunities have never been greater f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teach children to read, or those who know how to distribute financial risk;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the cell and the pixel;never greater for those who can master, and navigate between, legal codes, faith traditions, computer platforms, political viewpoints.It is also a world where some are left further and further behindbut desperately in need of wisdom.Now, when sound bites are getting shorter, when instant messages crowd out essays, and when individual lives grow more frenzied, college graduates capable of deep reflection are what our world needs.For all these reasons I believedin the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mission of universities.Universities are where the wisdom we cannot afford to lose is preserv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Among all huma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can look beyond present norms to future possibilities, can look through current considerations to emergent opportunities.And among universities, Harvard stands out.With its great tradition, its iconic
reputation, its remarkable network of 300,000 alumni, Harvard has never had as much potential as it does now.And yet, great and proud institutions, like great and proud nations at their peak, must surmount a very real risk: that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ir traditions will lead to caution, to an inward focus on prerogative and to a complacency that lets the world pass them by.And so I say to you that our University today is a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its history.At such a moment, there is temptation to elevate comfort and consensus over progress and clear direction, but this would be a mistake.The University’s matchless resourcesdemand that we seize this moment with vision and boldness.To do otherwise would be a lost opportunity.We can spur great deeds that history will mark decades and even centuries from now.If Harvard can find the courage to change itself, it can change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