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貴州蘇州大河會的文化變遷

近代貴州蘇州大河會的文化變遷

第13頁從史料上來看，西方基督教（新教）在清末進入貴州苗族社會之后，新教文化與苗族巫文化的接觸比較成功，可以說苗民的“西化”比“漢化”快。盡管進入苗族社會的西方文化在深刻程度和面的廣度均不如儒文化厚重，但從其被苗族社會接受到變化的時間和傳播的面來看，都比漢化快，而且在情感和精神上比漢化自由、輕松。

苗族文化與儒家文化在原則上有相悖的地方，但與新教有很多相似之處。第14頁苗疆的三個變化 1895—1911，1911—1937，1937—1945。

第一階段，《馬關條約》的簽訂，西方傳教士的深入，出現了苗族巫文化、儒家文化和基督文化三種文化接觸、沖突、整合、變遷最復雜、最重要的時期。這一時期為苗族社會追隨主流文化社會進入近代化，奠定了思想與物質基礎。

第二階段，經濟發展，苗族進入初級商品交換體制。

第三階段，抗戰內遷，貴州的到發展。

44頁，王陽明在貴州悟道，還有許多人在貴州出家，儒家文化、佛家文化等都在貴州流傳。還有道家，在苗區也有他們的宮觀。從此角度也可看，興文是否有其他文化遺留的建筑。有沒有一些文化融入他們的巫術中？如：《黔書 續黔書 黔語》這部書就用道教或說道家的文字風格記載了貴州苗疆的土物異產。第90頁 第四章 苗族巫文化對新教文化的接觸、吸納及變化

石門坎教堂是新教向苗族傳教八年后，約1905年由新教“英國中華循道公會”的傳教士賽廖爾 波拉德（苗語稱伯格里），在黔西北威寧縣石門坎地區建立起來的，以新教的崇拜引導苗民。

在石門坎興建教育。

他們還在石門坎辦慈善福利事業，伯格里進入石門坎不久，在他的建議下，先后興起了“醫院”，“麻風病院”，“護士院校”，“孤兒院”等。

第150頁新式學堂的影響與民間苗族文化對儒釋道的吸收

第二篇：貴州近代社會習俗的變遷

貴州近代社會習俗的變遷

傅宏、史繼忠

社會習俗是一種社會現象，也是一種文化現象，并隱含著許多潛移默化的社會觀念、意識。習俗是在長時期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旦成為習俗就具有難以改變的習慣勢力。何況，這種勢力是全社會性的。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來文化的巨大沖擊，傳統的社會習俗漸漸改變，甚至形成了新的習俗，因此，從社會習俗的變革中可以看到時代的變遷，看到新的因素正在增長。

（一）、物質文化與生活習俗

文化的傳播往往從物質開始，它不受政治疆域的限制，不受語言文字的阻隔，可以直接進入生活。在人們求新求好的愿望下，先進的東西很快取代了落后的東西，造成一種新的趨勢，廣泛影響人們的生活，突破原先的生活模式。生活習俗包括衣、食、住、行、用幾個方面，近代貴州變化最大的是頭飾、衣著，其次是常用器物，食、住、行也有一定程度的改變。

頭飾服飾是人們心理的外化形式，人們總是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放在頭上、穿在身上，使之“冠冕堂皇”，引人注目。服飾頭飾的變化，是社會習俗變化的一個重要指示劑，傳達出新的信息。在清代，皇帝身上的龍袍、官員頭上的花翎頂戴，都是權力的象征。龍袍象征著至高無上的皇權，只有“孤家寡人”才配穿這樣的服裝，其他人膽敢穿了龍袍，就得滿門抄斬，甚至株連九族。老百姓見了官員自然要下跪，可是，官員見了皇帝，頭上的頂戴花翎和身上的馬蹄袖朝服，匍匐在地正好象是一匹馬.平民的服裝一望便知,男子拖著一條大辮子,戴瓜皮小帽,穿長袍馬褂;女子穿大裙衣,纏著”三寸金蓮”的小腳.不過,有了功名的人可以稍有區別,秀才穿藍袍以別于布衣,舉人可以穿青綢藍邊公服,中了狀元可以穿紫袍了.這些服飾,有明顯的等級性與封建性,隱含著階級壓迫、民族壓迫、歧視婦女的社會意識。

清末開始有了突破，新軍的著裝學外國，戴大圓帽，穿軍裝、扎綁腿、戴肩章，穿皮鞋，一改舊時八旗、綠營的裝束。一些最先接觸外國的時髦人物，拖著辮子穿洋服，手上還拿著一根“文明棍”，人們叫他們做“假洋鬼子”。辛亥革命的一大變革，就是剪去辮子，它標志著人們不再是清王朝治下的臣民，頗具革命意識和民族意識。婦女的解放從腳上開始，“不纏足”運動興起，提倡“天足”，意味著婦女沖破封建牢籠，同男子一樣走出家門，走向社會。以日本陸軍士官服為底樣改進而成的“中山服”，在民國年間很快成為男子常見的著裝,竟至成為“禮服”和“國服”，而穿長袍馬褂戴瓜皮小帽的人被視為“遺老”、“遺少”。女性服裝，一改舊時寬大直桶式滿裝，依照人體曲線美加以剪裁，演變成一種時髦的旗袍。學生往往是引領時裝潮流的先鋒，穿起無翻領有衣袋的學生裝特別有精神，還加一條圍巾。“五四”前后的女學生，上穿中式短襖，下穿裙子，腳上穿皮鞋，頭上有“流海”，顯示出“中西合璧”的式樣。到了三、四十年代，西裝革履已是見怪不怪，再沒有人罵他們是“假洋鬼子”了。新女性穿裙子的多了起來，旗袍成了上流社會女子的著裝，燙頭發、穿高跟鞋更讓人感到新的文化韻味。這一切都標志時代在變革，千年凝固的習俗已經解凍。

這種改變從城市開始，近城的農村受到波及，鄉里人進城也漸漸隨大流，以免被人恥笑為“鄉巴佬“。廣大農村服裝變化不大，不過，大裙衣已不太流行，多半是“短衣幫”，頭上還纏著套頭。這種影響從漢族傳到少數民族，但影響并不顯著，往往是“下變上不變，內變外不變”，比如有些男子的著服近似當地漢人，婦女改穿褲子，但頭飾、外裝基本保持不變，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基本保持原貌。楊森統治貴州時，實行大民族主義的“同化政策”，強迫少數民族改變裝束，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少數民族非常反感。

家用的器物不知不覺地變了。比如洋鋼針、洋棉線，因為它很方便。無論城市、農村都使用它，竟連比較保守的老婦人也喜歡使用。洋瓷碗、玻璃杯、鋼精鍋之類，美觀實用，漸漸走進千家萬戶。洋紗取代了土紗，洋布、泥絨、毛線、皮鞋等在市場出售也很受人青睞。手提馬燈、電筒代替了手提的燈籠和火把，洋火代替了民間的打火石。商店里掛起了打氣燈，還有迎風不滅的電石燈。洗漱用具也漸漸改變，使用毛巾、肥皂、香皂、牙刷、牙膏、牙粉，婦女還用花露水、雪花膏、胭脂、口紅。從小學生到大學教授，漸漸學會用“自來水筆”和鉛筆，還用鉛筆刀、橡皮檫，書本也不再是“線裝”的了。諸如此類的變化，不一而足。

食的方面,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依然延續下來,”南人食米,北人食面”沒有多大變化,用筷子的習慣依然保存.但在抗日戰爭期間,”由于北方人”、“下江人”的到來，飲食交融的情況日益明顯。比如當時的貴陽城，既有黔味，也有川味、湘味、廣味，還與北方味、江浙味，饅頭、包子、燒餅、大餅日漸行銷。由于農作物的引進，如洋蔥、西紅柿、花菜、蘋果等蔬果類進入市場。西點進入市場較早的是餅干和面包，以后有了花旗面包和冰淇淋，少數人喝咖啡。農村里的人抽葉子煙，城里人抽絲煙，香煙流行起來，貴州在引進“美煙”之后，卷煙工業迅速發展。西餐當時還不太盛行，只是少數人享受。

城市里發生變化是從修公路開始。為了行駛汽車，從貴陽開始“拆城墻，修馬路”，于是城墻一座座拆除，城里的牌坊也越來越少，過街樓多不存在，打破了自我封閉的格局。民國初年，一些達官貴人多建一種“中西合璧”的房子，如貴陽的王家烈公館、毛光翔公館、袁干臣公館、遵義的柏章輝公館、興義的袁祖銘公館等，他們都用很厚的磚墻，有樓層、花格窗、大走廊，但都是中國式的屋頂、蓋青瓦。貴陽王電倫的公館是“羅馬式”，圓形拱頂，仿照西方建筑。晚期還出現了西洋式別墅，如南明堂的牟龍光公館，一樓一底的小洋樓，而園林卻是中國式的。街面上的商店，流行的是騎樓式房屋，門前有柱子和走廊，如貴陽的中正路（今新華路）、普定街（今黔靈西路）。后來又興起一種“假洋房”，內部是木結構或磚木結構，外表卻用玻璃門窗加一堵墻作裝飾，看去像“洋房子”。當時最高的洋房子是貴陽中山西路的貴州銀行大樓，有四層樓。不過，這些都只是鳳毛麟角，眾多的民房還是木結構的三合院、四合院或街房，學校多是由廟宇改建而成的，廣大農村的茅草房、土墻房、石板房、吊腳樓及干欄史房屋依然如故。

行的方面主要是受公路的影響，汽車多了起來，特別是抗日戰爭期間，在貴州奔馳的汽車絡繹不絕，改變了過去只有人挑馬馱的狀況，出遠門可以坐汽車，而不是坐滑竿、轎子和騎馬。貴陽城內還有了人力車、自行車（腳踏車）、載客馬車和公共汽車。這一時期人們看見了飛機，也有機會乘坐火車。在觀念上，似乎覺得路途正在縮短。電話、報紙、雜志、廣播可以知道許多新鮮的事，人們的思想逐漸開闊。但是，廣大農村交通、通訊仍然不便，沿用著古老的運輸方法。

(二)婚喪習俗的改變

婚姻制度在清末民初發生了一次歷史性的變革。年輕人首先突破包辦婚姻的藩籬，倡導自由戀愛、自由婚姻。為了反抗傳統的包辦婚姻，他們離家出走，這在五四前后成為一種新女性的革命舉動。童養媳、指腹為婚，已為一般青年人所不恥。寡婦再嫁已開始解禁，不再像過去那樣為了一塊貞節牌坊葬送自己的一生幸福。婚俗也有了改變。新郎騎馬、新娘坐轎的風俗雖然存在，但有的人已越過了這條古老的界線，開始穿婚紗進教堂。抗日戰爭期間，流行一種“集團結婚”，在某一個重大節日里，許多對新郎新娘一起結婚，還奏起軍樂，擯棄了傳統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對拜”的傳統禮節。幾世同堂的大家庭逐漸解體，代之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這些不僅是形式上的改變，而且是思想觀念的改變，蘊含著個性解放、反封建的意識。不過，當時也有若干陋習。在新的土壤上延續下來，比如，納妾、嫖娼宿妓，說明這些變革在傳統觀念的影響下，發生了變形。民國年間，政府曾下令改革婚姻制度，規定結婚年齡，禁止“童養媳”、“望郎媳”，不允許強迫婚姻，提倡簡化婚禮，以茶點代替盛大的婚宴，雖然有些只是一具空文，但也反映出時代變革不得不順應時代潮流。禁止嫖娼賣淫，往往是屢禁不止，達官貴人首先違禁。

喪葬習俗根深蒂固，民國年間的改變不大，土葬無論在城市或農村都仍然盛行。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厚葬的習俗有所改變，例如，陪葬物品減少，安葬時間縮短，迷信成分不如以前之盛。當時提倡“公祭”，一些名人去世，往往采取這種新式的祭奠方法，開啟了一種新風。但在廣大農村，原有的喪葬形式并末有多大的改變。

婚喪嫁娶關系著每一個人的終身大事和死后的歸屬，特別受到人們的重視，被稱為“紅白喜事”。婚喪習俗延續了幾千年，但到了近代，由于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和沖擊，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說明封建禮教正在土崩瓦解。特別是婚姻制度的改變，把一代代的青年逐步從封建禮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這在歷史上是一個巨大的進步。

（三）、社會禮儀的變化 禮俗是人際關系的體現，與社會制度有密切關系，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有不同的禮俗。如果說生活習俗的變化主要取決于物質文明的話，那么，社會禮俗的變化則由社會意識所引起，是一種深層次的變革。晚清及民國年間是中國社會的轉型期，社會發生了急劇變化，禮俗也隨之改變，只不過有些禮俗變化十分明顯，有的比較隱蔽，但都在不知不覺中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貴州雖然地處偏遠，但在整個歷史潮流下禮俗也在不斷演變。

社交禮儀的變化最為明顯。清朝把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推向了極端，各種社交禮儀都表現出強烈的封建性和等級性，人與人之間“尊卑貴賤”的界線十分森嚴。大臣見著皇帝，匍伏在地，跪著奏事，即令是軍機大臣、皇叔、國舅也要自稱“奴才”。三歲的小孩當了皇帝，連白發蒼蒼的老人也要三呼萬歲，被滿門抄斬，還要“謝主龍恩“。下屬見上司要跪拜，稱上司”為大人”，自稱“下官”。百姓不但是“皇帝的子民”，而且把地方官稱為“父母官”，跪在地上自稱“草民”。婚姻強調“門當戶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沒有自主權。名媒正娶的妻子也自稱“妾”，“三妻四妾”的封建禮教，就像法律一樣“神圣不可侵犯”。君權、族權、夫權在禮儀上明顯表現出來，磕頭作揖成了最常見的禮節。

辛亥革命后，禮儀上最大的變革就是廢除了這些使人失去尊嚴的封建禮儀。磕頭作揖改為鞠躬，表示尊敬而不失自己的人格。見面行握手禮，表示相互友好而且平等。分別時說一聲“再見”，使人感到親切。說話不必再稱什么“大人”、“小人”，封建時代的那一套已被人們擯棄。從禮儀上可以看出時代在變遷，社會觀念起了很大變化。皇帝、太后、皇后、阿哥、格格之類的稱呼隨著時代的變革已經無影無蹤，代之而起的是總統、主席、委員、部長、省長、專員、縣長等。雖然封建權力并不因這些稱謂的改變而消失，但畢竟在時代大潮的沖擊下不得不采用新的稱謂，標志著時代已經不同了。

不管怎樣說，進入“民國”以后，社會活動顯然多了起來。突出的表現之一，是“開會”漸成風氣，遇事聚集在一起，由“主席”主持，發言可以爭論，還要“舉手表決”。“鼓掌”是一種新的禮儀，至少可以表達參會人的態度。突出的表現之二，是“女權運動”興起，婦女走出家門，可以讀書，可以參加社交，可以自由戀愛，可以參加工作，謂之“新女性”。起初實行“男女分校”，可是到了“五四”以后，這種界線逐漸打破，不但男女可以合校，還可以在一起唱歌、跳舞，甚至同臺演出。跳“交際舞”成為上流社會的一種時髦，這雖然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但它反映了婦女進入了社交圈子，對以往那種“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無疑是一種巨大沖擊。民國年間出現了許多政治、社會團體，包括政黨、學術團體、同業公會及學生會。婦女會和工會等。雖然由于種種政治限制得不到充分發展，但畢竟和清代有很大不同。

傳統的節日在近代仍然延續下來，例如春節、清明、端午、中秋、七月半等，但節日氣氛有所淡化。少數民族的節日在民國年間大多保持，變化不大。這一時期產生了一些新的節日，如因采用公歷而有元旦，紀念民國建立而定十月十日為國慶節（雙十節）。在國際影響下，開始有了青年節、兒童節、婦女節、勞動節等。信奉基督教的人也過圣誕節、平安夜。傳統的節日集中展現了民族文化的風貌；新的節日標志著時代正在變革。

（四）、語言文字的演變

語言文字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因素，在一般情況下，不會輕易改變。但在近百年來，由于社會的變遷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擴大以及人口流動增大等因素，語言文字也起了許多變化。

新文化運動是一次巨大的變革。在此以前，雖然也有使用白話文，但在官方行文和學術論著中仍然以文言文為主。客觀上反映出文人在社會上的一種特殊身份，與民間隔著一道墻。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實際上打破了貴族文化和平民文化之間的界限，文人在寫作上貼近民間口語，報刊、雜志和圖書中大都使用白話文。不過，在改變的初期遭到“國粹派”的阻攔，有許多文章往往是半文半白，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白話文終于成了主流。

在清末“新政”時期，由于張之洞等人主張就近學習日本，大批留學生到日本留學。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日本組織同盟會，大批革命志士也在日本活動，因而近代漢語受日本影響很大。日語淵源于漢語，日語中還夾雜著許多漢字，日本人在學習西方的時候，往往借用漢字翻譯外國語，并賦予新的含義。因此，通過留學生和革命活動無形之中引入了許多日語詞匯，因為它們在字形上與漢字相同，不知不覺的就融入了漢語詞匯。比如，“同志”一詞就來自日語，而且帶有革命的色彩，很快就成為一種流行的稱呼。政治術語方面引進較多，如“階級”、“斗爭”、“立場”、“社會”、“方針”、“政策”、“干部”、“動員”、“表決”之類。學術用語有許多也來自日本，如自然科學方面的原子、分子、元素、固體、液體，醫學方面的細胞、結核、神精、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電燈、電話、混凝土、味之素，文學用語方面的如象征、道具、版畫、漫筆、主筆、交響樂、出版物、展覽、搗毀等。因為字形相同，不用日語讀音，而以漢字形式進入漢語，所以，人們不感到陌生，也未意識到它們是外來語。

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擴大，許多希臘語、拉丁語、英語、法語、俄語的詞匯也通過直譯、意譯、半直譯半意譯等多種形式進入漢語。很多科技詞匯、醫學詞匯大多源于希臘語和拉丁語，隨著科學普及的擴大，有些專有名詞實際上變成了民間用語。這種現象在醫藥領域表現得特別突出。進入漢語詞匯較多的是英語，人名、地名、物品名有許多是用英語的直譯（音譯），如沙發、咖啡、茄克；有的是半意譯音譯，如冰淇淋、卡車等。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中國也自創了一些新名詞，如金屬元素均加“金”字旁，非金屬元素加“石”字旁，氣體元素加“氣”字頭，如“鈾”、“硅”、“氫”、“氧”等等。因為法國在藝術方面比較突出，當時文藝界深受其影響，所以引入了一些法語詞匯，如“羅漫克”（浪漫主義）、“蒙太奇”（電影技術）。還從西方引進了一些新的概念，如“德謨克利特”（民主）、“塞因斯”（科學）。十月革命以后，在蘇聯的影響下，有一些俄語詞匯也漸漸傳播開來，如，蘇維埃、布爾什維克、布爾喬亞等。

抗日戰爭期間，全國各地都有移民來到貴州。于是在語言上呈現出“南腔北調”的狀況。不但有四川話、湖南話，還有廣東話、下江話和北方話。總之，從清末到民國年間，語言文字的變化同樣反映出這一時代的變革。

第三篇：近代家庭變遷

自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出現工業化的趨勢；從爺爺的爺爺開始，我的家族一直是在從事農務的，自給自足的農務經濟很勉強地維持著一家人的生活，自從自然經濟受到沖擊，開始在周邊接點私活，做做小生意。人們的衣著，基本上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經濟面貌和現代化的程度。辛亥革命前，有不少仁人志士率先奮起剪掉象征清王朝的辮子，表示反對封建專治的決心。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了剪辮令，幾年里全國男子絕大部分都剪掉了辮子；服飾上的變化是出現中山裝和旗袍；同時廢除了殘害婦女身心健康的纏足陋習，我的曾祖母就是裹腳陋習的受害者。在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都穿著千篇一律的灰色中山裝或藍色解放裝，我曾祖父唯一的一張照片也是穿著中山裝拍的。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這種變化來得更為明顯而深刻。我的家族變遷即是一個微小的縮影。1964年，中共中央為此特別設立了一個上山下鄉運動領導小組。1968年，為了響應毛澤東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姑婆和叔公去了海南。1976年，剛滿17歲的姑媽去了韶關。1980年末，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提出不再搞上山下鄉。姑媽回到故鄉。

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的發展，服裝樣式也逐漸多樣化，男裝以西服和茄克衫為主，女裝式樣更多，牛仔服是男女青少年喜愛的款式，最為流行。我的父親在80年代的時候是個相當潮流的小伙子，燙發、喇叭褲是他的象征。

記得當年爸爸向媽媽提親的時候，以家里的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老四件”，深深感到自豪。而今，從電視機、洗衣機、錄音機、電冰箱、電風扇、影碟機“新六件”，再到抽油煙機、熱水器、空調、電腦等商品，家里的家電檔次越來越高。另外，爸媽在飯桌上最愛說的話莫過于：“我們當時連飯都吃不飽??”可是時至今日他們的體形卻愈見豐滿。尤其是爺爺奶奶，比起八十年代時拍的照片竟也胖了好幾圈。

第四篇：近代危機意識的變遷

淺談中國近代危機意識的變遷

彭一剛在《建筑空間組合論》中講到，每一棟建筑都可以從三個角度去分析其特點——時間，空間和個人主義。在特定的時期，中國的建筑反映了東方文明的薈萃，集中體現了中華民族區域的建筑特色。同一時期的世界其它地方的建筑風格和中國的迥乎不同。同時，當時統治者的要求以及個人主義也從某種角度決定了建筑風格的個人特色。談到中華民族近代危機意識的變遷，我借鑒彭一剛教授的觀點，作為全文的談論方向。

從時間上，近代世界因為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由傳統的低效率的手工業制作進入高效率的機械流水線生產。近代的發展超過了過去幾千年的文明進步。世界列強發明了各種先進的，威力極強的武器。英國和其它各國開始向世界展現自己的成果，入侵同一時期的其它國家民族地區。中國早期的危機意識源于周邊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騷擾。從春秋到漢武大帝到清朝的滿族統治中國，這種危機意識一直存在。從現代社會格局來分析，可以把當時的危機理解為本國的各部落紛爭。清朝后期，英國對中國發起了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國門。西方列強，對中國無情的掠奪讓中國統治者的危機意識由原來的內部紛爭轉為抵抗外強。中國被西方各國蹂躪，但是我們也從中看到了中國的封建統治無法抵抗具有現在技術的西方各國。不被敵人欺負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強自己的實力。西方的入侵讓中國人民深刻意思到，閉關鎖國政策的缺陷將導致無法估量的后果。民族優越感如果沒有與危機感同時存在，那么這個民族或許能一時讓世界認可，但終究被后來居上的國家民族入侵。中華文化的本質意義源于危機感，效法天地，修持德行，內圣外王的生命哲學，它的片面性和缺陷是過于“求內”和缺少“外展”，這一缺陷是中古榮恩積貧積弱，內憂外患身處困境的文化根源，中華文化的薄弱之處正是西方文化的優勢所在。

從空間上，近代中國由防御邊疆的危機意識，轉變為對中國海域的危機意識。對于應付民族部落紛爭的危機意識，讓中國發展其了比較強大的陸地軍事作戰力量。但是，西方列強從沿海地區以先進的武器和造船技術輕松登陸了中國沿海地區進而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當封建統治者發現水軍對國防的重要性時，已經無法彌補過去的未能提前預料到當下發生的入侵。一系列的條約讓中國統治和領土完整陷入了空前絕后的災難。清政府的腐朽和無能已經無法挽回過去的文明。想要打敗西方列強的入侵，我們必須時刻保持這種危機意識，解決內部矛盾的同時，更別忘記了防御外來的侵入。

從個人性格來看，中國古代儒家文化在民族人民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儒家的文化代表著奴性，讓統治者處于悠然自得的境地之中。讓百姓更加誠服與統治者的壓抑。真是這種文化缺陷的根源，過去封建腐朽的，專為統治者敘寫的理論無法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中庸的思想，嚴重禁錮了文化的客觀性。一種文化若缺乏危機意識，終將朝著主觀意識發展。而這種主觀意識，與科學技術的發展無緣。西方的文化是客觀的，講究事實，講究規律。這就是為什么現在中國人相互朝著利益關系的發展，而人與人之間最真誠的美已經被利益關系所污染。而西方文化的客觀性結合他們早期的危機意思，發展到現代的文明。發展到現在的民主自由。而中國的民主似乎是那么的假大空。人與人的關系靠著利益關系維持。

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古希臘能把古代奧林匹克發展到現代流行全世界的運動盛會，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有一種危機意識，而人們不是想著要去統治誰，而是想著如何共同追求自由。發展自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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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近代消費觀念變遷原因淺析

近代消費觀念變遷原因淺析

摘要：消費觀念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型判斷，作為一種認識，受社會實踐的制約，其形成和變遷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包括生產方式、進出口貿易、消費文化、近代工業發展等多方面的原因。

關鍵詞：消費觀念；變遷；原因

工業革命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運用堅船利炮逐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廉價的工業生產品沖擊著中國剛剛起步的資本主義萌芽，沖擊著中國城市社會的各個方面，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傳統消費觀念也經歷了重大的變遷，在多方面因素影響下，奢侈型消費觀念逐漸取代節儉型消費觀念。

1、生產方式是消費觀念變遷的主要原因

馬哲認為消費觀念作為上層建筑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經濟基礎的最直接代表是生產力水平，集中體現于生產方式。因此，近代生產方式是當時消費觀念變遷的主要原因。當時社會性質下的生產方式主要由三種生產方式共同構成，其相互關系又在不斷變化。第一是外國資本主義經濟，外國資本長期控制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直接操縱中國的金融市場及主要商品進出口貿易和重要的工礦交通產業，促進了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制約了本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第二是一種特殊的、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經濟，其先后經歷了清政府的洋務派企業，北洋軍閥政府的官辦企業，直到后來的四大家族將其發展到高峰。第三是主要集中在輕、手工業部門及商業行業始終未能得到充分發展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這類經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存在著與外國資本主義經濟的對立性，另一方面又對其具有嚴重的依賴性。此外，封建地主經濟與外國資本、官僚資本互相勾結和利用，使近代中國社會制度更為復雜和特殊以及受封建地主經濟控制的小農經濟和受資本經濟影響的個體經濟等等。多種經濟生產方式并存沖擊著我國傳統的商品經濟，從而影響著消費觀念的變遷。

2、進出口貿易對消費觀念產生重大影響

當時我國的進出口貿易的發展也對消費觀念產生了重要影響。外來商品的涌入，沖擊著原有商品品種產量與價格，人們不僅能從市場上買到各種各樣的生活必需品，可購買商品數量與可選購商家數量也非常龐大，而且能以比家庭手工成本低得多的價格買到這些商品。相對以前的大量生活必需品都必須自己生產自己制造的過程，工藝還有可能不太完備，在市場商品數量質量都比較好且獲得方式比較便利的情況下，人們越來越傾向于購買物美價廉的外來商品。最為明顯的就是當時棉紗價格的不斷下降，最后洋紗價格竟與中國棉花價格相等，傳統紡織業受到毀滅性打擊。這種影響最初主要是通商口岸等少數沿海沿江地區和官僚富裕之家，隨著通商口岸的不斷增多，洋貨在中國的傾銷已深入到廣大的中小城鎮，甚至在某些偏僻鄉村也不難見到洋貨的身影。同時，由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破壞之后，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進入工廠，成為新興的產業工人，也成為了最初的消費者。

3、近代工業的發展促進了消費觀念變遷

近代工業的出現與發展刺激了國內的經濟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并由此造就了中國首批市民階層，使之成為近代城市消費生活的主體。中國雖然還在資本主義經濟剛剛萌芽的階段就被外來資本主義干擾，但是城市工業也較快地發展起來。在各個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城市和地區，近代企業如雨后竹筍般建立起來。外資企業、官僚資本企業、中華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均有了較大發展。近代工業的出現不僅使得資金、技術、人才大量集中于城市，促進了城市工業與商品經濟的發展，而且使城市的結構、功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城市開始從傳統的以政治軍事功能為主轉向以生產――消費功能為主，由單一功能逐漸轉向多功能，并首次在經濟上取得了對周圍農村的支配地位。一方面，大量讀書人員及清政府官員開始投身近代工業，成為中國首批企業家階層；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引發了一系列現代職業的誕生，如銀行業、郵政業、新聞出版業等，增加了就業機會，進一步增強了城市吸吶能力。

4、消費文化傳播對消費觀念變遷起推動作用

另一個原因便是當時消費文化的影響。我國傳統社會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一直很低，生產與需求一直面臨著巨大的矛盾，為緩解這一矛盾，“貴義賤利”“黜奢崇儉”的觀念變成了我國傳統的消費理念。但隨著近代國內商品市場的逐漸開放以及商品經濟的發展，外來的消費理念逐漸被當時的文人所學習接受，他們提出了一系列鼓勵消費的消費文化觀念，對人們的消費行為產生了重大影響。譚嗣同認為消費和節儉是相對的，他反對“黜奢崇儉”的傳統觀念，指出節儉與奢侈對于窮人和富人的含義是不相同的。窮人的節儉是不得不為生存而產生的被迫行為，對于富人而言，節儉卻是不應該的，富人更應該將自己的錢財拿出來進行消費和投資，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章太炎則高度評價且大力宣揚奢侈，他認為奢侈并非窮奢極侈地揮霍物質財富，消費是人的正常物質需要，隨著社會的發展，消費水平也應該隨之提升，所謂的奢侈其實只是在適當的時機進行適當的消費，并不是要人們完全無節制的消費，他認為侈靡對物質生產和物質文明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正是這些人，引導了當時的消費文化的發展，從而影響了當時人們的消費觀念。（作者單位：重慶工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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