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接受虛開、偽造等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企業取證及定性等問題的思考

對接受虛開、偽造等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企業取證及定性等問題的思考 目前，在納稅人接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中（以下簡稱受票方），有上游已定性為虛開的、有經鑒定為偽造的、有被證明為非稅務機關出售的、有通過金稅系統發現的“失控”、“作廢”票，以及走逃企業開具的未報稅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等，而受票方則大多聲稱都是業務員上門推銷后隨貨送來的發票，在檢查時根本無法與業務員取得聯系，對受票方的票、貨、款是否真的一致，無法查實。因此，對受票方如何取證、定性一直是稽查部門工作的難點。結合審理工作實踐，我們認為做好以下幾項工作至關重要。

一、取證的基本要求

不論受票方取得上述哪種類型的專用發票，我們在檢查過程中都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落實。

一是落實貨物的真實性。在對納稅的有關財務憑證、倉庫資料、相關證人及下游等進行實地調查后，證實受票方在取得上述發票期間，到底有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

二是落實發票的內容。根據發票開具的內容落實銷售方和增值稅專用發票開票方是否一致，銷售方使用的是否是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專用發票？專用發票的銷售方的名稱、印章、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與實際是否相符。

三是落實是否知情。根據調查的情況落實發票的來源，受票方是否知道銷售方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專用發票。

四是落實資金往來。根據資金流向看受票方款項的實際支付情況。若受票方用支票結算，雖然原始憑證所附銀行支票存根和發票相關內容一致，但檢查人員也應到有關銀行進行調查，看支票收款人等內容和支票存根收款人等內容是否一致，從而判斷付款的方向。

二、定性的基本要求和依據

根據上述調查落實情況及取得的相關證據，看受票方與開票方之間的票、貨、款是否一致及受票方是否知情來對受票方取得上述發票進行定性。

（一）如果通過檢查落實，能夠證明受票方與銷售方有真實的貨物交易，銷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專用發票，專用發票的銷售方的名稱、印章、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與實際相符，且受票方不知道銷售方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專用發票，那么有以下三種定性：

1.若取得上游已定性為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應根據國稅法[2000]187號文的規定，屬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對受票方不以偷稅或者騙取出口退稅論處。但應按有關規定不予抵扣進項稅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稅。

2.若取得經鑒定為偽造的專用發票，按照《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規定》第八條第（三）項的規定，不予抵扣進項稅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票管理辦法實施細則》第四十九條第（二）項的相關規定處理，不定性偷稅，但要責令限期改正，可以處一萬元以下的罰款，并按規定加收滯納金；

3.若是經金稅系統發現的“失控”、“作廢”票或者是走逃企業開具的未報稅的專用發票等，應根據國稅函[2001]730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金稅工程發現的涉嫌違規增值稅專用發票問題的通知”及國稅發明電[2001]年57號“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防偽稅控開票系統限額管理的通知”的有關規定，不予抵扣進項稅款。鑒于有的“失控”和“作廢”的專用發票有稅務機關的責任因素，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故不作處罰并不加收滯納金處理。

（二）通過檢查落實及證據證明（定虛開證據又不足），受票方在進項稅款已抵扣、或者出口退稅前知道該專用發票是銷售方以非法手段獲得的；在貨物交易中，受票方（購貨方）從銷售方取得第三方開具的專用發票(購貨方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注明的銷售方名稱、印章與其實際交易的銷售方不符的)，或者從銷貨地以外的地區取得專用發票（購貨方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為銷售方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以外地區的），無論購貨方與銷售方是否進行了實際的交易，增值稅專用發票所注明貨物數量、金額與實際交易是否相符，都應按偷稅論處。

1.若受票方取得上游已定性為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發票，對其應依據國稅發

[1997]134號文、國稅發[2000]182號文、《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按偷稅或者騙取出口退稅處理。

2.若受票方取得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證明為非所在地稅務機關出售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經金稅系統發現的“失控”、“作廢”、走逃企業開具的未報稅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等，對受票方應根據《增值稅專用發票使用規定》第八條第（三）項的規定、國稅函[2001]730號“及國稅發明電[2001]年57號的有關規定，不予抵扣進項稅款，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定性為偷稅并處以相應的罰款。

（三）通過檢查落實及有證據證明受票方與銷售方之間有下列三種情況的，無論受票方取得的是上游已定性為虛開的、偽造的，證明為非所在地稅務機關出售的、經金稅系統發現的“失控”、“作廢”的，還是走逃企業開具的未報稅的專用發票，都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的規定，凡虛開稅款數額1萬元以上的或者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致使國家稅款被騙取5000元以上的，都一律移送公安機關依法定罪。

1.無貨物交易：在實際交易中沒有貨物購銷，采取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

2.有貨物交易：在實際交易中有貨物購銷，但為自己、讓他人為自己開具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增值稅專用發票。

3.進行了實際經營活動，但讓他人為自己代開增值稅專用發票。

三、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的取證要求

此類案件應嚴格按照國稅發[2000]187號文的規定并提取以下相關證據：

（一）開票方主管稅務機關已提供查實受票方取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為虛開的發票證明；

（二）在查實購貨方存在真實貨物交易的前提下，還應提供該筆業務的購銷合同、記賬憑證、貨物運輸方式及憑證、貨物入庫單、貨物明細賬、銀行付款憑證證據（必要時需到銀行查實并由銀行出具該筆業務的付款的證據資料）；

（三）銷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專用發票，且發票聯、抵扣聯填寫的全部內容與實際相符；

（四）取得能證明購貨方不知道銷售方提供的專用發票是以非法手段獲得的證據材料；但應提供能互相印證的有關人員的詢問筆錄及購貨方的詢問筆錄或自述材料（應說明該筆業務的聯系人、經辦人、受票經過、付款方式、貨物運輸方式等整個購銷過程的有關情況；

（五）該筆稅款已抵扣的相關證明，有應繳稅金明細賬、抵扣當月的增值稅申報表、主管稅務機關出具已抵扣稅款的證明等。

四、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取證要求

此類案件應嚴格按照國稅發[1996]210號文《國家稅務總局轉發〈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釋〉的通知》及國稅發[1997]134號和國稅發[2000]182號的文件執行。

（一）讓他人為自己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聯、發票聯原件或復印件。

（二）無貨物交易或有貨物交易開具金額或數量不等的相關證據，包括有關賬簿憑證、資金往來情況的票據、虛假的貨物運輸憑證、虛假的發貨單及入庫單等原件或復印件，支付的開票費的賬簿記錄及有關憑據原件或復印件等；

（三）讓他人為自己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進項稅額已申報抵扣的相關證據，如應繳稅金明細賬、抵扣當月增值稅納稅申報表的原件或復印件、主管稅務機關出具已抵扣稅款的證明等。

（四）開票方主管稅務機關或上級稅務機關確認虛開的證明；

（五）提供當事人及相關人員（法定代表人、具體經辦人、介紹人）虛開過程并能說明開票方與受票方無真實貨物交易或者雖有貨物交易但開具的數量或者金額不實的陳述或相關人員的筆錄。

第二篇：對納稅人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定性與處理

對納稅人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定性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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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雪蓮

近年來，隨著打擊發票違法犯罪活動在全國各地持續深入開展，越來越多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得以查處，犯罪分子受到法律應有的制裁。與之相對應，稅務稽查部門從公安經偵和金稅協查系統獲得信息，納稅人取得已證實是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案件大量浮出水面。對取得已證實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方的查處，涉及“善意取得”和“非善意取得”兩種不同的定性，其相應的涉稅處理和法律后果也不一樣。因此，此類案件是定性為善意取得還是非善意取得，相應成本能否在稅前列支，稅務部門內部時有不同意見，更是稅企雙方爭議的焦點，本文擬對此作粗淺的探討。

一、認定善意與否的政策依據和法律后果

關于納稅人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國稅總局先后頒布了4個規范性文件：國稅發[1997]134號、國稅發[2000]182號、國稅發[2000]187號、國稅函[2007]1240號，對善意取得和非善意取得的認定和法律后果作了規定。按照上述規范性文件，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必須同時滿足以下條件：

1、購貨方與銷售方存在真實的交易；

2、銷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的專用發票；

3、專用發票注明的銷售方名稱、印章、貨物數量、金額及稅額等全部內容與實際相符；

4、沒有證據表明購貨方知道銷售方提供的專用發票是以非法手段獲得的。除此之外的情形，如沒有真實的貨物交易、從銷售方取得第三方開具的專用發票、從銷貨地以外的地區取得專用發票、購貨方明知銷售方提供的專用發票是以非法手段獲得的，均不能認定為善意取得。

對納稅人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不同定性，指向不同的法律后果。一是無貨虛開——無貨必定是虛開。如某公司為降低稅負少繳稅款，在沒有貨物購進的情況下，支付6%開票費從不法份子手中購得2份價稅合計420000元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非法抵扣稅款61025.64元。該公司在沒有真實貨物交易的情況下，非法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屬于“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論處，虛開稅款在1萬元以上，需移送公安機關追究刑事責任。二是有貨虛開——有貨不一定是善意。如浙江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張某從浙江永康焦炭市場經營戶徐某處購進60噸焦炭，價款90000元，并向其索要增值稅專用發票，后從徐某處取得4份銷售方為安徽省合肥市某物資公司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張某向所在地國稅機關申報抵扣稅款13076.92元。多年后，合肥市該物資公司案發，被公安稅務部門聯合調查，查實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隨后取得發票方也被稅務機關調查。從A家進貨從B家取票，或從A家取得B家開的票，雖有貨物購進，但取得發票與交易事實不符，且購貨方有明知或故意的情節，卻希望或放任這一結果發生，應定性為非善意取得，以偷稅論處。三是善意取得虛開。如江蘇某貿易公司C公司采購人員聯系到自稱是浙江溫州D公司銷售人員王某，簽訂采購合同后從D公司購進一批電子產品，合同價款1300000元，并取得D公司開具的與購進貨物相對應的增值稅專用發票，C公司向當地國稅機關認證后抵扣稅款188889.16元。時隔一年，D公司因涉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被稅務機關調查，經調查發現，王某與D公司沒有雇傭關系，其銷售給C公司的電子產品也不是D公司的產品。購貨方與銷貨方有真實貨物交易又無主觀故意且不知情，應定性納稅人屬于善意取得，補繳稅款，不加收滯納金，不以偷稅或騙取出口退稅論處，如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專用發票，準許其抵扣進項稅款。

二、稅務部門判斷善意與否的實踐操作

實踐中，稅務部門常感到此類案件事實難掌握、證據難核實、案件難定性。原因在于：一是事后檢查，難以核實貨物交易的真實性。二是企業購銷方式、資金結算方式靈活多樣，增加了稅務人員判斷是否屬于善意取得的難度。三是一旦被稅務部門調查，取得發票方往往以事先并不知情為自己開脫，開具發票方走逃或已被公安控制，我方能掌握的出具發票方信息很少，且對出票方協查無法通過金稅協查系統，因此，時過境遷，稅務部門難以取得相互印證的證據鏈。四是一些惡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納稅人，通過做假賬、做偽證、制造虛假資金流等手段，給稅務部門取證和定性帶來難度。

筆者以為，稅務部門應以票、貨、款是否一致為基礎，綜合考慮貨物交易的真實性、發票內容和取得方式、資金結算方式、貨物交付方式等多種因素，判斷取得發票的一方是否屬于善意取得。

（一）貨物交易的真實性。對于納稅人取得已證實是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首要環節是核實納稅人是否有貨物購銷業務。具體可通過審核賬薄憑證、購銷合同、貨物運輸方式、資金支付憑證、倉庫出入庫憑證，同時詢問采購、倉儲、運輸、財務等環節相關人員，條件許可的前提下，外圍調查供貨方。

運輸流是查證貨物交易真實性的有力證據。如果是由第三方承運，應核實提貨單、運輸單據注明的起運地和目的地、運費支付憑據等，并調查承運方；如果是租用車輛，應核實租賃合同、租賃費用、雇傭的司機和相關費用等。

（二）發票內容和取得方式。審核發票注明的各項內容是否與實際交易相符，重點審核實際交易的銷售方與發票注明的銷售方是否相符，如存在不相符的情形，則即使有貨物購進，也不能認定為善意取得。

（三）資金結算方式。資金流是企業無法磨滅的證據，傳統的檢查方式是審核票款的支付方向是否一致，然而一些稽查案例顯示，近年來的虛開和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多數已通過簽定虛假合同、制造虛假資金流，保證了票流和資金流表面的一致性。但如果是虛假交易，資金會從開票方回流，通過私人賬戶等較為隱蔽迂回的形式，在開票方、出票方、中介人等環節分割利益。

三、對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成本列支爭議 在納稅人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所得稅處理方面，目前為止并無明確的稅收政策規定。實踐中，對于非善意取得，一般的做法是不允許稅前列支相應成本，這一點并無太大異議；而對于善意取得的成本列支問題，各地理解和執行不一，并不時引起稅企爭議。因此，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成本列支問題，亟待稅收政策上的明確，以便基層稅務機關正確執行。

（一）各地理解和執行不統一，不同稅務機關曾發過意見完全不同的文件。

1、《浙江省地方稅務局關于企業所得稅若干政策問題的通知》（浙地稅二〔2001〕3號）規定，依據國稅發〔2000〕187號，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其購入商品實際支付的不含稅價款，在結轉成本時準予稅前扣除。

2、《江蘇省國家稅務局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有關問題的批復》（蘇國稅函〔2003〕37號）、《江蘇省國家稅務局關于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抵扣憑證能否作為企業所得稅稅前列支依據問題的批復》（蘇國稅函〔2006〕70號）規定，依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的通知》（國稅發〔2000〕84號）1 第三條：“納稅人申報的扣除要真實、合法”，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抵扣憑證，所支付的貨款不得稅前扣除。

3、《廣東省地方稅務局關于企業所得稅納稅人以不法憑證列支成本費用稅務處理的實施意見》（穗地稅發〔2005〕276號）規定，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強企業所得稅管理若干問題的意見》（國稅發〔2005〕50號）2：“不能提供真實、合法、有效憑據的支出，一律不得稅前扣除”，但納稅人有真實交易，善意取得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能夠根據國稅發〔2000〕187號從銷貨方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相應成本允許企業稅前扣除。

（二）稅務機關內部和稅企業雙方時有爭議。贊同稅前列支的觀點認為，現行企業所得稅法規定：“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他支出，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明確了稅前扣除的三個基本原則：真實性、相關性、合理性。因此，善意取得虛開發票，只要符合稅前扣除的這三個基本原則，應準予稅前扣除。而且，納稅人善意取得虛開的發票，一定程度上說，取得發票方也是受害者，從銷售方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并不現實，增值稅已不允許抵扣，成本再不允許稅前扣除，企業損失太大。反對稅前列支的觀點認為，雖然稅前扣除基本原則沒有提及合法性，但允許稅前扣除的各項支出必須符合稅法規定，納稅人即使屬于善意取得，但取得的是已證實虛開的、不合法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應不得在稅前扣除。實際操作中，多數的做法是善意取得也不允許稅前扣除，納稅人往往難以理解和接受。

筆者的觀點是：

1、非善意取得不允許稅前扣除相應成本。非善意取得，雖有貨物購進但取得發票與交易事實不符，且取得發票一方存在明知或故意的情節，以偷稅論處，應不允許稅前列支相應成本。

2、善意取得應允許稅前列支相應成本。2008年開始施行的《企業所得稅法》，明確了真實性、相關性、合理性三個稅前扣除的基本原則，當然稅前扣除還必須遵循隱含的合法原則，但筆者以為所謂的合法，強調的是允許稅前扣除的各項支出的內容必須符合稅法規定，而不是刻意強調所取得的票據這一形式上的合法。因此，從法理的角度，鑒于成本發生的真實性、納稅人的無主觀故意性以及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發票的不現實性，善意取得應允許稅前列支。（作者單位：松陽縣國家稅務局）負責編輯：華麗軍

第三篇：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等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非罪之認定

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等偽造、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與非罪之認定

【案號】（2000）泉刑初字第196號二審：（2001）閩刑終字第391號

一、案情

公訴機關：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

被告單位：福建省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松苑公司），中外合資企業。

被告人：林建基。

被告人：陳某某，原系松苑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1995年11月1日曾因偷稅罪被石獅市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在緩刑考驗期內因本案被采取強制措施。

被告人：施某某，原系松苑公司副總經理。

2000年5月間，林建基在松苑公司向陳某某推銷節能器材過程中，得悉陳為提高公司現有設備價格，以顯示公司經濟實力，欲購買一些偽造票據做公司賬目。林建基即表示愿意提供，陳某某提出虛開票據數額為3700余萬元人民幣。雙方商定，由陳某某按虛開面額千分之五的比例支付酬金給林建基，并向林建基提供了3張松苑公司向江蘇揚州惠勇物資有限公司、江蘇鹽城華強化纖機械有限公司、江蘇蘇州凱美化工有限公司購買設備所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作樣式。施某某在陳某某的授意下，根據該公司現有設備虛列了一張價格3700余萬元人民幣的設備清單，通過楊躍輝（另案處理）交給林建基，林建基則根據陳某某、施某某提供的發票樣式及設備清單，從他處買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42份，以及發票專用章12枚，并以松苑公司為受票人開具發票326份，面額總計37087001.15元，稅額5388709.57元。同年6月23日，林建基指使楊躍輝將開具的326份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拿到松苑公司，經施某某核對后交由陳某某，陳某某付款人民幣18.54萬元給林建基。案發后，公安機關在林建基家中搜出開錯稅率及空白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和偽造的印章12枚。

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林建基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和施某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其辯護人辯稱，松苑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用于抵扣稅款，犯罪情節輕微，可以不認為是犯罪。

被告人林建基及其辯護人辯稱，林建基在公安機關主動交待為松苑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構成立功，應從輕、減輕處罰。

被告人陳某某及其辯護人辯稱，陳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為了抵扣稅款，歸案后認罪態度好，應從輕處罰。

被告人施某某及其辯護人辯稱，施某某沒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不是本案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施某某不構成犯罪。

二、審判

福建省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被告人林建基違反國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規定，為牟取非法利益，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42份，并從中為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虛開326份，面額總計37087001.15元，稅額5388709.57元，虛開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及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分別是松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副總經理，為公司牟取非法利益，故意讓他人以公司的名義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且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其中被告人陳某某系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被告人施某某系直接責任人員。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均已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林建基在被公安機關查獲其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印章的情況下，才交待贓物去向及其他同案犯的犯罪事實，故其辯護人提出林建基有立功情節的辯護理由不能成立。被告單位松苑公司違反國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管理法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數額巨大，社會危害性大，故其辯護人提出被告單位犯罪情節輕微、可以不認為是犯罪的辯護理由于法無據。被告人陳某某為謀取單位非法利益，與被告人林建基商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事宜，指使被告人施某某虛列設備清單，是主犯，其辯護人提出陳某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為了抵扣稅款，歸案后認罪態度好，建議從輕處罰的意見可以采納。陳某某在緩刑期間犯罪，應撤銷緩刑，數罪并罰。被告人施某某明知陳某某為顯示松苑公司經濟實力，在其授意下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而開具公司生產設備價格清單、驗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有同案人供述，并有扣押的虛開的生產設備清單、虛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佐證，施某某辯稱事先不知道要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及其辯護人提出的施某某沒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不是本案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人員，施某某不構成犯罪的辯解和辯護意見均無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采納。鑒于施某某系在陳某某的指使下實施犯罪行為，在本案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是從犯，對被告人施某某應比照陳某某減輕處罰。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二款，第二百零八條第一款，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二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六條第一款，第二十七條，第七十七條第一款，第六十九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01年3月20日判決如下：

1.撤銷石獅市人民法院（1995）獅刑初字第173號刑事判決中以偷稅罪判處被告人陳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的緩刑部分之判決。

2.被告單位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

3.被告人林建基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犯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

4.被告人陳某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合并原偷稅罪有期徒刑三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

5.被告人施某某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6.繼續追繳被告人林建基違法所得人民幣18.45萬元，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后，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被告人林建基、陳某某、施某某均不服，提出上訴。

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及其辯護人上訴稱：該公司在招商引資過程中，為了提高公司設備的價格以顯示公司的實力而購買一些偽造的發票作公司的賬目。本案購買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由于注明是固定資產，不能從銷項稅額中抵扣稅款。因而，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都不具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偷逃稅款的主觀故意和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該公司只是具有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鑒于主觀惡性較小，沒有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請求法院從輕判處松苑公司罰金人民幣10萬元，并對法定代表人陳某某從輕判處。

林建基及其辯護人訴稱：1.林建基雖然購買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但這只是犯罪的手段，購買發票是為了虛開，其實施的犯罪與其方法之間存在牽連關系，因而應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罪認定，而不應實行數罪并罰；2.原判對林建基量刑偏重。本案中林建基同樣系從犯，卻比主犯陳某某判處了更重的刑罰，顯失公平；3.林建基在公安機關主動交待了為松苑公司虛開的事實，應認定具有自首、立功情節。

陳某某及其辯護律師訴稱：1.陳某某只是購買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應以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2.陳某某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只是做內部賬目，沒有抵扣稅款，沒有給國家造成損失；3.陳某某主觀惡性小，歸案后認罪態度較好，其是泉州民營企業家，每年給國家上繳稅款上千萬元，對當地經濟建設有一定貢獻，請求從輕判處。

施某某及其辯護律師訴稱：1.松苑公司只是實施了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2.施某某是在陳某某的授意下開具了生產設備清單，不知是用于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因而本人不構成犯罪。

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查明的案件事實與一審認定的案件事實基本一致，認為：上訴人林建基違反國家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規定，為牟取私利，受人之托，從他人處購買了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942份，從中出售給松苑公司326份，其行為已構成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因其購買時即明知不是為了抵扣稅款，也沒有將抵扣聯交給買方，未給國家稅款造成損失，綜合考慮本案的情節及后果，對林建基可予從輕處罰。林建基及其辯護人關于只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一罪和具有自首和立功情節等辯護意見，經查與法律、事實不符，不予采納。上訴單位松苑公司和上訴人陳某某、施某某向他人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是以抵扣稅款為目的，而是為了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實力，以達到在與他人合作談判中處于有利地位的目的。根據國家稅法的規定，注明為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抵扣稅款，且陳某某也沒有要抵扣聯，國家稅款不會因其行為而受損失，松苑公司、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不構成犯罪。各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有關辯護理由，予以采納。原審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對松苑公司、陳某某、施某某定罪處刑不當，應予撤銷。原審認定上訴人林建基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事實清楚，但定罪不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二）項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之規定，于2002年5月31日判決如下：

1.撤銷泉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00）泉刑初字第196號刑事判決；

2.上訴人林建基犯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3.上訴單位泉州市松苑錦滌實業有限公司、上訴人陳某某和施某某無罪。

三、評析

本案中，對于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為了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經濟實力，向他人購買虛開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較大分歧。

第一種觀點認為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從法條規定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是行為犯，立法并未將抵扣稅款或騙取出口退稅的目的和國家稅款流失的犯罪結果作為該罪的構成要件。對于增值稅專用發票，一經虛開達到一定數量，即構成犯罪。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屬于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且數額巨大，已經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不過，對這種不以抵扣稅款和騙取出口退稅為目的的犯罪，可以根據其犯罪情節適當從輕處罰。

第二種觀點認為構成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的立法本意是為了保障國家流轉稅制，不僅僅是為了保護發票秩序，打擊的鋒芒是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非法抵扣國家稅款和騙取出口退稅款。對于類似本案被告不以偷騙稅為目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宜認定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刑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一款規定：“非法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實施了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從罪刑相適應的角度看，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法定刑較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為輕，因此，對上述被告單位或被告人可以按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處刑。

第三種觀點認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中，被告單位松苑公司和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之所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為了增加其公司現有設備的價格，提高其固定資產的數量，以便在和外商談判時處于有利的地位。而根據國家稅法的規定，注明為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抵扣稅款，且涉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根本沒有要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抵扣聯，因此國家稅款不會因其行為而受損失。綜合考慮，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因此不能以犯罪論處。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理由是：

（一）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為了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經濟實力，向他人購買虛開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我國刑法第十三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犯罪定義表明，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征。準確把握這一特征，是我們結合刑事法律界定一種行為罪與非罪的前提。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于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不能定罪，同時，對于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即使從字面上看為刑法條文所規范，也必須適用限縮解釋的方法將之排除在犯罪圈外。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主客觀要素的統一，因此，在確定行為是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時，不僅要考察行為的客觀危害性，而且要關注行為的主觀危險性。

本案中，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從林建基處以人民幣18.54萬元購得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326份，面額總計37087001.15元，稅額5388709.57元，并用于虛高公司設備的價值，以顯示公司的實力。雖然從表面上看，松苑公司、陳某某、施某某實施了購買虛開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且涉案數額巨大，但與人民法院審理的大量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相比，社會危害性具有本質區別：主觀方面，涉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是為了虛夸公司實力，以便在和外商談判時處于有利的地位，并不具有偷、騙稅款故意，且無證據證實其具有獲取其他非法利益的動機和目的；客觀方面，根據國家稅法的規定，注明為固定資產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能抵扣稅款，且涉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根本沒有要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抵扣聯，所以國家稅款不會因其行為而遭受損失，且無證據證實有其他嚴重危害后果。因此，本案被告單位或被告人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和接受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從本質上講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

（二）考察立法原意，對刑法第二百零五條和第二百零八條應基于體現謙抑的價值立場作限縮解釋，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刑事違法性。

刑事違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在法律上的表現形式。犯罪是嚴重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的統一，其中，社會危害性是第一性的，刑事違法性是第二性的，行為不是因為違法才具有社會危害性，而是因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才違法。因此，對于刑事違法性的判斷，我們不能僅從法律規范本身去理解，而應結合社會危害性來考察。如前所述，對于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即使從字面上看為刑法條文所規范，也必須適用限縮解釋的方法將之排除在犯罪圈外。目的性限縮的解釋方法即是廣義的限縮解釋方法的一種，它是司法實踐中法律適用的重要方法，是指基于規范意旨的考慮，依法律規范調整的目的或其意義脈絡，將依法律文義已被涵蓋的案型排除在原系爭適用的規范外。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相關刑法條文的理解和適用，也必須照應目的性限縮解釋方法的運用。

從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款的規定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犯罪構成，表現為行為人客觀上具有虛開行為，主觀上有虛開的故意，并不要求有偷逃、騙取稅款的目的。但查立法資料可知，1997年刑法修改時沒有注意到類似本案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情況，也沒有考慮到對這種問題的處理，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的立法本意是保障國家流轉稅制，打擊的鋒芒是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非法抵扣國家稅款和騙取出口退稅款的行為。因此，對于確有證據證實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偷、騙稅目的，客觀上也不會造成國家稅款流失和其他嚴重后果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雖然字面上看其符合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的規定，但認定其具備刑事違法性恐怕并不符合立法原意。

同時，認定本案行為難以被刑法第二百零五條所規范，也是基于刑法謙抑的價值立場所應得出的結論。刑法事關生殺予奪，對其可能的擴張和濫用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謙抑是刑法較之其他部門法獨特的價值立場。所謂刑法的謙抑性，又稱刑法的經濟性或者節儉性，是指用刑之道應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而用其他刑罰替代措施），獲取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地預防和抗制犯罪。刑法的謙抑性要求慎用刑罰，準確貫徹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為行政處罰、經濟制裁等非刑罰的社會調控措施留下足夠空間。據了解，類似本案行為是否定罪，理論界和實務部門都存在不同看法。在這種分歧觀點爭執不下的情況下，選擇有利于被告人的謙抑立場，更加符合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同理，刑法第二百零八條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規定，亦應將本案這種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提高購進設備價值、顯示公司經濟實力的行為排除在外。

綜上，本案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的行為不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不宜以犯罪論處，二審法院依法予以改判是正確的。需要指出的是，本案另一被告人林建基雖然因明知所虛開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不是用于偷、騙稅，不會給國家造成稅款損失，故其行為不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但其主觀惡性較大，為牟取高額開票費，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并出售數額巨大，與被告單位松苑公司，被告人陳某某、施某某購買發票意圖服務于公司經營有明顯區別，應以犯罪論處。根據刑法第二百零八條第二款的規定，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又出售的，應依照刑法第二百零六條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規定定罪處罰。因此，二審法院改變一審對林建基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購買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定性，將其罪名修正為出售偽造的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也是正確的。

文/牛克乾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篇：關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審理情況及相關問題的調研報告

一、基本概況

我國在1994年1月1日全面實行了以增值稅為主體，消費稅、營業稅并存的流轉稅制度。增值稅是以在商品生產流通或提供勞務過程中的增值額為征稅對象的流轉稅種。增值稅專用發票與普通發票不同，它既是一般納稅人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商業憑證，又是記載該專用發票開具方應納稅額和受票方抵扣進項稅額的合法證明，具有雙重功能作用。它如同一根“鏈條”，使生產至流通，批發至零售的各個環節緊密相連，有利于稅收征管、稽查監督，充分發揮稅收制度在市場經濟中的調節作用。但是一些不法分子為牟取非法利益，大肆進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活動，以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嚴重破壞國家稅收征管秩序的正常運行，致使國家稅款大量流失。

近三年來，我院審理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的占比較高，在審判實踐中也遇到了一些法律適用上的問題。針對這一情況，調研組對近三年來審理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進行了專項調研。三年來，我院共審理虛開增值稅發票案件52件，涉案人數104人。其中2002年20件、28人次，2003年12件、27人次，2004年20件、49人次。該類案件呈現出發案率高、涉案金額大，犯罪手段多樣化，犯罪職業化的特點。在調研過程中，還引發了我們對審判實踐中遇到的相關法律問題及關于此類犯罪的成因與對策的思考

二、案件呈現的特點

1、虛開行為多樣化

隨著科技的發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自己的智能、專長，處心積慮，精心策劃，不斷翻新犯罪手段。從審理的情況看，存在以下虛開行為：（1）、在買賣過程中，明知對方無開票資格，為了達到抵扣稅款的目的而讓他人虛開的；（2）、從進項稅入手，通過各種渠道非法購得進項發票后，按照相應的進項額虛開銷項發票，在無實際貨物交易的情況下，利用虛假發票抵扣稅款，造成稅款的大量流失；（3）、采用“大頭小尾”的辦法，抵扣聯金額多填（大頭），夸大交易額，存根聯金額少填（小尾）或不填，在銷項稅上做手腳，使國家既未如實足額收取銷項稅，又有大量抵扣稅被騙走，蒙受雙重損失；（4）、利用“一套班子、兩塊牌子”的便利條件，對交易方開不出發票的金額進行虛開，將應繳納的稅款在繳納的同時，再從國家稅款中抵扣回來；（5）、采用“只賣不開”或“多賣少開”，造成進項盈余，將盈余部分虛開發票給一些企業，從中收取手續費，個人獲得好處，給國家造成損失。

2、犯罪組織化、團體化、家族化

犯罪職業化、團體化、家族化。一方面，一些專門從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犯罪個體戶已出現，他們大多明掛“有限公司”的招牌，實則行虛開增值稅發票的勾當；另一方面，犯罪分子大多內部分工嚴密，從領票、開票、中介介紹，到收取費用等環節，往往都有明確分工，“各司其職”，并建立了一套“專業化分工、一條龍作業”的鏈條，“增值稅專用發票”有專門成立的公司虛開，專用稅票也有專人提供。增值稅發票犯罪職業化、團伙化的趨勢明顯。而由于此種犯罪的高“利潤”，犯罪分子很多都是同一家族的成員，案件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往往是由一個案件牽出一串案件，呈現出犯罪家族化的特點。

3、犯罪主體以單位為主

增值稅專用發票由國家稅務機關依照規定發售，只限于增值稅的一般納稅人領購使用。在現階段，取得一般納稅人資格的絕大多數為單位，領購使用增值稅發票的以單位為主。因此審判實踐中，大部分案件都是單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以單位的名義為他人虛開或讓他人為自己虛開。

三、審理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及法律思考

1、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定罪標準問題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定罪標準問題，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認定中最為核心的關鍵問題。首先，正確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客體是最終確認該罪定罪標準的關鍵。對此，我們認為，該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一是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秩序，二是國家稅收征管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根據刑法第三章第六節的規定，國家稅收征管制度應當屬于主要客體。因此，如果虛開行為僅僅破壞了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秩序，但未實際危及國家正常的稅收活動，只能屬于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其次是對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性質的認識。對此，理論上主要存在行為犯、目的犯還是結果犯之爭。我們認為，行為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種既遂形態，屬于犯罪停止形態理論范疇體系，目的犯是故意犯罪的一種類型，屬于罪過形式理論范疇體系，因此，行為犯和目的犯并非一對邏輯上的全異關系的概念，而是屬于交叉關系，兩者并行不悖。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既是行為犯，也是目的犯。盡管刑法第205條并未將其規定為目的犯，但刑法將其規定為危害稅收征管罪，具有偷騙稅款的目的應當是該罪的應有之意。正如有的金融詐騙犯罪，刑法并未明確規定行為人必須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并不妨礙對其進行目的犯的認定一樣。換言之，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客體問題與性質認定問題屬于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侵犯國家稅收征管制度的客體要求客觀上決定了該罪的目的犯性質。

基于上述觀點，我們對審判實踐中下列幾種虛開行為，一般不認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1）為虛增營業額、擴大銷售收入或者制造虛假繁榮，相互對開或環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2）在貨物銷售過程中，一般納稅人為夸大銷售業績，虛增貨物的銷售環節，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和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但依法繳納增值稅并未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行為；（3）為夸大企業經濟實力，通過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虛增企業的固定資產、但并未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國家稅款亦未受到損失的行為。

2、對不同虛開行為的認定

審判實踐中，為了為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不具備合法納稅資格的行為人獲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從他人處購買或者借來；二是偽造或者以購買、詐騙、盜

造增值稅專用發票而又為他人虛開的情況下，存在兩個犯罪行為并存的情形。刑法第211條明確規定，盜竊或者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要按照盜竊罪或者詐騙罪來處理，但是并沒有說明盜竊或者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后為他人虛開的行為定性。同樣對于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刑法也沒有規定定性問題。審判實踐中遇到行為人往往在盜竊、詐騙、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后為他人或者為自己虛開，牟取經濟利益。因此，對這些行為的定性不能夠停留在盜竊、詐騙或者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階段上。在行為人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為目的盜竊、詐騙或者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下，行為人的目的行為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盜竊、詐騙、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僅僅是手段行為或者方法行為，最終還要服務于虛開行為。因此，這里符合牽連犯的特征。就犯罪輕重來說，刑法第206條、第264條、第266條規定的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盜竊罪、詐騙罪的刑罰有三個幅度：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關于死刑的刑罰規定并不在上述行為涉及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下適用。而刑法第205條第1款、第3款除了規定與上述三種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幅度之外，還規定了二個幅度的罰金刑：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對于有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巨額退稅的情況下，還有可能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因此，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比較之下是重罪。這種情況下，盜竊、詐騙、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應該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從重處罰。對此，有的學者則認為“為他人虛開”包括“為他人虛開的犯罪分子自己偽造增值稅專用發票，或通過盜竊、欺騙、搶劫、非法購買等手段獲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然后為他人虛開”。?這里還存在著另外兩種情況：一是搶劫的情況下仍然屬于牽連犯，但是較重的犯罪是搶劫罪，因為刑法第263條中對搶劫罪僅僅規定了兩個刑罰幅度：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即便是行為人在搶劫之后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無論是否“騙取國家稅款，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給國家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都可以適用刑法第263條搶劫罪的規定定罪處罰。二是除了以盜竊、詐騙方法外，行為人還以搶劫、搶奪或者敲詐勒索、侵占、職務侵占等方式獲取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如果出現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形，自然可以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來處理，但是如果并沒有虛開，甚至還出現了毀壞他人或者其他單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能否按照刑法規定第五章的侵犯財產罪來處理呢？根據刑法第210條的規定，盜竊、詐騙的情形自然可以成立盜竊罪、詐騙罪，但是對于其他的情形則沒有規定。尤其是在行為人侵犯增值稅專用發票之后并不虛開的情況下，是根據侵犯行為定罪處罰，還是按照破壞生產經營罪處理呢？如果按照侵犯行為定罪，如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敲詐勒索罪來處理，具體的犯罪數額又該如何認定呢？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若干法律問題的解釋》第五條列出各種特殊物品中并不包含增值稅專用發票，又不能按照有價支付憑證、有價證券、有價票證的規定處理。我們認為，根據體系解釋的原理，應該和刑法第210條的規定保持一致，按照具體的侵犯行為性質來認定犯罪的性質，例如，侵占罪、職務侵占罪等。但問題在于如何確定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財產性質，即如何確定犯罪中的具體數額，因為刑法或者司法解釋并沒有明文的規定。結合審判實踐，應該區分兩種情況：1.犯罪對象是空白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對此，可以按照增值稅本身的購買價格來認定犯罪數額；2.犯罪對象是填寫了一定交易金額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對此，因為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用于抵扣稅款，而且已經使用過了，原來的購買價格沒有意義，可以按照抵扣稅款的數額來認定犯罪數額。之所以不能夠按照破壞生產經營罪來處理，是因為盡管行為人將被害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占為己有，暫時性地妨害了被害人的經營活動，但是并沒達到完全破壞生產經營的程度，被害人可以重新向稅務部門申領增值稅專用發票，從主觀上說，行為人可能主觀上并不具備破壞他人生產經營的目的，而具有非法占有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目的，比較符合占有型侵犯財產罪的犯罪構成條件。

5、共同犯罪問題

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中，對于“為他人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中“他人”的理解，關系到虛開行為中不同行為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也即是否成立共同犯罪的問題。首先，“為他人虛開”和“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之間有對向關系，在雙方主觀上都明知的情況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必然會涉及到“為他人虛開”，當然，反過來則未必成立，因為在為他人虛開時，接受者不一定知道自己接受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是他人虛開的——實際開票人與票面開票人不一致或者票面交易數額不符合實際等等。從“他人”的法律地位看，“他人”可能是社會組織，也可能是公民個人。在雙方主觀上都明知的情況下，他們的行為在本質上一致——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那么能否成立共同犯罪呢？對此，早有學者指出，是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因為他們雙方彼此互為“他人”，在主觀上具有相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觀上實施的是法律禁止的相同的犯罪行為。但是，也有觀點指出，如果“為他人虛開”或者“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中的行為人指向的對象不具有穩定性，是不確定的多數人，那么之間的對向關系可能無法建立，就應該按照各自的行為定罪處罰，但是，這種觀點反對上述行為對向關系成立的可能性，認為沒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來處理。結合審判實踐，我們認為，有的情況下，比如，行為雙方有穩定地對向關系，那么就完全符合刑法中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有必要按照共同犯罪來處理，否則違法了罪刑法定的原則。當然，如果行為人之間確實不存在穩定的對向關系，那么自然不能夠按照共同犯罪來處理。其次，關于“介紹他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與其他兩種行為之間的關系。行為人介紹甲給乙虛開

增值稅時，和甲、乙在主觀上有著相同內容的故意認識，不僅違法性認識相同，而且都認識到特定的行為對象，在實施了介紹行為之后還存在著具有相同法律本質（虛開增值稅轉用發票）的犯罪行為，完全符合共同犯罪的規定。刑法第205條雖將之單獨規定為一種虛開增值稅轉用發票的實行行為。但是，刑法也沒有禁止在這樣情形下按照共同犯罪處理。因此，對于介紹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人完全可以按照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同犯罪處理，而不必單獨定罪處罰。

那么，在單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共同犯罪中，犯罪單位之間、犯罪單位中的自然人之間可否區分主從犯？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0月實行的《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是否區分主犯、從犯問題的批復》規定：“在審理單位故意犯罪案件時，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可不區分主犯、從犯，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判處刑罰。”據此，在司法實踐中，對單位犯罪中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按照其在單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根據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能夠正確地確定刑事責任，就沒有必要再區分主犯、從犯；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單位犯罪中，有關責任人員具有共同的實施單位犯罪的故意和共同的實施單位犯罪的行為，可以成立共同犯罪。根據具體案情，如果不區分主從犯，對被告人量刑很難做到罪責刑相適應的情況下，也可以而且應當區分主從犯。

四、虛開增值稅發票犯罪的成因分析及相應對策

（一）、犯罪成因分析

1、低成本、高利潤是導致增值稅發票犯罪的直接原因

由于增值稅專用發票是抵扣稅款的依據，納稅人取得了增值稅專用發票，就等于取得了抵扣稅款的權利。因此，犯罪者不需要很大投資，往往只需申辦成立一個掛名的企業，給當地稅務、工商、海關、銀行等部門一些工作人員一點好處，國家的上百萬、千萬的錢就可以轉移到自己的腰包，從而獲得巨額利潤。就算此時案發，犯罪者已經掙到了足夠的錢財，甚至已經大肆揮霍，造成大量巨額稅款難以追回的重大損失。

2、體制制度及法律規范的不健全是導致增值稅發票犯罪的主要原因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國家管理中的一些體制和制度還不完善，抑制職務犯罪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消減，繼而增強了一些意志較薄弱的稅務人員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理，利用職務之便實施犯罪。同時稅務機關內部征管、稽查之間缺少良好的協調機制，征收管理手段落后，征管信息傳遞不暢，再加上一部分稅務干部無視操作規程，隨意簡化工作程序，致使一些規章制度流于形式，最終給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機。

3、思想教育欠缺、納稅意識不強是導致增值稅發票犯罪的主觀原因

一方面，一些地方基層稅務部門只注重收入任務的完成，而忽視政治思想教育，一部分稅務干部受社會上不良風氣的影響，放松了對自己的要求，在“糖衣炮彈”面前吃了敗仗，墮落成為增值稅發票犯罪的幫兇。另一方面，一些企業和個人沒有形成正確的納稅意識和規范的依法納稅行為。就個人而言，“購貨者不要發票，要發票者不購貨”現象的普遍存在，無形中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提供了溫床。而對于企業來說，企業困難了就打稅的主意，公司資金周轉不暢也打稅的主意，稅仿佛成了一塊“唐僧肉”，成為一些單位和個人“獵”財的首選目標。

4、權力介入與地方保護是導致增值稅發票犯罪久打不絕的關鍵原因

增值稅發票犯罪案件久打不絕，并不斷升級的關鍵原因是地方保護及一些腐敗分子充當“保護傘”。有的地方的一些部門、單位從局部利益出發，沒有完全杜絕地方保護主義，把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騙稅的企業作為地方財政增收的財源，甚至有些政府工作人員把騙稅作為個人大發橫財的手段。腐敗保護犯罪，犯罪助長腐敗，互相作用，互相影響。近幾年來，涉及增值稅發票犯罪的大要案已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二）、相應對策

加強思想教育，加大稅收宣傳力度，提高全民納稅意識。

一方面，通過深化稅務執法隊伍教育，強化基礎預防，提高稅務干部拒腐防變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質、高水平的專業化征稅隊伍。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大稅收宣傳的力度，加強稅收知識的普及，提高和培養全民族的納稅意識，使稅收觀念深入人心，使納稅成為公民的自覺行為，形成依法納稅光榮的社會風尚。

建立健全專用發票管理法規，不斷充實和完善刑事立法。在體制上，對容易發生問題的崗位、環節在管理制度上進行修改完善，建立專用發票的管理使用法規，增設對屢教不改的單位停供專用發票和對使用專用發票者要事先交納保證金，發生違反發票管理規定的，保證金不予退還等方面的規定。同時，強化稅收征收管理和監督，不斷完善稅收管理機構，改進稅收征管制度，充分發揮計算機在管理增值稅專用發票方面的作用，建立一套科學化、規范化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交叉稽核體系。在立法上，可考慮補充規定偽造發票專用章，財務印章,發票監制章為犯罪行為，補充設定非法取得專用發票而報銷使用、非法所得數額較大并占為己有的行為為犯罪；補充規定開設地下工廠或集團進行專用發票犯罪，屬從重打擊對象，可考慮對專用發票犯罪除了處以刑罰外，并規定沒收非法所得,收繳犯罪工具、處以罰金,剝奪直接責任人員的特定職務資格等處罰。

要加強部門配合，實施綜合防范。防范和打擊專用發票犯罪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任何一個部門或環節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而應當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配合，綜合防范。稅務部門既要加強與公檢法等部門的配合，建立起強有力的稅收司法保衛體系，為國家組織收入提供強有力的保障，又要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完善地區間協作規定，聯手打擊增值稅發票犯罪。此外，稅務部門還要加強與新聞媒介的溝通聯系，對一些涉及面廣、危害大、有影響的重特大案件,及時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等新聞媒介，向社會曝光，教育人民群眾，震懾犯罪分

第五篇：關于產品標識上標注境外企業監制等問題定性的請示

關于產品標識上標注境外企業監制等問題定性的請示(2007-08-30 13:29:31)

標簽： 法律產品標識企業字號在先權利 分類： 法律速遞

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你局《關于產品標識上標注境外企業監制等問題定性的請示》（杭工商經檢[2002]88 號）收悉。經研究，批復如下：

在認定“傍名牌”違法行為的性質時，應把握以下三個要件：一是主觀上有惡意，利用他人商譽，仿冒知名企業的商標或字號以牟利；二是客觀行為是在商品上使用與知名商標、知名企業字號或知名商品相同或近似的商標、字號、特有名稱，造成市場混淆；三是客觀方面是損害了知名企業的商標、字號等現有的在先權利，損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

具體按下列標準掌握：

經營者將國內外知名企業字號或商標在境外（如香港、日本等地）注冊公司，然后回到境內以境外注冊的企業名義生產銷售或以“監制”、“授權生產”、“委托加工”、“ 商標使用許可”等形式，許可他人使用其在境外注冊的企業名稱，引起消費者誤認誤購，造成市場混

淆的，其行為構成了不正當競爭行為，按《浙江省反不正當競爭條例》的有關規定定性處罰。經營者生產、銷售的商品所標注的境外企業名稱或商標，與他人在境內注冊的商標或企業名稱相同或近似，造成市場混淆的，其行為侵犯了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構成侵權行為，可按《商標法》或《企業名稱登記管理規定》的有關規定定性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