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淺析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持續發展,我國綜合國力得到顯著提升。然而我國的改革和發展進入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攻堅階段，同以往相比，這一時期是社會問題多發期,也是社會矛盾尖銳、最容易出現社會不穩定的時期。在這樣一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利益關系的調整、新舊觀念的沖突、社會階層的變化和結構的重組、改革與發展的不平衡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大量產生,有時甚至集中暴露出來。

一、我國的社會矛盾主要表現

大體而言，目前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新舊制度、新舊體制的矛盾。從傳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渡時期，有的人利用雙(多)軌制投機鉆營——既享受市場經濟的好處又同時繼續享受計劃經濟的權益，因而大發不義之財。既得利益集團(群體)與深化改革的矛盾比較突出，因而前者極力反對不利于己的深化改革。

權(力)與法(律)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為官者應是“權為民所用”，依法行使權力。但現實生活里卻常常出現權大于法、有法不依、以權謀私的現象，權力尚未得到應有的監督和約束。

貧富懸殊的矛盾。由于分配制度有欠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度低，以致社會上“兩極分化”的現象越來越嚴重。

壟斷與經貿自由的矛盾。政出多門、壁壘森嚴、地方保護主義，人為地造成各地區各行各業發展極不平衡。

改革與成本的矛盾。改革是要成本的。如國有企業改革實行職工“下崗、分流、增效”的方針政策，但對職工的安置費、社保費、醫保費以及經濟補償等費用巨大，成本由企業背負不可能，由地方財政承擔也力不從心。不少已轉制的企業對原來國企職工的經濟補償至今仍拖欠著，拖欠的時間越久，成本就越高。如此這般，就會潛伏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

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的矛盾。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緊密相聯、相輔相成。民主政治是市場經濟的依托，為市場經濟服務，市場經濟亟需民主政治的支撐和保護。沒有健全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就沒有健康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和諧統一，社會才能夠飛速進步。民主政治制度又需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得以確立和鞏固。當前的矛盾表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其矛盾與弊端在于:民主氣氛不濃，“雙百方針”貫徹不力；監督機制缺乏，民主集中制屢受破壞；政企不分、政資不分較突出，官商經濟盛行、權威政治泛濫的現象屢見不鮮；黨政機構重疊臃腫、部門林立、人浮于事，“吃皇糧”的人越來越多，使財政不堪負擔。

二元結構的矛盾。戶籍制度造成城鄉矛盾、工農矛盾，城鎮居民與農民在就業、待遇、社保方面都大不相同，長期以來未給予農民“國民待遇”。城市職工有工資、社保、醫保，而農民就無所謂“失業”之稱；工人有工會，農民卻沒有“農民協會”。從土地制度看，城市土地是國有制即“全民所有制”，農村是集體所有制，改革以來農民被征土地過多而補償過少，因而失地農民利益受損，上訪、鬧事時有發生。

二、我國的社會矛盾的特點

(一)利益相關性凸顯。在計劃經濟時期，分配上帶有明顯的平均主義色彩，個人利益的實現主要由集體和國家直接調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階級斗爭，使得人民內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領域，淡化了物質利益矛盾，或者說，物質利益矛盾處于隱性狀態，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開放，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已經使人們逐漸接受了差異性、個性化的社會，群眾的生活觀、價值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于受市場作用的驅使，經濟利益、物質利益成為生產、生活的主要驅動力，人們更重視和追求與自己密切相關的實際利益，功利主義價值取向逐漸凸顯，從而使經濟利益矛盾和物質利益沖突成為引發矛盾糾紛的核心內容。諸如失業、下崗、協保、醫保、動/拆遷、物業管理等等，都是由經濟利益或物質利益引發的矛盾糾紛，而且相當多的矛盾糾紛的發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極易引起社會的同情。

(二)群體性矛盾增多。社會轉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因此，一旦出現利益矛盾，就不單單是個體性利益矛盾，而是群體性利益矛盾，這種群體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體性事件的增多。特別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比如，企業倒閉破產、職工下崗待崗、拖欠職工工資、打白條、農民負擔過重、土地承包、征地拆遷安置、醫保改革等，這些問題往往帶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極易在一些人的組織串聯或煽動下，釀成群體性事件。

(三)矛盾對抗性增強。新的生產關系的調整打破了“平均主義”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內部的經濟差距急劇擴大。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體強烈的心理失衡，為矛盾對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觀條件。而在客觀上，利益差距的擴大確實使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處于不同的境地。當人們在物質利益發生沖突而又得不到妥當處理時，容易向對抗性的方面轉化，造成公開的沖突。如上述群體矛盾就極易以停工、罷課、集體上訪、也可能因財產糾紛、資產分配、土地使用等問題，爆發激烈的糾紛和暴力沖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遠”的偏僻地區，素質極低的官員常常橫行霸道，激起民憤，釀成惡性對抗事件。

(四)黨群、干群矛盾突出。領導干部所處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當權力，使他們經常成為廣大人民群眾關注的焦點，成為各種社會關系的集中體現。但在現實中太多的黨政干部，領導人民群眾致富無術，卻喜歡弄虛作假、浮夸虛報，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完全脫離人民群眾，忽略人民群眾利益，漠視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更有個別干部完全喪失黨性原則、做人準則。在經濟領域亂收費亂罰款，索賄受賄，貪贓舞弊，直接侵犯群眾利益；在政治領域賣官鬻爵，錢權交易，執法枉法，肆意踐踏人民群眾的權利，壓制人民群眾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領域金錢至上、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對有害的思想觀念放任不管，推波助瀾；在社會領域，生活侈奢靡亂，放縱黃賭毒，甚至與社會黑惡勢力沆瀣一氣，充當他們的“保護傘”，欺壓人民群眾，影響極為惡劣。這些問題的存在直接導致黨群、干群矛盾尖銳、突出。

三、當前矛盾的社會根源

引發社會轉型期的人民內部矛盾的根源可以歸納為經濟、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個方面：(一)經濟根源。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對比較平均，所以，各地區、行業、職業、單位、個人之間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我國社會生活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會群體結構發生新的分化組合，呈現出經濟關系復雜化、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沖突明顯化的態勢。再加上利益分配機制還很不健全，不同的社會群體、社會成員在生產要素的占有方面還存在很大差距，多種分配形式并存，意味著利益實現方式的多樣化、復雜化。這就使得利益主體的實際收入差距突顯出來，引發了人民內部富裕者與貧困者、先富者與后富者、合法致富者與非法致富者之間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為的分配不公，進一步導致人民之間經濟收入差距迅速擴大，從而觸動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經”，加劇了這一矛盾。所以說，利益矛盾特別是經濟利益矛盾日益顯露和凸現出來，成為社會矛盾產生、發展和變化的最主要根源。我國新形勢下的社會矛盾大量源于實際利益問題，直接涉及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現為政治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后，部分官員的貪污腐敗以及干群關系緊張。既然說社會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先進的制度，也就應該建設最先進的政治文明。但現實中我們的政治文明建設不但與先進的政治文明的要求還有相當距離，而且與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的要求也不相適應。主要表現在民主政治制度、政治運行機制、監督機制不完善，特別是黨的領導制度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之間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從面導致諸多消極后果：首先，“權力過分集中”，濫用權力的現象相當普遍，也導致不少位高權重的領導人的違法亂紀、貪污腐敗、腐化墮落行為不能及早發現查處，引起群眾不滿。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單位和部門，“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謀權生財之道，只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大慷國家之慨編織關系網，大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虛報浮夸、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以及政績工程，而對普通群眾的困難和疾苦漠不關心。

這一切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挫傷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造成了干群關系的緊張，有的本來屬于市場主體之間的矛盾也往往轉化為與政府之間的矛盾，甚至引發激烈沖突，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影響了政治穩定，而官僚主義的存在以及上下溝通不暢又為解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增加了難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改革開放既大大促進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強了人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民主法制精神和創新精神；同時又由于受市場經濟利益驅動機制的消極影響，使個人主義、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等思潮泛起。同時國際戰略格局的劇烈變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嚴重挫折，各種社會思潮的相互激蕩，國家改革開放的全面推進，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所有這一切，都會引起各種各樣的思想反映，從而使思想領域的是非矛盾日趨增多和復雜化、新型化。

(四)心理根源。利益結構的變動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部分群體心理的失衡，引發矛盾沖突。改革使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每個社會個體都希望能夠在此過程中獲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會成員在知識素質、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異，人們的經濟實力、社會地位迅速分化。特別是在目前我國許多方面體制還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況下，一些人通過投機倒把、權錢交易等各種不正當的途徑迅速積聚大量財富甚至“暴富”時，必然也是對“誠實勞動，合法經營”觀的一種挑戰，很容易打破人們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內部的矛盾。

四、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本質的表述

社會是由矛盾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觀的，是無處不在的。尖銳復雜的敵我矛盾雖然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廣泛的人民內部矛盾仍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種力量。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正確與否，將嚴重影響社會改革的決策，只有科學揭示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這些矛盾，才能使我國現代代建設取得更大的發展。

1、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全面確立，中國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也發生了變化。當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指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而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也就是要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為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斗。

鄧小平同志則在總結社會主義事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結合社會主義建設中所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雖然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當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產之間的矛盾。

這是一條真理，是現在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矛盾，即使在發達國家也一樣的，那個國家沒這矛盾呢？經濟基礎決定了政治，政治為經濟服務的，任何的社會矛盾都是可以看成了生產力發展的矛盾。

2、社會轉型期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沖突引起的經濟矛盾，是“公共產品不足和低效率”。

這顯然是較長一段時期以來黨政所宣揚的觀點。其對策主要是企圖以經濟手段來解決所有問題，當前體制改革的三大任務是：一.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二.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公共服務體制，三.加快建設民主法制體制，并同時說明是改革各部門以及中央與地方的利益關系。認為有待長久解決的一些社會問題，如部分先富起來與共同富裕的矛盾，堅持社會主義前提下多種所有經濟共同發展的矛盾，在深化分配制度的過程中處理好效益與公正之間的矛盾，將是長期的過程。

3、現在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大眾階層與即得利益階層（權貴官僚買辦）的矛盾”，其矛盾焦點集中在政治層面上的“專政政治與民主政治的矛盾”中，專政政治的實施激發出民主政治的需求，兩者激烈的沖突形成了嚴重的矛盾，這就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除此之外社會中其它矛盾都是次要的、從屬的矛盾，這些矛盾是由于這個主要矛盾的存在，衍生出來的種種新矛盾以及同時使一般存在的矛盾擴大和惡化。

2008臺灣大選后，有人說“八年前全世界看到臺灣把一個人渣選上臺，今天我們看到臺灣人民用憲政民主制度把這個腐敗的人渣趕下臺。這證明民主憲政制度，能夠為真正的民意提供制約最高行政權力的條件和形式。”在經濟改革中，如果讓人民大眾來民主參與，絕不會把全民所有變成黨所有、政府所有、權貴官僚所有，就不會產生腐敗的龐大的官僚買辦階層，不會形成暴富階層就沒有驟然產生的貧富懸殊矛盾。現實中貧困使付費參保而推行全國性的社保失去了條件，正常地消費來拉動國家的內需也失去了條件，企業改革亦因此不能成功而進退維谷，每個矛盾都在引發一個或多個矛盾，若果推行民主政治，公共品中有形的按大眾的意愿來建設，無形的也按大眾的意愿去設立，那來公共品匱乏？靠他人、靠代表間接地來提供，其實是不折不扣的施舍和恩賜，這樣公共品必然將永遠地匱乏。人民大眾沒有自主的權利是產生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只要這個主要矛盾還一天存在，在立法上，必然地產生按人民大眾的意志還是按權貴的意志立法的矛盾，在執法上則產生人治和法治的矛盾，行政上又產生服務人民和統治人民的矛盾?，F在的社會除了沒腦的都知道，既得利益者們死抱著利益不放，旨在拖廷時間，誰都知道在體制內修修補補絕對不能根本上解決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路向不對，豈是多耗時日可以解決的呢？

第二篇：當前社會矛盾問題的主要特征

當前社會矛盾問題的主要特征

現階段中國的社會問題是在特有的歷史時代背景下出現的，表現出和其他國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訴求。

有調查顯示，中國民眾最感興趣的問題，前六位都是民生問題，而且是基礎性的民生問題，一般是社會保障、通貨膨脹、醫療、公共衛生、教育問題、養老保險問題，還有一些地方對環境生態特別關注。原因很簡單，我們國家長期以來民生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中國現在的主要矛盾問題，80%以上根源于民生問題。民生解決不好的話，會誘發各種各樣的矛盾。

第二是勞資矛盾非第一矛盾。

調查發現，社會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貧富，第三位是勞資，這與馬克思時代很不一樣。那時，勞資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個原因是民眾對于政府有一種復雜的態度：一方面，民眾對于政府有些不滿，另一方面，又離不開政府。民眾對于政府有著一種心理和行為上的慣性依賴，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個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錯位、缺位、越位?，F代政府的定位應該是公共服務型政府，而我國在毛澤東時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開放后實際上定位為經濟型政府?，F在，無論是胡錦濤總書記還是溫家寶總理，都強調公共服務型政府，但我們政府這個公共服務型組織角色扮演的還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眾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滿足。另外，有些官員在具體工作時，直接侵害了民眾的利益。本來民眾對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對政府很依賴，現在既滿足不了他的一些要求，還損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間肯定會產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沒有轉過來，甚至有的時候跟民眾對立起來，直接引發了官民之間的糾紛、矛盾和沖突。

第三是個案問題容易演變成群體化的矛盾。

在實際中，50%的群體事件原本是很簡單的個案問題，但由于處理不好，最終演變成了一種地區化的、規模化的、群體化的社會矛盾沖突。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交通事件，就是因為傳言政府袒護“老板”，進而引發了一起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有調查證明，中國的群體事件有個特點，卷入群體事件的絕大多數人往往與誘發群體事件的導火索無關。這說明，現在民生問題沒有得到很好改善，主要群體有弱勢化的趨向，人們心里不滿，需要發泄，找到機會就借機宣泄、借題發揮。所以，有學者把這種現象叫做無直接利益沖突。

第四是利益訴求方式（抗爭方式）總體上相對溫和。

和別的國家比，在中國現階段，民眾抗爭方式總體而言以溫和的方式為主，激烈的利益訴求方式只是少見的現象。主要表現為上訪、靜坐、集體“散步”等方式。馬克思時代工人運動是搗毀機器、搗毀工廠，更進一步的是拿起槍支走上街頭，推翻現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與政府有激烈的沖突。而現在我們國家不是，這跟民眾的理性行為方式的選擇有關。

中國民眾總體上是比較理性的，普遍會考慮投入和產出之間的性價比。一方面要擴大影響，引起上級的重視并解決問題；另一方面要避開違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為違法行為為出發點，減小自身的風險，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于是，種種溫和的方式就成為他們的首選。從歷史上看，引發激烈暴力行為有幾種可能性。一個是極端的生存危機出現，容易引發暴力事件。而這種情況在大部分國家出現的可能性越來越小。除此以外，還有三種容易誘發激烈沖突的因素，而這三種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國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壓根沒有歷史基礎和民眾基礎。哪三種因素呢？

第一種容易引發激烈沖突的因素是極端意識形態。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陷入到極端意識形態中，那就意味著勢不兩立，不同的群體就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我們國家曾經經過這個時期，即“文革”時期，一個民族陷入了瘋狂。

第二種因素是極端的種族主義。中國在這個因素上既沒有意識基礎也沒有現實基礎。史上最典型的極端種族主義代表是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中華民族是一個寬容、包容的民族。在漢族成長的過程中，漢族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個民族融合而成的。中華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個民族。當希特勒打擊猶太人時，猶太人往各個國家跑，別的國家都拒簽，可是一個中國領事就發了幾萬張簽證，一大批猶太人跑到中國來，到上海去了。所以，猶太人對中國非常感恩。

第三個因素是極端的宗教意識。極端的宗教意識把異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別視為敵人。中國從歷史上來看，極端宗教意識是沒有基礎的；從現實來看，也沒有民眾基礎。所以，在中國沒有極端宗教意識膨脹的可能性

第五是解決問題處兩難境地。

中國復雜的社會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蘆浮起瓢。比如，房價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會讓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財富嚴重縮水，而我們很重要的目標是要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說勞動權利的維護。如果把勞工標準提得很高，那么企業成本就會提高，而我們國家現在大多數制造業利潤都不高，出口產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幣又在升值，那產品怎么能賣得動。尤其企業一旦倒閉，對民眾影響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會失業，連工資都掙不到，這就是兩難。

第六是社會矛盾生長空間較大。

從社會矛盾演化的角度看，現在只能說社會矛盾剛開始不久，生長空間較大。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有三個。

一是新的一輪城市化“大躍進”所帶來的新的社會矛盾問題。各個地方正在或準備開展新一輪的城市化“大躍進”，我們中國有一百八十多個地級市提出建立國際化大都市的口號。這是很嚇人的，美國也沒有這么多的國際化大都市。這個“大躍進”一旦開始，大量的征地拆遷，新的矛盾就會形成了，圍繞著強行征地拆遷就會形成新一輪的社會矛盾。

二是以往歷史遺留問題的“倒找”。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因為沒有相應配套法律，就“摸著石頭過河”，很多做法往往沒有法律依據，現在，人們法律意識增強了，倒過來一看不對，這也引起了很多社會矛盾問題。

三是勞資矛盾和糾紛將會大幅度上升。勞資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城市化在推進，城鎮人口越來越多，農村人口越來越少，勞資關系覆蓋面越來越大，幾乎覆蓋所有的領域。而且勞資關系的特點是集中程度高，組織紀律性強，在一個地方出現問題，別的地方可能聯合性地作出反應。另外，現在民眾維權意識、平等意識開始增強，但現有《勞動法》又有偏差。不出意外的話，勞資矛盾未來幾年將會超過官民矛盾，躍居第一。中國未來是否能夠和諧、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勞資矛盾如何解決。無論是從一個層面還是從主體的角度來講，勞資矛盾都將占據著壓倒性的位置。有兩個數據能證明這個問題：從1997年到2006年這10年間，中國 GDP 每年增長幅度在10%左右，而勞資糾紛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遞增。而2008年這一年勞資爭議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對這個問題必須有前瞻性考慮，一些政策調整和安排應盡早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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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警惕當前威脅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和問題

警惕當前威脅中國的主要社會矛盾和問題

偉大領袖毛澤東教導我們：“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沖垮”真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

從網上網友的評論中很容易看出群眾對社會的不滿的表現，對社會不滿的主要是年輕人，70后80后，主要不滿的方面是：腐敗普遍性，貧富差距廣泛性，領導特權，社會機會不平等性，工資及收入差距懸殊，和民主的落實性，領導干部不關心社會和群眾問題，以上這些問題得不到政府的關心或者不夠關心，或者根本不關心！

1,、腐敗，如果繼續發展，將會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社會底層的公平被隨之剝奪，并給分裂分子和黑社會造成可乘之機和借口。

2、新疆西藏的分裂**因素始終嚴重存在，發展嚴重時，有可能使中國進入內戰和分裂局面，并給美國日本等企圖顛覆中國的國際勢力造成可乘之機和借口。

3、社會黑勢力和邪惡勢力對政府工作的嚴重威脅，會削弱黨的權力和黨的威信，使社會成了正不壓邪，邪強于正的局面，黨和政府成了名存實亡的樣子政黨政府！使社會成了強者得天下。甚至最終成了政府怕黑社會和邪惡勢力，反過來還聽和黑社會的話。邪惡強于正義！

4、社會不公平現象嚴重，使人民對黨產生不滿。

5、政府和國家機關官員權力絕對一人領導，而不是集體領導，沒有別人監督或者監督名存實亡。

6、貧富差別加大，由腐敗造成的社會有失公平，社會投機鉆營成為風氣。

7、公安系統成了黑社會、不法分子和有錢有權人的保護傘。

8、一些喪失共產黨員信仰的黨員混進了黨的中央，就像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一樣，造成黨的性質和綱領的根本改變。

9、更嚴重者，很有可能腐敗分子、分裂分子、黑社會，流氓團伙、打砸搶者以及國際顛覆勢力會乘機在關鍵時候相互結合，造成社會大混亂。

10、黨內和政府內，失去黨性，把為黨和國家干工作變成了為自己“升官發財”，所以才弄虛作假，徇私枉法，假公濟私，不正之風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

11、

第四篇：關于當前我縣社會矛盾的思考

關于當前我縣社會矛盾的思考

一、當前形勢下我縣社會矛盾糾紛的主要表現形式及特點

一是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因各類經濟組織實現經濟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一些行政組織的行政行為和辦事行為的隨意性，導致了社會矛盾糾紛內容的復雜化，形成矛盾糾紛的原因多、因素多，生成過程復雜，而且在矛盾糾紛的演化過程中，還關聯了諸多不確定因素，矛盾糾紛的后果不是涉及個別人的利益，而是牽扯眾多當事人的利益，解決矛盾糾紛的方法已不再簡單化，增加了當前社會矛盾糾紛的復雜性，導致解決矛盾糾紛的難度加大。

二是矛盾糾紛的群體性。在農村，由于基層行政組織辦事方法簡單而引起的土地、林地等糾紛，眾多農民成為糾紛當事人；歷史遺留的聯合診所人員、原民師等特殊利益群體為達到其目的，從當初的縣內串聯演變成跨地域串聯，組織實施大規模赴京省上訪，這些社會矛盾糾紛當事人的組織化、群體化傾向明顯，如處理不當極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三是矛盾糾紛的多樣性。從矛盾糾紛的法律性質來看，社會矛盾糾紛由過去單一的民事糾紛發展為經濟糾紛、行政糾紛與民事糾紛多種形式并存。社會糾紛不僅包括傳統的婚姻、家庭、宅基、贍養、撫養、借貸等糾紛，而且還表現為

土地承包、行政不當、生產安全事故、房屋拆遷等方面的眾多新型社會矛盾糾紛，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增多。

二、當前我縣社會矛盾糾紛產生的主要原因

1、追求經濟利益的思想過于片面化。有的人為謀取經濟利益最大化，擅自違約，不履行經濟合同或協議，甚至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新村建設上，有的承包商缺乏誠信，見利忘義，在工程款結算后，不是及時給農民工發放工資，而是卷款走人玩消失，引起農民工上訪。

2、一些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少數基層干部服務意識、公仆意識較差，對人民群眾感情不深，依法行政、依法辦事觀念不強，對群眾反映的訴求，對出現的矛盾糾紛，沒有做到積極主動的去解決調處，致使一些初發矛盾演變升級。個別基層干部作風粗暴，方法簡單，特別在計劃生育和集資收費等方面，態度強硬，作風蠻橫，引起群眾不滿，傷害了干群之間的感情，從而引發干群矛盾，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3、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社會熱點難點問題處理得不夠妥當。有些政府部門對出現的房屋拆遷、突發性重大事故等，處理得不夠及時、公正和徹底，引起群眾不滿；有的基層組織對群眾反映的村（社區）委會的財務、政務等方面問題，沒有做到快速處理，或處理后不及時向村民公開結果，致使基層組織的威信受損；對涉及群眾切身利益的土地承

包、任意集資攤派等問題處理不公；對于這些熱點難點問題處理不妥而引發了不少上訪事件，影響了基層社會穩定。

4、群眾對有的基層組織不信任。一些基層干部工作作風不實，群眾觀念不強，沒有完全做到想群眾所想、急群眾所急、幫群眾所需，對群眾關心不夠，支持不力，干群關系疏遠，不信任感加大，當群眾與群眾之間、群眾與村委之間、群眾與基層行政部門之間發生矛盾糾紛時，當事人不愿找基層組織解決和處理，而是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寄托在上級機關，總認為只有到大機關、見大領導才能公正解決問題，導致矛盾糾紛變成越級上訪事件。

三、解決矛盾糾紛的思路與對策

依法、及時、有效地化解各類社會矛盾，需要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多元化的調處機制。從實際需要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1、建立和完善民意表達機制。這是保障公民的建議權和申訴權，加強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及時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會矛盾的主要措施。它包含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在各項政策和決策出臺前，應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廣泛征求民意，減少和防止隨意性，讓政策和決策制定得更加科學合理，從源頭上預防侵害群眾利益現象的發生。二是拓寬民意表達途徑，為人民群眾的訴求提供暢通、便利的渠道。人民政府及其有關工作部門，要向社會公布信訪行

政機構和有權處理問題的行政機關的通信地址、聯系方式、工作程序和標準等相關事項。三是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監督的人民內部矛盾調處工作機制，主要有協商、合議、聽證和辦理、復查、復核的三級終審制等，以提高解決的效果，減少重復上訪和越級上訪，做到多渠道化解矛盾。

2、建立超前聯動的排查調處機制。人民內部矛盾涉及的行業多、領域廣，僅靠一兩個部門是無法完成排查調處任務的。各有關部門應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建立超前聯動的人民內部矛盾排查調處機制。一是主動出擊，準確排查。深入鄉村和社區街道，面對面地與群眾交流溝通，了解群眾的疾苦，收集社情民意，切實掌握影響基層穩定的各種問題、動態、信息和苗頭，做到滾動排查，縱向到底、橫向到邊，不留死角。二是及時做好基層調處工作。對排查出來的矛盾糾紛，要針對其不同特點，認真研究處理途徑和辦法，妥善加以解決。通過民主議事、民主懇談等形式，協調利益關系，化解矛盾糾紛，使村民委員會成為保障群眾安居樂業的重要組織形式。基層組織要善于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解決矛盾糾紛，綜合運用各類措施把矛盾隱患化解在基層，消除在萌芽狀態，力爭實現問題不沉積、矛盾不上行。

3、建立預防和處置矛盾的協調機制。在各種工程項目的實施中，必須充分考慮所涉及群眾的利益，總的原則是在發展中調整利益分配關系，從源頭上減少社會矛盾的發生。對已經發生的社會矛盾的調處，要付出合理的調處成本，建立矛盾調處的利益分擔機制，即由對引發矛盾負有責任的當事人、當事人單位、當地政府各承承擔一定比例的調處成本。通過當事人合理利益的實現，保證矛盾的有效調處。

4、建立解決矛盾的責任追究機制。一是對引發矛盾的責任追究。二是對矛盾調處不作為的責任追究。堅持對引發矛盾的責任追究，一方面是從法律的角度落實對行政行為和民事行為的責任問題；另一方面可以從源頭上減少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同時，只有堅持對矛盾調處不作為的責任追究，才能更好地落實“屬地管理、分級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促進人民內部矛盾的合理解決。

第五篇：歷史的輪回怪圈：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歷史思考

歷史的輪回怪圈：對于當前中國社會矛盾的歷史思考

［ 作者：佚名 轉貼自：本站原創 點擊數：15716 更新時間：2005-8-6 文章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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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以來，社會矛盾逐漸成為了中國公眾矚目的焦點---------官員腐敗，貧富差距擴大化，三農問題，仇富心態，教育改革，房產價格，醫療社保等一系列問題猶如走馬燈一般紛紛闖入人們的視野，同時，許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戰著中國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筆者來到深圳短短幾天，就接觸到了一個光聽來就足以讓人感到恐懼的名詞----------砍手黨。而不久前親身經歷的事情更是觸動了內心深處的悲憫。

那晚在白石洲，筆者口渴，買了一瓶礦泉水。行走間，突然感覺有人在身后摸索。當時第一反應就是：有人搶劫。等到回頭看時，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個撿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歲的樣子，渾身邋遢，還散發著一股酸臭味，手里提著一個裝滿各類瓶罐，比他自己還要高的麻袋。我將水喝完，把瓶子給了他。然后帶著一種助人為樂的快意轉身離去?？蓜傋吡藥撞?，又聽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動靜，接著，筆者看到了震撼心靈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個干瘦的老婦人扭打著，僅僅是為了剛才施舍的瓶子。筆者一時無語，事后卻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種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沖動。

我們的社會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點頭腦的人都會問這個問題，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種最為通行的說法就是--------歷史的輪回。具體地說來，歷朝歷代的統治時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天下創世 2。矛盾叢生3?？偙罎?個別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實行了一些改革，緩和了社會矛盾，從而延長了統治時間。這是中國歷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蕩。綜觀國史，史實讓筆者也不得不承認上述說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國是否在重新陷入這個歷史的輪回怪圈呢？這倒的確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一。周期性振蕩產生的原因

關于中國社會發展的周期性振蕩現象，早在建國以前，就已經有人注意到了。魯迅就曾經把中國歷史歸納為“一治一亂”，“破壞---建設---再破壞”的打擺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黃炎培與毛澤東的對話。黃炎培曾問毛澤東：“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許多許多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贝送?，黃炎培還指出，從歷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周期率。他問毛澤東有什么方法跳出這一周期率？對此，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p>

很明顯，毛澤東是把周期性振蕩歸因于腐敗，而應對之策就是民主。竊以為，毛澤東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謂的腐敗，是由于權力缺乏有力監督與制約造成的，并非中國的特產，而周期性振蕩在其他國家卻未之有也。由此可見，腐敗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筆者認為，是社會財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這種奇特的局面。

社會財富一經創造，大致有兩個去向：1。進行擴大再生產2。留作消費基金。那么這就涉及到了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了。

進行擴大再生產的那一部分關系到社會的再發展，無可厚非。但是，消費基金就關系到了每一個人的生計問題了。人活著不是為了消費，但沒有消費就不能活著。去除再生產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個分配，那么分配應該本著什么原則呢？我認為，最重要的信條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將傷害生產者的積極性，而且還在社會各個群體間種下不和的金蘋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異的，能者多勞多得，庸者少勞少得，這樣看來，貧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關鍵在于，你怎樣把握好度的問題？

大凡只要還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條件能夠得到滿足，以身犯險，挑戰社會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過來講，一個平常人（請注意，不是職業犯罪者）開始為了生存來反抗現行秩序，這就說明他的生存狀況已經到了難以維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國歷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現行秩序的每次都是農民，準確地說，是饑寒交迫的流民。他們不是因為懶惰而挨餓受凍，相反，他們很勤勞，肯干，能吃苦，但他們仍舊要遭受不體面的命運。那么，既然不是他們本身的過錯，又是誰的過錯？

在農業時代，社會財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為衡量標準的，你的財富多少，社會地位多高，取決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數量與質量。所以社會上層集團只會是地主，而不會是農民。農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從生產方式上劃分，有農奴，佃農，自耕農；從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貧下中富農?？梢哉f，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時代的社會財富分配。筆者綜合了國史與世界史，發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大凡國家穩定繁榮之時，小農經濟占優勢；而國家衰敗，接近崩潰滅亡之時，全國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數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這就值得探討了，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說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為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實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為中國的地主與歐洲的領主不同，沒有免稅免役的特權。但是問題在于，理論與現實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會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隱匿不上報，以此來逃避納稅。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農民卻要納稅，換句話說，地主把原本應該自己承擔的負擔轉嫁到了農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納稅，沒地的反倒要交錢。農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淪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運用手段將原本屬于國家的資產收入囊中，客觀上削弱了國家的力量，而因他們產生的流民又成為了國家的負擔。一方面國家越來越虛弱，一方面負擔與日俱增，這樣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終究把國家拖垮。中國歷史上的歷次改革，從均田法到王安石變法，再到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其中都往往會有一項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這恐怕也從反面說明了問題產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國目前的社會財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時代，進入了產業社會。社會財富的概念沒有變，只是衡量標準變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貨幣的作用開始凸顯，并最終成為了社會財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財富，主要是看你的財產兌換成貨幣后尾數上帶了幾個零。

那么，我國目前的社會財富分配的現狀如何呢？建國以后幾十年，我們實行的是平均主義路線，許多因為改革開放而富起來的人對此深惡痛絕。筆者個人認為，這是國家對于以往的社會財富分配方式的一種矯枉過正，它忽略了個體人的能力差異，大搞一刀切。改革開放以后，國家基本屏棄了這種方式，開始了“按勞分配”的時代。這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許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間就發生了變化，所講究的就是能者多勞多得，庸者少勞少得。那么這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上，你要把貧富差距控制在怎樣的一條底線上才算合適呢？

改革開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來，鄧小平曾經構想：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再帶動其他的人富起來。但先富起來的這部分所謂的“新貴族”似乎并無此意，而是更加變本加厲地擴大貧富差距。而相應的，許多問題也由此滋生了出來。目前的社會財富分配，姑且不論合理與否，已經使得絕大部分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的手中，這樣一來，大多數人所控制的財富就很少，財富相對減少，購買力必然降低，那么社會總體消費需求也就隨之降低，最終制約經濟進一步發展。目前，我國經濟出現的產業總體蕭條化現象，筆者認為就是由此產生的惡果之一。試問，沒有了消費需求有力拉動，誰還會去生產呢？生產得越多，賠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壟斷了某種資源的行業還能夠維持利潤，不過，普通大眾消費不起，所以只能從少數富人身上動腦筋了，以至于出現了某銀行宣布，取款額低于多少不予辦理；某中學只對黨政機關子弟開放的怪現象。原本有限的社會資源又向這些“新貴族”傾斜。而對于處于社會底層的多數派而言，則是惡性循環。最終的結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戶口卻住不起房，有病卻上不起醫院，有孩子卻上不起學。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會財富分配本身來看，在改革初期，我們的“新貴族”們真的是嚴格按照黨中央制定的“按勞分配”原則行事的嗎？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對他們來個刨根究底，大多數人的案底不會清白。有句老話叫做“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正是在這個信條的指引下，有人曾經乘火打劫，低價壓購國家資產；有人在生產過程中，偷工減料；有人違反勞動法，導致勞工利益受損；甚至還有人鋌而走險，干些諸如走私之類的違法買賣。他們正是通過這樣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積累了巨大財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國。看來，“新貴族”們自我吹噓的“個人奮斗”很大程度上實在讓人難以認同。他們的積累是建立在對個人財產的“搶劫”（如中國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東，而不是廣大股民）以及國家資產的掠奪的基礎之上的。這與前文當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謂是“師出同門”。目前，政府一方面總是苦于國家財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負擔日益加重。長此以往，必將形成惡性循環。而我們的國家很有可能在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當中被拖垮，國家與普通大眾會為犧牲品，數千年來反復演繹的故事很有可能將在21世紀上演。

三。歷史帶給我們的啟示

1。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人口大國。正所謂眾口難調，在處理內部社會矛盾上的確有著他國沒有的難度。正是因為如此，解決內部矛盾才變得非常迫切。中國歷代王朝或者當斷不斷，或者礙于集團利益，或者改革失當，以致沒能解決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問題長久積壓，最后往往導致大**的爆發，葬送了整個國家。

2。社會財富不能高度集中于少數人手中。財富代表了社會能量，誰掌握的財富越多，誰的能量就越大。而社會創造的財富總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對于乙就是強勢的，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國目前的社會狀況很類似于19世紀前期的英國，都是處于經濟飛速上升時期，國家法制相對還不完善，社會矛盾比較尖銳。但是英國人逐漸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來協調制衡各個集團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會穩步向前發展，最終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輝煌。至于某些人希望用道德來感化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想法，筆者倒還沒有在歷史上找到過成功的范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會結構。筆者認為，最合理最穩固的結構模式就是橄欖型，即兩頭小，中間大-------非常富裕的與非常貧困的都只占社會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產階層為社會主體。至于貧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過社會保障來保證他們的生存。這個模式將效率與公平統籌兼顧，應該可以成為中國未來二十年社會發展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