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藥品數據造假,丟失的不僅是道德節操

藥品數據造假，丟失的不僅是道德節操

近日，媒體爆出一些藥品生產企業在藥品數據上造假的新聞，令公共大為震驚，大眾尾氣排放門事件余煙未了，藥品生產數據造假一波又起。藥品健康安全關乎國人的生命健康權益，處理不好藥品數據造假問題，百姓生命健全權益便無從談起。

藥品數據造假貫穿于藥品實驗、生產、銷售、臨床試用整個環節，讓人震驚的是整個鏈條的道德塌方。除了相關部門的監管失職，鏈條式地利益輸送也寒了老百姓的心。如果僅有藥品生產企業在數據上造假，反之銷售和使用過程會很容易發現問題，但是長期以來類似問題從來沒有被發現，一方面是藥監部門的監管失職，沒有發現問題。同時也說明在造假這一鏈條上，各方都是心知肚明的，為了共同存在的利益，都不愿意站出來說而已。因此整治打擊藥品數據造假，要從利益鏈條上各方既得利益者入手，理清利益關系，斬斷輸送鏈條，重罰違法者。

長期以來，對社會違法亂紀行為的整治上，一直停留在事后查處處罰層面，然而這種治理方式往往只是治標不治本，即使查處了，還是有人不惜冒險獲取誘人的高額回報。面對這樣一種問題，加強事前監管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改變傳統的管理方式，將工作重心由事中前移至事前，一旦發現問題，堵住源頭總比出現苗頭和既成事實要有效得多。因此在藥品數據造假事件上，如果能夠在藥品生產階段實驗環節嚴格監管，就不會出現后續利益鏈條上的諸多造假幫兇，食藥品監管部門監管責任難辭其咎，探索管理方式和強化責任意識顯得尤為重要。

在關乎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問題上，政府一定馬虎不得。涉及的食藥品監管局更是責任重于泰山，探索管理藥品行業的方式方法固然重要，但對監管部門的管理更是重中之重，對于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實行特殊的管理考核方式，因為一旦該部門監管職能失效，受影響的不是金錢可以挽救的，傷害的將是千萬無辜群眾的生命健康。因此要完善食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嚴重失職處理辦法，對于相關責任人要嚴厲處罰，造成重大食品藥品安全事故的責任人要追究刑責，唯此，筑好監管的堤壩，才能抵擋食品藥品安全事件的發生。

食品藥品安全問題是民生之大問題，在食品藥品安全事故屢禁不止的背后，我們要深刻反思問題根源何在，在食品藥品監管問題上，相關部門不能只做執法警察，還要做好問題疏導排解的專家。

第二篇：臨床數據造假入刑探討（推薦）

一、臨床數據造假司法解釋評析

2017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藥品、醫療器械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正式予以實施，該《司法解釋》規定1：

（1）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故意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報告、臨床試驗報告的，可以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定罪處罰2；

（2）對于藥品注冊申請人自己弄虛作假，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或者臨床試驗報告及相關材料，騙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的，可以按生產、銷售假藥罪定罪處罰3；

（3）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與藥品注冊申請人共謀，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或者臨床試驗報告及相關材料，騙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同時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生產、銷售假藥罪的，以處罰更重的犯罪定罪處罰4。

2017年5月，即《司法解釋》審議并通過后一個月，清華大學法學院組織召開了一次專題研討會，針對《司法解釋》上述三項內容的規定進行深入討論。在討論過程中，有部分學者針對其內容提出了不同看法，其中最主要的觀點是：針對將臨床數據造假的行為，視為生產、銷售假藥的預備過程，這一解釋存在擴張解釋的嫌疑，過分延長了生產、銷售假藥的預備過程，不符合法律精神的要求。針對《司法解釋》進行如下分析。

（一）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是否科學

《司法解釋》規定：“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故意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報告、臨床試驗報告的，可以按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定罪處罰?！?/p>

首先，從刑事主體角度分析，該規定中，明確規定了刑事主體包括：“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5。對比 12 《重磅:藥品臨床試驗造假入刑《司法解釋》已通過》[J].《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2017（31）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3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4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5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這三類刑事主體，不難發現，這三類主體其本質都屬于“中介組織”。我國刑法第229條對“中介組織”規定應滿足如下條件：

（1）合法性，即該組織應依法成立；

（2）連接性，即該組織能夠在市場各類主體之間形成聯系；（3）服務性，即該組織為各類主體提供服務而從事相關的行為。上述三類主體，雖從其名稱其從事業務來看，不屬于刑法第229條中“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內容6，但從其本質來看，這三類主體都是依法成立的、具有連接性的、從事特定業務為市場主體提供服務的特定組織，屬于“中介組織”，因此其符合“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的主體特征。

其次，從侵犯客體的角度分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中所指“資產評估、驗資、驗證、會計、審計、法律服務”中介機構，其提供虛假文件的行為7，具體損害的客體是國家的工商管理制度，上述中介機構提供的文件主要針對的企業或公司的成立資格或經營情況。對比《司法解釋》中的三類主體，其所提供的數據，主要用以證明藥品實驗數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是藥品注冊申請人獲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的基礎和依據，其所侵害的客體不是工商管理制度，而是藥品生產的安全性和藥品市場的健康與穩定。

筆者認為，將上述三類主體的數據造假行為，定義為“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缺乏科學性，對其行為的本質定義存在偏差。藥品臨床數據的真實客觀，關系著藥品功能和效果的真實客觀，它不僅是藥品監管部門對藥品安全性審核評價的標準，是藥品進入生產流通領域的關鍵，同時也是關系社會大眾生命健康是否得以尊重和保障的基礎，其重要性與刑法229條所規定的證明文件存在顯著差異，其造價的危害性，更加不是損害我國工商管理制度所能比擬的，臨床數據造假不僅危害公眾生命健康和安全，而且對藥品市場的健康穩定發展也會造成不良影響，損害我國醫藥企業的發展，損害國家監管機關的公信力，對國家綜合國力也會造成損害。

（二）生產、銷售假藥罪是否科學

《司法解釋》第二項內容規定：對于藥品注冊申請人自己弄虛作假，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或者臨床試驗報告及相關材料，騙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的，可以 67 楊興培；陸敏，《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中的法條競合問題研究》[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0（01）

阿山，《偽造檢驗結果 承擔法律責任》[J].《中國質量報》，2001（10）：27-28 按生產、銷售假藥罪定罪處罰；第三項內容規定：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與藥品注冊申請人共謀，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或者臨床試驗報告及相關材料，騙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同時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生產、銷售假藥罪的，以處罰更重的犯罪定罪處罰8。

對于“臨床數據造假”、“騙取藥品批準者證明文件”等行為，兩高給出解釋，按照“生產、銷售假藥罪”予以定罪處罰。司法解釋認為，臨床數據本身屬于藥品生產與銷售的預備階段，是藥品生產的基礎和前提，屬于藥品生產與銷售的上游行為。從這一角度分析，藥品臨床數據，是在藥品實驗過程中獲得的數據，是藥品最終生產的參數，但藥品臨床數據的獲得，是一個漫長的復雜過程，其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反復實驗，并通過動物實驗，最后在確保安全性的前提下，進行人體試驗，再反復觀察、分析與研究，才能對藥品的成分、含量、功能、不良反應等基本內容，獲得準確的結果和數據，將其作為藥品生產與銷售階段似乎在情理之中。但從司法解釋的角度來分析，擴張解釋的痕跡也不容忽視。

擴張解釋，實在遵循立法精神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現實的客觀需求，對刑法條文的含義，進行擴大范圍的解釋。從本質上講，擴張解釋中解釋的內容，是對刑法條文字面含義的擴充，是范圍的擴展，而擴張內容與刑法條文之間的法律聯系，是擴張解釋合理性的基礎9。擴張解釋在合理范圍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刑法條文局限性和滯后性的缺陷，能夠通過解釋，豐富條文內容，擴充條文范圍，更加適應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客觀需要，但一旦出現不合理的擴張解釋，就會導致司法解釋過于擴大化，這既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同時也不利于我國立法的進步于發展。

我國刑法第141條規定，生產、銷售假藥罪，指的是生產者、銷售者違反國家藥品管理法規，生產、銷售假藥，足以危害人體健康的行為10。從主體來看，本發條所指的主題包括藥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但臨床數據造假的主體，只有藥品注冊申請人符合本發條的主體特征，屬于藥品的生產者，而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此三類主體11，其本質是中介機構，是從事藥品臨床試驗的機構，是為藥品注冊申請人提供藥品臨床試驗服務 89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

4陳興良，《當代中國刑法新境域》[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10 楊濤，《完善法律 嚴厲打擊生產銷售假藥行為》[N].《人民政協報》，2010，12-17 11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的組織，其既不屬于藥品的生產者，亦不屬于藥品的銷售者。

從客體來看，刑法第141條規定“足以危害人體健康的行為”，即其要求藥品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但臨床數據造假則不以“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為主，而是包含各類臨床數據造假的行為，譬如捏造數據、損毀原始數據、瞞報數據等，這類行為本質上是對藥品安全性、有效性的損害，該行為本身就屬于違法行為，并不僅指“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

綜上，筆者認為，將藥品申請注冊人、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利用虛假數據，騙取藥品批準生產證明的行為，定為“生產、銷售假藥罪”范圍內缺乏科學性，“生產、銷售假藥罪”從主體、客體、行為構成，都與臨床數據造假的主體、客體和行為構成存在出入。

（三）罪行處罰是否全面

《司法解釋》第三項內容規定：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與藥品注冊申請人共謀，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或者臨床試驗報告及相關材料，騙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同時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生產、銷售假藥罪的，以處罰更重的犯罪定罪處罰12。

臨床數據造假的犯罪行為，主要包括提供虛假數據的行為、制作虛假報告的行為、提交虛假材料的行為等。但對于臨床數據造假與其他犯罪行為的競合以及罪數形態方面的規定卻略顯不足，僅規定了提供虛假數據、騙取藥品批準文件，同時構成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生產、銷售假藥罪，且以處罰更重的犯罪定罪的情形，但對于其他行為與臨床數據造假行為同時存在的情形，卻未做規定。譬如提供虛假臨床數據同時向他人索取財物或收受賄賂的行為，二者該如何定罪量刑的情況。足見，《司法解釋》將臨床數據造假納入到刑事處罰范圍內，雖然在立法發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無論從罪名的確定，還是從罪數形態方面，都還有待進一步的商榷。

二、臨床數據造假入刑立法的不足

（一）司法解釋立法規定存在不足

首先，臨床數據造假入刑刑罰處罰上限偏低?！端痉ń忉尅分幸幎ǎ瑢τ谂R床數據造假的行為，且達到“情節嚴重”的情況時，可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12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并處以罰金。可見，臨床數據造假的行為，在情節嚴重的情況下，最多也就判處5年有期，刑罰處罰上線過低，會導致刑法處罰的威懾力大打折扣。尤其是在巨額利益的驅動下，難免會有人甘冒“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風險，繼續通過數據造假，謀取暴力。此外，隨著犯罪分子犯罪技術的提升以及反偵察能力的具備，在運用各方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基礎上，仍然可以在不受或少受處罰的情況下，進行非法活動。

其次，關于“情節非常嚴重”的規定。《司法解釋》中對臨床數據造假的“情節嚴重”列舉了六項具體內容，除了第六項兜底條款外，其余五項主要包括：在藥物非臨床研究或者藥物臨床試驗過程中故意使用虛假試驗用藥品的；瞞報與藥物臨床試驗用藥品相關的嚴重不良事件的；故意損毀原始藥物非臨床研究數據或者藥物臨床試驗數據的；編造受試動物信息、受試者信息、主要試驗過程記錄、研究數據、檢測數據等藥物非臨床研究數據或者藥物臨床試驗數據，影響藥品安全性、有效性評價結果的；曾因在申請藥品、醫療器械注冊過程中提供虛假證明材料受過刑事處罰或者二年內受過行政處罰，又提供虛假證明材料的13。除了第五項之外，第一項內容中關于“故意”的判斷，存在一定的難度，因為我國《刑法》在臨床數據造假方面，并沒有具體的規定，而對于造假“故意”主觀意識的判斷也缺乏相應的作證，即沒有有力的證據來證明其造假的行為是否存在“故意”；第二項內容中關于“與藥物臨床試驗用藥品相關的嚴重不良事件”的規定也十分的模糊，具有抽象性，哪類事件屬于“嚴重不良事件”，是虛假數據下藥品上市后的銷量，還是虛假藥品上市后造成的藥品使用者的不良反應，不良反應到如何程度才算“嚴重”等等，“嚴重不良事件”的規定，看似對臨床數據造假行為的惡果進行打擊，但實質上卻為其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漏洞，讓其有機可乘。

再次，《司法解釋》第七條中規定，對藥品注冊申請負有核查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導致虛假證明的藥品獲得注冊，并造成國家人民集體利益損害的，以“玩忽職守罪或濫用職權罪”論處14。該項規定缺乏合理性?！巴婧雎毷亍贬槍Φ氖菍Ρ韭毠ぷ鞑回撠熑巍⒉粔蛘J真的行為，而“濫用職權”則主要針對的是越權行使權力的行為，在臨床試驗數據造假的審核過程中，13 最高法、最高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藥品、醫療器械注冊申請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14 最高法、最高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藥品、醫療器械注冊申請材料造假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負責核查的國家工作人員確實存在上述行為，但上述行為卻不足以囊括所有的不正當行為，而相應的處罰力度也比較小，無法真正起到制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為的作用。

（二）擴張解釋痕跡明顯

縱觀我國法理界學者對《司法解釋》相關內容的理論分析，發現大多數的學者都對此次《司法解釋》的內容持以肯定的觀點。其中對臨床數據造假主體范圍的確定，對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三主體的“中介組織”本質的判定15，對臨床數據造假行為的定義以及對“情節嚴重”具體情況的規定，都是值得肯定的。這些內容的確立明確了臨床數據造假的構成要素，包括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客觀方面，不僅是我國法治的一大進步，同時對于臨床試驗造假的問題，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彌補了行政處罰力度的不足，通過臨床數據造假入刑，威懾造假行為，肅清藥品市場。

但在罪名的確定方面，擴張解釋痕跡明顯，雖存在一定合理性，但仍不夠科學和準確。對于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對臨床數據造假的行為16，認定為“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存在明顯重罪輕刑的問題。無論從危害的廣度還是深度來看，臨床數據造假的危害性都比提供虛假評估報告、驗資報告、審計報告等行為要來的廣泛，來的深刻，其所損害的法益，是普遍的、廣泛的、不確定的大眾的生命健康與安全，是國家藥品監管部門的公信力，是我國藥品市場的健康發展，僅以“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對該行為定罪量刑，其所損害的法益與刑罰之間缺乏對等價值。

“以生產、銷售假藥罪”定義行為主體提供虛假臨床數據，騙取藥品生產批準報告的行為，從主體構成、行為構成和結果構成方面，都不夠嚴謹準確。除藥品申請注冊人外，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都不屬于藥品生產與銷售的主體范圍，它們僅僅是開展藥品臨床試驗的組織，是提供藥品臨床試驗服務的中介機構；臨床數據造假行為，包括捏造數據信息、編造虛假實驗信息、提供虛假數據、隱瞞不報臨床試驗過程中嚴重不良反應事件等行為，這些行為從本質上看，是對臨床試驗數據的造假和隱瞞，并不是 1516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

4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17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對藥品的具體生產活動，更不是藥品的銷售活動，其所導致的結果是影響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還包括無法實現治療效果的情況，比“危害人體健康安全”范圍要廣。

（三）司法解釋不夠完善

《司法解釋》中，關于臨床數據造假的罪數形態，并沒有進行充分的規定，僅規定了藥品注冊申請人與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共謀清醒下的罪數問題18，但對于與其他罪行同時存在的罪數問題以及對于罪行競合的問題，還處于空白狀態，譬如臨床數據造假與收受賄賂行為同時存在下的罪行認定和處罰，臨床數據造假后又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的認定和處罰等。

五、臨床數據造假入刑的完善建議

第一，要進一步完善司法解釋的內容。將臨床實驗數據造假入刑，是我國藥品市場管理的一項重要突破。但以《司法解釋》的方式進行管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因此，要進一步完善司法解釋的相關內容，尤其是針對“情節嚴重”的幾項條款的內容，予以具體化的規定，減少抽象性規范內容；對“弄虛作假”的行為，進一步予以明確，譬如修改、捏造、隱瞞、隱匿、替換、瞞報、故意損毀等行為，確保司法解釋的準確性；對《司法解釋》中關于罪數的問題，進一步完善和豐富，針對臨床數據造假與其他行為并存或競合的問題，做出具體規定，包括罪名的確定和處罰，譬如臨床數據造假與收受賄賂行為同時存在的情況，可以按照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與受賄罪、或非國家人員受賄罪判罪，并從一重罪處罰。

第二，要加快相關立法的建設，對臨床數據造假行為進行界定，將臨床數據造假的行為以刑法的方式進行全面、細致的規范，通過構建系統的刑法制度，將臨床數據造假行為真正納入到刑法的管理范疇當中。目前，在我國刑法立法發展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司法解釋，是我國刑法發展的中心。司法解釋主要是在刑法條文的基礎上，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和擴張，進而滿足社會發展對刑法的客觀需求，同時也符合刑法謙抑性的基本準則，能對刑法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防止犯罪圈擴大化。刑法謙抑性的本質是確定刑法介入社會的具體程度，確保刑法在國家與國民之間的分權具有適當性和合理性。在法治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以及 18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受到發達國家法治改革和發展的影響下，犯罪圈擴大是當前我國刑法發展的一大趨勢，而我國大部分學者則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犯罪圈擴大會導致刑法泛化，使得刑法介入社會的程度加深，是公權力的擴大。但從犯罪圈擴大的本質來看，擴大犯罪圈本身是擴大犯罪的范圍，降低入罪的門檻，即任何符合入刑基本原則的行為，都可納入刑法的范疇，這與刑法謙抑并不當然對立。入刑基本原則是硬性標準，及時降低入刑門檻，擴大犯罪圈，任何一個納入刑法的行為，也必須且首先要滿足入刑基本原則的要求。因此，筆者認為，與其通過司法解釋將臨床數據造假入刑，納入到已有的罪名當中，不如將其作為新的犯罪行為，制定與之相符的、特定的刑法條文。前文中，針對臨床數據造假司法解釋的不合理之處，已經做了詳細論述，臨床數據造假是藥品市場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其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而臨床數據造假行為，也符合入刑的基本原則，將臨床數據造假的行為，包含在“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和“生產、銷售假藥罪”在準確性和科學性上都有所欠缺。

譬如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故意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報告、研究實驗報告的行為，可以“臨床試驗數據造假罪”定罪，主要針對的是藥品臨床試驗中介組織機構的造假行為，如捏造、編制、隱瞞、替換、篡改臨床數據等，任何非真實的數據，影響藥品效果和安全性的數據，都屬于數據造假；對于藥品注冊申請人自己弄虛作假，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或者臨床試驗報告及相關材料，騙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的，可以“提供虛假臨床數據罪”定罪，主要針對藥品申請注冊人故意向審核機構提供虛假的臨床數據；藥物非臨床研究機構、藥物或醫療器械臨床試驗機構、合同研究組織與藥品注冊申請人共謀，提供虛假的非臨床研究或者臨床試驗報告及相關材料，騙取藥品批準證明文件，同時構成“臨床數據造假罪”與“提供虛假臨床數據罪”19，且從一重罪處罰。

第三，要促進監督管理體制的完善，通過監督制度的完善，加強監管力度，堵住立法和制度方面的相關漏洞20。目前，我國負責醫藥領域監督的部門主要是食藥品監督管理局。但食藥品本身的監督管理工作是非常復雜而龐大的，相關管理制度的建設也不夠完善，這就導致國家對藥品臨床試驗數據的監督方面，比較 19 王晨光，李廣德，《藥品注冊申請數據造假入刑的法理評析》[J].法律適用，2017(17):109-114 廖海金，《臨床數據造假，必須施以最嚴格的刑罰》，[N]，《人民政協報》，2017,5-9 薄弱。要引進相應的監督管理體制，通過體制的構建，對藥品臨床試驗過程進行監督，實現有效的監督和管理。

第四，對負責證明文件核查的工作人員的相關違法行為的罪名的認定，建議以“瀆職罪”論處，瀆職罪將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兩種行為都概括到其中，對于國家機關審核人員違規審核的行為，更具概括性和準確性；瀆職罪的內涵更加貼近負責證明文件審核的國家機關人員的性質，瀆職罪保護的是國家機關以及公職人員的客觀公正性，維護人民對國家機關信賴，人民之所以放心購買國家上市的藥品，就是基于對國家公權力的信賴；瀆職罪較之玩忽職守罪和濫用職權罪的處罰力度較重，能夠更好的對國家公職人員的行為進行約束，更符合藥品管理予以重刑的理念。

六、總結

臨床試驗數據，是關乎公民生命健康的大事，而臨床實驗數據造假的行為，不僅嚴重損害了醫藥市場的有序性，導致國家公信力嚴重下滑，同時對于我國公平的生命權和健康權也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因此，對于臨床實驗數據造假的行為，采用嚴刑峻法予以管理和懲治，無論從那個角度講，都是十分必要的。著名的“破窗理論”告訴我們，打破一面玻璃，可以帶動十片玻璃破碎，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破窗效益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但歸根結底，“破窗”仍是“破壞”，其所引發的效益聯動現象，不過是短期效益，是泡沫現象，只有探索問題的根源，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才是真正的、長久的發展之路。臨床數據造假的行為，亦是如此，臨床數據造假從表面上看，能夠推動我國藥品企業和藥品市場的發展，但從長遠的角度和本質上來看，臨床數據造假的危害，比其所帶來的短暫的發展與效益，具有更深、更廣、更嚴重的危害性，是對我國藥品市場和藥品企業致命的荼毒。藥品企業想要健康發展，藥品市場想要不斷完善，必須從藥品的根源——臨床數據著手，嚴格把控，確保臨床數據的真實性、客觀性、準確性和有效性，只有確保臨床數據的真實可靠，才能確保生產和銷售的藥品，是符合大眾生命健康需求，具有真實有效的治療功效的合格產品，才能藥品企業得以恒久發展的關鍵，才是我國藥品市場不斷完善的保障。臨床數據造假入刑確立，標志著我國對開始從嚴治理，是我國藥品市場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也是法治

2121 趙然；李文斐；李??；劉宏舉；賈立民；李彥博,《基于數據挖掘技術的醫療設備配件采購管理系統的研究》[J].《中國醫學裝備》，2017（04）水平提升的重要表現22，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要立足《司法解釋》，進一步豐富和完善司法解釋的相關內容，同時從立法的角度出發，經過反復研究，創設屬于臨床數據造假的獨立條文，真正從刑法的角度，實現對臨床數據造假行為的約束和限制，構建起完善、全面、科學、有效的臨床數據造假行為刑法治理體系。

隗大偉,《試論依法治國、建設現代法治國家的必備條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6（06）

第三篇：數據丟失報告1

關于我司2014年第一季度云浮地區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未上

報購買入庫的報告

云浮市公安局：

分別在2014年1月12日至2014年3月10日其間，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數據上報平臺機上報數據時，出現10條數據沒有入庫。鑒于以上情況，我司在五月份接到通報后，第一時間核查各個項目場地的民用爆炸物品使用登記本，以及當時的購買民用爆炸物品運輸證，詢問手持機及民用爆炸物品數據上報平臺機的各個使用環節。操作員嚴格遵守使用電子設備的各項指標，在操作過程中，偶然會出現以下幾種情況：民用爆炸物品數據上報平臺機，在開機過程序中讀取數據會比較慢、上報的數據停留在平臺機里時間會比較長，不能讀取卡信息。經過以上各個方面的排查及原因分析，初步懷疑民用爆炸物品數據上報平臺機出現不穩定因素，導至把部份已上報的數據丟失?；谝陨锨闆r，我司六月份開始已暫停使用民用爆炸物品數據上報平臺機，所有數據一律要到當地公安機關進行上報。對于此事件的發生，我司已對相應的管理人員作出了嚴重的處罰，給貴單位造成的影響，我司深表歉意。

第四篇：不該丟失的道德

不該丟失的道德

時代變遷，我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對于許多生活上的瑣碎事，由于科技的發展，高科技的機器代替了我們。過去種種要親力親為的事情，如今都有各種各樣的機器取而代之。如今的我們只成了賺錢的工具，學習的機器人。過去的一切都被替代了，包括了我們的心。我們中華民族一直傳承的愛心、孝心、同情心、責任心，那一顆顆熱情洋溢的紅心已經瀕臨滅絕了。

如今網絡上對于“老奶奶摔倒在地上，要不要扶她起來？”這個問題，有許多見解。對于小悅悅事件就更多了。如今社會越來越多社會道德問題，也許我們的百姓作為受害者，我們該如何去面對這一切比災害更難解決的問題呢？這一切并不是自己做好自己就能解決的，而是要我們集思廣益，共同提升個人的道德素質去解決的。

在當今社會，人們的道德水平足以看透。今天這里用“地溝油”，明天那里用“皮革粉”。什么“黑作坊”“地下工廠”各式各樣，五花八門的工作坊被查封，這里封一間，哪里開幾間，永無休止的對峙著。那食品這個超標，那個超標，什么“瘦肉精”，什么“黃曲霉素”，究竟我們還能吃什么。

“我爸是李剛?！薄安还苣阈挪恍?，反正我信了?！备鞣N各樣的社會問題，在這個“科技發達，生活水平提高，繁榮”的社會上一批批的涌現。究竟這是一個我們想要的社會嗎？這也假，那也假。現在連人的心都變假了。表面上一套，實際上又一套，現在看來真與假的確是越來越難以分辨了。

這真的是一個科技發達，生活水平提高，繁榮的理想社會嗎？的確，不可否認與以前相比科技是進步了，人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也的確是比以前繁榮了。這一切是可喜可賀。但我們最不該丟失的是我們的道德。這個社會還需要一把鑰匙，開啟另一扇門，讓這個社會更好的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理想社會。這把鑰匙正是那被我們忽視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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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環保部將嚴查環境數據造假行為

近日，環保部有關負責人表示，目前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減輕考核壓力，編造、篡改環境監測數據。對此，環保部將用兩年時間，開展全國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專項檢查，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和國家直管站數據嚴重不符的城市進行嚴格檢查，查處虛假偽造數據行為，對相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進行問責。

□法制日報記者郄建榮

監測數據造假的問題依然存在。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今日在無錫召開的2015年監測工作現場會暨廉政工作會上坦陳,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減輕考核壓力,編造、篡改監測數據。

吳曉青說,環保部將開展全國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專項檢查,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和國家直管站數據嚴重不符的城市進行嚴格檢查,嚴防數據造假。據他介紹,包括北京、石家莊等9城市在內已經摸清了空氣中污染物的主要來源。

338個地級市實時發布監測數據

“出門前先看空氣質量指數,看是否有污染,及時有效的監測數據已是群眾的‘必需品’”。吳曉青說。據他介紹,2014年,全國338個地級以上城市、1436個監測點位的6項指標實時監測數據和空氣質量指數信息已全部向社會公開發布；從2014年12月28日起,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空氣質量預報和重污染天氣預警信息也已在環保部政府網站和監測總站向全社會公開發布；環保部還建立了首席預報員和專家回應制度,適時對空氣重污染過程召開專家解讀會,及時回應公眾關注。

盡管老百姓的感受仍與監測數據有一致的地方,但是,吳曉青表示,根據國家環境空氣質量監測網監測結果,2014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空氣質量總體呈好轉趨勢,與2013年相比,PM10年均濃度下降2.1%,SO2(二氧化硫)年均濃度下降11.4%,NO2(二氧化氮)年均濃度持平。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空氣質量明顯改善,PM2.5、PM10、SO2和NO2年均濃度下降,重污染天氣明顯減少。

北京空氣首要污染物是機動車

從2013年開始,環保部開始嘗試對空氣污染源進行解析。吳曉青透露,目前,北京、天津、石家莊、上海、南京、杭州、寧波、廣州、深圳等9個城市已經全部完成源解析工作,成果已經上報國務院。

據他介紹,研究結果表明,機動車、工業生產、燃煤、揚塵等是當前我國大部分城市環境空氣中顆粒物的主要污染來源,約占85%至90%。其中,北京、杭州、廣州、深圳的首要污染來源是機動車,石家莊、南京的首要污染來源是燃煤,天津、上海、寧波的首要污染來源分別是揚塵、流動源、工業生產。

吳曉青說,各地根據源解析成果有針對性地調整大氣污染防治措施,為促進空氣質量持續改善提供了重要支撐。

他表示,今年,環保部將繼續推進26個重點城市的源解析工作。同時,將選取北京、天津、上海等13個有工作基礎和地域代表性的城市作為試點,率先開展源排放清單編制工作。今年12月,環保部將組織開展試點城市的整體評估。

土壤環境質量納入例行監測

就今年監測重點,吳曉青表示,今年將重點圍繞大氣、水、土壤三大行動計劃,整合優化國家環境監測網絡,使環境質量監測結果與群眾感受更趨一致。

他說,在大氣環境監測方面,爭取在今年10月前,各省(區、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的空氣質量預報預警系統全部建成。同時,要繼續完善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區域空氣質量預報預警平臺建設,對外發布區域預報信息。

在水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面,吳曉青表示,今年,環保部將調整國家地表水環境監測網絡,增加國控監測斷面和點位,以適應“水十條”規定的水質評價與考核要求。

在土壤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面,將構建國家土壤環境監測網絡,完善土壤環境質量指標,開展國家土壤環境質量例行監測。

吳曉青表示,到“十三五”末,要實現說清環境質量狀況、說清重點污染源排放狀況,并能對環境風險進行預報預警的工作目標。

行政部門數據造假情況時有發生

“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減輕考核壓力、環境質量達標等目的,行政管理部門指使監測站編造、篡改監測數據的情況時有發生,嚴重損害了政府和環保部門的公信力,對監測系統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傷害?！眳菚郧嗾f,查處監測數據造假等方面亟需制定出臺相關辦法。

他表示,新環保法明確規定監測機構應當對監測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負責,對篡改、偽造或者指使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的要予以懲處,追究法律責任?！氨O測數據質量問題已上升到法律層面,具有更高的約束力。”

吳曉青同時坦陳,新環保法對環境監測工作提出了新的明確要求,但在推動落實方面,還缺乏相應的配套細則以及具體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在推動監測“四個統一”(統一監測制度、統一國家環境質量監測點位設置、統一環境監測技術規范、統一環境監測信息發布)。他認為,查處監測數據造假等方面亟需制定出臺相關辦法。

監測數據造假查處辦法將出臺

吳曉青透露,環保部已經編寫了《環境監測數據弄虛作假處理辦法》及實施細則,目前正在征求意見。此外,環保部決定用兩年的時間,開展全國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專項檢查。

“專項行動不僅要完善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的質量管理和技術體系,而且要開展不同形式的空氣質量自動監測專項檢查,查處虛假偽造數據行為,對相關責任單位和責任人進行問責?！眳菚郧嗾f,環保部將對各地自動監測質量檢查開展交叉檢查、飛行檢查和“回頭看”檢查,環保部檢查如果發現的問題是各地自查沒有查出來的將嚴厲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

“監測數據是高壓線和紅線不能碰,保證監測數據真實可靠是監測工作的底線,絕對不能碰。要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監測數據質量,確保數據真實準確?！眳菚郧嗾f。法制日報無錫(江蘇)4月1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