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梁啟超的史學革命和史學研究方法
梁啟超的史學革命和史學研究方法
葛喜生·鑒古野叟
梁啟超先生不愧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革命的宣傳家、發(fā)起人。他早在1901年9月就在《清議報》上發(fā)表《中國史敘論》,指出“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系,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jīng)歷,及其相互之關系。”(《中國歷史研究法》中華書局2009年5月北京第1版,第161頁)既道出了舊史學的局限,又道出了新史學要將研究的關注點放在全體國民,研究這一群體的經(jīng)歷以及原因結果。次年2月,他在《新民叢報》上發(fā)表《新史學》,展開批判舊史學,他說“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shù)百。茲學之發(fā)達,二千年于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同上書,第176-177頁)接著他分析了舊史學“四蔽”及由“四蔽”所生之“二病”。
蔽之一:“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鑒》,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同上書,第177頁)
蔽之二:“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shù)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yǎng)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后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于鯽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同上書,第177-178頁)
蔽之三:“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后,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xiàn)。??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為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于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何并此而無也???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夫陸沉我國民之罪,史家 1
實尸之矣。”(同上書,第178頁)
蔽之四:“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xù),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shù)蒙乒數(shù)脨汗苎砸病9屎古3錀澲窌匀缦炄嗽褐枷瘢翢o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同上書,第178-179頁)
病之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同上書,第179頁)
病之二:“能因襲而不能創(chuàng)作。”(同上書,第180頁)
由于上述“四蔽”和“二病”而導致舊史書給中國讀者帶來了難讀、難別擇、無感觸的惡果。特別是對“無感觸”這一后果,梁啟超說:“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同上書,第181頁)
有感于民族危亡的艱難時局和中國舊史學的上述弊端,梁啟超振臂高呼:“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yōu)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guī)熘袛?shù)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yǎng)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同上書,第181-182頁)
1921年梁啟超為南開大學學生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而后整理成書,即《中國歷史研究法》。在此書第一章《史之意義及其范圍》及第三章《史之改造》中,梁啟超除了繼續(xù)其對舊史的批判以外,著重提出了改造史學的號召和史學改造的任務。
首先,他提出了新史學的宗旨和目的。他自問自答說:“歷史為死人——古人而作耶?為生人——今人或后人而作耶?據(jù)吾儕所見,此蓋不成問題,得直答曰為生人耳。”他分析說舊史學主旨在于為古代人主隱惡揚善,成為褒貶死人的一種工具。“然無論為褒為貶,而立言皆以對死人則一也。后世獎厲虛榮之涂術益多,墓志、家傳之類,汗牛充棟,其目的不外為子孫者欲表揚其已死之祖父,而最后榮辱,一系于史,馴至帝者以此為駕馭臣僚之一利器。”(同上書,第37頁)可是,“若夫一個個過去之古人,其位置不過與一幅之畫,一座之建筑物相等。只能以彼供史之利用,而不容以史供其利用,抑甚明矣。”因此,史學應加以改造,“是故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死人本位的歷史,實史界改造一要義也。”(同
上書,第38頁)
其次,他界定了史學的范圍。他說“史學范圍當重新規(guī)定,以收縮為擴充也。??今后史家,一面宜將其舊領土一一劃歸各科學之專門,使為自治的發(fā)展,勿侵其權限;一面則以總神經(jīng)系——總政府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同上書,第38-39頁)又說:“今日所需之史,當分為專門史與普遍史之兩途。??治專門史者,不惟須有史學的素養(yǎng),更須有各該專門學的素養(yǎng)。此種事業(yè),與其責望諸史學家,毋寧責望諸各該專門學者。??專門史多數(shù)成立,則普遍史較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并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同上書,第44頁)梁先生還羅列了中國歷史要研究的重要項目,諸如“中華民族是否中國之原住民?抑移住民?”“中華民族由幾許民族混合而成?其混合醇化之跡何如?”“中華民族之政治組織——分治合治交迭推移之跡何如?”“民族之根本思想何在?其各時代思潮蛻變之跡何如?”“各時代所受外國文化之影響何如?我文化之曾貢獻或將貢獻于世界者何如?”(同上書,第5-7頁)等等,他概括為四個方面“第一,說明中華民族成立發(fā)展之跡,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無衰敗之征。第二,說明歷史上曾活動于中國境內(nèi)者幾何族,我族與他族調(diào)和沖突之跡何如?其所產(chǎn)結果何如?第三,說明中華民族所產(chǎn)文化,以何為基本,其與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響何如?第四,說明中華民族在人類全體上之位置及其特性,與其將來對于人類所應負之責任。”(同上書,第7頁)
第三,要盡量摒棄主觀偏見,對歷史進行客觀的研究,“在得于一近于客觀性質的歷史。”(同上書,第40頁)他說:“夫史之性質與其他學術有異,欲為純客觀的史,是否事實上所能辦到,吾猶未敢言。雖然,吾儕有志史學者終不可不以此自勉;務持鑒空衡平之態(tài)度,極忠實以搜集史料,極忠實以敘論之,使恰如其本來。??乃至對本民族偏好溢美之辭,亦當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國民之自覺,然真自覺者決不自欺,欲以自覺覺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圍內(nèi),裁抑其主觀而忠實于客觀,以史為目的而不以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同上書,第41頁)
最后,他提出了完成偉大新史學的組織協(xié)作問題。他說:“昔自劉知幾以迄萬斯同,皆極言眾手修史之弊,鄭樵、章學誠尤矢志向上,以成‘一家之言’為鵠,是皆然矣。雖然,生今日極復雜之社會,而欲恃一手一足之烈,供給國人以歷史的全部智識,雖才什左馬,識伯鄭章,而其事終不可以致。然則當如之何?曰,惟有聯(lián)合國中有史學興味之學者,各因其性之所嗜與力之所及,為部分的精密研究,而懸一公趨之目的與公用之研究方法,分途以赴,而合力以成。如是,則數(shù)年之后,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或可望出現(xiàn)。”(同上書,第45頁)
二十世紀我國史學的主流是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引下,向前推進的,而前進的方向也基本與梁啟超指出的方向相一致。梁啟超的上述思想,有些自發(fā)的唯物史觀。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能提出這樣的建立新史學的觀點,已很先進。可惜的是,梁啟超本人并未在“新史學”的具體研究和著述方面做出努力和貢獻,卻又說要開出一派“新考證學”,從上世紀二十年代起,“新漢學”的猛烈浪潮襲卷而來,包括梁啟超在內(nèi)的“新史學”學人偃旗息鼓,幾乎銷聲匿跡。三十年代起,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史學逐漸興起,到新中國建立時,唯物史觀派史學已成為史學的主流,但隨后卻又蒙上了厚厚的政治色彩,直到八十年代以來,經(jīng)濟史、社會史蓬勃發(fā)展。“社會史使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內(nèi)容實現(xiàn)了三大轉向:由精英的歷史轉向普通民眾的歷史、由政治的歷史轉向日常社會生活的歷史、由一般歷史事件轉向了重大的社會問題。顯而易見,這與20世紀初梁啟超的‘新史學’追求的目標基本一致,他們屬于同一譜系。”(王學典、陳峰《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34頁)因此,“伴隨著社會史的全面復興,20世紀初梁啟超倡導的‘新史學’理想也終于找到了歸宿。”(同上書,第218頁)
梁啟超的新史學思想影響了一大批后來的史學家,如吳晗、周谷城、呂思勉、黎東方等,甚至連“新漢學”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適也受到梁啟超的思想影響。此外,梁啟超根據(jù)自身研究的經(jīng)驗所得出的研究歷史的具體方法,如歸納法、辯偽正誤法等,很值得學人借鑒。
由于梁啟超還沒有掌握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所以在一些問題上他又陷于自相矛盾,甚至思想發(fā)生倒退,這是他的致命弱點。如對歷史的因果關系,他看到了社會歷史的因果關系與自然科學中的因果關系不同,這是有眼力的。1921年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他說到了“凡成為歷史事實之一單位者,無一不各有其個別之特性。??而最奇異者,則合無量數(shù)互相矛盾的個性,互相分歧或反對的愿望與努力,而在若有意若無意之間,乃各率其職以共赴一鵠,以組成此極廣大極復雜極致密之‘史網(wǎng)’。人類之不可思議,莫過是矣。史家之職責,則在此種極散漫極復雜的個性中,而覷見其實體,描出其總相,然后因果之推驗乃可得施。”(同上書,第135頁)這已經(jīng)偶然達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了,可是,由于他沒有真正確立唯物史觀,到1922年在南京金陵大學第一中學發(fā)表《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時,他的思想發(fā)生了倒退。他單單看到社會歷史現(xiàn)象的結果不與行為主體的主觀愿望和目的直接相符,就誤認為因果關系不存在,這是因為他沒有掌握“原因”和“結果”的辯證關系,因為他更不明白這樣一個唯物史觀:社會歷史是由無數(shù)的具有主觀意識的人共同作用的結果,各個主
觀意志最終沖突、抵消而產(chǎn)生的結果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人類社會歷史是個自然歷史過程,也和自然界一樣也是有規(guī)律可尋的。比如他說“明成祖派鄭和入海,他正目的不過是想訪拿建文,最多也不過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沖動,然而結果會生出閩粵人殖民南洋的事業(yè)。”由此,他得出結論說“歷史上無論大大小小都是如此,從沒有一件可以預先算準那‘必然之果’”。為什么會這樣呢?他認為“因為人類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他否定了因果論,他說“歷史現(xiàn)象,最多只能說是‘互緣’,不能說是因果。”(同上書,第157頁)在這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不懂得“自由”和“必然”的辯證關系,他說“‘必然’與‘自由’是兩極端,既必然便沒有自由,既自由便沒有必然;我們既承認歷史為人類自由意志的創(chuàng)造品,當然不能又認他受因果必然法則的支配,其理甚明。”(同上書,第156頁)
他的研究方法有其可借鑒處,但也不能捧得太高。書中的有些方法值得商榷。例如,他談到他考定玄奘西行取經(jīng)的時間為貞觀元年而非以前史書所說的貞觀三年八月,為此他津津有味地談了研究經(jīng)過:先是讀《慈恩傳》,見玄奘在于闐所上表中有“貞觀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語,如果是在貞觀十九年,那么就貞觀三年至十九年正好十七年沒問題,但聯(lián)系上下文確知此事是在貞觀十八年春夏之交,因此開始產(chǎn)生懷疑出發(fā)時間應在貞觀二年或元年。然后,根據(jù)玄奘的行程和各地淹留的歲月來調(diào)查,又查《續(xù)高僧傳》玄奘本傳,見有“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敕道俗,隨豐四出”數(shù)語,據(jù)此又查新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三年并無霜災,反而是貞觀元年有霜害,于是梁啟超的懷疑又得一力證。接著他再找其他證據(jù),他又找到了玄奘途中遇到過的突厥可汗葉護,《西突厥傳》記載葉護于貞觀初被其叔(俟毗可汗)所弒,《新唐書》也說“貞觀四年俟毗可汗來請昏”,梁啟超想如果玄奘是貞觀三年八月從長安出發(fā),那么應當在貞觀四年五月初才能到達突厥,這時葉護可汗已死,怎么見到呢?于是梁啟超的懷疑又得到進一步確信。那么葉護可汗被殺的確切年份是哪一年呢?經(jīng)查《資治通鑒》是貞觀二年,又在《新唐書·薛延陀傳》查到“值貞觀二年突厥葉護可汗見弒”。至此,梁先生大高興,認為他的觀點“玄奘貞觀元年首涂留學”成立!(梁先生的論證過程參看《中國歷史研究法》第96-98頁)他的結論,最終是依托在《資治通鑒》和《新唐書·薛延陀傳》正確的基礎上。那么,我要問,如果這兩書的記載是錯誤的呢?何以見得這兩書的記載就一定正確,其他書的說法就一定不對呢?按這種方法,如果我們懷疑《資治通鑒》和《新唐書·薛延陀傳》的記載是錯誤的,也會查找出相關證據(jù),證明葉護是在貞觀四年被殺。證據(jù)就是《慈恩傳》中玄奘在于闐上表“貞觀三年出游”,回到長安時是貞觀十九年這是公認的既定事實,前后共十七年也是諸多史書所確認的,而玄奘在西突厥遇見過葉護可汗,因而葉
護不可能是在貞觀二年被殺。這個結論所依托的前提則是《慈恩傳》是正確的,玄奘本人的上表所言應是正確的,沒有理由將貞觀元年誤認為是貞觀三年,而玄奘經(jīng)歷十七年于貞觀十九年回到長安又是事實。這么一倒鼓,到底誰對呢?按梁啟超的邏輯,這些矛盾的史料中必有一真,因此他確信《資治通鑒》和《新唐書·薛延陀傳》是真,與其相矛盾的則是假。而按照形式邏輯的排中律,正確的邏輯應該是兩者矛盾必有一假,甚至都假。所以說,梁啟超所津津樂道的這個事例,不足為學人效法。正確的做法,應該有一個合理的、正確的、標準的參照物,以此參照物來比較、衡量、甄別所要考量的史料或事物,才能對史料的證據(jù)力得出正確的判斷。否則,則可能陷入以一個或幾個“證據(jù)”否定一個事實,一個或幾個其他證據(jù)材料又否定這個“證據(jù)”的惡性循環(huán)中,進而整個古代史料和整個歷史都可能被否定。典型的如,有的學者拘泥于確信《爾雅》、《說文》等書的文字解釋,從而導致得出大禹是蟲的荒唐結論。
史學的證據(jù)規(guī)則遠不如法學的證據(jù)規(guī)則來得明確和被普遍遵守,這是史學需要改進的地方。現(xiàn)代學者張巖在其所著《審核古文<尚書>案》中不僅以大量的史料和史事否定了清朝學者閻若璩對古文《尚書》的責難,還對古文《尚書》的特征字進行字頻分析,得出結論:偽造古文《尚書》難度極大,幾乎不可能性。作者在該書中指出:“以往辨?zhèn)螌W者經(jīng)常將其工作當作審案,將其結論稱為‘定案’、‘鐵案’,其‘辦案’過程又過于‘大膽’草率,所以有必要用當代刑事案件的辦案規(guī)則追究其辦案質量,有必要設立一套相對嚴格的‘正當程序’(最低限度的程序保障),以保證文獻甄別過程的慎重、嚴密和準確。”(中華書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85頁)“在對‘辨?zhèn)螌W’的證據(jù)甄別中,不能保留正常學術探索中的存疑空間(不具有可靠‘真實性’的證據(jù)必須排除),其證據(jù)排除的方法和規(guī)則,理應達到比證據(jù)法學現(xiàn)有成就更加嚴密和準確的程度。”(中華書局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第291頁)這指出了史料學或古籍整理學乃至史學一個需要加強的方向,問題已經(jīng)提出了,還得史學界學人的共同努力以臻至善。
草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改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第二篇:淺談梁啟超的新史學
淺論梁啟超的新史學
【摘要】:20世紀初,西方列強加緊滅亡中國的步伐,社會危機不斷加深。“個人是時代的產(chǎn)兒,思想是現(xiàn)實的反映”。偉大的思想家梁啟超也不例外。梁啟超在西學影響下,本著經(jīng)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傳進化論,批判舊史學,對傳統(tǒng)史學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導“新史學”并以“新史學”理論和方法促進中國史學的變革。“新史學”所論述的史學問題在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上樹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學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學這樣對中國史學影響至廣至深,在中國史學史上是不多見的。新史學雖有一些片面性影響,但其所倡導的史學貴在創(chuàng)新、良史當看重哲學、史學對于民族命運至關重要等論點,至今仍有深遠的借鑒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
【關鍵詞】:梁啟超
新史學
四病
二弊
民史
影響
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fā)表了《新史學》一文。梁啟超縱觀中外社會歷史的進步和現(xiàn)狀,聯(lián)系中外社會歷史的進程和現(xiàn)狀,聯(lián)系中外史學之差異,乃大聲疾呼:“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舊史學”,倡導”新史學”,而其根本目的則在于“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力于此優(yōu)勝略敗之世界。”梁啟超作為一個改良主語者,在他那個時代,經(jīng)歷了太多太多的歷史:甲午中日戰(zhàn)爭,中日馬關條約,戊戌變法失敗,八國聯(lián)軍侵華失敗等等。在民族危難,國人哀婉之際,那些站在歷史潮流前頭、面對民族危機的人們,都在選擇民族自強之途。梁啟超的新史學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學的歷史影響
新史學對20世紀的中國史學有著深遠的影響。在從古代史學向近現(xiàn)代史學轉變的過程中,新史學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時期的史學,正是沿著20世紀出的思想主張,與梁啟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觀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繼承關系。五四以后興起的疑古史學,主要是對中國舊史學較為深層次的批判,受新史學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比較新史學和舊史學可以得出幾點認識:(1)在內(nèi)容上,舊史學多偏于政治方面。質言之,就是舊史學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學則注重全部民生。觀察點不同,而其作用自迥異也。(2)在歷史觀上,舊史學主張循環(huán)說,新史學則主張進化說。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現(xiàn)代社會之所以為如此現(xiàn)象,絕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萬年進化而成。因為要認識現(xiàn)代社會,所以非研究現(xiàn)代歷史不為功。研究過去,應用現(xiàn)在,所以期未來之效果。(3)在時間上,舊史學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時代,以及有史時代中某個時期。新史學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時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時代去推究。故新史學不能單恃書本,必須借助語言學文字學,而于考古學、人類學尤為且要。(4)在空間上,舊史學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學眼光則擴充范圍及全部。舊史學所研究之空間范圍小,新史學所研究之范圍大。(5)在歷史的構成上,舊史學以特殊史跡為個人所造成,新史學謂一切史跡,為人類公共合作而成。(6)在價值論上,舊史學往往囿于成見,偏于一種目的,不能恪盡天職。新史學家居于科學地位,不偏不倚,以闡明正義公道,期人類共趨于太平之域。(7)在方法論上舊史學不出經(jīng)史的范圍,走文以載道或乾嘉考據(jù)的老路。新史學多借重西方社會學的方法。進化論的思想和社會是一個有機的思想,促成了國人世界觀的進化。(8)從舊史學的地位上看,舊史家開始為神的仆役,后來又變成了帝王的侍臣,再變?yōu)槊褡逯髁x的炮手。新史家既不愿替神權或君權服務,也不愿專以發(fā)揚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為職志,他們眼中所關心的只有人類。他們所從事的,只是人類的文化和幸福。這是新史家把他們貢獻于全人類的宏原,就是與舊史家地位分離的鴻溝。(9)就史學的性質上說,新史學的性質是客觀的、大眾的、現(xiàn)實的、進步的、科學的,與舊史學恰立于相反的地位。新史學側重現(xiàn)在的問題,側重在普遍的理法,注重對歷史規(guī)律的揭示。也就是說新史學不僅注意例外異常的情形,并且注意普通的一般現(xiàn)象。(10)在歷史編纂學等方面,從前濫用史料,而現(xiàn)在知道嚴厲檢查了;從前好用主觀,偏重文采,而現(xiàn)在知道利用分工的方法了;從前只限于沿革的記錄,而現(xiàn)在知道要于史實間探出理法了。
總之,舊史家之動機多源于恨,新史家之動機多起與愛,其教授方法,舊史家以教師為主注入的;新史學以學生為主,自動的,舊史學重記憶,新史學重推理,舊史家重保守,新史家重進取。①
(二)新史學的歷史地位
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史學家的心目中,新史學有很高的地位,他們認為無論是從形式到內(nèi)容、從理論到方法、從主觀動機到客觀效果、從時間到空間、從價值論到史家地位,還是從史學性質到歷史編纂學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面貌。新史學不僅提出了要進行史界革命、史學革新、建設新史學,而且還對舊史學進行了初步分析;其主張不限于史學,更成為喚起民眾,變革現(xiàn)實的思想武器;確立了進化史觀的地位;嘗試編寫出一批新的中國通史,把新史學變成一種切實的實踐,梁啟超用文白參半的“新文體”,既宣傳了資產(chǎn)階級新史學理論主張,又在社會各界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對后來的五四運動起到了前驅的作用。這些都奠定了新史學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fā)展史中的歷史地位。
首先,新史學成為國人喚起民眾、變革現(xiàn)實的思想武器。作為與社會思潮緊密相關的新史學思潮,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所起到的這種振聾發(fā)聵的作用,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史學學派的史家介紹弱小民族的亡國史以警示國人。據(jù)統(tǒng)計,從1900年到1911年,出版此論著超過50種以上。這些此類論著或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和手段,或記錄亡國人民的悲慘生活,其目的都是令國人自警,總結教訓,奮發(fā)圖強,挽狂瀾于既倒。在實踐中,對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革和發(fā)展,起到了思想啟蒙和催人驚醒的積極作用。
其次,從對舊史學的批判,到重新認識以往舊史學主張的提出,不論其具體態(tài)度如何,應該說是自覺的史學意識進一步加強的表現(xiàn),是以前所沒有的。梁啟超對中國古代史學進行批判,認為舊史學有“四弊”“兩病”“三惡果”,此外,他還以“論正統(tǒng)”“論書法”“論紀年”和歷史研究的范圍與內(nèi)弄等專題,對舊史學的重要范疇進行了重新的認識。正統(tǒng)之弊,主要是君統(tǒng)觀念在作祟,梁啟超對正統(tǒng)觀念的破除,對封建、道統(tǒng)的有力批判,對新史學的觀念和普及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在論書法中,對所謂的春秋筆法進行了批評,認為“春秋之筆法,非所以褒貶也。”梁啟超以國民之前途命運為中心,對歷史評價的標準進行了初步的界定。這些都說明梁啟超等新史家均試圖在重新認識和評價傳統(tǒng)史學,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確立了近代進化史觀。20世紀初,經(jīng)過梁啟超等人的宣傳,近代進化論不僅使整個社會振聾發(fā)聵,更在學術思想領域奠定了其不可移易的地位。新史學對于近代進化論雖無首創(chuàng)之功卻有普及宣揚之力,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梁啟超認為史學本身就與進化現(xiàn)象分不開。隨著社會歷史的發(fā)展,特別是各派之間政治上分歧的擴大,人們對歷史進化的方式、原因也做了各自不同的解釋,歷史進化論朝著不同的方向發(fā)展。但是,無論何種進化論,在社會歷史的進化發(fā)展這一基本認識上是一致的,此后誰也不認為歷史是循環(huán)的,更不認為是退化的,而是向前發(fā)展的。這種歷史觀的變革是歷史認識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革。
第四,新史學擴大了歷史研究的范圍,對歷史的理論的重要范疇進行了初步探討,使歷史學在學科建設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20世紀20年代前后,社會歷史及其運動變化狀況,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用社會科學的理論來指導歷史研究已成為多數(shù)學者的共識。在這個過程中,《新史學》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以前在歷史學家眼中歷史人物多是一個個個體,好像不受一切外物所左右,史學家本人多半從這些歷史人物身上下功夫,社會科學處處從環(huán)境入手,認為其生理、心理,日常生活和特別行為,都與前后左右的社會有聯(lián)系,使研究的范圍和視野較前大為開闊。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考查也更近于科學。新史學在中國史學思想從舊史學向近代史學轉變的過程中起到了開心布局的作用,大大推進了中國史學的學科化建設。以社會科學方法治史也為日后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產(chǎn)生了積極的影響。
第五,在歷史編纂學上,新史學嘗試了新的編纂體例,并有一批新體中國通史問世。正因為有了進化史觀的理論指導,有了對社會歷史的新認識,才可能有新體的中國通史問世。章節(jié)體一個最大的功能是可以清晰地看出人類社會進化發(fā)展的脈絡,之所以分章分節(jié),均以大量實例來說明人類社會的進化和道理。
(三)新史學的局限性
新史學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對舊史學的過激否定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從歷史觀上看,梁氏說“二十四史只是二十四姓之家譜,是地球上空前絕后之一大相砧書”。事實如何呢?對于歷史進程到底如何看呢?是不是幾千年的歷史只是無窮無盡的斗爭,一點變化都沒有呢?顯然不是。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認為歷史是永恒不變的《禮記*禮運》篇對社會歷史“大同”“小康”的劃分,把這種意識更向前推進了一步。因為“大同”說的是人類進入文明階段以前的狀況;“小康”說的是人類進入文明階段以后的狀況;這是私有制產(chǎn)生前后的兩個階段,這種朦朧的認識,含有真理的成分。還有中國歷史上對“理”“勢“的認識,都說明了中國歷史上客觀存在的樸素進化思想。這種對歷史進程的看法,顯然有不斷進步的一面。
其次,在歷史文獻學方面,梁說:“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有認為幾千年來之史所記無非鄰貓生子之事,比如,“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那么事實如何呢?史料學經(jīng)過兩千多年的發(fā)展,史料的范圍擴大了,對史料的處理方法也日益精審了。目錄學、校勘學、版本學、輯佚書、辨?zhèn)螘⒐盼淖謱W、古音韻學、古器物學、年代學、嚴格地理、史料學、以及甲骨學、金石學、敦煌學等,或者直接屬于史料學范圍,或者跟史料學有密切關系,足以說明史料的范圍大大擴寬了。在史料學的處理上,從搜集、校訂到考辨,形成了一整套系統(tǒng)的行之有效的辦法。這些成就不僅可以說明中國傳統(tǒng)史學中歷史文獻學之發(fā)達,恐怕在世界上也罕有其匹。
復次,在歷史編纂學方面,梁氏所說舊史學詳古略盡,知故不知今,陸沉國民之罪,實乃史家的罪過。列傳本紀等,實際上是無數(shù)墓志銘的合成。事實如何呢?傳統(tǒng)史學不但不詳古略今,相反,詳今略古倒是一個傳統(tǒng)。孔子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②但他又認為“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無從周”③這說明他還是注意現(xiàn)實的。司馬遷作《史記》,從上古寫到漢武帝,也有所謂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現(xiàn)代史之分,而且敘述原則則是越遠越略,越近越詳,這是不是可以說是當時的一部近現(xiàn)代的學術思想史。中國史書體裁的豐富多彩也是世界上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最古的史書流傳下來的如《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世本》等書,一種書就代表一種體裁。編年、紀傳、紀事本末、綱目、學案等門類齊全。《隋書*經(jīng)籍志》史部分為十三類,《四庫全書》史部分為十五類,足以表明中國傳統(tǒng)史學體裁的豐富。
(四)新史學的基本內(nèi)容
梁啟超以民史觀念對傳統(tǒng)史學作了深入全面的批判。梁啟超首先提出要確定中國史的地位,反對歐洲中心論。一是中國史不得列為世界史之外,在世界史中應占有一強有力位置;二是不再像以往那樣籠統(tǒng)稱為“史”,更不能以朝代命史應與“英國史”、“美國史”等相并列。中國是一個以平等身份與西方結合的整體這樣其結果既不是純粹的東方也不是純粹的西方文明,真正是“遠近大小若一”的太平盛世,“世界史”概念的引入使中國史的主線變成一步步走向更大空間并最終參與推動世界歷史的過程。總結了傳統(tǒng)史學的弊病,從總體上說,是“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辟開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國民者”。④造這種弊病的原因,在于傳統(tǒng)史學存在著“四弊”“二病”。
四弊是:一是“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梁啟超說:“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固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得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之分別,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于是乎有所謂正統(tǒng)閏統(tǒng)之爭論,所有鼎革前后之筆法。”
二是“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梁啟超認為,史學的價值體現(xiàn)在“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yǎng)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后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而傳統(tǒng)史學家只知為朝廷作本紀列傳,不知記述人群進化之事,不過是“合無數(shù)之墓志銘而成者耳。”
三是“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梁啟超認為,史學的作用在于“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jīng)世之用也”。而傳統(tǒng)史學由于忌諱當朝統(tǒng)治者之事,“非鼎革之后,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xiàn)”,因而史學變成“為若干之陳死人”而作的“紀念碑”。中國古代缺少民史,其原因“實由認歷史為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于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梁啟超提出了歷史應該“為國民而作”的重要觀點。
四是,“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梁啟超說:史學貴在“勘破”“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xù)”的“原理”,“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以開啟民智。而傳統(tǒng)史書根本不能說明史實之間的因果聯(lián)系,使人讀了白費腦力,因此非但不能成為“益民智之具”,反成了“耗民智之具”。
“二病”是“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能因襲而不能創(chuàng)作”。梁啟超指出,中國的傳統(tǒng)史籍浩瀚若煙海,其中塞滿了“鄰貓生子”之類無用的史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造成“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中國古代史家人數(shù)雖不少,但除了司馬遷、杜佑、鄭樵、司馬光、袁樞、黃宗羲等6人“稍有創(chuàng)作之才”外,其余的史家都缺少創(chuàng)新。梁啟超肯定司馬遷的《史記》“常有國民思想”,將項羽列入本紀,孔子、陳勝列入世家,作儒林、游俠、刺客、貨殖等列傳,“皆有深意存焉”;認為杜佑的《通典開創(chuàng)了制度史的體裁,而“制度于國民全體之關系,有重于事焉者也”。⑤梁啟超對傳統(tǒng)史學“四弊”、“二病”的評析,無論是從歷史觀上著眼,還是從史學方法論上著眼,都包含著對傳統(tǒng)史學為封建帝王服務、缺乏國民思想、不能反映全體國民的歷史活動、不能起到有益民智的作用等方面的批判,始終貫穿著“民史”的觀念。
其次,梁啟超以近代“民史”觀念批判了傳統(tǒng)史學的“正統(tǒng)”論。梁啟超對“正統(tǒng)”論做了深刻的理論分析指出了它完全是君主制度下的產(chǎn)物。因此,所謂“正統(tǒng)”實際上就是“君統(tǒng)”,是封建君主以“君權神授”到謬論欺騙、愚弄人民的工具。“正統(tǒng)”論的實質,“一言蔽之曰”,自為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動后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梁啟超指出,“正統(tǒng)”對中國傳統(tǒng)史學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中國史學之謬,未有過于言正統(tǒng)者也”。在“正統(tǒng)”論思想引到下寫的史書。“不過一家之譜牒”,只會荼毒國民的心靈。他進一步指出如果要談正統(tǒng),也應當以民統(tǒng)代替君統(tǒng),即使有君主也應當向英國、德國、日本等君主立憲國家那樣。
再次,梁啟超以民史概念批判了傳統(tǒng)史學的書法,梁啟超指出,傳統(tǒng)史學主要記載“君主與其臣妾交涉之事”,而其書法,是看其所作所為是否有利于當時的君主,有利于君主則謂之功,謂之善;凡是者則謂之罪,謂之惡。其最所表彰的評價并沒有客觀公正的標準。同樣的叛逆行為成則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號,敗則夷三族。這是惟權力是視,根本沒有正義可言。他還強調(diào),他并不反對史學有“書法”,但是對于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當有新的標準。
梁啟超對傳統(tǒng)史學的批判,處處可見“民史”思想的蹤跡,透露出強烈的民主主義的氣息,表明他已經(jīng)將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民權學說有政治領域引入史學領域,并自覺地用以指導歷史研究。這種批判是前時期“民史”思想的進一步延伸和發(fā)展,在深度和廣度上是其他時期不能比的。這不僅為“民史”思潮的興起開辟了道路,也為梁啟超的新史學理論奠定了資產(chǎn)階級史學的性質。
(四)梁啟超史學理論的學術淵源和特點
梁啟超自幼受著傳統(tǒng)的封建教育。十五歲以前讀四書、五經(jīng)、《史記》、《漢書》、和段、王訓詁之學,尤其是進入學海棠后,更系統(tǒng)地接受“舊學”訓練,在治學方法上受乾嘉樸學影響,他的史學理論中不少治學方法,就是吸取了乾嘉考據(jù)學。1890年,梁啟超應試不第,回經(jīng)上海,購得《瀛環(huán)志略》讀之,并見到一些江南制造局所譯西書,由此稍知世界之事。是年秋,改從康有為問學,開始走上一條以經(jīng)世為目的,研究中國傳統(tǒng)學術與典章制度,同時涉獵“譯本西籍”,兼吸西學的治學道路。這種以傳統(tǒng)經(jīng)史之義為主要內(nèi)容的學術思想,成為梁啟超治史的重要特色。梁啟超在流亡日本期間,閱讀大量西藉,許多“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于目”,“思想為之一變”。⑥同時他表示要與封建“舊學”決裂,走近代資產(chǎn)階級學術道路。反映在他的史學思想,以吸收“西學”為主,確立了他的資產(chǎn)階級新史學的理論體系,并積極用于史學研究。
綜上所述,梁啟超史學理論的學術淵源,是以西方近代史學理論為主,并改造吸收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觀點二建立起來的。
他的史學理論體系的基本特點主要表現(xiàn)為多元論和多變性。“中西雜糅”是其多元論的主要思想根源。多元論是有深刻的社會歷史和思想根源的,一方面,他受當時西方社會學中有機論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有關。企圖從制約歷史發(fā)展的多種因素、特別是從心物兩者力量的限度中,去找歷史的因果聯(lián)系和發(fā)展趨勢。梁啟超史學理論多元論的特點,固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改良派史學理論的軟弱性,但梁啟超的思想較之某些一味以精神思想去解釋歷史的唯心論者,其眼光畢竟要開闊些,這也是治史能取得較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多變性是梁啟超史學理論的另一特點。追溯一下梁啟超的史學思想的發(fā)展,至少經(jīng)歷三次大變化。20世紀初,他一心向慕西學,以進化論為理論基礎創(chuàng)立“新史學”,所論英雄業(yè)績和國家民族興亡的歷史,都以進化論為指導思想解釋。辛亥革命后,他的“新史學”理論體系一變而求中西結合,既尋求歷史的因果聯(lián)系,亦肯定“據(jù)事直書,其義自現(xiàn)”的舊“正規(guī)”。五四以后,專一發(fā)揚光大新老傳統(tǒng),賦舊史學以新意為主題,明顯表現(xiàn)史學思想的倒退。從表面上看,這種多變性,與其史學理論的多元論有一定的聯(lián)系,但實際上,卻是他處的時代、社會和階級在史學理論上打下的深刻烙印。梁啟超史學理論的多變性,也是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史學的共同特點所規(guī)定。中國近代資產(chǎn)階級史學,是一種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意識形態(tài),一方面,它始終帶有濃厚的封建文化殘余;另一方面在吸收西方近代資產(chǎn)階級史學理論時,因整個過程十分短促,往往囫圇吞棗,缺乏認真的消化和選擇,以致形成一種新舊雜陳、中西糅合的不協(xié)調(diào)體系。
從近代以來許多史家一直追求史學的社會功能,西方史地學、邊疆史地學甚至包括元史研究,無一不是與這一史學致用宗旨緊密相連的。維新派宣傳社會進化論也是與變法圖強與實現(xiàn)其政治經(jīng)濟要求分不開的。新的史學觀點從醞釀時期就反映出濃厚的現(xiàn)實性,而梁啟超史學觀點則集中地表達了這一特點。⑦他非常強調(diào)歷史應為現(xiàn)實服務,起到“廣民智,振民氣”⑧的作用,他主張歷史應以今為主。所謂為現(xiàn)實服務,一是為資產(chǎn)階級政治目的服務,一是發(fā)揚愛國主義。他所提出的新史學體系緊緊圍繞以上兩個現(xiàn)實目的而展開。史學的民族性是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史學也是探索民族國家發(fā)展史的。必然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揭示中華民族淪落與振奮的經(jīng)驗教訓。這種為現(xiàn)實服務的史學功能既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資鑒特點,又以新的時代任務與民族主義思想加以糅合、升華,成為近代史學一個重要特點。
結語:面對“數(shù)千年未有之變局”和“數(shù)千年未有之強敵”,梁啟超提出“新史學”理論,盡管帶有明顯的片面性,盡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說,但他通過中國史學家的評述并結合改造“中國之舊史”的明確目的而提出來,在中國史學尤其近代史學的演進過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它標志著古代史學在清代后期之延續(xù)的結束和轉折。從此中國史學走向了近代化的大門。顯示了中國有識之士期望通過史學思想的轉變來挽救中國貧苦落后的局面。從梁啟超的維新變法的政治救國到文化救國這樣一個由淺入深、由具體到抽象的層次漸進救國道路。沒有任何一種史學思想能取代它在中國史學沖破舊史學的堅冰式的束縛和開啟現(xiàn)代史學的航道作用。對中國20世紀的史學走向起了引領和導向作用。在中國史學史上具有彪炳史冊的深遠意義。
備注:我很欽佩馬老師您的人品和治學思想,在校園里您總是和我主動打招呼,讓我受寵若驚,這樣平易近人讓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多方打探才得已加入您的qq和朋友網(wǎng)。本論文是我經(jīng)過長達數(shù)周的搜集史料和篩選才醞釀成的。是我大學寫論文投入精力和時間最多的一篇,這樣才能對得起您的辛勞。
參考文獻:
①李澤綱《史學通論》第143頁。北京商務印書館。
②《論語*述而》
③《論語*八侑》
④《飲冰室合集*文集》9,第2頁。
⑤《飲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5頁。
⑥梁啟超:《三十年自述》,《飲冰室文集》之一,第18頁。
⑦馬金科著《中國近代史學發(fā)展敘論》第18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⑧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頁。
中國史學思想史課程論文
淺論梁啟超的新史學
學院:社會發(fā)展學院 年級:2010級 專業(yè):歷史學(02班)姓名:于會剛 學號:1011114082
第三篇:《當代史學思潮研究》書目
《當代史學思潮研究》書目
1,《美國與中國》 費正清 2,《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柯文 3,《華北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與社會變遷》導論,《長江三角洲小農(nóng)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導論,均參見黃宗智:《經(jīng)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jīng)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4,《文化、權力與國家》
杜贊奇 5,《鄉(xiāng)土中國》《鄉(xiāng)土重建》
費孝通 6,《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
王銘銘 7,《宗族與地方社會的國家認同:明清華南地區(qū)宗族發(fā)展的意識形態(tài)基礎》(科大衛(wèi)、劉志偉)《歷史研究》2000,3.補充閱讀:科大衛(wèi):《皇帝和祖宗:華南的國家與宗族》,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8,《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的愛情、家庭和私人關系》 閻云翔 9,《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
孔斐力 10,《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與社區(q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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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12,《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
王笛 13,《血路:革命中國中的沈定一》
蕭邦奇 14,《空間 記憶 學術轉型》(導論)楊念群 15,《中層理論:東西方匯通下的中國史研究》
楊念群 16,《汪暉自選集》(導論 韋伯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 中國歷史上的“五四”啟蒙運動)楊念群:《從“五四”到“后五四”》 17,《現(xiàn)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帝國與國家卷)汪暉 18,《士與中國文化》中《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fā)展》及《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之間》兩篇,余英時。補充閱讀: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19,《經(jīng)學、宗族與政治: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
艾爾曼 20,《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jīng)驗的局限》
王國斌 21,《喚醒中國》 費約翰
第四篇:史學謙致辭)
在克東一中建校六十周年慶典大會上的致辭
史學謙
(2010年9月15日)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校友,老師們、同學們、朋友們: 九月的克東,秋高氣爽,物景相怡。今天,我們相聚在兢山腳下,共同慶祝克東縣第一中學六十華誕。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全校3500名師生員工,向今天蒞臨的各位領導、嘉賓和校友們表示熱烈的歡迎!向學校歷任老領導、離退休老教師表示崇高的敬意!向長期關心和支持一中發(fā)展的各級領導、社會各界朋友以及國內(nèi)外校友致以深深的謝意!
六十年,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片段,斗轉星移間的一段記憶。而對于克東一中來說,是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六十年。克東一中始建于1950年,校址在一完小院內(nèi),受省教育廳直接領導;1952年學校更名為黑龍江省克東初級中學;1953年學校行政歸縣級領導,更名為克東縣初級中學;1958年,經(jīng)批準升格為完全中學,正式更名為克東縣第一中學。從建校之初到蓬勃發(fā)展的今天,無論學校規(guī)模、辦學條件,還是學校管理、教師隊伍,以及教學質量、辦學層次都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第一中學由最初的1個教學班、50名學生、3名教師發(fā)展到現(xiàn)在的56個教學班、3300名學生、200多名教職員工;學校也從最初的僅有12間校舍,發(fā)展到現(xiàn)在占地面積10萬平方米,建筑面積3.5萬平方米,教學樓、科技樓、圖書館、1
體育館、宿舍樓、體育場等設施一應俱全的現(xiàn)代化高級中學。
滄桑砥礪,春華秋實。六十年的勵精圖治,凝煉出堅韌不拔的“一中精神”----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盡100%的努力,以海的胸襟、山的信念,大力踐行“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奮斗目標;六十年的拼搏進取,形成了特色鮮明的“治學方略”----“以人為本,追求卓越”,大力實施“當名師、考名牌、創(chuàng)名校”的“三名”戰(zhàn)略,“以實踐真、干事創(chuàng)業(yè)”已經(jīng)成為一中人不變的行為準則;六十年的勤奮求實,鑄就了一中人與時俱進的可貴品質----摒棄“等、靠、要”思想,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開門辦學、博采眾長,推動了學校建設向多元化、人文化和開放化轉變,促進了教學質量的大幅提升。2010年高考二本進段率達47%,創(chuàng)歷史新高,600分以上考生達10人,2人進入全市前十名,我校高考名列九縣前列,實現(xiàn)了質的飛躍。學校先后榮獲中國西部教育顧問學校、國家級科研先進單位,省級文明單位標兵、省衛(wèi)生先進單位、省綠色學校、省花園式學校、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省“雙全”學校、省電化教育甲級單位等多項殊榮。
六十年風雨浸潤流嵐歲月,六十年崢嶸彰顯拓荒歷程。從首批師生用辛勤汗水和集體智慧為一中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石開始,幾代一中人前赴后繼,艱苦創(chuàng)業(yè),把自己的智慧和全部心血奉獻給了教育事業(yè)。史文元、趙勇令、龐桂新、田積賢、張寶林、姜志文、張春波、王世華、姚強等歷任校長為學校的發(fā)展殫精竭慮、無私奉獻,才鑄就了克東一中今天的輝煌;王慶書、等一大批名師立足教壇、默默耕耘,為國家、為社會培育了一批批高素質人才。克東一中記過感謝你們!
今天的克東一中桃李滿園、英才輩出。12萬名畢業(yè)生中有共和國將軍、有神七功臣、有政界名流、有商界巨子,也有普通的勞動者,你們把青春和激情投入到火熱的社會主義事業(yè)中去,為國家做出了突出貢獻,為母校贏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母校為你們驕傲和自豪。一中的莘莘學子也懷著對母校的深厚感情,時刻關注著學校的發(fā)展,以各種方式積極回報母校。母校也絕不會忘記你們!
回首過去,我們深深感到:克東一中取得的輝煌成就,不僅得益于省、市、縣各級領導的悉心關懷和精心指導,得益于廣大校友、兄弟院校和社會各界的鼎力相助和大力支持,而且更得益于全縣人民的殷切關愛和幾代教職員工的嘔心瀝血、艱苦奮斗。特別是近年來,縣委、縣政府先后投入5500萬元扶持一中發(fā)展,極大地提升了學校的辦學實力;哈三中、哈師大附中等名校與我校建立了長期合作伙伴關系,通過名校聯(lián)誼、資源共享,為學校發(fā)展注入了生機與活力;克山一中、五大連池一中等學校與我校開展了六校聯(lián)誼活動,實現(xiàn)了優(yōu)勢互補、共同提高;市電業(yè)局、等單位和飛鶴乳業(yè)、腐乳集團、海昌生物技術、世一泉等知名企業(yè),給予學校無私援助和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全校師生向各位領導、各界朋友的關愛和對一中的貢獻再次表示衷心感謝!
拼搏創(chuàng)業(yè)六十載,繼往開來譜華章。克東一中過去的六十年,是自強不息、薪火相傳的六十年;是英才輩出、聲名遠播的六十年;
更是承前啟后、再鑄輝煌的新起點。今天的一中人,將以辦好人民滿意的學校為宗旨,全面貫徹教育方針,注重提高教育質量,不斷增強學校的核心凝聚力、輻射影響力,提升學校的內(nèi)生增長力和持續(xù)發(fā)展力,全力打造中國北方名校,用一中人的智慧和汗水,描繪未來更加燦爛輝煌的明天!
最后,衷心祝愿各位領導、嘉賓身體健康,萬事順意;祝各位校友家庭幸福,事業(yè)有成;祝全校老師們、同學們節(jié)日快樂、一帆風順!
謝謝大家。
第五篇:史學論文寫作
《史學論文寫作》課程教學大綱
一、課程基本情況
1.學分:2
學時:32(理論學時: 32 實驗學時:0)2.課程類別:專業(yè)限定選修課 3.適用專業(yè):歷史學 4.適用對象:本科
5.先修課程: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史學概論 6.教材與參考書目: 教材:
本課程無教材,教師自編講義授課。參考書目:
1.王力、朱光潛等:《怎樣寫學術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2.王乾都主編:《學術研究與論文寫作》,軍事科學出版社,2002年。3.張積玉主編:《學術論文寫作導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4.葉振東等主編:《畢業(yè)論文的撰寫與答辯》,杭州大學出版社,1995年。5.王連山編著:《怎樣寫畢業(yè)論文》,遼寧大學出版社,1986年。
二、課程介紹
《史學論文寫作》是一門專業(yè)理論與實踐課。它是歷史學專業(yè)課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門課,是對歷史學專業(yè)本科生的一次最終專業(yè)訓練與考驗,要求學生能夠把四年所學的歷史知識與技能轉換成果,這是一次實踐機會。
本課程按此介紹學術論文情況、學術論文寫作內(nèi)容,然后在講授史學論文的具體指導內(nèi)容,即史學論文選題、信息查詢、材料收集、提綱編寫、論文寫作、論文修改與調(diào)整、論文答辯等過程。
《史學論文寫作》,通過對此介紹,以便使學生了解史學論文寫作程序,同時,對如何寫作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對他們寫作水平的提高有著很大的益處。另外,進而指導學生如何學習,也是對他們能力的一次培訓。
本課程通過對史學論文寫作程序,寫作方法的講述,通過對范文示例的評析以及適當?shù)膶懽鲗嵺`,使學生逐漸了解史學論文選題的原則,掌握查閱史學信息與文獻資料的方法,熟悉史學論文的基本格式和寫作規(guī)范,培養(yǎng)對史學研究和史學論文寫作的興趣。在此基礎上引導學生做好畢業(yè)論文的選題工作,寫出初步的選題或開題報告,為該課程結束后進行的畢業(yè)論文寫作做好準備。教學方法以講授為主。
三、課程內(nèi)容、學時分配及教學基本要求
導 言(共2學時)
(一)教學內(nèi)容:
第一節(jié) 史學論文寫作的意義(1學時)
知識要點:論文寫作是歷史系合格大學生的基本素養(yǎng)或素質,史學論文寫作對求職、深造及從事其他工作的影響。
第二節(jié) 史學論文寫作的目標和要求(1學時)
知識要點:史學論文寫作的目的,史學論文寫作的基本要求,好的史學論文的標準。
教學重點:史學論文的作用。教學難點:史學論文的基本要求。
(二)教學基本要求:
使學生掌握史學論文寫作的基本特點,理解好的史學論文的標準,了解史學論文寫作的意義、目的等。
第一章 史學論文的分類及其特點(共2學時)
(一)教學內(nèi)容:
第一節(jié) 史學論文的分類(1學時)
知識要點:分類之一——表達方法:論體、評體、記體、考體、釋體、商榷體等,分類之二——專題內(nèi)容:中國史、世界史、地域史、斷代史、史學理論等。
第二節(jié) 史學論文的特點(1學時)
知識要點:嚴格的史料和事實依據(jù),大量借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教學重點:史學論文體裁。教學難點:史學論文的特點。
(二)教學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學生了解史學論文的類型和特點。
第二章 史學論文的選題(共8學時)
(一)教學內(nèi)容:
第一節(jié) 史學論文選題的意義和作用或者價值(2學時)
知識要點:選題可以規(guī)劃文章的方向、角度和規(guī)模,彌補知識的不足,選題決定論文的價值和效用,合適的選題可以保證寫作的順利進行,選題可以調(diào)動研究者的主觀能動性。
第二節(jié) 史學論文選題的途徑和方法(6學時)
知識要點:從專業(yè)課程的學習、體會中形成論文選題,從學科發(fā)展的前沿直接選題,從現(xiàn)實課題中獲取選題,從自己的學術興趣獲取選題。教學重點:史學選題的途徑。教學難點:選題的適度。
(二)教學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學生了解史學論文選題的意義和應注意的問題,并進行選題練習。
第三章 史學論文的基本結構和提綱的編寫(共6學時)
(一)教學內(nèi)容:
第一節(jié) 史學論文的基本結構(2學時)
知識要點:標題的要求,正文:序論、本論、結論,附件。第二節(jié) 論文提綱的編寫(4學時)
知識要點:擬定提綱的意義,編寫提綱的方法。教學重點:論文提綱的編寫。教學難點:論文提綱編寫的方法。
(二)教學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學生了解史學論文的整體結構和提綱編寫的要求和方法,并進行史學論文提綱寫作練習。
第四章 史學論文的撰寫和修改(共10學時)
(一)教學內(nèi)容:
第一節(jié) 史學論文的撰寫(5學時)
知識要點:史學論文撰寫的順序和原則,史學論文撰寫的方法史學論文寫作的語言和文風。
第二節(jié) 史學論文的修改(5學時)
知識要點:史學論文修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史學論文修改的范圍,史學論文修改的方法。
教學重點:史料收集。
教學難點:史學論文的修改方法。
(二)教學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學生了解史學論文寫作和修改的基本方法,并進行史料收集與史學論文修改練習。
第五章 史學論文的格式要求和其他技術性問題(共2學時)
(一)教學內(nèi)容:
第一節(jié) 史學論文寫作的格式要求(1學時)知識要點:論文摘要,關鍵詞。
第二節(jié) 史學論文寫作中常見的技術性問題(1學時)
知識要點:引文、注釋、圖表和參考文獻,數(shù)字和標點的用法。教學重點:史學論文書寫規(guī)范。教學難點:史學論文寫作中常見的技術問題。
(二)教學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學生了解并熟練掌握史學論文的格式和其他一些技術問題。
第六章 歷史學畢業(yè)論文的指導與答辯(共2學時)
(一)教學內(nèi)容:
第一節(jié) 歷史學畢業(yè)論文的指導(1學時)
知識要點:歷史學畢業(yè)論文指導的必要性,指導教師的資格和職責,畢業(yè)論文指導的內(nèi)容和方法。
第二節(jié) 歷史學畢業(yè)論文的答辯(1學時)
知識要點:畢業(yè)論文答辯的目的和意義,辯程序與注意事項。教學重點:畢業(yè)論文的程序。
教學難點:畢業(yè)論文的答辯注意事項。
(二)教學基本要求:
本章要求學生了解握論文答辯的過程和技巧,并理解畢業(yè)論文指導的意義與作用。
四、課內(nèi)實驗、實踐環(huán)節(jié)及要求 無
五、考核辦法 1.考核方式:考查 2.考核形式:論文
3.成績核定:課程成績=平時(10%)+期中(20%)+期末(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