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務員考試申論：助學金要演講“比窮”

截止到2011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26.9%，國際上通常認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時屬于精英教育階段，15%-50%為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50%以上為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大眾化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入學人數的大幅增加，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有著“學而優則仕”傳統的國家，因此全家人含辛茹苦就為供養一個孩子上大學“出人頭地”的情況非常普遍，結合偏慢的城市化進程及逐漸拉大的貧富差距，雖然國家一直對高等教育階段的學費有著嚴格的上限規定，但是仍然出現了很多無力支付學費或生活費用的學生，他們即是所謂的“貧困生”。

對于這些貧困生，國家投入了很多資源去幫助他們順利的完成學業，不論是助學貸款，還是各種方式的補貼、補助、獎學金，都為貧困生們雪中送炭，解決了他們許多實際的困難和問題。然而在究竟什么人才能被認定為貧困生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

問題一，每個班級要評貧困生的人數很多，而貧困生的名額又有限，這就決定了不是所有交材料的學生都能獲得助學金。問題二，如今弄一個貧困生的證明材料很容易，很多家庭不貧困，或者家庭沒那么貧困的學生，可以在填寫家庭收入時弄虛作假，結果把助學金占為己有，讓那些更需要補助的學生落選。

所以可以理解學校采用貧困生演講比窮的方式：既然大家都有證明材料，既然助學金的名額有限，不如采用較為公平的公開表述的方式，讓同學們來做決定。這樣，既可以保證助學金評選的公平，不至于因為材料的虛假而造成獎金的錯發，也可以讓整個過程更為公開透明。畢竟，貧困生有一個自我證明的過程，同學們有一個集體決定的過程。因為當眾演講加接受投票的方式于校方來講最“便捷”、最容易操作、成本最低，萬一出了問題，那也只能怪學生表述能力不行，或者同學們沒有明察秋毫，至少這錯誤的結果與學校是無關的。于是，一個原本棘手的問題變得簡單，無論結果怎樣，學校都可以脫離干系，所以根本不需要考慮方式的荒謬和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只要學校方便了就行。

然而，這樣一個貌似為了公平起見的舉動，實質上卻導致了明顯不公平的出現：即使一場飽含深情、感天動地的精彩“比窮”演講內容沒有半點虛假，又怎么能據此而認定另一個不善言辭的同學“不夠貧困”呢？

而且，這個看似公平的過程，也嚴重地傷害了貧困生的隱私權。貧困當然不是什么丟人的事情，貧困也不是無法承受之重。但無論一個人對貧困有怎樣的態度，也無論他是否足夠堅強和成熟，他都可以把貧困當成自己的隱私-我就是不想讓別人知道我的貧困。這種隱私的自我保護，更是一種權利意識的體現。

事實上“貧困生”這個身份其實并不被人艷羨，即使它有補助可以拿，它只是根據事實而來的一種描述，根本不屬于“資格”的范疇，不需要爭取，也不能“論資排輩”。

而在這個事件里，貧困生卻不再是主體，因為他們被剝奪了決定自己身份的權利，只有別人投票認定你是貧困生，你才是貧困生。

究竟怎么樣才可以被歸為“貧困生”并享受國家給予的補助，應該依照一整套細致、明確而又不乏靈活的標準，結合認定材料、背景調查、家訪、了解學生日常開銷等一系列不同的手段，并在具有事后追償機制的情況下進行判斷，而不是隨便將人扔到大庭廣眾之下公開“哭窮”和“比慘”。

除此之外，對貧困生的救助還可采取更多創新形式，真正給貧困生以實惠，如重慶交通大學在學生食堂設置“溫飽午餐”，紅燒肉加大眾菜，饅頭米飯管夠，價格低于成本價。

使高校不敢直接根據特困申請發放補助的關鍵是：有人不誠信。按理說，大學生入學，家鄉出具的貧困證明應當最具有真實性、權威性。但是，時下有些家境不錯的學生，居然也能懷揣“貧困證明”。貧困生證明的泛濫，必然導致可信度的下降，所以，一些高校在貧困生資格認定上，家鄉出具的“貧困證明”自然就淪為一種參考，演講“比窮”之類的應對怪招，便會粉墨登臺。

但讓騙子橫行的關鍵是失于懲罰，令其無所顧忌。幾年來，假冒特困生領取特困被助的事情時有發生，但就算被發現，也往往只被取消名額追回補助款了事，對于這些冒領者并沒有起到真正的震懾作用。所以，必須要有嚴格的配套懲罰機制，一旦發現騙取助學金的行為，不但要追究其法律責任，還要記入其信用記錄，讓他們一生都將為這種不道德行為付出代價。如此“寬進嚴出”，應比“演講比窮”效果更佳。

演講“比窮”傷害的是大學生的自尊，也是對大學生誠信的不信任，對基層鄉鎮政府公信力的不信任。比演講“比窮”更丑陋的，是社會誠信的缺失。

第二篇：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比窮”演講,尊重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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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考試申論熱點：“比窮”演講，尊重何在

沈陽一所大學學生要想獲得貧困生資格，必須當眾演講接受投票，得票高的才有資格得到助學金。學校稱這是為了讓結果更公平。讓自己的學生叫嚷“誰比我更窮”，還能無動于衷，并自詡為追求公平，這所大學的情商不是一般的低。

學校大概是拿國家給的助學金當肥肉了，搶到的人是得了便宜，搶不到的人會眼紅。只是這塊肥肉看著誘人，要想吃進去卻不那么容易。臉皮一定不能要，否則還未上臺就輸了。斗富比的是腰粗，比輸了也不丟人，可比窮永遠比的是氣短。貧窮雖然不是什么可恥的事情，但要說自己有多窮總不是件榮耀的事，不但要說如何窮，還要說為何窮，如此這般，你的貧窮才有說服力，也能保證票選之下不被淘汰。

這場戲對于有些學生來說，就是一場娛樂;對于另一些學生，則是一場惡夢。同樣是選舉，選美選秀是往自己身上添彩，越到后來越是神秘莫測;示窮則是把尊嚴一層層往下扒。誰扒得越徹底，故事越悲慘，得的票數越高，這就等于把自己扒光了示眾，但凡有點尊嚴的人都受不了這樣的折磨。何況同學之間是要朝夕相處的，不是打一個照面，從此不再交集的事，以后這心里疙瘩該如何解開?同學之間又該如何相處?班里有個學生如此貧困，你還好意思整天揣著個“土豪金”不放嗎? 當一個人被貼上窮人的標簽，并且接受到社會的“賞賜”以后，其實也是在把他今后的生活格式化了。公開亮相以后，就只能老老實實做窮人了，首先總不好意思穿點好的吧，建議從此在地攤上買衣服;也不好意思吃點好的吧，眾目睽睽之下，吃塊肉都感覺是在犯罪。

你不能要求學生都像圣人般高潔，對貧困不屑一顧;也不能要求每一個學生都能安于貧困，依然心存高遠。

貧窮不可恥，但是對窮人的境遇無動于衷，無所顧慮的社會很可恥。盡最大限度呵護窮人，這樣的要求對社會而言并不容易達到，但至少不能傷害窮人。一所大學沒能教會學生善待窮人，但至少不能大張旗鼓地傷害貧困學生。貧困生有什么，除了學識就只有尊嚴了，爭的就是那一口不服輸的氣，把他們的尊嚴毀掉其實也是在毀掉他們的希望，這樣的教育只能以惡來相稱。

生于貧困生，能讀上書已經是一種萬幸，每一元錢都是珍貴的，砸鍋賣鐵的事都能干，何況是為了幾百塊助學金，你讓他低個頭他也許真低了，可是他內心的屈辱，也許很多年后依然無法釋懷，這讓他的人生從此蒙上了陰暗，這是育人呢，還是在毀人?這樣的講臺，貧困生也許走得上去，可身為老師，你們聽得下去嗎? 凡寫明來源“山東中公教育網(sd.offcn.com)”（山東公務員考試網，山東公務員招考網）的文字等所有資料，轉載，請注明來源！

第三篇：想要助學金上臺演講比誰更窮

想要助學金上臺演講比誰更窮

“想申請助學金，交貧困證明還不夠，還要在全班同學面前講家里有多困難，太傷自尊了!”沈陽大學某學院學生小劉自從在同學面前講了自己最羞于啟齒的家境后，常常覺得抬不起頭來。“本來不想讓大家知道家里困難，可這樣一來全班都知道了。說是為了公平，可讓我們當眾‘揭傷疤’，這對我們公平嗎?”為認定貧困生資格，貧困學生需當眾演講接受投票，得票高的才有資格得到助學金，這樣的方式對這些學生來說究竟是公平還是傷害?

學生：演講并投票選出“最窮”

小劉告訴記者，她是外地來沈讀大學的學生，家境貧困，可正是貧寒的家境養成了她好強不服輸的性格。“我最不愛在別人面前說我家里的情況，不想讓大家知道我家困難，不想讓人同情，更不想成為別人的笑柄。”小劉說。

“可現在要認定貧困生資格，拿助學金和獎學金，就必須在全班同學面前講我家困難的情況，真是開不了口!”小劉告訴記者，學院為了公平公開，在認定貧困生資格的環節上，每位提交申請的學生除了要上交貧困認定材料外，還要在同學面前將自己貧困的家境和盤托

出。隨后投票選舉，得票最高的前5名才能獲得資格。“有的人愿意講，得票自然多，可像我這樣不愛講的，肯定沒人投給我啊!這樣真的公平嗎?”

院方:最初是想評判公平公開

10月15日，記者來到了這所學校，見到了該學院貧困生資格認定工作的相關負責人。該負責人表示，貧困生認定工作一直是學院的一項重要工作，力爭做到公平、公正、公開，認定標準則是申請學生提交的貧困認定材料。貧困生分為特殊困難、困難和一般困難三個等級，每個等級的人數都是有定額的，因此學院才想以一個公平的方式進行認定。

“公開演講的方式也是一年多以前才使用的，出發點是好的，以前學生沒有反饋說這種方式不好，我們也就疏忽了。現在看來，這種方式的確會對貧困生的自尊心有所傷害。我們已經著手修改測評認定的方式了，可能會借鑒兄弟學校、學院的好辦法，盡量做到讓同學們滿意。”

記者調查

學生：保護自己的隱私更重要

“如果要靠演講才有可能獲得助學金，你會選擇嗎?”昨日記者在兩類大學生中做了一項調查，一類是家境普通學生，對這樣的問題均表示不會選擇，“因為保護自己的隱私更重要”。記者又就這個問題采訪曾經報道過的五名貧困學子，雖然思考回復的時間不一，但是均表示會上臺演講，“3000元的資助是個不小的數額，基本可以解決一個學期的生活費，何況我家本來就貧窮，我只是陳述事實而已。”來自青海藏族鄉的陳立同學很坦然地告訴記者，有時候必須向現實屈服。雖然會這樣做，但是所有被調查大學生均表示不贊成這樣的方式。老師：演講不能客觀反映貧困

“年輕人都有自尊心，特別是18、19歲階段。”湖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汽車工程學院輔導員鄒萌表示，用這樣的方式說不定會適得其反，“有個別同學會有拉票的嫌疑，誰說得煽情誰得到的支持就多，那些不善于表達的貧困學子得不到真正的關懷，反而會起到負面作用”。

中南大學學工部副部長唐海波也表示不贊同學生以演講的方式評選助學金。“首先，演講投票的方式不能客觀地體現出學生真實的家庭狀況，因為這個過程存在夸大或者淡化困難情況的可能。同時，這種方法也暴露了學生的隱私，是非常沒有人文關懷的。”

湖南經驗

參考平常生活水平

發動身邊同學評判

本報訊 正值高校國家助學金的評選時期，沈陽大學的做法成為網絡熱議話題。到底要怎樣才能把助學金送到真正需要它的學子手中，保證評選的公正公平呢?記者在湖南幾所大學進行了采訪。

中南大學：

該校學工部副部長唐海波介紹，中南大學國家助學金評審一般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每個學生入校都要填寫的《家庭經濟情況調查表》，此表能夠較為客觀真實地反映學生家庭所在地區、人口、經濟收入等情況。其次，申請國家助學金的貧困生還需要提供家庭情況的三級(縣、鄉、村)證明，這項證明中除了家庭的困難情況，還可提供地震、臺風、洪澇等意外受災情況。最后，還要根據每個學生入學后的日常行為表現，以及身邊同學的實際反映來評判。

“除了最后一項，前兩項的詳細資料是絕對保密的。”據悉，中南大學目前國家助學金的評選比例在30%左右，此外，全校還有社會企業捐助的50余種助學金項目。

長沙環保職業學院：

“我們學校在評選時一定要開一個班會，全班同學無記名投票給自己認為家庭最貧困學生。”該校相關負責人劉彥妮告訴記者，評選時為了公平公正，不能由老師指定，而是開班會選出一些候選人名單由全班同學投票產生，“因為同學是最了解情況的，平常的生活水平怎樣，消費情況怎樣，同學心里都有一桿秤”。

湖南交通職院汽車工程學院：

該院輔導員鄒萌告訴記者，他們評定貧困生，首先是貧困生交村鎮等相關部門蓋章的“貧困生認定表”，分配名額下來后，首先以開班會的形式，同學進行投票，然后結合輔導員了解到的情況和學生條件綜合評價，“比如有些家庭突發不幸的同學，像這期有個農村同學，媽媽得了癌癥，治療花了很多錢;有個張家界慈利的學生父親剛出車禍，母親臥病在床，這些特殊情況我們就會一起考慮”。

時事辣評

“比窮演講”是校園懶政

羅曉星

在網友的吐槽里，能看到助學金的各種“奇葩”用途：設宴請客、買化妝品、購置游戲裝備……從這些遠遠超出基本生活需求的開支來看，當下高校的助學金申請隊伍里，的確有人魚目混珠。秉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理念，扣上了公平高帽的“比窮演講”，似乎頗具正義性。高校存在助學金申請亂象不假，但由此就以一場罔顧貧困生人格尊嚴的“哭窮比賽”來實現公平、公正、公開，無疑是一種僅站在校方立場、希圖一勞永逸的懶政行為。

助學金設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讓貧困生能夠有尊嚴地完成學業。讓人放下自尊，將家庭的隱私一五一十地匯報給朝夕相處的師友，這無異于對貧困生的二次傷害。他們的義務僅僅是在戶籍地開出貧困證明，而其他的工作則完全應當由校方完成。因此，舉辦“比窮演講”，讓學生“自證貧困”的學校，既錯在侵犯貧困生隱私、踐踏其尊嚴，也錯在推卸工作責任。既是校園懶政，就該立即整改。但也有論者認為，單憑幾乎可隨意開出的貧困證明，根本無法落實助學金的準確發放。然凡事皆有利弊，既然尊嚴和隱私是兩條不能僭越的底線，那么學校能做的，也只是在信任貧困證明的基礎上，對助學方式進行改良。比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隱形補助”就是基于助學金制度的創新和細化。該校利用技術手段，對監測到的連續數月消費較低的飯卡，自動打入餐補。如此把直接的資金補助，改為其他方式的生活幫扶，既會降低其他學生動歪腦子的幾率，也能在尊重貧困生人格尊嚴的基礎上讓其得到必要的幫助。

總而言之，如何提高貧困證明的公信力、改良助學金制度，是相關政府部門和高校的責任，絕不能以一句“為求公平”就將此擔子轉嫁到貧困生瘦弱的肩膀上。

第四篇：公務員考試申論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一個民族、一個人能不能把握自己，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如何、精神風貌怎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道德標準。然而“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培育知行合一的道德責任感，把道德認知轉化為行動自覺，還需要全黨全社會付出艱苦的努力。

“一個人若是沒有熱情，他將一事無成，而熱情的基點正是責任感。”如果說好德之心人皆有之，那么道德責任感則不僅僅是停留在思想上的“好”，更意味著唯此為快的踐德之忱、舍我其誰的道義擔當。路遇跌倒的老人，應當說無人不有惻隱之心，可有的人溜之大吉，有的人“愛莫能助”，有的人不避風險挺身相助。為什么一事當前，表現不一?歸根結底，區別正在于是否把崇德向善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神圣責任。

追尋道德責任感不只是時代的要求，更是國家、社會、個人自我發展的客觀需要。“三個倡導”所體現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價值準則，把個人、社會、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我們對國家前途的關注、對社會進步的期許、對個人幸福的追求，就是責任感油然而生的基礎。自賦責任是一種偉大的權利，履行責任是一種神圣的使命。有了道德責任感，才會更加自覺地建設美好國家、維護公序良俗、推動社會進步。

如果說價值認知是道德責任感的指針，行動則是衡量其高度的標尺。文明，不去實踐就不可能抵達。法治，不去奉行就無以彰顯其公正。誠信，不去堅守就難以成其為風尚。一個社會的道德水平，從來不會取決于道德的看客，而是取決于擇善而從的行動者。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只是引人向善的精神理念，更是需要付諸行動的價值準則。

常有人扼腕于社會轉型期的“人心不古”，喟嘆市場經濟對精神世界的巨大沖擊。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是文明的使者。你我的德行操守怎樣，社會的道德風尚便是怎樣;每個人擔負起一分道德責任，社會的道德水準就因此而托起一分。對良心盡責、對他人盡責、對國家社會盡責，就是對我們自己盡責。在責任的基點上，千千萬萬普通人的道德良知才會與他們的利益訴求、現實感受實現最牢固的對接和統一。常懷善念，更要常行善舉，知行合一、行勝于言，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才會變得更加和諧美好。

從自己做起、從小事做起，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行，轉變成主導13億人思想和行動的道德責任感，我們所展現的必將是一個禮義之邦的泱泱氣度，我們所改變的也必定遠勝于我們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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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公務員考試申論

2011年，在鄉黨委與村黨支部村委會培養幫助、同事們的關心支持下，我積極參與康村的各項工作，認真開展工作，努力完成領導交辦的各項工作任務。

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積極配合村兩委做好春耕備耕，引進優良土豆籽種。

二、積極配合村支部，做好“爭先創優”的宣傳工作。

三、積極參加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在宣傳、執法等方面全力配合。

四、協助鄉里搞好綜合治理工作，排查矛盾、調處糾紛、安全創建工作，防止發生各類因工作不細及失誤造成的矛盾，真正擔負起維護我鄉一方平安的工作責任。共簽定綜治責任書19份，禁毒責任書19份。共摸排各類矛盾糾紛6件，其中，重大疑難糾紛1件，均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

五、作為康村婦代會主任在村支部的直接領導下，積極開展了“雙學雙比”、“送溫暖、解憂愁、辦實事、獻愛心”活動，組織婦聯委員定期為全村的五保戶、困難戶幫助打掃環境衛生等，并以婦女之家為陣地，處理婦女在家中夫妻矛盾、婆媳矛盾等。

六、協助鄉里做好安全生產，護林防火，拒絕邪教等宣傳工作提高村民思想認識。

七、認真完成林改檔案錄入工作。

回顧全年工作，成績的取得是依靠黨委政府的正確領導，村兩委科學安排和同志的關心幫助，我將在今后的工作中改進不足，立足于服務基層深入學習，牢固樹立樂于奉獻的光榮感和責任感，想干事、會干事、能干事，做好本職工作，在為農民群眾服務中不斷進步成長，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真正實現當代大學生“村官”的價值，不辜負組織對我的栽培，群眾對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