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事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高XX，女，漢族，住江蘇省。

被申請人楊XX，男，漢族，住上海市。

申請抗訴請求：

請求依法對蘇州工業園區人民法院在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10)園民初字第XX號判決提起抗訴，由人民法院再審改判，駁回被申請人的訴訟請求。

事實與理由：

一、原判決認定被申請人已足額出資50萬元的XX理想XX有限公司(下稱“理想公司”)書面說明系偽證，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

一審審理過程中，被申請人為證明其主張返還50萬元的前提條件成立即50萬元已足額出資，向法院提交理想公司向XXDSXX有限公司(下稱“DS公司”)出借17.2635萬元的證據及理想公司出具的其是受被申請人委托向DS公司注資50萬元的書面說明。

“書面說明”是偽證。理由有二：

1、該證據與被申請人當庭陳述其50萬元的出資方式是部分由本人以現金方式注入，部分是委托理想公司轉賬注入，相矛盾;

2、被申請人只舉證證明理想公司曾出借DS公司17.2635萬元，并未舉證證明曾出借50萬元。另，理想公司與DS公司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并不能因理想公司的單方言行而轉變為被申請人與DS公司間的股權關系或被申請人所稱的債權債務關系，更不能轉變為被申請人與申請人間的債權債務關系。

被申請人已足額出資50萬元這一法院認定事實，缺乏證據證明。DS公司及(或)其股東對被申請人承擔返還出資義務，缺乏事實基礎。

二、原判決適用法律確有錯誤，將《合作協議書》所涉法律關系錯誤地認定為股權轉讓關系。

《合作協議書》載明“乙方(被申請人)出資五十萬元從甲方(申請人)原有股權中取得XXDS集團有限公司4%股權，同時獲得XXDS公司8%股權”、“每次資金使用前均須提交有關部門的請款報告，在甲乙二人同意并簽字之后方可領取”、“乙方保證及時。足額提供公司所需經費，如因資金不到位而影響業務開展，后果由乙方承擔”、“上述五十萬元資金原則上為2007年10月到2008年1月約4個月的費用，資金使用包含以下三項：A日常運營，B設備添置，C獲取電視臺授權的費用……”。原判決將《合作協議書》所涉法律關系認為是股權轉讓關系。該認定存在四點無法解釋之處：(1)如為股權轉讓關系，申請人為何從未獲取哪怕是1元錢的轉讓金?(2)如為股權轉讓關系，對價50萬元為何要“二人同意并簽字方可領取”使用?(3)如為股權轉讓關系，被申請人為何要對DS公司承擔出資不到位責任，即“如因資金不到位而影響業務開展，后果由乙方承擔”?(4)如為股權轉讓關系，對價50萬元為何要用于DS公司“日常運營”、“設備添置”、“獲取電視臺授權的費用”?

申請人認為，《合作協議書》所涉法律關系為項目投資關系，即被申請人向DS公司出資，而申請人作為公司的大股東從維護公司利益角度出發，甘愿稀釋自己的股權以讓渡部分股權給被申請人。申請人只負有讓渡部分股權的義務，不承擔任何其他義務。

三、申請人收集到新證據以證明《備忘錄》并非申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足以推翻原判決。

被申請人提供的《備忘錄》擅自修改了二人之前協商達成的口頭協議，在申請人急于外出之時，利用申請人年齡大、判斷力差、法律意識淡薄及對被申請人的充分信任等，交與申請人簽字，為申請人設下文字陷阱。

《備忘錄》載明“(被申請人)放棄原擬向高XX購買的8%DS公司股權及高XX承諾贈送的股權”，雙方之前從未有過有關股權轉讓的商談，更談不上達成股權轉讓的協議，所以無從談起“放棄購買”。被申請人意圖用這樣的條款聯系《合作協議書》載明的被申請人需向DS公司注入50萬元來混淆法庭視聽，以讓法庭確信雙方間是股權轉讓關系。可惜，這個條款本身就難以自圓其說：

1、被申請人一直聲稱已足額出資50萬元，既然已足額出資，何來條款用詞“擬(購買)”?

2、被申請人如未足額出資(申請人一直主張未足額出資)，其“放棄”“購買”，又如何讓申請人返還50萬元?

《備忘錄》將口頭協議“DS公司融資成功后，申請人同意被申請人退出公司，由DS公司回購股權及支付其他款項5萬元”修改為“根據DS公司的融資進程給予適當寬限，申請人支付被申請人55萬元(《備忘錄》第2條的文意)”。在DS公司經營陷入極大困難面臨關門時，任何人都不會做出內容為《備忘錄》第2條的承諾，該承諾實為對DS公司的債務承擔。一審時，申請人無法獲取證明《備忘錄》并非其真實意思表示的證據;一審判決生效后，被申請人在發給申請人的電子郵件中已承認(默認)其修改了口頭協議。

四、本案符合舍棄法律規則而適用法律原則的條件，可以適用民法原則以實現個案正義。

姑且不論雙方證據、觀點，一審判決嚴重違背法的價值“正義、秩序”：本案件，被申請人同意向DS公司注入資金取得股權是基于DS公司將向風險投資公司融資的事實，這其中隱含著巨大商機或收益，即DS公司一旦融資成功，投資方將會設法將DS公司上市，如此被申請人的股權將會得到數十倍的資本收益。根據風險收益對等原則，被申請人也應承擔DS公司融資不成經營困難所帶來的風險，從《合作協議》的約定來看，被申請人對這個風險完全是有認知的。一審判決帶來的結果是，被申請人將投資風險完全轉嫁到沒有獲得任何收益或收益機會的申請人身上;申請人未獲得轉讓金、收益或收益機會，卻要為被申請人承擔投資風險。這樣的結果肯定是非正義的，是違背社會秩序的。窮盡法律規則、為了實現個案正義、存有更強理由，才可以適用法律原則，本案完全符合法律原則的適用條件。

綜上，本案符合《民事訴訟法》第179條規定的再審條件，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87條的規定，特向貴檢察院提請抗訴。

此致

sxsd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年 月 日

第二篇：民事抗訴申請書

民事抗訴申請書

抗訴申請人：杜某某，男，漢族，19X8年11月10日生，住址：蘭州市XX區塔柏路31號3-3-3。

被申請人(原一審被告)：陳某某，男，朝鮮族，19X7年3月14日生，住址：蘭州市XX區惠工街241號。

抗訴申請人杜某某與被申請人陳某某房屋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不服蘭州市XXX區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甘0111民初785號民事判決書，現申請抗訴。

抗訴請求

請求依法提起抗訴，撤銷蘭州市XXX區人民法院（2016）甘0111民初785號民事判決書，并由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申請抗訴理由：

一、本案案由應為物權保護糾紛中的財產損害賠償糾紛，原一審法院將本案案由定為“房屋買賣合同糾紛”是錯誤的。

XXXXXX

二、原審認定事實不清，位于蘭州市XXX區迎春北街103號的二層宿舍樓客觀存在，且當時為原告所有。

XXXX

綜上，申請人向沈陽市蘇家屯區人民法院提供的證據能夠形成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條，足以證明位于蘭州市XXXX區迎春北街103號的二層宿舍樓是客觀存在的，且該二層宿舍樓當時的所有權人系申請人。

潘峰律師 ***同微信

三、因被申請人陳的行為導致申請人失去了對“二層宿舍樓”的所有權，現該“二層宿舍樓”為張XXX占有、使用、收益，對于因此給申請人造成的損失，被申請人應付賠償責任。

XXXX

四、原一審法院沒有認真審理本案，查清本案事實，被申請人陳XX本應參與庭審，但原一審法院違反法定程序對其缺席審判，導致原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錯誤。

XXXX 綜上所述，原一審法院認定案由錯誤，沒有履行職責，違反法定程序，在應到看守所對被申請人陳XXX進行詢問的情況下，拒絕詢問，違法缺席判決，導致本案認定事實錯誤，適用法律不當。懇請檢察機關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依法提起抗訴，以維護申請人的合法權益。

此致 蘭州市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杜某某

年 月 日

潘峰律師 ***同微信

第三篇：民事抗訴申請書

民事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秦嶸，女，19

52年11月3日出生，漢族，濟南市槐蔭區印刷廠下崗職工，住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經七路776號95號樓1-102室。郵寄地址：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經七路776號95號樓1-102室，聯系電話：***。

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李穎，1980年9月5日出生，漢族，山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臨時工，住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經七路776號95號樓1-102室。郵寄地址：山東省濟南市市中區經七路776號95號樓1-102室，聯系電話：***。

以上二申請人共同委托代理人：陳慶強，山東明湖律師事務所律師。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山東省立醫院。住所地：山東省濟南市經五緯七路324號。郵寄地址：山東省濟南市經五緯七路324號。聯系電話：87066916/68777114。

法定代表人：秦成勇，院長。

抗訴申請人秦嶸、李穎因與被申請人山東省立醫院醫療糾紛一案，不服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7日作出的（2013）濟民再字第81號民事判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第（五）項、第（六）項、第二百零九條之規定，向山東省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申請。

一、抗訴請求

請求依法提請抗訴，撤銷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2011）槐民再初字第1號民事判決書和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濟民再字第81號民事判決，并由人民法院再審改判；

二、申請事由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的）。第（五）項：（對審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證據，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書面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調查收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六）項：（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

三、具體事實和理由

1、申請事由一：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二）項，具體理由如下：

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濟民再字第81號民事判決錯誤的維持了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認定的“死者李守順于1998年3月7日入院”這一錯誤的觀點。

濟南市槐蔭區人民法院所認定的死者李守順于1998年3月7日入院的觀點無任何事實依據，因為根據申請人在被申請人處的病歷記載“申請人的入院時間為1998年3月11日”，而非3月7日，申請人和被申請人對入院時間均沒有異議，而一、二審法院卻在無任何事實依據的情況下認定申請人的入院時間為1998年3月17日的行為存在明顯的認定事實不清，所認定的事實缺乏證據支持。

2、申請事由二：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五）項，具體理由如下：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十七條“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可以申請人民法院調查收集”，另外，依據該規定第十五條“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為人民法院應當調取的證據。”

本案中，申請人認為受害人主治大夫若不具有醫師資格、必備的病歷材料缺失必然會在客觀上嚴重侵害申請人的合法權益，申請人及委托代理人遂在因客觀原因無法自行調取的情況下申請一審法院調取，一審法院無正當理由拒絕調取該證據，后申請人以該事由提出上訴，并要求二審法院調取，但二審法院亦無正當理由拒絕調取并駁回了申請人的上訴請求。申請人認為一、二審法院無正當理由拒不調取其依照法律規定應當調取的證據的行為嚴重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五）項之規定，并嚴重侵犯了申請人合法權益。

2、申請事由三：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六）項，具體理由如下：

（1）、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十條“誤工費根據受害人的誤工時間和收入狀況確定，受害人無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計算；受害人不能舉證證明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狀況的，可以參照受訴法院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行業上一職工的平均工資計算。”另外，依據該解釋第二十一條“護理費根據護理人員的收入狀況和護理人數、護理期限確定。護理人員有收入的，參照誤工費的規定計算；護理人員沒有收入或者雇傭護工的，參照當地護工從事同等級別護理的勞務報酬標準計算。” 本案中，申請人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其誤工費、護理費，雖未提交誤工證明和護理證明，但依照上述法律規定，法院有義務依職權調取并參考同行業的誤工損失標準和護理工資標準，但一、二審法院卻違反法律規定，以申請人未提交誤工證明和護理證明為由對申請人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存在適用法律錯誤情形。

（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八）項“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另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八條“ 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

（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范的規定；

（二）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

（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

綜上可知，在醫療糾紛案件中，實行因果關系及醫療過錯推定制，即在患者發生醫療損害后，醫療機構應提交證據證明其不存在過錯以及過錯與損害不存在因果關系，倘若醫療機構無法證明或者不能充分證明，就應當對損害結果承擔全部責任，并且侵權責任法又進一步明確了三種能夠直接推定醫療機構有過錯的情形，即便醫療機構提出相關證據或者給出合理解釋，也應認定醫療機構存在過錯。

本案中一、二審法院均違反上述法律規定顛倒了舉證責任，將本應由被申請人承擔的舉證責任無故施加給申請人，使在訴訟中本就處于弱勢的受害者家屬承擔了全部的舉證責任。首先，法院在明知被告存在隱匿、偽造、篡改病歷的情況下，不但不依照上述法律規定推定被申請人存在過錯，反而要求申請人承擔過錯舉證責任；其次，法院在是否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與損害關聯程度難以確定的情況下竟要求申請人承擔舉證責任，并要求申請人提出鑒定申請；最后，二審法院錯誤的以《侵權責任法》中的過錯推定否定了與其并不沖突的《證據規定》中的過錯推定制。

一、二審法院的上述行為嚴重違反了上述法律規定，存在明顯的適用法律錯誤。

3、申請事由四：鑒定結論明顯依據不足，申請人申請法院重新鑒定，法院未允許的行為嚴重違反了法定程序。

（1）、依據《司法鑒定程序通則》第十四條“司法鑒定機構收到委托，應當對委托的鑒定事項進行審查，委托鑒定事項的用途及鑒定要求合法，提供的鑒定材料真實、完整、充分的鑒定委托，應當予以受理。”另外，根據該通則第十六條第二款“具有鑒定材料不真實、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情形的，司法鑒定機構不得受理。”且在同濟司法鑒定（2012）法醫病理FI-052號《司法鑒定意見書》（以下簡稱《司法鑒定意見書》）第四項（分析說明）中的第6條記載“被鑒定人李守順入院時已告病危，但整個住院期間，對患者觀察情況，如生命體征記錄不詳，尤其血壓記錄較少”，說明鑒定機構在接受鑒定時本身十分清楚鑒定材料不真實、不完整這一事實，但仍然決定受理鑒定申請。因此，本案中的《司法鑒定意見書》是在不真實、不全面的病歷材料基礎上作出的，其結論明顯依據不足，不能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2）、退一萬步講，倘若該病歷真實全面，鑒定機構的鑒定結論與其分析說明存在嚴重的自相矛盾，主要體現如下：

a、鑒定機構在分析說明中認定：被申請人在申請人入院、住院、診治等整個過程中均沒有對被害人李守順的血壓、體溫、血常規等最基本的項目進行檢查，并且認定醫院在血壓嚴重不正常、體溫出現高熱、并已達到重度貧血的情況下仍不對受害人采取搶救措施的行為僅為“一定失誤”的結論極為荒謬可笑，因為上述癥狀同時放在一個正常人身體上都足以致死，更何況是一個病人。

b、《司法鑒定意見書》第四項（分析說明）中的第5條記載“雖然，3月13日病程記錄要求注意保持引流通暢，防止出現梗阻后的積尿現象，但依然發生引流管彎折或者堵塞導致的尿液引流不暢，但仍不能確定患者病情加重與引流管堵塞有關。”申請人認為鑒定機構的以上陳述是嚴重不負責任的，因為被申請人都已經承認了引流管阻塞會導致病情加重，并聲明嚴禁阻塞，然而鑒定機構卻在沒有任何技術規范標準的情況下荒謬的認為阻塞并無大礙，那么試問，鑒定機構為什么不說阻塞會有利于病情好轉呢？

c、被申請人及鑒定機構均稱：受害人在入院時的病情已經非常嚴重，那么，在如此嚴重的病情診斷下，為什么還不對病人的血壓、體溫、血常規等最基本的項目進行檢查呢？難道醫院都是這么對待每一個危重病人的嗎？被申請人和鑒定機構的陳述前后本身就是截然矛盾、截然相反的。

e、根據相關醫療規范和醫療常識可知，診斷行為是所有治療行為的前提，是治療行為的靈魂和根本，倘若診斷錯誤，那么由此產生的所有治療行為均會錯誤，不起任何效果。《司法鑒定意見書》第四項（分析說明）中的第11條記載：“醫方在診斷治療中存在一定的失誤，這些失誤與被鑒定人李守順死亡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建議醫方過錯參與度為10%-30%。”該鑒定結論已經確認了被申請人的診斷錯誤，然而，在診斷錯誤的情況下，被申請人卻只占了百分之二十的過錯。

結合以上事實足以證明，《司法鑒定意見書》存在明顯依據不足，法院應當依法準予申請人重新鑒定申請。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違反法定程序，嚴重侵犯了申請人的合法權益，請抗訴機關支持申請人的抗訴請求，依法提請抗訴，撤銷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濟民再字第81號民事判決，并由人民法院再審改判。

此致 山東省人民檢察院

申請人： 年 月 日

第四篇：民事抗訴申請書

關于對（2006）婁民初字第55號

山西省婁煩縣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的情況反應

原審被告（下稱我）：馮尚奎，男，1960年6月1日生，漢族，山西省婁煩縣靜游鎮下靜游村農民，住本村，聯系電話：***。

原審原告：馮恒則，男，一九五O年四月二十一日生，漢族，山西省婁煩縣靜游鎮下靜游村農民，住本村。

請求事項

請求對婁煩縣人民法院（2006）婁民初字第55號《民事判決書》中原告馮恒則所持“宅基地使用證”系偽造的證據進行核查；對審判長李晉東枉法裁判的瀆職行為進行核查。

事實與理由

1992年我經婁煩縣人民政府批準，在靜游鎮下靜游村取得宅基地一處，并于當年即建房、窖、廁等完畢（此事實判決書第3頁下段至第4頁上段可看出）。我修建完畢直至20年后的今天，我的房前（南）直至溝渠都為空地，并無馮恒則任何建筑。

1993年馮恒則看中這塊閑置空地地基，因南邊緊靠溝渠以后有治理擴占使用面積潛力，便向村委提出批此塊宅基地。如按現狀說，不考慮治理溝渠擴占的話，此塊地基是有欠缺，但當時馮恒則跟村委會說我和他關系好，他不嫌地基小，愿意和我做鄰居。于是村委會就將此塊有欠缺的地基分給馮恒則。然而馮恒則的心并不在些，在得到 1

此塊地基后卻將眼睛盯向我分得的這塊地基，并無理要求我填埋我院內的廁所和菜窖且形成爭議。當時，村委和鎮政府為了避免日后鄰里紛爭關系僵化，給馮恒則在黃花嶺（地名）批了兩塊地基（案卷里有我提供的時任負責全村宅基地審批和調解爭議的村委領導馮存德、馮貴田的證明書各一份），爭議得以解決，馮恒則滿意而歸。

時隔13年后的2005年，馮恒則以為村上人們概念模糊事不關己，加之原村委領導全部換任，又舊事重提，強打精神裝腔作勢要在當年所爭議的地塊上建房并與我協商要我填埋菜窖和廁所。當然被我拒絕。2006年，馮恒則即向婁煩縣人民法院起訴，于是形成本案判決書中所謂的“原告馮恒則與被告馮尚奎相鄰糾紛一案”。

法庭上，我當庭提交了兩份當時負責全村宅基地審批和調解爭議的村委領導馮存德、馮貴田的書面證言，并請求法庭申請證人出庭作證，婁煩縣人民法院審判長李晉東避重就輕，認為一方面，“證人應當出庭作證，接受當事人的質詢，”另一方面，又以“既然原告取得了位于被告前地塊（南）的宅基地使用證，原告就取得了該地塊的使用權，其取得宅基地使用的多少與本案不是一個法律關系”為由，對我的辯解沒有采信。我再三提出要看看馮恒則所持的其院前（南）這塊宅基地的使用證，并當庭直指，馮恒則1993年經村、鎮、縣三級批準的這塊宅基地使用證系偽造，原因有：

1、偷梁換柱使用靜游鎮青羊溝村（青羊溝村是與下靜游村隔汾河而不相望的另一個村）宅基地使用證冒充。

2、我持有的真實宅基地使用證上寫的是：婁煩縣靜游鎮下靜游村，有經辦人簽字、縣政府章，并且真實宅基地使用證分

別由婁煩縣土地局經辦人填寫和下靜游村委會對于方位的四至填寫，筆跡顯然不應相同。而馮恒則的宅基地使用證上婁煩縣土地局經辦人填寫和下靜游村委會對于方位的四至填寫筆跡一致，實系偽造。與我1992年批準的宅基地使用證截然不同。（以上質證，從《判決書》第5頁也有所表露）

然而，婁煩縣人民法院審判長李晉東也照舊還是無視我當庭的任何言詞，就像《民事判決書》寫著：“被告又辯稱原告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證有瑕疵，系自己填寫的，應該有填寫人的填名、蓋章或（應為‘和’）村委的公章，本院觀其提供的宅基地使用證也沒有上述印記，對該辯解也不予采信。”（這段文字看出，法庭既對申訴人質證指出的使用證偽造問題承認存在，卻又對申訴人的辯解不予采信）。

最終法院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三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五十條的規定，做出了如下的判決：

一、被告馮尚奎立即填埋已建的廁所，填埋山藥窖二分之一（填埋部分為南至原告的房基，北至隔墻，東西至已有窖壁）。

二、原告馮恒則酌情補償填埋費1000元。

判決書于2006年8月9日就已出，馮恒則也早已收到。其以判決書為證，尋釁滋事，再次與我發生沖突，并將我父親打至重傷，父親的生命危在旦夕，照顧父親直至料理完父親的喪事，所以根本無暇顧及其他。等到有心情回頭處理自己的事時，經多方咨詢，才知道已然過了上訴及申訴的有效時間。

讓我一直想不通的是，村委會于1993年已批兩塊地給馮恒則，此事就告終結了。那么我與馮恒則就不存在相鄰之說。而馮恒則13年后能斗膽以偽造的宅基地使用證又舊事重提，并于次年惡人先告狀呢？而婁煩縣人民法院審判長李晉東不顧事實，不辯真偽，不采信我的任何證據，卻以偽造的宅基地使用證為有力證據，置我的合法權利于不顧，蹊蹺何在？經我事后多次訪察了解到，本案的審判長李晉東曾經和馮恒則的親外甥齊換奎合伙在東水溝（婁煩地名）開鐵礦，所以當時按婁煩縣人民法院案件審理分工，下靜游村一帶的案子全應歸婁煩人民法院二庭審理，本案也即應在該院二庭審理，可開庭時竟然莫明其妙被改劃到一庭讓李晉東庭長審理。這也是事后我多次打聽才得知的實情。

并且根據《土地管理法》第62條第一款明文規定：“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而馮恒則一戶人家卻得了三份宅基地。如果不是收回我房前（南）的那塊地基，就算是村里批宅基地工作不算嚴謹，也不至于一戶人家就能批給三份吧！這于法于理都不通！

請求上級領導對此案件在審判過程中枉法裁判的瀆職行為進

行核查。以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馮尚奎

二零一二年五月七日

第五篇：民事抗訴申請書

民事抗訴申請書

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上訴人）高麗婭，女，1957年10月7日出生，漢族，原重慶市南岸區四公里小學教師，住南岸區四公里重慶教育學院教師宿舍27棟3-4號。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重慶市南岸區四公里小學校，住所地南岸區四公里廣黔路75號。

法定代表人胡曉蓉，該校校長。

申請事項

敬請人民檢察院提起抗訴，促使人民法院撤銷一、二審判決，再審改判申請人勝訴。

申請理由一、二審判決認為學校將空白教案本發放給教師的行為不能證明所有權已發生轉移是要求當事人對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進行證明，違反了法律規定

申請人認為，學校將教案本發放給申請人的行為足以表明教案本的所有權已經發生移轉，申請人繼受取得該教案本的所有權。誠如原判所言，教案本是被申請人購買，其所有權屬被申請人所有。但這只是被申請人將教案本發放給申請人以前的狀態。在被上訴人將教案本發放給申請人之后，教案本的所有權即發生轉移，而由申

請人繼受獲得。

原審判決認為，被申請人將教案本發放給申請人，只是將其作為辦公用品發放，發放的目的是為了申請人寫教案，并無轉移教案本所有權的意思表示。這一觀點是不正確的。

其一，意思表示有明示和默示兩種形式，其效力相同。在被申請人將教案本發放給上訴人時，或許并未作出明確的轉移教案本所有權轉移的意思表示，但作為一種長期實行并為教育界（其實又何止教育界！）普遍遵守的慣例，辦公用品發放給教師后，學校即不再主張對該辦公用品的所有權，教師也不負返還該辦公用品的義務。因為作為一種人所共知的事實，發放給教師的辦公用品會在辦公過程中被消耗。這種慣例是所有包括教育管理人員和教師在內的所有教育工作者所共知并遵守的。對于發放教案本的被申請人而言，向申請人發放教案本的積極行為，加上不再主張被發放的教案本所有權的默示認知，構成了對教案本所有權轉移的意思表示。因此，申請人通過繼受方式取得了教案本的所有權。在此情況下，不能認為學校沒有轉移教案本所有權的意思表示。作為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規定，并不需要當事人另行舉證證明。

其二，被申請人要求申請人上交教案本的行為并非對教案本主張所有權，而僅是為了完成教學管理工作。

被申請人發放教案本后，從未主張對教案本的所有權。被申請人要求申請人上交教案本，目的是為了檢查教師準備教案的情況，因而其管理制度中才有諸如教師不上交教案，可以給予某種形式的處分的規定。需要明確的是，這種處分是學校對教師的行政處分，而不是學校因教師侵害了學校對教案本的所有權而要求教師承擔的民事責任。因而，也可以說學校自發放教案本后并未主張對教案本的所有權，這正與前述被申請人對教案本所有權轉移的默示行為相一致。

二、申請人主張的是特定物的所有權，原判并未證明附著了教案的教案本的所有權仍屬被申請人所有，即主張被申請人不應歸還是錯誤的本案中，教案本有兩種不同的含義和性質：一是被申請人發給申請人的教案本，是空白教案本，屬于種類物；二是申請人上交給被申請人的教案本，是寫有教案的教案本，屬于特定物。當申請人在空白教案本中寫上了教案后，此物已非彼物，教案本已不再是種類物而是特定物。如果原判認為被申請人有主張其空白教案本（種類物）的權利，申請人也只需以與原物相同或相似的空白教案本（種類物）返還，因何原判卻以申請人所擁有的寫有教案的教案本（特定物）來滿足被申請人的主張呢？這顯然是錯誤理解了種類物和特定物的關系，導致了文不對題的判決結果。

需要特點指出的是，申請人請求返還的標的物是附著了教案的教案本，申請人撰寫教案雖然是完成工作任務，但并不能就此推論附著了教案的特定物的所有權與未附著教案的種類物在所有權關系上就沒有改變。如果說學校還有權主張對作為空白教案本的種類物的所有權的話，也不應該通過占有附著了教案的教案本這一特定物的方式實現。實際上，民法中已經規定了當事人主張種類物的方法：用種類物

代替，即用另外的空白教案本歸還學校以實現學校對原發給申請人的空白教案本所有權的主張；無種類物代替時，折價賠償，即如無另外的空白教案本，申請人可以對學校發給的空白教案折價歸還以實現學校主張對空白教案本的所有權。因此，二審判決認為申請人無權要求被申請人歸還附著教案的教案本是沒有法律依據的。

三、原判認定申請人不擁有教案的著作權不僅認定錯誤，而且系越權行為，應依法糾正

本案是物權糾紛，著作權屬于知識產權的范疇。物權糾紛與著作權糾紛，是性質完全不同的民事糾紛。法院審理案件只能以確定的案件性質及當事人主張的事實作為審理的內容，而不應超越這種范圍。本案是物權糾紛，原判卻大談著作權保護，且置《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款第（一）項“作品包括文字作品”的明文規定于不顧，并曲解《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條和第四條，斷言教案不屬于“作品”范疇，意圖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尋找依據。但原判的這一理由與原判結果并無事實、法律及邏輯上的聯系，觀點錯誤且超出了審判職權范圍。

從法院級別管轄的法律規定來看，著作權糾紛案件由中級人民法院作為第一審人民法院。如果案件涉及著作權問題，也只有中級人民法院才有權在一審案件中對其作出評判。但本案一審法院卻在物權糾紛案件中，大談著作權問題，明顯違反了法律規定的級別管轄原則，屬違法行為。二審判決雖然認為都教案屬于“作品”，但對一審判決所確認的申請人不擁有教案著作權的判決理由不置一詞的情況下，維

持原判，亦屬錯誤。因生效判決具有既判力，原判認定的教案不屬“作品”范疇，或者教師不擁有教案的著作權，將被固定，為申請人就教案著作權歸屬問題尋求法律救濟，設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礙。因此，一、二審判決應予撤銷。

綜上所述，申請人認為一審判決是錯誤的，二審判決維持一審判決也是錯誤的，深望貴院主持公正，依法提起抗訴，要求法院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支持申請人的訴訟請求。

此致

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

申請人 高麗婭

2004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