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研究

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反腐倡廉研究

一、黨建立初期的反腐倡廉思想

黨的反腐倡廉思想萌發于建黨初期。1921年7月，黨的一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在規定黨的性質和奮斗目標的同時，提出實行紀律約束和黨內監督，“工人、農民、士兵和學生的地方組織中黨員人數多時，可派他們到其他地區去工作，但是一定要受地方執行委員會的嚴格監督。”“地方委員會的財務、活動和政策，應受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監督。”[1]這充分表明黨從建立之日起，就為實現黨的清正廉潔、取信于民打下基礎。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一部分黨員在國民政府任職，一些思想不堅定的共產黨員開始投機鉆營，出現了貪污腐敗問題。中共中央極為重視，1926年8月4日發出《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告——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指出：“一個革命的黨若是容留這些分子在內，必定會使他的黨陷于腐化，不特不能執行革命的工作，且將為群眾所厭棄。”要求黨的各級組織“迅速審查所屬同志，如有此類行為者，務須不容情的洗刷出黨，不可令留存黨中，使黨腐化，且敗壞黨在群眾中的威望”。[2]同時，針對共產黨員競相到國民黨政府中去做官的問題，12月2日中共中央局在給江西黨組織的信中指出：“嚴厲取締黨中機會主義作官熱的傾向”，“絕不能就跑在政府中去占位置”，并指示江西黨組織，對于“幾個當縣知事的同志，當立刻限期命令他辭職，如過期不理立即登報公開開除。還有不服從黨的命令而自由獵官、獵高位的人，亦須嚴重警告，不聽即斷然公開開除”。[3]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中再次規定：“黨員未得黨的同意，不得任國家機關內任何的職務。”

中共中央對黨內剛剛露出的貪污腐敗苗頭，及時采取嚴厲而堅決的措施，充分表明黨絕不容許存在貪污腐敗，對貪污腐敗分子必須堅決懲治，以贏得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

二、建設廉潔政府取信于民

中國共產黨實現局部執政后，工作人員的廉潔作風與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官吏們橫行霸道、貪污盤剝的腐敗作風，形成極為鮮明的對比。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的實踐經驗時，多次將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進行比較。他說：“利用抗戰發國難財，官吏即商人，貪污成風，廉恥掃地，這是國民黨區域的特色之一。艱苦奮斗，以身作則，工作之外，還要生產，獎勵廉潔，禁絕貪污，這是中國解放區的特色之一。”[5]解放戰爭時期，“我們是艱苦奮斗，軍民兼顧，和蔣介石統治區的上面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6]在事實面前，人民群眾迅速分清了國共兩黨和兩個政權的優劣，中國共產黨以它廉潔為民的形象，贏得了民心，革命戰爭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革命戰爭年代，根據地經濟十分困難。本著節省的方針，黨加強管理，嚴禁貪污浪費。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制定的《地方蘇維埃政府的暫行組織條例》中規定，省、縣、區三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領生活費的工作人員，省不得超過90人，縣不得超過25人，區不得超過15人。[7]1939年6月5日，《中央關于嚴格建立財政經濟制度的決定》中指出：“任何機關部隊必須照批準之預算限度內開支，如有浪費或超過情事，概不批準。”“各機關部隊學校除自己節省伙食舉行會餐外，不得互相請客（外客來賓招待除外）。平時開會不得招待酒菜香煙。”[8]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規定抗日根據地黨政和民眾團體中的工作人員，全部脫離生產人數不超過甚至更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

對黨政軍干部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活標準，黨和政府也作出明確指示和規定，要求他們與廣大群眾的生活水平保持一致，嚴禁特殊化。如，1930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政府人員要成為認真辦事的工作者，生活與群眾在相同的水平線上，防止腐化。”[9]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按照城市的條件，取消私人的馬匹與馬夫及私人勤務員；除部隊外，現行的警衛制度，一律取消；所有汽車必須統一地合理地分配，禁止任何私人霸占汽車。[10]

在黨的領導下，根據地各級政府勤儉節約、清正廉潔，涌現出了一大批一心為民的好干部。如，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劉啟耀，主力紅軍長征后，繼續領導開展游擊戰爭，在戰斗中突圍與組織失去聯絡之后靠乞討度日，卻從不動用帶在身上的黨的活動經費，在1937年初中共江西臨時省委成立時，他將保管了3年的經費拿出來。[11]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人人平等，并無薪水。正如林伯渠所說：“廉潔奉公，已成為政務人員一般具有的品質……雖然個別的還存在著浪費與貪污現象，但是用錢少辦事多，仍然是我們的工作作風的主要特點之一。我們的工作人員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從邊區到鄉級的行政干部，現有×千余人，其中大部分都有長期斗爭歷史，有著實際工作經驗，雖然很多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卻能吃苦耐勞，埋頭苦干，忠誠于人民解放的事業，因而也為大眾所愛護。”[12]

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革命的工作重心逐漸由鄉村轉移到城市，這給黨的反腐倡廉提出了新的要求。黨制定了城市政策，嚴肅入城紀律。如，部隊在解放石家莊時，中央工委向進入石家莊工作的干部和警衛部隊宣布：“一切到石家莊工作的干部和士兵，不準私人拿取一點東西，不準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須保持純潔與艱苦的作風，如有人違犯這些規定立即送出石家莊。所有繳獲物資，一律歸公，其中可作私人使用者，例如鞋襪牙刷襯衣等，由物資委員會統一搜集或購買，有計劃地分配。”這些規定使城市工作人員和部隊官兵保持廉潔的作風，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

三、依法懲治貪污腐敗，純潔革命隊伍

制定法規條例，依法嚴懲貪污腐敗分子，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反腐倡廉的重要措施之一。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和蘇維埃政府制定嚴格的法規條例，對黨政機關工作人員進行紀律約束和管理，如有貪污受賄者堅決依法懲處。1930年3月，閩西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頒布的《政府工作人員懲辦條例》中規定：“政府工作人員侵吞公款有據者、受賄有據者，撤職并剝奪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侵吞公款三百元以上者、受賄至五十元以上者槍決。”[13]1933年12月15日發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二十六號訓令——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規定：“凡蘇維埃機關，國營企業及公共團體的工作人員利用自己地位貪污公款以圖私利者，按貪污公款數額分別進行懲處。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處以死刑。凡挪用公款為私人營利者以貪污論罪。”此后，凡經查實核準的貪污腐敗案件，均依此訓令予以嚴懲。如，瑞金縣蘇維埃政府財政部會計科長唐仁達，貪污各種公款共34項，合計大洋2000余元，被判處死刑，沒收其財產。又如，于都縣委、縣蘇維埃政府領導干部嚴重的集體貪污腐敗案件中，判處縣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劉士祥及劉天浩、李其芬，少共縣委書記滕瓊，潭頭區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等5人死刑；撤銷縣委書記劉洪清職務、熊仙璧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于都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職務。[14]貪污腐敗分子被依法懲處，革命根據地人民拍手稱快。正如毛澤東所說：“腐敗不清除，蘇維埃旗幟就打不下去，共產黨就會失去威望和民心！與貪污腐化作斗爭，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天職，誰也阻擋不了！”[15]

抗日戰爭時期，黨內腐敗出現了新傾向。部分黨員干部“雖是出身于工農，也知道群眾的苦難和要求，但他們已經染上了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不僅不好好地為群眾辦事，反而企圖爬到群眾的頭上，假公濟私，利用自己的地位去發財致富”[16]。為懲治這些貪官污吏，1938年8月15日，《陜甘寧邊區政府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頒布，規定：“克扣或截留應行發給或繳納之財物者、買賣公用物品從中舞弊者、盜竊侵吞公有財物者、強占強征或強募財物者、意在圖利販運違禁或漏稅物品者、擅移公款作為私人營利者、違法收募稅捐者、偽造或虛報收支賬目者、勒索敲詐和收受賄賂者、為私人利益而浪費公有之財物者，以貪污論罪。”其他抗日民主政府關于懲治貪污腐敗分子的法令條例也先后公布，如《山東省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晉西北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晉察冀邊區懲治貪污條例》等。據不完全統計，從1939年至1941年6月，在陜甘寧邊區200個縣由司法機關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貪污案件235件，占案件總數的5.16%；在晉冀魯豫邊區1943年—1945年由司法機關審理的刑事案件中，貪污案件共1075起，占案件總數的5.45%。[17]對貪污腐敗的嚴懲，沉重地打擊了新貪官污吏，有力地推動了抗日根據地的反腐敗斗爭。

解放戰爭時期，貪污腐敗形式又發生新的變化。1947年9月，朱德在全國土地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過去我們沒有作假報告的，現在有了，貪污腐化也有了，發財的思想也有了，私有制度也就出來了，浪費民力、物力等等現象很嚴重。”[18]1948年2月12日，楊成武在報告中指出：“貪污浪費非常嚴重。在三查中發現不少貪污腐化現象，多種多樣：如貪污公款、盜賣公物，克扣大家、假造賬目，以公款運銷、違法走私等等。貪污數目多者竟達××萬元以上，并有集體貪污現象。”[19]各解放區人民政府根據反對貪污腐敗斗爭的需要，修改和制定懲治貪污條例，先后頒布《東北解放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晉冀魯豫邊區懲治貪污條例》，華北財經辦事處的《關于反貪污浪費的指示》、《修正淮海區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等。這些條例對各解放區嚴懲貪污腐敗分子起到法令效應，有效地保證了解放區的廉潔政治。

四、發揮人民群眾的檢舉和監督作用

充分發揮和依靠人民群眾檢舉和監督的有效作用，是黨在民主革命時期反腐敗斗爭中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正如任弼時指出的，同貪污腐敗現象做斗爭，“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內發動所有的黨員群眾，在政府系統中發動廣大的勞動群眾，大家來進行批評和監督。這種群眾的批評和監督，應當成為我們肅清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傾向，肅清貪污腐化和反對其他各種不正確的思想傾向，以及消除對這些不正確思想傾向采取的自由主義態度的一種重要武器。”[20]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和各級蘇維埃政府積極發動群眾，開展檢舉運動。1932年12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部發布第二號訓令，指示“對于被選舉的各級蘇維埃政府委員，及各級政府委任的工作人員，和各地軍事機關及地方武裝、獨立師團、游擊隊、赤衛軍、少先隊等部隊的指揮領導人員中的階級異己分子，和官僚腐化動搖消極的分子，要來一個大的檢舉運動，洗涮他們出蘇維埃政府機關及地方武裝中去”[21]。大規模的反貪污檢舉運動首先從中央各機關開始，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突擊隊、輕騎隊、工農通訊員等群眾性組織發揮了很大作用。中央機關一級的貪污腐敗案件，大多數是在“工農通訊員的積極工作與各機關工作人員的熱烈參加之下”被檢舉出來的。1934年3月，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公布，被檢舉的機關和企業有中央總務廳、招待所、財政部、勞動部、土地部、中央印刷廠、鎢礦公司等，共查出貪污款項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個；中央機關被檢舉出的貪污分子，“送法庭制裁的有29人，開除工作的3人，包庇貪污與官僚主義者送法庭的1人，建議撤消改調工作的7人，給嚴重警告的人，警告的4人”[22]。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政府規定：“對公務人員有功或有過，人民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及建議之權。”“各下級政府或政務人員，如接得人民向上級政府控告的訴狀，特別是控告政務人員的訴狀，須隨時負責轉呈上級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難，亦不得置之不理。”[23]在陜甘寧邊區，由群眾直接揭發檢舉的、在群眾中影響極大的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逼婚未遂后殺人案和蕭玉璧貪污公款案，案犯都先后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

事實證明，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反腐敗斗爭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來監督黨和政府，以防止黨和政府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發生貪污腐敗，是民主革命時期黨領導反腐敗斗爭的成功經驗。

五、加強廉政教育，筑牢思想防線

加強廉政教育是反腐倡廉的基礎，是黨政干部拒腐防變的根本。民主革命時期，隨著革命戰爭的不斷深入，革命形勢的不斷變化，黨的隊伍中貪污腐敗現象和方式也發生變化。黨在反腐倡廉建設中，有針對性地對廣大黨員及干部進行思想教育，有效地提高了他們思想政治覺悟和道德修養，以及廉潔自律的自覺性，使其在反腐敗斗爭中，筑牢思想道德防線。

土地革命時期，1929年12月，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提出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規定發展新黨員的五個具體條件，即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忠實；有犧牲精神，能積極工作；沒有發洋財的觀念；不吃鴉片、不賭博。這些規定對于純潔黨的組織，加強對黨員廉政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

抗日戰爭時期，雖然實現了國共合作，但國民黨反對共產黨的企圖沒有變，通過各種渠道滲透到抗日根據地，對共產黨和抗日民主政府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進行拉攏和腐蝕。這給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反腐倡廉建設提出了新的考驗。1937年11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告誡全黨，要時刻防止“國民黨對共產黨干部所施行的升官發財酒色逸樂的引誘”，并指出黨內已經存在“一部分黨員對過去艱苦斗爭的生活不愿意繼續的情緒”，“在紅軍改編后某些個別分子不愿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等現象”，這些新軍閥主義“帶著特別大的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需要堅決地加以反對”。[24]黨的及時教育和提醒，使根據地中的廣大黨員及干部對國民黨企圖瓦解共產黨采取的卑劣手段加深了認識和警醒，時刻提防腐敗現象的發生。

解放戰爭時期，黨注重加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保持艱苦奮斗精神的教育。1946年5月4日，劉少奇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中指出：“各地應當教育干部，特別是區鄉干部，發揮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領導地位取得過多的利益，以免引起群眾不滿，轉向同干部作斗爭。”[25]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廣大黨員及黨政軍干部通過認真學習，深刻地認識到反腐倡廉同黨和政府的命運息息相關。因此，要時刻保持清醒頭腦，警惕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同貪污腐敗現象作斗爭，永遠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黨的這些指示對現在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同樣具有教育意義。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第二篇：民主革命時期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歷史演變

民主革命時期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歷史演變

中共中央組織部是黨中央負責全黨黨的組織和干部工作的辦事機關，在中央各部委中一直排序在前，充分表明了其重要性。筆者在《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書內，曾對新中國成立以前歷屆中央組織部與部長的變動，作過考證，但很分散。近期查閱有關歷史文獻史料進行考析，將自中央組織部設立至中共十八大后的實況，作一系統介紹，提供讀者參考。

一、中共中央組織部最初的設立及其變動

1.中共一大至三大并未設立中央組織部。1921年7月召開中共一大時，由于全黨只有50余名黨員，5個地方黨組織，選舉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3人，由陳獨秀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工作，李達負責宣傳工作。會議通過的第一個決議稱“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大會”。這時在上海“設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作共產黨合法的公開的勞動運動” 7、29。擔任主任的張國燾集中精力在領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要推進組織工會工作。當時黨務、黨的組織發展工作主要由陳獨秀直接負責，由李達協助與各地通信。即嚴格講，張國燾的“組織主任”并非中央最早設立的組織部。中共召開二大制定出第一個黨章，并未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立工作部門，只規定“推委員長一人總理黨務及會計；其余委員協同委員長分掌政治、勞動、青年、婦女等運動”。即二大后，并未成立中央組織部。因當時僅有195名黨員，5個地方區執委會，工作量有限。黨務包括黨的組織工作完全由委員長陳獨秀“總理”、主管。1923年6月召開中共三大時，全國黨員增至420人，地方組織亦增多，修改黨章增加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但仍規定“推委員長一人總理黨務，其余委員協同委員長分掌職務”。三大制定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中執委員會“選舉五人組織中央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行使職權”。“選出委員長、秘書及會計”，委員長主持中央局與中央執委會議；“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會計在中央督查之下，管理本黨財政、行政。”[1]p121-122即中央的黨務，黨的組織工作分別由秘書與會計分擔，仍然沒有專人負責。由上可以看出，以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領導在建黨初期，對黨務組織工作沒有足夠重視，存在著重宣傳、工運，忽視黨自身建設的現象。

2.1924年5月中共四屆擴大執委會決定設立中央組織部。針對實行國共合作后革命運動迅速興起、黨內右傾思想日益發展、忽略黨自身建設等問題，會上“中央局報告”，各區、地委報告，均把“組織”“黨務”“黨內組織”“本黨情形”放在首位，表示了對黨務的重視。會議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強調正確“認識國民黨及鞏固我們黨的重要”，通過了相關決議。在《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中強調“必須使我們的黨及其各個機關能有更明顯的組織形式??在黨務組織方面亦是如此”，提出“黨的組織應當采取下列的形式及辦法”，規定“中央及區亦應分設宣傳、組織、工農等部分擔責任”。“秘書兼組織部，組織部之下另有‘統計分配’及‘交通’的職務——‘交通’的職務便是發送秘密宣傳品，組織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等。”[1]p197這是黨中央最早也是第一次明確決定設立中央組織部，并規定其組成與工作。此后由中共中央局委員、秘書毛澤東兼任中央組織部第一任部長。1924年11月1

日，委員長陳獨秀、秘書毛澤東簽發《中央通告第二十一號》，明確提出“黨內組織為黨的中心工作，一切對內對外發展，均與之有密切關系，前次擴大會議決議及中局迭次文告，均已再三講過。??但是內部組織卻未有明顯的進步”。提出六點要求，如“小組及地方會應照例舉行，不得間斷”，“負責黨部或組長，應規劃工作，分配每個同志擔負，訓練各同志使成為真能行動的黨員”；“委員會或組長，至少一星期向中央作報告一次，報告一星期內所做工作”等。[1]p233、234從中看出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毛澤東，確實重視了抓黨的組織工作和自身建設，陳獨秀也認為“黨內組織為黨的中心工作”，開始認真糾正黨不管黨現象。

3.中共四大五大后的中央組織部。1925年1月召開中共四大，通過組織問題決議稱，“組織問題為吾黨生存和發展之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新的中央須特別注意設立一有力的中央組織部，實際上真能指導地方之黨的組織。”“黨的組織部重要工作之一，現在就是設立一個能夠普遍地傳播黨的印刷品之機關。”四大修改黨章，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須互推總書記一人總理全國黨務??其余委員協同總書記分掌黨務”[1]p308、310、313。毛澤東本來是當時中央組織部主管最合適人選，由于1924年12月因病回到長沙，未能出席四大，未再當選中央執行委員。四屆一中全會選舉出中央局委員5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瞿秋白。選舉陳獨秀為中央總書記，并兼組織部主任。同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擴大執委會決議稱，“現在中央的各部：組織、宣傳??應當有確定的組織，他們相互之關系也要明確的規定。中央及區委書記應當盡可能范圍不兼部務”[1]p407。但事實上，由陳獨秀兼任的中央組織部，此后仍然沒有專門做組織工作的干部和固定的辦事地址。在全黨迅速大發展的時期，中央組織部未能發揮應有作用。正如后來陳獨秀在五大報告中講，“中央的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宣傳工作，做得最差的是組織工作”。“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后，由我來主管組織部的工作。后來，組織部實際上已不存在了，因為不論是我還是其他人都沒有在組織部里工作過”[2]p52。但1926年12月周恩來從廣東秘密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兼中央軍委委員。此后曾多次會見陜西、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等地中央黨組織負責人匯報，并作指示。1927年5月中共五大選出中央委員會，五屆一中全會選舉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務委員。陳獨秀繼續當選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為政治局常務委員。5月25日中央常委分工，張國燾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但實際上他并未做什么具體工作。

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共中央組織部

1.從八七會議到十一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央組織部。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新軍閥的殘酷鎮壓屠殺下，中國共產黨被迫轉入地下斗爭。八七會議改組了中央領導，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決定中央常委之下設立組織部等部、委、局。1927年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李維漢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楊匏安任秘書。19日又決定調湖南的陳佑魁來中央組織部任秘書，25日又改任葉文龍為組織部秘書，均未到職。9月23日，中央又決定改任羅亦農為中央組織部部長，莊文恭任秘書。10月18

日因莊文恭未到職，又決定王若飛任組織部秘書，但王也未到職任事。[3]p58、59事實上1927年10月駐武漢的黨中央組織部，并未能建立起固定組織，李維漢與羅亦農亦未能做組織工作。10月，黨中央機關從武漢遷至上海法租界，開始建立分散、秘密的地下工作機關。同年11月9、10兩日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對中央機構進行改組。為適應地下斗爭的新形勢，中央實行常委集權，推選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周恩來、羅亦農為常委會委員，決定取消中央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等。在中央常委會之下設立中央組織局，其下設組織科、宣傳科、軍事科等。“為純粹技術機關”，“科之主任無需執行委員兼任”。組織局主任先后羅亦農、周恩來，組織科科長汪澤楷。[4]p48、51 2.中共六大后的中央組織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蘇聯莫斯科召開。周恩來向大會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對全黨黨員與地方組織分布、數量講得很詳細，似由擔任組織科科長的汪澤楷所提供。六大修改黨章規定，“為處決黨的各種特殊任務起見，各級黨部委員會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委員會，如組織部”，“各部或各委員會隸屬于黨部委員會，受其指導而工作，并經過黨委員會而實行自己的決議”[5]p37。7月20日，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決定，“組織部、宣傳部、軍事部和秘書處直屬于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之下”，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周恩來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六大擴大了中央組織部的職權，規定中央組織部具有制定組織工作政策的職能；可以對全黨組織工作制定決議、經由中央發布實行，而非單純執行和技術性工作；設立部務會議性質的“組織會議”，設部長和相當于副部長負責經常工作的秘書和組織科。據黃玠然（黃文容）稱，“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間，我在中央組織部任組織科長”，“周恩來在負責中央組織部時，人少工作重，組織部只設有一個秘書和一個組織科。組織部的秘書先是余澤鴻，后是惲代英”[6]p6、8。“部里除了部長、秘書外，只有我和劉晉生（劉亞雄）、楊慶蘭、彭硯耕等同志，總共不到十人。”“那時組織部的秘書是主持部里日常工作的領導同志，拿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部里的第二把手。”[7]p70據查1929年8月27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周恩來兼任中央軍事部部長，調羅登賢到中央工作，“作中央組織部部長”，“惲代英到中央組織部（任秘書長）”[8]。同年春，在上海舉辦了中央干部訓練班，由周恩來主持，惲代英為班主任，余澤鴻為副主任。由中央組織部與宣傳部協同組織進行，輪訓各省委干部。同年冬，武胡景任中央組織部干事。[9]1930年2月，李立三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9月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常委周恩來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同年12月，康生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鐵錚（孔原）調任秘書。事實表明，中央組織部的自身建設的加強、內部機構的設置科學合理規范、任務與職權的明確執行，并逐步成為中央機關中最重要的、工作效能較強的工作部門，是在中央常委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取得的。通過歷史地審視，我們可以認為，周恩來是中央組織部和中央組織工作的實際奠基人。

3.中共六屆四中和五中全會后的中央組織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康生擔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兼中央組織部部長。2月，李竹聲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部長[10]p113，秘書仍是陳鐵錚（孔原），干事有陳原道、何子述、楊子烈（女）等。3月28日，中央政治

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央組織部部長參加常委會議。5月1日，中共中央聽取組織部報告作出決議，決定“廢除過去文件的指導方式，改用活的領導，必須建立完善的巡視制度??來加強對于各級黨部的領導”。同時制定《中央巡視條例》，規定巡視員的職權是“中央對各地黨部考察和指導工作的全權代表”[11]p274-281。同年9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成立，李竹聲被指定為政治局委員，仍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秘書陳鐵錚（孔原），干事有黃文杰、楊光華、林電巖等。1932年11月，陳鐵錚（孔原）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933年1月下旬，臨時中央常委博古、張聞天、陳云等，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瑞金，同中共蘇區中央局合并，對外稱“中共中央局”。原臨時中央組織部從部長、秘書到工作人員仍然留在上海，改為中共上海中央局組織部。中共中央局組織部由原蘇區中央局組織部改成，部長由中央政治局委員任弼時擔任，干事有鄧穎超（女）、李維漢等。據李維漢稱，“開始是中央組織部的干事，后來任弼時調到湘贛蘇區去了，便任命我為中央組織部長，但我不管軍隊的組織工作，也不管白區的組織工作和其他蘇區的組織工作。我只聯系三個省委的工作”。“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成立中央組織局，主任是我，成員有張聞天、陳云、王稼祥等同志，他們多數是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局每一次開會的議程，除組織、宣傳外，都是由張聞天提出，會議結論也由他作。重要問題博古也出席。”[12]p339-340此時，金維映（女）擔任中央組織部組織科科長。

4.中央紅軍長征以后的中共中央組織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李維漢擔任軍委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機關各部門隨軍行動。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改組了中央。1月中旬，中央常委陳云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3]p1746月初，陳云被黨中央派往上海恢復黨的白區組織和工作。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共中央針對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企圖，于8月19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中央分工時，張聞天就中央組織部工作的重要性發言，指出‘組織部是一個很大的工作，地方工作、白區工作、紅軍中的組織工作都歸組織部管’。會議經過討論確定組織部由張聞天兼管，李維漢為副。”

[10]p259-260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主力抵達陜北蘇區。10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李維漢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0]p271李維漢稱，“當時的中央組織部機構精簡，只有一個部長和兩個科：干部科和組織科。干部科長郭滴人，組織科長金維映，總共只有幾個人。??組織科主要是參與和幫助當地的工、農、商、學、婦各界抗日救國會的宣傳和組織工作；干部科管理中央黨校的招生和畢業分配及其他干部的調配工作”。“中央組織部還負責打通對外聯系的工作。”“一九三六年九月下旬，我離開了中央組織部。”后來知道，是博古任部長，郭洪濤任副部長。[12]p377、378、381同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陜甘蘇區后，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為博古，副部長為郭洪濤（1937年2月24日任命），秘書長為金維映（女），組織科科長為王觀瀾，干部科科長先后由樂少華、王鶴壽擔任，地方科科長為劉錫五。隨著環境穩定，迎接全國抗日救國新高潮到來，中央組織部的內部機構有了充實發展。

三.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中共中央組織部

1.抗日戰爭前期的中央組織部。1937年12月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增補剛從蘇聯回國到延安的王明、陳云、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陳云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13]p214李富春兼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秘書長鄧潔，秘書處處長武竟天，組織科科長王觀瀾，干部科科長王鶴壽，地方科科長先后劉錫

五、王德，統計科科長聶鴻鈞，機要交通科科長王林，機要秘書賈政，組織部干部訓練班主任陳云兼、副主任王德、總支書記先后胡嘉賓和陳曾固。1938年11月6日，六屆六中全會決定規定：“中央各部得指導下級黨委各該部門的工作，但關于各種重要問題須經由書記處指導之。”

“中央各部所擬定之重要文件、大綱及工作條例等，須經書記處批準后才能有效。”[14]p708這是黨中央第一次明文規定黨中央各部可以向全黨下級黨委同一部門工作作決定發通知。1939年6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中央組織委員會，成員有陳云、王稼祥、李富春等。

2.中共中央組織部任務職權機構的規定。從1940年起，中央組織部曾先后多次向全黨發出關于黨的組織建設和干部工作的決定和通知。例如，1940年發出《各根據地黨委組織部的工作條例》，8月14日發出《審查干部經驗的初步總結》，8月17日發出《對內奸及不良分子的處理辦法》，11月15日發出《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變的自首分子的規定》，12月發出《對叛變及填寫出獄手績者處理的辦法》，12月26日發出《審查黨員的補充指示》，等等。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機關組織與編制問題，決定成立中央組織委員會，以陳云、譚政、彭真、李富春、楊尚昆、葉劍英、陳正人為委員，以陳云為主任

同時決定李富春不再兼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并通過：“中組部的業務范圍的規定，其任務是：調查研究黨內干部的狀況，熟悉、管理、配備、培養、提拔干部，調查研究黨周圍的非黨干部及研究對非黨干部的政策，指導與檢查全黨執行中央對于黨內黨外的干部政策；其職權：發出帶指導性的文件、電報，經中央同意派遣相當于省委及區委委員以上的干部，統一管理中央與各地黨部的干部調劑，總政治部在干部工作的政策原則上接受中央組織部之領導；其內部機構設置是：干部科、秘書處、中央黨務委員會秘書處（七大前暫設在中組部）；其部務會議成員是：陳云、王鶴壽、樂少華、武竟天、陳伯村、陳坦，記錄為賈政。”同年底，中央組織部認真進行精簡機構，從五六十名干部減到13名干部，成為中央機關精兵簡政的模范單位。據考證，在抗日相持階段，中央組織部部長為陳云、副部長為李富春（1941年8月不再兼任），秘書處處長為武竟天、副處長為陳坦，組織科科長嚴樸，干部科科長先后為王鶴壽、楊尚奎、王鶴壽，地方科科長先后為王德、李華生，行政處處長栗再溫。[15]p422 3.抗戰后期中央組織部的變動。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決定陳云休養3個月，中央組織部的日常工作由王鶴壽負責管理，重要問題請示劉少奇處理。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決定成立中央組織委員會，統一管理中

央組織部、中央黨務委員會、統一戰線工作部、民運工作委員會、中央研究局、海委等。委員為劉少奇、康生、王稼祥、陳云、張聞天、鄧發、楊尚昆、任弼時。書記為劉少奇，副書記為康生，秘書為楊尚昆。[16]p3441944年3月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陳云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由彭真代理。[13]p381此后，中央組織部秘書處處長為夏之栩（女），組織科科長為嚴樸，干部科科長為王鶴壽，地方科科長為李華生，行政處處長先后為袁克服、石新安。[15]p465 綜上所述，抗戰時期中央組織部的自身建設，內部機構的充實健全，任務與職權的切實執行，比以往更好地發揮了中央組織工作的主管工作部門的應有作用，是同部長陳云的領導分不開的。

4.中共七大后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央組織部的變動。1945年4月至6月召開中共七大，選出了新的中央領導。7月1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至10月，習仲勛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9月19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彭真赴東北工作。10月，中共中央決定安子文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干部處處長，主持中央組織部的日常工作。1946年11月2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調饒漱石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部長。但饒漱石并未到職，中央組織部仍由副部長安子文主持工作，秘書處處長先后為夏之栩（女）、賈震（1948年冬），干部處處長為安子文，副處長、代理處長廖志高，行政處處長王甫，干部材料研究室主任曹軼歐（女），材料室主任陶恒馥（女），中央黨務委員會秘書夏之栩兼。194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從延安撤出后，中央組織部機關人員帶文件等，由安子文率領轉移至晉西北解放區臨縣三交鎮。4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央組織部歸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領導。不久途經太行區，轉至晉察冀解放區首府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5月上旬隨中央工委進駐平山縣西柏坡村。經查，中央組織部的文件“二十箱（干部結論及表格）”，“均集中交曾三保管，并由賀龍同志負責一切安全保障之責，暫時保存在賀龍同志處，以后聽中央命令轉移”。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從陜北轉移到平山西柏坡與中央工委會合，中央工委撤銷，彭真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8月6日，中共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開會，安子文作黨組織情況的匯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說：“今后從中央起，要加強組織部的工作，組織部要設組織處、干部處，編教材，訂制度，明確支部干什么。”

“要選擇一批作風正派的干部送到華北局黨校加以訓練，畢業后作黨務工作。”1949年3月25日，中央組織部隨中共中央機關進駐北平。

第三篇：論中國共產黨與反腐倡廉

論中國共產黨與反腐倡廉

所謂反腐倡廉，腐，為腐朽腐敗；而廉，為廉潔廉明。這個詞不是建黨以后才有的，這件事更是不新鮮。人類的進步發展一直伴隨著腐敗這一議題，無論哪種經濟體制社會體制，似乎沒有政權能躲過它的侵蝕。它的破壞能力無疑是毀滅性的，然而在我們高呼腐敗無可避免的同時，是否深思過，它究竟因何而生，又會因何而滅？在無力挽大廈之將傾時是否該潔身自愛出淤泥而不染？中國共產黨風雨90年，廉政建設一直占有重要的一席，不可或缺。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對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實踐中堅持同各種腐敗現象作斗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首先在21年到49年期間，因為沒有建立自己的政權，所以腐敗現象不是很嚴重，簡言之就是尚沒有形成腐敗的條件。不過在戰斗的歲月，我黨依舊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風措施，把一切不安分因子扼殺在萌芽狀態中，當時的廉政建設的任務比較輕，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顯著，建設起了與國統區的腐敗政治形成鮮明對照的解放區廉潔政府。極大地爭取了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性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1939年，陜甘寧邊區政府頒布了《懲治貪污條例》，規定貪污數目在500元以上者，處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這是多么自信的政黨才又勇氣頒布的政令！

到了建國后，為經受住執政考驗，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我們黨實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開展的全黨整風運動，重點解決各級干部的作風問題。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黨，解決了包括貪污腐敗在內的基層黨組織存在的各種問題。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黨和國家機關內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共查處了有貪污行為的干部120多萬人，其中貪污一千元以上的10萬多人。受到刑事處分的腐敗分子有4萬多人。劉青山、張子善等腐敗分子被處決。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國初期腐敗現象滋長的勢頭，基本上實現了廉潔政治，從而使五十年代的黨風和社會風氣成為黨的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這種種的措施的貫徹執行無一不表露我黨對于廉政建設的決定和態度。

56年到66年是注定在我黨廉政建設史上華彩濃墨的十年，這是我們黨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在這一時期，我們黨的執政地位進一步鞏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以及同這種政治體制相適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個別黨員，干部的以權謀私現象和官僚主義作風有所滋長。為克服官僚主義和不正之風，我黨先后進行了四次大的整黨整風，包括1957年的整風，1958年開展的整黨整社，1961年的農村整風和“四清”運動中的整黨。1960年在農村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斗爭，處理了農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貪污等違法亂紀的問題。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貪污和行為”的干部占干部總數的20％之多。有擴大化傾向。1963年2月，中央又決定在縣以上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開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新五反”運動。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礎上，決定在農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帳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后來發展為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實質上變成了一場遍及各個領域的階級斗爭，誤傷了不少干部。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中得出了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結論。試問如果不是腐敗擴大化的結果，這一結論該有多么令人震驚！也只有中國共產黨，也只有在那個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敢于不畏擴大，不畏錯誤，將腐敗作為階級斗爭來抓，無論對錯，至少這彰顯了絕不姑息的態度。

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很多人都心驚肉跳的十年，也是我黨在發展過程中無可回避的十年，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希望通過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徹底揭露黨內的陰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錯誤理論，并過于夸大了陰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眾運動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廉政建設不得不陷入誤區。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認為農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工廠企業里一個相當大的多數的領導權不在工人群眾手里，黨內已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這種對黨內形勢的嚴重估計，必然會使反腐敗斗爭擴大化。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認為以前那種由黨委領導群眾運動的方式已不能解決問題。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黨委領導的群眾運動。用這種不要黨委領導的“大民主”方式反腐敗，只會助長階級斗爭的擴大化的錯誤，不能達到反腐倡廉的目的。腐敗現象幾千年沿襲下來生生不息，說明它的存在不僅僅是某個政黨的問題，而是有思想、政治、經濟、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的糅合，要反對腐敗，除了加強思想教育外，還要處理好廉政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大力發展生產力，鏟除腐敗現象滋長的物質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窮。并認為富則修，把富裕當作是腐化的物質基礎，使反腐敗帶有嚴重的禁欲色彩。這是嚴重錯誤的。人都是因為沒有才想要，如果物質編程了人類生活中可有可無的附屬品，勢必不會再有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千年慨嘆。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做法極端化，把它變成了造反派排擠打擊異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來意義。總之，“文化大革命”不僅是一場內亂，而且作為一場反腐敗的實踐也是失敗的。盡管由于擴大化的階級斗爭的高溫高壓的作用，使貪污、受賄、以權謀私等形式的腐敗現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門”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風和組織人事上的不正之風，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粉碎“四人幫”后，尤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不僅僅我國家發展進入了新時期，我黨的反腐倡廉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在這一階段，我國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極大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為遏制腐敗現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難以避免地會出現一些政策上和法規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影響，使得反腐倡廉面臨的形勢和任務比以前更為艱巨、復雜。在新的時期，我們黨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在繼承發展過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時，摒棄以前的群眾運動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開放條件下廉政建設的新思路。我黨推出了一系列的反腐敗立法，試圖從法制上完善廉政建設的根本依據。

我黨的反腐敗斗爭，主要是從思想教育防腐、群眾運動反腐、法制建設懲腐這樣的步驟開展進行的。這實際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項大思路，應該說，這三項大思路，仍然是我們今天反腐倡廉應該遵循和借鑒的。但我們在遵循和借鑒時，應根據歷史的經驗教訓加以揚棄。以前我黨簡單沿用了在革命戰爭時期十分有效的發動群眾搞政治運動的方式，事實證明，這種方式確實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把群眾迅速發動起來，造成一種強大的聲勢，從而對腐敗分子和腐敗行為產生明顯的震懾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會主義時期，頻繁而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會帶來一系列消極后果，如助長無政府主義思想，削弱黨的領導，混淆政策界限，挫傷群眾積極性等，造成動機與效果的背離，歷史經驗證明，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反腐敗，不是正確的選擇。因此，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歷史經驗時明確提出，當經濟建設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敗現象干擾時，“對待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運動”但反腐敗時不再搞群眾運動，并不等于不要發動群眾參與。作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動員群眾，把群眾發動起來，造成一定聲勢，以達到徹底揭露和打擊一切腐敗現象，教育全體黨員和人民的目的。這就需要運用宣傳教育和嚴格執法等多種手段，啟發群眾的覺悟，把群眾動員起來，造成全社會反腐敗的大氣候，大環境，使腐敗現象無法隱藏，都能得到應有的懲處。

既要從嚴治黨，更要有制度保證。我們黨歷來重視黨的建設。重視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示范帶頭作用。在民主革命時期，正是由于我們黨從嚴治黨，高級干部在廉潔自律方面以身作則，大大推進了黨的廉政建設。現在和今后的反腐敗斗爭，仍然需要加強黨的建設，需要從嚴治黨，需要高級干部的以身示范。但歷史經驗表明，單靠用懲治手段從嚴治黨，從嚴要求高級干部，雖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黨和政府的反腐防變問題，也不能使黨和政府長久地保持清正廉潔形象。要從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敗現象。

關鍵是要加強法制和制度建設。許多情況表明，有了比較完善的規章制度，反腐敗斗爭就能夠有章可循；領導者以身作則以及人民群眾對領導人的監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證，因此，反腐敗斗爭必須逐步向法制化軌道：既治標更治本。這就要求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權力約束和監督機制，使憲法監督、司法監督，黨紀監督、行政監督有足夠的權威和效能，每時每刻地發揮作用，對各種腐敗現象予以鐵面無私的查處

而最重要的還是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將治貪與治窮相結合。如果腐敗帶來的利益是我們司空見過的，那么誰還會為了習以為常的東西鋌而走險呢！在任何時候，加強思想教育防腐的優良傳統都不能丟。但要使反腐敗斗爭取得成效，還必須消除腐敗現象賴以滋生的物質匱乏的經濟條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同時，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和服務于這個中心，而不能干擾它，沖擊它，因此，新時期開展反腐敗斗爭，必須使反腐敗斗爭服從和服務于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并把兩者結合起來，才能使反腐敗斗爭不斷向前推進。

我們黨正在深入持久地開展反腐敗斗爭，我們相信，只要認真吸取反腐敗斗爭的歷史經驗，并依據新時期的歷史條件探討和提出反腐敗和對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極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不斷取得反腐敗斗爭的勝利。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的入黨誓詞

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的入黨誓詞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黨的一大和二大上，分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綱領》和《章程》都對黨員的言行提出了較為明確的要求，并在以后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對黨章不斷進行了修改，從而對黨員的要求作了進一步的完善。

紅軍時代，入黨誓詞已經比較規范，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初期入黨誓詞幾經修改。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首次把入黨誓詞作為一條寫進了黨章。把入黨誓詞寫進黨章，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通過的黨章都重申了這一條。

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共分為５個時期——

紅軍時期：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階級斗爭，努力革命，永不叛黨。抗日戰爭時期：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堅持執行黨的紀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

解放戰爭時期：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作如下宣誓：

一、終身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

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黨的紀律。

四、不怕困難，永遠為黨工作。

五、要做群眾的模范。

六、要保守黨的秘密。

七、對黨有信心。

八、百折不撓永不叛黨。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承認黨綱黨章，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隨時準備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全人類徹底解放奮斗終身。

十二大以后：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各時期的入黨誓詞

以下來自新華網：

《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一章第六條規定：“預備黨員必須面向黨旗進行入黨宣誓。誓詞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

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黨的一大和二大上，分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章程》。《綱領》和《章程》都對黨員的言行提出了較為明確的要求，并在以后召開的黨的代表大會上，對黨章不斷進行了修改，從而對黨員的要求作了進一步的完善。

紅軍時代，入黨誓詞已經比較規范，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初期入黨誓詞幾經修改。

１９８２年９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大首次把入黨誓詞作為一條寫進了黨章。把入黨誓詞寫進黨章，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次。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通過的黨章都重申了這一條。

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共分為５個時期——

紅軍時期：嚴守秘密，服從紀律，犧牲個人，階級斗爭，努力革命，永不叛黨。

抗日戰爭時期：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堅持執行黨的紀律，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

解放戰爭時期：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作如下宣誓：

一、終身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

二、黨的利益高于一切。

三、遵守黨的紀律。

四、不怕困難，永遠為黨工作。

五、要做群眾的模范。

六、要保守黨的秘密。

七、對黨有信心。

八、百折不撓永不叛黨。

建國初期：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承認黨綱黨章，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隨時準備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全人類徹底解放奮斗終身。

十二大以后：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程，履行黨員義務，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