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肖臨駿：情懷在,由第33屆金像獎說起

肖臨駿：情懷在，由第33屆金像獎說起 在剛剛落幕的第33屆香港金像獎典禮上，《一代宗師》所向披靡，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最佳編劇、最佳動作設計等12項大獎，創下金像獎歷史的新記錄，其它如《毒戰》、《盲探》、《掃毒》、《激戰》、《僵尸》等電影也收獲了爆棚口碑。在一片歌舞升平的表象下，總有不合時宜的質疑聲音出現，質疑《一代宗師》，質疑香港電影，“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的成語間或跳出來刺人一下。

港片沒落論由來已久，自從九十年代風光無及的古裝動作片、槍戰片、賭片等類型片逐漸式微后，香港電影在一堆粗制濫造的泥淖中苦苦掙扎。在千禧年前后，杜琪峰1999年驚艷世界的《槍火》和王家衛2000年的《花樣年華》再次證明香港電影世界頂級的藝術水準，麥兆輝、韋家輝2002年的《無間道》則點燃了低迷已久的票房。在百花齊放井噴量產的意義上講，香港電影確實沒落了——去年邵逸夫的逝世，對邵氏電影充滿悵惘的集體懷舊是這一論調的巔峰。但如果從拔尖的佳作來看，新世紀的香港電影仍然是整個亞洲地區唯一可以和韓國電影崛起相媲美的力量。現在談及港片，避不開“合拍片”的話題，港片的概念正在不斷多元化。在今年的金像獎所有影片中，無疑杜琪峰的《毒戰》是合拍片的最佳范例，大獲全勝的《一代宗師》雖然也算合拍，但并未遇到嚴格意義上合拍片所必須處理的“地域政治”這一嚴肅問題。在最佳導演的競逐中，杜琪峰也憑借對合拍片突破性的探索貢獻，成為唯一可以挑戰王家衛的人選。

都說今年的金像獎是大年，《一代宗師》從藝術水準上來說當仁不讓地高出其它電影一截，慢工出細活的王家衛，也許會辜負觀眾的期待，但決不會辜負光影美感。一曲民國武林史詩，在王家衛旖旎流轉的光影和韻味十足的臺詞里，呈現出一種傳統文化的士大夫情懷，功夫，也是明心見性。這部電影從旨意上講，秒殺所有競爭對手，至于其備受爭議的敘事，也并非不可接受，何況王家衛也親自保證，四小時版本一定會出，只不過是幾年之后。在最佳影片提名中，陳木勝的《掃毒》、林超賢的《激戰》、黃修平的《狂舞派》、星爺的《西游-降魔篇》各有所長，但只有陪跑的命。在第50屆金馬獎上最佳影片輸給《爸媽不在家》，最佳導演輸給蔡明亮，這一次回到香港本土，《一代宗師》終于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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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家輝在介紹最佳女主角提名人時說，章子怡，國際章，實力不言而喻。不是國際了就不言而喻了——白靈還國際呢——是章子怡確實有上佳表現，在《一代宗師》里對宮二一角的塑造，不如《臥虎藏龍》里飾演玉嬌龍那么灑脫恣意，宮二的角色需要她真正的“內觀自省”，向內用力，而不再是本色跳脫。她在影片中的文戲、武戲都極出彩，出彩到我們不禁嘆息：章子怡真真是一個依賴好導演的演員，遇到王家衛、李安這種宗師級別的，她大放異彩，遇到平庸點的，她也一起平庸，這是她暫時存在的硬傷。

張家輝調侃鮑起靜在《僵尸》中的演出比在《天水圍的日與夜》中還要“勁”，確實是“勁”，很難想象桃姐拿著罐子敲死人。《北京遇上西雅圖》是近年來少有的一部非常有誠意的大陸愛情片，加上大陸二字，讀者便知“誠意”有多難，湯唯的演出也算顛覆，“潑辣搞笑”的天賦也不錯。此外，鄭秀文在《盲探》中的演出當然精彩，但楊千嬅在《志明與春嬌》、張柏芝在《大只佬》中的演出也同樣精彩——我的意思是，香港出色的雙棲藝人太多了，鄭秀文很棒，但術業有專攻，她還沒到拿影后的火候。顏卓靈，用張家輝的話說，支持下就好啦。章子怡憑宮二一角幾乎包攬了今年華語電影圈所有的影后獎項，大小9個，也算是一個前無古人后難來者的記錄了。

在《一代宗師》砍瓜切菜略顯無聊時，稍有點意外的就是影帝的歸屬了，張家輝憑借《激戰》，擊敗梁朝偉宗師，繼《證人》后第二次加冕金像獎影帝。張家輝和劉青云有點像，一直都是不溫不火，實力又擺在那兒，不容小覷，近幾年突然爆發，各種演出都爐火純青。至于梁朝偉，已然在香港電影史上最偉大男演員的排座上淡泊飲茶，他無需證明自己的實力了，往那一站，就是到位。古天樂、劉青云兩位，都是杜琪峰的愛將，二人如今極富層次的演技也離不開銀河映像暗黑悲劇風的錘煉，古天樂的“邪”，劉青云的“執”，都是信手拈來，相比起張家輝為了《激戰》生生打磨成魔鬼筋肉人，確實不討評委的加分。至于另一個葉問黃秋生，純粹陪跑，他飾演的人間煙火版葉問，很有味，略沒勁。

最佳男配的歸屬算個冷門，名不見經傳的張晉憑借馬三一角，擊敗黃渤、佟大為、彭于晏，和資歷最老的僵尸叔叔陳友，最佳女配這邊波瀾不驚，惠英紅拿獎基本無懸念，倒是《激戰》里的李馨巧最近風頭頗勁，名義上是女配，其實在《激戰》里的分量早超越了梅婷，小小年紀如此演技，將來可期。

之前有一個港片專題，討論的是新世紀以來在港片中出現的大陸女演員的角色——除了趙薇、周迅等少數幾個較為成功，其他比如頻頻與香港電影人合作的李冰冰，《風暴》中的姚晨，《掃毒》中的任泉等等，大多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雞肋角色，這些角色，香港能演得更好的女演員比比皆是，但為了顧及大陸票房，或者是投資方的意志因素，這些女演員也很“委屈”地成為新時代港片中的大陸怨婦群體，幾乎清一色都是已為人妻花瓶，在家苦守，哀怨，凄涼。——導演們也知道，不可能給她們多重要的戲份，不然會影響整部電影的格調，近的不說，《唐伯虎點秋香》里的鞏俐有多夾生，想必大家還有記憶。這樣說來，《激戰》里的梅婷還算戲份比較重的，雖然個人實力問題，被李馨巧奪了風頭，還是高圓圓在《單身男女》中吃香，真正的女主角，能在吳彥祖和古天樂玩轉。說這些，是想說明，香港電影制作人也有很功利的心態，他們為了拓展人傻錢多速來的大陸市場，如彭浩翔，住到北京，發愿要研究大陸年輕人的喜好，也有的為應付大陸審查，為一部電影拍多種結局，為了照顧大陸觀眾，邀請大陸女星演出個雞肋角色還算比較省心省力的。這并不是一件多么丑陋的事，相反，這是成熟的電影工業體制做出的商業選擇，好萊塢不是也這么做嗎？為了大陸市場，大家用不著矜持，甚至也用不著多么努力，3D爛片專供明目張膽地賺錢，各種爛片輕松過億，大陸觀眾根本不講究。而真正優秀的香港電影人決不會坐視港片沒落，像王家衛、杜琪峰、許鞍華們甚至從來不糾結合拍片與港片的問題，該合作就合作，該本土就本土，情懷在，味道就散不了。

《僵尸》拿了最佳視覺效果獎和最佳女配，這部值得一書的電影是今年港片中的驚喜之作，導演麥浚龍懷著一個八零后的迷影情懷拍攝了這部向經典僵尸片致敬的作品。——迷影情懷是所有電影人最本真的情懷，對他們來說，電影不僅僅是一份工，而是一個真正的夢想。張家輝拿影帝時說，“我剛看到一些香港從業人員離世的照片，我也想到我自己，我在想到時候我能不能要一張彩色的照片。在座還有好多電影工作者，是我沒拍戲的時候就已經在工作的了，我第一次看電影的時候我才8歲10歲的，看的是《教父》，感覺電影就把我吃進去了，謝謝電影人們給我對電影著迷的機會。”

就是這份迷影情懷，是優秀的電影人不為票房至上的商業大潮侵吞的底線，我一直覺得，港片死不了，連彭浩翔這種合拍片浪潮中的投機分子都時不時回香港拍一部全港班底的片子，更別說還有王家衛、杜琪峰、許鞍華這樣的一流高手。這屆金像獎給影迷一個很好的信號：香港電影的老中青三代還很勁，還很有戲。

第二篇：肖臨駿：令狐塔前話感恩

歸來多日，而我濕潤的情緒仍縈繞于心。

站在山腳下，依傍碧霞圣母塑身，瞻仰著面若滿月的圣母容顏，聽豁達博學的師兄娓娓地為我們講述著當地百姓口熟耳詳的感恩故事。側身有石身神龍自山林盤桓而下，龍頭向東南方似迎接遠方訪者，耳畔松濤如笛。沿著寬闊古舊的臺階，聞松竹間秋風徐徐，低眉傾聽秋聲隱隱，拾階而上，直達塔頂。

秋景雖自另有迷人之處，而我此時卻無心賞景。令狐山位于安徽省定遠縣的千年古鎮藕塘，山頂有令狐塔，令狐廟，輕踏石階循塔而上，四層處供奉著黑奶奶像，檀香裊裊，黑奶奶慈眉善目，滿面微笑，我恭立像前，眼前便是我那逝去多年卻時常閃現夢中的祖母面容，于是她老人家的一顰一笑、或喜或悲，點點滴滴，若春風若春雨，氳氤心間??

令狐山之行，收獲最深的便是這兒深厚蘊藏的人類最美最善的情感：感恩。常存行善之舉，可令世間少了諸多冷漠，處處洋溢著溫情；懷有感恩之心，亦使生命溫潤平和，人性變得美好。“令狐”一姓，緣于感恩：春秋魏姓名將救一弱女之命，而在戰場拼殺危急之際又得所救女子之父舍命相助結草絆倒敵將而立下奇功，所受封賞之地為令狐。而其后代以封地為姓氏，這便是令狐氏的由來。魏將施恩不圖報，而老翁刻刻懷感恩之心，行結草之舉報答，又譜寫出一段歷史佳話。令狐氏后裔更延續出 “泣墓堂”、“博施堂”等一段段孝感天地、恩澤萬戶的人間美談。

而至西漢末年王莾篡位時，有令狐后代子伯因家父為官正直遭奸人迫害滿門抄斬，幼小子伯在正直小吏舍命相助下得以逃脫并流落至藕塘鎮，令狐子伯年小志大，每日饑寒交迫卻潛心苦讀，得山上僧侶鐘愛授其學業，當地百姓送衣送食，更有當地老婦黑奶奶，將子伯視如己出，照顧有加，助其每日安心潛修功課。而在令狐子伯不負眾望安幫定國、功成名就后，回山中找尋黑奶奶和寺中僧人報恩時卻發現恩人已逝，令狐子伯伏山痛哭，哭聲響徹山林，淚水化為山泉傾瀉而下，蒼松翠柏聞之哭泣，藍天白云為之動容。為答謝當地父老，令狐子伯傾其所有，重修廟宇，塑黑奶奶像并立塔為志。從此后，當地百姓便將此山由錐子山改稱為令狐山，塔為令狐塔。

沿塔扶階而下，塔正前方立有兩只青石香爐，立于爐前回望令狐塔，青磚碧瓦古色古香，身邊爐內檀香綿綿沁人心脾，回望遠處山峰連綿，雖含秋意，松竹青翠仍風光無限，令人心曠神怡。段段行善與感恩的故事，與眼前景色渾然整合，令人流連忘返。千年滄桑盡在黑奶奶一笑，歷代艱辛均付青山綠水之間。塔前廟后刻有各方善男信女的片片心意，因感受施與受、受與還的人性美，靈魂得到凈化和升華，身心也因此似與青山翠柏相溶。

我依依不舍地沿著寬闊的臺階而下，步步感受著古人遺風，歷代人物從我身旁依風而行，歷歷在目，或傳承本地文化，或訴說滄桑歷史。在令狐子伯苦讀的紫蘭亭前，我仿佛見到子伯捧書吟讀，鄉親父老將衣食之物輕放一邊后悄然退去；來到山間僧侶特意為當地百姓上山砍柴勞作歇憩駐腳而修建的夕照亭前，我又見到百姓端坐亭內，擦汗飲水，談笑自若；“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花落晚風”。這是景致的美麗，更是心境的安然。經過子伯像前，我深躹一躬，不僅為他的落魄不落志，更為他的得志不忘恩，才有了這千古佳話，留給當地百姓乃至諸多后人學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緩緩而下，輕言慢語。及至山下，眼前便是令狐山莊了，楊柳依依垂首俯視碧波，影照過雁，靜不可言。獨立這水邊柳下，聽當地百姓對我私語：其實我們都聽祖代人說，那黑奶奶并不是凡人，她是西天的碧霞圣母娘娘因曾在靜修時得助于人類，為報恩便化身黑奶奶來到人間，以助那令狐子伯成就大業來普渡眾生，為百姓謀福址。所以說，我們老百姓行善事做好人，天上神靈都在看著呢。

美的景物賞之不盡，善的傳說代代續寫。這山這水這樹這人，都令我感受著恬靜和美好，梧葉飄零，回歸大地，乃是回報大地滋養，化為春泥，以期來年更美更艷的春天；白云時刻不停浮蕩在天空，在藍天映襯下構畫出幅幅絕美圖案，亦是對藍天胸懷滋養的感恩。這兒的百姓笑容真誠，話語懇切。

千年古鎮藕塘是革命老區、兵家重地，多少銷煙往事，幾多滄桑歷史，雖曾兵戈相見、刀光劍影，卻因為有這恩澤輪回，使當地百姓世代放眼古鎮大好河山，胸懷感恩之心，身心變得清凈、祥和；世代懷有行善之念，相互之間親切、友善，從而民風淳樸，天凈地寧；而小民之念匯成的集體感恩心更是促進繁榮的和諧社會的巨大力量。古鎮藕塘每年的傳統廟會日，善男信女連續幾日扶老攜幼摩肩接踵，炮竹聲震天地，各地商販云集，當地豐富的物產資源加上勤勞樸實的百姓，不僅帶來和諧的自然生態，更令當地經濟飛速發展。

“革命搖籃旗幟在，應同勝跡共流傳”，寶塔傳說與綺麗風光并存；人人都心生行善與感恩，自然也會生出萬物的神奇力量，代代傳承，以美德沐浴著人類，并發揚光大。

第三篇：肖臨駿： 獨享雪夜讀書之樂

我讀書總是為形勢所迫——為會議提交論文，你得讀書；給報刊寫文，你得讀書；編《記憶》，你還得讀書。我也訂過宏大的讀書計劃，二十四史、莎翁全集、嚴譯名著??沒用。形勢比人強，計劃全泡湯。

因為要給報刊寫“社會語言學小識”的系列文章，只好把語言學的書找來大讀特讀。什么語匯學、篇章語言學、渾沌語言學、禮貌語言學、社會心理語言學??僅社會語言學就買了十幾本。一路讀下來，發現還是30年前讀過的陳原的《社會語言學》更令人懷念。于是到處搜尋陳原的書。蒼天有眼，從萬圣買到打折的三卷本的《陳原語言學論著》。這套書雖然寫于上世紀90年代，但比本世紀出的，由教授博導寫的，冠以什么什么出版基金資助、得了什么什么獎的同類著作要好得多。究其原因，陳著是長期積累、深思熟慮的結果，不是為職稱、課題、出版的應景之作。雖然受時代局限，雖然是業余之身，但作者敢碰真問題，而現在出的書繞來繞去避重就輕，凈說一些無關痛癢的雞毛蒜皮。

半年前，我興致勃勃地買來南開某教授寫的社會語言學，翻到最見這一學科功力的一章，不禁大失所望——作者還沒跟問題交手，就鳴金收兵了。如今的專家竟不如30年前的業余，學術之進退，由此可知。

寫這類文章，除了語言學的書，還要讀好多看似無關的書，比如，要弄清套話的來龍去脈，就得讀《中國尺牘文學史》，要揭示當下女權主義的男權性，就得讀《女人無窮動》；要說明花季女生為什么突然不約而同地罵起人來，就得讀劉索拉的《你別無選擇》。在這種隨便翻翻的閱讀中，我發現了《動蕩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葉維麗、馬冬冬著，新華出版社，2008）。

此書是用對話形式寫的，對話的是兩位有很多共同點的知識女性，她們都生長在紅色大院，都在北京上中學，都下鄉當過知青，都是工農兵學員，都赴美留學并獲得博士學位。這本書是她們人過中年回顧往昔，思考歷史的互相訪談錄。書中談到了各自的父母、家庭的影響、大院文化、中學的“革命化運動”，談到了階級劃分，紅衛兵運動、女學生怎樣學罵人，“文革”中的青少年亞文化，以及她們對理想的認識，對農村的感受。撰稿人葉維麗是史學博士，她的談話不是率性之舉，而是富于問題意識的深思熟慮。例如，她把17年教育分為兩個階段，它們有著彼此對立的性質，后一階段（1963年以后，“文革”以前）對前一階段的教育，做了全盤的徹底的否定。這一觀點，不但糾正了籠統的“狼奶教育”的說法，而且對理解“文革”的起源很有幫助。因為辦《記憶》，我有幸看到了很多人看不到的自印書。所謂自印書，并不是地下出版物，也不是被禁之書，而是由文化公司代理編輯印制的非商業性質的出版物。因為它合法且便利，所以近十年來，“自印書熱”持續升溫。中國最早收購自印書的是南京大學，南大帶動了一批大學圖書館，國圖也開展了這一業務。但是，這些圖書館不知道到哪兒去收購這些書。而在他們踏破鐵鞋無處覓的時候，我卻能獨享雪夜讀書之樂，想起來，不禁有些得意。

絕大多數自印書是回憶錄或自傳，作者都是七老八十的過來人。在這類書中，有一些頗具社會歷史價值。隨便舉幾個例子，原中央文革辦事組組長寫的《青史難隱：最后一次交代》對研究當代國史很有用，其重要性不下于《問史求信集》。前影協書記處書記寫的《士之殤》也是一本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書，對研究反右、“文革”以及知識分子心態都有幫助。同類的書還有，趙文滔的《傷害》、江皓的《缺鈣時代》、馬文蔚的《難忘的“現反”經歷》、郭慕岳的《被革命回憶錄》、譚合成《血的神話》等。

辦《記憶》也讓我對史學著作有所留心，美國史學家柯文的《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為我分析當下的“文革”研究提供了思想武器，尤其是他關于歷史神話化的觀點，更是啟人心智。什么是歷史的神話化呢？柯文指出，這是一種特殊的虛構。它“不是捏造出來的，而是通過對不符合或有悖于其目的的歷史資料的歪曲、簡化和省略來完成的”，我們周圍的事實證明了柯文的洞察，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諸多因素，都可能造成歷史的神話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恢復披上神話色彩的歷史的本來面目，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它常常會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與死亡造成的痛苦不同），引起嚴重的不安，所以有時會受到人們堅決的抵制。”令人痛苦的是，我們身邊發生的很多事情，似乎都在證實著柯文的判斷。

第四篇：肖臨駿：《起風了》,努力活下去

肖臨駿：《起風了》，努力活下去

“起風了”取自法國詩人保羅.瓦雷里著名詩篇《海濱墓園》中的一句：起風了，努力活下去！這就是宮崎駿這位年過七旬的老人一直以來對孩子們說的那句話：這個世界即使再糟糕，也還是值得活下去的。

自從上一部2008年的《懸崖上的金魚姬》上映之后，宮崎駿退休的傳聞就不絕于耳，對于喜歡動畫的觀眾來說，這是再遺憾不過的事情了。所以當2013年他最新一部動畫《起風了》上映的時候，觀眾的激動和期待之情可想而知。

這部動畫片和宮崎駿曾經的作品大相徑庭。那曾經在動畫中漫無邊際的想象力，充滿了日本民族的鬼怪精靈和像《龍貓》那樣的純真美好都已消失不見。這部動畫的主人公已經長大，不再是少男少女。這是一個關于大人的故事，一部似乎不是很適合孩子看的動畫電影。

但當我們真正地靜下心來看完這部兩個多小時電影的時候，就會發現，宮崎駿依舊還是那個制作了《風之谷》《幽靈公主》《千與千尋》，制作了《龍貓》的那個宮崎駿，他始終沒變。《起風了》像一條線般串聯起曾經的那些動畫作品，是某種延續，更是對其的總結。

電影的主人公是一位真實存在于上世紀的日本年輕人，并且因其后所制造的著名“零式戰斗機”而享譽世界，他叫堀越二郎。故事講述的便是他從小熱愛飛機，并夢想以后要建造出美麗的飛機這樣一個故事。

曾經在二戰中日本用于大肆侵略他國的戰斗機的制造者，這個角色本身就存在著矛盾與爭議。而宮崎駿在最開始也或多或少因此而不愿意制作這部電影，但他最終愿意制作這部電影，在很大程度上或許正是被這個故事中的“矛盾”所吸引。

當我們仔細地回顧宮崎駿曾經那些作品的時候，不難發現，那些隱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充滿了矛盾。典型的便是在《幽靈公主》這部電影的最后，人類與自然不可調和的矛盾始終在那里。

在關于《起風了》所有的爭議中，“反戰”這個詞出現的頻率最高。在宮崎駿制作這部電影的同時，日本國內的政治環境正處于右翼保守派的籠罩之下，再加上宮崎駿一直以來督促日本對于曾經犯下的罪行道歉，使得他在日本國內遭受了眾多的指責與批評。

在網站公開的企劃書中，宮崎駿就制作意圖做了如下解釋，“這部電影既非對戰爭予以控訴，亦非意圖通過對零式戰斗機的杰出之處之描寫來鼓舞日本的年輕人，卻也不想掩飾二郎真心打造民用飛機的心愿，只希望講述這么一個忠于自己的夢想、不斷奮進之人的故事。"在宮崎駿的作品中，他一直反復言說著那些“忠于自己的夢想、不斷奮進之人”的故事。無論是那個勇敢美麗的那烏西卡，還是曾經膽小自私的千尋，她們始終都走在自己成長和夢想的路上，都在努力地不斷奮進著，而堀越二郎同樣如此。

作為主人公生活的背景，電影用了很大篇幅向觀眾介紹上世紀20-30年代的日本。那時的日本動蕩不安，貧困與疾病橫行，加上不景氣的經濟和破壞力巨大的關東大地震，年輕人普遍感到未來的迷茫和不可捉摸。宮崎駿通過一系列細節來展示那時日本年輕人在外所受到的輕視與鄙夷。或許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二郎的同事本莊，他在電影里反復地強調國家的衰敗和落后，希望自己能為國家的振興和發展做出一份貢獻。我們也很難否定在二郎想要制造飛機的這一動機里不存在為了國家這一因素。

這是宮崎駿在電影中必須面對的矛盾之一，他必須面對那個年代的日本，面對曾經的貧窮與落后。面對過去，實則是為了尋找為何日本最終走上侵略者道路的原因。這樣的矛盾在電影中貫穿始終，宮崎駿小心地走在其中，點到為止，并未過多的渲染。這或許也是許多批評者的不滿之處，認為他迷戀在清新優美的田園中，而忽略外面世界的殘忍戰爭。肖臨駿：《起風了》

第五篇：肖臨駿：作為信仰的文學

繼葉嘉瑩的聽課筆記將我們領進顧隨先生六十年前的課堂之后，由陳丹青整理的聽課筆記（《1989-1994文學回憶錄》）也出版了，這使我們可以從容領略另一位良師的風采。

梁文道在序言里稱木心為局外人，這不是一個稱呼，而是一種恰當的分類。非但如此，這還是一個局外人對著一群局外人講文學課的事。這群局外人是與文學并無直接關系的人，主要是畫家。講課時間是在二十年前，地點是在異國他鄉的紐約，與局外人們的故鄉隔著半個地球。這一純屬私人性質的事件經過陳丹青的力薦，已經成為我們時代的文學傳奇之一。

筆記記了五本，印成書后，依然有厚厚的兩大本。給人的第一印象是，通篇大言斷語，經常一言以蔽之。筆記對口頭演講的過濾固然促成了這個特點，但它未嘗不是木心自己風格的體現。對于當代中國人，所謂的大言欺世不是什么成語，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經常碰到的現實，但木心的大言并不欺世，相反，卻能使人回到那種古老的“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感覺。炎炎，按照成玄英的解釋，猛烈也。

“老子精煉奧妙，莊子汪洋恣肆，孟子莊嚴雄辯，墨子質樸生動，韓非子犀利明暢，荀子嚴密透辟，孔子圓融周到??他們的用字，用比喻，都成專利，別人冒充不得。

“浪漫主義太濫情，現實主義不重靈性，自然主義太重細節”，“象征主義以為現實世界后面，隱藏著理念世界??但象征主義實踐這些理念時，一舉一動都要象征，多么小家子氣。”

在很多專家為一塊郵票大小的地方忙碌一輩子的今天，瑣碎的小言才是主流。因此，如此猛烈的大言既令人耳目一新，又顯得不合時宜。也許正因為其猛烈，我們從中也能發現不少錯誤或問題。灼見之中有錯誤和謬見，這本是私人性質的文學史無法避免的，本書自然也不例外。這一點我們不必諱言，因為這些錯誤或問題無損于它獨特的光芒和價值。

“希臘人當年的知識范疇如何？很狹隘。希臘人不知道世界史，不知道世界地理，不知道其他種族??”用狹隘來形容希臘人的知識，這倒是頭一回聽說。對于一個擅長航海并能精確測算出地球周長的民族，如果她不知道世界地理，還有哪個民族比她更知道呢？

“我罵儒家，是將好好一部《詩經》弄成道德教訓，詩曰如何如何”，“《楚辭》，很幸運未被孔子修改過、歪曲過，沒弄成道德教訓。”木心對孔子對《詩經》的大刪大改耿耿于懷，痛心疾首。問題是，孔子有沒有將三千多首詩刪為三百多首？自孔穎達以來，很多人都懷疑這一說法。現代學者大多認為，孔子在《詩經》的形成中作用有限，可能僅限于音樂校正方面。

“如果司馬遷不全持孔丘的立場，而用李耳的宇宙觀治史，以他的天才，《史記》這才真正偉大”，這個想法有些古怪。中國的姑且不論，無論是修昔底德、米什萊、蘭克或者法國的年鑒派，哪一位是用《道德經》的宇宙觀治史的呢？倒是有用黑格爾的觀點或某某主義治史的例子，但那是什么樣的歷史呢？

“太陽系處于中年期，到了老年期，能量消耗完了，地球將要冷卻”。哎，他老人家顯然以為太陽里的聚變反應跟煤球爐里的燃燒反應一樣。

《西游記》的版本是一個復雜問題，但就吳承恩本、朱鼎臣本和楊致和本的關系講，學術界已經大致厘清了一個次序，即朱本和楊本是吳本的刪節改寫本。在孫楷第、鄭振鐸等人的工作后，已經沒有多少人認同，吳本是對楊本的擴充這一最初源自魯迅的看法。因此下面這段關于吳承恩寫《西游記》的話就變得有問題了。

我曾說過“風格是一種宿命”，他是好證據——忽然他發現楊致和的《西游記傳》，靈光一閃（可能拍案而起，大叫：“有了，有了！”），《西游記》于是孕育而誕生。有了楊致和的骨架，吳承恩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風格，連《南游記》《北游記》的精華也拖了幾段過來（鐵扇公主即出于《南游記》）。

這段話十分精彩，真希望有一個拍案而起的吳承恩，真希望《西游記》就是這樣誕生的。這樣的話，吳承恩就成了一個“有資格挪用別人東西”的“高貴的強盜”。

木心有著強烈的老子情結，這使他對司馬遷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又使他在看待帕斯卡爾的“無限空間的永恒沉默”時，匆忙地下結論：“這是老子的東西嘛！”帕斯卡爾對人類處境的洞微察幽，是為了論證救贖者存在的必要性；而在《道德經》中，非但沒有救贖者什么事，且人在其中的地位亦不特殊。他視文學為信仰，且是惟一的、可以覆蓋一切的信仰，一旦碰上真正的信仰，反倒覺得無法理解了。于是，《舊約》和《新約》的文學性在他眼中成為首要的、壓倒一切的東西，耶穌由于充滿靈感的布道成為“天才詩人”（《圣經》的文學性雖然是研究中的冷門，卻也并非無人研究。木心的著眼點主要在耶穌的人格魅力以及善用比喻的說話方式上，對于敘事手法——《圣經》的敘事之美值得細細品味——基本上忽略了，這一點對《舊約》其實更重要）；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在他眼中，真正有價值的“不滿兩頁”。他視宗教為催眠，“再聰明的科學家、文學家也受催眠”，這與宗教是精神鴉片的觀點倒有相似之處。

“《伊利亞特》太幼稚，《神曲》太沉悶，《浮士德》是失敗的，都比不過莎士比亞”，木心說。對于作為宗教思想家、政論家、藝術理論家的托爾斯泰，他完全不能理解，直說他腦子不行。這口氣，真有點登山訓眾的樣子。他站在山頂上了嗎？沒有，但他的確站在了高處，且一再強調登頂的重要性：“有了制高點，看起來就很清楚。一覽眾山小，不斷不斷地一覽眾山小”，這正是木心可貴的地方。不過話說回來，就像統攝萬物的萬有理論是否存在一樣，這樣的山頂是否存在，還真不好說。

讀木心的東西，我常常為他的審美直覺和連珠妙語而擊節，但有時也為這些妙語缺乏一個較堅實的學術基礎而嘆息。的確，在專業的文學史中，錯誤不會這么多，膽子也不會這么大，但灼見也少啊，有時少到沒有，有時少到是負數，起反作用，被引入歧途而不覺得，如果你選擇不當的話。讀此書的樂趣就如同去琉璃廠淘舊書，每有意外的收獲，便有一股快意在心頭升起。這樣的快意，是無法從學院派循規蹈矩的文章里獲得的。這一點目前已經有不少文章談及。網上甚至流傳著從《文學回憶錄》中摘抄的一句話體的語錄，供大家分享。關于這些，我不想多說什么，只想補充一句：這是異端的權利，也是異端的勝利。這是木心一個人的勝利。

很多人可能不會同意木心對批評家勃蘭兌斯、小說家哈代的推崇以及對契訶夫的貶抑，然而對于近現代的文學流派，尤其是二十世紀初蜂起的主義，木心常能表現出過人的見識：“凡主義，都是強扭的瓜，不甜，爛得也快”，“未來主義沒有未來”，“表現主義比未來主義強，至今還有影響”，“垮掉的一代，只有斯奈德沒有垮掉”。這是本書的兩大亮點之一。至于本書的另一大亮點，我以為并不是世界文學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而是世界文學格局下的中國古典文學。似乎從青年時代起，木心就擁有一副世界性眼光，且常能從歷史和演化的角度看問題。比較文學于他人是一門學問或職業，于他是一種天性。他用水草與水的比喻來形容《紅樓夢》中詩與文的關系，這個比喻也可以用來形容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關系，盡管這個地區的文學與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演化的。

在陳丹青的筆下，木心作為圣徒的形象已經粲然可見。使他超越他人而成為圣徒的，既不是他的稟賦，也不是他的學識，甚至也不是他在逆境中的表現，而是他的心靈，一顆雅尚高潔、向死而生的心靈。對于他，生只是死前的一段過程，而離開藝術的生是暗無天日的，除了平庸、不幸、絕望和死亡外，沒有別的出路。他張開雙臂，緊緊抱住藝術的十字架，既因此而吃盡苦頭，又因此而度過劫難，并于垂暮之年終獲拯救，盡管十字架上并沒有一位鮮血淋漓的基督。因此，本書最大的價值不是有關文學的知識以及許多令人難忘的妙語金句，而是木心作為藝術家的個人感悟。“始終不肯背叛自己的人，即使吃了很多苦頭，最終卻可以笑著”，他說。這雖然是藝術家一生的心得，卻令我想起一位波蘭民族英雄（皮爾蘇德斯基）臨終前說的話：有被消滅的危險而不屈服者常能勝利，成功之后即不長進者常會失敗。“來美國十一年半，我眼睜睜看了許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犧牲世俗的虛榮心，和生活的實利心。既虛榮入骨，又實利成癖，算盤打得太精：高雅、低俗兩不誤，藝術、人生雙豐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生活里沒有這樣（的）便宜。”這是一位歷盡滄桑、劫后余生的老人的冷眼旁觀。雖然被喝倒彩的人未必聽得進去，毫無疑問，他是對的。

在肉體上，木心屬于這個時代。在精神上，他卻屬于一個消逝了的時代。當他選擇與卞之琳、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生活在一個時代時，他也選擇了自我隔絕。這種自我隔絕造就了一位超凡絕塵的世外高人，但代價也是有的。他的過于講究的文字對他的寫作形成妨礙，而他并不覺得，這無疑是代價之一，且是其中較小的代價。須知，“漢家陵闕的石獸，如果打磨得光滑細潔，就一點也不好看了”，說這話的不是別人，正是木心本人。

有一天，木心講到了水滸，講到了施耐庵，他說：“我見過一篇施耐庵作的序，極好。‘風雪夜，聽我說書者五六人，陰雨，七八人，風和日麗，十人，我讀，眾人聽，都高興，別無他想。’我幼時讀，大喜，不想后來我在紐約講課，也如此。”這個序自然不是施耐庵作的，而是由金圣嘆代筆的。原文也不是這樣的。木心憑記憶說，不算錯，且經過記憶坩堝的重新熔煉，變得比原文更暢達，更符合現代語境。不知不覺間，木心自己也變成了強盜，且是高貴的強盜。但幼時讀即大喜，卻令我生疑。這是一段盧梭式的confession嗎？從他少時與人討論《新約》的文學價值看，我只能選擇相信。這個人是何等的早慧，他的心態又是何等的可貴！這樣的心態古人有，陶淵明有，寒山有，胡應麟有，崔述有，上個世紀也還有。在大家的褲腰帶上都別著一個小喇叭的微博時代，誰還會有呢？一個局外人對著一群局外人講文學課，這樣的事在今天還會發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