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4基督教焦點回顧(十)：宗教法治“開啟新征程”

2014基督教焦點回顧(十)：宗教法治“開啟新征程” 引言

“依法治國”如同一股清風，自1997年前中共十五大會議之后，14年來吹進了我國社會的各個領域，其中也包括宗教界。今年10月20日至23日舉行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更是首次將“依法治國”設為討論專題。緊隨其后，有關宗教領域立法的探討此起彼伏，蔚然成風。

十八屆四中全會后，宗教法治成為熱點

四中全會剛結束不久，10月27日，全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舉行宗教界委員反映社情民意座談會。委員們提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依法治國，落實到宗教領域，就是要進一步推進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為此，有必要結合時代發展，進一步修訂完善《宗教事務條例》。10月30日，一個以“宗教事務管理法治化”為主題的研討會就在北京召開。參加這一研討會的有來自中央統戰部、中央黨校、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甘肅省委統戰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協、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蘭州大學、西北民族大學、甘肅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領導、專家學者共30余人。

11月7日，國家宗教局局長、同時在十八大期間遞補為中央委員會委員的王作安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宗教工作》一文，他根據十八大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要積極推進宗教立法、適時修改《宗教事務條例》、依法管理宗教等。

11月22日，為期一天的“開啟宗教法治新征程，學習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座談會”在北京舉行。此次座談會由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舉辦，邀請了全國各地包括法學專家、宗教人士等10多位發言人共同圍繞會議主題進行交流探討。

12月26日，由中央統戰部、國家宗教局、國務院法制辦主辦的《宗教事務條例》公布10周年座談會召開，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全國性宗教團體負責人參加了座談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出席座談會并強調要牢固樹立法治思維和法治觀念，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宗教工作，提高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的水平。此次座談會被CCTV1晚間新聞報道。

30多年來，我國宗教法治建設走過的歷程

多名學者認為，我國的宗教法治建設正式開始于1982年。那一年，中共中央印發了《關于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又稱19號文件），明確指出：“宗教問題上的矛盾已經主要是屬于人民內部的矛盾”，“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文件還首次提出要制定“宗教法規”的工作思路，提出“為了保證宗教活動的進一步正常化，國家今后還將按照法律程序，經過同宗教界人士的充分協商，制定切實可行的宗教法規”。

1986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即現在的國家宗教事務局）提出各省可結合當地情況，制定地方性宗教法規，由地方頒布試行。

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加強法治建設，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成立“宗教法起草小組”，將宗教立法列入該局當年的工作計劃。同年，宗教界開始主動參與宗教立法進程，全國政協宗教委員會召開宗教立法座談會，討論宗教人士主持起草的宗教立法草案。1988年，廣東省頒布了“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在全國率先制定了關于宗教問題的地方政府規章。此后，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出臺了各地關于宗教問題的地方法規與規章。1989年，佛教領袖趙樸初與基督教領袖丁光訓將其聯合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宗教法》（建議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希望盡快開始立法程序，表明了宗教界積極要求實行宗教法治的立場。不過，該草案提出之后，受到了冷遇，慘遭“擱置”。

1991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即1991年6號文件）。這是繼1982年19號文件之后，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于宗教工作的文件。該文件明確了政府是管理宗教事務的主體，管理依據是“法律、法規和政策”，管理性質是“行政管理和監督”。1993年11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6號文件的基礎上，加上“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

1994年，國務院頒布了《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1998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改名為“國家宗教事務局”。

200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繼續強調“依法管理宗教事務”。200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加強宗教工作的決定》（2002年3號文件），重申要“加強宗教立法工作，加強宗教法治建設”。2004年，國務院發布《宗教事務條例》，并于2005年3月1日開始實施，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有關宗教問題的第一部綜合性行政法規。

此后的幾年里，作為實施《宗教事務條例》的配套措施，國家宗教事務局相繼出臺了《宗教活動場所設立審批和登記辦法》，《宗教教職人員備案辦法》、《宗教活動場所主要教職任職備案辦法》、《藏傳佛教**轉世管理辦法》、《宗教院校設立辦法》、《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辦法（試行）》等一系列有關宗教管理的行政規章。政界對宗教立法態度的明確

從1982年政府首次談到制定宗教法規算起，至今已經走過30幾個年頭，的確取得了很多進展。這期間，有關宗教方面的法規和規章出現了60余部，其中包括行政法規2部、部門規章11部、地方性法規和政府規章60余部。不過，一方面這些都是行政法規；另一方面，在司法實踐中，宗教問題仍存在著許多無“法”可依、無“法”可治的現象。盡管宗教界和學術界很早之前就提出宗教立法的需要，政府部門對宗教立法的態度卻一直沒有明確。2011年11月份，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在接受鳳凰衛視《問答神州》吳小莉專訪，談到宗教法的問題時曾表示，時機還不成熟，還不到討論的時候。當時他說：“可以說這個建議是好的，咱們先從下面走，積累經驗，最后等到條件成熟的時候，再來討論這個問題。” 直到2014年十八屆四中全會探討“依法治國”的主題后，國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在《人民政協報》上發表的《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宗教工作》一文，才讓人們看到政府部門在宗教立法上的決心。王作安在這篇文章中表示：“同宗教工作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相比，同形成完備的宗教事務法律規范體系的要求相比，同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的期待相比，宗教立法工作還存在不適應、相對滯后的問題，必須按照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從宗教工作實際出發，積極穩妥地推進宗教立法工作。” 王作安局長在這篇文章中還指出，“建設宗教事務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并表示，“宗教立法要抓住提高立法質量這個關鍵，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機制和程序。”同時，他還坦誠，修改10年前頒布的《宗教事務條例》已經勢在必行，“要通過修改《條例》，使宗教領域重點方面和關鍵環節有法可依，相關制度更加完善，相關規定更具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促進宗教事務的規范化管理，更好地保護宗教界合法權益。”

在12月26日舉行的《宗教事務條例》公布10周年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再次指出，“要堅持立法先行，提高立法質量，努力形成完備的宗教法律規范體系。要依法妥善處理涉及宗教因素的社會問題，促進宗教關系和諧。” 學術界多年的呼吁

政界對宗教立法態度的明確，在學術界得到了異口同聲的贊同。北京普世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劉澎教授認為，“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開啟了我國宗教法治的新征程。”原中國佛教協會綜合研究室主任徐玉成希望，“早日將宗教立法列入全國人大立法議程”。河南中醫學院的喬飛教授認為，實現宗教權利的法律保護是一件必須而緊迫的事情。人民大學副教授、哲學博士魏德東則肯定地說，“設立專門的‘宗教法’，總體利大于弊，而且時機已經成熟，時不我待。”

早在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6月21日，中國人民大學就以“行動中的中國宗教法治——紀念《宗教事務條例》頒布十周年”為題召開學術研討會，探討宗教活動該如何由法律這一現代社會最有力的社會治理手段調控的問題。7月17日至18日舉行的“第11屆宗教社會科學年會”也以“現代化、法治化與宗教界發展”為主題，將《宗教事務條例》研究作為重要話題。

事實上，多年來學術界有關宗教立法的呼吁從未停止。10多年前，劉澎教授就組織“宗教與法治”研討會，并于2010年開始開辦每年一期的“宗教與法治暑期培訓班”。劉澎認為，盡管中國早已建立了包括憲法、法律、行政法規與行政規章、地方性法規與政府規章、民族自治地方法規與規章等五個層面八個級別在內的一套龐大的宗教立法體系，卻缺少一部宗教基本法，中國宗教管理體制存在許多困境，要想走出這些困境，就需要一部《宗教法》。劉澎認為，要在宗教領域內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首先要設立《宗教法》。《宗教法》是宗教法治的關鍵。設立《宗教法》不是為了用法律強化舊的宗教行政管理體制，而是為了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落實憲法關于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改革傳統的宗教管理體制，實現宗教自由、政教分離、宗教法治，調動信教群眾的積極性。喬飛表示：“宗教是國家和社會的正能量，用法律保護宗教權力，符合人類的本性，符合世界的潮流，更符合法治建設的大方向，是利國利民的大善舉。”并且我國已經加入了20多個國際人權公約，其中很多與宗教信仰自由有關系，而且我們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聯合國人權宣言第18條對宗教信仰自由有明確規定，我們作為這樣一個大國，履行國際公約，可以彰顯我國的大國形象。他認為，“在當代，我們把宗教納入法治建設的領域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合理，也是非常應當的事情。”

魏德東引用美國當代法學家哈羅德·J·伯爾曼的話指出，“宗教對于法治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他認為，宗教界理應能夠為建立法治信仰，建設法治中國做出獨特的貢獻。他分析了一系列有關紀念活動后發現了一個共識，這就是在《宗教事務條例》頒布實行10年之后，希望國家能全面系統地總結宗教事務法治化的經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條例的基礎上盡快建立一部“宗教法”，以與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大時代相適應。這一期待在一些政府部門的會議上表達得比較隱晦，在一些學術會議上已經是大聲疾呼。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向平認為，唯有做到真正的依法管理，才能切實推進宗教事務的“社會化管理”。而宗教事務的社會化管理，實際上就成為了當代中國宗教政策及其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基本出發點。唯有宗教管理方式與宗教信仰的實踐方式能夠呈現去政治化、以及社會化的管理形式，宗教管理制度的法治化才有可能。宗教立法的難點和挑戰

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認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宗教工作”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宗教工作的重大任務。他認為提高宗教立法的質量非常關鍵，要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完善立法工作機制和程序；要根據憲法精神，按照國家整體立法規劃，從宗教工作實際出發，研究制定近期和中長期宗教立法規劃；要不斷增強法規規章的及時性、系統性、針對性、有效性；要繼續完善相關配套制度，做好與其他領域法律法規的銜接，并積極推動完善其他法律法規中涉及宗教事務方面的內容。

此外，王作安還指出，推動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點是保證相關法律法規嚴格實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為行而不返”。宗教工作部門要規范行政行為，嚴格依法辦事，自覺接受監督，依法全面履行管理宗教事務的職能。宗教界人士和廣大信教群眾也要提高學習法律的自覺性，進一步樹立法律意識，自覺守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發揮在法治建設中的積極作用。各宗教團體也要建立健全的章程和各項教規制度，把憲法和法律法規的基本精神融入到規章制度中，充分發揮教規制度對宗教教職人員和信教群眾的行為引導、規則約束、權益維護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兼副書記王利明教授指出，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大背景下，宗教活動該如何由法律這一現代社會最有力的社會治理手段調控，憲法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內涵是什么、應采取何種法律運作機制確保實現，這些問題既是法理學、憲法學學者研究的傳統領域，更在民法學、行政法學、刑法學、經濟法學、社會法學等部門法研究中具有愈益突出的地位。像當前面臨的宗教財產保護、宗教場所法人資格確認、邪教組織刑事處理、宗教慈善法律調整、宗教文物開發保護、宗教文化教育事業的傳承發展、民族宗教習慣在糾紛解決中的作用、宗教極端主義暴恐犯罪的依法懲處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事關民族團結與政治穩定大局，值得我們深入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宗教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俞學明指出，我國當前的宗教生態正處于激烈的變化發展中，宗教法治的整體設計和逐步落實任重而道遠。如何從梳理宗教與社會的基本關系出發，在治國理政的大框架下重新思考宗教法治的具體內容和實施方式，是當下基礎理論建設和整體方案設計的大問題。他認為，當前的宗教治理體系模式下，人們對宗教與政治、宗教與法律兩重關系常混為一談，宗教與社會的關系則被遮蔽于政教關系之下，因此往往把宗教管理部門與宗教信仰者的權益保護對立起來，從而造成彼此間的隔閡，進而激化社會矛盾，影響信仰權益的真正落實。堅持依法治理，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社會矛盾，意味著要區分不同宗教事務的歸屬，厘清政治、法律在處理宗教事務中的界限，讓法律成為治理宗教與社會關系的基本方式。他還認為，我們應致力于培養一支具有法治文化理念，具有宗教學素養和法律素養的專業隊伍，在政府及相關部門中發揮積極作用，來確保黨的全面推進法治建設綱領在宗教法治進程中的落實。

魏德東指出，宗教工作遇到的一個重要挑戰就是與社會其他部門的權益之爭。《宗教事務條例》對宗教界內部比較有效，但對于非宗教部門的約束力就大打折扣，人家說我們不屬于宗教事務，你如何用宗教事務條例予以規范？如宗教界與文物界的矛盾，至今為止，無數的珍貴宗教文物都被文物部門束之高閣；又如假宗教活動場所的出現，旅游公司在佛教寺廟設置功德箱。哪些屬于宗教部門管、哪些屬于文物部門管、哪些屬于工商管理部門管，需要一部涵蓋全社會，為全體國民所必須遵守的有關宗教事務的法律。

劉澎認為，要把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貫穿于宗教立法的全過程，宗教不僅要立法，而且要開門立法、科學立法、民主立法，要讓廣大群眾參與到立法過程中來，充分聽取大家的意見。要堅持立、改、廢、釋并舉，建立和健全中國特色的中國宗教法律體系，這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他還指出，盡管我國憲法第36條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權利做了明確規定，但是由于我國沒有國家立法機關通過的《宗教法》，公民信仰自由權利無法落實。他認為，要以憲法為基準，撤銷和糾正過去各地設立的有關宗教問題的違憲違法的行政文件，這對促進我國宗教領域的法治，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只有做到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在宗教領域內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的實施。

劉澎還認為，要從立法體制的設計上保證立法質量。就宗教領域而言，《宗教法》是什么性質的法？此外，長期以來，許多地方的官員在處理宗教問題時，存在著兩種錯誤傾向：一種是不作為，另一種傾向是亂作為。要糾正宗教領域內政府官員的這兩種錯誤傾向，就需要嚴格落實四中全會的規定，做到行政機關既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職責，又不能法外設定權力，濫用權力。要推行權力清單制度。各級政府管理部門在宗教問題上有什么權力，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要清楚地寫下來，向全社會公示。小結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主流的宗教觀從“宗教鴉片論”向“宗教文化論”、“宗教適應論”以及正在醞釀成熟中的“宗教法治論”的轉化。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宗教界已經有宗教立法的強烈呼聲，甚至已經在起草文本。20多年的時間里，宗教界和學術界的呼聲不斷，直至2014年，政府部門終于明確宗教立法的立場。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王作安在2014年底所召開的“2015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再次表示，“新的一年將是宗教工作十分重要的一年，要堅持按宗教規律做好宗教工作，堅持用法治方式推進宗教工作。”正如多位學者所發出的感嘆：“2014年開啟了宗教法治的新征程。”“總結《宗教事務條例》的實施經驗，開啟“宗教法”的立法進程，當屬我們對2015年的最大期待。”

第二篇：新時代開啟新征程

新時代開啟新征程，新時代呼喚新作為。

作為“關鍵少數”怎樣帶頭做好新時代答卷人？我認為“關鍵少數”首先要帶頭做老實人、謙虛人、干凈人。一是為人要厚道，腳踏實地做個老實人

現實生活中有的人不管是做事做人，遇到困難或麻煩的問題不敢面對而繞道走，不去主動解決問題承擔責任，怕到樹葉子掉下來會砸著腦袋，喝口水都怕噎著自己，這種人當然不是我們提倡的“老實人”。真正的老實人應當是耿直豪爽，善惡分明，待人熱情，聰明能干，大智若愚，埋頭苦干，這樣的人才是受人歡迎和尊重的，這種老實人不但能做事，也能成事，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想老實事、說老實話、辦老實事，才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為領導干部中的關鍵少數，你為人誠實，班子成員及下面的部屬就覺得你可靠，就會看重你，覺得你可信，就會尊重你，朋友覺得你可交，就會把你當知己。如果你做人虛偽、狡猾、口是心非、做事出格、自私、霸道，就會出現正直的人處處事事防著你，你會失去領導的威信。失去同事的支持，失去朋友的幫助，而一些心術不正的人就會仿效你的模樣，會投你所好，拍馬屁，不務正業，成為腐朽之人，成為害群之馬，給黨的事業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所以說“關鍵少數”為人是否厚道，是否腳踏實地做個老實人所起的作用完全是兩種不同的結果。二是為人要寬容，嚴于律己做個謙虛人

領導干部中的關鍵少數要放下官架子，要謙虛謹慎，寬以待人而不驕傲自滿，除加強自身修養外，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夾著尾巴做人，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人，要以謙虛的態度處理好上下左右的關系。所謂處理好上下左右關系，并非是左右逢源、好人主義。首先要處理好上級關系，對上級要尊重和聽招呼，只要上級做得對，要求正確，都必須維護其權威，該請示的請示，該匯報的匯報，即使上級某些方面不如自己也要服從和守規矩。這種服從是組織紀律所決定的，而不是哪個人的行為。尊重和服從上級，不是唯唯諾諾，溜須拍馬，阿諛奉承，低三下四，隨聲附和。對同級之間的不同意見要認真考慮，不可武斷。無論是上級也好，同級也好，還是下級也罷都有短處和長處，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也正是這個道理，大家在一起共事就是緣分，一定要珍惜，要虛心向不同層次的人學習，在工作上講團結，講大局，及時補臺不拆臺。作為領導干部的關鍵少數要心胸開闊，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在大是大非面前要頭腦清醒講原則。對待下級要經常換位思考，平等相待，對下級在工作上要嚴格要求、多支持；在個人的成長進步上要多加愛護、關心；在個人生活出現困難時要多送溫暖、多幫助，讓你的關愛化為有形的魅力和無形的動力而讓部屬心悅誠服，解除后顧之憂，全身心的干好工作。如果，關鍵少數搞上欺下瞞，對上陽奉陰違，鬼鬼祟祟，搞小動作，對下高高在上，目中無人，自以為是，驕傲自滿，自命不凡，聽不進別人的意見，認為自己是主要領導，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傲氣十足，對他人漠不關心，麻木不仁，忽悠別人，耍小聰明，可想而知，這樣的“關鍵少數”遲早要出事的。不僅自己要出事，而且帶壞了一班人。所以，領導干部中“關鍵少數”嚴于律己做個謙虛的人是何等的重要。

三是為人要正直，清正廉潔做干凈人

在物欲橫飛，經濟快速發展的當前，首先作為一個社會自然人追求物質的享受欲也越來越強烈，各種腐朽、腐敗的東西也仍然在不同程度的滋生滋長，領導干部要做到不想腐敗、不能腐敗、不敢腐敗、不去腐敗、最終不會腐敗，就必須從思想靈魂深處筑牢防腐堤壩，從行為深處關緊貪欲閘門。作為領導干部的關鍵少數，更應如此。有的人總認為，收受下屬平時節日上千元小禮金微不足道，算是領受別人一番心意，理所當然在情理之中，其實，這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完全顛覆了自己的靈魂，只要你破戒收受了那么一點千元小禮金，在被送者的心里，你就是一個不干不凈的人，你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貪者，你就是行職務之便，貪個人之利的偽君子。貪，不論大小都是貪，都是一種不光鮮、不磊落的腐敗行為。所以，領導干部的關鍵少數一定要帶頭干凈做人，不該拿的堅決不拿、不該要的堅決不要、不該做的堅決不做。注重自我修養，自我約束，自警自律，潔身自好。做一個精準、合格、老實、高尚、忠誠、干凈的人。

第三篇：開啟新征程 書寫新答卷

開啟新征程

書寫新答卷

新時代征程再起，新使命重任在肩。新的一年，南京將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省委十三屆五次全會和省兩會精神，強化省會擔當，勇立首位之志，進一步解放思想、對標找差、創新實干，奮力書寫“創新名城、美麗古都”的時代答卷，創造高質量發展走在前列的過硬成果，為建設“強富美高”新江蘇作出更大貢獻。

堅定信心保“穩”。突出“五個堅持”，落實“六穩”要求，堅定不移抓牢發展第一要務。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強大內需市場，努力在壯大“4+4+1”主導產業特別是制造業自主可控上實現新跨越，在招引重大產業項目、推動民營經濟穩定健康發展上實現新突破。

創新驅動求“進”。更大力度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創新名城，落實市委一號文件，實施新型研發機構提質、科技型企業培育、綜合性科學中心建設、全球創新資源集聚、創新載體升級、法治服務環境提升“六大計劃”，走好市場化、高端化、國際化、融合化、集群化、法治化“六化同步”的創新路子。

完善功能提“質”。持續提升城市精細化建管水平，有序疏解老城功能、建設新城新區，完善交通等基礎配套。統籌城鄉區域發展，扎實推進鄉村振興戰略，集中支持每個板塊辦好一件大事。深化文明城市創建，加快智慧城市建設。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修復長江南京段生態環境，打造天藍地綠水清的美麗南京。

改革開放聚“力”。推進市場化改革，進一步規范政府職能、優化營商環境，深化“放管服”、國資國企等重點領域改革，充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擴大高水平開放，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等國家戰略，發展樞紐型經濟，建好江北新區，打造吸引人才、積聚人氣、激蕩人心的國際化城市。

改善民生暖“心”。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全力辦好實事、兜牢底線，抓好重點群體就業創業，提高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配套水平，努力解決城鎮中低收入居民和新市民住房問題。創新社會治理，深化平安南京、法治南京建設，讓人民有更多更直接更實在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四篇：開啟新時代 踏上新征程

開啟新時代 踏上新征程

王岐山

《 人民日報 》（2017年11月07日 02 版）

黨的十八大承前啟后、繼往開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接過歷史接力棒，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歸其根本在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有力的領導。黨的十九大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黨章中明確總書記的核心領導地位，對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戰略部署，描繪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宏偉藍圖，必將極大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成為黨史國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踏上實現偉大復興的新征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歷史使命，也是1840年以來團結全體中華兒女不懈奮斗的最大公約數。鴉片戰爭是對中華民族的警醒，無數志士仁人從來就沒有甘心落后挨打，矢志不渝探索復興之路。中國共產黨在民族蒙受苦難、探求光明的逆境中應運而生，帶領人民歷經28年浴血奮戰，使“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碑文和浮雕，清晰記錄下中華民族從倒下去到重新站起來的漫長歷程和高昂代價；經過改革開放前30年的艱辛探索，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成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近40年來，成功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集中展現。96年不平凡的歷程，充滿著苦難與輝煌、曲折與勝利、付出與收獲，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充分證明歷史和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正確的抉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長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擔當。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砥礪奮進，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切入，以新發展理念為支撐，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黨和國家的面貌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從黨的十九大到黨的二十大，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總書記不僅將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而且要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奠定堅實基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之時，就是實現偉大復興之日，中華民族將以更加昂揚的姿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實現黨的指導思想與時俱進。我們黨之所以能夠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根本在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傳統文化精華相融合、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5年來，總書記就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發表的系列重要講話，無不源自于黨章，聯系世情國情黨情，結合黨史、國史和中華文明史，把握歷史、現實和未來，針對突出矛盾、破解現實難題，為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動指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昭示著中國未來的前進方向。要全面、科學、準確地學習領會，把握思想理論脈絡和歷史文化源流，掌握蘊含的哲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用心學習、用心體會，在學思踐悟中融會貫通，在考驗磨礪中提高覺悟，真正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旗幟鮮明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黨的領導是當代中國的最高政治原則，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所在，沒有中國共產黨堅強有力的領導，中華民族將是一盤散沙。一個時期以來，有的人在這個問題上諱莫如深、語焉不詳甚至搞包裝，沒有前提地搞黨政分開，結果弱化了黨的領導，削弱了黨的建設。總書記對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從來都是充滿自信、決不回避退讓，系列重要講話萬變不離其宗，根本是堅持黨的領導；無論哪個領域、哪方面工作，無一不是從加強黨的領導抓起，最終落腳在強化黨的建設上；澄清了模糊認識，奪回丟失的陣地，把走彎了的路調直，樹立起黨中央的權威，弱化黨的領導的狀況得到根本性扭轉。黨的領導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體現在堅定理想信念宗旨、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體現在堅持黨管干部原則、選對人用好人、樹立鮮明的價值觀和政治導向上。堅持黨的領導、全面從嚴治黨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偉大復興中國夢有機統一、不可分割。只要牢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勢不可擋。

厚植黨執政的政治基礎。為人民謀幸福是黨始終不變的初心，國家發展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的持續改善以及由此積聚起的民心民意，是黨執政最根本的政治基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激發出民族活力和創造力。我國人口多、地域廣、資源稟賦和人文歷史差異大，城鄉、區域、行業、人群收入分配在快速發展中拉大了差距，社會主要矛盾已經進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與此同時，部分黨員領導干部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嚴重，甚至違紀違法攫取利益，人民群眾深惡痛絕，侵蝕了黨的執政基礎。總書記清醒認識到黨面臨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三億”的使命擔當，正風肅紀反腐，挽狂瀾于既倒，逆轉了多年形成的“四風”慣性。全面從嚴治黨從中央政治局立規矩開始，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破題，總書記以身作則、以上率下，黨風為之一新，試出了民心向背。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提高共產黨人覺悟，保持先進性純潔性。果斷查處***、***、郭伯雄、徐才厚、孫政才、令計劃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鏟除政治腐敗和經濟腐敗相互交織的利益集團。5年來波瀾壯闊的實踐充分證明，把全面從嚴治黨擺上戰略布局英明正確，在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校正了黨和國家事業前進的航向，使黨經歷了革命性鍛造。全面從嚴治黨成為十八屆黨中央工作的最大亮點，贏得了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竭誠擁護，堅持黨的領導的政治共識越來越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決心更加堅定。把黨建設好，國家才能興旺，人民才能擁有美好生活。總書記回應黨內和群眾期盼，要求黨的十九大后全面從嚴治黨一刻不能松、半步不能退。人民群眾反對什么、痛恨什么，黨就要堅決防范和糾正什么。只要始終把人民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作為檢驗工作的根本標準，我們黨就必將無往而不勝。

全面從嚴治黨為歷史性變革提供堅強保障。我們黨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必須毫不動搖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出發，深刻洞察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全面從嚴治黨不力，黨的觀念淡漠、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總書記堅持問題導向，以頑強的斗爭精神、補天填海的氣概，帶頭履行主體責任，直接領導指揮，具體部署落實。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強化黨內監督，不搞藏著掖著，把問題揭擺開來，牢牢抓住不放，狠抓整改落實，件件要有著落；嚴明黨的紀律，監督執紀問責，解決“燈下黑”，打通“中梗阻”，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沖破利益藩籬，推動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落地生根，有力維護了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既有當下“改”的舉措，又有長久“立”的機制，制定修訂90多部黨內法規，不斷扎緊制度籠子，實現了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全面從嚴治黨是一場自我革命，推動破解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解決了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帶有全局性、根本性、方向性的問題，使黨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確保承載著13億多中國人民實現偉大夢想的航船行穩致遠。

維護好黨內政治生態。黨章是共產黨人的“原教旨”，實現共產主義是遠大而崇高的理想，不能因為目標遙遠就丟棄了信仰。開展黨內政治生活，首先要尋根溯源、返璞歸真，堅信真理的力量，胸懷遠大目標，始終保持理論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堅定。政治性是黨內政治生活的靈魂，絕不能搞政治虛無主義。總書記指出的無視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七個有之”完全是有的放矢。全面從嚴治黨、嚴肅黨內政治生活，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旗幟鮮明講政治，培育對黨忠誠的品格。實現黨內政治生態根本好轉，要以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為尺子，準確把握“樹木”與“森林”的狀況，聚焦“關鍵少數”，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抓早抓小、動輒則咎，當好政治生態的“護林員”。管理監督一定要見諸日常，發現苗頭性問題就及時提醒，讓干部在民主生活會上談一談，既是對本人的監督，也給其他人敲響警鐘，體現嚴管就是厚愛，增強政治生活的針對性和有效性。監督執紀是嚴肅的政治工作，必須提高政治站位，善于從政治上審視問題，用黨章黨規黨紀對照，用理想信念宗旨啟發覺悟，喚醒激情燃燒歲月的記憶，使有問題的干部反躬自省、悔過自新，體現黨組織治病為了救人的良苦用心。黨的干部要自覺在政治生活這個大熔爐中錘煉黨性，不斷提升思想境界和政治覺悟，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始終堅定信念信仰，在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保持政治定力，經得住各種誘惑，盡心竭力為黨工作，為人民服務，永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贏得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1993年黨中央就作出“反腐敗斗爭形勢是嚴峻的”判斷。2013年總書記在研究中央巡視工作規劃時指出，“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嚴峻加上“復雜”二字是對形勢的精準表述，一語中的。黨中央堅定有腐必反、有貪必肅的旗幟立場，明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的目標任務，從治標入手，為治本贏得時間、贏得民心，逐步邁向了標本兼治。440多名省軍級以上黨員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多名廳局級干部、6.3萬多名縣處級干部嚴重違紀違法受到懲處，反腐敗力度史無前例、成效世界矚目，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并鞏固發展。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征途上，風險與挑戰無處不在，全面從嚴治黨的“嚴”字必須長期堅持。要始終保持一份冷靜清醒，深刻認識依然嚴峻復雜的形勢是長期形成的、不可能在短期內改變，懲治這一手任何時候都不能松，松一松就會出現“回頭浪”。政治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一是結成利益集團，妄圖竊取黨和國家權力；二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搞非組織活動，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重要方面就是，懲治腐敗“打虎”、“拍蠅”沖著利益集團去，防止其攫取政治權力、改變黨的性質；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沖著山頭主義和宗派主義去，消弭政治隱患。奪取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要以治標促進治本，以治本鞏固治標，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強化“不敢”的威懾；全面深化改革，加強制度建設，扎牢“不能”的籠子；堅定理想信念宗旨，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選對人用好人，培育“不想”的自覺。

完善黨和國家自我監督，破解歷史周期率。我們黨長期執政，面對的嚴峻挑戰是權力容易被侵蝕、黨的干部脫離群眾。全面從嚴治黨，最終目的是要解決一黨長期執政條件下自我監督問題，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率。在黨和國家各項監督制度中，黨內監督是第一位的，黨內監督失靈，其他監督必然失效。黨的十八大以來，巡視實現一屆任期全覆蓋，利劍作用彰顯；對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全面派駐紀檢組，消除了監督空白。黨內監督全覆蓋必然要求國家監察全覆蓋。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目的是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整合分散的反腐敗力量，成立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國家監察委員會就是中國特色的國家反腐敗機構，國家監察法就是反腐敗國家立法。黨的十九大作出在全國各地推開監察體制改革試點的決策部署，各省區市黨委、紀委要統一思想認識，加強組織領導，確保黨中央一聲號令，就迅速貫徹落實到位。要把黨的自我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結合起來，探索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有效途徑，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堅定“四個自信”，牢固樹立“四個意識”。黨的十九大報告凝結著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重大戰略思考，是指引我們繼續前進的綱領性文獻。新黨章明確紀委監督執紀問責的職責定位，把政治建設、紀律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調整、充實、完善黨的紀律內涵和執紀原則，細化了紀委雙重領導體制，為做好紀律檢查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學習領會、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是重大政治任務。廣大紀檢監察干部要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學習領會黨的十九大精神，既要“高得上去”，精讀報告和黨章原文，準確把握黨的十九大確立的重大思想、重大判斷、重大戰略和重大任務，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覺悟；又要“低得下來”，把自己擺進去，密切聯系實際，分析身邊的案例，上下結合、學深悟透，在認識上不斷深化、行動上真正落實，兌現黨對人民的承諾。沒有“四個自信”就沒有“四個意識”，要伴隨“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學出一份忠誠，學出一份擔當，學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黨的十九大是重整行裝再出發。實現黨的歷史使命的責任落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身上，能為之添磚加瓦無上榮光。要把人生追求融入黨、國家和民族的事業，同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聯系起來，無私無畏、甘于奉獻，用擔當的行動詮釋對黨和人民的忠誠。

第五篇：進入新時代 開啟新征程

進入新時代開啟新征程

－－十九大精神學習體會

總書記所作的十九大報告中，“新時代”的出現頻率高達35次，其中出現在小標題中3次。時間進入新的紀元，歷史將翻開新的一頁，新時代的氣息撲面而來。

新時代，標明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代，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不斷創造美好生活、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全體中華兒女勠力同心、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

新時代，呼喚我們銘記新的歷史擔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重大論斷，是黨的重大理論創新，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凝聚著全黨的智慧，是黨和國家事業開創新局面的重要指引，也賦予中國共產黨人更加艱巨的歷史使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共產黨人始終重任在肩的歷史使命。96年來，我們黨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偉大夢想接力奮斗。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行百里者半九十。新征程上，必須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以黨的堅強領導和頑強奮斗，聚合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磅礴之力，共同實現偉大夢想。

新時代，要求我們創造新的輝煌業績。進入新時代，前景十分光明，挑戰也十分嚴峻。我們要始終保持艱苦奮斗、戒驕戒躁的作風，以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精神，才能開拓向前、行穩致遠，奮力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

對于平陰人來說，一是全體黨員干部要按照上級要求，認認真真、原原本本地學習黨的十九大報告和黨章修正案，積極參加十九大精神學習講座，主動開展學習十九大精神交流和宣傳，深刻領會、準確把握十九大精神的核心要義。不僅做到自己學，還要帶動和影響群眾共同學，迅速掀起全縣學習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熱潮。二是把學習宣傳貫徹好十九大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和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做到不走過場、真學真懂，切實把全體黨員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十九大精神上來。三是以實際行動抓好貫徹落實，確保十九大精神在平陰落地生根、形成生動實踐。要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為動力，扎實做好當前各項工作。要堅持目標不變、任務不減、工作不松，對照年初確定的目標任務，對賬盤點，查找差距，拿出對策，抓好落實，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標任務，確保主要經濟指標走在全市前列。

（趙詩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