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創新執法體制與方式

創新執法體制與方式

全力開創經開區城管工作新局面

吉林經濟技術開發區位于吉林市西北部的平原地帶，是中國東北地區唯一的國家級專利產業化試點基地，開發區行政區域面積 103平方公里，規劃開發面積 43.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8萬人,現有各類企業1189戶,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6戶。市政府很重視開發區的城管執法工作。為了進一步理順城管體制，完善城管體系，切實加強開發區城管執法工作，2007年專門成立了吉林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經開分局，并由市城管執法局選派經驗豐富、能力較強的人員擔任分局主要領導。在過去的一年里，經開分局以營造環境優勢為重點，以構建和諧城管為導向，以提升服務為主線，全力提高區內城管水平，在經開區發展的進程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加大宣傳力度，營造共建共管的輿論環境。宣傳氣氛越濃，整治效果越好；宣傳聲勢越大，執法阻力越小。經開分局成立伊始，將宣傳視為城管工作的生命線，視為與開發區各界溝通的橋梁。視為減少管理阻力、贏得群眾支持的有利武器。

開展“走訪式”宣傳活動，對區內各大企業逐一進行走訪，發放宣傳資料。與企業領導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聽取建 議與意見，解答咨詢，宣傳有關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規。

在大街小巷開展經常性宣傳活動。利用掛置宣傳條幅、設立宣傳展牌、發放宣傳單等形式，在全區內開展城管宣傳活動，與廣大群眾、商家業戶交流，收集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接受投訴，營造了濃厚的城管輿論氛圍。

加強對上對外城管宣傳。按照“多報、快報、精報”的要求，向經開區及市城管執法局報送動態信息，理論研究等材料，以引起有關領導和部門對我區城管工作的重視，贏得理解和支持。

二、轉變理念，營造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優質高效的服務是促進管理水平提高的前提。經開分局自成立后，更新執法觀念，轉變管理理念，變管理為服務。結合開發區實際情況，推行了一系列便企、便民措施。

向各大企業發放便企服務卡，服務卡上注明負責該企業的中隊負責人姓名、聯系方式、執法職能及舉報電話。一方面可以同企業建立快捷的溝通渠道，第一時間了解企業的需要；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企業監督執法隊員的執法行為。

開通城管舉報熱線，為投訴人服務，受理社會各界對城市管理工作的投訴、舉報。確立了“有問必答、有求必應、限時必辦、投訴必究”的工作原則，無論大事小事，一律認真處理，做到件件有落實，事事有回音，既方便了投訴人投訴、提高了其參與城市管理的積極性，又為城管人員及時提 供了管理問題和線索，無數雙理性良知的眼睛促使城市管理工作不斷完善、鞏固、創新、提高。同時，分局還繼續推行網上舉報平臺，為廣大市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務。

三、以人為本，建立一支過硬的城管執法隊伍。一支合格的城市管理隊伍應具備四種能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城市的能力；化解矛盾、構建和諧城管的能力；與時俱進、創新工作方法的能力；奮發有為、狠抓工作落實的能力。經開分局以提高隊伍“四種能力”為目標，狠抓隊伍建設。按計劃開展了“經開分局2007年度業務知識全員培訓”工作，聘請相關兄弟單位業務骨干來講解實際案例。主要以提高隊員的執法水平與綜合素質，解決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問題為重點，并采取了全新的培訓方法——“提問制”，分期進行閉卷考試，從而使分局執法者素質有進一步提高。同時，分局還開展了“執法業務大討論”活動，分別對以往執法中發生的問題進行反思和總結經驗，使隊員們對執法工作的方式方法有了更深一步的思考，提高了執法隊員解決棘手問題的能力。

在制度管理上，堅持以“百分考核”制度做為管理隊伍的有效手段并同績效工資掛鉤，獎罰分明，改進和完善了《執法分局法律文書管理規定》、《經開分局案件追辦制度》、《工作日志補充考核規定》，靠制度約束人，靠制度管理人，使城管工作逐步步入法制化、規范化、長效化的軌道。

四、依法行政、嚴格執法，打造開發區優良的投資環境。2007年，經開執法分局深入貫徹“城市管理年”的各項工作方針，緊緊圍繞著經開棚戶區改造工程、化工園區基礎設施建設、城際鐵路建設工程、開發區重點工程及《市執法局關于二OO七年工作安排》所確定的各項工作任務，積極高效地開展執法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人性化拆遷，確保開發區全年拆遷工作按時保質完成。2007年，經濟開發區將化工園區改造工作作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拆遷工作任務多，工作量大的情況下，分局充分調動人力、物力資源，機關和中隊都投入到了一線執法工作中去。建立了排查機制。組織專門力量，對全部拆遷戶定期開展隱患排查行動，對有可能發生上訪、鬧事的拆遷戶進行重點排查，力爭從源頭上及時發現可能影響、干擾拆遷工作的隱患。對排查出的隱患問題，及時組織公安、司法、土管、信訪等部門，逐一分析原因，研究處理對策，逐個加以解決。建立每日例會制度，對每天的工作都進行匯總和安排，確保化工園區拆遷工作保質保量地完成。截止目前，在市局規劃大隊、指揮中心、城管治安支隊等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我分局共完成了化工園區、新村村、九東村、二臺子村、建新村、通溪村、化纖廠住宅樓、江提改造等930余處的違法建筑的拆除工作，900余戶正式房屋（經仲裁）的拆除，面積12萬余平方米，拆遷量為歷年之最且無一起上訪案件，保證了開發區棚戶區、化工園區改造工作的全面完成。

在進行拆遷過程中，分局始終按照“變強拆為自拆”的工作思路，構建和諧拆遷理念，把維護社會安定放在重要位置，堅持耐心說服在先、協調處理到位、保障及時有力，促進了拆遷工作按時順利完成。在2007年7月，對占用高速引線的3處煤廠違法建筑進行整治時，經了解得知，當事人確實沒有合適的儲煤場地，一旦強制搬遷將給當事人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經分局領導研究，協調有關部門，為當事人無條件提供了一個臨時儲煤場地。并派出鏟車、翻斗車二十余臺協助其運煤3000余噸。最后，還主動協調開發區有關部門，幫助當事人將其所儲煤炭全部賣出。這種溫情執法，人性管理的執法方式深深感動了當事人。為此，當事人給經開分局送來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感謝信。

（二）治本清源，創建整潔、有序的開發區市容環境。亮麗、整潔的市容環境是吸引外資、引企進區的重要條件之一。經開分局一直將市容整治工作作為重點來抓。

1、鞏固“松江北路”整治成果

按照開發區的要求，本著及時發現、及時查處、長效管理、杜絕反彈的原則，分局建立巡查制度，對松江北路(新江街景觀路)進行了不間斷的定期巡查。同時對市里確定的甲級一類路堅持每日巡查，嚴格控制新違法建筑的形成，全年共計對巡查發現的80余起違法行為進行了依法查處，保 證了及時發現問題并及時處理。

2、對高速立交橋下的露天市場進行了取締遷移，至今未發現反彈現象，達到了預期效果。

3、對經開區所有圍擋廣告進行排查，對不符合標準及違章設立的進行拆除。同時，對工業園內的野廣告進行了粉飾，全年共粉刷野廣告1000余處。

4、對工業園區內的露天燒烤進行了整治，取締了園區內的所有露天燒烤。

5、自2007年7月開始，對工業園區內運輸散流體行為進行了全面整治。針對年內園區內破土開工的施工工地較多且九站地區沙場較多，是市區內建筑用沙的主要供給地之一，分局一方面派中隊在重點路段死看死守，嚴查重罰；另一方面，從源頭抓起，派專人走訪了全區內26個沙場及十余個施工工地，同負責人簽定了責任書，同時加強建筑施工工地出入口管理，硬化出入口，做到車輪不帶泥，出入口無污水、棄料，并給在區內運輸散流體車輛全部安置了苫蓋設施，現已基本杜絕了散流體散落污染路面的行為。

6、對全區內的廢品收購站點進行了集中整治。由于歷史原因及城鄉結合部的地域特點，整治廢品收購站點工作可以說是困難重重。經分局領導班子研究，制定了切實可行的整治計劃。首先，執法隊員深入各個站點踏查動員，摸清收購站底數及基本情況。然后，協調有關部門停止辦理審批手續，同時聯合工商、公安等部門對站點進行詳細排查，對存在違規行為的收購站點堅決查封。在各部門的大力協助下，此項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得到了市整改辦的高度評價。

成績只能代表過去，我們的城管工作任重道遠，只有立足科學發展，堅持改革創新，不斷探索管理新思路，研究管理新情況、解決管理新問題，城管工作才能不斷取得進步，城區管理水平才能逐步提高。在新的一年里，經開分局將按照經濟開發區政府的工作部署，結合市城管執法局的具體工作要求，創建性的開展工作，為經濟開發區的快速發展，我市經濟建設的全面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體制創新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與體制創新

王一鳴

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典型特征，就是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要素的高強度投入，并由于資源和要素的低成本，使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無論從保持我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還是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刻不容緩。經濟增長方式從本質上決定于經濟體制，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關鍵在于增進市場資源配置功能，加快推進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投融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一、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經濟增長雖有起伏，但一直處于快速增長態勢之中。1979～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6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經濟增長3％左右的速度。但是，經濟的快速增長是建立在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基礎上的，表現出兩個最典型的特征。

第一，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資源和環境代價過大。

以“十五”時期為例，中國能源、電力相對于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比“九五”時期都提高1倍多，煤炭產量增長1倍多，水泥產量增長79％，鋼材產量增長187％。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煤炭、鋼鐵、鐵礦石、氧化鋁、銅、水泥消耗最大的國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國。200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總量的5.5％左右，但能源消耗達到24.6億噸標準煤，大約占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鋼材消費量達到3.88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費量的30％；水泥消耗12.4億噸，大約占世界消耗的54％。由于大量低效消耗資源，污染物的排放日趨嚴重，生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近年來，中國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上的投入明顯加大，但仍趕不上粗放型增長造成的破壞。2005年，我國二氧化硫排放量2549萬噸，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酸雨區面積約占國土面積的30％。第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加劇了經濟內外失衡即投資與消費失衡和內需與外需失衡。

同樣以“十五”時期為例，投資增長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高于“九五”時期1倍以上，投資增長明顯偏快，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計算，2001～2006年中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2.2％，遠遠高于按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3％的速度，投資率從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個百分點，但消費率卻從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了11.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僅為36.4％。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持續的投資高增長，不斷轉化為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使資本形成率不斷提高，而最終消費率的下降使最終消費能力相對于生產能力不斷萎縮，在國內市場難以消化不斷擴張的生產和供給能力的情況下，過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通過擴大出口來釋放，必然加劇外貿順差擴大和國際收支不平衡。2001～2006年，中國外貿順差由225.5億美元提高到1775億美元。

總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兩個基本特征，不僅帶來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外部約束性不斷加劇，而且使潛在風險和外部壓力也不斷加大。

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繼

從我國今后一個時期的發展環境看，過去支撐經濟高速增長的內在因素和外部條件正在發生變化，有的正在接近拐點，從各方面因素和條件判斷，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首先，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開始減弱。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較快增長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大改變。一是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正在發生變化，加之不斷完善社會保

障制度和公共服務，使勞動力社會成本上升壓力加大。根據測算，我國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后逐漸下降。同時人口老齡化將加快，勞動力總量和結構都將發生明顯變化。換言之，隨著“人口紅利”逐漸耗竭，勞動力成本勢必會加快上升。二是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和矯正土地價格扭曲，土地成本將趨于上升。三是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對國際市場依賴程度提高，將使資源成本有較大上升。四是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促使外部成本“內部化”，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因此，我國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變化，如果不加快轉變傳統增長方式，并隨著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減弱而逐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就難以持續。其次，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接近極限。無論是土地資源、水資源，還是主要礦產資源，我國人均占有量都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源的自然稟賦條件較差，主要資源的國內保障能力脆弱。隨著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工業規模迅速擴大，能源資源消耗量還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如果說以往緩解資源環境矛盾還有較大回旋空間，但發展到今天，一些地區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已逐步逼向極限，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延續傳統的增長方式，經濟快速增長帶來的資源消耗和排放增加，就可能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和邊界，引發系統性風險，付出的代價將是難以估量的。這就要求我們把資源環境壓力釋放的過程轉化為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這必定是一個艱苦的過程，但已經沒有任何退路。

第三，投資持續高增長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經濟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必然加劇投資與消費失衡，造成不斷擴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與最終需求的缺口難以通過最終消費的增長予以消化。投資高增長必然帶來對資源的過度消耗和排放增加。通常情況下，我國每百元投資品中，用在工業設備上的不過32元，而用在土建上的要占60元，而其中相當部分又用于高耗能的水泥、鋼材。我國消耗的水泥占全球一半以上，消耗的鋼材約占40％，與投資的高增長不無關系。投資增長過快，還會使資本相對于勞動的收益提高，使少數人獲益，進而加劇全社會收入差距擴大。

第四，出口過快增長面臨的風險越來越大。出口持續高速增長，不僅造成貿易條件惡化，出口效益下降，也加劇了內需與外需的失衡。雖然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過剩的生產能力可以在國際市場上找出路，外需也的確吸納了中國很大一部分過剩產能，但這只能減緩和拖延我國產能過剩矛盾顯性化和引發危機的程度和時間。出口過快增長，造成過大的貿易順差，還會加劇國際貿易摩擦和人民幣升值壓力。雖然我國貿易額占世界比重僅為7％左右，但對我們的反傾銷案件卻高達15％。我國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增長，是在開放環境下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表現形式之一。延續這種增長方式，不僅國內能源資源無法支撐，而且國際市場也越來越難以承受這樣大規模、低水平、同質化的出口數量擴張。

綜上所述，從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條件變化看，再按傳統增長方式發展下去，很難持續。如果經濟增長不能從主要依靠資源和要素高強度投入轉向主要依靠技術創新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從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轉向投資與消費、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我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就會逐步枯竭，即使在一定時期仍可以實現高速增長，但終究將難以持續。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就可能引發“高速增長期”的終結。

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核心是培育市場功能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與我們的發展階段有關。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通常是“黃金發展期”，同時由于經濟增長總體上還處于“投資和要素驅動型”而不是“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型”階段，往往也是投資強度最大的時期，是資源消耗和要素投入強度最大的時期。我們不能脫離發展階段討論經濟增長方式問題。但是，即使與相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比，我國增長方式粗放的特征仍更加突出，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條件，主要癥結是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資源要素價格扭曲；財稅、投融資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不到位，政府資源配置權過多過大，使生產要素升值和資源環境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層面擋住，沒有通過價格信號傳遞給市

場主體。而在現有政績考核體制下，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過度強調“趕超”和“跨越式發展”，依靠行政力量推動發展，客觀上延緩了增長方式轉變進程。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主要原因是資源和要素價格扭曲。長期以來我國水電油等資源性產品和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價格受政府管制明顯偏低，勞動力相對過剩也使工資水平難以上升。資源和要素價格過低，使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資源和要素的投入，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提高緩慢。而在生產效率沒有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推動實現較快的經濟增長，又會進一步加劇經濟增長對資源和要素投入的過度依賴。由于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不僅使投資成本低、投資需求過熱，而且使資源消耗型出口也因成本低而得以快速擴張，導致貿易順差過大、國際資本的大規模流入、外匯儲備的不斷累積和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在一定條件下，這必然引發流動性過剩問題。

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從根本上說也與行政管理體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有直接關系。長期以來，我國各級政府扮演著重要的經濟建設者的角色，而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卻不到位。這就造成政府新增收入被大量投入工業園區和城市建設，而社會保障、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公共服務支出嚴重不足。近年來，政府財政收入超常規增長，比如2006年財政收入達到3.87萬億元，如果再加上約1.2萬億元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和1萬億元的收費等預算外收入，實際的政府所得份額可能要占國內生產總值近30％，政府所得份額不斷增大，在政府職能尚未轉變的條件下，必然直接和間接地推動投資高增長和投資率的攀升。同時，為了追求經濟的高增長，地方政府往往通過優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資，設立大量以出口為導向的開發區，造成國內資源配置向出口部門傾斜，也加劇了經濟增長對出口部門的依賴。

因此，我國加快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增進市場功能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從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發達國家來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一個漸進的市場化過程，也就是在一個較長的歷史過程中，企業在市場機制和競爭壓力下，逐步加快技術進步和節能降耗，政府通過立法和制定政策、設立技術標準等手段，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逐步推進，但這種模式所需時間較長。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在與美國的抗衡中意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重要性，力求在較短時期內解決這個問題。但由于過度強調政府的作用，強制在某些部門推進技術進步，沒有從調整體制入手，缺乏制度性約束和動力機制，直到前蘇聯解體都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進程中，要重視發揮政府的積極引導作用，但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培育市場機制，增進市場功能，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

四、以體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主要任務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和重大突破，從根本上取決于體制創新，重點是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深化財稅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和完善政績考核機制，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一）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

資源價格偏低，利用資源的“外部性”成本得不到合理補償，必然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扭曲，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客觀上刺激了經濟的粗放型增長。而資源產權制度缺失，所有者權益得不到體現，是資源價格扭曲的重要制度條件。

改革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就要使各種資源價格不僅反映稀缺程度，還要充分反映市場供需，反映生態和環境成本，打破資源開發壟斷和市場分割格局，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在充分競爭中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改革的主要任務是，根據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水資源等不同資源的屬性，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氣、金屬礦、土地、水資源等各種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價格改革收益用于資源節約技術開發和生態環境治理，以及對低收入者的補償；理順資源稅和資源費的關系，較大幅度地提高資源稅率，增加對資源開采地區的補償，在條件成熟時把礦產資源補償費與資源稅整合起來；在部分壟斷性領域放寬市場準入，打破壟斷，鼓勵競爭，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資源市場；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包括產權界定、產權配置、產權流轉、產權保護的現代資源產權制度。資源價格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短期內會遇到一些阻力，還會帶來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問題，但不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價格扭曲狀況便很難扭轉，轉變增長方式也很難落到實處。

（二）改革財稅體制

現行的財稅體制不利于經濟增長方式轉變。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的收入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原有的支出結構沒有作相應調整，近年來，對地方的轉移支付主要用于工資上調和社會保障補助，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雖然增長較快，但遠不能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應大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迫切要求對現有財稅體制進行新一輪戰略性調整。

財稅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責的基礎上，相應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轉移支付力度；加快增值稅轉型，逐步提高直接稅收的比重，建立直接稅和間接稅合理配置的稅制結構；改革完善資源稅、開征環境稅，建立健全資源環境稅收制度；開征物業稅，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收體系；適當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與主體功能區管理相適應的財稅體制，增加對限制開發區域、禁止開發區域用于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擴大預算管理范圍、建立預算編制與執行分離的監督機制，完善財政預算管理制度。

（三）深化投資體制改革

投資體制改革已經取得積極進展，但現行投資體制還不能完全適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要求，與投資體制配套的土地管理和環境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投資管理責任缺乏約束，政府投資的公共性不強，公共決策機制缺失。

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必須加快土地管理、環境管理等相關配套制度改革，增強改革的系統性和協調性。進一步推進投資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健全公共投資決策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決策責任追究制度，約束投資決策中的機構利益行為，逐步改變目前各級政府投資決策機構“權重責少”的狀況；增強政府投資的公共性，逐步消除城鄉間、地區間和不同收入群體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完善政府預算體系，將土地出讓收益、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等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切斷盲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搞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樓堂館所的主要資金來源；建立公共投資穩定增長的機制，增強支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強化投資監督體系建設，通過提高投資決策透明度、增強內部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增強地方人大對重大項目的監督作用，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

（四）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過去28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各級政府的積極努力和發揮的重要作用是分不開的。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場調節功能逐步增強，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方式、職能越來越不適應形勢的變化和要求。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滯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滯后，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就是要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和決策、執行、監督相協調的要求，建立決策科學、權責對等、分工合理、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和效能政府。主要任務是，完善中央政府宏觀調控體制、機制和方式，提高中央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和效率，增強涉外經濟管理職能，保持內外經濟協調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調整和明晰地方政府經濟調節職能；增強市場監管職能，構建行政執法、行業自律、社會監督、群眾參與相結合的市場監管體系；加強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職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發展社會事業和解決人民生活問題上；建立決策、執行、監督相互協調又適度分離的運行機制；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等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提高社會組織對政府職能轉移的承接能力。

政府政績考核機制是影響政府行為的重要因素。要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實施重要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評價機制。切實提高約束性指標行政問責的效力，并逐步將單位生產總值能耗、能耗降低率、主要污染物減排、生態環境、耕地保有量等指標納入政府考核體系中去，增強各級政府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五）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

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是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我國增長方式轉變不理想，除了政府管理、市場體系等因素外，企業制度不健全也是重要原因。國有企業改革仍未到位，政企不分尚未消除，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約束激勵機制不完善，對市場信號不能做出正確反應；企業組織結構不合理，產業集中度不高，產品結構單一；民營企業多數以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技術含量低，管理水平不高，仍帶有粗放經營的特征。

構建有利于增長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重點推進國有大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的改革，加快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內部約束機制；深化壟斷行業企業改革，放寬市場準入，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積極推進企業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整體技術水平，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進一步消除制約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種體制性障礙，促進民營企業制度建設和管理規范化，提高集約經營水平。與此同時，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和失業保險制度建設，逐步擴大覆蓋面，為產業結構調整、企業重組和人員退出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第三篇：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改進社會治理方式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 改進社會治理方式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是社會治理理念的重大轉變。

本次全會提出的“治理”與過去所熟悉的“管理”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中卻蘊含著重要的理念轉變。治理更為強調主體的多元參與，此次全會提出的堅持系統治理，加強黨委領導，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鼓勵和支持社會各方面參與等內容就是主體多元性的集中體現。全會的新提法與過去所強調的政府在國家管理中的一元主體地位有著很大的不同。

多元參與改變了政府過去對社會事務強調控制的理念，將控制轉變成了服務與協調，這將促使政府真正回歸到服務型的軌道，使政府從管理者轉變為服務者。

多元參與改變了過往政府習慣于應對社會事務，解決社會問題單打獨斗的理念。社會治理的提出使政府開始更為關注其他社會主體對于處理社會事務，解決社會問題的作用與功能，使政府開始意識到要將自己不應該管的和管不好的社會事務交給其它社會主體去處理，以便于社會問題得到更好的解決。

多元參與使政府在處理社會事務，解決社會問題過程中民主理念得到增強。在社會治理體制下，政府在處理社會事務中要善于吸收、聽取其他治理主體的意見，善于通過自身的主導作用，調動其它主體參與到治理活動中來，并賦予各主體相應的權力，以實現治理的有效性。

創新社會治理體制要求改進社會治理方式。

一是要加快構建以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為基礎的社會治理方式。

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是我國社會治理體制的基礎架構。黨委領導就是要明確中國共產黨在治理結構中的領導地位，這是由我國的政治體制與現實情況所決定的，治理體制中的其它主體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與到治理實踐中來，要切實履行法律賦予自身的權利，積極完成自身所承擔的義務，主動學習、了解黨的各項方針、政策，主動與各級黨組織密切配合，切實保證社會治理活動的有效開展。

政府主導就是政府不再是治理體制中的唯一主體，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承擔著凝聚、協調、調動和組織的作用。其他治理主體要在政府的凝聚與協調下進行社會治理實踐，要及時彌補政府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存在的不足，政府要及時校正其他社會主體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出現的偏差，要及時調整不同社會治理主體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功能與角色。

社會參與是指要充分調動黨委、政府以外的其他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的積極性，要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加快實施政社分開，推進社會組織明確權責、依法自治。支持和發展志愿服務組織；要重點培育和優先發展行業協會商會類、科技類、公益慈善類、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要在社會治理實踐中將適合由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社會組織承擔，真正實現治理主體的多元參與。

二是要加快構建以法律、道德規范調節為手段的社會治理方式。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要強化依法治理與道德約束，構建以法律、道德規范調節為手段的社會治理方式。一是要堅持依法治理，要加強法治保障，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培養社會治理主體與群眾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社會問題、協調社會關系、化解社會矛盾的意識與習慣，要強化社會治理活動與治理行為的合法性，要不斷樹立法治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權威性，要讓法律成為社會治理活動運行準繩。二是要堅持綜合治理，強化道德約束。道德規范所具有的柔性約束力與普遍約束效應是法律所不具備的，因此要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彰顯出道德在約束、規范社會行為，調節利益關系，解決社會問題中的作用，要重視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基礎的社會道德體系的建設，要通過各種形式弘揚家庭美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要努力營造誠信、友愛的社會環境，要積極傳播社會正能量，實現道德規范對社會治理主體、群眾行為的軟約束。

三是要加快構建以基層為導向的社會治理方式。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堅持源頭治理，要以社會化服務為方向，要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因此，要加快構建以基層為導向的社會治理方式。

以基層為導向的社會治理方式要注重為基層群眾做好服務。要加快基層網格化社會管理的構建與實施，網格化社會管理是基層居民自治的創新形式，是社會治理體制不可或缺的方式、方法，它改變了傳統管理從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建立了從下到上，從群眾需求出發的為群眾服務的新模式。

以基層為導向的社會治理方式要注重協商對話機制的建立。要注重維護群眾正當利益的訴求表達權力，及時反饋人民群眾的意見與建議，要真心傾聽群眾的聲音，要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要在傾聽意見的過程中與群眾建立對話、協商機制，要通過協商對話機制有效協調群眾各方面、各層次的利益訴求，要及時化解利益沖突，從而實現社會治理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發展活力的價值目標。

第四篇：創新綜合執法體制 提升行政執法效能

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

調研報告

創新綜合執法體制 提升行政執法效能 所在單位 : 課題負責人 ： 開始時間 : 完成時間 :

區黨委組織部

王 潔 2009年4月1日 2009年5月20日 創新綜合執法體制 提升行政執法效能

——對我區創新綜合行政執法體制的調查思考

區黨委委員、組織部部長 王 潔

綜合執法 ,是指一個行政機關或法定組織通過一定的法律程序 ,集中行使有關幾個行政機關的行政檢查權和行政處罰權的一種行政執法體制。綜合執法是我國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也是東錢湖旅游度假區開發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有其實施的必要性和理論上的可行性。在對我區行政執法情況調查摸底、赴其他地區調研考察的基礎上，本文擬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我區綜合執法體制創新作初步的研究探討。

一、我國行政執法體制改革過程的總結回顧

綜合執法是我國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發展趨勢,我國現行的集中（綜合）行政執法模式有兩種，即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16條規定：“國務院或者經國務院授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可以決定一個行政機關行使有關行政機關的行政處罰權，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處罰權只能由公安機關行使。”這是我國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確立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制度，為改革行政執法體制提供了法律依據，這也是“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理論的由來。以此理論和規定為依據，首先在城市管理領域推行，國務院先后批準了北京、天津、黑龍江等14個省（市）2 的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在此基礎上，國務院于1999年11月18日在《關于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的決定》（國發[1999]23號）中要求：“繼續積極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試點工作，并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擴大試點范圍。”進入二十一世紀后，行政執法管理體制改革步伐加快，黨的十六大報告和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都對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解決多頭執法問題提出了明確要求。2000年9月８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繼續做好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通知》，全國82個城市經批準開展了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統一了試點機構名稱及行使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范圍、內容；2002年8月22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國發?2002?17號），明確規定，國務院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可以決定在本行政區域內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寧波市也經國務院批準于2002年10月起開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

隨著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的推行，國務院又于2002年10月11日提出了《實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2?56號），并下發《關于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中編辦發?2003?4號）等多部政策法規文件，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由此在全國范圍內展開。綜合行政執法與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相比較，兩者理論由來是一致的，主要區別在于：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試點工作是在城 3 市管理領域實施的，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不但在城市管理領域實施，還推向了其他領域，如在交通管理領域，原來有路政、運政等多支執法隊伍，在施行交通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后，在交通管理領域只有一支行政執法隊伍，這樣就解決了在一個領域內存在的多頭執法、執法擾民等問題。從綜合執法理論的提出到試點、推行經歷了6年多的過程。從總體上看，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和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解決了城市管理行政執法中職權交叉、多頭執法、重復處罰、執法擾民等問題，初步形成了新的行政執法機制，明顯提高了行政執法效率，在一定范圍內為改革現行行政管理模式積累了經驗，也為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探索了新路子。

二、我區行政執法體制狀況分析

東錢湖旅游度假區作為旅游休閑度假的特殊功能區，2001假區管委會成立以后，相應成立了行政管理執法機構。2003年成立了湖區管理辦公室，2006年升格為相當于行政副處級事業單位，行使湖區水域12項綜合管理職能；2007年，依據《關于印發寧波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支隊東錢湖旅游度假區大隊組建意見的通知》（甬城管法?2007?12號）文件精神，區行政執法大隊正式組建（該機構隸屬于市城管執法局），確立了“8+1”執法職能范圍（履行轄區內市容環境、市政管理、城市綠化、規劃管理、公用事業管理、環境保護、工商行政管理、公安交通、省市人民政府規定職責等九項執法職能）。此外，管委會其他有關局辦也 4 承擔和履行部分執法職能，負責區域內經濟、社會、行政執法事務，應該說這些執法機構的成立和職能的履行，促進了區域開發建設和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但從嚴格意義上講，在地方性法規出臺之前，管委會各局（辦）執法資格尚屬于市政府或市級行政執法機關委托性質，還不具備真正的執法主體資格。

2008年11月，經浙江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批準，《寧波東錢湖旅游度假區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公布，并于2009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條例》規定，東錢湖旅游度假區管委會按照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設立行政管理機構，具體負責旅游度假區的經濟和社會行政管理事務，明確了度假區管委會所屬行政管理機構的行政主體地位。《條例》的出臺，對度假區行政執法的執法主體、職能、依據作了明確，賦予了管委會獨立行使行政執法權的主體資格。前段時間，我們對管委會各局辦的執法職能進行了調查摸底，目前我區10個單位（部門）承擔和履行著228項執法職能，通過對上述執法職能、依據的認真分析梳理，現有行政執法體制在運行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1、執法主體不明確、執法主體資格不符的問題。在調研中我們發現，執法職能不明、執法主體資格不符是各局辦反映較多的問題。比如，湖區辦行使涉水的綜合管理職能中即存在執法主體不夠明確的問題，現湖區辦行使的水政、漁政職能在經濟發展局，航運、航道職能在建設局，湖區辦分別受經發局、建設局委托。5 而湖區辦作為行政管理職權的實際履行和責任承擔主體，現有機構資格與管理職能又存在不相符合的問題,既影響了湖區管理機構執法職能的順暢發揮，也削弱了執法管理的權威性。又如，社管局行使的文化娛樂市場執法、宗教管理職能，根據職能主管權限設置在經發局。這樣在具體實施行政執法中，難免會出現權責不一致、影響執法效率等問題。

2、執法職能交叉、重疊或缺位的問題。行政執法往往牽涉到方方面面，對我區而言，因開發建設、機構設置的特殊性及歷史方面因素等，也容易導致職能交叉、重疊問題。目前，在東錢湖區域中，有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大隊，又有航運航道管理所（隸屬湖區辦）；既有衛生監督部門（社管局衛生監督所），又有文化執法部門（社管局），雖然說分屬不同的領域，但因職能和區域劃分不夠明確，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有些職能亦難以理清。這種“多頭”、“多層”的管理執法往往導致職能扯皮，在一些“結合部”容易出現懈怠執法和“多頭處罰”的現象。而且由于部門隸屬關系不一樣，實際執法過程中往往難以形成合力。要形成綜合行政執法體制，必須理順這些關系。在同一個區域里，行政管理執法應該由一個綜合執法部門來具體實施，使一個領域內行政執法綜合為一個部門牽頭、一個聲音講話、一個標準處罰。這樣既可以提高執法的針對性，又可提高行政執法社會效益的最大化。

3、執法權限尚需進一步劃清，理順條塊關系。為解決管理體制上的瓶頸，改變部門之間職責交叉、各自為政、難以形成合力、6 效率低下的狀況，發揮綜合管理的優勢，有關執法職能權限也需要進一步劃清，理順條塊關系。比如湖區辦與經發局、建設局之間有關涉水綜合管理職能，社管局與經發局之間有關宗教、文化市場管理職能，鎮政府與建設局之間的建設領域職能關系等等，都需要給予明確。此外，監管、審批與執法處罰制度的接口銜接，各相關部門的關系亦需理順，方能建立分工明確、協調有力的執法體制。

三、創新我區綜合行政執法體制對策分析

隨著《條例》的正式施行，度假區開發建設的不斷發展，度假區管委會本著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按照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著力構建和諧錢湖、效益錢湖，對在區域內實施跨領域、高度集中、高度綜合的行政執法工作提出了初步設想。同時要考慮綜合執法體制改革受到眾多現實因素的制約，創新綜合執法體制必須穩步推進,需要從多個方面入手建構并做好配套改革。

(一)整合職能,健全綜合執法機構體系。通過總結我國現行試點的兩種行政執法模式（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綜合行政執法）可以看出，無論是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還是綜合行政執法試點，基本都是在某一領域內實施的。從對深圳、寧波市轄縣（市）區的考察了解情況看，涉及跨領域整合進行綜合執法工作的，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通過人大立法、政府發文規范整合執法職能，如深圳市政府下發《關于全面推進街道綜合執法工作的決定》（深 7 府?2006?268號），對街道綜合執法范圍規定了21項內容(與《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國發?2002?17號文件）相比較，增加了食品衛生、畜禽屠宰、計劃生育、藥品器械、燃氣、勞動、文化、質監、安全生產、殯葬管理等12項職能)；二是委托執法，如寧海、奉化等縣（市）實施的行政執法；三是聯合執法，一般只在臨時性、突擊性執法時采用。對我區而言，度假區管委會屬寧波市政府派出機構，如果要突破現行實施的執法體制，實施跨領域綜合執法，從法律上要得到市人大、市政府等較高層次批準才可能實現。而聯合執法，不符合實施綜合行政執法的初衷，亦不適應我區實際。

鑒于以上考慮，建議在現階段我區的綜合行政執法（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突出抓好“兩塊”，“一個陸上，一個水上”。陸上就是將城市管理領域的城市規劃、建設、市政管理、房屋管理、市容環境衛生、城市綠化、環境保護（部分）、工商行政（部分）、公用事業管理等方面進行整合，在原行政執法大隊基礎上組建城市管理綜合行政執法局（與建設管理局合署辦公，建設局將以建設為主轉為建設和管理并重，同時局長兼任行政執法大隊大隊長的模式下步要逐步進行調整），調整隸屬關系，成為管委會內設機構。水上就是將有關水利、漁業、航運航道、湖區河道疏浚、水域資源管理以及有關水上的重大建設項目等涉水的綜合管理職能整合。考慮到湖區辦沒有法律法規規定的獨立執法職能和權力，不具備法定的執法主體資格，在發揮行政管理作用方面 8 受到很大限制。根據《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工作的決定》（國發?2002?17號）關于“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的行政機關應作為本級政府直接領導的一個獨立的行政執法部門，依法獨立履行規定的職權，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規定，明確湖區辦為區域內涉水職能主管機關，集中行使水域保護管理的行政處罰權，向上級請示將湖區管理辦公室機構級別升格為相當于行政正處級，列入監督管理類事業單位，為施行綜合行政執法提供組織保障。

(二)劃清權限 ,理順條塊關系。針對目前法規和度假區實際，建立綜合行政執法體制，實行跨領域綜合執法，比較可行的方案是通過管委會統一領導、協調和市政府部門委托執法的方式，修改管委會有關局辦“三定方案”，將行政執法職能進行合理劃分，由管委會委托相關局辦執行，以進一步劃清權限，理順條塊關系，整合行政資源和執法力量，達到提高行政執法效能的目的。因此，可以考慮將原屬經濟發展局、建設管理局的水政、漁政、航運航道等多項水利執法職能劃歸湖區管理辦公室，借鑒杭州西湖管理模式，進一步推進湖區管理綜合執法工作；將原屬經發局的宗教管理職能劃歸社管局，原屬經發局的文化體育娛樂市場執法、建設局的有關行政執法一同劃歸行政執法大隊（城管綜合執法局）；同時，進一步理順東錢湖鎮政府與經發局、建設局之間的職能關系，原則上鎮政府不再履行有關土地、房地產、建筑的行政執法職能。如此將初步形成區域城市管理執法、湖區涉水管理執法、9 文化娛樂市場執法的綜合行政執法機制，衛生監督執法、勞動監察執法等其它行政執法行為待綜合行政執法試行成功，監管執法監督等方面關系理順后逐步納入。

(三)加強培訓 ,建立高素質的綜合執法隊伍。狠抓行政執法隊伍建設，建設一支適應度假區建設發展需要的、政治合格、作風過硬、業務精湛、紀律嚴明的執法隊伍是履行綜合行政執法職責的重要保障。一要抓基礎性工作，針對執法職能的增加，要建立和完善學習培訓制度，大力開展政治理論和相關法律業務培訓，實行定期業務考核制度，開展業務競爭活動，全面提高行政執法人員相對集中行政處罰權素質和能力，努力塑造一流執法隊伍形象。二要通過“執法示范小區（村、居）、示范路、示范景點”文明創建、爭創“三個一流（建一流隊伍，樹一流形象，創一流業績）一系列文明創建活動，促進行政執法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及良好執法作風的形成。三要實行政務公開，加強與群眾溝通，搞好外部監督。利用接待日、設立舉報箱、公布舉報電話、開展民主評議活動等形式將業務工作和執法活動置于社會的有效監督之下，規范執法行為，增加執法透明度。在探索實施綜合行政執法機制改革中，努力建設一支廉潔公正、作風優良、業務精通、素質過硬的執法隊伍。

第五篇：大部門體制心得體會：注重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創新

所謂大部門體制，就是為推進政府事務綜合管理與協調，按政府綜合管理職能合并政府部門，組成超級大部的政府組織體制。大部門體制是一種大職能、寬領域的政府事務綜合管理體制。在大部門體制下，政府部門的管理范圍較廣，職能綜合性強。如德國內政部的管理范圍涉及公務員、機構編制、移民、統計、文化、新聞、體育、國家安全、警察、救災等諸多方面。

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發達國家的政府部門普遍實行大部門體制，是市場經濟不斷完善、公民社會不斷成熟、民主政治不斷發展、信息社會不斷發展、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不斷創新的必然結果。

第一，市場經濟的不斷完善和公民社會的不斷成熟，使原來由政府承擔的公共職能和公共事務不斷外移，企業、社會和多元化的投資主體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公共事務，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務的范圍不斷趨于核心化、中心化和綜合化。政府職能的領域客觀上縮小，為不斷減少政府機構奠定了職能基礎。市場經濟的發展還要求放松規制，不斷去除束縛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過度的政府管制；這就要求政府放棄對企業、產業和社會的過細、過度的監管，將政府工作的重心放到制訂政策和服務提供上。如日本在行政改革中，對原由政府直接經營管理的公用事業實行簡政放權，引入民間企業進行競爭，政府不再直接管理，政府相關部門只承擔法規管理、實施監控職能。因此，日本2000年將通產省與企劃廳合并為經濟產業省，建設省、運輸省、國土廳、北海道開發廳合并為國土交通省，文部省與科技廳合并為文部科學省等。

第二，當代民主政治的發展要求議會控制內閣與行政部門，這就要求各部部長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這就使部長進入內閣成為必然。部長進入內閣，同時又要保持內閣成員的數量的穩定，便于內閣協調功能與決策功能的發揮。內閣本身成員數量的限制就決定了各部部長數量的限額，從而限制了各部的數量。這是政府部門實施大部門體制的政治動力與基礎。在實行議會內閣制的英國，實行部長責任制，每個部長要為政策問題、為個人行為和過錯、為所領導的部門被指控的過錯向議會負責。

第三，地方化與權力下放的潮流是與全球化相對應的一種國際性的潮流，這一潮流要求實行職能下屬化原則，即政府公共服務的職能應該盡可能地向下一級政府轉移。下一級政府愈來愈多地承擔了教育、科技、公共事業等公共職能，中央政府職能集中于政策制訂與統一監管，中央政府事務必然縮小，中央政府機構設置必然趨于綜合化。

第四，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政府綜合事務在政府事務中的比例不斷上升，要求政府實施綜合決策、綜合執行與綜合管理，以便加強對政府事務的綜合協調與戰略管理。例如，為了適應信息社會傳統電信網、計算機互聯網、有線電視網三網合一的趨勢，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建立了“三網融合”的綜合電信監管體制。又如對衛生事務的管理，近年來，國外的衛生行政管理體制均呈現綜合、統一集中管理的趨勢，如英國衛生部負責制訂衛生保健總體政策和策略、執行政府醫療衛生保健預算、組織提供醫療衛生服務、負責環境衛生和食品藥品監管，等等。英國衛生部對應我國衛生、環保、藥監、質檢、民政、勞動保障等政府部門和殘聯等組織。

第五，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創新使實行大部門體制具有了組織基礎。在當代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中，西方國家推行決策與執行的分離，設立了大量的執行機構，原來由政府行政機構行使的管制職能被轉移到執行機構，行政機關內行使決策職能的高級文官組織一個專門負責決策的相對較小的“核心司”，政府部長及其核心決策司集中精力負責決策和監管，集中精力負責協調事務，這就為推行大部門體制創造了條件。目前，英國約有131個執行機構；美國約有56個獨立機構和4個半官方機構，德國約有36個政府各部門直屬的聯邦高級機構與部門。行政管理技術的發展也為大部制的推行提供了技術保障，如電子政務的應用為減少管理層次、促進管理組織扁平化創造了條件；社會服務承諾制的推行，也使行政質量與效率大大提高，為推行大部門體制奠定了基礎。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政府管理組織與方式創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這一基礎上實行大部門體制：能夠避免職能交叉，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將需要各個部門協調的事務變為部內協調的事務，減少協調的成本，提高協調的效率；便于進行戰略管理，提高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統籌安排能力；便于部長承擔政治責任與行政責任，有利于責任政府建設；綜合性強的部門，其靈活性也強；同時，也有利于形成強政府、大社會的社會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