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訴辯論技巧

同志們，大家好：

受市院公訴處的安排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討公訴人出庭的感受，在諸位資深公訴人面前談出庭我無疑是“班門弄斧”了，但為了完成組織上的任務，我也只有“小河溝里劃船――硬撐”了。還好我也是長期在辦案一線工作的人，還望我的體會能和大家有些共鳴我就不勝榮幸了。處里面給我的題目是“公訴人出庭的感受”，拿到題目仔細琢磨感到公訴人出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實在太龐大太復雜了，我在短短兩三個小時內實在無法顧及公訴人出庭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這里邊既有訊（詢）問的問題，又有舉證的問題，還有質證的問題，更有辯論的問題，今天我就“自作主張”將論題限定為“公訴人法庭辯論的策略”在辯論這個領域和諸位同仁共同探討

一公訴人法庭辯論能力的重要性

立生謀事。在這個世界上象咱們公訴人一樣靠辯論靠說話立生謀事的職業并不多，律師算一個，咱們公訴人算一個。教師 導游等職業也是以說話作為完成工作的基本形式，但他們是在沒有對抗性的情況下自如的表達自己的觀點；公訴人辯論不是閑著無聊沒事找茬，法庭辯論是我們完成本職工作的基本形式可以說是我們謀生的手段。中國古代春秋時代、古希臘時代的哲人先賢就喜歡辯論，但他們是通過辯論激蕩出智慧的火花而身心愉悅，他們為了研究學術追求真理而辯論。我們卻是為了立身謀事，公訴人法庭辯論實用性、目的性、功利性強。

體現才華。在咱們檢察機關公訴檢察官和其他部門的檢察官如果說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公訴人要出庭，其他部門的檢察官不出庭，公訴人出庭出庭支持公訴的使命和“控辯對立”的訴訟結構決定了公訴人在法庭審理中就象“一只好斗的公雞”為了證明自己的訴訟主張他將以辯論的方式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斗爭到底，決不妥協”。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法庭是公訴人才華盡顯的舞臺”，我們一名公訴人在法官心目中、在律師心目中、甚至在人民群眾中的社會評價很大程度地來源于我們在法庭上的表現。而辯論能力是公訴人駕馭法庭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國、各省組織的優秀公訴人的評選活動中，比賽的組織者也將考察選手的辯論功底和辯論技巧放在一個突出的位置，高檢組織的比賽將辯論賽成績占綜合成績的百分之二十，如果進入復賽對抗辯論將是唯一的加賽項目意義重大，很難想象一個辯才很差的人能夠在這樣的比賽中取得好成績。

二公訴人法庭辯論的基本屬性

我們這里說的“基本屬性”主要是指法庭辯論的特征、目的、形式、內容以及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則等。行為的方法謀略既要來源于反復實踐的總結，也要來源于對客觀規則、理論原則的理解把握。我們探討法庭辯論的基本屬性是為了讓我們的法庭辯論的策略符合客觀規律，具有針對性，使辯論策略能夠更具普遍意義地指導法庭辯論。從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法庭辯論必然要符合一切辯論活動的基本規則，如：以理服人的原則、尊重事實科學的原則、論點鮮明論據充分論證方法科學嚴密的原則、語言明晰準確的原則等。法庭辯論的基本素養和一切辯論一樣也要由廣泛的知識積累、敏捷的思維應變能力、較好的邏輯修養、完美的語言表達能力有機結合的產物。另一方面法庭辯論作為一項司法活動，作為一項訴訟活動，他有自己明確實用的功用目的，他以“明晰事理，論清法理”為目的，以被告人是否承擔刑事責任為中心，以證據、事實、法理的三重遞進關系為辯論主要內容，在用語上講究嚴謹、準確、簡潔的平實說理風格，較少的運用華麗優美的修辭手法和感性語言。（當然對這一點只是慎用不是不用，法庭辯論賽就需要對此有很好的運用和把握）根據法庭辯論的這些基本屬性我將法庭辯論的策略分為辯論的一般技巧性策略和法庭辯論的特殊策略兩個部分和大家共同探討。

三、公訴人法庭辯論的策略

我們這里所指的“策略”是運用理論從實踐中總結提煉，又指導實踐的一般性方法、原則、技巧。

（一）法庭辯論的特殊策略。簡言之就是根據公訴人出席法庭的基本任務和刑事法庭審理的直接目的來討論公訴人法庭辯論的一些方法和原則。他體現辯論的法律屬性。

1、以正確的罪行法定原則指導法庭辯論。

罪行法定原則是什么？我們最熟悉的答案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它指的是犯罪和刑罰必須在刑法文本中法定化、實定化、明確化，雖然國民自己選舉的代表組成的立法機關有權制定法律，但法律應當具有預測的可能性，以保障個人的行動自由。罪行法定主義的觀點在17、18世紀啟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就已經出現，古典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洛克和刑事古典法學派的創始人貝卡里亞都極力主張罪行法定主義，貝卡里亞曾說：“只有法律才能為犯罪規定刑罰，只有代表根據社會契約而聯合起來的整個社會的立法者才能擁有這一權威。”又說“當一部法典業已厘定，就應逐一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罪行法定主義的思想伴隨著人權思想的展開，在英國的《權利請愿》和《權利法案》（1689年）中反復被確認，而后又遠渡重洋傳到北美。如果說在以普通法為主的英美法，罪行法定主義主要從程序方面加以規定，那么它在實體上得到明確表現的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以及隨后制定的法國憲法和刑法典。法國刑法第四條規定“不論違警罪、輕罪或重罪，均不得以實施犯罪前未規定之刑罰處罰之。”從此罪行法定主義成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則。在法國罪行法定主義是針對法國大革命前封建專制國家的罪行擅斷主義而提出的。罪行法定原則是西方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產物，是限制國家刑罰權恣意濫用保障個人民主自由的產物，罪行法定原則在刑事法律中基礎性地位的奠定使得刑法在一定意義上成為“犯罪人的大憲章”。然而具有中國特色的罪行法定原則其產生的歷史背景、司法環境、文化氛圍卻都和西方國家有著明顯的區別，我國97刑法第三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可見中國的罪行法定原則不但具有保障人權的“出罪”的功能，而且具有強化司法的“入罪”的功能。這和我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刑事政策一脈相承，我國兩點論、辨證論的哲學思想一脈相承。立法是現實的反映，司法是立法的“守護神”，我們檢察官必須面對這一中國特色。我國97刑法確立了罪行法定原則，這些年這一刑法中的“帝王條款”已經深入人心，但是物極必反矯枉過正，現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有一種明顯的思潮就是僵化的理解罪行法定原則、片面的強調罪行法定的出罪功能，而忽視了其入罪的功能。我們在法庭上的對手辯護律師更是如此，在法庭辯論中動不動就用“罪行法定”的大棒打擊我們。

舉例：

1、北京海淀區院起訴了一個中關村某軟件公司的工程師，他負責開發某應用軟件的一部分，由于他和公司領導有矛盾，他在軟件中寫入了一個有害性程序，結果軟件被運用到一個大型工程，軟件停，系統停，損傷巨大。檢察機關開始想用286條破壞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定罪，但鑒定結論認為是害性程序。而刑法規定要制作病毒等破壞性程序，兩者不好認為是同一的，于是以276條破壞生產經營罪起訴。律師辯論時說：破壞生產經營的行為對象只能是第一產業農業、第二產業工業，表現方式就是破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法律沒有規定破壞第三產業（特別是信息產業）的行為可以以此定罪，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確，該罪源于79刑法97刑法沿用，制定該罪名時根本沒有計算機軟件等第三產業，但我們能說生產經營不包括第三產業嗎？一個只要接受過9年義務教育的人都知道社會生產包括一、二、三產業，我們還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促進生產發展嘛。為什么職業法律人卻不明白這一道理呢？立法者當時制定該罪時也考慮到了社會發展變遷，他不是在法條中還規定一個“以其它方法破壞生產經營”了嗎？我們理解罪行法定原則不能如此僵化，教條吧。

例

2、進入他人住宅實施盜竊行為，盜竊未遂或金額不足時怎么辦？絕大多數司法機關的結論都是不構成犯罪。我們都忘記了刑法還有一個非法侵入住宅罪，當盜竊等重罪構成時因為吸收關系，輕罪被吸收，但重罪不構成時輕罪理所應當被我們所評價。實踐中這個罪被我們虛化、邊緣化。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這是憲法中賦予公民的基本人權，中國唐代時，夜入民宅盜竊被打死都不承擔刑事責任，我們怎能如此輕縱此類犯罪？法律規定該罪就是行為犯，連情節嚴重都不要。為什么罪行明明法定，我們就視而不見呢？

以上2個例子詮釋的是罪行法定原則中“禁止隨意法內出罪”的機能，他和“法外入罪禁止”機能一樣是我們理解罪行法定原則時不可偏廢的兩個方面。但是我們也不能對“法內入罪”強調得過了頭，是否法有明文規定就必為罪呢？法內出罪正當化解釋在特殊的情況下是否可以運用？答案是肯定的。刑法不但在于懲治形式上客觀存在的犯罪行為，而且要考慮實質上處罰的正當性。正如日本學者指出：在保障國民的自由以及基本的人權方面，對罪刑法定的內容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說，不能簡單地認為，“只要有法律的規定，對什么樣的行為都可以科處刑罰，而且可以科處任何刑罰。”根據犯罪的內容，是否有必要用刑罰進行處罰（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對于該種犯罪所定的刑罰是否與其他犯罪相平衡（犯罪上刑罰的均衡），亦即從所謂實體的正當程序的角度來強調罪刑法定的意義。因此，如果法律雖然將某一行為規定為犯罪，但在某一案件中，該行為并無實質上的法益侵害性，對這一行為不認定為犯罪，這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我國刑法13條在規定什么是犯罪時就不忘了寫入一個但書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比如說搶劫罪，司法解釋規定，已滿１４歲不滿１６歲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使用語言威脅或者使用輕微暴力強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學習用品或者錢財的不以犯罪論處，從立法者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上講是構成搶劫罪的，但法官認為這一行為沒有可罰性而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把這一行為排斥在搶劫罪以外。在大陸法系遞進式的犯罪論體系中對犯罪行為進行違法性評價之后要單獨就“有責性”進行評價，這時有一個“期待可能性”的理論，期待可能性是指從行為人當時的具體情況看，可以期待行為人不為違法行為，而實施適法行為的情形。只有當一個人具有期待可能性時才有可能對行為人作出譴責。一句話 “法律不強人所難”。最有名的確立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判例就是德國的1897年的“癖馬案”（簡單闡述癖馬案的具體案情）。期待可能性的理論也可以印證了“法有明文規定并不必為罪”這句話，也給我們理解罪行法定原則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我國傳統刑法理論是從來不承認這一理論的，但是最近我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7起典型死刑改判無罪案件的情況分析時，發現有一個案件就有點像在運用“期待可能性”理論。（例：陜西荊愛國運輸毒品案。簡要介紹案情：局長、禁毒隊長把3000多克面粉混合一點海洛因，含量0.17％，然有找來特勤叫他去找人運輸，然后設計運時捉人。荊愛國是一名出租司機，不吸毒、無違法犯罪史，其得知在工作途中運一包海洛因從甲地到乙地可得5000元報酬經不住誘惑，運輸，剛一出車就被局長、隊長捉獲。一審死刑，二審無罪。法院認為這是局長隊長精心制造的一起假案，是在他們全程控制之下的一個陷阱，不是犯罪。本案單從被告人的故意和行為來看確實符合運輸毒品罪構成要件，但我們都認為無罪的判決是公正的，為什么呢？此案寓意深遠

總結一句，全面深入的理解罪行法定原則是公訴人法庭辯論的精髓。

2、以科學的刑法解釋理論指導法庭辯論。

公訴人法庭辯論時常常有在事實已經查明的基礎上就行為人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罪，應否承擔刑事責任展開法理意義的辯論。控辯雙方常常對法律文本的具體含義各持己見，由此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可見對刑法文本如何解讀，以怎樣的科學方法去解釋刑法文本對法庭辯論意義重大。一方面，罪行法定視野中法律文本的制定被要求以明確性為原則。就是說法律的用語應當明確，應當明確的告訴人民成為刑罰可罰性對象的行為是什么？明確應當以通常的判斷力者能夠認識、判斷的程度為明確的標準。但是我們都知道無論立法者智慧多高，立法技術多完善，都不可能使法律文本圓滿無缺，法律文本源于具體事實高于具體的規范性，和他始終落后于現實的滯后性，以及文字的多意模糊性，使個案事實永遠充滿了變數。對刑法文本的解釋是文本與個案事實的連接點，通過解釋文本才可能成為活的規范。刑法解釋理論博大精深，有刑法解釋的立足點的問題、有目標定位的問題、有解釋方法選擇的問題、有解釋規則的問題。刑法解釋的目標這次到桂林參加高檢組織的公訴案件質量培訓班，北大的梁根林教授就刑法解釋理論講了一整天，使我受益非淺。最后教授告訴我們刑法解釋的最高境界就是“抱著正義感，懷著常人心，在規范與事實之間來回穿梭”我也認為：對法律文本的解釋不能超過文字含義所具有的最大邊界，不能使一般人對其行為后果無法判斷，解釋的最終目的是實現司法公正，公正不僅是對被告人的公正，更是對社會的公正。刑法解釋的目標應該定位在從發現立法者的原意出發，從本質上考察立法意圖，準確理解刑法規范的完整內容和立法宗旨；只有在這種立法意圖無法認知或對現實情勢所生的問題未提供解決的場合，才考慮在法律條文可能的語義范圍內，根據法律精神，確認合乎客觀需要的法律含義，從而正確適用刑法規范，真正實現罪刑法定在保障人權和保衛社會兩個方面的使命。其中，對于立法意圖的探尋是基礎，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內探尋法律精神是補充。既探詢立法的愿意，確保行為的可預測性，又不排除在個別時候超越立法愿意，與時俱進的解釋刑法文本。對解釋方法的選擇應當遵循文意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目的解釋、合憲性解釋逐一適用的原則。刑法解釋的規則應該符合形式邏輯、適當允許擴張性解釋，禁止類推性解釋、符合生活邏輯規則結合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以上的這些刑法解釋的基本方法、精神我認為應該靈活運用到公訴人的法庭辯論中。

例

1、去年江蘇南京被輿論吵得沸沸揚揚一個案件，犯罪嫌疑人組織多名男性為男性同性戀者提供有償性服務。組織者是否應當以組織賣淫罪定罪處罰。司法機關最后下定決心把案件起訴到法院。假設在法庭上辯護人拿出一大堆的專家意見說，賣淫僅包括女性向男性提供有償性服務，你公訴機關怎么能對“賣淫”一詞作這樣的類推解釋呢？既然不是刑法意義上的賣淫，我們怎能定組織賣淫罪呢？我們怎么答辯。這里爭論的焦點就是對刑法文本中“賣淫”一詞應該怎么解釋，對同性戀怎樣看待。同性戀中國古已有之，不少的古典文學著作甚至歷史典籍中都有同性戀的記載，在當今世界同性戀在東西方都不少見，大多的人都對其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北歐一些國家甚至承認了同性戀婚姻的合法性，德國柏林市長就是同性戀。既然我們承認和寬容同性戀的存在，就不能無視提供有償性服務中既有異性性服務、也有同性性服務這一客觀存在。所謂“淫”是我們對性行為和變相性行為的一種貶義的稱謂，所謂“賣”就是有償交換的意思嘛。賣淫一詞所可能的最大語境含義既應當包含女性對男性，也應該包含男性對男性、女性對女性。這是我們僅運用文理解釋就可知的結論。文意解釋包括字面解釋與語法解釋，是指按照法律條文用語的字面含義與詞句語法結構，來闡釋法律的意義與內容。如果法律規定所用的是普通語詞或詞組，而且在普通語言中是明白的，那么除非有充分理由作出其他不同解釋，就應當以普通說話者的理解為標準作出解釋；如果可供選擇的普通含義不止一個，那么則采取系統的解釋方法，結合具體語境選擇最合理的意思。如果法律規定所用的是專用名詞，那么就應當從專門含義的角度進行理解。文意解釋的特點在于嚴格參照法律文本，既不擴大也不縮小法律文本的本身含義。我們對賣淫這一普通詞語作這樣的擴張性解釋，并不違背罪行法定原則，并不違背社會生活的常情常理、更不違背立法者的初衷。例

2、某檢察院起訴了一個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人，他伙同他人綁架同學勒索財物，然后親手將人質殺死。檢察機關指控被告人構成了故意殺人罪。法庭上辯護人信心百倍、勝券在我作如下無罪辯護：刑法239條明確規定綁架他人殺害被綁架人的應當已綁架罪處死刑，但刑法17條2款明確規定已滿14未滿16周歲的人只對8種罪承擔刑事責任其中不包括綁架罪，所以不應承擔刑事責任。公訴人作了這樣的答辯：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人故意殺人要承擔刑事責任，現在他把先要殺的人綁架回來勒索財物，然后把他殺害卻不承擔刑事責任，這不是明顯荒謬了嗎？（這不等于告訴那些人…）刑法不是我們嘲弄的對象，刑法不是規避法律的天堂。綁架罪把殺害被綁架的人規定為綁架罪的加重情節，前提是行為人構成了綁架罪而言的，立法者認為此時對殺人的行為沒有必要單獨評價只要直接定一個死刑就達到了罪刑均衡的原則。現在實施了綁架和故意殺人兩個行為的為未成年人他不構成綁架罪，但他完全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我們只需要評價他的故意殺人行為是否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就可以了。刑法17條2款明確規定了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此時我們理解刑法17條2款的含義時就應該結合刑法232條、239條作體系性的解釋，系統解釋是指根據法律的上下文，以及將法條放置在整部法律中甚至整個法律體系中加以整體性的理解與把握。法典中的每一個條文字句，都緊密地交織在法典完整的體系中，構成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其內部的各規定應當推定為互相聯系，彼此協調。例如在法典編纂過程中，為避免不必要的重復，許多法律條款必須與其它條款相互補充，才能組成完整的規范。所以，必須從聯系、整體的角度對法律條文進行解釋，不能斷章取義，只有這樣才能確保其體系的完整和協調，否則就會形成法律條文的相互矛盾或者前后脫節。由于刑事立法上犯罪構成規定具有概括化、類型化、程度化的特點。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系統解釋是僅次于文意解釋運用較多的解釋方法。

例

3、刑法262規定：拐騙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該罪和拐賣兒童罪的區別就在于是以賣還是以收養為目的。現實中有人沒兒子想要兒子想瘋了，他乘人不備偷了一個或搶奪了一個嬰兒回去自己養，這能否定拐騙兒童罪。如果起訴，律師肯定說：拐騙拐騙是要騙，要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使得為成年人脫離家庭，我的當事人是偷怎能構成此罪呢？此時我們對“拐騙”二詞應當怎樣理解才符合法律的精神呢？罪行法定原則下的明文規定不可能包含所有的犯罪具體形式，它只能規定某種行為性質的最低標準。入罪判斷“舉輕以明重”是一個原則，就好像數額巨大構成犯罪、數額特別巨大理應構成犯罪；情節嚴重構成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理應構成犯罪。對偷盜嬰兒自己養的行為就應該運用“舉輕以明重”。何況法律是為普通人制定的法律不是為“神仙”制定的法律，法律不能違背生活中的常情常理，14周歲以下的為成年人有的能夠被騙，有的如1－2歲的嬰兒他沒有認識能力不會語言溝通他怎么可能被騙？要想達到犯罪目的只有乘人不備，抱起就走，這就是拐騙兒童罪。在拐賣兒童罪中刑法就明文規定以出賣為目的偷盜嬰兒的以拐賣兒童罪論處。此時我們探尋“拐騙”一詞在刑法文本中的真實含義時就應該運用目的解釋方法，并結合生活常理。這樣就完全可以駁倒律師的辯護意見，得到法官的有罪判決。目的解釋是指根據法律所追求的客觀目的（法律精神）進行解釋。當我們對法典條文存在疑義時，應以法典所追求的目的來斷定法典的意蘊，在罪刑法定框架內對法條作出擴張解釋、縮小解釋或者補正解釋。這些解釋方法應當是綜合起來運用，只有各要素的功能被充分地發揮，才能完成法典意蘊的發現工作。司法實踐中對于某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不具有社會危害性但由于歷史的原因刑法仍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就是運用目的解釋方法適用刑法，對其不再作為犯罪處理；而對那些具有社會危害性，根據立法精神應當懲治并且能夠通過刑法解釋解決的問題，一般都是運用目的解釋的方法適用刑法，對其加以懲處。再如，刑法第403條規定：“國家有關主管部門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濫用職權，對不符合法律規定條件的公司設立、登記申請或者股票、債券發行、上市申請，予以批準或者登記，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上級部門強令登記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實施前款行為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那么，證券會的人員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犯有上述行為的能否構成犯罪？因為證券會從性質上說是事業單位，但實際上其履行了國家機關的行政管理職能，這是中國的國情，在現有的法律框架和社會體制下，完全的形式主義是行不通的。因此，司法人員通過目的解釋的方法，根據立法精神對該種行為定罪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以“罪無明文規定”為托詞，只會導致罪刑法定的錯誤實踐。當然，這一問題經過全國人大常委員的立法解釋得到了進一步的明確。

以上三個例子都是運用刑法解釋理論定罪（入罪）的案例，對刑法也不能任意解釋定罪，超越法律用語的邏輯含義去定罪就是濫用刑罰權。比如：刑法規定有拐賣婦女兒童罪，如果有一天某成年男性被拐賣到非洲某橡膠園當奴隸，我們對拐賣者能以拐賣婦女兒童罪定罪嗎？我們無論如何運用刑法解釋的理論方法，也不能把男人解釋為女人。把拐賣男人以拐賣婦女罪定罪，或以拐賣兒童罪定罪。如果我們這樣定罪，就是對刑法的類推解釋，就是法官造法，這和刑法解釋的宗旨是違背的。

3、對紛繁的刑事法學派理論以唯我所用的精神指導法庭辯論。

公訴人法庭辯論的主旨是圍繞著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一罪與數罪在展開，定罪辯論是法庭辯論的基石。定罪辯論的直接依據是刑法文本，但是每一條刑法文本的背后卻是大量的刑法理論在支撐著它、充實著它、完美著它。在法庭辯論中純熟地運用刑法理論將極大的提高辯論的說服力、增強辯論的說理性，從而使法庭辯論如醇香美酒，愈久謐香。但是刑法理論、刑法學派汗牛充棟，多不勝數，同一刑法問題不同的學派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如果某一問題立法者有明確的立場那好辦，如果立法者的立場大家也爭論不休時，法庭辯論中如何說理就更為重要了。我的觀點就是，平時盡量掌握各種學派的理論，出庭公訴時為捍衛指控對學派理論唯我所用，這不失為一辯論策略。

有這樣一個事例：2010年東部沿海一個檢察機關起訴了一個海關工作人員，指控他徇私情放縱走私，情節嚴重，觸犯了411條構成放縱走私罪。同時他又收受走私分子的巨額錢財，又指控他構成受賄罪。一審辯論時律師提出放縱走私和受賄是方法行為與結果行為的關系，二者具有牽連關系系牽連犯，應當擇一重罪處罰，法官采納了律師的辯護意見，以受賄一罪判處。檢察機關抗訴，二審時出庭檢察人員從刑法學派關于牽連犯的各種理論比較出發充分的闡明了對牽連犯數罪并罰的依據，得到了二審法院的認可。他在辯論中是怎樣運用刑法學派理論的呢？我們在實踐中究竟應該堅持怎樣的處斷原則？對這個問題我結合這次到桂林學習老師的講課和大家探討：

所謂牽連犯，是指基于一個犯罪終極目的，實施一個犯罪行為，其方法行為或結果行為又觸犯其他的罪名。我們剛開始學習刑法時傳統教科書上一般都寫牽連犯原則上擇一重罪論處。這一傳統觀念的傳統理由主要是：牽連的數個行為形成一個整體，和典型的數罪數行為有區別；犯罪人實施犯罪始終圍繞一個終極目標比典型數罪分別起意主觀惡性輕；其行為的一體性使得對社會的危害是一次性。但是我們首先應該檢討我國刑法典對牽連犯罪的處斷原則有無一般性規定，立法者對此是何態度。很遺憾，刑法總則中沒有規定。刑法分則中有規定，但花樣百出，歸納起來有這樣四種：（1）明確規定牽連犯數罪并罰。刑法120條2款，組織領導、參加恐怖組織并實施殺人、綁架、爆炸等犯罪的，數罪并罰。157條2款暴力妨礙查禁走私的，數罪并罰。318條組織他人偷越國境并對被組織人有殺害、傷害、強奸、拐賣等犯罪行為數罪并罰。（2）明確規定按其中重罪論處。如208條二款非法購買增值稅專業發票或者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業發票又虛開或者出售的，分別依照虛開增值稅發票和出售增值稅發票規定定罪處罰。399條司法工作人員貪贓枉法，有前兩款行為，同時又構成受賄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3）明確規定擇一重罪從重處罰。如171條3款規定，偽造貨幣并出售或者運輸偽造的貨幣的，依照170條偽造貨幣從重處罰。（4）規定擇一重罪加重處罰。如刑法240條1款4項規定，誘騙、強迫被拐賣的婦女賣淫，或者賣給他人迫使其賣淫。要以拐賣婦女罪加重處罰（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

可見，我國的97刑法對牽連犯的處斷原則沒有普遍、統一的規定，分則中的規定呈現多樣化。此時我們就完全可以反思一下傳統擇一重罪的處斷原則究竟是否合理。反傳統主張對牽連犯并罰的理論理由如下：（1）牽連犯不僅是形式意義上、而且是實質上表現為數罪，其兩個行為是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并不改變數罪數行為的性質。（2）牽連犯的主觀惡性比典型數罪的主觀惡性有過之而無不足。例：一人非法制造槍支，成立非法制造罪，他又拿該槍支打劫，打死一人，劫得現金50萬。另一人酷愛槍支非法制造一支槍支，擱在那兒。后攜一木棍打劫，打死一人，劫得現金50萬。你說二人的主觀惡性、手段、結果、社會危害誰大？可以說至少一樣大，非要比較，牽連犯主客觀對社會的危害更大。牽連犯能夠有效的利用先行行為，自覺利用兩個犯罪的聯系，使手段為目的服務，從而成功完成犯罪，其主觀罪過可謂蓄謀已久。其對社會的危害也絲毫不比典型數罪弱。（3）對牽連犯實行數罪并罰符合現代世界刑事法律刑事法學的發展規律。對牽連犯擇一重罪處罰理論的法定化只存在1820年德國刑法、日本刑法、以及我國臺灣刑法。英美法系沒有牽連犯這一概念，世界大多國家也沒有對牽連犯的處斷原則有明顯的立法主張。而在罪行法定、罪行均衡的基本思想指導下，重罪重罰、輕罪輕罰、罰當其罪、一罪一罰、數罪數罰是我們在罪數領域應當堅持的基本理論。（4）對牽連犯罪實行并罰有助于擺脫理論困境，解決司法難題。什么是牽連關系，其判斷標準是什么，一百個人有一百個標準，誰也說服不了誰。對行為間有無牽連關系都沒有準確的標準怎么實現擇一重罪的目的。例：為實施犯罪集團搶劫金庫的目標，犯罪成員先隨意殺人練習槍法、練習膽量，繼而實施搶劫銀行。這兩個行為有牽連關系嗎？如果說這二者有牽連關系，是否也該擇一重罪處罰？實踐中對這類犯罪我們可都是實行數罪并罰。

以上關于牽連犯處斷原則的兩種理論也許各有道理，但我更傾向于在刑法分則沒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對牽連犯罪數罪并罰。如果我們在法庭辯論中遇到這類法理問題的辯論，控方主張數罪并罰，辯方肯定主張從一重罪，我們只有純熟地運用刑法學派理論才能清楚地說明我們數罪指控的依據和理由，并求得法官的共識。我想那位指控海關工作人員犯有放縱走私罪、和受賄罪的檢察官一定是在法庭中運用理論巧妙的說服了法官。說來很巧，我在辦案過程中也曾經把一個具有牽連關系的犯罪以兩個罪起訴到法院，法院也以兩個罪作出了判決：那個被告人是一個家具公司的業務員，他人很聰明業務開展得很好，就想利用公司的外殼以公司的名義自己掙錢。他自己私刻公司印章，復印公司營業執照到銀行另立了一個自己控制的公司帳戶。然后自己從重慶其他家具廠家進貨并用這些家具冒充是本公司具有注冊商標的家具賣給原公司客戶，并用自己控制的銀行帳戶收取貨款。我起訴了他一個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一個偽造公司印章罪。實踐證明法院采納了我們檢察機關的主張，這人兩罪并罰被判了三年六個月。可見一方面理論是在指導實踐，一方面實踐也走到了理論的前沿，我們公訴人在法庭辯論中更是要創造性的運用法學理論有力的實現公訴目的。

說到牽連犯的處斷原則不由使我又想起了一個關于法條竟合犯適用原則的有趣的案例，是我在學習期間聽北京的同行講述的：大家知道北京的海淀區檢察院法院是我們全國基層檢察院、法院的標兵榜樣，曾幾何時海淀區中關村里非法電子出版物、盜版光盤軟件盛極一時大量批發零售，在西方國家時常批評中國打擊盜版不力的形式下在首都北京的心臟地帶盜版橫行影響還是不好吧。于是海淀檢法兩家在實踐中達成了一個默契共識：抓到賣盜版光盤500張以上的一律按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要知道在全國很多地方對這樣的行為都是科以行政處罰。有一天又一個賣盜版光盤的非法經營案起訴到法院，在法庭辯論階段辯護律師對控方發動了猛烈的抨擊，他說：被告人的行為確實是違法行為，但他行為的性質是以營利為目的，銷售侵犯他人著作權的計算機軟件，他的行為符合刑法第218條銷售侵權復制品罪的一部分，但該罪要求違法所得數額巨大方構成犯罪。根據《高法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規定：個人違法所得10萬以上才算數額巨大，本案的被告人被查處的軟件貨值不到一萬違法所得更不可能到10萬，也就不構成銷售侵權復制品罪。而銷售侵權復制品罪和刑法225條的非法經營罪是法條竟合的關系，非法經營罪是普通法條、銷售侵權復制品罪是特別法條，依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本案連銷售侵權復制品罪都不構成，怎么會構成非法經營罪呢？你公訴人不是在濫用法條竟合的適用原則嗎？你公訴人把非法經營罪又當作了一個新的類似以前投機倒罪一樣的口袋罪，把違犯行政法律法規的行為都當成犯罪這不是嚴重違背罪行法定原則嗎？打擊盜版的同時你公訴人心中裝有人權和自由嗎？這個辯護人的語言夠尖銳，話語也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我們的公訴人這時是怎樣巧妙的運用刑法理論“為我所用”地進行的答辯呢？他說：我非常贊同辯護人認為銷售侵權復制品罪和非法經營罪是法條竟合關系的這個觀點。然而什么是法條竟合呢？它是指基于立法者構筑嚴密刑事法網的追求，必然出現的法律條文構成要件在內容上具有從屬或交叉關系的情形。它是一種立法層面靜態的問題，它不以犯罪行為的的發生為前提，它強調的是法律條文之間內在的聯系性。就好像我們翻開刑法條文就可以看出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過失致人死亡罪和交通肇事罪等具有法條竟合關系一樣。法條竟合沒有適用原則，無所謂誰優先于誰的問題，只有當同一犯罪行為觸犯了具有竟合關系的兩個法條時，也就是說只有當法條竟合犯出現時才有選擇適用的處斷原則：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結合本案，根據出版條例等相關法規規章的規定：國家實行出版物發行許可制度，未經許可，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從事出版物發行活動。賣盜版光盤從著作權法意義上是銷售侵權復制品，而從出版物的發行制度而言則是非法出版行為。根據《高法關于審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十一條十二條的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出版、印刷、復制、發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出版物，電子出版物五百張（盒）以上的就可以視為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三）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本案的被告人構成非法經營罪是毫無疑問的，沒有任何將非法經營罪作為口袋罪濫用之嫌，如果我們不給被告人定罪是否又有違犯罪構成理論呢？被告人的行為構成了非法經營罪，又不構成銷售侵權復制品罪，說明本案沒有產生法條竟合犯更談不上一定要選擇特別法的問題。辯護人怎能用不構成彼罪而否認行為人構成此罪呢？

以上公訴人的觀點大家贊同嗎？我想不論贊同與否我們都會覺得這名公訴人辯論得很好，他巧妙地界定了法條竟合和法條竟合犯的內涵，提出了只有法條竟合犯才有適用原則的主張，這就是對各種刑法學術理論以“為我所用”的精神運用于法庭辯論的典型代表。我們總不可能讓公訴人在法庭上說：“我們海淀檢法兩家早就在下面勾對好了，你辯什么辯，急什么急。”當然我認為這名公訴人關于法條竟合犯的主張在理論上是有道理的，但實踐中很難執行。比如常見罪名詐騙罪，和票據詐騙、信行用卡詐騙罪等各地關于什么是犯罪金額較大的規定是不統一的，我們是否敢對實施特殊詐騙手段的犯罪只要到達2000元沒到5000元就以一般詐騙罪起訴到法院。一般的基層檢察機關都不敢。問題可能出在我國刑法分則中太講究“數額犯“有關系。另外從這個案件中我們也看到了我國關于非法經營罪的司法解釋及其他規定不合理的地方。（對較輕的違法行為處以較重的刑罰。）從以下三個方面檢討：（1）、罪刑法定原則對刑事立法的合憲性制約在當代的發展，更表現為基于法確定性原則而派生的“不明確即無效”的司法審查原則，這一原則要求立法者不得制定犯罪構成要件不明確、行為犯罪化的范圍與邊界不清晰、法定刑幅度不確定的模糊刑罰法規，否則，刑罰法規即應當被宣布為無效。應當指出，刑罰法規明確性本是傳統罪刑法定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但是，賦予明確性原則以憲法性意義并構成對刑事立法的合憲性制約的，則應當歸功于美國最高法院創制的“不明確即無效”（void－for vagueness doctrine）的刑法合憲審查原則。基于對模棱兩可的刑罰法規蘊含的司法擅斷、破壞法治、侵犯人權潛在危險的擔憂，美國最高法院于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的判例中創制了“不明確即無效”原則。“不明確即無效”原則首先見之于1965年最高法院否決路易斯安娜州的《顛覆活動與共產主義控制法》的裁決之中，在1974年的“斯密斯訴葛根案”裁決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與確認。在這起關于將國旗點綴在褲子特別是后臀部是否構成“公開地和輕蔑地對待美國國旗”的憲法性訴訟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指出，法律的語言用詞不能模糊，這一原則毋庸置疑，因為這一原則同法律的公正性以及司法的懲戒意義緊密相連。《憲法》第14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要求立法機關在立法的時候，為執法人員和民眾提供足夠清晰的判斷標準，避免執法人員主觀任意的和歧視性的判斷。而馬薩諸塞州法中“公開地輕蔑地對待合眾國國旗”的說法，過于模糊，不能為執法人員和民眾提供清楚的司法判斷。因為在有些人看來是輕蔑的行為，對另一些人可能是一種藝術。現在國旗已經成為年輕人的一種裝飾時尚，美國人經常在帽子、T恤衫上裝飾國旗圖案。如果用國旗點綴帽子不是“輕蔑”，點綴褲子就是“輕蔑”，那么界線在什么地方呢？馬薩諸塞州的法律沒有明示這一界線，這樣“過于模糊”的法律只能使民眾無所適從。同時，這種缺乏判斷標準的法律，等于允許警察、檢察官和陪審團按照自己的價值偏好來作出判斷。這種不能保證前后一致、不能保證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的法律，顯然違背了《憲法》第14修正案正當程序原則，因而是違憲的。

美國最高法院確認的“不明確即無效”的合憲審查原則，進一步強化了罪刑法定原則對罪刑規范明確性的要求，對其他國家的刑法適用乃至刑事立法產生了直接的影響。在美國最高法院判例的影響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于1969年又進一步確認了“不明確即無效”的合憲審查原則。在日本，最高裁判所于1975年確認了“不明確即無效”原則，并且強調“關于是否對某個刑罰法規以規定不明確的理由認定違反憲法第31條（正當程序的保障）之問題，應當根據具有通常的判斷能力的一般人的理解以及在具體的場合該行為人判斷可能性的標準予以判斷”。意大利憲法法院亦于1981年依據“不明確即無效”原則宣告《意大利刑法典》第603條規定的“強迫屈從罪”違憲，因為人們難以不容置疑地確定該罪所要求的“心理依從關系”。1994年生效的法國刑法典則更為直接地將“不明確即無效”原則納入了罪刑法定的立法規定之中，該《刑法典》第111—3條明確規定。“構成要件未經法律明確規定之重罪，不得以其處罰任何人；或者構成要件未經條例明確規定的違警罪，不得以其處罰任何人。如犯罪系重罪或輕罪，法律無規定之刑，不得以其處罰任何人；如犯罪系違警罪，條例無規定之刑，不得以其處罰任何人。”反思我國，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等國家權力集于一體，現行體制不容許一個獨立的違憲審查體制的存在，在我國沒有象憲法法院這樣的機構在行使違憲審查職能。合憲審查制度的機能在于通過對包括立法行為、政府活動以及司法審判在內的國家公共權力的行使是否合乎憲法的審查，制止與糾正違憲行為，保證憲法的正確實施。合憲審查制度賴以建立的基礎在于公民私權利與國家公權力的博弈與互動。如果國家公權力相對于公民私權利具有至上的地位，公民私權利成為國家公權力的恩賜，或者存在著享有不受制約的全權的國家權力機關，合憲審查制度就沒有其存在與發揮機能的憲政背景。

反思我國刑法225條非法經營罪的第四項“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這一規定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引用重慶公檢法三家關于辦理擾亂電信市場管理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違反國家規定，購買他人非法取得的移動電話用于經營活動，擾亂電信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適用刑法225條以非法經營罪處罰”。有誰可以預料到這樣的行為可能構成非法經營罪？（2）、謙抑”，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謙讓、抑制之意。所謂“刑法謙抑性”，是指刑法應秉持謙讓、抑制的立場，在必要及合理的最小限度之內予以適用的屬性。

刑法的謙抑價值屬性，是近代社會以后才得以體現的。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時代，人們所能創造的物質財富是極其有限的，在一個人與自然爭奪生存的物質資源的時代，精神的追求是居于次要地位的，甚至是被忽略的。在那樣的時代，人的生存價值才是第一位的，當有限的資源既要用于維護國家的統治秩序，又要用于滿足統治階級的奢侈享樂時，對一般人的權利價值的保護自然就缺乏必要的物質基礎，自然難以形成普遍的權利意識。當時的刑法也就以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秩序及統治者個人的享樂為目的，呈現出濃烈的工具主義色彩，嚴酷成為其必然的屬性。

隨著資產階級工業革命的完成，科學技術得到了極人的發展，科技的進步造就了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有了物質基礎的支撐，人除了追求其最基本的生存價值外，還追求其生活的價值，人權觀念得以萌生并迅速在人的生活中占據重要地位。這時，作為維護社會秩序所需的刑法，除了具有其原有的工具色彩外，還佩戴上了理性的光環。人們開始認識到刑法也是一種資源，認識到“刑罰猶如雙刃之劍，用之不得當，則國家與個人兩受其害”。基于這種對刑法功能二重性的科學認識，謙抑性就成為現代刑法追求的價值目標。

刑法的謙抑性至少以下面兩個方面的價值內蘊對非犯罪化思想的產生起影響作用的。

其一，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罰手段的補充性。刑法作為一種資源和其他社會資源一樣是有限度的，對它的利用同樣應符合供給與成效之間的比例關系，否則，便可能因其無效性而導致人們對其存在的合理性產生懷疑。刑法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在采用其他手段就能化解糾紛、處理矛盾、維護秩序時，就應避免刑法的使用。只有當其他法律的制裁手段無法達到維護社會所需的秩序時，刑罰才可以作為抑制不法行為的最后手段予以使用。

正如盧梭所言：“刑法在根本上與其說是一種特別法，還不如說是其它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此外，刑法的效果具有特殊性。作為刑法的效果，就是將行為人作為犯罪而處以一定的刑罰，重則剝奪其生命、自由，輕則罰款、沒收財物，且從此給行為人打上犯罪前科的烙印，對其名譽、自尊打擊極大。而且在服刑期間，其家庭成員也受牽累，后患極大。這些都決定了“刑罰之界限應該是內縮的，而不是外張的，而刑罰該是國家為達到其保護法益與維護法律秩序的任務時的?最后手段?。能夠不使用刑罰，而以其他手段亦能達到維護社會共同秩序及保護社會和個人法益之目的時，則務必放棄刑罰的手段。”

其二，刑法謙抑性決定刑法介入社會生活范圍的有限性。對社會生活的適度調整，是維護人類生存、發展所必要的社會秩序所要求的。但是，以什么方式進行調整，人們又具有選擇性，可用非法律的方式，也可用法律的方式。其中，法律的調整方式中，又有民事的、經濟的、行政的和刑事的調整方式。刑事的調整方式，由于其手段的嚴厲性和不可避免性，決定了它對社會生活的調整范圍是有限的。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它對社會生活的介入應控制在維護社會生存發展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之內，刑罰權的行使必須限于對社會根本價值和秩序的維護。

刑法介入社會生活范圍的有限性是由其調整的對象的復雜性所決定的。社會秩序和個人自由都是刑法所要保護的，但它們之間又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刑法對秩序的維護超過一定的界限，必然造成對個人自由的侵害，當這種侵害超過人們的承受限度時，這種規范就會因人們失去它的信仰而得不到遵守。“法律必須靠原則的公正以及國民對它感興趣才能獲得支持。典型的范例是1919年美國實行的禁酒運動，盡管有了法律，也盡管有人遭到逮捕、審訊和監禁，但仍有幾百萬人喝酒。結果導致陪審團拒絕給因喝酒被捕者定罪，檢察官有時視而不見，法官判刑很輕或者撤銷訴訟。因此，刑法必須給人們留有足夠的自由空間，只要某種行為未侵害社會根本的價值和秩序，就不應介入。因為，個人的自由與自決是比功利主義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考慮更為重要的優先權利

反思：非法經營行為，刑罰應該在那些層面上予以介入。

（二）法庭辯論的一般策略。以上和大家探討的都是基于法庭辯論的法律屬性而抽象出的三點策略，然而法庭辯論和日常辯論、辯論比賽等一樣也是“口舌之爭”，一個法貫古今、滿腹經綸的公訴人如果沒有一定的語言技巧也很難想象能夠在法庭辯論中如魚得水、自如的表達自己的思想。基于法庭辯論的語言屬性我也結合學習實踐體會，提出以下幾點策略，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

1、以理服人的原則。也就是以說清事理、明辨法理為宗旨，緊扣主題，不搞人身攻擊，不以勢壓人，不強詞奪理。大家可能會認為這一問題怎么能上升到辯論的策略這個高度？法庭本就是講理的地方，我們公訴人是法庭中最講理的人，怎會不講理。我這些年工作中還是體會到我們公訴人也是人，人都有感情情緒，人在感情情緒被外界一再刺激的情況下容易不講道理，還有當我們自己準備不是很充分對方精心準備、言之鑿鑿的時候也容易不講道理。我們不講理的情形應該盡量的克服。

姜偉廳長在講課時曾提到這樣一個真實的事例：有一個公訴人出庭可能準備不是很充分，在法庭辯論階段律師發表了洋洋灑灑的辯護意見，對證據關聯性方面存在的明顯矛盾提出了眾多置疑，對以現有證據得出的事實結論是否具有唯一性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并且頻繁的使用反問句，問到：公訴人你如何解釋？公訴人你如何解釋？公訴人就作了這樣的答辯“本公訴人對律師的問題不予答辯，偉大導師列寧曾經說過，十個天才也回答不了一個白癡的問題。”律師再也“無言以對”。

我還聽海南省檢察院海南分院的一位同仁說過這樣一個絕對真實的事情：他們那兒有一個老公訴人起訴了一個故意傷害案，案情大概就是被告人把被害人的耳朵割掉了一大部分，起訴書指控構成重傷，應依法判處。法庭辯論時，律師反復強調被告人的行為只構成輕傷不構成重傷，為此也不厭其煩的闡述了很多理由。公訴人答辯的時候只說了一句話辯護人再也不知怎么說了。他說，你就在這里說輕傷輕傷，要是我把你的耳朵割下來，你說你是輕傷還是重傷。

以上兩個事例聽著好笑，但也給我們公訴人提了個醒。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在更大的程度上控制我們非理性的情緒，以此作為一個策略也不為過。

以簡單對復雜、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指導辯論。我們中國古代的哲學理論、軍事理論就特別注重知己知彼、以靜制動。強調的就是注重分析觀察敵情，注重從實際出發透過現象看本質，只有找到客觀事物存在的規律和主要矛盾才能使行為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在武打小說中真正的高手也是出招于無形、卻一招制敵。我們法庭辯論中有時也可以靈活運用一下這樣的技巧策略。比如說：某一天我出庭支持公訴遇到到了中國刑法界的大腕級學者、博士生導師擔任此案的辯護人。我以前都是通過學習他寫的書才懂得的法律，我怎么和他在同一個層面進行辯論呢？如果他講一大通的辯護觀點全是只有博士文化程度以上的人才能聽得懂的，我不是只有傻眼了嗎。這些學者才是真正的對各種刑法理論能為我所用駕輕就熟的進行運用，和他們在法學理論領域展開辯論我們公訴人肯定出于劣勢。但我們是否就無所適從了呢？不是。姜偉廳長在這次桂林講課時曾這樣說：“專家也是人，是人就有兩面性。第一是人就會犯錯誤，偉大領袖毛主席尚且犯錯誤，何況專家；第二是人就離不開利益，必為利益所左右，專家作為辯護律師時他是“拿人錢財、替人銷災”，此時他未必能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考慮問題。我們何必迷信專家。”確實，如果這時辯護人詳細的闡述了很多被告人不構成犯罪的理論，公訴人卻以不變應萬變，告訴他：你論述的一切理論都是建立在一個假想事實的基礎上，都是建立在被告人口供完全真實可信的基礎上，很可惜公訴人所舉示的大量證據已經形成了鎖鏈得到了法庭的采納，被告人當庭翻供法官已經明確表示不予采信。如果出現的這樣的情況，辯護人在高深的理論又有何用呢？

3、適當的運用各種修辭手法增強法庭辯論的說服力。大家在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一名公訴人在法庭上面對眾多的律師“舌戰群儒”，慷慨激昂，你說他這么費勁到底是為了什么？這個問題最通俗的答案就是他是為了說服爭取法官，讓法官雖然座在法庭上看似不偏不倚內心卻不停的在說這公訴人說得真好，我完全贊同。法庭用語原則上還是要求莊重、準確、嚴謹，我們不能想象在法庭辯論中發表一篇象抒情散文一樣的公訴意見是什么效果。但公訴人為了把枯燥的證據、晦澀的法律條文講得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有時也需要使用一點修辭手法，就好像一個美貌的姑娘也需要略施粉黛一樣。適當的運用修辭手法可以讓公訴人的法庭辯論更加豐滿，讓法官更加易于接受。下面就和大家具體的探討以下幾種修辭手法：

（1）反問。實質就是人家把皮球踢給你，你不好回答，那你也可以把皮球踢給對方，難到對方就是勝利。就好像前面說到賣盜版光盤被以非法經營罪起訴的案件，律師發問：“本案連銷售侵權復制品罪都不構成，怎么會構成非法經營罪呢？你公訴人不是在濫用法條竟合的適用原則嗎？你公訴人把一般違反行政法律法規的行為都當成犯罪這不是嚴重違背罪行法定原則嗎？打擊盜版的同時你公訴人心中裝有人權和自由嗎？”公訴人不好直接作答，答辯末尾又反問幾句：“本案的被告人構成非法經營罪是毫無疑問的，沒有任何將非法經營罪作為口袋罪濫用之嫌，如果我們不給被告人定罪是否又有違犯罪構成理論呢？辯護人怎能用不構成彼罪而否認行為人構成此罪呢？再舉一個例子：1920年，在蘇聯的一次會議上，由于農民對工農聯盟的意義不滿，向加里寧提出這樣的質問：“什么對蘇維埃政權來說更珍貴？是工人還是農民？”面對質問，加里寧提高嗓音反問說：“那么對一個人來說，什么更珍貴，是左腿還是右腿？”反問的本身就更強烈的說出了答案。

（2）歸謬的方法。就是當對方犯了一個邏輯上的錯誤的時候，先假設他是對的，然后順著這一邏輯再遞進一層得出一個荒謬的結論，以此反證對方的錯誤。我認為這是一個最優秀的修辭手法，在辯論中純熟運用功效無比。在前面所舉例子中那個已滿14未滿16周歲的人實施綁架行為，后又殺死人質被指控構成故意殺人的案件中，辯護人以被告人僅構成綁架罪，而綁架罪被告人不用承擔刑事責任作無罪辯護。公訴人作了這樣的答辯：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人實施故意殺人的行為要承擔刑事責任，現在他把先要殺的人綁架回來勒索財物，然后把他殺害卻不承擔刑事責任，這是不是在告訴其他的已滿14未滿16周歲的人要殺人別直接下手，先把要殺的人綁架了再殺死他吧。這個結論夠荒謬吧，一個沒有學過一天法律的人都能感受到。還舉這樣一個例子：加拿大有一個外交官叫切斯特朗寧出生在中國，是喝中國奶媽的奶長大的，在競選議員的辯論中，反對派指責他：“你是喝中國人的奶長大的，一定身上有中國的血統。面對挑釁朗寧坦然回答：”根據權威人士透露，你們是喝牛奶長大的，你們身上一定有牛的血統。3）巧用比喻活潑生動。比喻是我國古代人在說話藝術中特別擅長的一種方法，在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派始祖的文章中比喻隨處可見。前面我舉的北京賣盜版光盤被指控非法經營的案件中，公訴人在辯論時為了說明什么是法條竟合就這樣說道：“然而什么是法條竟合呢？它是指基于立法者構筑嚴密刑事法網的追求，必然出現的法律條文構成要件在內容上具有從屬或交叉關系的情形。它是一種立法層面靜態的問題，它不以犯罪行為的的發生為前提，它強調的是法律條文之間內在的聯系性。就好像我們翻開刑法文本就可以看出詐騙罪和合同詐騙罪、過失致人死亡罪和交通肇事罪等具有法條竟合關系一樣。理論喝舉例相結合，平添形象直觀的感覺。

（4）運用排比、氣勢磅礴。公訴人在法庭辯論時，有時也要弘揚正氣、宣揚法制，特別是在公訴發言的末尾處更是要鏗鏘有力、氣勢如鴻。排比這種修辭手法可以幫我們實現這一點。比如說大名鼎鼎的胡長清案的公訴人發言末尾就有這么一段：“胡長清的犯罪行為與當年受到嚴厲懲處的特大腐敗分子劉青山、張子善相比，無論是職務上、數額上、情節上、危害上、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胡長清這樣一個吃喝嫖賭，無毒俱全，情節特別嚴重的腐敗分子，不依法嚴懲，就不足以顯示我們黨和政府懲治腐敗的決心；不依法嚴懲，就不足以維護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不依法嚴懲，就不足以捍衛法律的尊嚴；不依法嚴懲，就不足以震懾違法違紀的腐敗分子。”這樣的排比確實起到了增強氣勢的作用。

（5）引用明言平添哲理。名人名言點綴在論辯之中，就仿佛珍珠一般，會使本來平淡無奇的東西熠熠生輝，把論辯提高到一個富有哲理的層次。名言的選擇要越精辟，越能支持自己的觀點越好。比如說我國歷史上著名的安樂死案：1990年3月陜西省漢中市檢察院指控醫生蒲連升犯有故意殺人罪。因為他在患絕癥病人家屬的要求下對病人實施了“安樂死”。律師張贊寧為被告人作了義務辯護。他在結束語中這樣說道：“讓我用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的第二天，致他的親密戰友弗.阿.左爾格的一段話，作為我的結束吧：醫術或許還能保證他勉強活幾年，無能為力的活著，不是很快的死去，而是慢慢的死去，以此證明醫術的勝利。但是，這是我們的馬克思絕不能忍受的…受著唐達魯式的痛苦，這樣活著，對他來說比安然死去還要痛苦一千倍…不能眼看著這個偉大的天才象廢人一樣勉強活著，去給醫學增光…”本來在法庭辯論中雙方很少做抒情式的演說的，但有些法律問題本身也是重大的哲學、倫理問題，是和非、對與錯從倫理的角度出發并非完全不可以，律師引用這段明言，無疑在辯論結束時又為自己這方加上了一個千金重的砝碼。從辯論藝術的角度，這樣的引用值得稱道。當然，在那個時候我們中國的法庭上還是“你辯你的、我判我的。”那個醫生最后還是被以故意殺人罪判了有期徒刑。

以上的這幾種修辭手法的運用也算是我自己在公訴實踐中的總結吧，語言文字的表達技巧博大精深，自己見識淺薄，也只能支言片語的講到這些不成體系的東西。不當之處，請批評指正。

第二篇：辯論技巧

下面這個是從網上找到的一篇對方辯手的一辯陳詞，大家看下，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

各位同學們好，評委好。今天我方的論證觀點是;在校大學生思想不應該復雜話。

大家都知道，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個人主義的盛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追求自我利益，以自我為中心。各種不良社會風氣不斷的侵蝕著我們的頭腦。當然，象牙塔籠罩下的大學生們也無可避免的被卷入其中。

從馬加爵事件到（再找個不好的事件），這些，充分的暴露出當代大學生思想的一種浮躁與復雜化。

首先，作為一名在校學生，我們的首要職責就是學習好科學文化知識。（這點沒人否認吧）圍繞這個基本出發點，一切不利與學習的思想都應該為其讓步。古人云；一心不能二用，如果我們都把心思放在了怎么去出名，怎么去賺錢，怎么攀爬到學生會的高位，那么，我們還談什么學習呢？

其次，從遠古到現代文明，人的進化不是從一種野蠻的殺戮與欺騙到一種和諧的共存與發展。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我們是經過知識洗禮的，我們的精神更應該是文明的，作為新時代先鋒的我們，更應該是以身作則，踐行一個知識分子所應當具有的精神面貌。

最后，誠實。守信。待人和善，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與美德。八榮八恥更是胡主席的諄諄教導，作為一名學生，一名大學生，我們是祖國的未來，是現代話建設的主力軍，我們現在自身的修養和思維

方式將會深刻的影響我們以后的思想與價值觀。因此，我們應該樹立一個與人和諧共處，平靜友善待人的心態，遠離不良風氣所帶給我們精神上的污染。等到我們踏入社會后，把這種良好的思想風貌傳播出去，共同構建我們美好的和諧社會！

下面是針對上面這篇陳詞所想到的對辯和我們能提出的問題。

1.復雜不是一團亂麻，而是有條不紊的邏輯！思想復雜化不是思想變態化！不是每個思想復雜的大學生都去走背離社會背離人民的道路，相反，那些攀比成風、勾心斗角的大學生，正是思想不夠復雜的表現，真正思想復雜的大學生，是會處理好自己的人際關系的。試問，一個思想不夠復雜的大學生，如何正確的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能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2.周恩來在上學期間，有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偉大思想，他沒有只一味的學習文化知識，如果不是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復雜思想，能造就我們偉大的周總理嗎？

3.思想簡單的人只知道“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思想復雜的人還知道“早起的蟲兒被鳥吃”！大學生只有思想復雜化，才不會在步入社會時受太大的挫折！

4.請問對方辯友，人，是否能一口吃成胖子？我們上大學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步入社會而上大學還是為了上大學而上大學？（對方應該不會正面回答，他們會回答上大學是為了更好的學習文化知識，不應該搞復雜的思想。）然后我們回答“眾所周知，人的思想轉變是需要一個時間過程的，如果大學期間只注重學習而忽視思想的建設，在畢業后，面對思想復雜的社會人，我們如何應對！我們不可能瞬間改變自己的思想。社會是殘酷的，不會給我們三年五載去磨合我們的思想。適者生存，只有擁有好的思想的大學生才能更好的步入社會。”

5.請問對方辯友，如果一個蘋果掉到你頭上，你會怎么想？（對方如果回答的是想的比較簡單，就回答，如果當年牛頓的思想也是這么簡單化，也行我們

現在還不知道什么是萬有引力。如果對方回答的很復雜，那就微笑著說，感謝對方辯友這么精彩的發言，這么復雜化的思想，謝謝你們支持我方觀點。）

6.現在社會上涌現出一批批的高分低能兒，請問對方辯友對這個事實有什么看法？（思想到不了一定的高度，學了也不會用，我們缺少的不是學習的精神，而是學習的態度，只有學習的態度端正了，才會更好）

7.二辯盤問：請問，人和機器人相比，哪個的運算能力更強？再請問，哪個才是主宰者？人和機器人的區別是什么？（問完后總結）人和機器人的區別在于，人有復雜的思想，而機器人只會按照人的思想去運作。大學生的思想復雜化，使我們變成真正的人，而不是只簡單擁有科學知識的機器人！思想復雜化的大學生才能成為世界的新任主宰者！

8.對方可能會問，請問對方辯友痛苦過嗎？（回答痛苦過的話，正是中了圈套。他們會說，思想復雜化是痛苦的源泉…）我們不能回答，只能反問：請問對方辯友幸福過嗎？生活中簡單的幸福畢竟很少很少，有很多幸福，很多感動，都是精心策劃出來的！我們生活要樂觀，為何去追憶那些痛苦呢？

9.對方問“有多少人因為把簡單的事情想的太復雜，最后無法收場”，回答：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把復雜的事情想的過于簡單，而鑄成大錯！

10.如果對方問1+1等于幾的問題，就回答等于2，回答其它的，對方可能會說思想復雜化會讓很多大學生研究無聊的問題。回答等于2，他們也許會說我方的思想也不過如此簡單，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說思想復雜化不等于思想扭曲化，對于科學知識還是要相信的！

就想到這么多了，也想不到什么特別刁難的問題。。靠大家發揮了！下面附上一些辯論技巧：（網站上找的，感覺有用，我們當年用到好多這里面的技巧）

近期是各大高校社團節火熱進行中的時候，辯論賽作為一個經典項目是必不可少的，這里交流一下辯論的幾點小技巧。

一是組織者，也就是誰才是 “靈魂隊員”，“主攻手”其組織、應變能力如何？二是整個隊伍有沒有相互彌補漏洞的默契，有沒有為靈魂隊員推波助瀾的感應能

力？

三是準備了幾個方向的問題，這些問題能支撐多難的場面，能夠支持多長時間？四是對于非常艱難的、苛刻的尖銳問題，本方研究到什么程度，有沒有好的應對策略？

在辯論中經常出現兩個極端：一是只講防守，結果辯來辯去，戰斗都在自己一方進行，對對方的觀點根本不構成任何威脅，這樣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二是只講進攻，對對方提出的證據和問題，不敢正面回答和辯論，在心理首先已經膽怯，這樣往往是自己還沒有攻破對方的堡壘，自己卻已經失去陣營。

攻擊的技巧

1）設置兩難。即設置兩難的問題，無論對方怎么回答都會落入設下的圈套。但要把握好辯題，不要偏離主題。

（2）主動引申。即將對方的某個事實、某句話加以擴大化的引申，為本方贏得主動，并使對方陷入被動之中。

（3）以矛攻盾。即將對方論點和論據間的矛盾，抓住對方隊員隊員與隊員之間的矛盾，并連續追擊迫使對方緊緊跟隨本方牽著對方打。

（4）簡問深涵。即問題很簡單，但涵義很深刻，與辯題密切相關。一定要以最精煉的語言問出最深刻的問題。使對方無法快速回答，在氣勢上壓倒對方。

（5）熟事新提。人往往對于身邊、自身很熟悉的事物卻不經意，或非常熟悉卻只知道大概卻不明白它的詳細。一般對這類事情提問，也很容易讓對方陷入被動。

（6）多方追問。即從幾個方向、幾個側面、幾個層次上同時問一類問題。但是要注意的是，這類問題必須對準一個核心，即辯論的主要立場和觀點，以造成合圍的陣勢，使對方沒有招架的能力，更沒有回手的能力。

（7）夾擊發問。即兩個回多個人同時問同一類或一個問題，造成夾擊態勢，使對方顧此失彼。

（8）問題同異。即面對同一個問題，以不同的角度提問，使對方難以自圓其說，應接不暇。

（9）異題同問。抓住對方的不同問題、不同表述加以歸納，概總而問，從問題的深度與高度上使其無法把握，無力應答。

（10）反復逼問。對本方提出的對方非答不可的問題，對方閃避了，就可以反復逼問，但是一般不能超過三次，不可以無限發問，那樣反會造成無題可問、或令聽眾厭煩的負面效果。

（11）同義反復。即同一個問題，用不同的語言方式（或角度不同，或問語不同）發問。這類問題，多為辯論的主要立場、觀點方面的問題。

（12）激情提問。即用心理暗示的手段，直擊對方情緒層，使其激動，引發情緒連動，從而淹沒對方的理智。但是要注意不能進行人身攻擊，也不要胡攪蠻纏。

（13）布陷發問。也就是布置一個陷阱，讓對方來鉆，使用連環的技巧是對方一步一步走進陷阱。

（14）長抽短吊。即忽然提這樣的問題忽然又提那樣的問題，不離辯題卻又忽東忽西，用跳躍性的思維來打斷對手的節奏。

（15）充分煽情。在提問或回答的時候盡量以幽默詼諧的方式引起公眾的共鳴，所謂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充分調動觀眾，在氣勢上打壓對方。

防守技巧

當對方對自己的觀點或者證據提出一些枝節質疑的時候，可以不予以回答，但當對方對自己的基本觀點提出質疑時，則必須簡明扼要地回復，并進行辯護和解釋。只有澄清自己的基本觀點，才能夠有充分的空間和時間攻擊對方，如果不進行必要的辯護，進攻就會顯得強詞奪理，理屈詞窮。防守就是最有效的進攻。

還有，就是千萬別冷場，在自由辯論的時間里，當我們問對方一個問題對方回答不上來時，立即拋出第二個問題，不要冷場！最好事先準備好10到15個問題！問完問題要及時坐下，不然會計算時間的！自由辯論期間，要牽著對方走，不要被牽著走！一二三四辯每人要至少站起來過兩次，不能一個人光站起來，其他人坐著不動！

第三篇：辯論技巧

第一段文盲的論證是錯誤的辯論

那是考慮缺仁或智的情況,而這是一個比較辯題

即兩者都不可缺,而是哪個更重要的問題

后面幾段也有類似問題,這是要扣分的辯論賽應該忌諱的現象

1，倒帶 就是把覺得剛才沒有說好的話，原話重復一遍，這樣是很影響 比賽節奏的，同時越說越沒有自信。在新手比賽時候，陳詞的時候容易出現，答辯的時候也會出現：“ 也就是說，也就說??”“我們沒有否定abc，－－－－忘了說事實上 3個字，于是－－－接著補充，事實上，我們沒有否定abc” 在陳詞中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可以拼命的把辯詞的末尾部分 背熟！因為知道自己即將的發言會滾瓜爛熟會行云流水，對于剛才的 口誤會有很好的心態處理。2，無價值補充 就是覺得剛才的太深奧，觀眾可能不懂。又補充一點廢話 其實，表達，是越清晰越好，而不是話越多越好。說得多，更不是 說話清晰的標志 話說的太多，觀眾反而會聽迷??

雄辯高手——辯論贏家的智慧韜略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會遇到辯論，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單位，無論是在家庭還是在公共場所，人們或者為重大的國家決策，或者為瑣碎的生活小事而展開辯論。有時候，辯論會產生出一些共同的見解；有時候，辯論以面紅耳赤而告終。不管怎樣，辯論與人們的生活如影隨形，息息相關，辯論的影響無處不在。在辯論的過程中，人們逐漸發現了一些現象。比如，總有人在辯論中滔滔不絕，也總有人經常處在啞口無言的境地；總有人氣勢如虹，以堂堂之氣樹正正之旗，也總有人偷梁換柱，以小巧機變而取勝。后者，我們將其稱為詭辯，與之相對，我們把前者稱為雄辯。雄在何處?99國際大專辯論會冠軍得主西安交通大學隊教練韓鵬杰將其總結為：鐵立論、美意象、快思維，比較全面地概括了雄辯的特征。而西安交通大學隊也正是憑借著這三大法寶，以大漠風沙一般之勢卷走了A組冠軍和最佳辯手獎。雄是一種感覺，這種感覺的外在表現就是強有力的，這種強有力的感覺還可以分解出多個子感覺：一個是勇，摧枯拉朽，勢如破竹，無可抵擋，在辯論中的這種情形就是使對方無話可說，啞口無言；一個是大，氣勢恢弘，視野開闊，材料豐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一切與題目有關的內容皆可拿來為我所用；還有一個是精，簡明扼要，沒有廢話，無嘩眾取寵之嫌，有畫龍點睛之意，聽之如撥云現月，豁然開朗。在實際辯論中，這三種子感覺交叉運行，共同組成了雄辯風格。塑造這種風格必須借助兩個工具：一個是思維，一個是語言。思維是內在的，起決定性作用的；語言是外在的，起烘托作用的。思維的核心是邏輯。復旦大學教授張藹殊曾經說過，邏輯是不能夠被打敗的。強大的邏輯猶如萬里雄關，根基深厚，無可撼動。在它面前，如果不是同樣強大的邏輯，其他的進攻都猶如蚍蜉撼樹，隔靴搔癢，只能損其枝葉，而無法動其根本，其散發出來的嚴謹、雄壯之美直通人的心靈，使人感受到強大的震撼力。邏輯能力對于辯手而言，就像是羅盤之于輪船，導航儀之于飛機，一旦缺失，就會迷失方向，潰不成軍。為什么邏輯是不可戰勝的?列寧曾經說過：“人的實踐經過千百萬次的重復，它在人的意識中以邏輯的格固定下來。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萬次的重復才有著先入之見的鞏固性和公理的性質。”這段話鮮明地表明，邏輯的法則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不斷重復著的人類生存活動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邏輯所具有的那種不可戰勝的力量歸根到底表明，在人的生存活動中形成的某些客觀的關系是不可違背的。比方說，在日后被李為經典的“人性本善(惡)”的辯論中，復旦大學就確立了；套強大的邏輯構架：人性是人所為人的根本特性，惡是人類欲望的無節制擴張，善是對人類欲望無節制擴張的制約，惡花所以能結出善果，是因為如果人人自利則無人能自利，因此在沖突中產生制衡，這就是最早的善端。而正方臺灣大學的立論是：善印良心，惡即惡行，但他們無法解釋出善花如何結出惡果這一命題。雙方從邏緝架構上首先分出了高下，因此在實際的辯論過程中，反方能夠高屋建瓴，居高臨下壓著對方來打，從而取得了比賽的勝利。這種邏輯力量不僅體現在整體的架構上，也體現在對某些具體問題的分析之中。在99國際大專辯論會A組決賽中，當正方自由人胡漸彪針對反方所提出“美是主觀感受”而舉出針尖和針刺到手中的感覺是截然不同時，聽來真有一種振聾發聵之感，這不正是從邏輯上明明白白地告訴對方，您講的那個主觀感受叫美的感受，但它和美本身截然不同。再如針對正方所提出的美是可以脫離人的主觀存在的立論，反方三辯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對方論證的是美可以脫離一部分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那是因為另一部分人主觀上認為它美，這就從邏輯上撬掉了對方的根本，使辯論上升到一定的美學討論的核心，難怪余秋雨先生賽后點評說，這樣的陳述已達到讓人動容的程度。如果說，邏輯是雄辯的核心的話，那么語言就給它披了一件美麗的外衣；如果說邏輯體現的是理性之美、思想之美的話，那么雄辯的語言就體現出一種雄壯之美、矯健之美，它猶如萬里黃河，自九天滾滾奔流而下；猶如喜馬拉雅之鷹，在藍天白云之間自由翱翔。那種氣吞山河的氣勢、雄姿英發的氣質，挾泰山以超北海，讓人無法抗拒它的魅力。當我們聽到胡景暉用盡全身的氣力喊出“祖國啊，我的祖國”時，當王世軍慷慨激昂地發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呼喚時，當蔣昌建嚴肅地說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注定要用它來尋找光明”時，我們感受到真正的心靈震蕩。

邏輯和語言構成了雄辯的全部，一般說來具備這兩種能力的人基本上具備了雄辯家的素質，但要真正成為一名雄辯家，還必須借助一定的技巧。我們將之稱為雄辯韜略。應當說明，這些技巧并不是全部的辯論技巧。對于有些不屬于雄辯范圍的技巧，如移花接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類，我們并未收入，原因是它們基本上都帶有巧詐權變的特征，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詭辯，不符合上文我們關于雄辯特征的說明。從根本上說，辯論是用來激發思維、啟迪智慧的。說它是游戲也，說它是娛樂也罷，歸根到底，我們還是可以從辯論中學會許多以前所不具備的東西，它已經構成我們生活生存的一部分。辯風體現著作人。我們之所以提倡雄辯，也正因為雄辯帶給人的是智慧，而詭辯帶給人的是權謀；雄辯使人更崇高，而詭辯使人更卑瑣；雄辯使人更嚴謹，而詭辯使人更浮躁；雄辯使人更豁達，而詭辯使人更小氣；雄辯使人更熱愛辯論，而詭辯 使人更厭惡辯論。

在辯論的道路上，詭辯、花辯、戲辯層出不窮，但大都是縣花一現，從來也沒有任何一種其他的風格，能讓我們感受到真正的思想的魅力，萬古長青。那么，就讓滔滔雄辯之風，蕩于天地之間，蕩于我們每個人的心靈深處，讓陽光永遠存于我們的生活之中。

第四篇：辯論技巧

辯論技巧

第一條 Just a game

辯論賽不是學術，更不是小品，他只是一個游戲；請不要將其學術化，更不要將其庸俗化。

第二條 永遠記住說服觀眾

作為一個辯手，反駁本能是正常且必要的。但別忘記，對手是永遠不倒的，觀眾卻是可以說服的；對手是永不認輸的，觀眾卻是可以判你勝利的。說服觀眾，是辯論賽取勝的關鍵。

第三條 觀眾上帝原則

既然辯論賽以說服觀眾來取勝，那么觀眾就是我們的上帝。永遠不要抱怨觀眾錯了，抱怨觀眾層次低，或者觀眾不理解。錯的只有我們自己，沒有成功的說服，再完美的立論和技巧也是失敗。在這里請注意，當一個觀眾到達辯論場時，他對辯題可能根本沒想過；在比賽中，他也很麻木、并且容易走神，知道你該做什么了？

第四條 評委也是觀眾

當然，這個觀眾群體是有些特殊的，但究其本質，仍然是觀眾。請不要抱怨評委不懂辯論，定罪的陪審團中需要幾個法學專業的人？

第五條 尊重對手

你很喜歡喊“對方辯友”，可你真把他們當朋友了么？你為什么著急，甚至兇神惡煞？很簡單，你沒真正把他們當朋友。事實上，正是對手的存在使比賽充滿趣味，他們總能讓你發現很多自己一度忽略的問題，于是你成長了。他們，只是和你一起討論問題的辯友。

第六條 尊重辯題

這個辯題很不公平么？你很不利么？OK，你展示自己才能的機會到了。

第七條 紳士原則

明白了以上幾條，你應該懂得，辯論是一個高雅的游戲。永遠記住，不要把辯論弄成吵架，盡管你總是很想撲上去。有的時候別人對辯手敬而遠之，這到底是他們不理解還是我們自己錯了，想過沒有？當然，想當一只討大家一笑的紅臉猴子也可以，只要你愿意。

第八條 功利性原則

辯論賽不是辯論，或者辯論學。作為辯手，不要務虛，更不要故弄玄虛，你能明白的。簡單說，比賽中要爭取勝利，比賽之外要看淡勝負。前者是做事，后者是做人。

第九條 好思慎辯

每個辯手都有反駁本能和表達沖動，但真正讓你成長的卻是不斷的思考。用腦子去辯論，對事不對人的辯論。

第十條 普通話原則

上過課吧？你喜歡那些枯燥抽象、故作高深的老師，還是那些幽默風趣、材料豐富、觀點鮮明的老師？請記住，用最有道理的方式說道理，不要硬說道理。再記住，邏輯是必要的，但生活中說服人們的常常是說法、道理、比喻和例子。

第十一條 立論為體，技巧為用

任何一種技巧，都是為了更好的維護立論。脫離這一點，技巧就成了歪門邪道。不要純粹追求場上效果。風趣的言語,如果能更有道理的說明道理，那是幽默，否則就叫嘩眾取寵。第十二條 不要以勢壓人

不要用名言壓人，更不要用意識形態壓人，誰都不喜歡喊口號。

第十三條 辯論在攻擊中精彩

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不錯的辯手，不要害怕交鋒。這是顯示你辯才的大好機會。如果你認為自己辯論已經很好了，請不要總是回避交鋒，你不希望別人說這是演講比賽吧。

第十四條 準備再準備

深入地準備，不要擔心這會影響你的臨場發揮。辯手的大敵，是思維的惰性。不要認為有什么問題對手無法回答，不要認為有什么己方弱點對手想不到。你現在多準備一分，到場上你就多受用一番。尤其，要組織好你關鍵的話語。

第十五條 放眼全局

不要去纏繞那些離題千里的問題，不管你多有沖動。不要拘泥于每一回合的得失，要放眼全局。下棋不能只想著吃子，也不能只盯著對手的出棋。有時候，辯手會有沖動，想解決一切問題，這時，我們欣賞你的勇敢，卻質疑你的智慧。任何一個辯題都是一把雙刃劍，可謂利弊并存，聰明的辯手總會設法把比賽維持在對己有利的方位，要記住，不要逞強，不要總想著在口頭上占便宜，寸土不讓。

第十六條 團隊的藝術

在一個團隊中，缺乏信任、自我表現永遠是最大的隱患。辯論需要核心，但更需要緊密的配合。一個隊伍最大的敵人常常是他自己。與你的隊友溝通，分析他們的優點，相信他們的力量，傾聽他們的發言。在這里不妨注意下，一個隊伍攻防能力的加強，關鍵在協攻和協防。第十七條 思考再思考，學習再學習

在辯論圈中，要想成為高手，關鍵在于你能否領悟。很多東西，即使和你說一萬遍，你也未必懂得，真正的領悟都是在實踐中總結的。領悟如此不易，而且也沒有捷徑，你只有不斷地觀察、思考、總結、檢驗。請記住，“學無止境”這個成語在辯論領域一樣適用。第十八條 閃亮的日子

辯論賽能讓你出風頭，這種感覺很爽。但到了后來，你會發現自己不再僅為虛榮心而戰，你的心中有了很多其他東西，比如責任、友情，等等。喜歡辯論的人，性格常常是相似的，正是這般的性格讓你超越了世俗功利，不斷努力。所以，不論結果如何，請保持信心。有一天回想起這段不平凡的時光，你一定會深深感動。

第十九條 不要把辯論帶入生活

常言道，辯論需要生活化，但生活一定不能辯論化。我們辯的不過是論證方法，而不是探索真理，沒必要非得爭個是非曲直。現在有些人很不理解辯論，還認為辯手很恐怖很變態，你該用實際行動（而非唇舌）告訴他們，不是這樣。

第二十條 先做人再辯論

辯論的準備強調語言溝通，所以辯手之間很容易形成深厚的感情。不過辯論也強調思維、語言、技巧，所以有時你會發現你的辯友城府很深，嘴巴很巧。不用懼怕，現在是鍛煉你的好機會。試著和他們溝通交流相處，你定能受益匪淺。到后來你會發現，很多比賽的勝負，其實一開始早已注定。歷史必定還是要人來書寫。要做好辯手，先學會做人，真的沒錯。第二十二條 積極發展辯論

今天辯論正在走向衰落，有很多原因。不過，曲高和寡、脫離大眾是直接原因。深層的原因還包括氛圍的改變、浮躁之風的盛行，等等。不過，辯論畢竟還沒有死亡，我們還有機會，如果你愛辯論，那么設法去幫助她，其實她應該可以和籃球足球一樣，成為一種正常的娛樂。第二十三條 廣泛交流

機遇是有限的，能上場的辯手，永遠就那么幾個。那么剩下的呢？現在我負責任的告訴你，深藏不露的高手比比皆是，其中不少都比電視上的強。辯論圈是最能讓你體驗到，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該怎么做？很簡單，多交流啊，多學習啊。你一定明白，在這個全球化時代，閉門造車是沒用的。

第二十四條 特別的愛給特別的你

展現自己和自己的團隊，可以有經典的介紹、口號或隊呼等，記住要讓觀眾眼前一亮……

第五篇：辯論技巧

辯論技巧

借力打力

武俠小說中有一招數，名叫“借力打力”，是說內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對方攻擊之力反擊對方．這種方法也可以運用到論辯中來。

移花接木

剔除對方論據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換上于我方有利的觀點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兩撥千斤”的奇效．把這一技法喻名為“移花接木”。

順水推舟

表面上認同對方觀點，順應對方的邏輯進行推導，并在推導中根據我方需要，設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礙，使對方觀點在所增設的條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與對方觀點截然相反的結論．

正本清源

所謂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義而言，就是指出對方論據與論題的關聯不緊或者背道而馳，從根本上矯正對方論據的立足點，把它拉入我方“勢力范圍”，使其恰好為我方觀點服務．較之正向推理的“順水推舟”法，這種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

釜底抽薪

刁鉆的選擇性提問，是許多辯手慣用的進攻招式之一．通常，這種提問是有預謀的，它能置人于“二難”境地，無論對方作哪種選擇都于己不利．對付這種提問的一個具體技法是，從對方的選擇性提問中，抽出一個預設選項進行強有力的反詰，從根本上挫敗對方的銳氣，這種技法就是釜底抽薪．

攻其要害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雙方糾纏在一些細枝末節的問題、例子或表達上爭論不休，結果，看上去辯得很熱鬧，實際上已離題萬里．這是辯論的大忌．一個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對方一辯、二辯陳詞后，迅速地判明對方立論中的要害問題，從而抓住這一問題，一攻到底，以便從理論上徹底地擊敗對方．

利用矛盾

由于辯論雙方各由四位隊員組成，四位隊員在辯論過程中常常會出現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隊員，在自由辯論中，由于出語很快，也有可能出現矛盾．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就應當馬上抓住，竭力擴大對方的矛盾，使之自顧不暇，無力進攻我方．

引蛇出洞 在辯論中，常常會出現僵著的狀態：當對方死死守住其立論，不管我方如何進攻，對方只用幾句話來應付時，如果仍采用正面進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這種情況下，要盡快調整進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從看來并不重要的問題入手，誘使對方離開陣地，從而打擊對方，在評委和聽眾的心目中造成轟動效應。李代桃僵

當碰到一些在邏輯上或理論上都比較難辯的辯題時，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來化解困難．

緩兵之計

其一，以慢待機后發制人俗話說：“欲速則不達。”在時機不成熟時倉促行事，往往達不到目的．論辯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條件下也是必須的。“以慢制勝”法實際上是論辯中的緩兵之計，緩兵之計是延緩對方進兵的謀略．當論辯局勢不宜速戰速決，或時機尚不成熟時，應避免針尖對麥芒式的直接交鋒，而應拖延時間等待戰機的到來。一旦時機成熟，就可后發制人，戰勝論敵。

其二，以慢施謀以弱克強“以慢制勝”法適用于以劣勢對優勢、以弱小對強大的論辯局勢。它是弱小的一方為了戰勝貌似強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種謀略手段。“慢”中有計謀，緩動要巧妙。這里的“慢”并非反應遲鈍，不擅言辭的同義語，而是大智若愚、大辯若訥的雄辯家定計施謀的法寶之一。

其三，以慢制怒以冷對熱“慢”在論辯中還是一種很好的“制怒”之術。論辯中唇槍舌劍，自控力較差的人很容易激動。在這種情況下，要說服過分激動的人，宜用慢動作、慢語調來應付。以慢制怒，以冷對熱，才能使其“降溫減壓”。只有對方心平氣和了，你講的道理他才能順利接受。總之，論辯中的“快”與“慢”也是一種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兵貴神速，“快”當然好。可是，有時“慢”也有“慢”的妙處。“慢”可待機，“慢”可施謀，“慢”可制怒。“慢”是一種韌性的戰術，“慢”是一場持久戰，“慢”是舌戰中的緩兵之計。緩動慢進花的時間雖長，繞的彎子雖大，然而在許多時候，它卻往往是取得勝利的捷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