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交通肇事案件中“責任認定”的調查報告
關于交通肇事案件中“責任認定”的調查報告
責任認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是確定肇事雙方當事人民事、刑事責任的重要依據,也是交通肇事行為構成刑事案件時,刑事訴訟中的主要證據之一。本文僅就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進行談討,以供商榷。
一、責任認定的性質及權屬
刑事案件中,按照刑事訴訟法對證據的七大分類,責任認定應歸屬“鑒定結論”這類。然而通過比較,不難看出,交通肇事案件中的“責任認定”結論與其他“鑒定結論”有著很大的區別。這主要表現為:
1、作出結論的主體不同。傷害案件中法醫鑒定的主體是具有專門知識的“法醫”或依法聘請的醫務人員;而責任認定的主體則是公安機關的交警部門及其工作人員。
2、表現形式不同。法醫鑒定在證據形式上表現為“法醫”的一種個人行為,它不屬于任何機關或部門,而是法醫根據自已的知識和經驗對特定的對象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義的結論和評價;責任認定則直接表現為一種政府行為,是公安機關交警部門根據案件情況分析后,所作出的確定當事人雙方責任大小的一種行政行為;
3、作出根據不同。法醫鑒定是法醫根據特定的對象進行評價后得出的結論,具有單純性的特點;而責任認定則是交警工作人員對整個案件情況進行綜合分析評價的基礎上得出的結論,具有綜合性的特點。
4、法律意義不同。法醫鑒定只是案件訴訟中證據之一,從訴訟角度講,其作用即是“證明”;而責任認定除具備證明作用外,還具有行政強制性特征。當事人無異議時,應承擔履行相關義務的責任,即包括民事責任、也包括行政責任。
5、程序不同。法醫鑒定在當事人不服時,可以要求重新鑒定或補充鑒定,對人身傷害案件中傷情鑒定有爭議時,由省政府指定的醫院最后作出權威性的鑒定;而責任認定當事人不服時,只能提請上級交警部門進行復議。由上分析,交通肇事案中“責任認定”在刑事訴訟中的性質可以概括地確定為:由交警部門依據職權作出的具有權威性、行政性等特征的“鑒定結論”。
責任認定的權屬,即有權作出責任認定的部門和機關,從現行的道路交通管理條例看屬于公安機關,是無庸置疑的。但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當事人如果不服責任認定或司法機關在辦理涉嫌犯罪的交通肇事案件時,對責任認定有異議,那么責任認定的最終權屬應有誰掌握呢?筆者認為,責任認定的最終權屬仍是公安機關。有以下兩點理由:
1、當事人不服責任認定時,只能向上級交警部門提請復議。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當事人對交通事故責任認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后15日內,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重新認定;上一級公安機關在接到重新認定申請書后30日內,應當作出維持、變更或者撤銷的決定。”這一條證明,上級交警部門是下級交警部門所作責任認定的復議機
關,據《行政復議法》規定,上級交警部門的復議決定,即為生效的決定。
2、對責任認定,當事人不能提起行政訴訟。根據《行政訴訟法》和高法、公安部《關于處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的規定,對當事人因不服
責任認定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責任認定的最終權屬,歸屬公安機關。但司法機關在辦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認為“責任認定”不正確時,是否具有變更權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公安機關是作出“責任認定”的最終權力機關。
那么這一矛盾如何解決呢?根據法發92第9號文件規定:“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公安機關所作出的責任認定確屬不妥,則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審理認定的案件事實作為定案的依據。”據此,人民法院在辦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時,雖然不具有改變責任認定的權力,但卻享有對“責任認定”不予采信的權力。檢察機關在辦理同樣案件時,也享有這一權力,即根據自已審查判斷的事實作出正確的認定和結論,而不必受責任認定的影響。
二、違章行為、逃逸情節對責任認定及定罪量刑的影響
(一)違章行為
研究違章行為與交通肇事案件的關系時,必須明確以下三點:
1、違章行為是對肇事者定罪的基礎;
2、違章行為與發生交通事故應具有因果關系;
3、違章行為決定責任大小并影響量刑的幅度。這三點是對交通肇事行為正確定罪量刑的關鍵。但具體案件應當具體分析,筆者根據司法實踐中出現的案件與上述原則進行比較談以下兩個問題:首先,違章行為與定罪的關系。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交通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也即違章。從交通肇事罪犯罪構成看,行為人有違章行為,并且因違章行為而發生交通事故是構成犯罪的前提和基礎。反之,如果當事人沒有違章行為,即使發生了交通事故也不能定罪處罰。這一觀點是法律界共識,也是司法機關辦案所遵循的準則。然而,97年刑法修訂時,將肇事后逃逸行為作為提高量刑幅度的條件,即“肇事后逃逸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這一規定,肇事后有逃逸行為的,如果定罪將被處以重罰。但是,司法實踐中出現的逃逸案件,有時卻困繞了辦案。例如,當事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后,沒采取任何措施而是蒼慌逃逸,公安機關因肇事者逃逸,難以分清事故責任,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0條規定,推定逃逸事者負事故的全部責任;而逃逸者在事故發生前是否有違章行為,也相應的難以查清。據此能否認定逃逸者構成犯罪并處以刑罰呢?目前,主要有兩種認識:一是認為對發生肇事后逃
逸的當事人,依法能夠認定有罪而無須查清違章情節。理由是與刑法規定相符,因為“肇事后逃逸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規定是非常明確的,只要有逃逸行為,就定罪處罰;并且逃逸行為在交通事故中,是非常惡劣的情節,也正是為了更嚴厲的打擊逃逸行為,才制定了較高的法定刑;在多數逃逸案中,查清逃逸者違章情節是非常困難的,甚至無法查清,而如果據此不定罪,刑罰有失公平(與保護現場而被追究刑事責任者比),難以有效扼制逃逸現象的發生。第二種意見則認為,違章行為不清楚的逃逸案,當事人只能承擔民事責任,而不能對其定罪處罰。理由是違章是構成犯罪的前提,在前提都不清楚的情況下定罪處罰,必有錯罰無辜之嫌。筆者認為兩種觀點都有一定道理,前者更加注重實踐的合理性,而后者更加注重法律的規定。個人意見同意第二種觀點,交通肇事行為構成犯罪的前提,必須是行為人有違章行為,這是定罪的必備要件,刑法第133條規定的對逃逸行為的處罰原則,必須是在肇事行為構成犯罪的基礎上,才能給予的處罰。對實踐中出現的難以認定逃逸者違章的案件,只能按照“疑罪從無”的原則,不以犯罪論處,這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精神。
第二,違章行為與事故發生之間的關系。兩者應具有因果關系,這種關系是原因與結果、前因與后果的關系,即違章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系。如果當事人有違章行為,但違章行為與事故發生無因果關系,則不能據此追究行為人的責任。直接的因果關系是當然的因果關系,但間接的因果關系能否成為這里的因果關系呢?現依并非操作相當不熟練的無證駕駛員和酒后尚未足以影響其控制力的駕駛員肇事行為為例進行分析,我們暫且稱這些違章為“一般性違章”。它們的共同特點是違章行為非常明顯,與事故發生之間存在因果關系,但這種因果關系并不是完全由此違章行為而致事故發生的直接因果關系。那么一般性違章能否成為認定行為人責任的依據呢?筆者認為,這類一般性違章可以也應當成為責任認定和定罪量刑的依據。理由是:
1、這類違章,行為人在主觀上有違章的故意,即明知故犯,在處罰時理應作為從重考慮的情節;
2、雖然不能證明與事故發生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這些違章行為與事故發生肯定存在著或多或少的聯系;
3、從高檢、高法《關于嚴格依法處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中第一條第(三)項規定,均將酒后駕車、無證駕車、駕無牌作為從重量刑的情節。可見,這類違章行為必然地影響到對交通事故責任的劃分及定罪量刑。當然,實踐中處理交通肇事案件時,應抓住發生事故的主要原因,以及肇事者發生肇事的主要違章行為,同時也應考慮到這類違章情節,已使案件得到正確處理。
另外,在肇事逃逸案中,能夠確定逃逸者違反了例如酒后駕駛、無證駕駛等等一般性違章行為,但因肇事后的逃逸行為致使事故責任難以劃分,而認定逃逸者負全部責任時,因肇
事時引起事故發生的主要違章行為難以確定,能否據這些“違章行為”和“全部責任”對逃逸者定罪處罰呢?筆者認為能認定。因為逃逸者在發生交通事故前有違章行為,且事故責任難以劃分是因為肇事者逃逸行為帶來的,因此在責任認定時,逃逸者應承擔事故的全部責任;同樣,逃逸者對此也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二)逃逸情節
交通肇事后當事人因肇事行為而根據規定產生了履行相關義務的責任,但逃逸案中,肇事者卻不履行義務而逃逸,企圖逃避法律追究,從行為上和主觀心理上都是非常惡劣的情節,有的被害人還因肇事逃逸造成了死亡的后果,并且這類案件在交通事故中占有不小的比例。因此正確認定逃逸行為,對于確定當事人刑事、民事責任具有重要的意義。
1、逃逸行為與責任認定的關系。逃逸行為是否必然地影響責任認定呢?回答是否定的。因為在處理交通肇事案件時,原則應當首先分清當事人的責任,在逃逸案中,只有無法分清責任時,才根據《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20條由逃逸者承擔全部責任。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逃逸行為一般不影響責任劃分,特殊情況則影響責任認定。
2、逃逸行為與定罪量刑的關系。首先,逃逸行為是否影響定罪,因為逃逸行為一般不影響對事故的責任劃分,因而也一般不影響定罪問題。在對肇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進行研究時,應考慮到肇事的違章情節和行為人的責任大小,而不能僅憑逃逸行為認定逃逸者構成犯罪。但在特殊情況下,逃逸行為是否影響定罪呢?例如本文中談到的逃逸案中,能確定肇事前有違章行為,而因逃逸行為又使責任難以劃分的情形。筆者認為,這種情況的逃逸行為影響定罪。也就是說,如果行為人沒有逃逸的,則有可能不夠成犯罪。這一觀點有待進一步談討。
逃逸行為對量刑的影響,根據刑法的規定,對構成交通肇事罪逃逸的,規定了提高的法定刑。對因肇事逃逸而致被害人死亡的,規定了更高地法定刑。因而逃逸行為對量刑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在此不再贅述。
第二篇:交通肇事案件辯護詞
辯
護
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河南順河律師事務所接受交通肇事案被告人XXx親屬的委托,指派我擔任他的辯護人依法出庭參與今天的一審訴訟活動。剛才聽了庭審調查及公訴人的公訴詞,辯護人認為xxx人民檢察院xxx檢刑訴(2011)94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xxx犯有交通肇事罪,該指控定性準確適用法律得當,辯護人對此沒有異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35條規定;“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被告人xxx由于疏忽大意,在蘭考縣境內106國道627KM—500M路上行駛時發生交通事故致被害人死亡,構成交通肇事罪。給社會造成危害給被害人家里造成痛苦,理應受到法律的懲處。但是縱觀全案的事實,辯護人認為被告人xxx具備法定從輕減輕處罰的事實情節,現發表以下辯護意見
一,被告人具有自首的法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110”接警記錄和被告人供述顯示,案發后被告人及時報警,把本案的簡單情況向公安機關說明,然后,被告人在事發地等待公安機關的調查處理,同時進行了必要的施救行為。公安機關開始調查后,就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經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先以信電投案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所以,本案符合認定自首的條件,應當依法認定為自首。二,從事故發生的原因來分析,受害人和第三人的過錯造成此次交通肇事的發生和傷害后果的加重。本案中的交通事故除了xxx本人疏忽大意外,第三人過錯也是導致此次事故的誘因。被告人供述以及證人xxx的證言證實,事發前,被告人的車輛前方的幾十米處的三輪車突然停車,并有人下車追趕動物,這種行為是被告人始料不及是的。被告人為了避免傷害該行人的后果的發生,只有采取了向左躲讓的緊急措施,根據當時的情況分析,被告人的措施是得當的。而此時受害人的車輛迎面是過來,導致事故的發生。另外,被告人供述證實,事發前,受害人沒有系安全帶,這本是一種違反安全交通安全法的行為,并且,正是這個行為導致了損害后果的加重。由此可見,如果沒有該第三人的這一過錯行為,此次事故不會發生;如果受害人能夠遵章守法,前排乘客系上安全帶,那么此次事故未必造成兩死一傷的嚴重后果。因此說,本案中第三人和受害人是有過錯的。
三,被告人系主動報案,積極搶救被害人,投案后認罪態度較好,悔罪表現深刻。
被告人供述和證人證言以及接警記錄、案件來源和偵破報告證實,交通事故發生后,被告人在第一時間撥打了急救電話,并同時報了警。之后,被告人又連忙將受害人抬下車,使其盡快脫離危險處境,積極對被害人實施人工呼吸進行救治。急救車來到后,被告人又讓隨行人員趕到醫院對被害人進行搶救,還掏出了自己身上僅有的1000多元錢,積極對受害人進行搶救。另外,本案的證據材料顯示,被告人在首次供述中,就如實供述了本案的犯罪行為,沒有拒絕、阻礙和抗拒及逃跑行為,給公安機關及時處理案件提供了真實的事實依據。這種坦白行為,依據法律規定亦是從寬處理的事實情節。同時足以說明xxx有改造和悔過的決心。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在法庭上自愿認罪應酌情從輕處罰”的規定精神,應當對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
四,被告人xxx是中共黨員、退伍軍人,受過良好的政治教育,并且歷史上無前科。在次之前,是一個從農村出來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誠實的打工仔。此次事故確實是疏忽大意,確實是過失所為。庭審中自己愿意接受法律處罰,對受害者深表同情的坦誠態度,也足以說明被告人能夠通過吸取教訓、改過自新,重新做一個對社會和家庭有用的人。依照刑法罪行相適應的基本原則,應該給予被告人認識錯誤、重新樹立人生價值的機會被告人適當的刑法。
五,被告人愿意對受受害人進行經濟補償,以盡最大的能力挽回對受害人家屬造成的傷害。依照我國民事法律規定,被告人作為被雇傭的司機,在本次事故中并不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是,在附帶民事訴訟的調解過程中,為了撫慰受害人家屬,被告人及家屬明確表示,如果原告人和其他被告人達成和解意見,被告人家屬愿意主動向受害人家屬進行額外補償。由于調解意見差距太大,被告人的意愿未能實現。盡管這樣,被告人積極賠償的愿望是顯而易見的。
綜上所述,懇請合議庭考慮本案案發的特殊情況以及案發后被告人的認罪態度,并考慮被告人良好的基本素質以及投案自首的法定從輕減輕情節,對被告人減輕處罰。
辯護人:河南順河律師事務所 韓世杰
2011年4月27日
第三篇:保險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責任
保險人在交通肇事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的地位及其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稱道路安全法)施行已有數年,其中第76條也進行了修改,對該法第17、75、76條的理解和適用,各地法院在具體處理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時,主要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因而在案件中對保險人(即對肇事車輛承保的保險公司)作出了兩種不同訴訟地位的認定,并作出與其訴訟地位相對應的兩種民事責任裁決。有鑒于此,筆者就此問題發表自己的一孔之見,與
讀者共商榷。
具體而言,在司法實踐中主要有如下兩種不同的理解:
第一種,《道路安全法》第75條?……肇事車輛參加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的,由保險公司在責任限額范圍內支付搶救費用;搶救費用超過責任限額的,未參加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先行墊付或者全部搶救費用,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有權向交通事故責任人追償?;和對第76條?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傷亡、財產損失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超過責任限額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擔賠償責任……?,該兩條中出現的?支付?、?賠償?責任理解為保險人對交通事故中的傷亡人員和遭受財產損失的?賠償責任?,因此將保險人列為案件中的被告地位;對第76條規定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擔賠償責任……?中的責任限額規定理解為只要傷亡人員和財產損失的金額沒有超過投保人(在交通事故中可能是負有責任一方,可能是不負責任一方)與保險人簽訂的保險合同中關于保險人對第三者責任險的最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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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均應由保險人賠償。
第二種,對《道路安全法》第76條的規定的理解,應當結合《道路安全法》第75條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安全法實施條例》(下稱實施條例)的相關規定理解,根據該《實施條例》第90條第一款規定?投保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因搶救受傷人員需要保險公司支付搶救費用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通知保險公司。?該條第二款規定?搶救受傷人員需要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墊付費用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通知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特別是要結合《道路安全法》第17條?國家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同時,結合《合同法》第124條?本法分則或者其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合同,適用本法總則的規定……?和第2條?本法所稱合同是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之規定來理解。認為上述法律中所涉法條的規定宜將保險人作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中的第三人,并承擔其與投保人(案件中的侵權人即被告)所簽保險合同約定的第三者責任險范圍內的支付(理賠)責任;而不宜將保險人作為因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擔?賠償責
任?。
筆者贊成并支持第二種理解及其責任負擔。此外,筆者就此種理解作進一步的分析。
對《道路安全法》第75條從以下幾個層面理解:一是承擔受傷人員醫療搶救費支付責任的主體是肇事車輛承保的保險公司;二是在肇事車輛未投保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的情況下,承擔受傷人員醫療搶救費墊付責任的主體是公益性質的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三是須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的通知;四是社會救助基金管理機構墊付資金后,享有對交通事故責任人的追償權,但未規定在保險公司承保的肇事車輛無責而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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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了資金是否仍然享有對交通事故責任人的追償權。
對《道路安全法》第76條的規定,筆者認為應從三個層面理解:首先,應當結合《道路安全法》第17條規定的?國家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由此不難看出該條中規定的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并不是《保險法》第五十條和第五十一條中規定的?第三者責任保險? 同等概念。其次,據有關媒體于2006年3月29日披露的:?機動車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發布,7月起施行。保費與違章掛鉤,經常肇事者將負擔高保費;發生事故保險公司接‘先行墊付’通知須立付搶救費?,如這一消息屬實,也能得出《道路安全法》第17條規定的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并不是《保險法》第五十條和第五十一條中規定的?第三者責任保險? 同等概念。最后,對《道路安全法》第76條在結合該條第一、二款規定的內在邏輯關系來理解的基礎上,還應當結合《道路安全法》
第75條規定的?支付、墊付義務以及追償權?來理解。而如何理解《道路安全法》第76 條第一款規定的?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責任,就成了保險人在案件中的訴訟地位及其責任的焦點問題。筆者認為將?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責任當作將保險人列為案件共同被告,并判令其承擔?賠償責任?的法律根據不妥,理由是: 其一,通過對《道路安全法》第75條和第76條第一款前目的研讀不難看出,無論是第75條中保險人的?支付?,還是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的?墊付?,或是
第76條?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規定,均是在沒有劃分交通事故責任的前提下的規定;此一理由可以從第76條第一款后目相對應的(第二項)?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有證據證明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有過錯的,根據過錯程度適當減輕機動車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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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損失是由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故意碰撞機動車造成的,機動車
一方不承擔賠償責任?的規定得到印證。
其二,訴訟地位不同決定了案件當事人在訴訟中的權利、義務以及所承擔的民事責任不同。如果將保險人作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的被告成立,那么保險人在該案中只能是共同被告;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只能是侵權關系,根據《民訴法》第53條?當事人一方或者雙方為二人以上,其訴訟標的是共同的,或者訴訟標的是同一種類……為共同訴訟。?根據這一規定,作為案件被告的保險人要么與另一被告存在共同的訴訟標的,要么與另一被告存在同一種類的訴訟標的,簡而言之就是保險人與另一被告或另幾被告存在共同利益;事實上保險人與其他被告不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甚至與其他被告還存在完全相反的利益,如保險人與投保人在簽訂保險合同時已履行了《保險法》第18條規定的義務后,雙方約定的關于保險人的免責條款合法有效的情況下,保險人不再承擔賠償或者給付保險金的責任。因此,保險人不是案件中的被告。即便在保險人與其他被告存在部分?共同利益?的情況下,如案件中出現了《保險法》第50條?保險人對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給第三者造成的損害,可以依照法律規定或者合同的約定,直接向該第三者賠償保險金?規定的情況,依照《民訴法》第56條第一款?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認為有獨立請求權的,有權提起訴訟(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處于原告地位)。?同條第二款?對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標的,第三人雖然沒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處理結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可以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參加訴訟。人民法院判決承擔民事責任的第三人,有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處于被告地位)?之規定,很顯然保險人屬于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據此規定也可以看出?被告?與?無
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在訴訟中享有的訴訟權利和訴訟義務也是不完全相同的。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與被告相比,在訴訟權利方面的不同之處是:
1、不享有申請撤回訴訟或放棄訴訟請求的權利;
2、不享有提起反訴的權利;
3、不享有承認對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權;
4、不享有在被參加一方反對的情況下申請調解權等。在訴訟義務方面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與被告相比,主要不同點在于舉證義務上的差別。通過上述在程序法上對?被告?與?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保險人不是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中的被告;那么,保險人又是不是實體法《民法通則》第130條?二人以上共同侵權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連帶責任?規定的共同侵權人,因而成為被告呢?根據民法理論中關于共同侵權理論,共同侵權分共同故意侵權和共同過失侵權兩種;在共同故意、共同過失侵權中又區分有意思聯絡的共同侵權與無意思聯絡的共同侵權。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中,很顯然保險人與交通肇事侵權人既不存在共同過失,更不存在共同故意侵權的情況,當然也就談不上有、無意思聯絡的共同侵權。所以,保險人也不能成為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
償案件中的被告,并承擔賠償責任。
其三,正確區分商業保險性質與責任保險性質,區分侵權責任與合同責任。惟有如此,人民法院在處理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產損害賠償案件中才能準確地認定保險人的地位,恰當地分配保險人在案件的責任。商業保險合同(協議)是兩個平等民事主體依據非強制規范《保險法》規定而簽訂的關于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及其違約責任的約定,對于保險人而言簽訂此合同的目的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最大利益化,盡管雙方在合同中約定了對第三者責任險的條款,但該部分條款關于第三者責任險的含義不能等同于即將出臺的《機動車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中規定的第三者責任險;該條例中的?第三者責任險?雙方所依據的是國家的強制規范,此規范屬于帶有公益性質的社會福利保
險范疇,且條例中的?社會救助基金?組織不是以盈利為目的的機構。因此,《道路安全法》第76條第一款中規定的保險公司在?責任限額范圍內予以賠償?,應理解為在劃分責任的前提下?保險人在其與投保人簽訂的保險合同約定范圍內承擔給付責任?。如此處理就將侵權責任與合同責任明確的作了區分,既充分體現了保險人作為案件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的必要性,又最大限度的維護了被侵權人(通常是案件中的原告)的合法權益;既維護了保險人與投保人所簽合同的嚴肅性,又使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文書更加符合法律的規定,維護了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的權威性,同時也防止和避免了
除保險人之外的個別當事人可能損害保險人利益行為的發生。
此外,還需要明確指出的是:保險人依照其與投保人在保險合同中的約定,實際賠付給交通事故中的被侵權人的數額不一定是保險合同中雙方約定的最高額,而且通
常也不是被侵權人應當獲得的賠付總額,其差額部分理應由侵權人承擔。
綜上,筆者認為,應以上述第二種理解來確認保險人在交通肇事引起的人身及財
產損害賠償案件中的訴訟地位及其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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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試論交通肇事逃逸的責任認定
試論交通肇事逃逸的責任認定
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交通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機動車已走入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車輛快速增加的同時,交通事故也隨之增加。同時,由于許多車輛駕駛者法制意識淡薄,缺乏足夠的社會公德意識和個人修養,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了逃避賠償和制裁,一走了之。近年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更是大幅度增加。為了突出對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擊,刑法對有關交通肇事的內容進行修改,加重了對交通肇事逃逸的處罰。《刑法》第133條對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問題作了這樣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實踐中,對交通肇事“逃逸”的認定,以及有關交通肇事“逃逸”的相關問題的討論,成為了一個熱點問題。
下面就來詳細談談交通肇事逃逸的相關問題:
一、交通肇事逃逸的概念認定
(一)、什么是交通肇事逃逸?
根據《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公安部70號令)》規定 “交通肇事逃逸”,是指發生交通事故后,交通事故當事人為逃避法律追究,駕駛車輛或者遺棄車輛逃離交通事故現場的行為。
肇事逃逸的構成條件主要有:(1)肇事人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即行為人在逃逸時必須明知自己的行為導致了交通事故的發生,這是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因素。
如果行為人沒有意識到交通事故的發生而離開現場,則不能認定為“交通肇事后逃逸”。如〈。
3、多發生在鄉間公路和偏僻公路,人車稀少,有利逃逸。
4、外地過境車輛駕駛員,易抱僥幸心理,肇事后逃逸。
5、無證酒后駕車者,在畏罪心理驅使下,易發生逃逸行為。
6、借車或公車辦私事者,為推脫責任,易發生逃逸行為。
7、從年齡分布看,逃逸案中青年駕駛員居多,尤其集中在25--35歲之間,因為他們顧慮較多,僥幸心理特別重。
8、事故一般發現較晚,肇事車逃離現場、人證、物證缺失,致使現場勘查困難。
(三)、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發生的主要原因及心理分析:
1、駕駛員逃避追究法律責任,發生事故特別是發生重大事故,駕駛員在畏罪心理的驅使下,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而駕車逃逸,這是主要原因。
2、駕駛員法制觀念淡薄,職業道德水平低,抱有僥幸心理,能跑則跑。
3、無證、無牌、私自出車等,駕駛員怕事情暴露,而駕車逃跑。
4、打擊不力。由于警力財力不足,手段的落后、偵破不力,再加上對逃逸駕駛員的處罰有時較輕,加重了逃逸人員的僥幸心理。
從心理學角度分析肇事逃逸的司機主要有下列心理:
恐慌心理:近年來,因我國國民經濟水平的迅速增長,交通人身損害賠數額也隨之增大.一些駕駛員在事故發生后,內心充滿著恐懼,害怕承擔巨額經濟賠償責任,而選擇逃逸;
畏罪心理:肇事者害怕由于造成重大事故而受到法律追究,因而心理壓力增大,導至其當時心理第一想法就是盡快逃離事故現場;
僥幸心理:肇事時間和地點多是司機決定是否逃逸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說,事發地點偏僻、時間較晚的,肇事者又會想當然地認為沒有目擊者,從而鋌而走險。就算有目擊者,有些肇事者利用當前社會上一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自信目擊者不會去揭發的心理,認為目擊者不會去舉報;基于此,肇事者就認為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不可能查明事故的全部事實和掌握全部證據,因而也就有了對事故不可能被偵破的主觀自信心理,從而選擇了逃離;
對立心理:肇事者對公安機關不信任心理,認為就算自首也無濟于事;
自我保護心理:肇事者知道如果不逃逸,帶來的將是巨額的經濟賠償和嚴重的法律追究。為了逃避這些,首先選擇的就是逃逸。
還有事故不嚴重,但肇事車輛手續不合法,駕駛人無駕駛資格,或者未按規定駕駛準駕車型,車輛未按規定購買第三者責任險等,肇事司機擔心事后賠償超出自身能力,害怕受到法律追究,干脆一走了之。
逃逸意味著司機放棄了對被撞者采取搶救、并將被撞者放到一個存在隨時可能被其他過往車輛輾壓的危險環境中,這不僅對被害人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而且肇事司機不履行及時救護的法定義務,又形成了新的違法行為。因此,交通肇事逃逸,無論是民事賠償責任、行政處罰責任,或是刑事責任都要比沒有逃逸嚴重得多。
(四)、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方式:
1、肇事后,發理四周無人、無車,駕車逃逸。
2、肇事后,偽造現場,毀滅證據,然后逃跑。
3、肇事后移尸滅跡,然后逃跑。
4、肇事后將傷者送往醫院,然后逃跑。
5、肇事后棄車潛逃。
(五)、如何認定交通肇事逃逸行為:
8種情況被認定為交通肇事逃逸。
1.明知發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當事人駕車或棄車逃離事故現場的;
2.交通事故當事人認為自己對事故沒有責任,駕車駛離事故現場的;
3.交通事故當事人有酒后和無證駕車等嫌疑,報案后不履行現場聽候處理義務,棄車離開事故現場后又返回的;
4.交通事故當事人雖將傷者送到醫院,但未報案且無故離開醫院的;
5.交通事故當事人雖將傷者送到醫院,但給傷者或家屬留下假姓名、假地址、假聯系方式后離開醫院的;
6.交通事故當事人接受調查期間逃匿的;
7.交通事故當事人離開現場且不承認曾發生交通事故,但有證據證明其應知道發生交通事故的;
8.經協商未能達成一致或未經協商給付賠償費用明顯不足,交通事故當事人未留下本人真實信息,有證據證明其是強行離開現場的。
(六)、哪些情況不構成肇事逃逸?
除了以上8種情況可以被認定為肇事逃逸外,交管部門還對以下行為不構成肇事逃逸做出了規定:
1、交通事故當事人對事故事實無爭議,撤離現場自行協商解決,達成協議,并留下真實姓名、聯系方式后,一方反悔并報案的;
2、交通事故當事人為及時搶救事故傷者,標明車輛和傷者位置后駕車駛離現場并及時報案的;
3、交通事故當事人將傷者送醫院后,確因籌措傷者醫療費用需暫時離開醫院,經傷者或傷者家屬同意,留下本人真實信息,并在商定時間內返回的;
4、交通事故當事人因受傷需到醫院救治等原因離開現場,未能及時報案的;
5、交通事故當事人駕車駛離現場,有證據證明其不知道或不能發現事故發生的;
6、有證據證明交通事故當事人因可能受到人身傷害而被迫離開交通事故現場并及時報案的。
第五篇:交通肇事案件思想報告
交通肇事案件思想報告
(一)無助的求助
20xx年9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一個瘦弱的中年婦女在親友的帶領下,從宿松縣慕名找到我,哭哭啼啼、神情恍惚,請求我為其丈夫“伸冤”,救救一家老小!我在辦公室里接待了他們,一邊安慰她要冷靜,聽她斷斷續續的敘說;一邊接過她手中的材料,詳細地看了起來…… 她叫嚴雪紅,丈夫朱全華,夫妻兩人均沒有正式工作,上有年邁的父母雙親;下有年幼的一雙兒女;家庭困難,租房居住。為了養家糊口,丈夫朱全華受個體老板祝英雇傭,為其開車送貨!
20xx年2月26日21日,朱全華飯后駕駛祝英所有的皖HWS569號微型客車在送祝英兒媳回家后,返回自己家的路上,在宿松縣孚玉鎮沿孚玉路由東向西行駛時,與對向行駛的歐建軍駕駛的二輪摩托車相撞,造成歐建軍特重度顱腦損傷(植物人狀態),事故發生后,朱全華駕駛車輛逃離現場。
次日,主動投案自首。朱全華涉嫌交通肇事罪被宿松縣公安局刑事拘留,羈押在宿松縣看守所。宿松縣公安局交警大隊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認為朱全華駕駛機動車在緊張掉頭或者禁止左轉彎標線的地方轉彎時,未注意其車道內行使的車輛情況,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認定朱全華負事故的主要責任;歐建軍未戴安全頭盔醉酒后駕駛機動車上路行使,是造成事故的次要原因,負事故的次要責任。
20xx年6月18日,歐建軍由妻子黃某作為法定代理人,向宿松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肇事車輛駕駛員朱全華、車主祝英及保險公司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要求共同賠償267萬元!
20xx年6月20日,宿松縣人民檢察院向宿松人民法院提起公訴,要求追究朱全華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20xx年9月3日宿松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決書》,判決認定原告歐建軍的各項損失共計元,由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賠償62萬元(交強險12萬元、商業險第三者責任保險50萬元);朱全華、祝英連帶賠償元(朱全華賠付元、祝英賠付元),原告歐建軍自行承擔元。同日,宿松人民法院還作出作出《刑事判決書》,認為朱全華造成受害人歐建軍的直接財產損失無能力賠償數額超過80萬元,屬于“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且交通肇事后逃逸,構成交通肇事罪,案經審判委員會研究決定判決朱全華有期徒刑四年。
看完全部材料,我長長地噓了一口氣!一場慘烈的事故,造成兩個家庭慘不忍睹!看到當事人渴盼無助的眼神,我無法推卻,也無法保證,只能說一句:“我會盡力的”!
(二)無言的困惑
隨著對案情的逐步深入,隨著對涉案各方當事人的了解,我感到自己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預感到這將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惡戰”!一方面,傷者歐建軍現為宿松縣某鄉副鄉長,妻子黃某為宿松縣法院在職副庭長,岳父黃某某曾是宿松縣法院的老院長,而該案一審民事、刑事均是在宿松縣法院承辦;另一方面,傷者歐建軍的傷情為特重度顱腦損傷,呈植物人狀態,經司法鑒定屬一級傷殘,僅前期醫療費就高達38萬元,后期每月約需XX元6000元,并且由于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兩人日夜護理,各項費用高達248萬元!而委托人朱全華作為一個普通打工者,一家四口,靠他微薄的工資維持,本來就家徒四壁,何以籌措巨額資金進行賠償? 一個是奄奄一息的病人,一個是鋃鐺入獄的貧民!作為律師,我很困惑、很矛盾!如何處理好情與法的沖突?如何使兩個陷入困境的家庭升騰起生的希望?我時常陷入無言的深思!
(三)艱難的突圍
鑒于案件的實際情況,當務之急,就是依法提起上訴。經過深思熟慮之后,我精心為委托人朱全華撰寫了在《民事上訴狀》及《刑事上訴狀》,交由委托人朱全華簽字確認后,在發定上訴期限內,郵寄到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提起上訴。刑事上訴案很快就移送到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二庭,但民事上訴案卻遲遲沒有音訊,等來的卻是同是一審被告的車主祝英及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的兩份《民事上訴狀》!
車主祝英的上訴理由是發生交通事故時,車主祝英是無償將車輛借給朱全華使用從事其他活動,非工作范疇和內容,自己無過錯,依法不應承擔任何賠償責任!而中國人民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宿松支公司的上訴理由則為因肇事司機朱全華肇事后逃逸,屬于商業險第三者責任保險中的免責條款,因此認為一審法院在商業險第三者責任保險中判決保險公司賠償傷者歐建軍50萬元錯誤,請求二審法院依法改判!很顯然,無論是車主祝英,還是保險公司,上訴的矛頭均指向肇事司機朱全華!后經查詢獲悉,原來是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收到朱全華郵寄的《民事上訴狀》后,向羈押在宿松縣看守所的朱全華送達《繳納上訴費通知書》,要求限期繳納上訴費6500元,朱全華考慮到家庭困難、無力繳納上訴費,在沒有和家人商量的情況下,決定放棄上訴,沒有如期繳納上訴費,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視為朱全華自動撤回上訴!獲悉這一消息后,我無奈地搖搖頭!本來,從訴訟技巧上,如果委托人朱全華二審民事上訴,至少還有改判的希望和談判的籌碼!然而現在,根據“不告不理”的訴訟原則,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不可能對朱全華的辯解理由進行審理,只能被動地進行“防御”!
針對刑事上訴,我根據事實和法律,整理了書面的《辯護詞》,遞交到安慶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二庭,提出以下幾點辯護意見:
(一)一審法院認定上訴人朱全華造成受害人歐建軍的直接財產損失,上訴人無能力賠償數額超過80萬元,屬于“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缺乏證據,屬于主觀推測。一審法院依據尚未送達、更沒有生效的所謂的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決書》,認定上訴人造成受害人歐建軍的直接財產損失,上訴人無能力賠償數額超過80萬元。事實上,一審法院自相矛盾,基本假定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決書》是正確的,但該判決書僅判決上訴人賠付受害人歐建軍元,扣除上訴人已經賠付的XX0元,僅需賠償元,一審法院何以認定上訴人無能力賠償數額超過80萬元?
(二)一審法院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重。本案的基本事實是:
(1)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歐建軍)重傷
(2)上訴人朱全華負事故的主要責任。
(3)上訴人朱全華在肇事后逃逸;
(4)一審法院做出的未生效《民事判決書》判決上訴人賠付受害人歐建軍元,扣除上訴人已經賠付的XX0元,僅需賠償元。
基于以上事實,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及《刑法》,分析如下: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一)死亡一人或者重傷三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
(二)死亡三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
(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三十萬元以上的。
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
(一)酒后、吸食毒品后駕駛機動車輛的;
(二)無駕駛資格駕駛機動車輛的;
(三)明知是安全裝置不全或者安全機件失靈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四)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機動車輛而駕駛的;
(五)嚴重超載駕駛的;
(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
第三條 “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在發生交通事故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
另外,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條: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員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并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因搶救受傷人員變動現場的,應當標明位置。乘車人、過往車輛駕駛人、過往行人應當予以協助。
第一百零一條: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規定,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并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且終生不得重新取得機動車駕駛證。根據以上規定,本案中,如果上訴人朱全華僅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為,而沒有發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歐建軍)重傷,則不構成犯罪!同理,如果上訴人朱全華僅有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歐建軍)重傷,負事故的主要責任,而沒有在肇事后逃逸,也同樣不構成交通肇事罪!正是因為上訴人朱全華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歐建軍)重傷,負事故的主要責任,并且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所以,才具有加重情節,才從違法行為,升格為“犯罪”犯罪行為!但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不是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 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傷五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
(二)死亡六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
(三)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
本案中,既然一審法院做出的未生效《民事判決書》判決上訴人賠付受害人歐建軍元,扣除上訴人已經賠付的XX0元,僅需賠償元,顯然不符合“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
一審法院既然想以上訴人造成受害人歐建軍的直接財產損失及無能力賠償數額來作為上訴人是否符合“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進而作為量刑情節,那么,就必須等待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決書》依法生效并進行強制執行后,方能確定上訴人無能力賠償數額,這是個法律常識問題,然而,本案一審《刑事判決書》及《民事判決書》的制作時間均為20xx年8月30日、送達時間均為20xx年9月3日,而《刑事判決書》的上訴期為10日、《民事判決書》的上訴期為15日,一審法院依據尚未送達、更沒有生效的所謂的松民一初字第00548《民事判決書》來認定無能力賠償數額超過80萬元,簡直就是本末倒置、天方夜譚!一審法院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三)款,對上訴人朱全華在“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內處罰,顯然屬于適用法律錯誤,量刑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