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分級診療體系建設為何不成功

中國分級診療體系建設為何不成功

2016-04-12阿拉蕾醫盟網信息化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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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增加財政投入的根本目標是解決城鄉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目標未能實現。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在過去五年多的時間中，三級醫院高速膨脹，形成了對醫生、患者和醫療費用的三大虹吸效應，加劇了城鄉居民的“看病難、看病貴”困境。

朱恒鵬/文（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

原標題：醫療體制行政等級使我國分級診療非常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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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總 | 全國各地分級診療推進日程表落地

2009-2014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累計超過四萬億元，其中一部分投入基層醫療機構建設，意在強基層以建立分級診療體系，一部分投入城鄉居民醫保以降低居民自費負擔。大規模增加財政投入的根本目標是解決城鄉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令人遺憾的是，這一目標未能實現。一個直接原因就是在這五年多的時間中，三級醫院高速膨脹，形成了對醫生、患者和醫療費用的三大虹吸效應，加劇了城鄉居民的“看病難、看病貴”困境。

習總書記2014年12月視察鎮江世業鎮衛生院時指出，大城市的一些大醫院始終處于“戰時狀態”的狀況需要改觀，一語點中要點。

以北京為例，2013年醫院診療人次占比為67%，其中三級醫院占比高達45%，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占比不足22%。2013年北京市醫保統籌基金支出中65%用于門診補償支出，其中只有12%流向了社區醫療機構，88%流向了醫院。在流向三級醫院的醫保資金中，高達58%用于門診。

與之類似的還有上海。2013年，上海的醫院診療人次占比為56.8%，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診療人次占比為33.6%，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量占比同樣表現不佳。值得指出的是，上海市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體量巨大，其醫生和病床規模基本相當于中西部地區的縣級醫院，實際上并非基層醫療機構。

我們再看看國際上幾個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在英國，90%的門急診由家庭醫生首診，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沒有進行轉診，由全科醫師完成治療，98%的門診處方藥由全科醫生開出。美國每年12億人次的就診量，其中81%發生在醫院外的醫生診所（Physician offices）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我們的香港和臺灣地區，這個比重也均超過80%。毋庸諱言，我們的分級診療做得非常失敗。

一、既有政策無助分級診療

目前控制三級醫院規模、試圖建立分級診療體系的措施均不成功，還浪費了大量行政資源，下面我們來具體分析：

（1）目前的供給格局下，醫保無法有效管控三級醫院

醫保是引導分級診療體制形成的重要一環，發揮著引導醫療資源配置和醫患診療行為的關鍵作用。但是面對如此強勢的三級醫院，目前醫保所能起到的作用大打折扣。

中國三級醫院的規模之大，全球罕見。美國著名的大醫院，例如麻省總醫院病床不到1000張，梅奧診所不到1500張，而中國三級醫院的病床數平均達到905張，其中三甲綜合醫院病床數更高，國內一二線城市很多三甲醫院病床數超過3000張，目前全國最大的公立醫院鄭大一附院的床位數更是預計將達到驚人的一萬張。這些大醫院在區域內占據壟斷地位，老百姓就醫幾乎別無他選，醫保部門既無法以取消醫保定點為威懾要求其規范診療及收費行為，也難以找到合適的參照樣本對其進行監督考核。而且這些大醫院內部運行狀況復雜，不同的醫療服務適合于不同的付費方式，醫院內部能通過交叉補貼、轉移成本等方式應對醫保部門，所以復雜的醫保付費方式也難以發揮作用。因此，面對巨無霸式的三級醫院，僅僅就技術層面而言，醫保就嚴重缺乏管控手段，而從這些三級醫院在當地的市場地位和政治地位看，醫保更是缺乏有效的談判能力，所以醫保并沒有能力管控三級醫院，說實話，目前三甲醫院已經養成挾患者以令醫保和政府的局面。

也就是說，對于這些消耗了大部分醫保資金的三級醫院，醫保毫無管控能力，我們在調研和研究中發現，對于現在的公立醫院特別是三級醫院來說，哪一種新型付費方式都起不到計劃中的效果，在現有供方格局不改變的情況下，只有總額控制方式有效，且由于醫保在區域內缺乏合理的參照系對醫院的績效進行比較管控，所謂的精細化管理基本沒有可能。

換句話說，現在能夠制約三級醫院的唯一硬約束是醫保資金總額和患者自費能力。通俗地講，當地醫保基金的籌資水平和患者的自費能力決定了當地三級醫院的收費上限，目前三級醫院的普遍做法就是用盡醫保分配給自己的基金總盤子且年年超支，同時盡可能增加患者的自費支出。所以一個看似反常實則很正常的現象是，越是經濟發達地區，醫保患者住院費用的實際補償率越低，比如上海市城鎮職工三甲醫院住院的實際補償率僅為60%左右，而貧困地區畢節市參合農民的這一數據卻能超過75%。看似反常是因為發達地區醫保籌資水平高，因此住院實際補償率應該更高才對；實則很正常是因為發達地區患者收入高自費能力強所以醫院可以更多地誘導其使用自費項目，從而最終導致其實際補償率反而低于欠發達地區。

由此帶來的連鎖效應是，患者對三級醫院如此低的醫保補償率強烈不滿，而三甲醫院給患者的解釋是醫保給其的額度太低，從而形成挾患者以令醫保提高額度的局面。

實際上，醫保不僅無法通過停止醫保資格來懲處三級醫院的違規行為，即便罰款這種力度有限的手段也很難使用，因為一旦罰款數額較大，這些在區域內擁有壟斷地位的三級醫院往往以退出醫保定點、不接受醫保病人等方式要挾迫使政府和醫保放棄懲罰，這就是典型的利用壟斷地位挾患者以令政府（醫保）的現象。例如，2014年浙江醫保開展反欺詐行動，查處了一批套取醫保資金的定點醫院和定點藥店，但從公布的查處名單來看，大部分定點機構只是被責令整改，只有少數藥店和極少數的醫療機構被剝奪了定點資格，且這大部分是不知名的小藥店和門診部。目前國內住院率平均超過14%，存在明顯的過度住院現象，業內均知道這是醫院通過掛床或虛報住院人數等方法套取醫保資金，醫保一方也明明知道實情，卻對醫院無能為力。

另外，醫保本身管理能力較差，支付方式落后也是事實，也制約了其對醫院的管控能力。

（2）醫保引導患者基層首診的效果有限

有人提出，可以通過限制醫保補償資格和補償比例的辦法把患者留在基層，通過拉開基層與醫院的醫保報銷比例，引導患者留在基層首診，或者不在社區首診、自行到醫院門診的費用不予報銷，但這種方法的效果很有限。

首先，通過醫保引導患者到社區首診，不能改變社區就是沒有好醫生的事實。認為只要把患者留在基層，基層醫生看的病人多了，經驗豐富了，就能夠成為好大夫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好大夫是通過的競爭帶來的自我提升壓力和優勝劣汰逐漸訓練形成的，沒有優勝劣汰機制，一個天資不足者就是看一輩子病人也成不了好大夫，沒有競爭壓力，即便是一個高材生也未必有足夠動力成為好大夫。

其次，在患者支付能力普遍大幅提高的情況下，患者很可能直接放棄醫保報銷，全額自費去質量有保障的大醫院看病，基層即使再怎么提高醫保報銷比例也很難留住大部分患者。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到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拿轉診單到醫院看病，轉診成了走過場，這樣的操作只是給打定主意要去醫院看病的患者徒增麻煩。

從實際實施情況來看，實施了醫保門診統籌制度的地區，都或多或少地拉開了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的門診報銷比例，基層報銷比例高、醫院報銷比例低，或輔以提高經社區轉診的醫院報銷比例等措施。例如，北京職工醫保的社區報銷比例為90%，醫院報銷在職職工70%、退休職工85%；佛山職工醫保在一級醫療機構報銷75%，二級報銷60%，三級不報銷。盡管基層的醫保報銷比例已經拉得非常高，部分地區甚至近乎免費，與上級醫療機構形成了一定的報銷比例級差，但并未因此扭轉患者蜂擁三級醫院的局面。

部分地區的做法則更為激進一些，以社區首診為獲得醫院門診報銷的條件，可以說是醫保方面的“強制社區首診”。以東莞為例，職工醫保在社區報銷70%，經過社區轉診的醫院門診報銷70%，不經社區轉診、直接到醫院看病的不予報銷。但從東莞的數據看來，2013年醫院門診量占比為55.1%，高于全國和廣東平均水平；醫院門診和與住院比高達43.2:1，遠超全國平均水平，也超過廣東平均水平。按道理說，經過社區首診的篩選后，到醫院就診的患者平均病情更嚴重，其中需要住院治療的比例也更高，因此社區首診較成功的地區醫院的“門急診人次/住院人次”比例應該更低。東莞外來人口多、人均門急診次數高，分級診療做得差與其他諸多原因有關，但上述兩個數據至少說明了強制社區首診的做法完全沒有扭轉這一局面。

有人提出，包括醫保強制轉診在內，更強硬的轉診要求能促使患者形成“有序就診”，他們給出的佐證是計劃經濟時代已經通過“強制基層首診”制度形成了分級診療體系，當時即便是城市居民也沒有蜂擁到高等級醫院看門診，農民更是少有進城看病的現象。因此，繼續通過計劃手段配置醫療衛生資源，恢復“強制基層首診”制度才能有效恢復分級診療制度，才能解決“看病難、看病貴”問題。這種觀點無疑忽視了社會經濟體制的時代變遷。

第一，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很低，負擔不起自費去醫院看病的負擔，當時所謂的“有效的分級診療體系”絕非政策安排的結果，而是城鄉居民收入低下的自然結果。建國前沒有什么轉診制度，也沒有出現全國人民蜂擁北京看協和的局面。時至今日，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自費能力越來越強，對醫療服務水平和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事實上，目前大部分地區城鄉居民到三級醫院看門診多是全額自費，異地三甲醫院住院醫保實際補償率也很低，自費率一般在70%以上，即便如此，城鄉居民還是蜂擁到三級醫院看門診，蜂擁到三級醫院住院。這意味著，企圖憑借計劃手段將患者強留在所謂的“基層醫療機構”就醫，企圖通過降低高等級醫院醫保補償率的方式來建立“強制社區首診”制度，是不可能的。

第二，另一個關鍵因素是疾病譜的變化，當時的門診主要治療感染性疾病，如感冒、痢疾等，這類疾病來得快治得也快，技術要求不高，基層衛生室的醫生就足以診治，的確也不需要去醫院，而今天的大部分門診疾病是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這些慢性病的診斷更為復雜，初診確診往往需要到高水平醫生，診斷和治療所需技術水平已經大大高于計劃經濟時代診斷感染性疾病的要求。

（3）通過行政手段強令遏制三級醫院擴張無法奏效

2014年6月，國家衛計委下發《關于控制公立醫院規模過快擴張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嚴格控制公立醫院床位審批、建設標準和大型設備，嚴禁公立醫院舉債建設。事實上通過直接發文這種行政手段遏制公立醫院擴張基本沒有什么效果：第一，三級醫院普遍財力充足，不需要財政投入也足夠自行擴張。第二，衛生行政部門和三級醫院管辦不分，本就是一家人，三級醫院規模擴張對衛生行政部門尤其是主管領導是好事而非壞事，怎有積極性自斷臂膀？而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只要不用財政多投入，公立醫院規模擴張是地方政府的政績，自然也沒有嚴格控制的積極性。

從中國改革歷史實踐來看，政府通過行政手段遏制公立機構規模擴張的做法基本是屢戰屢敗。同樣的手段在醫療衛生行業不會有什么不同的結果。

（4）通過行政手段組建醫聯體

通過建立公立醫療機構聯合體的方式促進形成分級診療制度，把優質醫療資源下沉到基層，這是組建醫聯體的政策初衷。但實際上，通過行政力量組建醫聯體的做法有兩點錯誤之處： 第一，公有制占主體的前提下，行政分級管理和財政分灶吃飯的格局難以突破，不可能建成真正意義上的醫療聯合體。“分級管理、分灶吃飯”是公立主導體制下維持基本的激勵和效率的必然選擇。從建國至今，中國體制改革的大趨勢是分權，縣區公立醫院和社區醫療機構由縣區政府管理和財政補貼，不可能將其人財物交給三甲醫院來管理和調配。

第二，即便個別地區三甲醫院、二級醫院和社區中心能夠通過經濟紐帶建立緊密型聯合體，這個醫聯體也弊大于利。醫聯體的寡頭壟斷地位，使其可以高技術、高質量為誘餌，挾患者以令醫保，使其能夠和醫保索取更高的額度。簡言之，醫聯體的寡頭壟斷地位，事實上減弱了競爭、削弱了醫保對醫療機構的控費和引導職能。其次，醫聯體主導方是三甲醫院，主要由專科醫生組成，專科醫生的職業特征是技術至上和質量至上，其職業偏好是用最好的技術實現最好的質量。所以，三甲醫院領導康復醫院和社區，傾向于高技術、高質量，自然高成本，而且缺乏宏觀效率。這種從上而下的垂直一體化模式，很容易把社區機構變成病患抽水機。國際上的經驗亦表明，專科醫生主導的醫療服務體系，醫療費用高，而質量卻并不一定高；以家庭醫生為主導的醫療服務體系，由家庭醫生引導患者和醫保資金流向的醫療服務體系，總體醫療費用低，醫療質量高。這表明，即便我們建成了由三級醫院統領的醫聯體體系，也無助于降低醫療費用。

二、沒有形成分級診療體系原因：醫療體制行政等級制

形成分級診療體系的關鍵在于，社區有患者信任的好醫生坐診，常見病、多發病不需要去三級醫院門診排隊解決。但在現行醫療體制下，基本沒有這樣的可能。阻礙好醫生流向并留在社區，根源在于醫療體系的行政壟斷以及與之配套的行政等級制。

眾所周知，我們的醫療服務體系由公立機構主導，時至今日90%的醫療服務還是由公立機構提供。行政部門通過一整套行政手段維持公立醫療機構壟斷醫療服務供給的格局迄今未變。公立主導體制下醫療資源配置的核心手段是行政等級制度。同一區域的醫療機構，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其中每級又分甲乙丙等，對應著不同的行政級別。級別越高，政府分配給的資源越多，財政投入越多，占地越大，設備越高端，政府確定的醫生工資水平越高。同等水平的醫學畢業生，進入不同級別醫療機構，發展空間差距巨大，退休后退休金差距巨大。這種情況下，越高水平的醫生，就會向越高級別的醫院集聚，患者就醫當然隨之集聚，分級診療如何可能？

行政等級制的醫療服務體系，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當時，一切資源都掌握在公立機構，財政撥款維持機構運營。為有序分配包括財政經費在內相當有限的公共資源，政府必然也只能通過行政措施將公立機構劃分級別，嚴格按行政層級分配，即采取“分級管理、分灶吃飯”體制，以此保證預算的適用性和有效性，同時也減少大鍋飯的無效率，以及公有制天然存在的預算軟約束。由此維持公有制的基本效率，防止該體制崩潰。

就可支配的資源和發展空間而言，城市醫院、縣域醫院和鄉鎮醫療機構之間存在明顯差異并不奇怪，各國皆然，因為資源向城市積聚，城市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更高的收入水平是客觀規律。但在同一個城市內部，醫療機構所能得到的資源完全由其行政級別決定，高水平醫生積聚高級別醫院，高級別醫院醫生發展空間大、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高，基層醫療機構只能分到低水平和低年資醫生，其醫生發展空間小，收入水平、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低，卻是公立主導體制形成的行政等級制的必然結果，為中國大陸所獨有，其他國家和地區并非如此。

高水平醫生積聚高級別醫院這種資源配置方式，自然也就形成了基層醫生水平低的社會信念，且日益根深蒂固并形成惡性循環，患者也越來越不信任社區醫生。

這是我們無法形成分級診療體系的根本原因。

國際比較可以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其他國家和地區，優秀醫生并不集中在大型醫院，而是分散在社區醫療機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普通的現象是，醫學生畢業進入醫院做住院醫培訓，通過考試獲得執業醫師資格后，一般繼續留在醫院工作若干年，待醫術和聲譽俱佳時，離開醫院到社區自辦診所，開始獨立或合伙執業，他們通常和醫院保持著合作關系，或者在自家診所和醫院間多點執業。這樣的醫生在社區開診所，自然會得到患者認可。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很自然地形成分級診療格局，社區居民看病，很自然地首選診所而非醫院。

相應地，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醫院基本沒有多少普通門診業務。數據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美國，加拿大、德國、法國、澳大利亞、日本、我們的香港和臺灣地區，超過80%的門急診由診所完成，英國90%的門急診在全科醫師診所首診，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沒有進行轉診。

有一個關鍵點需要指出，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社區醫療機構主要是由單個醫生私人開辦或多位醫生合伙開辦的私營診所，比如美國、德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社區門診機構90%以上是私立診所，日本這一比例是99.4%，臺灣地區是97.8%，香港私營診所比重也超過90%。英國承擔社區首診業務的全科醫師診所80%以上都是私立的。環顧世界各國，市場經濟國家鮮見社區門診機構以公立為主能夠形成分級診療格局的案例。毫無疑問，其他國家和地區醫生都是自由執業者，自由執業是最符合醫療行業特征的執業方式，在醫生自由執業的條件下，分級診療是醫療服務體系的自然結果，無須刻意追求。因為自由執業的醫生很自然地根據社區居民的方便開辦診所，很自然地根據疾病譜的特征形成分工合作體系。中國之所以未能形成分級診療格局，是公立主導體制必需的行政等級制扭曲了醫療行業自然特征的結果。

和現代市場經濟國家中醫生均為自由執業者截然不同，中國的醫生迄今都不是自由執業者，絕大多數還是擁有所謂國有事業編制身份的國有事業單位職工，通俗說法是“單位人”而非“社會人”。獲得事業編制身份就意味著獲得了“鐵飯碗”，這一“鐵飯碗”的好處是，除非本人自愿離職或因違規而被開除公職，終身無失業和離職之憂。但與之捆綁的約束是，執業完全聽取單位安排，無法也不可能在醫療機構間自由流動，甚至不能在公立醫療機構間自由流動。而放棄事業編制又存在巨大的職業風險，這一編制身份代表的是事業單位與企業間無法銜接的社會保障待遇和巨大的待遇差距。

事實上，我們也正是通過事業單位體制和事業編制身份制度實現和維持行政等級制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等級體制，形成了與之配套的人事薪酬制度。我們這里無需一一詳列高等級醫院的各種優勢，僅僅列舉其工資和養老金的優勢已經足矣，而這個優勢，正是醫生最為看重、盡管不是唯一看重的一點，這個優勢正是優秀醫生積聚在高等級醫院最為重要的原因之一。

現行事業單位的工資和養老制度具有明顯的行政等級制特征： 其一，事業編制身份的職工工資和養老金比企業身份員工高。因此，同樣是醫生，工齡、學歷、職稱、崗位相同，在政府辦醫院擁有事業編制身份退休，在崗薪酬和退休金明顯高于企業醫院和民營醫院醫生。其二，事業編制身份和單位行政級別決定了個人的工資和養老金待遇。行政級別越高的事業單位，工資和養老金越高。這是典型的行政等級身份制度，通俗講就是“單位人”制度而不是“社會人”制度，完全不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按勞取酬原則，也完全違背醫療行業的職業特征。醫者，應該是靠醫術和醫德而非編制及單位行政級別吃飯。

如果非公立醫療機構得以充分發展，可以很大程度撼動這一行政等級化的醫療服務體系。問題是，現行政策又通過區域衛生規劃、醫生執業地點限制、醫保定點資格授予等種種政策，打造了抑制非公立醫療機構發展的一扇扇“玻璃門”，大大減少了醫生的執業選擇。《執業醫師法》要求醫生執業必須與固定的機構相綁定，缺乏成熟發展的非公立醫院，同時無法自己開設診所執業的情況下，醫生執業資質與所在公立醫院完全捆綁，離開公立醫院也就失去了執業資格。

醫保定點資格方面，盡管醫保政策明確，符合醫保相關規定的醫療機構均可以成為定點醫療機構，但實際操作中，許多地區基于對非公立醫療機構的歧視，大量滿足條件的非公立醫療機構不能納入醫保定點范圍。這就擋住了醫保患者在非公立醫療機構的就醫之路，從而也就大大限制了醫生的執業選擇。

區域衛生規劃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醫療資源行政配置方式，放棄計劃經濟體制，進入市場經濟體制后，這一資源配置方式已經完全沒有存在價值而且暴露出非常大的弊端。實際上，從保障醫療服務質量和安全的角度考慮，在對醫生執業實施了執業醫師資格準入制度后，醫生的執業資質已經得到了保障，且擁有合法執業資格的醫生數量業已由這一準入制度進行了規范和限制，從而醫療資源的數量和質量也經由這一制度得到了保障和控制。此種情況下，沒有必要也沒有理由再通過對醫療機構的數量設置規劃來限制醫生的執業地點、執業機構和執業方式。換言之，具有執業資格的醫生無論是在公立醫院、還是到民營醫院執業，或者自辦診所，總的醫療資源數量已經經由上述準入制度得以控制。選擇何種執業方式和地點更方便患者就診，顯然還是醫生們更了解，也只能是通過他們的逐漸摸索才可能實現最優配置。坐在辦公室中的官員沒有必要也不可能通過規劃進行最優配置。

上述種種制約，剝奪了醫生根據市場需求選擇執業方式和執業地點的自由，使得醫生不能根據患者的就醫需求自由選擇執業地點和執業方式，從而使得以醫生為主體的醫療資源無法和城鄉居民的醫療需求實現最佳匹配，分級診療體系當然無從形成。

前述三級醫院日益膨脹，虹吸基層正是上述體制的必然結果。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在高等級醫院，在整個社會已經是市場經濟體制，收入水平顯著提高的城鄉居民具備了不可剝奪的自由擇醫權的情況下，患者必然攜帶其越來越強的自費能力和醫保待遇向高等級醫院集中，從而使得高等級醫院獲得更多的經濟收入和可以自己配置的資源，這又使得優秀醫生進一步向高等級醫院流動，從而“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本應該在社區（診所）提供常見病、多發病診療服務和健康管理（家庭醫生服務）的優秀醫生、在二級醫院提供常見病住院服務的優秀醫生，以及在社區或康復護理機構提供康復護理的優秀醫生，都被吸引到大醫院工作。而壟斷了優質醫療資源的三級醫院，把本應該在基層解決的小病、常見病、多發病、包括慢病業務也都一把攬過來，形成了三級醫院上下游通吃的格局。隨著患者向上集中，本應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醫保資金，也被吸入三級醫院，整體醫療費用大幅上漲，各地醫保資金捉襟見肘。

而近年來的基層醫療機構改革又對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2009年以來，各地政府都加大了對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的投入，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在數量和硬件上都得到很大發展。但因為恢復事業單位編制制度，實施收支兩條線、藥品零差率等計劃經濟體制安排，在“定崗定編定工資標準”和“收支兩條線”的人事薪酬制度下，基層醫生嚴重缺乏工作積極性。

與此同時，一刀切的行政指令下，脫離實際的公衛任務盡管花費了大量財政投入，亦耗費了社區醫衛人員大量精力，卻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基本陷于了“財政真掏錢、社區假干活”的局面。這種業務模式的另一個惡果是，社區吸引不到、留不住擁有較豐富臨床經驗的好醫生，因為這些醫生不愿意陷身于形式主義的公衛業務，荒廢了自己的臨床能力。

第二篇：建立分級診療體系 演講稿

建立分級診療體系——演講稿 老師、同學們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們組為大家介紹的是——建立分級診療體系。

那什么是分級診療呢？首先我們得弄清楚這一個問題。所謂:分級醫療，就是按照疾病的輕、重、緩、急及治療的難易程度進行分級，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承擔不同疾病的治療，各有所長，逐步實現專業化。將大中型醫院承擔的一般門診、康復和護理等分流到基層醫療機構，形成“健康進家庭、小病在基層、大病到醫院、康復回基層”的新格局。

為什么我們要建立分級診療體系呢？讓我們來看看這其中的原因吧。醫療資源配置嚴重失衡、高水平醫生集中在高等級醫院，從而患者就醫過度集中在高等級醫院，是中國特有現象。這種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還是我們的醫療體制：首先，國營醫院利用行政力量壟斷醫療服務供給，此格局迄今未變。中國的醫生則不是自由執業者，而是擁有所謂事業編制身份的“國家干部”，或者通俗說法是“單位人”而非“社會人”。

在醫療服務市場由公立機構主導的情況下，醫療資源包括作為核心資源的醫生，也包括與之相對應的醫生薪酬等，都必然按照行政等級分配。行政級別越高的醫療機構獲得的優秀醫生越多，處于越高等級醫院的醫生獲得的資源和薪酬越高，而處于最底層的基層醫療機構獲得的肯定是最差的醫生，他們的薪酬也最

低，可支配的資源也最少，這是行政主導體制的必然結果。國內通過區域衛生規劃等計劃式的行政手段來劃分為一級、二級、三級醫療機構等，并基于此分配資源。

醫患關系的矛盾沖突，根源在醫療體制上，即我國現行醫療體制所導致的“看病難，看病貴”，也是醫患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沒有形成良好的分級診療體系，患者不得不大量集中到高等級醫院看門診，漫長的掛號、短暫的診療、醫患溝通的嚴重缺失、痛苦的就診體驗，這一切都是造成醫患沖突的最直接誘因。

讓我們一起來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的三級診療情況吧。北京市2012年全市總診療1.92億人次；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在內的所有基層門診機構完成了總診療人次的30.8%，其中社區中心（站）完成21.3%；二級醫院完成了20.8%；三級醫院承擔的量最多，達到42.1%。上海市2011年總診療2.02億人次；

二、三級醫院承擔了58.9%；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及診所等基層門診機構完成了36.6%。簡言之，京滬這兩個經濟最發達城市，大多數門診都是由大醫院完成的。

但是我們再看看其他國家的情況呢？英國90%的門急診由全科醫生首診，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沒有進行轉診，由全科醫師完成治療。也就是說，英國患者大部分就診是在家門口的診所完成，中國的大部分患者要到二三級醫院極不方便地排長隊看病。

這是中國特有的“看病難”現象，與此相伴隨的則是中國特色的“看病貴”問題。北京市三甲醫院2013年均次門診費已

經超過500元，平均接診時間不足10分鐘。

因此，建立運轉良好的分級診療體系，既是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有效途徑，也是緩解目前嚴峻的醫患沖突局面的根本性措施。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建立起分級診療體系呢？

1、改善醫療資源配置

2、建立“社區守門人”制度

3、管理上注重集約化

一、改善醫療資源配置

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國醫療資源配置中的公共管制改進空間與具體對策：

1、在醫院等服務機構的市場準入方面應適度放松管制，有效增加醫療服務供給。

2、在價格管制方面應該將政府限價與政府補貼、激勵機制有機結合起來。

3、建立覆蓋全民的、強制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4、下決心促使國有醫院“去行政化”，探索醫院更多以“市場主體”身份在市場機制之下提供醫療產品與服務（包括公共醫療產品與服務）的可行與有效方式。

5、醫療機構的建設布局應該優化。

6、引導合理改進、優化醫院等醫療機構的經營模式，比如可以考慮延長與優化醫院營業的時間等。

二、建立“社區守門人”制度

按照“小病到社區，大病到醫院”和雙向轉診的原則，已初步建立起來較為完善的社區醫療服務體系，社區醫療已經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醫療服務的很多深層次矛盾，以及社區醫療發展的歷史問題，社區醫療服務的工作于居民的就醫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主要表現在：政府投入力度不大，社區醫療用房不配套，醫療器械嚴重不足，診治服務水平有限。現有社區醫療服務中心服務功能不到位。機構已建立，服務不規范，沒有真正體現為民、便民的特色和公益性。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技術水平低。由于社區衛生服務是新生事物，社區服務機構都是通過醫院轉型建立，工作人員還沒有在群眾中樹立良好的信譽。

大家一起來看看我們為此所做的具體措施：1.對社區醫療衛生機構進行全面規劃布局在科學規劃的基礎上，一方面積極落實公配醫療用房，另一方面中心及服務站名符其實，真正體現其公益性和便民服務性。統籌整合現有醫療資源和醫療用房，加大投入，使各社區醫療服務

2.將規范化的社區衛生服務納入社保體系參保人員可以再社區就診享受衛生服務，緩解大醫院壓力，特別是將退休人員門診納入社保體系。

3.加大投入，提高社區醫療衛生服務水平一是要建立多渠道投入機制，引進先進醫療器械，提高診斷就診水平；二是加強人

才培訓，引導優質醫療資源和醫務人才向社區延伸。

三、管理化的集約化

將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進行整合（城鄉居民醫保），有利于強化醫保第三付費功能，為積極探索總額預付、按病種付費等支付方式改革創造條件。一方面，通過強化基本醫療保險激勵相容的制度設計，從基本醫療保險政策上引導門診病人和住院病人合理分流；另一方面，通過績效工資政策的優化，從醫療服務提供方引導基層醫藥衛生機構“多勞多得，有勞有得”，促進病人合理診療。此外，要加強存量資源的整合，提高綜合使用效率。按照“調整存量資源，強化縱向協作”的思路，切實加強城市三級醫院與縣級醫院的協作體制，推進縣鄉村醫療衛生資源統籌配置。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眾對改善醫藥衛生服務將會有更高的要求。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疾病譜變化和生態環境變化等，都給醫藥衛生工作帶來一系列新的嚴峻挑戰。來看看我國政府實施的醫改方案（其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吧。

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快農村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建設，實現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的全面覆蓋，加強基層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特別是全科醫生培養培訓。轉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機制和服務模式，完善投入機制，逐步建立分級診療和雙向轉診制度，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費用負擔減輕，利用基層醫療衛

生服務量明顯增加。

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逐步擴大國家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范圍，向城鄉居民提供疾病防控、計劃免疫、婦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實施國家重大公共衛生專項，有效預防控制重大疾病。逐步縮小城鄉居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差距，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探索建立比較規范的公立醫院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采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藥補醫機制，加大政府投入，規范收支管理，使藥品、檢查收入比重明顯下降。改進內部管理，優化服務流程，規范診療行為，明顯縮短病人等候時間，實現檢查結果互認。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是加快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戰略選擇，是實現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途徑，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逐步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遠大目標。

建立分級診療體系，大醫院由此可“減負”，沒有簡單病例的重復，可將主要精力放在疑難危重疾病方面，有利于醫學水平的進步。基層醫療機構可獲得大量常見病、多發病人，大量的病例也有利于基層醫療機構水平的提高，從而更好的為人們的健康服務，步入良性循環。

謝謝大家！

第三篇：做銷售為何不成功

做銷售為何不成功

1、首先是努力不夠，缺乏堅持到底的韌性；

2、計劃和準備的不好，“只用嘴巴銷售”；

3、不能很好理解顧客的要求，不會傾聽，也不會向客戶提出問題；

4、功虧一簣，不會成交；

5、對客戶異議處理不好。

第四篇：建立分級診療體系 演講稿

建立分級診療體系——演講稿

老師、同學們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們組為大家介紹的是——建立分級診療體系。那什么是分級診療呢？首先我們得弄清楚這一個問題。所謂:分級醫療，就是按照疾病的輕、重、緩、急及治療的難易程度進行分級，不同級別的醫療機構承擔不同疾病的治療，各有所長，逐步實現專業化。將大中型醫院承擔的一般門診、康復和護理等分流到基層醫療機構，形成“健康進家庭、小病在基層、大病到醫院、康復回基層”的新格局。

為什么我們要建立分級診療體系呢？讓我們來看看這其中的原因吧。醫療資源配置嚴重失衡、高水平醫生集中在高等級醫院，從而患者就醫過度集中在高等級醫院，是中國特有現象。這種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還是我們的醫療體制：首先，國營醫院利用行政力量壟斷醫療服務供給，此格局迄今未變。中國的醫生則不是自由執業者，而是擁有所謂事業編制身份的“國家干部”，或者通俗說法是“單位人”而非“社會人”。

在醫療服務市場由公立機構主導的情況下，醫療資源包括作為核心資源的醫生，也包括與之相對應的醫生薪酬等，都必然按照行政等級分配。行政級別越高的醫療機構獲得的優秀醫生越多，處于越高等級醫院的醫生獲得的資源和薪酬越高，而處于最底層的基層醫療機構獲得的肯定是最差的醫生，他們的薪酬也最低，可支配的資源也最少，這是行政主導體制的必然結果。國內通過區域衛生規劃等計劃式的行政手段來劃分為一級、二級、三級醫療機構等，并基于此分配資源。

醫患關系的矛盾沖突，根源在醫療體制上，即我國現行醫療體制所導致的“看病難，看病貴”，也是醫患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沒有形成良好的分級診療體系，患者不得不大量集中到高等級醫院看門診，漫長的掛號、短暫的診療、醫患溝通的嚴重缺失、痛苦的就診體驗，這一切都是造成醫患沖突的最直接誘因。

讓我們一起來我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的三級診療情況吧。北京市2012年全市總診療1.92億人次；包括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在內的所有基層門診機構完成了總診療人次的30.8%，其中社區中心（站）完成21.3%；二級醫院完成了20.8%；三級醫院承擔的量最多，達到42.1%。上海市2011年總診療2.02億人次；

二、三級醫院承擔了58.9%；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及診所等基層門診機構完成了36.6%。簡言之，京滬這兩個經濟最發達城市，大多數門診都是由大醫院完成的。

但是我們再看看其他國家的情況呢？英國90%的門急診由全科醫生首診，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沒有進行轉診，由全科醫師完成治療。也就是說，英國患者大部分就診是在家門口的診所完成，中國的大部分患者要到二三級醫院極不方便地排長隊看病。

這是中國特有的“看病難”現象，與此相伴隨的則是中國特色的“看病貴”問題。北京市三甲醫院2013年均次門診費已經超過500元，平均接診時間不足10分鐘。

因此，建立運轉良好的分級診療體系，既是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有效途徑，也是緩解目前嚴峻的醫患沖突局面的根本性措施。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建立起分級診療體系呢？

1、改善醫療資源配置

2、建立“社區守門人”制度

3、管理上注重集約化

一、改善醫療資源配置

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國醫療資源配置中的公共管制改進空間與具體對策：

1、在醫院等服務機構的市場準入方面應適度放松管制，有效增加醫療服務供給。

2、在價格管制方面應該將政府限價與政府補貼、激勵機制有機結合起來。

3、建立覆蓋全民的、強制型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4、下決心促使國有醫院“去行政化”，探索醫院更多以“市場主體”身份在市場機制之下提供醫療產品與服務（包括公共醫療產品與服務）的可行與有效方式。

5、醫療機構的建設布局應該優化。

6、引導合理改進、優化醫院等醫療機構的經營模式，比如可以考慮延長與優化醫院營業的時間等。

二、建立“社區守門人”制度

按照“小病到社區，大病到醫院”和雙向轉診的原則，已初步建立起來較為完善的社區醫療服務體系，社區醫療已經開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由于醫療服務的很多深層次矛盾，以及社區醫療發展的歷史問題，社區醫療服務的工作于居民的就醫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還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主要表現在：政府投入力度不大，社區醫療用房不配套，醫療器械嚴重不足，診治服務水平有限。現有社區醫療服務中心服務功能不到位。機構已建立，服務不規范，沒有真正體現為民、便民的特色和公益性。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技術水平低。由于社區衛生服務是新生事物，社區服務機構都是通過醫院轉型建立，工作人員還沒有在群眾中樹立良好的信譽。

大家一起來看看我們為此所做的具體措施：1.對社區醫療衛生機構進行全面規劃布局

在科學規劃的基礎上，一方面積極落實公配醫療用房，另一方面中心及服務站名符其實，真正體現其公益性和便民服務性。統籌整合現有醫療資源和醫療用房，加大投入，使各社區醫療服務

2.將規范化的社區衛生服務納入社保體系

參保人員可以再社區就診享受衛生服務，緩解大醫院壓力，特別是將退休人員門診納入社保體系。

3.加大投入，提高社區醫療衛生服務水平

一是要建立多渠道投入機制，引進先進醫療器械，提高診斷就診水平；二是加強人才培訓，引導優質醫療資源和醫務人才向社區延伸。

三、管理化的集約化

將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進行整合（城鄉居民醫保），有利于強化醫保第三付費功能，為積極探索總額預付、按病種付費等支付方式改革創造條件。一方面，通過強化基本醫療保險激勵相容的制度設計，從基本醫療保險政策上引導門診病人和住院病人合理分流；另一方面，通過績效工資政策的優化，從醫療服務提供方引導基層醫藥衛生機構“多勞多得，有勞有得”，促進病人合理診療。此外，要加強存量資源的整合，提高綜合使用效率。按照“調整存量資源，強化縱向協作”的思路，切實加強城市三級醫院與縣級醫院的協作體制，推進縣鄉村醫療衛生資源統籌配置。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眾對改善醫藥衛生服務將會有更高的要求。工業化、城鎮化、人口老齡化、疾病譜變化和生態環境變化等，都給醫藥衛生工作帶來一系列新的嚴峻挑戰。來看看我國政府實施的醫改方案（其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吧。

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加快農村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和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建設，實現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的全面覆蓋，加強基層醫療衛生人才隊伍建設，特別是全科醫生培養培訓。轉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運行機制和服務模式，完善投入機制，逐步建立分級診療和雙向轉診制度，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費用負擔減輕，利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量明顯增加。

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逐步擴大國家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范圍，向城鄉居民提供疾病防控、計劃免疫、婦幼保健、健康教育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實施國家重大公共衛生專項，有效預防控制重大疾病。逐步縮小城鄉居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差距，提高全民健康水平。

推進公立醫院改革試點。探索建立比較規范的公立醫院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采取有效方式改革以藥補醫機制，加大政府投入，規范收支管理，使藥品、檢查收入比重明顯下降。改進內部管理，優化服務流程，規范診療行為，明顯縮短病人等候時間，實現檢查結果互認。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是加快醫藥衛生事業發展的戰略選擇，是實現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重要途徑，是廣大人民群眾的迫切愿望，逐步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遠大目標。

建立分級診療體系，大醫院由此可“減負”，沒有簡單病例的重復，可將主要精力放在疑難危重疾病方面，有利于醫學水平的進步。基層醫療機構可獲得大量常見病、多發病人，大量的病例也有利于基層醫療機構水平的提高，從而更好的為人們的健康服務，步入良性循環。

謝謝大家！

第五篇：分級診療總結

封丘縣人民醫院 分級診療工作進展情況總結

我院從2016年8月開始啟動分級診療的各項工作，制定了分級診療工作實施方案，不斷加強醫院能力建設，逐步建立和完善分級診療工作制度，以達到雙向轉診轉院的無縫銜接，區域內就診率達90%的目標，最終實現“小病在基層，大病到醫院，康復到社區”的工作要求。

一、主要措施

（一）強化組織領導

我院認真落實省市衛計委關于分級診療工作相關要求，積極開展了分級診療服務主題宣傳工作，其中成立了分級診療工作領導小組，由院長任組長，分管院長為副組長，醫務科及部分職能科室為成員。形成由主要領導負總責，分管領導具體抓，醫務科具體負責日常工作的良好態勢，設分級診療辦公室于醫務科，由醫務科長為辦公室主任。還成立了分級診療專家組，由主管院長任組長，醫務科科長任副組長，各臨床科室主任為成員，并明確各小組職責。制定了分級診療工作制度及實施方案。將分級診療工作納入了醫院目標管理，（二）積極宣傳發動

1、加強醫院職工的全員培訓。對醫院各臨床科室，職能科室進行分級診療相關知識的培訓，讓每個職工都能掌握分級診療的目的意義和工作措施。

2、采取多種方式向公眾宣傳：在門診大廳設置固定的分級診療宣傳版面。門診大廳電子顯示屏滾動宣傳分級診療的相關知識。

3、召開專題會議安排分級診療工作。醫院多次召開專題會，對如何開展分級診療工作作出周密安排，組織各臨床醫務人員學習上級部門關于分級診療的相關文件及傳達分級診療有關會議精神。

（三）加強基層醫療服務能力建設

1、持續強化基層能力建設：認真貫徹落實《新鄉市2016城鄉對口支援實施方案》等文件精神，做好與鄉鎮衛生院的對口幫扶工作，安排醫師到鄉鎮衛生院長期坐診，定期安排高中級衛技人員到基層開展義診、會診及查房，建立長期的技術培訓和技術協作制度，幫助基層醫療機構提高醫療服務質量、技術水平和管理能力。今年我院安排兩名外科醫師在馮村鄉衛生院及趙崗鎮衛生院實行為期一年的下鄉幫扶工作。在下鄉期間，我院的醫師手把手的傳授基層醫師開展二級以下的手術，使基層醫師掌握了一些手術技巧。填補了一些不能開展的項目。并在李莊鄉衛生院安排每周一次的內科專家查房，會診及業務講座。孫莊鄉衛生院安排專家講座。通過不同形式的幫扶及支援，大大提高了鄉鎮衛生院的診療技術及診療水平。使老百姓免去了路途勞苦，足不出戶的就可得到好的診療技術。同時，我院今年繼續接受新鄉市中心醫院支援我院的7名專家的支援，截止到10月份，7名支援專家在我院共診查門診病人1455人次，診查住院病人1193人次，參加搶救危重病人14人次，帶教手術42例，危重病例討論53例，專題講座36次，培訓醫務人員440人次，參加下鄉義診17次，開展新項目2項，（室上速的心臟電復律治療3例、食管癌合并冠心病綜合治療2例）。

2、積極推進雙向轉診工作，尤其是作好雙向轉診基層協議醫院的對接工作，加強與上下級醫療機構的聯系，提高轉診會診質量和效率，在有效保障患者隱私的情況下逐步實現患者健康信息的合理互聯共享；在實行對口支援、分級診療及雙向轉診工作以來，我院與全縣轄區內15個鄉鎮衛生院簽署了對口支援協議。準備利用3年的時間進行點對點的幫扶。同時還與縣轄區內全部的鄉鎮衛生院共24家簽署了雙向轉診協議，在全縣范圍內開展了雙向轉診，截止到10月份，我院接受通過雙向轉診的上轉病人數有229人次，我院通過雙向轉診下轉病人數有36人次。在雙向轉診中，我院嚴格按照制定的轉診標準及轉診流程進行轉診，深受兄弟單位及病人的好評。

（四）逐步探索建立基層首診制度 穩步推行簽約服務

1、為了認真落實分級診療工作，建立“基層首診、分級診療、雙向轉診、急慢分診、上下聯動”的有序就醫新格局，逐步實現全縣醫療資源的高效利用，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指導意見》和《河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實施意見》及《封丘縣人民政府辦公室關于推進分級診療制度建設的實施意見》加快建設和實施分級診療制度，穩步推進居民或家庭與醫師團隊簽約服務模式順利開展，我院與鄉鎮衛生院、村衛生室的鄉村醫生共同組成一個醫療團隊，第一批與5個鄉鎮1600余戶的家庭實行簽約服務，主要是以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為主的病人，通過集中召集、入門入戶等形式進行簽約及宣傳。在與居民簽定服務協議書的同時，建立了個人健康檔案和家庭健康檔案，實行動態管理的監測，對老人、慢病患者等重點人群定期隨訪，每年開展一次家庭健康評估，規范管理慢性病人群。通過這次簽約，也完成了高血壓、糖尿病等主要慢性疾病患者的篩查，并按慢性病管理規范的要求，制定治療管理方案，定期進行訪視，提供規范服藥指導和健康生活行為指導。

（五）加快衛生信息化建設

我院信息系統于2013年3月投入使用，在運行中結合醫院實際進行了不斷完善、優化、改進，使系統更加適合醫院工作需要和患者需求。同年10月份，我院又相繼實行了一卡通服務及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遠程會診服務，實現了檢查圖像和報告的實時共享、分析、存儲及遠程調取，為病人預約就診、分診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減少等待時間，優化就診流程，進一步規范了診療行為，使醫院的管理水平和服務水平得到明顯提高。截止到今年10月，我院與鄭州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進行遠程會診達228例。遠程病理20例，通過遠程進行講座教學共176次。通過與上級醫院的遠程對接，使我院的外院轉診率大大降低。減少了病人的就診費用。

自醫院開展信息化建設以來，院領導非常重視醫院信息化的建設，成立了醫院信息化建設領導小組，組織技術人員專門從事醫院信息化建設工作，并安排技術人員多次到外地進修學習。在醫院信息化建設過程中，院領導經常與技術人員一起研究，制定醫院信息系統實施方案，并就實施中遇到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多次主持協調會，協調處理信息化建設實施中工作銜接問題。

今年10月以前，因系統原因，我院臨床路徑一直停留在紙質表格上運行，所以開展起來比較困難，變異及退出較多，管理起來比較麻煩，今年10月以來，領導加大力度優化了系統，把臨床路徑維護到系統當中去，便于路徑能更好的開展。

截至到今年10月，我院已與近10家省市級醫院建立不同形式的醫療聯合體，使患者能在基層醫院享受三甲醫院醫療服務，疑難危重患者同比增加10%，2016年累計向上級醫院轉送病人1650人次，接受上級醫院轉入的病人數未能完全統計。2016年1—10份總診療量和住院人次分別為408750人次和19199人次，較去年分別增加為9.3%和8.9%。

二、存在的問題及不足

1、轉診、轉院流程不太順暢。針對部分病情較危重的病人，我院醫療水平有限，需要轉上級醫院治療，上下級醫院之間銜接欠妥，轉院流程不合理。

3.我院能夠做到根據病情需要上轉病人，但上級醫院轉回來的病人卻很少。“轉上”不“轉下”，雙向轉診變單向轉診，目前我院大多數急危重癥，疑難病人向省市級醫療機構轉診，而在大醫院確診后的慢性病和手術后的康復病人，下轉的卻非常少，由上轉下非常困難。這說明我們與上級醫院溝通還不到位，總體缺乏統一的標準和指揮運作，重形式不重實質，4.受城鄉居民就醫觀念的影響。由于我國的醫療條件不均衡，高素質的醫務人員多集中的省市級大醫院，居民對縣級醫療機構缺乏信任。

三、應對措施

優化我院醫療服務水平，進一步加強與上級醫院的溝通，建立互信機制。同時我院應繼續加強對各基層醫院醫務人員的培訓，提供業務、技術上的支持。才能夠更好的為廣大患者提供高質量、不間斷、連續的雙向轉診服務，以病人利益為導向，綜合運用醫療、醫保、價格等手段，形成有效的醫療分流機制，逐步建立完善基層首診、雙向轉診、分級診療的就醫制度；構建長期穩定的縣級公立醫院與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協作機制，形成科學合理的醫療服務體系；推進全科醫生簽約服務，完善預約診療服務機制，提升醫療服務便捷性和可及性；建立各級醫療機構之間的便捷轉診通道，控制院外轉診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