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外交十難題

中國外交十難題

與2008年北京奧運會一樣，上海世博會也體現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外交成就。190個國家和56個國際組織參展上海世博會，創世博會歷史記錄，其中包括若干尚未與我國建交的國家。眾多國家的領導人、領導人代表及高級官員出席世博會開幕式。200多面參展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旗幟飄揚在猶如華冠高聳的中國國家館前。

“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這是國際傳媒大亨默多克去年10月在道·瓊斯公司北京新辦公地開啟儀式致辭中的點睛之語。這句話正是對近年來中國國際地位的精辟概括。

30多年來，伴隨經濟社會的巨大飛躍，中國外交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賞。這既是中國進步與國際地位提高的體現，也為推動這個過程做出了巨大貢獻。當前，中國外交在全球化時代中國崛起的背景下面臨著自身的重新定位與轉型。這一過程必然困難重重，難以一蹴而就。

筆者認為，中國外交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時，也面臨著重大的理論和政策性難題。探討這些問題，將對面向未來的中國外交實踐與理論研究工作具有啟發和幫助意義。

“中國曾長期與伊拉克進行石油進出口貿易，2003年薩達姆政權倒臺后，中國在伊拉克的70多億美元投資一夜間成為伊國內征款，至今無法收回。

此后，伊朗接替伊拉克成為中國重要的石油進口國，但這個政治上一直處于多事之秋的中東大國一旦出現戰爭或危機，同樣很可能對中國的中東石油生命線產生重大打擊。

實際上，當前中國幾個主要的石油進口大國，如安哥拉、蘇丹、俄羅斯、伊拉克、沙特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類似的隱患。”

難題一：海外利益擴大，而外交體制滯后

中國外交面臨因綜合國力不斷發展而日益擴大的海外利益與相對滯后的中國外交體制之間的矛盾。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8年底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對外資產總量的排名，中國以近十萬億元人民幣的海外資產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國內僅有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能夠拿出一份仍顯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評估報告。

來看這樣一組數字：改革開放之前，即1949年到1979年30年間，中國內地出境總人數為28萬人，平均每年不足一萬人；而2009年，這一數字將很可能達到5000萬。從出境人口成分來看，過去的出國人員多半是因公出差，而現在95%以上的出境人口都是因私出國，包括海外留學、務工、旅行等。據估計，截至2009年底，身處海外的中國公民達到550萬；單從出境人數上看，2008年中國出境人口為4600萬，預計今年將大大超過5000萬；旅居海外的華人、華僑甚至可能接近6000萬。無論是海上通道安全、海外人員保護，還是中國海外資產的分布等等，各種與中國海外利益有關的可量化指標都顯示，中國海外利益的廣度與深度都得到了新的發展。

中國的海外利益隨著綜合國力不斷發展而日益擴大，而中國外交體制仍然相對滯后。

不能否認，近年來外交部中處理有關海外利益保護問題的職能部門在地位和規模上上升得非常快，獲得了外交部更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支持，從處級部門升級為司級部門，甚至擴展為跨部門的事務辦理中心，新的外交部海外領事保護大樓也正在建設中，海外保護部門的級別還可能繼續提升。盡管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進步，但中國外交的領事保護功能的效率在各大國中間甚至連中等水平都談不上。現實的問題是，中國的海外領事服務品種少、效率低，在很多海外突發事件面前往往無能為力，更缺乏一套完整、高效的海外突發事件預警體系。特別在海外資產保護問題上，現在，中國的“胃口”已經大得驚人，商務部動輒幾十億、幾百億美元的海外投資計劃甚至讓一些老牌的資本主義強國都驚嘆不已，但這些投資的效率如何、回報率如何，很多時候并沒有得到相關職能部門的有效監控與追蹤。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如在一些政治危機、社會動蕩、恐怖主義盛行的國家和地區，許多海外投資從初期的風險評估到末期的投資收益結算都是盲目和缺乏協調的。對于這些難題，中國外交能夠提供的應對舉措和機制非常不夠，很多海外保護理念遠未形成實體體系，甚至還未被意識到。以海外資產保護為例，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08年底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對外資產總量的排名，中國以近十萬億元人民幣的海外資產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日本。但另一方面，國內只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簡稱“中國信保”）能夠拿出一份仍顯粗糙的全球海外安全評估

報告（各個國別情況報告），這與中國巨大的海外資產量及其仍在日益增長的海外投資趨勢極不相稱。

又如，近年來，所屬中國的海外船隊數量增長迅速，單是外輪上的中國船員人數就已超過16萬人之多。在他們駛向全球各大海域的過程中，中國船員在海外航海作業中遭遇生命、財產威脅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并呈上升趨勢。如何全面保障包括中國船員、中國建設工人等在內的國內勞務輸出群體的人身財產安全也是中國外交面臨的刻不容緩的難題。

新時期的中國外交提出了“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新理念，而加大中國的海外領事保護力度，關注中國海外資產投資的效率，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尤其是切實保障日益增多的海外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則應是中國外交落實這一理念的具體體現。“先是菲律賓國內通過了“領海基線法”，將中國的南沙部分島礁和黃巖島劃入菲領土；接著馬來西亞總理登陸南沙群島的彈丸礁和光星仔礁“宣示主權”；作為回應，中國派出了由退役軍艦改裝的最大漁政船，對西沙海域進行巡航；這些國家卻聯合起來向《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提交議案，抗議所謂的中國漁船“挑釁行為”。

實際上，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文萊等國單是在南中國海一帶就已鉆探了200多口油井，在很多存在交叉主權主張，包括中國主張主權的海域開采石油。”

難題二：主權糾紛“引爆點”多，安全形勢復雜多樣

中國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權糾紛最為多樣、復雜的地區，不同國家之間都多多少少存在著相互交叉的主權糾紛，這是中國外交永遠不可回避的一大難題。

傳統說法上，中國是世界上主權糾紛關系最為復雜的國家之一，共與14個接壤鄰國存在著或多或少的主權紛爭。截至目前，中國與這些陸上接壤國家的主權談判，除印度、不丹等個別國家外，已經基本完成。但近年來，中國周邊的陸上主權安全形勢也并非完全平靜。2009年，中國與印度因兩國間懸而未決的九萬平方公里領土主權糾紛出現了摩擦，印度國內緊急增兵，兩國邊境局勢一度緊張。

除陸上的主權糾紛外，新時期國際關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以海洋為新的爭奪重點的主權糾紛日益涌現。這一特征在2009年，即《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1994年生效以來的第15個年頭，體現得更加明顯。因為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有締約國須于2009年5月13日前向聯合國劃界委員會提交其各自的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劃界案。這意味著各海洋國家可以依據本國的最新勘測數據，向海洋法會議重新申報各自的海洋基線，世界范圍內的國際海洋版圖有可能被重新改寫。

這個時間節點直接導致南海海域**再起。菲律賓、馬來西亞、越南、中國等不同國家均采取了各種各樣的主權宣示行動。

此外，中國還與韓國、朝鮮之間在黃海存在著海圖劃分糾紛、與日本之間存在著東海大陸架劃界爭端與釣魚島主權糾紛。但與數年前的情況不同的是，2009年南海之上的摩擦并未導致中國與這些國家間出現軍事沖突的局面。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自《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以來，全球范圍內出現了一波甚于一波的所謂“藍色圈地運動”。可以說，在各國陸上爭奪方興未艾之際，人類對占據地球表面70%、蘊含巨大能源、資源能量的海洋的爭奪日益激烈。中國所在的西太平洋海岸是全球主權糾紛最為多樣、復雜的地區，不同國家之間都多多少少存在著相互交叉的主權糾紛，這是中國外交永遠不可回避的一大難題。一方面，如何維護好國家領土、領海主權，并在創建和諧周邊、推進地區一體化的過程中發揮大國作用，是中國安全、外事部門面臨的一大挑戰；另一方面，如何防止這些主權糾紛影響國內的和平建設氣氛，造成過大的民族主義壓力，甚至破壞國內的經濟現代化進程和政治穩定，更同樣考驗著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智慧。

近年來，中國與周邊鄰國間大約存在著十個主權糾紛引爆點，單是2009年一年就有其中的六個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因此有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的安全形勢惡化了。嚴格地講，筆者并不同意“惡化”一詞，而“多樣化”、“復雜化”應該是較為客觀的評價。

難題三：跨界民族矛盾升溫，外部因素凸顯

因為中國擁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糾紛，而它們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穩定因素的干擾，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輕或重的政治、社會動蕩與外交危機將有可能造成對國內國際和平形勢的破壞。對當代中國外交來說，處理好這些民族分裂主義問題困難重重。

2009年新疆烏魯木齊7.5事件后，胡錦濤總書記曾明確指示，處理民族關系、民族矛盾時一定要考慮全局，這個全局不僅僅是國內的全局，而且是關涉到中國與整個伊斯蘭世界關系的全局。

當前的特殊困難形勢是，與以往對待中國國內民族矛盾、民族騷亂的態度不同，7.5事件發生后，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高調譴責中國政府在新疆實行“同化政策”，進行“種族屠殺”，聲稱土耳其政府將提議聯合國安理會討論新疆問題。在埃爾多安講話的第二天，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爆發了支持“疆獨”的反華游行集會。實際上，雖然7.5事件與2008年3.14事件后大多數國家對中國政府采取了溫和的贊成，或者說至少大多沒有進行譴責的態度，但部分國家內出現了反華抗議游行運動，一系列事態至少表明一個跡象，即因為中國擁有很多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糾紛，而它們又往往容易受到外部不穩定因素的干擾，因此由跨界民族矛盾引起的或輕或重的政治、社會動蕩與外交危機將有可能造成對國內國際和平形勢的破壞。總體來講，中國的跨界民族，特別是西部與北部地區的一些跨界民族，相對某些國家的跨界民族而言，經濟社會發展比較迅速，但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3.14事件與7.5事件表明，當代中國的民族政策確實面臨著考驗。兩次事件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段時間以來某些少數民族團體中所聚集的積怨與不滿，反映了少數民族與漢民族之間仍然存在的芥蒂與隔閡，這是事件爆發的不可回避的內因；但更為重要的是，這兩次惡性事件均直接受到外部分裂主義流亡組織的煽動，這是擺在中國外交面前的一大難題。以**為首的“藏獨”和以熱比婭為首的“疆獨”分裂主義分子在世界某些國家、團體組織，特別是全球不同的分裂主義集團中獲得了一定的支持，有時甚至能聚集很具破壞力的能量。

對當代中國外交來說，處理好這些民族分裂主義問題困難重重，由于這些民族的跨界性，這些問題均與某些外部政治勢力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些問題之所以短期內聚集升溫、爆發，一方面與中國國內地區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內部矛盾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某些企圖打壓中國快速發展勢頭、破壞中國和平穩定局面的外部政治勢力有關，很大程度上還與近年來世界范圍內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三股惡勢力甚囂塵上的全球背景有關。中國的周邊安全形勢可以說是“按下葫蘆起來瓢”，過去中國面臨的安全與外交挑戰一直以東部為主，近來來自東部的各種壓力得以逐步緩解，臺海戰爭、中日沖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而西部的麻煩卻在持續升溫，未來對于中國安全、外交部門造成的壓力有可能還會增大。

難題四：須向世界提供更多戰略外援與公共產品

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區是北歐，其次是西歐，它們提供的外援金額高達其國民收入的0.6%～0.9%。而中國的這一數字不到0.4?，更嚴重的是，中國的外援金額在國民收入比例中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趨勢。在各大國際組織中，中國提供的會費是偏少的，中國人擔任組織領導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國提出的國際機制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不足。

伴隨著中國崛起而來的，不僅僅是諸如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國際地位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等一系列自我型、內向性目標的實現，也關涉中國培養國際意識、參與全球治理，為世界提供更多戰略外援和公共產品等許多利他型、外向性形象的塑造。因此，對面向未來的中國外交而言，如何有效樹立起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如何有理、有利、有節地向某些關鍵國家與地區適時、適量地投放戰略外援，如何力所能及地參與到全球公共治理、為現存和未來的國際機制提供中國模塊與惠及世界的公共產品，是一個新的重大的課題與挑戰。

概念上，中國近年來的對外援助項目都與中國的全球戰略利益緊密相關，反映了中國日益擴大的海外利益的題中應有之義。公共產品則不一定與中國直接相關，是我們向國際機制及其實體化平臺提供的包括中國力量和中國理念等有形和無形的中國元素的總和。截至目前，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提供維和人員數量最多的國家，而且由于中國維和軍人素質高、能力強，聯合國還在請求中國提供數量更多的維和人員，這是中國目前向世界提供有形的物質性公共產品的集中體現。

但另一方面，中國目前向世界提供的戰略外援和公共產品與中國自身的大國地位和形象相比較，卻顯然嚴重不足，其差距甚至已發展到驚人的程度。例如，團中央曾制定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即大力發展中國的海外青年志愿者隊伍，向非洲、亞洲、美洲等一些最不發達的國家與地區提供教師、醫生等職業化援助團隊，為那些識字率低、醫療狀況差的國家與地區帶去基本的科學文化和醫療救助等，以改變近年來外界對中國所謂“經濟動物”之類的負面印象。據團中央相關負責人介紹，團中央的這一倡議發布后，獲得了來自全國各地青年的普遍支持和積極響應。但遺憾的是，目前團中央的能力，特別是財政能力非常有限，現在每年僅能派出50名左右的海外青年志愿者，過去五年間只提供了不到300個名額。這里可以與其他國家的戰略援助項目進行一番比較。20世紀60年代初以來，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和平隊”計劃，旨在大規模地向發展中國家的鄉村與城市派遣以大學生為主的美國青年，向當地民眾提供教育、社區開發、醫療保健等服務。40年來，美國“和平隊”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個角落，人數達到數以十萬計。這一計劃對美國，特別是在冷戰時期的國際形象的建立和軟實力提升，起到了關鍵作用。當前，全世界提供外援最多的地區是北歐，其次是西歐，它們提供的外援金額高達其國民收入的0.6%～0.9%。挪威首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演講時曾經說，北歐國家有一個共同的信心，即未來這一地區向全球貧窮、落后或災難地區與國家提供的對外援助金額將上升至其國民收入的1%。而當前，中國的這一數字還不到0.4?，更為嚴重的是，中國國民收入在快速增長，而外援金額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卻呈下降而不是上升趨勢。這顯然是與中國日益擴展的全球利益及我們期待的全球影響，包括中國民眾的國際意識與對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訴求不匹配的。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向國際機制網絡平臺提供的非物質性公共產品更是少之又少，還沒能成功地使體現中國理念與中國元素的國際機制文本應用于國際制度合作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國在很多國際事務領域中處于后來者位置，對于成型的且目前仍大體行之有效的國際機制來說，中國目前應做的依然是遵守而不是打破現狀，即使在某些需要修正的或需要體現中國特殊性的領域與范疇，中國的角色仍然首先是機制維護者，然后才是智慧貢獻者；另一方面，中國顯然還并不習慣主動向國際社會提供諸如全球氣候制度等的文本。同樣，中國在國際金融制度、國際核制度、國際貿易制度等領域也很少能夠提供產生實際機制性影響的制度文本。中國聯合國協會會長陳健大使在提到這一問題時，深深感到普通公眾對自己國家國際地位與形象的想象與中國實際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機制平臺上影響力的不對稱性：在各大國際組織中，中國提供的會費是偏少的，中國人擔任組織領導人的比例是偏低的，中國提出的國際機制在質量和數量上都不足。“關于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創造性介入”，筆者可以舉出一個很好的案例。《世界知識》雜志曾主辦一個座談會，幾位參與蘇丹達爾富爾地區沖突斡旋的外交官專門探討了中國在這一問題中發揮的作用與影響。參加這一座談會的諸多專家學者第一次親耳聽到中國外交官為斡旋達爾富爾危機所做出的艱苦努力，其中包括勸告蘇丹政府接受聯合國秘書長的維和方案、勸告西方大國不要動輒施壓或制裁、斡旋當地處于敵對狀態的不同部族領袖實現面對面談判，還包括為使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改善所進行的諸如援建石油運輸通道的工作等等。這正是一種“創造性介入”的做法。”

難題五：堅持“不干涉”原則與實行“創造性介入”

這種“介入”以“創造性”為前提，即與某些西方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國內沖突或危機進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國外交參與、進入當事國的過程首先以當事國的意愿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積極性、建設性為特征，在當事國內部沖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協調者、聯系者或者獨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終達到在各方之中創造正數和獲益的局面。

如何在新時期、新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中國一貫堅持的不干涉原則，將其與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利益與形象結合起來，即建立一種“創造性介入”的學說和實踐，是中國外交未來應對地區沖突與爭端的關鍵。首先，“創造性介入”以中國一貫堅持的不干涉原則為前提。歷史實踐證明，互不干涉內政是主權國家行為體間進行互動的首要原則。但在新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如果對不干涉原則只做僵化理解和堅持，并不利于中國國家利益的實現與維護，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使中國處于孤立的境地。中國作為一個迅速發展的大國，既要考慮經濟利益，同時也應把中國社會的進步和民眾國際意識的成長體現于中國外交對全球的“介入”中。

可以看到，在達爾富爾問題上體現出的這種新時期中國外交的“創造性介入”，既不同于傳統西方列強的粗暴干涉，又有別于我們過去對當事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危機不管不問的無視態度。這種“介入”以“創造性”為前提，即與某些西方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國內沖突或危機進行外部干涉的做法不同，中國外交參與、進入當事國的過程首先以當事國的意愿為前提，其次以方式、手段上的積極性、建設性為特征，在當事國內部沖突派系中一般扮演協調者、聯系者或者獨立的第三方的角色，最終達到在各方之中創造正數和獲益的局面。進一步講，不僅僅在那些處于**中的所謂“麻煩國家”或地區，在那些涵蓋不同地區和不同事務的諸如全球貿易談判、氣候問題談判、核不擴散公約等各種國際制度的改革、創新方面，中國都應該發展、充實傳統的不干涉原則，使之形成符合中國新時期新定位的主權學說和有關“創造性介入”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的外交實踐開辟更廣闊的天地。

“這方面，中國前駐英國大使傅瑩是新時期外交官的一個樣板。她不僅能夠出色完成傳統意義上作為駐外大使的政策傳達、事務交涉的任務，還尤其善于與駐在國媒體、公眾及NGO打交道，特別長于進行社會性“公關”。

例如，2008年3.14事件后，北京奧運會的火炬傳遞進程在歐洲部分國家遭遇種種阻撓。面對倫敦街頭一些受到煽動、不明真相的公眾，傅大使除與當地外交機構進行交涉外，還親自約見主流媒體和普通公眾進行面對面交流，并發表文章介紹中國的西藏政策和建國以來中國政府為發展、建設西藏而取得的巨大成就。她把女兒寫給自己的一封信公布出來，信中女兒問她：為什么我們中國舉辦一次奧運會會引起如此多、如此大的不理解，這些人去過西藏嗎，了解中國的發展嗎??可以說，這封動情的家書對于扭轉英國媒體、公眾對中國的看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泰晤士報》的一篇社論認為，傅大使的信使原先鐵板一塊的英國輿論打開了，他們開始思考，到底中國是不是真的如**所講要滅絕藏族文化。又如，2009年7.5事件爆發后，傅瑩大使專門撰寫了一篇文章《新疆是個好地方》，誠懇、生動地向英國民眾介紹新疆的歷史與現實。”

難題六：學會面對“社會的世界”

客觀講，中國外交隊伍中擅長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還不多，相關機制與人員的建設與培養還處于初始階段。實際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無為，與國內政治體制中不重視、不善于應對NGO的不足有關。

筆者有一個觀察：中國外交比較擅長與其他國家的官方系統打交道，卻還不擅長或說還不太習慣去應對非政府、非官方的組織或人士。這是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個短板。

當代全球體系大體可以被視為一個三維世界，即經濟界、政治界與社會界。可以肯定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在這個體系的經濟界中如魚得水，在政治界的作為也是可圈可點，尤其在改善國家間關系、推進大國間戰略對話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在社會界，我們的工作還欠缺得較多。中國外交一直不太關注這個“社會的世界”，一方面對之不了解，另一方面也不重視各種非政府組織（NGO）的復雜性與影響力，更不熟悉某些國家中出現的所謂“新社會運動”。可以說，面對這個復雜、多樣、生動、變化中的社會世界，中國外交至今沒有做好溝通、應對的理論與政策準備。

筆者認為，傅瑩大使所做的恰恰是新時期中國外交所欠缺的，客觀講，中國外交隊伍中擅長做公共外交的外交官還不多，相關機制與人員的建設與培養還處于初始階段。實際上，某些外交官的笨拙和無為，與國內政治體制中不重視、不善于應對NGO的不足有關。筆者認為，處理好、應對好以NGO為代表的國際社會各種聲音是中國外交未來進步的標志，而為著這一目標，中國的政治體制、外交體制，以及國際關系學術界所應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難題七：直面公眾期待，增強外交公信力

假如我們組織一次民意調查，把諸如政府官員、軍官、外交官、大學教授、律師、醫生等一些社會公認的顯耀職業聚合在一起，測評它們在普通公眾心目中的公信度，單憑直覺，大家可以想象，外交官作為一門榮耀的職業所獲得的公信力應該位于相對較高的行列。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同樣進行一次有關中國外交滿意度的民意調查，那么恐怕除外交系統內部和中國外交學界的人士，估計至少有60%～70%的人會認為中國外交的主動出擊太少，被動回擊太軟，缺乏大國風范，難以體現中國人的風骨，等等。這些指責或不理解已足夠反映出中國外交決策過程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反思的地方，如外交透明度、公信力和政策解釋力問題等。

從另一個角度看，筆者認為，當代中國外交常常跟不上公眾的期待也與現時代中國急劇變化的社會形態有關。當中國打開國門，中國民眾通過各種渠道，尤其是互聯網與其他媒體對世界的了解，不亞于許多外交官甚至是高層領導人，所以當外交進程沒有達到他們的了解、反應速度，沒能滿足他們的期待或需求時，他們往往會認為中國的出擊速度與力度難以令人滿意，指責中國外交太“軟”，需要“補鈣”。這實際上是中國外交作為一個變化社會中的外交形態不得不面臨的特殊的困境。美國著名政治學家薩繆

爾·亨廷頓在其著作《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越是發展迅速的國家，其公眾參與、品評國

家政治事務的欲望就越大，變化也越快，國內政治領導人滿足其公眾這些欲望的能力相形就更低。由此觀之，作為一個變化社會中的外交形態，中國外交可能更容易面臨公信力不足的嚴峻挑戰。

當然，外交部已經采取了許多改進措施，如設立公眾開放日、開放部分外交檔案、派遣外交官去各地做報告等，這些措施雖然仍無法徹底解決中國外交公信力不足的問題，但這些積極的信號與姿態將是一個值得期待的開始。

中國外交系統在決策機制上還往往是自說自話，許多問題由某些司、局領導或高層直接拍板，缺乏社會公眾的參與和建言過程。未來的中國外交面臨著制度化改革的“苦練內功”的過程。

難題八：改變“自說自話”，加快外交制度變革

毋庸置疑，近十年來的中國外交制度變革已經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如上文提到的外交部海外領事保護機制，由原來外交部中的一個處級單位逐漸升級為跨司的中心，體現了中國外交中領事保護制度的變遷。又如近期簡化領導人出訪的禮賓制度的改革，正如媒體所評論，有利于把工作放在更重要的方面。

但是，這些變革和調整與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對自身外交制度的應有要求相比，還是遠遠不夠的。簡單說，對于未來五年至十年中國外交制度需要做出哪些調整，哪些部分需要削減，哪些部分需要大力增加投入，無論是外交系統本身還是外交學界，其研究與探討都是相當不足的。

第一，客觀而言，中國外交系統在決策機制上還往往是自說自話，許多問題由某些司、局領導或高層直接拍板，缺乏社會公眾的參與和建言過程。實際上，外交系統的變化是與整個行政體系，包括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政府機構的制度性變化聯系在一起的。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機關正在探索政府建制改革的新路，要求社會性公共問題的解決經過公眾的討論和法律的公證。未來的中國外交也面臨著這樣一個制度化改革的“苦練內功”的過程。

新時期的中國外交提出了“以人為本，外交為民”的發展理念，其中“外交為民”就有進行制度化調整的文章可做。如何把握“為民”的尺度，既在整體上維護好國家利益，又能較為平衡地滿足不同地區、不同“民”的關注點與興趣點，是中國外交未來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例如，在研究非傳統安全問題時，西部地區的國際關系研究者關注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國際恐怖主義三股惡勢力問題，西南部地區的學術團體常常關注跨國武器販賣、毒品、走私等問題，東部沿海地區的學術圈則可能對國際漁業糾紛、海上犯罪等問題獨有見地。隨著經濟社會的進步，中國國家內部的利益復雜性會越來越強，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民”與“民”之間在利益認知與需求上的差異也會越來越多。這方面，有關非中央外交的研究是近年來中國外交學界的最新進展之一。

第二，外交制度變革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有關外交人員、外交隊伍的構成與來源問題。反觀中國的外交人員體系，除建國后“將軍大使”在一段特殊時期內占據外交隊伍外，整個外交系統的主要構成均來自于外交學院和部分大學的外交學系與外語系。無可置疑，他們語言本領過硬，熟通外事禮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符合中國以“禮賓外交”為特色的對外交往要求。但問題在于，他們接受的是幾乎同樣的思維訓練，總體的知識結構較為單一局限，在新時期的外交條件下常常會顯得力不從心。當代外交已不再是單一的上傳下達與禮尚往來，復雜的全球政治體系為外交官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有必要以某種“摻沙子”的方式，使中國外交隊伍的來源更加豐富、人員機制運轉更加靈活。

第三，國家外事系統對涉外事務的統籌與協調問題。中國在處理涉外事務中時常出現這樣一些現象，如軍方的某些行動，外交部門事先并不知曉，而是通過外媒的報道或采訪，甚至等到別國外交部門抗議后才獲知；同樣，外交部的某些布局或安排也可能引起其他部門的不滿，甚或產生自家互不通報而前后不一致的矛盾。

中國外交體制具有自身特色，與其他國家有所不同。例如，在某些涉外事務上，外交部并不一定掌管實權，而中央外辦作為國家最高領導層的直接外事顧問具有其特殊的角色；同時，各個部委的外事口、國際司也均有其自己的外事資源與渠道，很多情況下它們自行其是，相互之間并沒有什么溝通，其中最為明顯即是軍方系統與外交部之間缺乏溝通與協調的問題。當然，形成當前的錯層局面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特殊歷史背景有關，當時中國外交的所有職權被軍方接管，從而造成中國外交體系的極大混亂。但是，當那個特殊時期的政策失誤被修正之后，中國外交制度的設立似乎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外交與軍事間出現了部門間的錯裂。總之，外交是一個自我調適、升級的過程，需要體現社會的進步和變遷。未來中國外交的制度性創新與變革既應體現“外交為民”理念的外化，又要在新的科層與程序的設計、組織機構及部門間的聯系與協調上做出實際的安排。

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學機構及各種課題項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實際操作部門又感到缺乏高質量又實用的理論成果，外交理論研究與外交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兩張皮”。

難題九：消除理論與實踐脫節狀態

當前，中國外交實踐體系與外交學界間存在的問題可以概括為：一方面，是研究和教學機構及各種課題項目大增，另一方面，是外交實際操作部門又感到缺乏高質量又實用的理論成果，外交理論研究與實踐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互不相干的“兩張皮”。

相對而言，中國的外交實踐獲得國內高校與研究系統支持的比重是較低的。不可否認，學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項較為“孤芳自賞”的活動，未必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政策。但不能不承認的是，國際關系與外交學界提供理論分析支持應當是外交決策與實踐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尤其在政策與對策研究中，能夠對實際部門產生積極的影響，成為實際部門的咨商對象。而恰恰是在這方面，中國外交實踐體系與外交學界的聯系是相當不足的。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國際關系及外交學界的研究者受邀到外事部門進行咨商的機會相較以往大大增加了，可以視為中國外交建立智庫咨詢制度的一個可能的起點。近年來，筆者多次應邀參加外交部牽頭的政策分析會與咨詢活動，親身感受到中國外交決策和操作部門的進步。在類似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應對國際氣候變化、考慮八國集團邀請等難題上，中國外交官和政策制定部門有出色的博弈手段和中短期折沖辦法，但對中長期戰略思考不夠、論證不深，有時顯得被動、消極。這實際上恰好為學者和專業工作者提供了“拾遺補缺”、發揮所長的機會。筆者認為，國際關系與外交學理論中的很多研究成果可以成為進一步提升中國外交實踐水準的助力，如國際機制研究、遵約理論、有關外交領導層代際差別的探討，以及外交民主化、科層化研究等，都能夠應用于現實的外交實踐。

難題十：認知國家身份，構建體現其特性的外交形態

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對自身身份的認知矛盾是社會變革進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國際國內的積極互動，逐漸加深的多重依存，不斷更新的公眾觀念，政治家及決策層的統籌考慮，形成了不斷調整中的中國身份，帶來多層次的參與和靈活的立場。

上文已經提到，當代中國社會的變革性質是中國外交難以跟上公眾期待的一個重要原因。深入地看，全球化平臺的搭建與中國經濟社會內部的急劇變革使中國公眾的品位與需求難以得到滿足僅僅體現了問題的表象，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對自身身份的認知矛盾才是社會變革進程中外交困境的本源。

中國的身份建構一般應至少包含以下幾個維度：中國既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因此不能忘記第三世界的眾多兄弟，中國永不稱霸，也絕不背信棄義，將堅持對現有國際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成分的批評與抵制；中國是一個核大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國際和平與發展及人類共同進步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國人應當在全球和地區重大事務上擁有自己的位置和話語權；中國是當今國際社會中最有活力的新興市場和經濟發動機之一，在全球化時代，對外部資源、環境和穩定性的需求與日俱增，理應在維護和建設地球這個人類的共同家園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最重要的在于，中國擁有當今世界1/5的人口，人均所得在國際上的排名仍相當靠后，需要把自身的事情做好，在面對國內外重大事務時不受干擾地制定議程。此外，中國特殊的政治文化傳統、歷史記憶、社會形態等等，無不為當代中國的外交形態塑造增加了難度；但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這些多維度的因子，形成了中國獨一無二的外交特色。

當社會處于認同調適期時，一國的外交形態與國際戰略就要在設計上體現這種豐富性和復雜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表現為：中國在國內政治制度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因此對外政策必然要同試圖改變這種方向的各種壓力進行斗爭，必然要同發展中國家保持精神上的“同盟者”關系；中國經濟的快速市場化和對世界主要市場經濟國家的相互依存關系的增強，使中國人在消費趨向、市場走勢及社會層面與歐美國家有所趨同，這也是中國在外交上改善與發達國家關系的社會經濟基礎；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在走出國門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外部對中國發展的各種評價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強大與弱勢，開

始具備國際意識，要求提升中國的位置。

綜上所述，以上十個難題概括了當代中國外交在自身塑造與演進過程中面臨的種種困難與矛盾，也為未來的國際關系與外交學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與挑戰。

作者：王逸舟（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原載于《世界知識》2010年第10期

王逸舟：中國外交的困境

2008-12-21 王逸舟教授 整理：蘇穎

未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即有狹義上追求自身強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為強者的強者邏輯；但更高層次的追求應該是，讓世界理解并學會中國人的寬容、大度，依靠“中國智慧”取得世界認同，推進世界和諧。要時刻警惕大國民族主義甚至沙文主義情緒。

成就: 中國外交的革命性轉型

中國外交30年實現了一場靜悄悄的外交革命：從國際范圍看，中國從30年前一種邊緣的、反抗的形象，變成了趨于中央位置的、具備建設性與合作能力的“負責任大國”；從中國國內視角觀察，中國外交由原先那種富有神秘色彩、主要是“高政治”和“大戰略”的內容，轉向民生為重、發展優先、更加透明的過程。

挑戰: 中國未來外交的三重危機

一.經濟領域的挑戰

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的以量取勝、擴張的時代即將結束，要求走入一個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當前中國經濟發展存在的兩大短板或瓶頸:（1）能源瓶頸

中國的所謂“地大物博“在工廠機器的高轉速下即近枯竭，或遲或早將出現斷裂。只靠挖掘礦藏實現GDP增長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產品結構鏈上，中國在全球經濟金子塔中處于中低端，但是中高端所擁有的決定權十分微弱。一雙made in china 的耐克鞋，美國從中可以賺40多美元，中國的鞋廠幾毛錢，工人平均只有下來幾厘錢。結果,中國需要拿5000萬件襯衫換取一架美國的波音747飛機。如果中國永遠處于全球經濟的中低端，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中國經濟的發展要靠科技創新、新能源的轉型。不過這種轉型將是痛苦而長期的過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的時間。（2）環境瓶頸

人類的環境瓶頸已經到了臨界點。人類對環境的污染創造出各種病變，如SARS,AIDS，而這些僅僅還只是局部，現在人類已經接近使人類滅亡的災變，且正在加速這種災變的進程。其中，中國是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源，最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地。有人甚至稱連北極圈上空能夠檢測出來自中國的顆粒物。所以中國的經濟增長一定要強調環境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的增長實現清潔的增長方式，GDP的增長要強調綠色GDP。要讓我們的子孫活在有山有水的有尊嚴的世界中，減緩災變的速度。二.安全與主權的挑戰。

中國一共有近30個鄰國，其中有一半是接壤鄰國，14個；還有同樣數量的非接壤鄰國，如韓國、日本。在這近30個鄰國在歷史上幾乎均與中國有過沖突，而現在仍有10個國家與中國存在主權糾紛。這種情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有人說中國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太多的鄰居。中國所處的西太平洋區域是全世界主權糾紛最多的區域，占世界的一半。中國與韓國、日本、俄羅斯、東盟內部等，都存在不同的地域、海域和其他問題上的糾紛。主權糾紛不可能默然視之。中國歷史上因為主權糾紛引起的戰爭，延誤了中國多少年的現代化進程？抗美援朝可說是保家衛國之戰；1962年中印邊界糾紛，中印至今沒有雙方均認可的邊界，幾千公里的長度隨時可能引起1962年那樣的戰爭；1968年中國與蘇聯的領土糾紛，現在看來似乎是一場局部占領，但是當時有人稱，這是當時世界上最漫長最危險的邊界，有可能引發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段邊界；隨后西沙南沙又響起了槍聲，中國與東南亞十國中的五個國家都發生了糾紛；再之后，中越邊界戰，未披露的中方死亡人數7萬人以上；直到1993年還有來自中國與菲律賓零星槍聲；九十年代還有討論“打南保北”“打北保南”的爭論，可見當時還是有戰爭的風險。中國與東盟的和平協議，是中國外交的重要成就。但是與東盟五國的主權糾紛，仍然沒有解決。2005年，外交危機發展到東海領域，中日關系走進最低點。雖然中日關系現在回暖，但是東海劃界、釣魚島等問題還未解決。最近，朝鮮對我國的黃海領域劃界提出質疑。如此多的主權糾紛，處理不當將十分危險，可能導致中國再次陷入萬劫不復的戰爭的深淵。

但是這種糾紛的解決之道不能靠武力和強力。如何取得一種即不喪失主權和領土又不導致武力和強力得均衡點？這個除了靠中國的外交智慧，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更重要的是要有強大的后防，依靠國防實力。中國現階段的國防是不夠堅實的，而且還面臨著“大炮、黃油不可兼得”的困境。經濟的投入和產出可以計算量化，但是國防就像無底洞，而且投入也不一定能取快速形成戰斗力。中國現在還面臨著遠洋作戰的挑戰，而這正是中國軍隊的短板，近幾十年并沒有取得很大的發展。未來的發展，中國國防的發展與經濟的發展的沖突將越來越激烈。三.中國的國際義務與國際責任方面的挑戰 這是中國新出現的外交挑戰。如果說，經濟需求是讓中國人富起來，主權需求是讓中國的拳頭大起來，而責任需求就是要求中國為世界的發展做出一貢獻。但是，中國實際上承擔的國際責任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大！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但貢獻度遠不及世界的1/5。

聯合國的大系統中，如維和系統、世界貨幣組織等，幾乎沒有一個由中國主導，僅僅世界衛生組織彌補了這個空白。中國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僅交納了2%的會費，而美國1/4，日本都有18%。還有人認為，中國正在南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義”，掠奪非洲的資源。中國為國際提供的公共產品很少，即使是外援，也多是“戰略外援”，多與中國的利益和戰略目標相關，與此相對比的是，北歐的外援是世界的楷模，如挪威GDP的8%提供于外援。

可以說，在全球的制度框架中，在全球的國際組織中，中國人多半在處于金字塔的中低端，就如同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一樣。作為五大國，五常任，中國的話語權嚴重不足，含金量不高。

在制定全球的公共產品的規則時，如極地、外空、公海規則等，中國的代表幾乎永遠坐在后排。美國、英國、俄羅斯坐前排。后排意味著不要負太多責任，意味著可以有更多的精力處理內部事務。有中國官員說，中國的脖子上掛了太多的甩不開的秤砣，法輪功、藏獨、疆獨、以及國際其他糾紛(中國現階段面臨的“五獨”，臺獨、藏獨、疆獨、蒙獨、鮮獨)。就是說，中國體制上的扯的后腿，使得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只能疲于應付。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其中許多跨界民族，如果民族關系處理不好，尤其是與跨界民族關系緊張，將導致邊疆不穩定，形勢十分嚴峻。這就是所謂的“大國之難”。

中國什么時候能再為世界再創造“四大發明”？為世界為人類的發展和和諧提供更大貢獻？

提問1：如何在解決公共責任與內政困境的矛盾？ 最重要的不僅僅如何解決這三大挑戰，更重要的是如何找到這三大挑戰的均衡點？而這種均衡的實現還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尤其是奧運會后，中國在世界的印象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中國救世”的說法越演越烈。許多大國取消了對中國的援助和投資。但是中國的現實呢？這種反差太大。中國如何解決這種極其矛盾極其難解的困境？我想這種統籌均衡是十分不易的。

中國外交的新高地——高出不勝寒，中國外交官要學會面對國際上的NGO，學會面對不同聲音，學會面對公眾。這也是中國的短板。

想象世界由三面構成：經濟界、政治界、社會界。中國在經濟界干的非常漂亮，在政治界后來居上也很不錯，但是在應對真實、多元的社會界方面，中國還將面臨十分艱難、漫長、也很細微的挑戰。

提問2 ：臺灣問題與中美關系

馬英九向中國提出了比陳水扁提出的更加難的挑戰，這是涉及政治體制的問題。兩岸關系上，存在著商量的余地，體察難處的氣氛，妥協的空間，這是我們十分愿意看到的狀況。最好的狀況是未來在保持兩岸關系上協商的、朝前看的氣氛，外交上的博弈、談判還是是有余地的。提問3：為何獲得諾貝爾獎的是**，而不是提出和諧社會的胡？

一.**在外部世界的印象非常好，英語好，表述很好，以和平使者反對暴力、非暴力合作的形象出現，在國際社會這被欣賞得；

二.西方人的內心深處有著對西藏和香格里拉十分隱秘的情愫，他們把西藏看作宗教和文化的象征，贏得了對市場化過于厭倦和疲勞的西方人的心。

三.中國外宣有誤，生硬不得人心。缺少和平主義的方式，這是我國外交官無緣諾貝爾和平獎的直接原因。

四.西方的意識形態與偏見。

提問4：政治體制改革對外交的影響。

書中深埋的主線：外交實質上內政的很復雜的折射。

未來外交的成敗和進展確實與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相關性，但是這種相關性并不是線形的，是非常復雜的函數關系。比如公民社會的成長，媒體的開放、對NGO態度的變化等對外交的影響。中國外交的變革一方面有關外交制度、外交官素質本身的改變；二是中國社會基礎的改變。提問5：關于外資、外企和外匯 今天和未來世界，我們如何立足？

我的勝利可能意味著別人的喪失，這是過去的強者邏輯。我不太主張繼續延續這種邏輯，但是這種邏輯無可奈何的還將長時間存在；在我心中更傾向于另外一種邏輯，即我的勝利不一定意味著你的失敗，我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別人的威脅。正如費孝通所言，“各美齊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民族的利益就是世界的。

未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即有狹義上講的追求自身的強大、富足、走向中高端，成為強者的強者邏輯；但是更高的層次的追求應該是，要讓世界理解并學會中國人的寬容、大度，依靠“中國智慧”取得世界認同，同時推進世界的和諧。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促進世界進步的崛起。要時刻警惕大國的民族主義甚至沙文主義的情緒。

雖然這種說法有些理想主義，但是理想主義能讓人看得更遠一點。以此共勉。

本文根據2008年11月26日王逸舟教授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的講座《中國外交的成就與挑戰》及相關資料整理而成，轉載自“中國選舉與治理網站” 視頻：http://www.tmdps.cn/programs/view/lr-cZXZgQM0/ 金融風暴下的中國外交對策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風暴席卷了全球，引發了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在一些國家甚至導致了社會的動蕩，釀成了嚴重的社會危機。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冷戰結束以來最深刻、最復雜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見底，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國際舞臺上最重要的角色之一，金融危機下中國外交的走向對世界經濟的復蘇有至關重要的影響，也備受各國關注。

在金融危機的國際背景下，中國的外部環境日趨復雜，我們應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更加積極有效的開展外交工作。

我認為，對中國今年的外交工作，總結起來可以有如下四個要點：

第一，一條主線，就是要全力為確保國內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服務。中國領導人在很多場合都曾表示過，“外交要為經濟建設服務”。

第二，兩大重點。一是積極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要為“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服務好；二是要做好中國國家領導人參加重大的國際多邊會議活動的準備工作，如七月即將在意大利舉行的八國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對話會，十一月份要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等。中國要通過參加這些活動，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第三，三項工作。一是要搞好安全外交，切實維護中國的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利益。二是要加強人文外交，進一步增進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的友誼和合作。三是繼續抓好領事保護工作，切實維護中國公民和企業在海外的合法權益。

第四，四個方向。就是要促進我國同大國的關系穩定發展，進一步搞好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進一步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要更加積極地參加有關全球性和地區熱點問題的妥善解決。

在世界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外交走向可總結為以下五點： 第一，推進與世界各國的經貿往來，實現國內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逆流，共同抗擊經濟危機。經濟危機必然引發的兩種后遺癥已經開始初露端倪：一種是貿易保護主義，這樣的措施看似為了保護本國經濟，但是效果往往正好相反；一種是制造緊張氣氛，用來轉移國內矛盾焦點，但這絲毫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使問題更加嚴重。貿易保護普遍抬頭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現在要做的，一方面盡量避免貿易戰,通過協商通過增加貿易進口等措施來緩和國際上對華貿易限制,這主要是指對歐盟及美國，二者是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每年為中國提供數千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國必須要給予最高的重視。春節前后溫家寶總理去了歐洲，避免了中法爭端擴展到中歐層面，中國逆市增持美國國債也是針對性措施；一方面要大力擴展與中國在貿易方面互補性較強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比如西亞、非洲、拉美等國家多以出口能源資源類產品為主，中國應該給予足夠的重視。

第二，加強與其它國家的傳統友好關系，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提升中國國際地位。“正月外交”展示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和沖擊日益突顯，但是因為中國金融體系穩健，社會資金充裕，我們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諧安定的社會環境等原因，所以，我們所受的沖擊并沒有其他國家大，但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大家的命運已緊緊聯系在一起，誰也離不開誰，金融危機檢驗著國際社會加強合作的誠意和水平，也考驗國家責任問題。中國此時將自己的信心帶向世界各地，無疑為世界抗金融危機注入強心針，增強了國際抗金融危機的信心，盡管，我們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但是中國的發展絕對離不開世界，中國有責任與國際社會一道，積極維護國際金融穩定，盡管，中國救不了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中國有義務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與各國一道，積極應對各種全球性風險和挑戰，為實現世界的和諧與可持續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第三，倡導國際金融和經濟新秩序，爭取在國際經濟和世界事務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和主導權。面對激烈變化的國際局勢, 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科學判斷國際形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不斷完善外交戰略，努力營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良好國際環境,，我國國際地位明顯提高。

第四，加大對能源和資源的控制力度，維護我國能源資源安全和經濟安全。如借世界金融危機之機建立石油儲備。

第五，加大技術的引進力度，為科學發展奠定基礎。金融危機給我國提供了機遇，我國應大力引進從前不能引進或必須更高價格引進的技術與設備，為科學發展奠定基礎。另外，中國應該遵循“安全、流動、增值”的原則使用中國的外匯資產。這次金融危機的起因自有公論，有關教訓應該汲取。當務之急是各國應該攜手共進，提振人們的信心，為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為穩定金融市場，為推進必要的國際金融體系和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為促進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現“千年發展目標”而努力。

對于當前中國的外交工作而言，應積極應對金融風暴帶來的挑戰和困難，同時抓住機遇，提升中國國際地位，使外交更好的服務于中國的經濟和政治發展。

第二篇：淺談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新發展

淺談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新發展

隨著全球化發展和中國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國面對的國際安全壓力和和國內發展壓力都呈現了急劇上升的態勢，對中國外交長期堅持的一系列戰略原則和思維形成了嚴峻挑戰，使的中國政府推動外交轉型，在更寬視野和更高平臺上把握中國和平發展的方向，中共十八大對中國外交進行了重新規劃，中國外交在心態、姿態、理念及行為上，正從“被動面對內外挑戰”的壓力型外交向“主動進行布局謀勢”的動力型外交轉變。十八大以后的中國外交將呈現為不同于改革開放前的革命外交，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外交的新版外交，正式步入負責任大國外交的新時代。

環境是隨著時間的轉移而變遷的。環境具有繼承性，同時也有變幻性。黨的十八大開啟了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的偉大進軍，也開啟了共創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來的嶄新征程。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發揚我黨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在保持外交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勇于探索，開拓創新，堅持內政與外交有機統一、中國特色與時代特征融為一體，科學研判國際形勢，準確把握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歷史性變化，加強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提出一系列外交戰略新思想，推動中國特色外交理論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指導中國外交實踐積極進取，不斷開創中國外交新局面。

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戰略新思想主要包括：以中國夢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指引和提振新時期中國外交；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加強外交工作的頂層設計、底線思維、策略運籌和統籌協調；豐富和深化和平發展戰略思想，依靠不斷發展起來的力量更好走和平發展道路；將“共贏”升至外交旗幟高度，通過“合作共贏”打造命運共同體；堅持維穩與維權的統一，筑牢邊海邊防銅墻鐵壁；堅持國家總體安全觀，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弘揚絲路精神，共建“一帶一路”；用“親、誠、惠、容”理念經略和塑造周邊，讓命運共同體在周邊落地生根；推動建設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力避大國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以正確義利觀深化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推動金磚國家形成更緊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關系。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完善國家安全體制和國家安全戰略，確保國家安全。涉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決定可被解讀為旨在提升對外戰略設計和運籌能力、加強內政外交統籌協調、健全涉外事務管理體制以及阻斷某些利益集團對外交決策干擾的重大改革舉措，是新外交需要牢牢把握的機遇。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新外交需要把更多精力和能量投放到為國內改革發展提供直接、有力的服務上去。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要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推動對內對外開放相互促進、引進來和走出去更好結合，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落實全會精神，加緊推進新的國際貿易框架、區域合作平臺和互聯互通網絡，經濟外交以及與此相配套的政治外交必將為國內改革發展做出更直接的貢獻。要著力加強對周邊國家的宣傳工作、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人文交流，鞏固和擴大我國同周邊國家關系長遠發展的社會和民意基礎。關系親不親，關鍵在民心。要全方位推進人文交流，深入開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廣交朋友，廣結善緣。要對外介紹好我國的內外方針政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把中國夢同周邊各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區發展前景對接起來，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將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堅定不移地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還提出，我們主張，在國際關系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的精神，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中國對外交往的旗幟。在這面旗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共贏”的理念。合作共贏是國與國之間更好的、更和諧的共處方式，追求的是一種1+1>2的和諧發展，既利人，又利己；既合作，又競爭；既相互促進，又相互激勵；既不是逃避現實，也不是拒絕競爭，是以理性的態度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國際大局可以為我國改革發展穩定爭取良好外部條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要找到利益的共同點和交匯點，堅持正確義利觀，有原則、講情誼、講道義，多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要推進外交工作改革創新，加強外交活動的策劃設計，力求取得最大效果。要做好外交工作的統籌兼顧，組織和協調好各方面，發揮各自優勢，把外交工作辦得更好。

第三篇：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新發展

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的新發展

一、國際戰略格局的新變化

中共十八大總結了中國外交工作的基本經驗，制定了未來階段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要求，充分體現出中國外交政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體現了政策的連續穩定與開拓創新的有機統一。這是中國外交新的里程碑和新起點。隨著世界格局和國際外部環境的逐漸變化，以及中國綜合國力的穩步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的持續上升，從而呼喚著中國更新對外戰略思維，探索對外戰略轉型，調整對外政策。

中國綜合國力繼續穩步上升。中國主張世界多極化，反對單極霸權和強權政治。中國在造就 和維護國際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恰逢其時。盡管中美合作領導似乎對兩國對全球都有利，但全球治理模式更是更好的選擇。如果各大國采取平等協商一致的方式，公正處理全球事務和解決國家關系問題，從而秩序共建，責任共擔，成本分攤是一種文明進步。

二、我國外交戰略穩中有變

基于對國情、世情、黨情的總體分析和全面客觀認識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基礎上，重申中國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這些都經受了國際風云變幻考驗，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對外大政方針，而且這些對外大政方針也將隨著實踐不斷豐富和發展。

根本目標不變：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堅定不移致力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旗幟不變：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道路不變：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開放戰略不變：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基本政策不變：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指導原則不變：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

“穩中有變”之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外交布局更具立體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要在發展睦鄰友好的同時，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要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永遠做發展中國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誠伙伴；要扎實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除原有意義的政治、經濟和安全方面的外交之外，更加重視海洋、海外、網絡、太空等領域的利益保護，更加重視“軟實力”的建設。大國、周邊發展中國家、多邊，和公共人文外交五位一體的立體外交大戰略格局更加清晰。

第二，外交行為更趨主動性。

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是一種理念，是滲透在中國傳統文化基因里面的一種謙虛謹慎的品格。而“有所作為”今天更要凸顯。實現從“被動應對” 向“積極作為”的轉變。建設海洋強國、維護我國海外合法權益、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增強國際話語權、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建立新型全 球發展伙伴關系等等。“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表現了中國外交的高度自信。

中國在國際體系及規則修改制定中的角色從“接受者”、“應對者”向“建設者”、“塑造者”的轉變。這些新提法反映了中國外交將更加積極、主動，強調共贏。從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原則出發，中國外交顯示出積極進取和敢于擔當的明確立場，不僅明確強調反對什么，而且也明確強調支持什么，比如“支持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伙伴關系 ”等。這表明中國外交敢于表態、敢于擔當、注重信譽，更加強調公平正義的外交理念。

第三、外交政策更顯務實性。

不空洞地提“國際新秩序”，強調通過參與全球治理，協商解決經貿摩擦和宏觀政策協調等問題，“推動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朝著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等等。“要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非常客觀和務實的描述，對中國下一步的軍事現代化發展目標給予 了一個非常充分和務實的界定。談到兩岸關系上也很務實，要“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系”。在制定戰略的時候，判斷當前面臨的環境也非常務實，既充滿自信又比較理性。

作為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外交戰略服務于國家發展和安全的大局，中國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成為世界強國，很重要的要靠三個方面。

第四篇：十八大后中國外交大戰略的新布局

中國外交大戰略的內容

十八大后中國外交大戰略的新布局

正如十八大報告說的，當今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同時，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全球合作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們國家順應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為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而努力。為此，我國也制定了相應的外交政策，履行著新的外交使命。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持“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的外交工作布局。十八大以后，我們國家結合新的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新增了“公共外交”的提法，將中國的對外戰略正式發展為“五位一體”的戰略新布局，即“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公共外交是補充”，從而展開了新的外交工作布局。

一、“五位一體”之“大國是關鍵”

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系，拓寬合作領域，妥善處理分歧，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系。這里的大國關系不囿于中美關系，而擴大到中美、中俄、中印、中歐、中日等雙邊關系，是更具層次、更豐富的關系。中國向世界發出了信號，同時世界也珍視與國際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國的關系。自十八大以后，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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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和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并申請新浪微博官方賬號可見一斑。

在處理“新型大國關系”的時候，我們應當著重注意“中印”之間的關系，防止一個崛起的印度成為中國的敵人。印度的崛起是中國和世界必須面對的趨勢，像世界關心中國崛起的走向一樣，中國也關心印度崛起的走向。中國的目的不應是試圖阻止印度力量的上升，而是謀求一個強大的印度不會因為其民族主義而對中國采取敵意的態度。

二、“五位一體”之“周邊是首要”

辯證地看，中國周邊形勢既有異常嚴峻的一面，也有非常積極的一面。比如北邊的中俄關系和東南的兩岸關系都處在歷史上最好的時期，只要這兩對關系保持穩定，則周邊環境難以發生根本性逆轉。同樣辯證地看，有美國學者裴敏欣稱“中國處于世界上環境最為險惡的一個地緣政治區域內。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問題，辯證地對待和解決問題。首先，要穩住以中國南海為焦點的東亞，防止三海聯動，控制住局面，軟硬兩手都要硬，齊頭并進，不再無節制忍讓和妥協，不再放縱以小欺大，敢于樹立起“靠得住、惹不起”的大國形象，傳達出中國“不想戰爭但決不懼怕戰爭”和“必要時不放棄武力”的清晰信息，只有維權才能維穩。其次，在東亞方面，我們重點要以基于經濟優勢的務實合作為手段，大力推進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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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經濟一體化，把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優勢和戰略優勢，著力破解美國在東亞的“合縱”，克服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經濟體系與以美國為核心的東亞安全體系二元分離的現象。中國有必要以東亞區域發展為核心，大力促進東亞一體化，為其他國家搭中國發展之便車提供機會。

三、“五位一體”之“發展中國家是基礎”

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等最不發達的國家，“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開展了包括援助資金、援助方式等多種形式的對外援助，中國還對四十幾個最不發達的國家免除進口關稅，零關稅覆蓋率超過90%以上的商品，這直接刺激了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各類出口，間接刺激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就業創造和稅收貢獻等。中國政府還積極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對外投資，特別是對亞洲、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直接設廠，甚至直接建立研發中心。上述做法，彰顯了中國新時期對于“發展中國家是基礎”的戰略布局，也成為南南合作的典范。

四、“五位一體”之“多邊是舞臺”

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多邊舞臺”莫過于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了。而十八大以后，著重要提到的是APEC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其間，中國外交大戰略的內容

習近平主席出訪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推動了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增進互信，加強了地區合作。

在APEC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習近平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闡述了中國對東盟的新外交政策。因為這是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異”，中國貫徹“求同存異”，共同開發，愿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是促進南海和平的一個亮點，實質是合作共贏。習近平主席出席峰會前，分別訪問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并與兩國簽署上百億美元的投資協議，由于貿易和金融渠道不斷擴大，經濟沖擊可能比以往蔓延得更為迅速，因此所有亞洲國家都必須維持一個健全的宏觀經濟環境。總之，習主席縱橫其間，發出了中國最強音，但絕不是僅為應對南海紛爭的臨時之計，而是光大中國的傳統，深化中國睦鄰富鄰外交政策的具體內容，更是加強中國－東盟安全對話，增強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的重要內容。

五、“五位一體”之“公共外交是補充”

十八大后，外交戰略最顯著的變化就是增加了“公共外交是補充”的新提法，要求扎實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維護我國海外合法權益；開展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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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來，加強人大、政協、地方、民間團體的對外交流，夯實國家關系發展社會基礎。

第五篇：周恩來與中國外交

周恩來與中國外交

（作者：吳澤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外交官，前駐剛果民主共和國、黎巴嫩大使）1963年3月5日，周恩來總理微笑的瞬間（攝影：孫毅夫）周恩來，是深受中國人民愛戴并在國際上受到廣泛尊重的領導人。1949年10月1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天，他出任總理兼外交部長。他身兼兩職共9年，但一直親自抓外交工作直至1976年與世長辭。在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深切緬懷他，紀念他為中國外交作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言出必行 與發展中國家廣交朋友大多數亞非國家都是二戰后剛剛獲得獨立，中國針對戰后新的國際形勢提出了指導國際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周恩來總理在萬隆會議期間1955年4月，本著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精神，中國政府派代表出席了萬隆會議。周恩來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這是亞非29個國家的一次重要聚會，也是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在眾多亞非國家面前展示其形象。許多國家與中國命運相似，但對中國并不了解，一些國家由此對中國抱有疑慮，致使會議出現了分歧和矛盾，幾乎陷于僵局。鑒此，周恩來果斷放棄原先準備好的講話稿，作了18分鐘的臨時發言。他強調： “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十六萬萬亞非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期待著我們的會議能為擴大和平區域和建立集體和平有所貢獻。”他呼吁：“讓我們亞非國家團結起來，為亞非會議的成功努力吧！”他的發言贏得了長時間熱烈的掌聲，成為會議的高潮。最終，經過充分的協商，會議一致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后公報》，并提出了處理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萬隆會議開啟了亞非國家團結合作之路，周恩來為會議成功所作的貢獻和他的人格魅力給各國與會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萬隆會議后，中國面向亞非國家的外交更加活躍。自1956年至1965年，周恩來多次出訪亞非國家，足跡遍及兩大洲20余國。周恩來總理訪問埃及1963年底至1964年初，他訪問北非四國和撒哈拉以南六國。在此次訪非的第一站開羅，周恩來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稱：“我們訪問非洲國家的目的，是尋求友誼，尋求合作，多了解一些東西，多學習一些東西。”周恩來總理對非洲的訪問掀起了中非建交的浪潮。周恩來總理在訪問非洲期間幾十年來，中國不僅與非洲國家建立友誼，更用實際行動支持非洲國家的獨立和發展。中國信守承諾，周恩來宣布的中國政府各項對非援助援建都得到了落實。從上世紀50年代到周恩來去世的1976年，中國對55個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總計達到37.585億美元。中國當年最大的援外項目當數全長1860.5公里的坦贊鐵路。為修建這條鐵路，中國先后派遣工程技術人員5萬多人次，高峰時期在現場施工的中國員工逾1.5萬人。66人在施工過程中獻出了寶貴生命。靈活應變 積極促成與西方國家建交在重點加強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同時，中國政府也不忽視同西方國家打交道。周恩來善于利用每一個機會做工作。周恩來總理在日內瓦會議期間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他就曾與法國總理孟戴斯·弗朗斯相互宴請并談及中法關系。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法中關系應該改善，周恩來則祝愿中法關系在新的友好基礎上得到發展。1957年5月，周恩來出席了為歡迎法國前總理富爾來華作私人訪問而舉行的晚宴。1963年10月富爾再次訪華，形式上仍是私人訪問，實際上是作為戴高樂總統的代表來談中法建交事宜。周恩來同他舉行了多次會談。商談的難點是臺灣問題：既要維護中國的原則立場，又要考慮到法方在具體操作上的一些不便。最終周恩來提出了變通辦法并得到毛主席贊同。1964年1月28日，中法同時發表了兩國建交公報。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世界當時還處于冷戰時期，西方媒體將中法建交比作原子彈爆炸。毛主席和戴高樂將軍高瞻遠矚的這一戰略決策改變了戰后歷史，而周恩來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1973年9月，周恩來總理會見法國總統蓬皮杜。1973年9月法國總統蓬皮杜訪華。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位西方國家元首。周恩來親赴機場迎接，為其舉行歡迎宴會，與之深入會談。此訪取得了圓滿成功，雙方發表聯合公報，表明了繼續推動兩國合作的共同愿望。訪問期間，雙方還簽署了引進法國設備建設特大型石油化工廠的協議。上世紀國際關系史上的另一個重大事件是中美關系解凍，周恩來同樣在其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國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時就對其采取敵視態度。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更是加深了美國對中的敵意。但新中國的成長壯大使美國認識到遏制中國毫無意義，美國開始重新思考其對華政策。從中國方面來說，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愿同所有國家，包括美國，建立和發展關系。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為尼克松總統訪華做準備。周恩來與基辛格進行了長談，強調解決臺灣問題的重要性，指出這是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礙。10月，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進一步討論尼克松訪華的具體事宜，特別是雙方擬發表的聯合公報。周恩來又一次顯示出他既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的外交技巧。經過反復商談，基辛格接受了周恩來的基本思想，雙方就公報內容達成初步一致。1972年2月21日，周恩來總理赴機場迎接美國總統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專機抵達北京。周恩來赴機場迎接并隨即參加了毛主席與尼克松的會見。尼克松訪華期間，周恩來與之進行了兩次大范圍會談及五次小范圍會談。2月28日，尼克松結束訪華，中美聯合公報發表，中美關系由此開啟了新的篇章。與時同時，中國的對外交往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許多國家隨著中美關系的解凍紛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1978年12月15日，中美簽署第二個聯合公報，宣布兩國建交。美方在公報中確認：“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繼往開來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今天，盡管時代在發展，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周總理一生遵循的基本外交原則卻延續至今。中國外交的主題始終是和平與發展，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及促進共同發展所做的一切都與此理念相符。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開展“一帶一路”合作的倡議，得到許多國家的積極響應。迄今中方已經同80多個國家和組織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了機制化產能合作，在沿線24個國家推進建設75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企業對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創造了近20萬個就業崗位。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發表演講，就如何應對當今世界面臨的各種挑戰提出了中國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這一主張贏得普遍贊同，并被聯合國正式文件所引用。縱觀中國外交，其力度及成果前所未有。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中國如今是130多個國家的頭號貿易伙伴。自2018年起，中國將每年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創舉，目的就是要讓世界各國產品更多地進入中國市場，實現多贏共贏。在履行國際責任和對外援助方面，中國共向聯合國維和團派出累計超過4萬人次的維和人員，目前中國共有2500多人正在執行維和任務，是安理會五常中出兵最多的國家；自1950年以來，中國累計對外提供援款4000多億元人民幣，實施各類援外項目5000多個；醫療衛生方面，自1963年以來，中國堅持向非洲國家派遣醫療隊，目前共有43個中國醫療隊的1000多名中國醫護人員在42個非洲國家工作，多年來中國醫療隊累計診治非洲患者逾2.8億人次。如果周恩來總理能看到這一切，一定會無比欣慰，他的理想正在不斷地進一步實現。在中國外交非凡歷程中的很多關鍵時刻，都有他的身影。在其誕辰120周年之際，我們謹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