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最高領導層崗位職責

最高領導層崗位職責

●總經理崗位職責

1、領導公司的日常工作,向公司傳達滿足業主和住戶及法律、法規的要求的重要性；

2、以業主和住戶為中心，制定質量方針和質量目標，批準公司質量手冊；

3、主持管理評審；

4、負責擬訂公司年度工作計劃和工作總結；

5、負責召集和主持總經理辦公會議；

6、負責各單位、各部門經理和主管職務以上人員的鑒定、錄用、辭退等工作；

7、負責公司重要投標書和公司所有經濟合同的審批；

8、負責公司各類費用收支的審批；

9、履行公司安全，消防第一責任人的所有職責；

●常務副總經理兼管理者代表崗位職責

1、協助總經理抓好各項工作，對公司服務負直接責任；

2、組織貫徹實施公司質量方針，實現質量目標；

3、組織并協調質量管理體系的建立、實施、保持和改進；

4、組織公司內部質量體系審核并向總經理報告質量體系運行情況；

5、負責監督物業管理服務質量，確保業主和住戶滿意；

6、代表公司就與質量管理體系的有關的事宜負責對外聯絡。

●副總經理崗位職責

1、協助總經理組織并協調質量管理體系的建立、實施、保持和改進；

2、負責領導和組織制定公司物業管理招、投標工作；

3、參與公司經營決策，負責決策和開拓物業市場；

4、負責公司物業管理服務工作的組織的協調；

5、負責公司對外聯絡工作，組織領導公司公關工作。

部門管理人員崗位職責

●辦公室主任崗位職責

1、助管理者代表具體組織實施質量管理體系運行的各項服務質量監督、考評、管理工作，組織質量管理體系的內部審核；

2、負責辦公室的日常工作，確保質量管理體系在本部門的正常運行；

3、了解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最新動態，向公司領導及時匯報并組織落實工作；

4、組織采用適用的統計技術進行數據分析，為提高服務質量提供依據；

5、負責對文件和質量記錄的歸口管理；

6、負責對常規合同的歸口管理和監督管理公司檔案；

7、負責對業主和住戶的投訴的歸口處理。

●辦公室辦事員崗位職責

1、協助辦公室主任具體組織實施質量管理體系運行的各項服務質量監督、考評、管理工作；

2、具體負責辦公室的日常工作，確保質量管理體系在本部門的正常運行；

3、了解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最新動態，向公司領導及時匯報并組織落實工作；

4、負責對文件和質量記錄的歸口管理；

5、負責對常規合同的管理和監督管理公司檔案；

6、負責處理業主和住戶的投訴。

●綜合管理部經理職責

1、在公司總經理領導下，協助做好由綜合管理部負責的各項工作，以及本部門控制的質量管理體系條款的實施工作。

2、負責制定公司有關本部門的各項管理制度及應急措施。

3、負責對各管理處工程維修室、綜合服務室的工作進行檢查、指導。

4、負責對各管理處提交的供方項目審核以及供方服務質量的總體控制。

5、負責對本部門發生的重大事故的組織調查分析及處理工作。

6、負責組織樓宇工程驗收交接工作。

●綜合管理部副經理職責

1、在綜合管理部經理的領導下，負責公司所轄房屋建筑、基礎設施、工作環境、機電設備等技術管理工作。

2、負責協助制定公司物業管理過程中由綜合管理部負責的相關工作中的規定、制度的制定，并組織有關部門實施。

3、協助組織實施公司物業管理活動，保證物業管理服務過程處于受控狀態，負責對各管理處工程維修室、綜合服務室布置具體工作，并檢查執行情況。

4、負責管理處提交的供方項目（如：采購的服務、采購的物資等）實施控制，對供方評價進行審核。

5、負責對本部門發生的重大事故的組織調查分析及具體處理工作。

6、負責根據實際情況，組織調配各管理處維修工、工程設施設備和工具。

●綜合管理部辦事員職責

1、具體組織本部門實施質量管理體系的運行。

2、具體負責綜合管理部日常工作落實，確保各管理處提供的物業服務正常運行。

3、負責向各管理處傳達落實公司關于物業管理的有關決定、決議，指示和布置具體工作，并檢查執行情況。

4、定期對各管理處的工作進行經常性檢查監督，及時總結和匯報情況。

5、定期檢查各種設備、設施的技術狀況，分析存在問題，及時提出維修解決辦法和制定維修方案，方案經領導后，組織貫徹實施。

6、負責對本部門的檔案、質量記錄進行整理、歸檔和保存。

●經營發展部經理崗位職責

1、協助管理者代表具體組織本部門質量管理體系的落實工作，保證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運行。

2、確定質量管理體系策劃的時機、內容及輸出結果，協調各部門策劃要求的具體工作。

3、組織各部門負責人評審物業管理投標書、物業管理委托合同等，并就有關合同事宜代表公司與業主和用戶溝通。

4、確定服務實現策劃的時機、內容及輸出結果，定期向總經理匯報活動的實施情況。

5、代表公司與業主和用戶（或客戶）進行溝通，參與物業項目的招投標，代表公司法人對外簽訂合同、協議等公開文件。

6、制定物業管理服務的各類標識式樣規范，審批各相關部門根據實際情況自行設計的標識式樣。

7、制定公司總體社區活動的工作方向和目標，審批各管理處制定的各項社區活動計劃。

8、制定公司年度服務工作計劃和工作總結，協調各部門服務工作計劃的執行情況。

●經營發展部副經理崗位職責

1、協助部門經理做好質量管理體系中本部門內的各項工作，保證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運行。

2、組織各部門進行質量管理體系策劃，編制、修改和發放相應的策劃文件，并對實施效果進行監督檢查。

3、組織各部門編制和評審物業管理投標書，物業管理委托合同等。

4、組織相關部門進行服務實現的策劃，編制、修改和發放相應的質量策劃文件，并對質量活動具體實施情況進行檢查驗收。

5、市場調研，市場開拓，搜集物業市場行情，及時掌握物業市場動態及業主和用戶需求的動向，積極與業主和用戶溝通，收集有關信息。

6、擬訂物業管理服務各類標識的式樣規范，規定產品和服務標識的范圍和方法，制作和發放標識，并組織各相關部門具體實施產品和服務標識。

7、擬訂公司總體社區活動工作方向和目標，審核各管理處制定的各項社區活動計劃，定期指導、協調、監督、檢查各管理處的社區活動。

8、擬訂年度服務工作計劃和工作總結，并有權對各部門服務工作計劃的執行情況進行監督和考核。

●經營發展部辦事員崗位職責

1、協助部門經理、副經理實施質量管理體系要求本部門內各項具體工作，保證質量管理體系的有效運行。

2、按照質量管理體系的策劃安排具體實施各項工作，定期向部門經理、副經理匯報策劃實施情況。

3、搜集整理各類物業管理投標書、物業管理委托合同等的相關資料，編寫標書及合同的相關內容。

4、按照服務實現的策劃安排具體實施各項工作，協助和督促各相關部門落實有關具體工作。

5、通過多種渠道搜集物業市場信息，積極與業主和用戶溝通，了解物業市場動態及業主和用戶需求的動向。

6、按照物業管理服務各類標識的式樣規范、標識范圍和方法，協助和監督相關部門具體實施產品和服務標識。

7、按照公司總體社區活動工作方向和目標，依據各管理處社區活動計劃，協助和監督各管理處的社區活動。

8、擬訂本部門的服務工作計劃，按照工作計劃開展本部門的具體服務工作。

●人力資源部經理崗位職責

1、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負責制訂公司人事、勞動、職工培訓教育等相關規章制度并組織貫徹執行。

2、負責公司人力資源開發、使用工作。組織實施員工教育培訓，對員工的培訓進行詳細檢查和考核，為公司適時配備合格管理人員。

3、負責組織編制勞動工資計劃，檢查勞動工資計劃完成情況，做好調資、晉升、晉級等工作，審查各部門獎金發放數額。

4、負責組織檢查勞動紀律，針對存在的問題采取必要措施。

5、負責組織完成員工勞動合同（勞務協議）的簽定、鑒定工作。

●人力資源部副經理崗位職責

1、辦理員工招聘、考核、獎懲、辭退等工作。

2、負責組織員工教育培訓工作，并對培訓結果實施效果檢查。

3、負責編制公司年度勞動工資計劃，檢查、了解、分析勞動工資計劃的執行情況。

4、負責協助組織檢查勞動紀律，針對存在的問題采取必要的措施。

5、負責協助完成勞動合同（勞務協議）的簽訂等工作。

●人力資源部辦事員崗位職責

1、負責具體參與員工招聘、考核、獎懲、辭退的工作。

2、負責具體實施員工的教育培訓及考核等工作，并對管理處的培訓考核等工作進行指導與檢查。

3、負責辦理公司勞動年檢工作。

4、負責勞動工資統計報表的填寫和報送工作。

5、負責社會保險、勞動保障工作的日常管理，深入各部門崗位了解執行情況，隨時發現問題、不斷改進，做好社會保險和勞動保護工作。

6、負責人力資源部各種檔案的管理。

第二篇：加大對最高管理者和領導層的審核力度

加大對最高管理者和領導層的審核力度

最高管理者和領導層的作用是質量體系有效運行的關鍵因素之

一。可是，對領導層的審核往往力度不夠，或者輕描淡寫，或者心照不宣，給質量體系的運行帶來不利的影響，其表現形式有心下幾點。

一是審核方式單一——。

對領導層的審核一般采用座談方式。采用這種方式可能是出于對領導的尊重，但這種尊重有時卻成了一種放縱，使人覺得這不是審核，不能促使質量體系運行較差的企業獲得改進和進一步完美的機會，也有失審核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二是審核內容不充分。

對領導層的審核內容簡單化，一般僅對質量方針和目標的制定及落實情況、質量體系運行中做了哪些工作、存在哪些問題及如何改進等進行履行情況、資源配置、管理評審等進行審核。審核內容的針對性不強，不充分，不能全面反映標準對管理層的要求。有時，甚至將準備提出的問題提前通知領導層，似有刻意避免出現尷尬場面之嫌。

三是審核時間較短。

對領導層的審核時間一般安排1～1.5小時，在這么短時間內，不可能對領導層每一位答非反問或多講兩句，加之審核組長不愿打斷領導講話，就可能使審核草草收場。

四是審核不作結論。

對領導層的審核往往是演講式的，演講者講完了，審核組記錄完了，審核即告結束。至于講的是否切題、做的是否符合要求，當面不作判斷。這種做法，合不稱職者自我感覺良好，似乎所有問題都應歸咎于執行層，與領導層無關。

這種審核方法，起不到監督和促進作用，是制約審核有效性的因素之

一。ISO 9001:2000標準對量高管理

者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必須改變這種審核方式，才能更好地適應和滿足標準的要求。為加大對領導層的審核力度，應采取如下措施。

一、提高審核組長的綜合素質。

論證機構要加大對審核組長的培訓力度，使其準確把握標準對領導層的要求，掌握對領導層的審核技巧。同時，審核組長應加強業務學習，拓寬質量管理的知識面，努力成為“專家型”的審核組長。

二、做好審核前的準備和策劃。

首先，審核組長應開好審核組內部會議，及時、準確、全面地了解現場審核情況，特別要了解屬于領導層職責范圍的工作。然后，精心策劃，所提問題應避免套話，要有針對性，應有助于企業領導提高認識、進行自我改進。

三、改變單一的審核方式。

根據企業的管理基礎、整體素質，以及領導班子成員的素質，決定采用的審核方式。可采用座談、專題審核或辦公室審核與到其他部門取證相結合的審核方式等。

四、擴大審核范圍。

質量管理是全員性管理、領導班子全體成員更要積極配合、支持和參與。因此，對每一冬天領導班子成員都要按其職責分工進行審核，避免僅對最高管理者和管理工作者代表進行審核，從而增加領導班子的凝聚力和責任感。

五、增加審核時間。

結合ISO 9001:2000標準對最高管理者的要求，可安排2~4小時對領導層進行審核。同時，審核組長應注意控制審核進程和時間，確保按策劃完成審核。

六、作出審核結論。

對領導的審核，一定要作出審核結論，指出問題所在；同時，向其指出改進的方向，并提出改進意見。這是對領導層進行有效審核的關鍵。

第三篇：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制度考

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制度考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毛澤東希望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一線主持日常工作，自己退居二線。所謂退居二線，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義外，還包含有在適當時候辭去黨和國家最高領導職務的內容。自1953年下半年起，一線二線的分工逐漸成為中共中央一種非正式的制度。特別是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開過以后，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已經非常明顯而且相對固定。但對于這一制度中共中央始終沒有做出過正式的規定，因而它在起止時間和職責范圍兩方面都具有模糊性，并不存在一個一線二線制度正式開始實施的具體而明確的時間。一線二線的分工，產生過積極的作用，但這一制度的模糊性，也成為“文革”前毛澤東與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產生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文革”的發生。

一線二線是“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即政治局常委中實際存在的一種分工。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講到“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的情況。他說，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是他提議的，他處在二線，不主持日常工作，別的同志處在第一線，很多事情讓他們去做，讓他們在群眾中樹立威信，“以便我見馬克思的時候，國家不那么震動”，但搞了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八屆十一中全會后，一線二線的制度就改變了。i 毛澤東的這一講話是迄今為止了解一線二線制度的最主要資料。但這一資料沒有能夠說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文革”前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是從什么時候正式開始的，中共中央關于這一制度有沒有做出過正式的規定？鑒于這一制度與“文革”的發動有著密切的關聯，國外一些有眼光的學者對它形成的時間非常關注。英裔美籍著名學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中，曾試圖解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時間問題，他列舉了不少資料，但最后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ii本文旨在對“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制度形成的時間進行考證，圍繞這一問題，還將對這一制度的涵義及如何評價這一制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一、一線二線制度的涵義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關于這一點，有兩條材料可以說明。

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就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談話，在講到高饒問題時說：“這個事情（指高饒問題，引者注），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后，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iii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金沖及主編的《劉少奇傳》，也有如下說法：“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毛澤東在領導層內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問題，希望自己退居二線，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線工作。中共中央還提出過最高國家行政機關是否采取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iv

上述兩條材料，都指出毛澤東提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在1953年。不同的是，鄧小平的談話認為在1953年底，而《劉少奇傳》則指出是在1953年下半年。這種不同，并不意味著兩條材料的說法矛盾，而是反映出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有可能不止一次提出過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問題。

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是什么涵義？按照毛澤東1965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說法，所謂一線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線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處在第二線，其他同志處在第一線。根據這一說法，再結合“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情況，我們可以對一線二線的涵義做出一個更為具體和確切的概括，其內容如下：

第一，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毛澤東處于第二線，其他政治局常委處于第一線；

第二，毛澤東處于第二線，就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日常工作由處于第一線的政治局常委主持；

第三，劉少奇和鄧小平是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也即中央日常工作的兩個主要領導人。

但筆者認為，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最初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問題時，他所謂的退居二線，不僅僅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因為在1953年之前，中央日常工作就經常由劉少奇主持，如果僅僅是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沒有必要專門提出這個問題。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在第十六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解釋為什么提名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候選人時說過這樣一段話：“因為我們共產黨內主持工作的，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從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二十年了。”v

由此可見，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的所謂退居二線，除了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外，還包含更深刻的涵義。筆者認為，這就是在適當的時候從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職位上退下來，說得更明確一點，就是在適當的時候辭去黨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在1954年9月前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職務，以黨中央名譽主席的身份繼續參加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這一點，可從下述幾個方面的材料看出：

第一，曾長期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說：“記得斯大林去世前后，他曾當著我的面說過：斯大林太累了，高處不勝寒啊！我也不想當主席了。”vi斯大林去世是在1953年3月，因此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的問題，與他向葉子龍所說不想當主席了的話，應是有聯系的。

第二，葉子龍還回憶說：高饒事件發生后，大約在1954年底或1955年初，毛澤東曾對他說，高崗就是想當國家主席，但他不合適，國家主席必須承擔很大的責任，必須由有威望的人來擔任。毛澤東還表示：“我老了，不適合當國家主席了，我也不想當這個主席。”vii

第三，中共八大召開之前，毛澤東曾向中共中央提出過他辭出黨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問題。1956年在北戴河召開的一次有幾十人參加的中央高層會議上，還對這個問題進行過討論。討論的結果是：對毛澤東辭出國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認為可行”；對毛澤東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認為將來適當時機可行，只時暫時還不可行”viii.第四，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增加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這樣一款。八大召開期間，毛澤東在會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時，對這款新的內容做過解釋。他說：“我本想辭掉主席的職務，想干個名譽主席。這次黨章草案中有一條，必要時可以設名譽主席。我這是準備后事。現在同志們都不贊成我下臺，我說，拖幾年也可以。所以，設了四個副主席。現在還是逃不脫。我的方針是兩個主席都辭掉。”ix

“兩個主席都辭掉”，至少在中共八大召開前的一段時間內，是毛澤東退居二線的一層重要涵義。但中共八大后，由于種種復雜原因，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在1959年4月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之后，對辭去黨中央主席的事不再提及，退居二線也就成了比較含糊的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一線二線制度是什么時候形成的

關于一線二線制度形成的時間，在一些回憶錄中有各種各樣的說法。為了澄清這一問題，筆者查閱了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劉少奇年譜（1898－1969）》、《劉少奇傳》、《毛澤東傳（1949－1976）》，試圖找到有助于說明這一問題的答案。但在這三本利用了大量中共中央檔案資料編寫而成的重要著作中，無一例外地都沒有劉少奇是什么時候正式開始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毛澤東是什么時候正式退居第二線的記載。我認為，這絕對不是編寫人員疏忽所至，合理的解釋只能是：在“文革”前，雖然事實上是劉少奇、鄧小平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但中共中央從來沒有對一線二線制度做出過正式的成文的規定，對劉少奇從什么時候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也從來沒有明確地以成文的形式做出過決定。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高華在一次學術報告中講到“文革”前中共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制度具有模糊性，我很贊成這一說法。那為什么具有模糊性？就是因為對這一制度沒有做出過成文的規定，這一制度始終只是一個非正式的制度，它的內容，它開始實施的時間，都是模糊的。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了很大功夫對一線二線制度開始實施的時間進行探討，最后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原因即在于此。在一些直接或間接當事人的回憶中，為什么對劉少奇、鄧小平從什么時候開始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問題說法各異？原因亦在于此。

所以，實際上不存在一條明確的時間界限，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沒有一線二線的劃分，在此之后就有一線二線的劃分。“文革”前事實上存在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一線二線分工，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這種非正式制度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有五個重要的關節點：

第一個關節點是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的設想。這一設想提出后，中共中央的領導體制便開始進行調整。1954年9月，中共中央建立秘書長會議制度，其內容是在中央書記處下設立一個秘書長辦公會議，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研究和處理黨和群眾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務，以及政治局和書記處交議和交辦的其他事項。毛澤東曾對時任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說：“工作你們去做，然后都統一用中央的名義，政治局也好，書記處也好，不用秘書長的名義。”x 什么工作？主要是日常工作。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書記處是事實上的政治局常委會，負責最高決策工作，同時又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此之后，中央日常工作轉移到了秘書長辦公會議，秘書長辦公會議成為后來新的中央書記處的前身。秘書長會議制度建立后，中央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已初現雛形。

第二個關節點是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在這次會議上及會議開過以后，毛澤東進一步從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開始明朗化。“八大”期間，毛澤東有一次在接見外國友人的時候說，這次黨代表大會他是跑龍套，唱戲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xi事實也是如此，“八大”一些主要文件的起草，“八大”的幾個主要報告，都是劉、周、鄧等人做的。此外，為了適應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在“八大”上中共中央的領導體制也進行了調整，這主要是建立了新的中央書記處，并且設置中央總書記一職，推選鄧小平擔任這一職務。xii 此外，在“八大”上，毛澤東再一次提出政治局常委分一線二線。“八大”閉幕以后，劉少奇、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第一線工作。當時中央的基本領導格局是：政治局會議主要由劉少奇主持，書記處會議主要由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則由周恩來主持。但毛澤東并沒有完全退出黨和國家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很多的重要決策，仍然由他主持作出，有不少時候，他甚至仍然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特別是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大躍進”運動期間，更是如此。

第三個關節點是1959年4月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國家主席。劉少奇是繼毛澤東之后擔任這一職務的。不再擔任國家主席，是毛澤東決定逐漸退居二線的一個既定步聚。在此之后，國家事務方面第一線的領導工作，主要由劉少奇主持和負責，中央最高領導層一線二線的分工又朝前邁進了一步。但是，毛澤東仍然沒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在此之后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前，中共中央關于國際國內的許多重要事務的決策，仍然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作出的。

第四個關節點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這次會議是為進一步統一全黨的思想，加快國民經濟調整的步伐而召開的。之所以說這次會議是一線二線制度形成的一個重要關節點，是因為以這次會議為起點，劉少奇實際上開始全面主持中央的黨政領導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革”發生，毛澤東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線的領導工作。這次會議有一個不為人所注意但實際上非常重要的細節，即在會議閉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澤東即坐專列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了。xiii此后，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主要在劉少奇的主持下進行。他曾戲稱自己是“非常時期大總統”xiv.在劉少奇的主持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調整國民經濟的重要措施，有效地扭轉了極端困難的經濟形勢。而在此之前的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主要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進行的。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如《農業六十條》、《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都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完成的。劉少奇真正主持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是從“七千人大會”開始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即離開北京去外地巡視，很有可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識地擺出的一種退居第二線的姿態。

第五個關節點是1964年8月5日中共中央“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的成立。“四清”、“五反”是毛澤東在對當時中國的階級斗爭形勢做了過于嚴重的估計的情況下，所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至少在1964年這一年，領導這場運動是中共中央的中心工作。對這場運動，毛澤東一直給予密切的關注和領導。但耐人尋味的是，在1964年8月5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作出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運動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xv在此之前，劉少奇雖然經常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但中共中央從來沒有正式作出過決定，應該在什么時候，什么問題上由劉少奇掛帥。即使是“七千人大會”后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雖然毛澤東實際上已經完全放手讓劉少奇主持，但也沒有給過劉少奇什么正式的名義。“由劉少奇掛帥”，這是在中共中央的決定中，第一次出現這樣的說法。雖然“掛帥”的范圍只限定于領導“四清”、“五反”，雖然在決定讓劉少奇“掛帥”后，毛澤東出于對“四清”、“五反”運動的重視，實際上并沒有退出這一運動第一線的領導工作，但不管怎么說，這都意味著毛澤東至少在名義上有意讓一線二線的分工進一步明確，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如果不是在1964年底至1965年初，劉少奇與毛澤東在制定《二十三條》時發生意見分歧并產生沖突，這種一線二線制度漸進形成的趨勢還會繼續下去。但是，由于在制定《二十三條》時劉少奇與毛澤東發生的分歧和沖突，使毛澤東產生了要在政治上把劉少奇搞掉的想法，因而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一線二線始終是一種非正式的而且沒有完全形成的制度。“文革”爆發后，隨著劉少奇和鄧小平這兩個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被打倒，這種非正式的制度也被廢除。

毛澤東既然首倡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分一線二線，而且在“文革”前這種一線二線的分工又一直在實際上存在，毛澤東也認為這是中央的一種領導制度，那為什么不對這種一線二線的制度作出明確的規定，讓它正式化呢？筆者認為，這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毛澤東所謂的退居二線，本來的涵義是辭去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主席這兩個職務，擔任中共“八大”黨章設立的黨中央名譽主席一職。按照毛澤東在“八大”前后的設想，他退居二線的第一步是辭去國家主席的職務，第二步是在中共“九大”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職務，擔任名譽主席。只有在辭去黨中央主席后，他才算真正退居了二線。但由于后來“九大”沒有如期召開，毛澤東沒有辭去黨中央主席的職務，這也就意味著毛澤東始終沒有退到真正意義上的、他原來設想中的第二線，在此情況下，自然不可能對一線二線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規定。

第二，中共“九大”沒有如期召開，這實際上意味著毛澤東改變了原來辭去黨中央主席，完全退居二線的想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對一線二線的制度作出正式規定，那實際上會成為對毛澤東的一種約束，他要再回到第一線主持工作，就會變得名不正言不順。這是毛澤東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改變了辭去黨中央主席職務的想法以后，毛澤東既希望中央最高領導層有一線二線的分工，能讓他從繁重的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同時又希望這種一線二線的分工制度具有相當大的彈性，不要限制他在認為必要的時候重新回到第一線主持工作。這一原因也使得中共中央不可能對一線二線的制度作出正式的成文的規定。

三、如何看待一線二線制度

毛澤東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中央領導層分一線二線，其初衷有好的一面。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他提出分一線二線，是想吸取斯大林的教訓，提前培養接班人，讓他們樹立威信，以便在他逝世后，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發生交接時，能減少震動，有利于國家的安全。除此以外，他實際上還有一個沒有說出的考慮，即他在中共八大前后，曾設想過建立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退休制度。這種一線二線的劃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為建立這種退休制度而設計的。從這種一線二線分工的實際效果看，它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首先，它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培養了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全面領導黨和國家工作的才干。“文革”后鄧小平復出，之所以能夠成為迅速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主持制定改革開放的政策，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重大成就，與他在“文革”前十年擔任中央總書記時期積累的工作經驗和鍛煉出的領導才干是分不開的。第二，相對于毛澤東來說，劉少奇和鄧小平更年富力強一些，精力更充沛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進行一線二線的分工，由劉少奇和鄧小平在第一線主持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毛澤東精力方面的不足，加強中央最高領導層的領導力量，提高工作效率。

但是，這種一線二線的分工也產生了不好的后果。由于一線二線的分工并不是一種成文的正式制度，因此對一線二線的概念和兩者之間的權責劃分都不明確。沒有明確的權責劃分，是“文革”前毛澤東和在中央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產生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由于搞一線二線，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誤解。在不少情況下，毛澤東是把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領導人在正常范圍內行使職權也當成搞獨立王國了。這種誤解的產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種一線二線分工的模糊性所導致的權責不明確。這種誤解產生了嚴重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它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誘因。

“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實施一線二線分工所引發的嚴重后果給我們一個重要教訓，這就是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政治運作必須制定明確的制度，必須嚴格地進行制度化操作，必須有明確的權責界限的劃分。如果沒有規則，如果沒有制度可以遵循，那么黨內難免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產生矛盾和沖突。如果這種矛盾和沖突不能在制度的框架內得到理性的解決，那又難免影響黨內的團結，進而影響國家的穩定。

第四篇：解讀中共最高領導層工作機制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如何運作

解讀中共最高領導層工作機制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如

何運作

編者按: 2013年7月，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所著《中國集體領導體制》一書公開出版。在該書封面上，寫著“國內外首部解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工作機制的專著”。

南方周末經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獨家授權，摘發該書的部分內容，披露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如何交接班，常委會日常工作的主要事項，以及常委會進行集體決策的程序，等等。

在中國，領導人至少要跨越兩個重要的政治臺階，才能成為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第一個臺階是擔任黨的省級書記；第二個臺階是擔任黨的領導集體成員的主要助手，主要鍛煉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候補書記。

中國特色“集體領導制”如何確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創意和制度創新都源于毛澤東。

1956年，中共八大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毛澤東在考慮中央領導機構設置方案時，提出增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并提議由黨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一起組成該委員會，作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舉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構成了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核心。

1959年后，毛澤東不再擔任國家主席。他提出分為“一線”和“二線”的設想，其中他本人退居“二線”。隨著毛澤東執政時間延長和個人威望不斷提高，由集體領導變成了個人“最高指示”，使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一定程度上退化為傳達和執行毛澤東個人指示的“辦事機構”。

“文化大革命”后，華國鋒和鄧小平恢復中央集體領導制度。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中央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副主席。

十四屆一中全會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作了重要的改革：

首先，正式建立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核心的“一元權力”結構，不僅常開會，真正成為集體領導決策核心；

其次，根據黨中央和鄧小平的決定，實行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領導體制；

再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年齡梯隊。十四屆一中全會后的20年間，中國特色的“集體領導制”逐漸鞏固完善。大體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中共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機制，第二步是中共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九常委機制。

政治局常委會如何交接班

中共新一屆中央集體領導人或集體接班人的產生，既不是西方國家產生國家元首時像“空降兵”一樣一舉上臺，也不是像“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新星王洪文那樣搞“火箭式”上臺，而是典型的“臺階式”，至少要跨越兩個重要的政治臺階，才能成為中央領導集體成員。

第一個臺階是擔任黨的省級書記，在治理國家前，先接受治省的鍛煉和考驗。

截至2012年底，世界上人口上億的國家有11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若以人口數達到6000萬作為大國標準，那么中國至少有8個省的人口達到或接近6000萬。除軍事和外交外，治理一個省就如同治理一個世界大國。擔任省級黨委書記就積累和具備了長期的地方執政經驗，這一臺階是他們成為中央領導人所需信息、知識、經驗和能力的“加速積累期”。

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有5人擔任過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比例為71.4%，具有地方省級工作經驗的比例高達85.7%。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6人擔任過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比例為66.7%，具有地方省級工作經驗的比例達77.8%。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有8人擔任過省委書記、直轄市市委書記，比例為88.9%。

第二個臺階是擔任黨的領導集體成員的主要助手，也是“集體交接班”的過渡期。這個臺階的主要鍛煉崗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候補書記，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主要助手。

從統計數據看，近幾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進入當屆常委會以前，接受“第二臺階”鍛煉的時長呈現出逐屆提高的趨勢。

在這一政治臺階上，即使那些仍擔任省級黨委書記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有更多機會了解和分享中央領導集體是如何作出重大決策的。這如同他們的“實習期”和“預備期”，全面接受治黨治國理政之道之術的“強化訓練”，為他們將來集體接班作各種政治準備。

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對他們還起到傳幫帶的指導作用，使他們盡快完成從地方負責人到中央領導人角色的轉變；這一階段還起著集體考察的作用，特別是政治考察，“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

通常情況下，只有走完之前兩個政治臺階之后，才能正式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為領導集體核心成員之一。

最后一個環節就是政治交接班，主要體現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例如，胡錦濤曾擔任十六大報告起草組組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領導下，直接負責起草十六大報告，經過一年左右的時間，正式提交十六大，經大會批準之后，成為十六屆黨中央治黨、治國、治軍的路線和綱領。這就在實際上完成了政治交接班任務，從而保證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連續性、繼承性和創新性，不會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

常委會如何協作和調研

自十六屆一中全會開始，正式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九常委分別代表黨和國家主要機構。以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例，九位常委之間的溝通、協商、協作關系主要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各常委個人之間的協作關系，通常由個人之間交流協商來實現。

各常委所代表的機構之間的協作關系，由各機構黨組向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交報告，研究重大決策。如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所代表的中樞機構共有八個，分別是中共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政協、中央紀委、中央宣傳口、中央政法委。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每個常委不僅代表個人發表意見，還要代表各機構發表重要意見。一旦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集體決定，各方機構就須照辦，各位常委直接向所在機構（黨組）傳達這一決定，根據分工各自采取行動。

毛澤東最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1992年鄧小平以84歲高齡視察南方，闡述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原則，促進了改革開放；十五屆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到全國各地考察、調研237次，人均達34次。

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繼承了十五屆的傳統，五年間九位常委到全國各地調研考察累計達352次，人均達到39次；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九位領導人在2007年10月至2011年8月不到四年的時間里，國內考察調研次數達到386次，人均43次。

調查研究還體現在對重大突發性公共事件或重大自然災害的積極響應。以2003年“非典”為例，當年，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有八人圍繞“非典”疫情防控工作前往地方進行調研，累計次數達19次。

中央政治局常委還利用出訪國外進行國際調查研究。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七位同志出訪次數達到224次，人均達32次，其中以國家主席出訪次數最多。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國訪問的次數累計達到219次。

此外，領導人積極參加國際會議，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共計31次，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共計28次。

常委會如何決策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共政治決策機制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幾個不同階段：

第一階段（1949年到1957年）是決策制度化建立階段，這一階段是民主集中制執行得較好的一段時期。

第二階段（1958年到1965年）是決策制度受到嚴重破壞階段。這一時期毛澤東在重大決策中的個人作用凸顯，其他領導成員的作用在下降。

第三階段（1966年到1976年）是非制度化時期，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被破壞。

第四階段（1977年到1991年）是重建民主決策、集體決策制度階段。鄧小平提出，各級黨委要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

第五階段（1992年至今）是集體決策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深化階段。江澤民提出了“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決策原則。

以中共第十六屆、十七屆中央領導集體為例，集體決策機制的運行情況如下。國家決策體系分為“外腦”和“內腦”：“外腦”由人民群眾、國內外智庫（以國內智庫為主）和地方四套班子（主要是省級，包括黨委、政府、人大和政協）組成，內腦則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為核心，包括國務院、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三大班子。

第一，黨中央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2002年1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中央集體決策機制進入了鞏固和完善的階段。2004年2月，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規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報告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民主生活會議，并向中央政治局通報，聽取中央政治局成員的意見和建議。兩屆中央政治局還在每年9月定期召開會議，討論總結中央政治局前一年的工作。

第二，堅持重大問題集體討論、集體決策。在2003年年底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曾慶紅明確提出：在黨委內部，書記是“班長”，重大問題由黨委集體作出決定。“集體決策”就是在決策過程中“堅持黨的集體領導，而不是個人決定重大問題”。

第三，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建立決策失誤責任追究制度，健全糾錯機制。2004年9月，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指出：完善重大決策的規則和程序，通過多種渠道和形式廣泛集中民智，使決策真正建立在科學、民主的基礎之上。

第四，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職能，重大事項與他們進行政治協商。

2005年2月，中共中央頒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首次明確把“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就重大問題在決策前和決策執行中進行協商”作為政治協商的重要原則。

中共中央同各民主黨派中央政治協商的內容主要包括：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的重要文件；

憲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議；國家領導人的建議人選；關于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決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中長期規劃；關系國家全局的一些重大問題；通報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況并聽取意見，以及其他需要協商的重要問題等。

從1990年到2006年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委托有關部門召開的協商會、座談會、情況通報會達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召開74次。第五，主動接受專家咨詢意見，發揮各類思想庫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各類專家和思想庫在決策咨詢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經濟、社會、歷史、國際政治等方面專家學者頻頻為國家決策提供專業化的咨詢研究。

第五篇：國臺辦領導層調整

國臺辦領導層調整 李亞飛、龔清概任副主任（一覽表）

2013年11月08日14:57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北京11月8日電(崔小粟)中央臺辦、國臺辦網站“辦領導”欄目今日更新，公布國臺辦領導層調整情況。主任助理李亞飛升任副主任，福建省政府黨組成員龔清概調任國臺辦副主任。

根據“辦領導”欄目今日顯示的信息，最新的國臺辦領導“配置”為“一正四副一助理”。分別為主任張志軍，副主任葉克冬、陳元豐、李亞飛、龔清概，主任助理龍明彪。原常務副主任鄭立中、副主任孫亞夫未出現在領導名單中。58歲的李亞飛在國臺辦任職已有20余年，2000年起擔任海協會秘書長。另據福建省政府發布消息稱，龔清概于今年10月起不再擔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黨組成員，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管委會主任。

55歲的龔清概是福建石獅人。2010年2月，福建省平潭綜合實驗區成立，龔清概出掌管委會主任。平潭綜合實驗區位于臺灣海峽中北部，是大陸距臺灣本島最近的地區。

福建省委組織部部長姜信治評價龔清概在平潭工作期間的表現時曾表示，龔清概同志在平潭任職三年期間，團結帶領班子成員“大力度超常規推進平潭開發建設，創造了平潭速度、平潭質量和平潭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