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貪污腐敗現象的社會學解讀

貪污腐敗現象的社會學解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4月1日在中央黨校作反腐倡廉專題報告時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黨員干部的貪污腐敗現象嚴重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從長遠來說還有危及到我黨的執政地位。貪污腐敗現象已經不光是一個政黨的執紀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成為了多種領域的研究范疇。社會學是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一門科學，在貪污腐敗問題上，我償試通過社會學的視角簡單地分析一下貪污腐敗現象。

一、帕金斯“結構功能主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一個社會就是一個系統，系統內部各個組成部分通過通力協作、執行各自功能，使整個社會系統運行有序。塔爾科特·帕森斯是美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是現代結構功能主義的集大成者。在他看來，社會的各個系統乃至整個行動系統都面臨著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滿足這些要求是系統生存的先決條件，而這些要求是通過系統的內部結構得到滿足的系統。他概括了一個系統能夠正常動作的四大條件：適應(A)、目標達成(G)、整合(I)、維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適應(Adaptation)，G——目標達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潛在的模式維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唯一的執政黨，擁有近8000萬黨員，可以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系統。適應(A)——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選擇，能夠領導中華民族走向繁榮的唯一政黨，是與整個外部環境相適應的，也是歷史所證明了的；目標達成(G)——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了黨的路線方針、黨的行動綱領和行動目標，它們是全體黨員共同追求的最終目標；整合(I)——黨的內部各部門、各個黨員個體以黨確立的目標為中心，共同努力，以達到黨的系統目標。維模(L)——黨通過建章立制，約束黨員干部的行為活動，維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維護黨的整個團隊系統的穩定和發展，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職能也此功能上得到體現。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導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在我們中國共產黨這個典型的系統中得到最好的詮釋。

二、迪爾凱姆“社會反常理論”

然而社會系統并不是都能夠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設定的那樣正常運行，在系統運行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意外的情況，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稱它為社會反常狀態理論。社會反常狀態理論認為，任何一個系統都會為其成員確立一套大家共同認同和遵守的規范，這些規范提供給成員們獲得社會稀缺資源的合法途徑和手段。打個比方吧，處于一個系統中的個體接受社會系統所確立的社會規范和價值目標，也接受該社會整體所確立的獲得利益的手段，同時社會也為各階層的成員提供了實現社會價值目標的合法途徑，那么社會處于運行有序的正常狀態。反之，當社會系統無法提供給社會中的個人或群體合乎規定的途徑實現他們所接受的社會價值目標時，或者是社會系統中的規范與規范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的時候，社會就處于反常狀態下。這就是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社會反常狀態理論。反常狀態下的個體行為稱為“越軌”行為。

全國范圍內不斷前“腐”后1繼的貪污腐敗現象就是典型的社會反常狀態。在這種反常狀態之下，黨紀國法在腐敗分子面前已經失去有效的約束力了。據中紀委2011年1月份發布的2010年度反腐成果，2010年年度，全國紀檢監察部門共接受信訪舉報1427186件（次）[同比增長108824件（次）]，初步核實違紀線索163480件（同比增長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長24201件），結案139482件（同比增長37589件），處分146517人（同比增長39891人）。其中，給予黨紀處分119527人（同比增長34174人），給予政紀處分38670人（同比增長8952人）。通過查辦案件挽回經濟損失89.7億元（同比增長45.3億元）。從上面的數據可以清析地看出來，反腐敗不論在數量還是數額上都呈現出逐年遞增的現象。一方面體現了黨懲治腐敗的決心和力度逐年加強，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反腐形勢的嚴峻。這種社會反常狀態如果繼續持續惡化，將會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黨的執政地位。

三、越軌行為理論

美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提出“當社會不能提供達到目標的可接受手段時，就會有越軌行為發生”。社會學中所說的越軌行為是對社會控制的反判，是對社會規范的背離。在黨員干部貪污腐敗是一種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是與黨的紀律和中國的法律制度相違背的。這種不正常的腐敗現象就是社會越軌行為。那我們如何防止貪污腐敗的越軌行為呢？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來，要使社會成員避免越軌必須滿足兩個方面的條件：建立一個真正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體系必須將一切特權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過制度允許的正常手段能夠獲得正當所需。首先，在制度設定的問題上，古代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說法，現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個對每個人都公平的社會規范，一個公平的社會制度或社會規范是一個社會所能正常運轉的基本要素。我國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視制度和社會規范的建設，周朝統治時期就出現了《周禮》，它是我國保存最早的系統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隨著各個時期我國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到目前為上，我國的法律體系包括２２９部國家法律、６７９部國務院通過的行政法規、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規和規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規章。立法更要執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執行的，然而在執行各種法律和制度的過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黨員干部心中，黨紀國法形同虛設，吃拿卡要、干擾司法、陽奉陰為。有人稱這是“官本位”思想的遺毒，有人稱是中國國民素質的軟件跟不上經濟發展的硬件，不論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黨員干部面前顯得沒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狀態之下，官的因素必須要遠遠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須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們來說說第二個方面，通過執行制度所能允許的手段是否能夠滿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國的國情下，黨員干部通過自己的勞動還是基本能夠維持正常人的生活狀況的，雖然算不上大富大貴，但是過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還是可以保證的，這其實也是付出與回報的問題。關于中國官員收入問題社會上廣有討論，有的認為工資過高，與勞動強度不成正比，有的認為應該學習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我認為，每年被黨內處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進行處理的黨員干部隊伍龐大，級別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條件有好有差，這些官員的墮落難道只用報酬問題就能涵蓋得了的嗎？我看不盡然。最近剛剛落馬的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人稱許三多，“錢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錢只是他的貪求之一，色相、地位、虛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標，許三多其實就是貪污腐敗分子眾多表現形式的一個綜合體，從他身上能夠折射出貪污腐敗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質——價值觀的荒蕪。在對黨紀國法的漠視加上自身價值觀的荒蕪兩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黨員干部脫離了正確的軌道，滑向腐敗的深淵。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據報道，被視為菅直人首相強有力接班人的48歲外相前原誠司，被在野黨挖出他曾接受外國人“政治獻金”5萬日元(約3989元人民幣)的丑聞。在短暫的兩天考慮后，他鞠躬謝罪，稱以辭職承擔責任，還日本形象和聲譽一個清白；某國的部長級高級官員僅為參加服務對像的一次宴請而引咎辭辭職；某國普通政府雇員因一次輕微酒后駕車而交上辭職報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在發生在國外我們就覺得很正常，發生在國內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反常現象。這里不得不提到社會學中一個著名的理論——標簽理論。

四、社會標簽理論

標簽理論可以這樣解釋，如果大部分人給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下了定義，那么在這個定義就成為這個人或這個群體的代名詞，給別人片面的理解。現在許多黨員干部不信馬列信厚黑、不信群眾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錢的現象很多，他們認為別人都是這么看了，也是這么去做的，我同樣也是干部，我為什么就不能去這么做呢，當干部就應該追求晉升、向往金錢，“三年窮知府，十萬雪花銀”成了他們內心難以撼動的價值觀，最終將貪污收賄變得習以為常，落入腐敗的深淵。這種習以為常的心理慣性成為繼上面講的漠視黨紀國法和價值觀的迷失之外第三個重要的原因。

通過不斷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級針對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制度建設已經很完備，但是全國反腐敗的形勢依然很嚴峻，透過社會學者的視野，我認為保證一個政黨的清廉高效，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條件：一是繼續完善公正的社會制度，除了黨紀和國家法律之外還包括用人制度、選舉制度、各種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內治”，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強調的，要樹立黨員干部正確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也就是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讓黨員干部真正知道自己應該追求什么，不應該追求什么，以一名黨員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臺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三是要拋棄思想上的“標簽”，有句話叫“芝蘭生于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變節”，只有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堅持自己為官做人的底線，才能走得更遠更好。(

第二篇：貪污腐敗現象的社會學解讀

貪污腐敗現象的社會學解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賀國強4月1日在中央黨校作反腐倡廉專題報告時強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黨員干部的貪污腐敗現象嚴重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和黨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從長遠來說還有危及到我黨的執政地位。貪污腐敗現象已經不光是一個政黨的執紀問題，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成為了多種領域的研究范疇。社會學是研究和解決社會問題的一門科學，在貪污腐敗問題上，我償試通過社會學的視角簡單地分析一下貪污腐敗現象。

一、帕金斯“結構功能主義”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一個社會就是一個系統，系統內部各個組成部分通過通力協作、執行各自功能，使整個社會系統運行有序。塔爾科特·帕森斯是美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是現代結構功能主義的集大成者。在他看來，社會的各個系統乃至整個行動系統都面臨著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滿足這些要求是系統生存的先決條件，而這些要求是通過系統的內部結構得到滿足的系統。他概括了一個系統能夠正常動作的四大條件：適應(A)、目標達成(G)、整合(I)、維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適應(Adaptation)，G——目標達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潛在的模式維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國共產黨作為我國唯一的執政黨，擁有近8000萬黨員，可以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系統。適應(A)——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選擇，能夠領導中華民族走向繁榮的唯一政黨，是與整個外部環境相適應的，也是歷史所證明了的；目標達成(G)——中國共產黨黨章明確規定了黨的路線方針、黨的行動綱領和行動目標，它們是全體黨員共同追求的最終目標；整合(I)——黨的內部各部門、各個黨員個體以黨確立的目標為中心，共同努力，以達到黨的系統目標。維模(L)——黨通過建章立制，約束黨員干部的行為活動，維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維護黨的整個團隊系統的穩定和發展，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基本職能也此功能上得到體現。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導的結構功能主義理論在我們中國共產黨這個典型的系統中得到最好的詮釋。

二、迪爾凱姆“社會反常理論”

然而社會系統并不是都能夠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設定的那樣正常運行，在系統運行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意外的情況，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稱它為社會反常狀態理論。社會反常狀態理論認為，任何一個系統都會為其成員確立一套大家共同認同和遵守的規范，這些規范提供給成員們獲得社會稀缺資源的合法途徑和手段。打個比方吧，處于一個系統中的個體接受社會系統所確立的社會規范和價值目標，也接受該社會整體所確立的獲得利益的手段，同時社會也為各階層的成員提供了實現社會價值目標的合法途徑，那么社會處于運行有序的正常狀態。反之，當社會系統無法提供給社會中的個人或群體合乎規定的途徑實現他們所接受的社會價值目標時，或者是社會系統中的規范與規范之間存在矛盾和沖突的時候，社會就處于反常狀態下。這就是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社會反常狀態理論。反常狀態下的個體行為稱為“越軌”行為。

全國范圍內不斷前“腐”后1繼的貪污腐敗現象就是典型的社會反常狀態。在這種反常狀態之下，黨紀國法在腐敗分子面前已經失去有效的約束力了。據中紀委2011年1月份發布的2010反腐成果，2010年，全國紀檢監察部門共接受信訪舉報1427186件（次）[同

比增長108824件（次）]，初步核實違紀線索163480件（同比增長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長24201件），結案139482件（同比增長37589件），處分146517人（同比增長39891人）。其中，給予黨紀處分119527人（同比增長34174人），給予政紀處分38670人（同比增長8952人）。通過查辦案件挽回經濟損失89.7億元（同比增長45.3億元）。從上面的數據可以清析地看出來，反腐敗不論在數量還是數額上都呈現出逐年遞增的現象。一方面體現了黨懲治腐敗的決心和力度逐年加強，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反腐形勢的嚴峻。這種社會反常狀態如果繼續持續惡化，將會影響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黨的執政地位。

三、越軌行為理論

美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羅伯特·金·默頓提出“當社會不能提供達到目標的可接受手段時，就會有越軌行為發生”。社會學中所說的越軌行為是對社會控制的反判，是對社會規范的背離。在黨員干部貪污腐敗是一種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是與黨的紀律和中國的法律制度相違背的。這種不正常的腐敗現象就是社會越軌行為。那我們如何防止貪污腐敗的越軌行為呢？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來，要使社會成員避免越軌必須滿足兩個方面的條件：建立一個真正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體系必須將一切特權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過制度允許的正常手段能夠獲得正當所需。首先，在制度設定的問題上，古代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說法，現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個對每個人都公平的社會規范，一個公平的社會制度或社會規范是一個社會所能正常運轉的基本要素。我國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視制度和社會規范的建設，周朝統治時期就出現了《周禮》，它是我國保存最早的系統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隨著各個時期我國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到目前為上，我國的法律體系包括２２９部國家法律、６７９部國務院通過的行政法規、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規和規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規章。立法更要執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執行的，然而在執行各種法律和制度的過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黨員干部心中，黨紀國法形同虛設，吃拿卡要、干擾司法、陽奉陰為。有人稱這是“官本位”思想的遺毒，有人稱是中國國民素質的軟件跟不上經濟發展的硬件，不論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黨員干部面前顯得沒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狀態之下，官的因素必須要遠遠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須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們來說說第二個方面，通過執行制度所能允許的手段是否能夠滿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國的國情下，黨員干部通過自己的勞動還是基本能夠維持正常人的生活狀況的，雖然算不上大富大貴，但是過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還是可以保證的，這其實也是付出與回報的問題。關于中國官員收入問題社會上廣有討論，有的認為工資過高，與勞動強度不成正比，有的認為應該學習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我認為，每年被黨內處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進行處理的黨員干部隊伍龐大，級別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條件有好有差，這些官員的墮落難道只用報酬問題就能涵蓋得了的嗎？我看不盡然。最近剛剛落馬的杭州市副市長許邁永，人稱許三多，“錢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錢只是他的貪求之一，色相、地位、虛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標，許三多其實就是貪污腐敗分子眾多表現形式的一個綜合體，從他身上能夠折射出貪污腐敗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質——價值觀的荒蕪。在對黨紀國法的漠視加上自身價值觀的荒蕪兩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黨員干部脫離了正確的軌道，滑向腐敗的深淵。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據報道，被視為菅直人首相強有力接班人的48歲外相前原誠司，被在野黨挖出他曾接受外國人“政治獻金”5萬日元(約3989元人民幣)的丑聞。在短暫的兩天考慮后，他鞠躬謝罪，稱以辭職承擔責任，還日本形象和聲譽一個清白；某國的部長級高

級官員僅為參加服務對像的一次宴請而引咎辭辭職；某國普通政府雇員因一次輕微酒后駕車而交上辭職報告??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在發生在國外我們就覺得很正常，發生在國內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反常現象。這里不得不提到社會學中一個著名的理論——標簽理論。

四、社會標簽理論

標簽理論可以這樣解釋，如果大部分人給一個人或一個群體下了定義，那么在這個定義就成為這個人或這個群體的代名詞，給別人片面的理解。現在許多黨員干部不信馬列信厚黑、不信群眾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錢的現象很多，他們認為別人都是這么看了，也是這么去做的，我同樣也是干部，我為什么就不能去這么做呢，當干部就應該追求晉升、向往金錢，“三年窮知府，十萬雪花銀”成了他們內心難以撼動的價值觀，最終將貪污收賄變得習以為常，落入腐敗的深淵。這種習以為常的心理慣性成為繼上面講的漠視黨紀國法和價值觀的迷失之外第三個重要的原因。

通過不斷的摸索改革，目前各級針對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制度建設已經很完備，但是全國反腐敗的形勢依然很嚴峻，透過社會學者的視野，我認為保證一個政黨的清廉高效，必須滿足三個方面的條件：一是繼續完善公正的社會制度，除了黨紀和國家法律之外還包括用人制度、選舉制度、各種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外病內治”，正如胡錦濤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強調的，要樹立黨員干部正確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也就是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讓黨員干部真正知道自己應該追求什么，不應該追求什么，以一名黨員干部的角色在自己的人生舞臺上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三是要拋棄思想上的“標簽”，有句話叫“芝蘭生于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變節”，只有守得住清貧耐得住寂寞，才能“從心所欲不逾矩”，只有堅持自己為官做人的底線，才能走得更遠更好。(

第三篇：從哲學的角度淺談貪污腐敗現象

從哲學的角度淺談貪污腐敗現象

腐敗現象古來有之，久治不絕，根深蒂固。當今，經濟迅猛發展，競爭日益激烈，隨之便出現了貪污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揮霍浪費,腐敗墮落,任人唯親等不良的社會風氣，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對人民、對國家、對整個社會有相當嚴重的危害。就是這樣一種人民恨之、國家治之、社會斥之的不良社會現象。

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學習，我們知道，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內部矛盾，也就是事物內部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腐敗，作為領導者行為的一種發展變化，它同樣源于社會內部所存在的矛盾，也就是社會規則的有限性與個人欲望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而其中的社會規則和個人欲望作為矛盾的雙方，都是客觀存在的。客觀地說，腐敗形成的原因就是社會規則的不完善和不健全，如現時市場取向改革的負面效應，各項制度的不健全，監督制約機制的不嚴密，民主法制的不完善等等。而從主觀上講，其原因即是個人欲望的無限膨脹。部分黨員干部不注重世界觀的改造，不注重黨性培養，因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扭曲，從而導致個人欲望的膨脹，最終導致腐敗。

然而，當我們用辯證的眼光去看待腐敗問題時，應該肯定的是腐敗官員也曾對社會做出過貢獻，也曾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利益，但是其不值得大為贊賞，因為他們是“在其位謀其政”。他們早期的貢獻應該歸功于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作出了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決策。黨員干部為人民做出貢獻，人民的心里自然會有一本賬，會牢牢記取的，不會被埋沒。但是，如果其走向了腐敗，定然要受到應有的懲處，其功過、是非是無法相抵的。回顧歷史，劉青山、張子善等人的腐敗案件的處理就是最好的證明。

同樣唯物辨證法認為，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就是因果聯系，任何事物都處于因果聯系之中，因果聯系具有普遍性、客觀性、條件性。在腐敗現象中，利益的驅動是腐敗現象產生的原動力，各種政策、法律、法規所存在的空隙的大小是腐敗現象產生和發展的客觀條件。抵制腐敗力量的強弱是制約腐敗發展速度的關鍵因素。因此，這要求我們承認因果聯系的普遍性和客觀性，一方面要善于探究事物的因果聯系，從而正確認識事物，進行科學研究；另一方面，要正確把握事物的因果聯系，提高實踐活動的自覺性和預見性。堅持從實際出發，認真總結經驗，不斷推進工作創新，推動反腐敗工作從著力治標、側重遏制，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再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轉變，努力把改革的推動力、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監督的制衡力、懲治的威懾力有機結合，形成了反腐倡廉建設的合力，增強了反腐倡廉工作的科學性。

“反腐敗像雷陣雨，雷聲大，雨點小，刮一陣風就拉倒。”這是在實際生活中，有的人對當前反腐敗形勢的一個比喻，認為反腐敗斗爭“光說不練”，實際成效不明顯。那么，反腐敗真的是“雷聲大，雨點小”嗎？其實，這種看法并不符合事實。事物發展的總趨勢是前進的，而發展的道路則是迂回曲折的，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前進性與曲折性的統一。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前進中有曲折，在曲折中向前進，是一切新事物發展的途徑。因此，這要求我們既要堅定信心，又要準備走曲折的路。要正確對待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前進中遇到的困難和人生道路上的曲折。

第四篇：論貪污賄賂罪――淺談我省交通行業貪污腐敗現象

論文摘要近年來，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進入快速增長期。投資開始大幅攀升，社會資金大量涌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與不完善的制度結構相結合，出現的最引發社會關注的問題之一，即交通行業貪污腐敗日趨嚴重。貪污賄賂犯罪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的經濟犯罪，它是侵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損害黨群干群關系、敗壞黨風的嚴重腐敗行為，是侵入黨和國家肌體的毒瘤，必須堅決予以鏟除和預防。全國交通系統腐敗案件的持續高發，不僅極大地損害了交通行業形象，給國家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也對交通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交通系統在思想上、社會輿論上、工作上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從1996年以來，全國有12個省、區交通廳的21名廳級領導干部受到查處，其中廳長10人。據不完全統計，還有367名處級及以下人員被查處。其中的教訓發人深省，形勢相當嚴峻。從案件的種類來看，串案、窩案較多；從案件的性質來看，貪污受賄案居多，而且涉案金額巨大；從作案的手法來看，大多是領導干部利用職權違反規定直接干預插手招標投標、工程分包、物資采購、資金撥付等經濟活動，為他人謀取利益，從中收受巨額賄賂。交通行業貪污腐敗現象的預防與監督需要加強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線；健全制度，從根本上防止權力腐敗；強化監督，以權治權；嚴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關鍵詞：交通行業

貪污腐敗

貪污賄賂罪 經濟犯罪

預防與監督近年來，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進入快速增長期。投資開始大幅攀升，社會資金大量涌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領域，與不完善的制度結構相結合，出現的最引發社會關注的問題之一，即交通行業貪污腐敗日趨嚴重。那么在交通行業，貪污賄賂犯罪有什么特點和規律，它的發生有什么原因及如何進行預防，筆者結合自己的學識，談一些體會和認識。

一、貪污賄賂罪概述貪污賄賂犯罪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實施的經濟犯罪，它是侵害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損害黨群干群關系、敗壞黨風的嚴重腐敗行為，是侵入黨和國家肌體的毒瘤，必須堅決予以鏟除和預防。

（一）、貪污賄賂罪概念和主要特征貪污賄賂罪，是指國家主體工作人中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的玷污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侵犯公私財物所有權的行為。貪污賄賂罪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污賄賂罪的犯罪主體，絕大部分是特殊主體，即國家工作人員。少數犯罪可以由單位或一般主體構成。如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等。還有一些只能由單位構成，如單位受賄罪、單位行賄罪、私分國有資產罪等。

2、貪污賄賂罪在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犯罪動機多種多樣，不影響本類犯罪的構成。

3、貪污賄賂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私財物的行為。這類犯罪行為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大部分犯罪都與一定的職務或職責密不可分，二是都是為了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

4、貪污賄賂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正常活動，同時，多數犯罪還侵犯了公共財產所有權和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empirenews.page--]

（二）、貪污賄賂的主要犯罪

1、貪污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行為。

2、挪用公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的行為。

3、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國家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以受賄罪論處。

4、行賄罪。是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或者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的行為。

5、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者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且差額巨大，而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是合法的行為。

6、隱瞞境外存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隱瞞境外存款不申報，數額較大的行為。

7、私分國有資產罪。是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違反國家規定，以單位名義將國有資產集體私分給個人，且數額較大的行為。

8、私分罰沒財物罪。是指司法機關、行政執法機關違反國家規定，將應當上繳國家的罰沒財物，以單位名義集體私分給個人的行為。

二、交通行業貪污腐敗問題的現狀近幾年，交通建設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規模大、投資多、交通行業成為腐敗問題的多發、易發區。全國交通系統腐敗案件的持續高發，不僅極大地損害了交通行業形象，給國家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也對交通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交通系統在思想上、社會輿論上、工作上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從1996年以來，全國有12個省、區交通廳的21名廳級領導干部受到查處，其中廳長10人。據不完全統計，還有367名處級及以下人員被查處。其中的教訓發人深省，形勢相當嚴峻。從案件的種類來看，串案、窩案較多；從案件的性質來看，貪污受賄案居多，而且涉案金額巨大；從作案的手法來看，大多是領導干部利用職權違反規定直接干預插手招標投標、工程分包、物資采購、資金撥付等經濟活動，為他人謀取利益，從中收受巨額賄賂。分析這些腐敗問題產生的深層次原因，從主觀方面講，是他們放松世界觀改造，背棄黨的理想和宗旨，私欲極度膨脹的必然結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交通系統管理體制、機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一些腐敗分子鉆管理體制、機制不完善、不健全的漏洞，謀取私利，給一些領導干部搞權錢交易提供了條件。加之監督制約機制不完善、不健全，監督弱化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監督部門沒有完全發揮應有的作用，工作缺乏獨立性和主動性，管理體制的漏洞，客觀上導致了監督的弱化和管理的盲區。

三、我省交通行業貪污腐敗典型案例及分析

（一）、三任交通廳長被查處1、1997年曾錦成。曾任職務:周口地委副書記、地區行署專員、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間，曾錦成利用其擔任省交通廳廳長和周口行署專員職務之便，先后在其辦公室和住處內，收受他人賄賂，并為他人謀取利益，共計37次。收受14.5萬元人民幣、0.95萬美元，以及錄像機、空調、電視機、照相機等貴重物品，價值8.7萬余元。所收受贓款、贓物除案發前曾錦城主動退回0.9萬元外，其余在案發后全部被追繳。判刑:1997年10月6日，漯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曾錦城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受賄所得贓款、贓物全部予以沒收，上交國庫。[!--empirenews.page--]

2、2001年張昆桐。曾任職務: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曾喊出“讓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口號的張昆桐在任建設廳副廳長和交通廳廳長期間，先后受賄21起、37筆，共計100多萬元。其中，他在建設廳任職時受賄近37萬元，在交通廳任職時受賄約31萬元和4萬美元。張昆桐在涉嫌受賄和挪用公款被采取措施時，距他的前任、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曾錦城因犯受賄罪被判處15年徒刑的時間僅1年零10個月。判刑:2001年3月27日，受賄100多萬元、挪用公款10萬元的原河南省交通廳廳長張昆桐，被新鄉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3、2003年石發亮。曾任職務:河南省交通廳原廳長。繼原河南省交通廳長曾錦成、張昆桐先后因巨額經濟犯罪被判刑后，后任的河南省交通廳廳長石發亮2003年2月又涉嫌重大違法違紀行為被紀檢部門立案審查。石在上任之后提出的口號是“一個‘廉’字值千金”。但據有關方面現已查實的情況，石發亮涉嫌經濟犯罪的數額及實施犯罪的手段[1][2][3]下一頁 已超過了前兩任。

（二）、三任交通廳長“前赴后繼”被查處的原因分析

1、建設工程：誘人的金山。據了解，我國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造價超過3000萬元。以浙江省為例，20世紀90年代初，滬杭甬高速公路每公里造價為3000萬元；其后的甬臺溫、杭金衢高速公路每公里造價升至4000萬元。

2、工程層層轉包：腐敗產生的關鍵環節。我國現行的招投標管理體制，對招投標活動的行政監管由多個部門負責。這種多部門管理的格局，雖然有利于發揮各有關部門在專業管理方面的優勢，同時也造成了多頭管理難以避免的弊端，使建設工程招投標各自為政、部門分割問題突出，形成行業壟斷。這在客觀上為領導干部插手分散自主管理的專業工程項目提供了機會。

3、絕對權力缺乏必要的制約。我國現行的交通投資體制是在交通系統內部封閉運行，采用投資、建設、管理、運營“四位一體”的管理模式。一切規費資金由交通部門自行征收使用，對外融資實行統貸統還，獨立設置項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標市場，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絕對化。

4、管理機制政企混合。在資金運行，材料運行程序上也暴露出內部管理機制上的問題。有的領導部門和下面企業分不清，如政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兼任企業的董事長，雖然是個別現象，而且現在這種現象少多了，但還沒有完全杜絕。

5、用人機制問題。腐敗現象暴露出來我們的用人機制有問題，干部任用、考察，包括上任以后的監督，控制、教育。我們黨的用人制度沒有問題，但我們對領導的選拔、考核、任用、管理、監督、教育機制等有問題。現在對一把手的監督，更多是靠自覺。現在管理權力過于集中，領導干部面臨的腐蝕誘惑大，現在施工量和施工單位的矛盾是突出的，加上交通建設中利潤空間大，這部分資金(主要是國家資金和貸款)賺錢后大部分可以如期到位，這也是對干部不利因素。

6、監督真空。由于體制上的原因，駐部紀檢組在監督過程中也有很多具體問題和實際困難。如:地方的交通廳長按照干部管理權限，應該由地方黨委和紀委管。交通部門不是垂直領導是業務歸屬指導的關系，因此很多情況下監督作用不能得到有效發揮。但從全行業上，交通部又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們有作為行業主管監管的責任，也有對普遍出現問題，調查研究，提出改正意見的責任。[!--empirenews.page--]

四、交通行業貪污腐敗現象的預防與監督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紀委第三次全會上指出“從實踐看，教育不扎實，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得力，仍然是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十六屆三中全會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形勢的以展變化，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目標。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新要求，是加大從源頭上預防腐敗的根本舉措”。我們要按照這一要求，堅持標本兼治，懲防并舉，深入推進全省交通系統反腐倡廉工作。

（一）、加強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線。反對腐敗，教育是基礎。對大多數黨員干部而言，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主要還是立足于教育，著眼于防范。在教育的內容上，要從四個方面加強教育，一要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三要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教育，牢固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充分認識我們手中的權力都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福利，而不能用來謀取個人私利。三要加強求真務實教育，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要始終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維護群眾利益作為工作的第一職責，把群眾滿意作為工作的第一標準，腳踏實地，埋頭苦干，重實際、鼓實勁、求實效，不圖虛名，不務虛功。四要大力加強黨風黨紀教育，使廣大黨員干部自覺地遵紀守法，做到令行禁止。要不斷改進教育方法，增強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要根據形勢發展，不斷摸索和總結，創造出更多豐富多彩的教育形式，進一步提高教育的效果。要繼續抓好警示教育，運用反面典型，進行直觀、形象、具體的教育，使廣大黨員干部從中汲取教育教訓，防微杜漸，做到自警、自醒、自律。同時，還要總結、宣傳先進典型，進行示范教育，廣泛宣傳勤政廉政的黨員干部，大力弘揚正氣，鼓舞士氣。要充分發揮黨組織、紀檢監察部門等各方面的作用，擴大教育的覆蓋面，形成教育的合力。通過教育，促使廣大黨員干部構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線，筑起不倒的精神長城，自覺抵御各種不良風氣和腐敗現象的侵蝕。

（二）、健全制度，從根本上防止權力腐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腐敗現象之所以蔓延起來，從根本上說，是因為沿用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打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完善，新舊體制轉換中的縫隙和漏洞，為腐敗現象的滋生留了空間。因此，要從根本上遏制腐敗，必須從制度建設入手，把制度建設貫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個環節，努力形成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內部運作機制，使腐敗分子無縫可鉆，無機可乘，從源頭上預防腐敗現象的發生。嚴格按照中央提出的“四項改革”和“四項完善”的要求去做，即：加強行政審批、財政管理、投資體制、干部人事制度四項改革，完善建設工程招標投標、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產權交易和政府采購四項制度，要結合我省交通行業特點，以對權力制約、資金監控和干部任用為重點，在對現有規章制度進行清理的基礎上進一步制定和完善交通建設規劃、計劃管理辦法、質量管理辦法、材料設備采購管理辦法以及招投標監督實施辦法，增強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監督性。要進一步完善業主、設計、施工、監理招投標制，堅決杜絕領導干部插手，干預工程招投標的行為和暗箱操作、明招暗定現象的發生；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項目、計劃決策制度，在政府投資項目的確定和安排上，實行各市申報，交通部門現場考察，交通、發改委共同審批，真正做到公開透明，集體決策；進一步完善行政審批制度，以貫徹實施《行政許可法》為契機，進一步抓好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行政審批事項，簡化行政審批程序，提高辦事效率，方便基層和群眾辦事；建立健全以現金流量控制為重點的各項財務管理制度，繼續落實“收支兩條線”等規定，加強對資金的監管，特別是要加強對國企改革和各公路建設項目公司的財務監管，推行派駐財務總監的做法，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或利用改革之機謀取私利，化公為私，規范國有企業和項目公司負責人的行為，防止成為權力的犧牲品；大力推行政務公開制度，實行陽光行政，增加透明度和公開性，把交通建設的有關政策、目標、內容向社會公開，把項目選擇制度改革，逐步創造一個民主公開、平等競爭、擇優聘用、定期考核的用人機制，健全一種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充滿活力的管理體制，完善一套紀律嚴明、制度完備、群眾參與的監督體系。[!--empirenews.page--]

（三）強化監督，以權治權。腐敗的本質是公共權力的濫用，權利缺乏監督，就容易滋生腐敗。反腐敗的決定性勝利在于使權力支行得到有效監督。從這些年揭露出來的涉及領導干部的大案要案來看，一些領導干部的權錢交易行徑之所以能夠得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對領導干部的監督軟弱乏力。由于現行的監督制約機制存在漏洞，領導班子的內部監督流于形式，特別是對主要領導干部，同級黨委不敢監督、同級紀委也不敢監督。為了強化黨內監督，中央制定并頒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總結了中國共產黨在監督方面的經驗，并從制度上加以保證，開啟了黨內條例監督的先河，必將有力推進由事后監督向事前監督的進程。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執行《條例》精神，切實加強對各級領導機關、領導班子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監上一頁[1][2][3]下一頁 督要突出重點，一要加強對工程建設中招投標、工程分包、材料采購、設計變更等重點環節的監督，及時發現問題，防患于未然；二要加強對計劃、財務、征收、人事等重點崗位的監督，尤其對收費站內外勾結倒票等嚴重的違法違紀問題，要堅決嚴厲查處，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三要加強對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特別是要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凡屬方針政策性的大事，凡屬全局性的問題，凡屬重要干部的推薦、任免和獎懲，都要按照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由黨委集體討論作出決定，決不允許個人說了算。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要自覺接受監督。加強監督要完善事前監督的預防機制，加強對權力“源頭”的控制，把監督關口前移；要完善事中監督的制約機制，加強對權力行為的控制，保證權力的正確使用，避免權力運行脫離軌道；要完善事后監督的懲戒機制，懲處違法違紀行為，起到警示作用，遏制腐敗現象的發展和蔓延。加強監督要綜合運用黨內監督、國家專門機關監督、群眾監督和輿論監督等多種形式，不斷擴大監督覆蓋面，務求取得實效。

（四）嚴肅查處違紀違法案件。共產黨不允許有任何特殊黨員，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憲法、法律的權力，唯有如此，才能純潔黨的組織，保持黨的先進性，提高黨的戰斗力。對各類腐敗案件，一經發現，不論涉及到誰，都要一查到底，秉公處理，嚴懲不貸，絕不手軟。通過查處違法違紀案件，震懾和打出腐敗分子，使腐敗分子在經濟上傾家蕩產，在政治上身敗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查辦案件既要堅決又要慎重，對違犯黨的紀律的黨員，應當本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錯誤性質和情節輕重，給予批評教育直至紀律處分，做到寬嚴相濟，區別對待。在重點查辦大案要案的同時，還要著力查辦一批發生在老百姓身邊、侵害群眾利益的案件，切實維護好人民群眾的利益。紀檢監察機關要嚴格依照職責、權限和程序，依法有序辦案，加強案件審理，確保案件經得起檢驗。要重視信訪舉報工作，認真排查案件線索，既要嚴懲腐敗分子，又要保障黨員的合法權利。

當前交通系統改革發展任務十分艱巨，反腐倡廉工作十分繁重。我們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統一思想，堅定信心，振奮精神，團結奮斗，只爭朝夕抓發展，堅持不懈反腐敗，為交通事業全面快速發展打下堅實基礎。[!--empirenews.page--]注釋：[1]《刑法學》，政法大學出版．2000年4月出版，裴方川主編，第156頁。[2]《邢法各論》，當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周振想、李汝川主編，第393－406頁。[3]《貪污賄賂罪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12月，李希慧主編，第112頁。[4]《受賄罪研究新動向》，中國方正出版社，2002年6月，孟慶華主編，第54頁。[5]《貪污賄賂犯罪疑難案例精解》，中國檢察出版社，2003年10月，張建南主編第123－126頁。參與文獻資料：[1]《刑法學》，政法大學出版．裴方川主編。[2]《邢法各論》，當代世界出版社，周振想、李汝川主編。[3] 《貪污賄賂罪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李希慧主編。[4] 《受賄罪研究新動向》，中國方正出版社，孟慶華主編。[5] 《貪污賄賂犯罪疑難案例精解》，中國檢察出版社，張建南主編。

第五篇：淺論我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貪污腐敗現象

淺論我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的貪污腐敗現象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這三十多年來除了帶給我們國民經濟的騰飛之外還帶來國內各級官員的貪污腐敗日益嚴重。本文試從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的總體現象出發，發掘腐敗滋生和迅速蔓延的原因，并進一步一些結合我國新時期發展的新情況，提出一些反腐反貪的新建議。

一、改革開放以來腐敗狀況的總體透視

本文首先通過對最高人民檢察院1980-2008年正式公布的腐敗案件進行匯總統計。統計指標包括查處案件數、大案要案數、挽回經濟損失數以及主要的腐敗類型和重點治理領域等幾個方面［資料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1980年-2008年），http://www.tmdps.cn/］。改革開放以來腐敗案件的數量和涉及金額的變動趨勢 ：

（1）1979-1980年為第一個周期。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制定了改革開放的方針。此時經濟體系的運行基本沿襲計劃經濟的模式。查處的涉及經濟問題的案件數量僅數千件，1979年數據缺失，1980年查處案件只有7000件，大案要案89件（涉及金額一萬元以上），腐敗案件數量與改革開放前的水平相當。

（2）1981-1984年為第二個周期。腐敗現象在1981年進入第一個波峰階段，當年查處的案件開始急劇上升，達到31000件；1982年繼續上升到32602件，這一年查處的大案要案激增到2512件。1983年數據缺失，1984年查處案件有小幅回落。1981-1983年涉及的金額數據缺失，1984年僅為0.9億元。

（3）1985-1988為第三個周期。1985年查處案件數量上升到28000件，1986年急劇上升到49577件。該階段內大案要案數量也呈急劇上升態勢，1986年大案要案也達到這一周期的頂峰13888件，這一年案件涉及金額也增長迅速，達到了8億元。1987年數據缺失，1988年查處案件回落到21100件。

（4）1989-1992年為第四個周期。查處案件數量在1989年形成高峰，達到58926件，大案要案也高達13507件。此后逐漸回落，1992年查處案件36700件，大案要案也降至9526件。涉及金額由1989年的4.82億元上升到1990年的8.1億元，1992年降至3.65億元。

（5）1993-1997年是第五個周期。這一階段我國的腐敗現象蔓延比較快，幾乎是直線上升。1993年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從這一年開始，腐敗案件和大案要案的數量上升勢頭非常明顯，分別在1996年和1997年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最高值，即145497件和48066件。1997年以后開始逐漸下降。在這一周期涉案金額一開始就從1993年的22億元高位急劇攀升，并在1996年達到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高峰67.80億元。

（6）1998-2002年是第六個周期。1998年以后，腐敗的蔓延勢頭受到遏制，數量下降比較明顯，但是發案率仍然處于較高水平。2000年查辦案件達45113件，大案要案18086件，其中100萬以上的特大案件1335件。如1999年，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原副董事長金德琴侵吞公款達5000多萬元；2000年，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成克杰受賄4000多萬元；1998年，浙江金華特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被查處，案值達63億元；2000年，廈門特大走私案被查處，案值高達530億元，偷逃稅款300多億元。這種大案要案，對國家和地方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影響，破壞性是十分巨大的。

（7）2003-2007年是第七個周期。五年來共立案偵查貪污賄賂案件179696件，209487人，比前五年分別下降13.2%和9.9%，2007年立案數的比率比2003年提高了29.9個百分點，五年來立案偵查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挪用公款百萬元以上的案件35255件，涉及省部級以上33人。為國家挽回經濟損失達244.8億余元。陳良宇、鄭筱萸、邱曉華、劉志華、杜世成、李寶金、韓桂芝、王懷忠、高嚴、劉方仁……這些省部級官員紛紛落馬，既彰顯出檢察機關加大對大案要案查辦力度的戰果，也極大地震懾了腐敗犯罪勢頭的上揚。

二、當前中國腐敗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結合上述整理后的資料，可以得出改革開放以來貪污腐敗的主要原因：

1.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

當前，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的關鍵時期，在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教育體制等改革的過程中，一部分舊的制度規范需要改革和調整，新的制度規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一方面，在新舊體制的交替和轉換過程中，舊的體制可能已經破除，而新的體制沒有建立起來，并且，新的體制可能存在漏洞或短板，它的完善也需要時間，這樣，在制度與制度之間不銜接、不配套的地方就會出現大量的體制縫隙和漏洞;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采取了漸進策略，“雙軌制”成為一定時期和部分領域改革的策略選擇，這樣，也導致體制縫隙和漏洞的大量存在與產生。體制轉型期出現的體制縫隙和漏洞使貪污腐敗者有機可乘，一些掌握了一定政治、經濟、社會資源權力的腐敗者正是利用體制縫隙和漏洞，通過各種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國家和集體乃至他人的財富。

更加值得重視的是，中國反腐敗的體制機制并不健全。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反腐敗機構之間分工不清晰、專業化程度不高;二是反腐敗戰略存在薄弱環節，廉潔教育的對象和手段需要進一步改進，預防腐敗的針對性、前瞻性和專業化程度不高;三是反腐敗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沒有一部統一的《反腐敗法》，對腐敗行為的界定不清晰，黨和政府部門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不高。同時，中國對權力的監督與制約機制不完善。第一，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權力機關，其監督應該最具權威性和強制性，但目前其監督的實際效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第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制度存在不足，監督體制不夠健全、不夠科學，監督重點不夠突出，難以抓住要害，特別是對“一把手”的監督不到位。第三，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特別是對于執政黨的監督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第四，由于政府工作的制度、程序、行政活動公開化的機制還不夠健全，透明度不高，群眾和社會監督渠道不暢。第五，新聞輿論監督亟待加強和完善，新聞工作者的工作權利和輿論監督權力還缺乏充分的法律保障，影響了輿論監督效力的發揮。[7] 因此，中國反腐敗體制機制的不完善也為腐敗的產生提供了制度空間。

2.對腐敗的懲罰力度不足以遏制腐敗的蔓延

懲罰是對付違法犯罪與腐敗行為最重要的手段。對于某種“流行”的惡行，懲罰一定要及時，將它“扼殺”于起始之時。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對于腐敗問題并沒有采取有力的懲治手段。長期以來，中國的反腐敗工作，特別是對腐敗行為的懲治往往集中在受賄者，即主要是黨政官員的一方，并且，對行賄者和受賄者的懲治力度存在較大差距。首先，受賄者所受到的最高量刑要高于行賄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犯行賄罪最高可處以無期徒刑，而犯受賄罪最高卻可處以死刑。其次，2005年之前實際因為行賄罪而受到起訴的人很少。在1998年至2002年的5年間，中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行賄案件6440件，只相當于同期立案偵查的貪污賄賂、瀆職等職務犯罪案件數(207103件)的3.1%。由于懲處的力度不夠，增強了一些領導干部的僥幸意識，削弱了他們的自律意識。看到一些人非常腐敗，不僅沒有受到懲罰，反而被提拔重用，不少人心理不平衡，開始起而效尤。這種逆向激勵和示范效應，使得一些人熱衷于所謂的官場技巧和社會關系，導致他們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發生扭曲，從而開始滑向腐敗的深淵，也使得各種腐敗行為因“低風險、高收益”變得非常活躍和猖獗。腐敗者所付出的代價太低，激勵和促長了腐敗行為，由此導致的腐敗行為泛濫成為因對腐敗懲罰不力付出的另一種代價。

3.部分領導干部廉潔自律意識削弱

“心清則自正，無欲則自廉。”廉潔是從政之德的基本內容，它要求領導干部要不斷通過學習、教育和鍛煉，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理想和信念。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拜金主義、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其他各種不良風氣有了滋生的土壤，并開始侵蝕部分領導干部的廉潔自律意識。社會轉型時期往往是政治、社會、思想觀念變化最大的時期，也是利益沖突最激烈的時期，還是各種利益對處于“脫貧致富”過程中人們誘惑最大的時期，這對領導干部無疑也是一個極大的考驗。同時，在體制轉型時期，體制縫隙和漏洞導致正向的激勵機制沒有形成，反而出現了一種逆向的激勵機制。有時候，秉公辦事、光明磊落、清正廉潔之士得不到應有的獎勵，甚至反受他人攻擊;而拉幫結派、弄虛作假、鼠竊狗盜之徒難以受到應有的懲罰，甚至還反被提拔。在這種背景下，一些意志薄弱的領導干部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就可能發生扭曲，廉潔自律意識就可能喪失。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財富的增長不僅使社會具有了生機和活力，而且使人面臨的誘惑越來越多。特別是，改革開放破除了絕對平均主義的觀念，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更刺激了許多人的物質欲望。在這種背景下，要“穩得住心神，管得住身手;抗得住誘惑，經得起考驗。”談何容易?結果，一些領導干部放松了廉潔自律的要求，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生活作風都開始出現問題。老百姓諷刺一些人把黨的三大優良傳統和作風變成了：“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吹捧與自我吹捧”。有的領導干部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路邊工程”，勞民傷財，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有的領導干部在利益誘惑面前，放棄了本應堅持的原則，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當前中國腐敗問題造成的主要危害

1.腐敗損害經濟發展

胡鞍鋼對中國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了初步估計。他先將中國的腐敗類型劃分為四種類型，然后對每一種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進行計算，結果表明，腐敗確實損害了中國的經濟發展。腐敗還會阻礙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進程。一些人為了美化腐敗的作用，把腐敗視為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看作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并認為反腐敗會束縛人們的觀念，阻礙改革開放。還有人提出，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政府權威的擴張和政府管理的活動增多，使得腐敗不可避免。實際上，這種錯誤認識的目的只是在證明腐敗的合理性。事實證明，腐敗只會破壞經濟發展和社會秩序，阻礙改革開放的進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瑞典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的研究表明：“腐敗行為對任何實現現代化理想的努力都是十分有害的。腐敗盛行造成了發展的強大障礙與限制。”由于權力腐敗，政治權力不正當地介入經濟領域，使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機制受到扭曲。權力對資源配置的不合理作用，也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原則，損害了市場經營環境，擾亂了經濟秩序，必然對經濟發展造成不利的影響。2.腐敗危害社會秩序

腐敗破壞了正常的社會規范和社會秩序，對社會資源，尤其是關系國計民生重要資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分配，會導致全社會的不滿，從而激化社會矛盾。例如，如果人才流動、資源調配和人事晉升的權力掌握在腐敗分子手中，必然會出現任人唯親、以權謀私的情況，造成行政效率低下，資源調配不合理。腐敗分子還會通過人事權力和干部任用與調配的權力組織私人關系網絡，形成權力體系的個人化、家庭化和小團體化。并且，腐敗也會使黨的方針政策無法全面、準確地貫徹執行。在政策執行中，由于腐敗的存在，一些人就會曲解政策和截留政策，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都會損害政策對象的利益，挫傷一部分人的積極性，并會直接或者間接地損害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影響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腐敗所導致的貧富懸殊會直接導致社會不穩定。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腐敗現象進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額越來越大，涉案金額達到幾百萬元、幾千萬元、上億元的案件時有披露。腐敗分子利用手中的權力，輕而易舉地獲取巨大財富，并在無形中剝奪了其他人獲取財富的平等機會，這必然使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手中聚集，從而加劇貧富懸殊，增大社會風險系數。一部分人的腐敗行為又使得現實存在的貧富差距在人們心理上更加放大，并產生“示惡效應”和法不責眾的心理，從而危及社會穩定，損害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失范現象肆意蔓延，最終破壞社會的健康發展，甚至會使社會陷入動蕩和混亂之中。

3.腐敗危及政治穩定

改革開放開始后，利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的時機，一些領導干部憑借自己手中的權力，大肆謀取不義之財，從而一夜暴富。非法致富，權錢交易，腐敗泛濫，在某種程度上必然引起人們心理的不平衡，使許多人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增強對社會的不滿和不平。腐敗危及政治穩定、損害政府形象、降低政府威信，并使人們對政府的決策制定和執行以及其他政府行為失去信任，嚴重的還會引發社會**和政府倒臺。腐敗敗壞了社會風氣、踐踏了道德和法律的尊嚴、助長了投機心理，使社會成員喪失了是非感。[13]特別值得警惕的是，當腐敗現象不斷蔓延，特別是在一定區域內形成腐敗集團之后，那里的領導干部和公職人員首先需要效忠的就不是國家和人民，而是各個不同的利益集團和小團體，并會增加人們的離心傾向，削弱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感。

腐敗問題還會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健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也有待進一步完善，部分地區、部分部門的腐敗和官僚主義現象可能導致干群關系緊張，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腐敗分子和官僚主義者對群眾疾苦無動于衷，把自己同群眾對立起來，使非對抗性矛盾轉化為對抗性矛盾，使局部性問題轉化為全局性問題，使群眾同個別領導干部的對立轉化為群眾同黨和政府的對抗，從而激化和擴大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腐敗甚至可能導致亡黨亡國。

四、建立健全預防和懲治腐敗的體系機制

要減少甚至消除貪污腐敗帶給國家的危害就必須要建立一個健全的預防和懲治貪污腐敗的法律法規體制。

1、.加強對腐敗的懲治力度，充分發揮懲治腐敗的重要作用

懲治腐敗，必須從嚴。懲治有力，才能增強教育的說服力、制度的約束力、監督的威懾力。懲治無力，教育就缺乏說服力，制度就缺乏約束力，監督就缺乏威懾力。嚴格依法辦案，提高執法水平。要健全查處案件的協調機制，加大查處案件的組織協調力度。要堅持法律和紀律面前人人平等，對任何組織和個人的違紀違法行為，都必須依紀依法嚴肅處理。要加強紀檢、審判、檢察、公安、監察、審計等執紀執法機關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跨區域協作辦案及追逃、追贓機制，完善相關程序，形成整體合力。要綜合運用法律、紀律、經濟處罰、組織處理、限制從業資格等方式和手段，增強辦案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效果，切實提高執紀執法水平。查辦案件工作既有治標的功能，又有治本的作用，要充分發揮查辦案件在治本方面的建設性作用。

2、進一步強化黨內民主，促進黨內監督有效實施

目前的貪污腐敗現象可以說已經系深入到黨內，只有不斷強化黨內民主，運用黨內民主的力量加強黨內監督的實施。現時，黨內監督是減少貪污腐敗的最有效方法。我建議黨內監督應該進行創新的監督方式，除了以前的監督方式之后還應該添加新的監督方式。比如說應該用上下級雙向監督的方式來實施更為有效噶黨內監督力度，同時又應該建立一個真正獨立的反貪反腐機構，類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賦予他們一定的權利，讓他們可以獨立于其他黨內監督機構進行自主的監督考察，加強監督的力度和強度。

3、真正實現人大監督和政協監督

加強黨內監督只是一個當前治標的方法。更長遠的是應該真正實現人大和政協對政府的行政監督。當前我國的人大監督和政協監督只是徒有其名，因為人大和政協沒有足夠或者真正可以使用的確實權力去進行對政府的監督，只有釋放權力給人大和政協，讓他們發揮真正的行政監督作用。才能讓貪污腐敗現象得以制止和扼殺。

4、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地方自治普選

我國當前貪污腐敗現象最重要的監督手段還有群眾與輿論監督，在黨內監督和人大政協監督都沒有成效時，往往是群眾與媒體發揮重要作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權力來自于廣大人民。由于歷史原因，人民一直都未能體現真正的民主政治。當今，經濟改革已經成效顯著，人民的政治素質有了極大的提高。應該開始推行縣級以下行政人員由人民直選的新型民主選舉制度，而且還要逐步開始實施省級以下人大代表直選制度。只要這樣才能滿足人民新時期的政治參與需求，并有效地加強人民對政府行政和官員施政的監督作用，更加行之有效地減少腐敗和貪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