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六十年來趙樹理研究綜述[最終版]
六十年來趙樹理研究綜述
胡艷琳
【專題名稱】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專 題 號】J3
【復印期號】2005年01期
【原文出處】《天中學刊》(駐馬店)2004年06期第73~76頁
【作者簡介】華中師范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9
胡艷琳(1980-),女,土家族,湖南張家界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 趙樹理在20世紀40年代崛起,對他的研究已歷60年,其研究可分為四個時期:1943-1 949年的倡導期,1949-1966年的評介期,1966-1976年的停滯期,1978年至今的縱深期。
【關 鍵 詞】趙樹理/研究/綜述/四個時期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5261(2004)06-0073-04
我國對趙樹理的研究至今已經歷了大半個世紀。雖然趙樹理的創作風格和特點幾乎沒 有因時代的改變而發生大的變化,但對他的研究卻可以根據時代的變化大體上劃分為四 個時期:1943—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倡導期;1949—1966年的評介期;1966—1976年“ 文革”期間的停滯期;1978年至今的縱深期。
一、倡導期
1943年9月《小二黑結婚》發表,扉頁上有彭德懷的題詞:“像這種從群眾調查研究中 寫出來的通俗故事還不多見。”第一版印行20000冊仍供不應求,可以說,除了趙樹理 小說自身獨具的魅力外,政界要人彭德懷的引薦,使趙樹理的作品得以在解放區、根據 地更廣泛地傳播,為人了解。這個題詞成了趙樹理研究的一個導火線、生發點。
實踐證明了趙樹理小說形式的生命力后,在整個40年代,他的作品都受到熱情的贊揚。這一時期,對趙樹理的研究是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 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精神為指導原則、以社會歷史學研究方法為主,將作品中反 映的生活與現實生活聯系起來進行比照,整個研究呈現出較強的政治功利色彩,學理性 較弱。批評的主力軍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學家、文藝理論家及趙樹理故舊親朋中有一定 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1](P23)。最初的評論文章中,影響較大的是當時華北地 區宣傳工作負責人李大章的《介紹<李有才板話>》[2]。文壇三巨頭郭沫若、茅盾、周 揚,都寫了熱情洋溢的評論,高度評價了趙樹理的作品如郭沫若《談<李家莊的變遷>》 [2]、茅盾《關于<李有才板話>》[2]和《論趙樹理的小說》。而這個時期最重要的評論 是周揚于1946年8月26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趙樹理的地位 因之得以確立。盡管1948年底和1949年初發生了對《邪不壓正》的分歧,但并未對贊美 的主旋律發生多大干擾。
這個時期對趙樹理的肯定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肯定其作品能及時反映現實生活 中的問題,深刻描寫農村階級斗爭,配合了當時的政治斗爭;二是從藝術上肯定他塑造 了生動的農民形象,運用口語和民間文學傳統,創造了新的民族形式。這個時期主要是 一些評論文章,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回憶和評述趙樹理的生平、思想、性格、文學觀、創作的基本情況等。李普《趙 樹理印象記》,記述了趙樹理“不想做文壇文學家”,而想“做一個文攤文學家”的文 學觀[2](P23);楊俊《我所看到的趙樹理》[2],通過五個日常生活片斷,反映了趙樹 理樸素、平易近人的性格;王春《趙樹理是怎樣成為作家的》[4],揭示了趙樹理創作 的“不盡源泉”??這些文章多立足于《講話》中有關作家論的思想來展開評述。
(二)有針對性地分析趙樹理創作的特征和意義。當趙樹理在解放區嶄露頭角,尚未得 到知識分子圈子的認可時,周揚就指出趙樹理“是一個新人,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 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 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4](P1),趙樹理的作品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 踐的一個勝利”[4](P10)。他還較系統地從人物、語言方面作了分析。周揚以無產階級 文藝批評家、以共產黨文藝方針代言人的身份,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對趙樹理及其創 作作了評價,其結論在這一時期的趙樹理評論中始終處于主導地位,并對其他評論產生 了深遠影響。陳荒煤在《向趙樹理方向邁進》中總結出趙樹理創作的3個特點——“政 治性很強”、“民族新形式”、“革命功利主義”,首先提出了“趙樹理方向”,“號 召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
[2](P171-175)。二人的表述為這一時期及下一時期前期 對趙樹理的評價奠定了頌揚和提倡的主調。
二、評介期
1949—1966年為趙樹理研究的第二個時期一評介期,基本上承襲上個時期的研究方法 和指導思想,政治傾向鮮明。但由于這個時期中國現代文學史這門學科的正式建立和趙 樹理仍在不斷創作,對趙樹理的研究出現了新氣象:對趙樹理在文學史上進行定位,并 開始有意識地收集整理有關趙樹理的資料。
(一)與上個時期一樣,此期仍有許多關于趙樹理生平、思想的回憶和介紹,以及對具 體作品的分析。史紀言的《趙樹理同志二三事》[2],記敘了他對趙樹理的印象。另有 劉真的《我的老師嚴文井、趙樹理》(《光明日報》1956-03-10)、萬曼的《趙樹理的生 活和創作》
[5]、張瑞華的《趙樹理在太行山》(《光明日報》1958-01-05)等。映白《 “第一顆碩果”——<小二黑結婚>》(《前哨》1956,5)從主題、人物、情節、語言來 分析作品,是這個時期較為系統的一篇論文,類似的有王中青《論趙樹理的<三里灣>》 [2]、傅雷《論<三里灣>在情節處理上的特色》[2]、唐弢《<鍛煉鍛煉>中人物描寫上的焦點》[2]、馮健男《趙樹理創作的民族風格》[2]等,針對創作中的某一具體問題進行剖析。
(二)值得關注的是,這個時期出現的大量文學史著作中,對趙樹理的歷史地位作了較 為客觀、公正的評價。如李何林等人著的《中國新文學史研究》、王瑤《中國新文學史 稿》、劉綬松《中國新文學史》、丁易《中國現代文學史略》??其中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將趙樹理視為“在反映農村生活方面,在小說的民族化、群眾化方面”[6](P372)的杰出代表,其觀點可作為這個時期科學公正地肯定趙樹理的代表性言論。其他批評家也開始評論趙樹理的歷史地位,如劉泮溪的《趙樹理在文學史上的意義》[2]。除文學史外,還出現了個人研究的專著,這是上個時期所沒有的。20世紀50年代就有黃修己的《論趙樹理的小說》,1964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方欲曉的《趙樹理的小說》。
(三)研究資料的建設開始起步,大量收集趙樹理的作品,出現了有關趙樹理研究評論 文章的匯編書籍。1950年出版了《論趙樹理的創作》一書,收集了周揚、茅盾、郭沫若 等著名文學家、批評家、理論家的評論性文章。山東大學中文系1960年編纂了《趙樹理 研究資料匯編》,選取各個時期不同方面有代表性的評論文章,書后還附有趙樹理創作 年表。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趙樹理選集》,也為研究提供了方便。
此期的趙樹理研究,可以用“褒貶毀譽之間”來描述:前期處于社會正軌時,有關論 述,幾乎都把他作為實踐《講話》方針的典范,把他的創作視為延安文藝整風運動的最 早實績,研究較上一時期有了深入的發展。但“左”的思潮也在不斷發展,漸漸地,整 個研究與政策路線掛鉤,《三里灣》等作品受到批判,特別是1959年,《文藝報》組織 “文藝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的討論,恰逢毛澤東提出“十大關系”、“如何處 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言論不久,最終導致對趙樹理的否定性認識,否定的理由是認為趙 樹理把社會主義農村描寫得太黑暗了,武養在《一篇歪曲現實的小說——<鍛煉鍛煉>讀 后感》中發出的質問可視
為此類觀點的代表:“難道這就符合農村的現實嗎?難道這就 是農村婦女的真實寫照嗎??作者把它寫到紙上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呢?”[2](P474)當 然也有不同的看法,王西彥便撰文《<“鍛煉鍛煉”>和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愿意“充 當一名保衛《鍛煉鍛煉》的戰士”[2](P467)。老舍、茅盾等人也一再為其作品辯護,但未能改變趙樹理作品“不合時宜”的局面。1962年8月大連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座談會 上,邵荃麟代表中國作協黨組宣布1959年對趙樹理的批判是錯誤的。會上肯定他反映了 農村生活中的困難和曲折,達到現實主義的深化。但同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 上提出的“階級斗爭學說”,又否定了大連會議的精神。兩種力量較量的結果是后者的 失敗。對趙樹理越來越嚴厲的指責和批判,實際上是當時文藝界越來越高漲的激進主義 文藝思潮和公式化、概念化傾向的反映。1964年以后,對趙樹理的評價發生了重大變化,大連會議受到嚴厲批評,趙樹理成了“寫中間人物論”的標兵,問題漸漸變成了對趙 樹理創作生死存亡的審定,對他的研究已無法再正常進行了。
三、停滯期
1966—1976年是十年“文革”的特殊年代,受極度夸大了的階級斗爭論和極“左”思 潮的影響,加上“四人幫”利用文藝篡黨奪權,文學成為首當其沖的靶子,文學研究遭 到空前的大破壞和大倒退,基本上失去了研究的意義,成為政治斗爭的工具。趙樹理研 究也不例外,40年代以來的肯定性評價被全盤否定,他從忠實貫徹毛澤東文藝方針的代 表性的作家,一下子變成反對毛澤東思想的“黑作家”,作品大都成了“大毒草”,被 打翻在地。在這個歷史越出常軌的時期,“大批判”式的所謂“學術研究”鋪天蓋地,以當時的 文藝政策和政治觀念來界定其人其文:《從趙樹理作品看他的反動本質》(《山西日報 》1966-08-11)、《趙樹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的“標兵”》(《光明日報》1967-01-08)、《不許趙樹理丑化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山西日報》1970-07-27)、《鼓吹 “實利主義”就是復辟資本主義》(《山西日報》1970-07-27)、《趙樹理是反對三面紅 旗的急先鋒》(《山西日報》1970-08-05)、《<三里灣>是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全面反動 》(《山西日報》1970-08-17)、《趙樹理是那個階級的“方向作家”?》(《山西日報》 1971-05-24)、《趙樹理鼓吹實利主義是陰謀復辟資本主義》(《山西日報》1971-07-19)??基本上形成了以《山西日報》為中心的批判陣地,這些標題大體反映了當時的“ 研究”內容。
所謂的“大批判”不過是政治迫害的一種手段,真正的文藝研究、文藝評論被中斷,只是為了歷史發展過程敘述的完整性,姑且把這個時期稱為趙樹理研究的第三個時期— —停滯期。
四、縱深期
粉碎“四人幫”后,進入了趙樹理研究的第四個時期,這是趙樹理研究的一個中興期。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日益開明的文藝政策和政治氛圍,以及國外各種思潮的引入,使這個時期的文學創作和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繁榮。1978年9月,趙樹理得到平反昭雪,趙樹理研究也隨之進入了一個嶄新時期。這個時期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
(一)前一階段(1978—80年代初)主要是撥亂反正,恢復名譽。從批判“文革”的角度 出發,對趙樹理創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反封建的主題給予高度贊揚,重新肯定他在文學 史上的地位,如呂元明的《論趙樹理的創作》(見《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1980,3)。懷念、回憶趙樹理生平、思想的文章大量出現,趙樹理的子女及其生前好友、同學、同事、培養的文學新人等構成此類評論文章的隊伍主體,拉開了新時期趙樹理研究的 序幕。作為趙樹理多年的同學、同事,史紀言的《趙樹理同志生平略》(《汾水》,198 0,1),簡要介紹了從1906年到1970年,趙樹理一生的經歷和著作。另有孫犁《談趙樹 理》[2]、趙廣建《回憶我的父親趙樹理》[2]、馬烽《憶趙樹理同志》[2]、陳登科《 憶念趙樹理同志》[2]??但這一階段的評價仍未全脫前兩個時期的評述思路,帶有明 顯的階級、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二)第二個階段(80年代初—)是其研究的全面、多樣、深化的發展時期
1.資料建設。(1)著作輯佚方面,1980年,工人出版社和山西大學合編《趙樹理文集》 4卷本,1983年,又出版了《趙樹理文集續集》。此后,山西省作協和北岳文藝出版社 合作,編輯出版標注本《趙樹理全集》共5卷,到1994年出齊。(2)年譜考訂方面,董大 中1982年出版了《趙樹理年譜》,又經過12年努力,推出了迄今最為翔實完備的年譜增 訂本。(3)研究資料集成方面,有復旦大學中文系賈植芳等編的《趙樹理專集》,中國 趙樹理研究會的3卷本《趙樹理研究文集》,黃修己選編的《趙樹理研究資料》,陳荒 煤主編的《趙樹理研究文集》等。(4)傳記方面,黃修己《趙樹理評傳》首開先河,介 紹了趙樹理的生活經歷和作品,還對其作品的歷史貢獻及局限作出了描述。隨即有戴光 中的《趙樹理傳》、高捷等人的《趙樹理傳》、申雙魚的《鐵筆圣手——趙樹理》、楊 品的《趙樹理傳:顛沛人生》等多部傳記問世。(5)有關趙樹理創作與生活的專著,如 董大中的《趙樹理寫作生涯》、韓玉峰、趙廣建合寫的《趙樹理的創作與生活》、王獻 忠的《趙樹理小說的藝術風格》、李士德的《趙樹理小說的藝術世界》、楊志杰的《趙 樹理小說人物論》等。(6)對趙樹理研究的研究,如董大中《十五年來趙樹理研究的回 顧與展望》、王輝《五十年來趙樹理研究述評》(《聊城師范學院學報》,1992,2)、戴光中《趙樹理研究回顧》(《哈爾濱師專學報》,2000,6)等,但此類研究還不多。
2.隊伍建設。1982年、1986年、1990年先后召開三次全國性趙樹理學術研討會,1992 年成立中國趙樹理研究會,并出版《趙樹理研究通訊》,首任會長陳荒煤。此前,山西 長治市已有趙樹理文學研究會和該會編印的《趙樹理研究》季刊。2001年9月下旬在山 西召開了第四次國際學術討論會。這個時期,形成了一個以專家學者為主體的研究隊伍,最有代表性的有80年代前期的周揚、黃修己,后期的戴光中,90年代的錢理群、溫儒 敏、吳福輝、陳思和等。
3.研究領域得到深化和拓展,更加重視從文學本身的特質來分析作品,研究方法不斷 更新。1985年興起的方法熱打開了趙樹理研究的新局面,大量西方現代批評方法被采用。方法的興起可追溯到黃修己的《趙樹理研究》,該書用“發生學批評”、“審美批評 ”、“社會學批評”、“整體性批評”、“比較批評”等方法,對同一對象進行觀察分 析,打破慣常的社會歷史研究方式,實現了趙樹理研究的突破。到1990年年底第三次趙 樹理學術討論會之后,形成了一個運用新方法研究趙樹理的局面,將趙樹理研究放到民 間文藝、全球化、文化學、傳播學、接受美學、女性主義批評、敘事學、比較研究等領 域,找出某些內在聯系。陳思和在《民間的浮沉——對抗戰到“文革”文學史的一個嘗 試性的解釋》(王曉明主編《20世紀中國文學史論(修訂本)》(下),東方出版中心2003 年)中,把趙樹理作為民間文化的杰出代表,論述其創作的意義;在《當代文學史教程 》中從民間立場的角度,挖掘出趙樹理的創作與主流意識形態間的裂痕。沈光明的《全 球化與趙樹理方向》(《晉東南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1,6)一文肯定了趙樹理的本 土化立場,也指出了“趙樹理方向”的局限及其在全球化面前所遭遇的挑戰。朱慶華在 《論傳播學意義下的趙樹理小說》(《文學評論》,2003,2)中用傳播學的方法分析了 趙樹理小說受到歡迎的“諸多有利條件”。劉登閣《才子佳人模式的現代置換》(《萊 陽農學院學報》(社科版),2002,3)借助神話原型視角,重新審視《小二黑結婚》,從 中發現隱含的“才子佳人”模式。楊新敏在《接受美學視野中的趙樹理》(《蘇州大學 學報》(哲社版),2000,7)中對趙樹理進行接受美學的分析。劉潔《試論趙樹理的文學 模式》(《社科縱橫》,1994,1)一文從敘述角度、敘述線索、敘述語言三個方面探討 趙樹理創作的模式。周云鵬通過張愛玲和趙樹理與五四文學傳統關系的對照,以及二人 在民間立場上的相似性,將他們進行了比較研究[7](P54-57)。范家進《現代鄉土小說 三家論》一書中把魯迅、沈從文、趙樹理三人放在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鄉土小說的流 脈中進行考察和剖析??此類評論與著作層出不窮,難以勝數。
4.對趙樹理的評價出現爭議,呈現出穩定深入發展中的波動性。一部分評論家仍堅持 趙
樹理的方向性,但另一部分則對此提出質疑。這個時期,圍繞趙樹理發生過兩場爭論。一次是“山藥蛋派”是否存在的問題。戴光中依據文學流派應有共同的理論主張和相 似風格的原則,對趙樹理與馬烽、西戎進行比較研究后提出了質疑,從而引起山西直至 各地文藝界的廣泛論爭。另一次爭論也是由戴光中引起的,其論文《關于“趙樹理方向 ”的再認識》,作為“重寫文學史”專欄的首篇發表于《上海文藝》1989年第2期,在 分析了趙樹理所堅持的“問題小說論”與“民間文藝正統論”之后,認為不宜作為新文 學的“方向”加以提倡,此文受到當時學術界普遍關注。這兩次論爭,暴露出某些研究 者身上濃重的地緣感情色彩,“鄉賢情結”也妨礙了他們作為學術研究者應有的價值中 立立場。
時至今日,趙樹理研究已經歷了60年的發展歷程,回首過去,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 研究主要集中于趙樹理的小說創作,而對他本人極感興趣并投入大量心血的曲藝、戲劇 方面,則少有人問津,同其他作家相比較,突破較小,也沒能發現新的興趣增長點。近年來,各種文學現象和思潮旗幟林立,讓人眼花繚亂,趙樹理研究大有“塵暗舊貂裘” 之感,許多研究者把目光投向了別處,趙樹理研究正面臨著巨大考驗。
收稿日期:2004-03-26
【參考文獻】
[1]康序.趙樹理研究沉思錄[J].呂梁學刊(哲社版),1991,(1).[2]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趙樹理專集(內部資料)[C].1979.[3]郭沫若,等.論趙樹理創作[C].武漢:中南新華書店,1950.[4]山東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作家研究資料叢書·趙樹理研究資料匯編(內部資料)[C].1960.[5]現代文學選講[Z].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6]唐弢.中國現代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7]周云鵬.趙樹理·張愛玲·五四文學傳統·民間立場[J].云夢學刊,2002,(7).^NU1
第二篇:王子舟《建國六十年來中國的圖書館學研究》讀后感
王子舟老師的《建國六十年來中國的圖書館學研究》咋一看像是綜述類文章,圖書館學這方面的文章太多,多到讓人懷疑圖書館學的學科性和能否后續有戲的地步!其實不是,而是思辨性的文章,因此具有明顯的思想性,王子舟《建國六十年來中國的圖書館學研究》讀后感。這在時下的圖書館學術界,如此客觀到近乎講真話切風度翩翩針砭時弊的思想性的文章真是難得。
下午睡多了,晚上就睡不著了,看了一會兒刊物,王子舟老師的《建國六十年來中國的圖書館學研究》越讀越有讀頭兒!讓我很欣喜!獲得了一些新想法,因此開始準備寫點什么!然后上網忙乎一會兒微博與博客,打印一點東西,通過清醒和疲倦加速睡意的到來吧!睡眠真成了一個問題。不過有博客就不愁打發失眠。
今晚上瀏覽圖書館學刊物,王子舟有個圖書館學研究方法的論文,我讀著讀著忽然想到的是,還有一個圖書館學方法似乎被我們忽略了,起碼是我現在覺醒了,那就是公用的通用的那些理論上的方法多年來嚼來嚼去的,很多也許是糊弄假洋鬼子,這招兒很靈,那就是把自己放進每天的圖書館實踐中的自我研究法,讀后感《王子舟《建國六十年來中國的圖書館學研究》讀后感》。
正如王子舟所說我也恍然大悟,中國當代的很多學科尤其圖書館學,幾乎成了官學,是官方的學問,所謂的各路大神,似乎完全沒有了個性!只是根據科研經費和獲獎級別而發出一支支毫無鋒芒和溫度的打著學術的令箭!而歷史上,無論中外的圖書館學家們,名垂青史的幾乎都是私人化的圖書館學!值得思考!
中午2個小時,沒吃飯一口氣讀完了王子舟的《中國圖書館學的60年》,說實話,看到題目不吸引我,因為很多重要圖書館刊物刊登的所謂大家的綜述文章太多了就是一個套路看多了也反胃口的,但王子舟的這篇真是在綜述中有批判性,因此很有個人性,就不像其作者寫的人云亦云的東西了,因此這個頂午飯,很飽!
下午我一上到博客里就到微博報道,把上午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上午休息我到圖書館玩去了,不想在家光弄電腦累死了,沒想到,就這一去出來就高興的要命:虧是來圖書館了,因為讀王子舟的文章讓我大有所獲,解決了我這些天煩惱問題,知道自己的閱讀文章該從哪里打楔子,看來閱讀就是在圖書館里才更有效。
第三篇:祖國六十年來的科技發展
祖國六十年來的科技發展
新中國從剛剛成立時的百廢待興到今天的國泰民安科技騰飛,期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人民的生活也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六十年來我們堅定了科學技術是人類戰勝自然、改造自然的武器,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科技的每一次發展都是人類文明史上的飛躍,都是人類征服自然、征服自身的劃時代的勝利。
1949年的中國,只有鐵路網和長江水運尚能稱得上近代化,鐵路共2萬公里,一半以上分布在東北,其余均在沿海、平原地帶,通車率不足50%,復線率4%,機車4000臺,輪駁船5698艘,合計載重噸位37萬,沿海泊位161個,其中鐵路在客、貨總周轉量中占84%和71%,水路貨物周轉量占25%。公路名義上有8.07萬公里,但破損嚴重,大部分是繼承自農業時代的“官道”,硬化路面的等級公路只有數百公里,運輸量可以忽略不計。至于商業民航和管道運輸,完全是一片空白。
面臨這樣低的起點,到70年代末,中國已經建成了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可以獨立設計生產現代工業的幾乎所有門類的產品。中國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時間里,從只能仿制漢陽造步槍、修理山炮的農業國家一躍成為具有獨立、較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識和技術積累之路。不幸的是,從1966年開始,中國經歷了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對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無疑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其間,科技管理陷入癱瘓,研究機構被肢解,廣大科學技術工作者被迫停止科研工作,中國的科學技術幾乎停滯不前。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科學技術工作者還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就。1966年,中國第一顆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爆炸成功;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成功;1970年,“東方紅一號”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在這樣的基礎之上,1975年周恩來總理在全國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到20世紀末,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四個現代化的奮斗目標。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階段。1978年,鄧小平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并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番話極大地鼓舞了中國的知識分子。這預示著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將由亂到治、由衰到興。不久以后,1978年12月,召開了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此,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也真正迎來了科學的春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科技實力顯著提升,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在進一步縮小,部分領域已經進入世界先進行列,我國科技對世界科技發展的影響在迅速提升。30年來,我國科技領域涌現出一大批重大的創新成果,像載人航天、雜交水稻等,這顯示了我國原始創新能力進一步增強。與此同時,我國重大技術裝備的自主研發能力也明顯提升,高技術產業規模不斷壯大。科技在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解決“三農”問題,支撐社會發展和改善民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最近幾年堪稱祖國發展當之無愧的“中國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北京申辦奧運成功;舉辦“APEC”會議;“神舟六號”飛船上天,實現千年飛天夢想??
作為當前社會的一員,我們不僅應該認識到科技的重要性,還應該努力學習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來武裝我們的頭腦,具有獻身科學的勇氣和決心,具有用科學技術來發展全人類的博大胸懷。更重要地是,我們還應當要熱愛科學,尊重科學。
第四篇:趙樹理《鍛煉鍛煉》
趙樹理《鍛煉鍛煉》
《鍛煉鍛煉》產生于“問題小說”,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候。作者仍堅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和反映農村生活,不諱飾小農意識的頑固,成功地塑造了兩個落后婦女——“小腿疼”、“吃不飽”的藝術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惡勞、撒潑鬧事,“吃不飽”的貪吃懶做、撥弄是非、背后攛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農民消極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農民的艱巨性和清除小農意識的長期性。
《鍛煉鍛煉》中有“吃不飽”“小腿疼”兩個落后農婦。在干部和群眾思維框架下展開的敘述,一邊是干部利用大字報、批斗會等體現政治權力的手段對待一般農民,一邊是竭力躲避權力制約的人物“吃不飽”和“小腿疼”。這兩個人都成了斗爭目標,成了以領袖、法院、鄉政府名義威脅的對象。“小腿疼”這樣的客觀上與社會主義中心運動不一致的人物與寫英雄人物的時代精神不可避免地相互沖突。主任王聚海是個老中農出身,早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好給人和解爭端,人們常說他是個會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個人的“性格”,主張按性格用人;他給人平息事端,主張“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為凡是懂得他這一套的人就當得了干部,不能照他這一套辦事的人就還得“鍛煉鍛煉”。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風,使“爭先社”里解決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輕的副主任楊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楊小四等人采取了與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說由表現農民內部的思想意識斗爭進而表現干部隊伍中思想作風的矛盾,既明確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的小說主旨,顯露了批判矛頭所向,從而體現了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深度。
趙樹理的《鍛煉鍛煉》既沒有寫英雄人物,也沒有寫出階級敵人的破壞及與之斗爭的過程。這樣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有邵荃麟所謂“中間人物”的特征,有人稱之為“不好不壞、亦好亦壞、中不溜兒的蕓蕓眾生”。
小說還從更深的意義上揭示農民群眾中消極落后意識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黨的某些干部對其采取了姑息縱容的錯誤態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寫“小腿疼”、“吃不飽”損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談舉止,而是同時描寫社主任王聚海對其不講原則、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風,從而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中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及解決矛盾的癥結所在。
第五篇:趙樹理《鍛煉鍛煉》
王聚海和楊小四是趙樹理筆下,兩位農村干部的典型代表,但其性格各具特色:
主任王聚海是個老中農出身,早在抗日戰爭以前就好給人和解爭端,人們常說他是個會和稀泥的人。他好研究每個人的“性格”,主張按性格用人;他給人平息事端,主張“合事不表理”,只求“了事”就算;他以為凡是懂得他這一套的人就
當得了干部,不能照他這一套辦事的人就還得“鍛煉鍛煉”。
王聚海的“和事不表里”,表現在楊小四貼出批評落后婦女小腿疼和“吃不飽”的大字報,大鬧村工會的**,正當大伙想讓小腿疼受點教訓----送鄉政府時,他怕收不了場,站起來讓小腿疼回去了;而且在楊小四征求他要不要出大字報時,他卻堅決主張不要出。
他還表現出自以為是的強權主義,主觀臆斷、剛愎自用、不分是非,以他的勢力來壓人----他從城關開完會回來后看到楊小四他們在開會,便以為是爭論那張大字報的問題,便走上前讓他的老嫂子小腿疼回去,助長了小腿疼拒不交待
偷花的事實。
副主任楊小四,1957年改選時任職,可他一個年輕干部,便是王聚海眼里堅持需要鍛煉鍛煉的人。而他卻是個精明干練、敢想敢干、有頭腦有思想的青年干部。他不怕招惹麻煩,貼出的批評落后婦女小腿疼和“吃不飽”的大字報并在小腿疼大鬧村工會的威脅下沒有表現出一丁點退縮的意思而是主張要把小腿疼送到鄉政府給她點教訓,壓壓她的囂張氣
焰。
在村支書和村主任去城關開會把整風和生產交給他組織時,他表現出的有組織、有方法、果斷、堅決治了小腿疼的“腿疼”,也揭了“吃不飽”的比誰都吃得飽的謎。他在一開始安排生產工作時的講話,把當前生產問題分析得很透徹,接下來的工作分配的合理有序,規定的處罰方式也妥當嚴密;在開始摘棉花的當天在地里楊小四當著各隊長和群眾的面,又具體部署了各隊的工作和任務,沒有給那些偷花、找借口不出工的人留任何可乘之機;在他發現小腿疼等四人偷花的事實時,又組織開大會的形式讓她們交代;又有計謀的把最難對付的小腿疼放在了最后,讓她先產生極大的壓力不得不交代事實。-----不難看出總是要求別人鍛煉鍛煉的“和事佬”-----王聚海主任本身確實還得鍛煉鍛煉,而王聚海眼里需要鍛煉的年輕干部楊小四卻表現出果斷、干練的工作作風-----不僅治好了最難斗的兩位落后婦女,更很好的調動了農民參與
生產的積極性。
顯然,“鄉村民間”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看農民”的一個視角,無論是對鄉村的現 實的悲憫還是浪漫的詩化,都不能
看作是真正“鄉村的民間”,而是“文人(或人文)的 民間”,而從本質上說,它們已經不是民間了。
真正富有某種“原創”色彩的鄉村民間敘事的首創者是趙樹理。雖然趙樹理一向被認 為是堅持“二為方向”的代表作家,是《講話》以后最典范的“主流”作家,但他的小 說的活力和鮮明的喜劇式的敘事風格,無疑源自其對民間文化與民間藝術精神的吸納,在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如《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中,雖然也注入了社會變革、人的解放的主題,但實際上作家在面對這些政治內容的時候,并沒有簡單化地套用意 識形態的表現方式,而完全是以原生的民間敘事的形式來點活他筆下的人物的。為什么 他小說中前臺的主要人物給讀者的印象還不及那些次要人物深刻?為什么像“三仙姑” 和“二諸葛”這樣的人物不過三言兩語就栩栩如生,讓人過目難忘?這些小說為什么讓 人百讀不厭?這是因為作家對純粹的而沒有經過“修改”和扭曲的、未經主流意識形態 的解釋的民間文化因素與民間藝術傳統的特別地道和抓住了神髓的把握,類似“米爛了 ”和“不宜栽種”等民間敘事因素是其小說充滿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在50年代發表 的《登記》、《三里灣》和《鍛煉鍛煉》之所以還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的一貫風格,還具有活力,也是因為這一點,“小飛蛾”、“糊涂涂”、“常有理”、“鐵算盤”、“惹不起”、“翻得高”、“小腿疼”、“吃不飽”……這些鮮活的人物形象和他們 那些生動有趣的故事才依舊具有讓人忍俊不禁的喜劇性的神采與魅力。但也很明顯,由 于作家不得不對其原有的純粹民間性的敘事方式有所改變——以表示其“進步”性和“ 自覺服務”的立場——《登記》要遜色于《小二黑結婚》;《鍛煉鍛煉》如果不是作家 刻意表現了兩個喜劇式人物的話,也會平淡得多。至于《套不住的手》和《實干家潘永 福》這樣幾近淪為“先進人物通訊或特寫”的小說,則已全不見了趙樹理所本有的天分 與活力。一個新文學史上杰出的特色作家就這樣江郎才盡,寫不下去了。為什么?原因 就在于真正的鄉村民間社會空間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全面覆蓋,已經不再有存在的可能,而趙樹理所賴以依托的民間性的文化因素——那些古老農業家族譜系上的人與事、情 與態也就隨之消亡殆盡了。在趙樹理之后的當代作家中,真正能夠“下降”到民間意義上的鄉村題材寫作的作家 幾乎是難覓其蹤的,在趙樹理的影響下所形成的山西“山藥蛋派”作家們雖然繼承了趙 樹理小說中寫人記事的白描手法、刻畫人物的喜劇式的筆調,但在整體意識上卻很難接近民間文化的根系,并寫出具有恒久藝術魅力和真正具有農民文化內涵的人物。僅僅是 在民間性的因素上也是越來越少的,建國之交在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中還有一些蹤跡(如老孫頭一類人物等),再到梁斌的《紅旗譜》中就已經把最初朱老鞏一代的傳奇故事 裝飾成了革命家族的歷史,再到浩然這一代作家那里,鄉村生活已經必須
完全按照階級 分析和意識形態的對立模式來安排了。
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有一個沒有被精英文化完全控制的作家,他就是趙樹理。
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農民作家,趙樹理一直真實地反映農民的問題,比同期、同時代的小說有著明顯的深度和廣度,大多數同類作品都有著簡單化和圖解政策的傾向和痕跡。比如同類作品為了形成推動情節發展的矛盾沖突,在反映政策給農民帶來利益的同時還描述了政策的不完備帶來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大多數作品多是由黨從上而下給出一個完美的解決方案,從而證明黨是英明的這種單一主題,趙樹理不同,他在提出問題時常常不給出解決方案,在作品中形成一個個看似平緩的敘述節點。由于這些節點不能象一般作品一樣有被及時解開,那種矛盾化解的快感不能產生,就會在讀者的閱讀過程中形成陰影,這種問題一個個出現,又總是沒有解決,盡管作家幾乎從不刻意強調這些問題,但閱讀
完畢后這重重陰影會積聚成一個沉重的壓力:現實遠沒有那么樂觀,同樣的苦難隨時可能卷土重來。
趙樹理的作品不但反映農民的苦難,對農民的劣根性也不遺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但他對農民卻總是有著一種愛,對農民的批判也加上一層寬容。因為他真正了解農民的艱辛,真正理解農民的需要,且沒有那些西方的現代理論左右他的思維,所以,在進入精英層之后,他比其他作家的精英化程度也要弱得多。
在《鍛煉鍛煉》里,作家對生產隊的抵制是處處可見的。小說看似在諷刺落后農民,實際是諷刺公有化后對農民的利益的損害。“小腿疼”是個落后農民,這個“落后”不是假落后,也不是不愛“社會主義”的“政治性”落后,而是在任何時代都被人討厭的、喜歡算計的農民典型。她除了這點“落后”,其實也沒損害大家什么,只是對自己的東西看得太重,總想讓自己的生活再踏實一些。但在高度公有化的生產隊中,她的自私就破壞了集體勞動氛圍,造成其他農民積極性不高。雖然在隊長的設計整治下,“小腿疼”被騙到了生產隊一起勞動。但是,下次呢?下次如何再讓這樣一個精明的農民上當?其實,作家在借此為農民鳴不平,超前的公有化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他看不慣,又不能明確地表達。只能以這種曲折的方式進行。《鍛煉鍛煉》進而由對冒進干部的批判表達了對國家的錯誤政策的不滿。這些干部可算是當時中國的政治精英,在國家控制一切資源的前提下,他們已經只能靠國家權力維持自己的權威,于是,國家的提倡便是他們的唯一行動標準。就是說,民間的需要已經被完全剝離了,農民的利益隨時可以被置之不顧,在《鍛煉鍛煉》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
到以“集體”的名義剝奪農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的苗頭。
趙樹理作為進入精英層的農民作家,并沒有因為自己的地位的變化而放棄對底層的真正關懷。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
并沒有左右他的立場。
趙樹理的作品在發表后受到了強烈的批判,他的非精英思想與占統治地位的精英思想發生了沖突。沖突的結果是,在文革來臨后不久一代著名的農民作家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從文革中的“左派”看來,他的思想已經與時代脫節,不
能適應時代的需要,應該被歷史淘汰。
《“鍛煉鍛煉”》產生于“問題小說”貶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受到嚴峻考驗的時候。作者仍堅持用“自己的眼睛”觀察和反映農村生活,不諱飾小農意識的頑固,成功地塑造了兩個落后婦女——“小腿疼”、“吃不飽”的藝術形象。“小腿疼”的偷奸耍滑、好逸惡勞、撒潑鬧事,“吃不飽”的貪吃懶做、撥弄是非、背后攛掇,典型地概括了一部分農民消極落后的思想性格,揭示了教育農民的艱巨性和清除小農意識的長期性。
小說還從更深的意義上揭示農民群眾中消極落后意識得不到清除的原因,在于黨的某些干部對其采取了姑息縱容的錯誤態度。它并不孤立地描寫“小腿疼”、“吃不飽”損公肥私、自私利己的言談舉止,而是同時描寫社主任王聚海對其不講原則、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風,從而真實地反映了農村中人民內部矛盾的復雜性及解決矛盾的癥結所在。而正是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工作作風,使“爭先社”里解決矛盾的重任落到了年輕的副主任楊小四等人身上,并使楊小四等人采取了與王聚海截然相反的做法。小說由表現農民內部的思想意識斗爭進而表現干部隊伍中思想作風的矛盾,既明確又巧妙地揭示了“想批評中農干部中的和事佬的思想問題”的小說主旨,顯露了批判矛頭所向,從而體現了趙樹理小說的現實主義深度。
主題小說以揭示“爭先社”矛盾的兩張大字報為中心線索,寫出了農業錯綜復雜的矛盾糾葛。通過對“小腿疼”鬧社房、“吃不飽”撥弄是非和棉田里**的描寫,展現農村落后群眾好吃懶做、損公肥私的行徑,以及老主任王聚海對這種行為的一味遷就,副主任楊小四等對這種自私行為所作的斗爭,相當深刻地揭示出“大躍進”時期農村沉重而復雜的社會現實,曲折的表達出作家對農村問題的思考。人物 “小腿疼”和“吃不飽”是作品塑造得最為成功的人物形象。作為農村的落后婦女,兩個人除了好吃懶做、愛占便宜的共同特征之外,還有著各自不同的特點。“小腿疼”是一位落后的老年婦女。她在村里的輩分高,平日里倚老賣老,刁鉆、撒潑。年輕時“小腿疼”為了支使丈夫,“落下”個腿疼的“病根兒”,高興事不疼,不高興時就疼;趕集、串門、走親戚、趕廟會時不疼,干活兒時就疼。后來
丈夫死了,兒子還小時不疼;等到兒子結了婚,為了支使兒媳婦,就又疼了起來。不允許兒媳婦下地勞動,每天在家端水、送飯的伺候她。到了有便宜活兒的時候,她總是少不了她。因此,當聽說允許“自由拾花”后,她立刻盤算怎樣能多撈一點兒。當她的“自由拾花”被發現時,她不僅破口大罵,還大鬧了社里的會場,最后迫于壓力,才承認自己的錯誤。相比之下,“吃不飽”李寶珠則是位有著“新觀念”的落后人物。李寶珠年輕漂亮,在周圍十里八村是數得著的“人物”。她認為“女人一生的幸福是由男人決定的”,為此要找一個吃供應糧的“干部”結婚。幾年過去了,干部沒找到,只好找個農民,李寶珠又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諸如,結婚后不下地干活兒,在家里掌握經濟大權,家里的活兒只管做飯,等等。結婚后,由于丈夫并不符合她心中的“標準”,她又認為不必“從一而終”,應該進行重新選擇。于是,她不把丈夫當成自己人看待。平日里,丈夫吃什么、丈夫穿什么,都由她決定,丈夫不許有任何異議,否則就離婚;自己則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買什么。當社里動員她參加勞動時,她卻以糧食都被丈夫吃光了為借口拒不參加,并由此留下個“吃不飽”的名聲。在“自由拾花”的過程中,她四處“攛掇,搬弄是非”,又膽子小,能見風使舵。當“自由拾花”被捉后,她立即表示愿意接受處罰,當眾認錯。小說相當細致地刻畫了她們既可憎又可笑的形象。其他人物,如老主任王聚海,副主任楊小四等的形象也很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