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經濟責任審計談話制度

高經審聯字[2 0 1 0]2號

高唐縣經濟責任審計談話制度

第一條為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縣級以下黨政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暫行規定》、《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行政機關公務員處分條例》、《聊城市經濟責任審計談話制度》、《中共高唐縣委關于加強對領導干部審計監督的意見》、《高唐縣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結果運用暫行辦法》，充分利用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發揮經濟責任審計的監督作用，加強對黨政及企事業領導干部的管理與監督，促進領導干部全面履行職責，結合我縣實際，制定本制度。

第二條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結束后，根據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組織部門、紀檢監察機關、國資部門、審計機關應共同與被審計領導干部和接任領導干部進行經濟責任審計談話。1

第三條與被審計領導干部和接任領導干部談話，是領導干部任期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延伸與繼續，是對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的充分運用。通過談話，提出改進意見和要求，激勵領導干部發揚成績，告誡和警示領導干部正確履行職責。

第四條談話范圍。被審計領導干部(離任審計的包括接任領導干部)。．

第五條談話原則

(一)實事求是原則。談話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從講政治的 高度，對事業負責，對領導干部負責，明確提出取得的成績或存 在的問題，防止避重就輕或小題大做。

(二)針對性原則。要針對談話對象的不同情況，采取不同 的方式方法，抓住主要矛盾，說到癥結，點到痛處。

(三)疏導原則。要善于啟發和引導被審計領導干部認真分 析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提高思想認識、總結經驗教訓。

第六條組織實施及方式。談話實行誰委托審計誰牽頭組織 實施，紀委、組織部、監察局、國資辦、審計局共同進行。談話 分為集體談話和個別談話。接任領導干部參與集體談話和個別談話

第七條談話依據

(一)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報告；

(二)集體(個別)談話提綱；

第八條談話程序

(一)審計機關通報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包括被審計領導干 部任期內所取得的主要成績、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審計評價和建 議o

(二)組織部門或國資辦根據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報告所反映 的問題，在談話中要求限期整改、完善措施。

(三)聽取被審計領導干部的意見。被審計領導干部要如實 匯報與經濟責任審計結果相關的情況，并就有關問題從主觀和客 觀兩方面做出說明。對報告中反映情況的問題，提出整改措施及 整改期限。

被審計領導干部和接任領導干部要在談話結束后五個工作 日內，將談話心得、整改措施以書面形式報送至組織部門、紀檢 監察機關、國資部門和審計機關。審計機關要跟蹤督辦審計決定 的執行及有關問題的整改情況，及時向市經濟責任審計工作聯 席會議匯報。對整改不力的，依據黨紀政紀規定再作處理。

第九條談話記錄由審計機關負責。談話結束后，審計機關 要將相關材料，包括談話記錄、談話心得和整改措施等，歸入被 談話對象的審計檔案。

第十條本制度自發布之日起實行，由縣經濟責任審計聯席 會議辦公室負責解釋。

高唐縣經濟責任審計工作聯席會議

二○一○年十月十一日

第二篇：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涂家垴鎮村黨組織書記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一、村經濟責任目標完成情況

任期內農民人均純收入等經濟指標是否增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是否完成；村級集體資產是否增值和債務是否下降；財務管理、資產管理和民主理財等內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等。

二、財經法紀執行情況

各項收入是否及時、足額入帳，有無侵占、挪用、私分集體資金和私設“帳外帳”或“小金庫”等問題；是否存在通過虛增債權的手段來虛增收入以及將收入或非法收入掛在往來帳上虛增債務等問題；有無濫用職權侵占、挪用、平調集體資產和長期占用集體資金的問題；是否存在未按民主程序，私下交易變賣土地等問題。

三、農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

1、集體資產處置。主要審計：村集體企業改制、并村過程中集體資產的處置情況，有無非法轉讓、轉賣和侵吞集體資產的行為等。

2、債權、債務管理。主要審計：村里舉債是否經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按規定的審批程序辦理；是否存在以興辦公益事業為由擅自高息借債；是否擅自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抵押，導致新增債務；有無借債進行達標升級活動等情況。

3、土地發包、承包。主要審計：“四荒”等資源型資產的發包是否采取招標、拍賣、租賃、參股等方式，是否簽訂規范的承包合同；村級基建工程是否公開招標，有無“人情”承包和“以權”承包等。

4、專項資金管理。主要審計：上級劃撥或接受社會捐贈的資金和物資的管理、使用情況；糧食直補資金的發放情況等。

5、財務公開。主要審計：財務公開是否全面、直實、及時、規范；村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程序是否規范，資金收取是否超標準、超范圍以及資金的使用情況等。

四、其他需要審計的事項等

2010 年4月16日 中共涂家垴鎮黨政辦

第三篇：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完善

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及其制度完善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公共權力尋租對國家良治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通過經濟學分析和實證分析，揭示了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機理及其成效，指出了以遏制權力尋租推動國家良治目標下現行經濟責任審計的制度性缺陷，并提出了相應的改進建議。

關鍵詞：經濟責任審計 公共權力尋租 國家良治

根據卡內基·梅隆基金會的估計，僅在2001年，我國政府部門權力尋租所導致的腐敗經濟成本合計為3430億元，占當年GDP總額的4.79%。當前，公共權力尋租已經滲透到我國國家治理的各個層面，其對經濟發展的掣肘只是冰山一角。那么，公共權力尋租究竟對國家良治有怎樣的影響；經濟責任審計為何能夠遏制權力尋租行為；當前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設計還存在哪些不足又該如何改進。這些都是筆者試圖回答的問題。

一、公共權力尋租對國家良治的影響

（一）公共權力尋租滋生的原因。

公共權力尋租是指公共權力代理人違背委托人的意愿，濫用行政權或監管權，通過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謀取私利的行為。在我國，公共權力尋租的滋生和蔓延有其理論和現實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按照公共選擇理論，在市場經濟國家中,政治家和公務員都是有著強烈利己動機，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一旦權力在握便在客觀上存在以權謀私的沖動。另一方面，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行政權力對市場行為的過度干預和尚未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為“公共權力尋租”提供了溫床——政府官員既要制定“游戲規則”，又要“參加游戲”,不夠公開透明的游戲過程使公共資源極易被規則制定者加以利用，導致權力的市場化和商品化；而權力的分化與擴張又派生出強大的利益集團，加劇了公共權力尋租行為的擴散。

（二）公共權力尋租的危害。

倘若公共權力尋租只是少數官員與不法商人沆瀣一氣，利用公共資源配置權從市場獲取高額回報的伎倆，那至多是一種“腐敗加投機”的活動。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公共權力尋租像極了“蝴蝶效應”中的那對翅膀，輕輕一扇，帶來的后果卻是災難性的，其對國家良治的危害可以歸納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對財政支出規模和結構產生負面影響。根據Tanzi和Davoodi的研究,如果新加坡公共權力尋租的嚴重程度提高到巴基斯坦的水平,其財政支出占GDP的比例將上升1.6%,政府稅收占GDP的比例將下降10%。在財政支出結構方面，相較于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軟件”項目，地方政府官員從公路橋梁建設等“硬件”項目中能得到更多的“租金”，同時也能彰顯更多的顯性政績，因此，“硬件”投資占財政預算的比例一再提高，大量的重復建設和“形象工程”侵占了原本應該投向某些民生領域的資金，造成財政支出結構的嚴重失衡。

二是對公共投資產出效率產生負面影響。我國公共投資預算的約束機制偏軟，使腐敗“租金”轉化為某種“暗稅”，在官企雙方的“合謀”下成為項目預算的附加，大量資金被“灰色蒸發”，投資成本隨之也被“高估”,這部分解釋了我國普遍存在的公共投資項目建設“決算>預算>概算”的“三超”現象，也導致了公共投資產出效率的降低。

三是對私人投資和外商直接投資產生負面影響。莫羅根據57個國家1971-1979年間以及68個國家1980-1983年間的資料,研究發現腐敗指數下降1%,私人投資占GDP的比重就上升2.9%。此外，東道國的權力尋租嚴重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世界銀行顧問魏尚金通過對14個來源國對41個東道國直接投資的實證分析表明，腐敗指數每上升一個等級，外商直接投資便下降11%，相當于邊際稅率提高3.6%四是對貧困人口和收入分配產生負面影響。中央的惠民政策在一些地方往往“口實而惠不至”，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官員在“切蛋糕”時會自然地偏向于能夠帶來豐厚“租金”的利益集團和能夠產生顯性政績的投資項目。長此以往，貧困問題將更加惡化與持久，Gupta等學者利用ICRG指數和1980~1997年間國家層面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發現，一個國家的腐敗指數惡化一個標準差，基尼系數將增加4%。

五是對經濟轉型和社會秩序產生負面影響。公共權力尋租會產生強大的利益集團，而這些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既得利益，將想法設法阻止經濟轉型和制度向有益于經濟發展的方向轉變。這種官企之間“權利博弈”的互生關系一旦曝露在陽光下，勢必對政府公信力造成極大的損害。與此同時，當大量通過非法手段或權力捷徑迅速增加財富的案例演變為一種思維定式，將極大地挫傷社會的生產積極性，對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產生沖擊，最終影響社會穩定。

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的遏制作用

（一）經濟責任審計以遏制公共權力尋租推動國家良治的理論基礎。

經濟責任審計源于政府官員所承擔的 “受托經濟責任”。公共權力的擁有者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受托責任、法律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證他們勤勉盡職地履行受托責任，合法并有效地使用公共資源，是判斷一個國家民主和法治程度的重要指針。

在政府行政領域，社會公眾、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和執行機關三個主體,構成了一個基于公共資源的公共權力委托代理鏈和行政管理鏈。委托關系的間接性和管理關系的直接性，導致了權力的非對稱性，即出現了“弱勢委托人”與“強勢代理人”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代理人的自利屬性、監督機制的缺失和信息不對稱都會導致公共權力尋租的發生。要防止公共權力異化和公共資源被濫用，在委托人弱勢和代理人強勢的格局不可能打破的前提下，只有依靠相對獨立的審計機構，實施目標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可靠地確定經濟責任受托目標并根據審計結果進行獎懲，強化對公共權力配置與使用的監督制約[7]，從而推進黨風廉政建設，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保障經濟健康發展，推動實現國家良治。

（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權力尋租遏制作用的機理及其成效。

我國現行的政府權力架構極易導致權力的過度集中，特別是在一些經濟要害部門，往往一項政策的偏廢和監管尺度的松緊就能影響數千家企業的興衰存亡和壟斷行業的既得利益。而這些公共權力往往只掌握在少數幾個人手上，使他們在“權錢交易市場”中成了公共資源“壟斷者”，誰的話語權和決策權越強，誰在公共權力尋租中便握有“定價權”，從而通過“出賣”公共資源實現利益最大化。

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只有當收益遠大于成本時，政府官員才會冒著“烏紗帽被摘”的風險進行權力尋租。對他們而言，C（m, f, u）表示公共權力尋租成本。其中，m是其一旦被查處后能夠用貨幣衡量的物質金錢損失，f是其東窗事發后無法直接用貨幣衡量的社會地位、聲譽和自由損失，u是其他成本，如心理負擔等。

如果用圖來描述政府官員作為公共資源“壟斷者”進行權力尋租的成本與收益。其中，邊際成本曲線PC表示每進行一次“權錢交易”（可視為售出一個單位的“公共資源”）所付出的成本；平均總成本曲線AC反映

了同一官員在連續多次的“權錢交易”中尋租成本的變動趨勢，初犯時極大的心理負擔u會產生較高的尋租成本C，但隨著次數的增加，尋租成本會逐漸降低并趨于穩定，當尋租行為突破一定的界限（如賄金高到可以被判極刑）或難度加大后（如可能觸及其他利益集團的利益），尋租成本又會隨之抬高，因此AC呈現出“U”形；D和PS分別是尋租官員面臨的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由于是公共資源的“壟斷者”，他們同時掌握著公共資源的“供給量”和“定價權”，因此，我們無須畫出供給曲線。

按照經濟學中壟斷企業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定價原則，我們可以近似地認為，當邊際成本PC與邊際收益PS相等時，其交點所對應的產量Q能夠使尋租官員（公共資源的“壟斷者”）實現利潤最大化，進而我們可以通過需求曲線D，找出壟斷價格E，此時方框ABDE的面積就等于尋租官員的“壟斷利潤”。

當然，現實要比經濟模型來得更加復雜而多變，對于尋租官員來說，即便其已身居高位，并壟斷了大量的公共資源，在做出“權錢交易”的決策時依舊會受到許多外部因素的影響，這直接表現為尋租成本C（m, f, u）的變化。

首先，我們不妨來看看短期性的警示（如參觀監獄、觀看警示教育片等）和檢查（包括上級主管部門和相應監管部門的例行檢查）對公共資源“壟斷者”尋租成本及收益的影響。短期的警示或檢查活動會使一定時期內每一次“權錢交易”所付出的成本增加，在圖中表現為邊際成本曲線PC的斜率提高，形成新的邊際成本曲線PC′，此時，當產量等于Q1，壟斷價格等于E1時，尋租官員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對比一下前后兩次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和壟斷價格，我們不難發現，面對短期性的警示和檢查，“理性”的官員如果依舊選擇鋌而走險，那么必然會在減少“權錢交易”次數（Q1E）。這體現了警示和檢查等短期性活動對公共權力尋租的抑制作用：一方面，“權錢交易”次數的減少意味著公共資源被侵占和濫用的概率降低；另一方面，對賄金心理預期的增加會讓一部分“資本不夠雄厚”或“扛風險能力較弱”的企業打消尋租的念頭。然而，這種抑制作用有其局限性：一是警示或檢查的短期性只能在“有效期”內使官員尋租的邊際成本增加，風聲一過便“一切照舊”；二是職位越高的尋租官員邊際成本增加的幅度越小，因為官場閱歷越豐富，抗壓能力越強；且同級別的檢查往往缺乏“力度”和“深度”；三是無法徹底抑制住官員的尋租沖動，在減少“權錢交易”次數的情況下如果能夠將賄金提高到心理預期，依舊會帶來無法抗拒的高額收益，那么權力尋租行為還是會發生。

與短期性的警示或檢查活動不同，經濟責任審計對公共資源“壟斷者”尋租成本及收益會造成影響。由于官員在任期內個人的履責、守法、廉政情況及其所負責單位的財政、財務收支活動都要接受審計，審計實施的時間既可能在任期結束后也可能在任中，審計內容將溯及既往并可能延伸到體制外的企業和部門，從而對官員尋租成本的影響周期會延展至整個從政生涯。因此，經濟責任審計將增加官員尋租的平均總成本，在圖中表現為平均總成本曲線AC被提升至AC′，此時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產量為Q時（圖2-1中實現“壟斷利潤”最大化的產量），方框AB2D2E的面積要明顯小于方框ABDE的面積，即官員尋租的凈收益減少了。倘若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力度不斷加大（在圖中表現為平均總成本曲線不斷被提升），官員尋租的利潤空間便會被不斷擠壓，最終變成“無利可圖”，此時“理性”的官員將徹底放棄權力尋租。

現在，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無論在作用對象的范圍、作用效果的強弱、作用周期的長短等各個方面，相較于短期性警示或檢查活動，經濟責任審計能夠通過消弭官員尋租動因，追究違規官員責任，從根本上遏制公共權力尋租行為，從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資源被濫用的可能性，這在實踐中也得到了證明——1998年至2010年，審計機關對43萬多名領導干部進行了經濟責任審計，其中審計署對151名省部級黨政領導干部

和中央企業領導人員實施了經濟責任審計；通過審計查出領導干部以權謀私、失職瀆職、貪污受賄及侵吞國有資產等個人經濟問題金額21億元，由領導干部直接責任造成的違紀違規和損失浪費金額680多億元；與此同時，相關責任人被嚴肅問責，其中7600人被移送紀檢監察和司法機關，16000人受到免職、降職、撤職和其他處分，一大批正確履行經濟責任、工作實績突出的領導干部，因審計結果反映較好而受到肯定和提拔。

三、遏制公共權力尋租目標下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完善與創新

（一）當前經濟責任審計的制度性缺陷。

一是缺乏前瞻性。2008年的“郭京毅案”讓我們看到了在政策制定環節發生公共權力尋租的可能性，與“事后尋租”相比，這種事前的尋租活動關乎各方的利益分配，關乎社會的公平正義，甚至會對國家未來的政治經濟走向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現行的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在防范“事前尋租”方面仍屬空白。

二是存在滯后性。一方面，經濟責任審計在實踐中一般是先離任后審計，只具備事后監督功能，卻難以發揮全程控制作用。另一方面，經濟責任審計往往只關注已成氣候的“尋租領域”，而對苗頭性和傾向性“尋租領域”缺乏預見性，未能及時安排審計。

三是問責顯不足。就審計問責內容而言，“任中問責”、“不作為問責”和“績效問責”仍然涉足不深。就審計問責的時效性而言，往往是針對離任領導干部進行，有時甚至異化為事故發生后的善后程序，由此帶來的審計問責與干部調任、事故處理的時間差必然導致審計問責實際效用遞減。

（二）經濟責任審計制度的完善與創新——以遏制公共權力尋租為目標。

一是將經濟責任審計引入公共政策評估，預防“立法腐敗”?，F階段正在進行的政府職能轉變，將減少政府官員對市場經濟活動的干預，此時舊的權力擁有者和新的利益集團會轉而通過“制度供給”的方式，形成新的“政治創租”。因此，有必要在公共政策評估中引入經濟責任審計，一方面，通過事前確認政策制定者的經濟責任，力促“制度供給”程序的合規性；另一方面，從對社會各個利益階層影響的角度，對政策實施效果進行審計監督，發表審計意見，保證“制度供給”結果的有效性。

二是著力加強任中經濟責任審計，預防“權力期權化”?！饵h政主要領導干部和國有企業領導人員經濟責任審計規定》第五條明確指出，根據干部管理監督的需要，可以在領導干部任職期間進行任中經濟責任審計。應該說這為預防“權力期權化”增加了一道防線。下一步，應積極探索將離任審計與任中審計相結合的有效方式；推行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干部同步審計；嘗試對不同層級和類型的領導干部分別建立評價指標；健全審計結果公告和運用機制；充分發揮任中經濟責任審計對“權力期權化”的預警和威懾功能。

三是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問責體系。經濟責任審計的初級目標是追究責任、防微杜漸，最終目標是促進政府有為、官員廉潔。要確保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必須抓緊完善經濟責任審計問責體系。一方面，要建立全方位、多渠道、高效率的公眾投訴平臺，推動良性互動的動態問責，同時最大限度地公開處理過程和結果，使公眾全面的了解問責情況，樹立和強化政府公信力。另一方面，在制度設計層面必須做到四個“結合”和四個“側重”，即過錯問責與無為問責相結合，側重于無為問責；行政問責與法律問責相結合，側重于法律問責；組織問責與個人問責相結合，側重于個人問責；行為問責與后果問責相結合，側重于后果問責。

第四篇：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1、村（社區）干部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由處財政所（經管站）負責實施，審計對象是村（社區）集體及村（居）民委員會成員。

2、要根據財經審計法規確定審計內容，依法組織離任經濟責任審計。

（1）財經法紀執行情況。各項收入是否及時、足額入賬，有無侵占、挪用、私分集體資金和私設“賬外賬”或“小金庫”等問題；是否存在通過虛增債權的手段來虛增收入以及將收入或非法收入掛在往來賬上虛增債務等問題；有無濫用職權侵占、挪用、平調集體資產和長期占用集體資金的問題；是否存在未按民主程序，私下交易變賣土地等問題。

（2）農民群眾關心的熱點問題。①集體資產處置。主要審計：村（社區）集體企業改制、“撤村建居”和并村過程中集體資產的處置情況，有無非法轉讓、轉賣和侵吞集體資產的行為等。②債權、債務管理。主要審計：村（社區）舉債是否經村（居）民代表大會討論，按規定的審批程序辦理；是否存在以興辦公益事業為由擅自高息借債；是否擅自為企業貸款提供擔保、抵抻，導致新增債務；有無借債進行達標升級活動等情況。③土地發包、承包。主要審計：“四荒”等資源型資產的發包是否采取招標、拍賣、租賃、參股等方式，是否簽訂規范的承包合同；村（社區）基建工程是

否公開招標，有無“人情”承包和“以權”承包等。④專項資金管理。主要審計：上級劃撥或接受社會捐贈的資金和物資的管理、使用情況；糧食直補資金的發放情況等。⑤財務公開。主要審計：財務公開是否全面、直實、及時、規范；村（社區）內“一事一議”籌資籌勞的程序是否規范，資金收取是否超標準、超范圍以及資金的使用情況等。

3、審計結束后，由審計組根據審計查明的情況提交審計報告，處財政所（經管站）審定并出具審計結果報告，對被審計者任期和離任的經濟責任作出評價。審計結果報告送處黨委、政府，并抄送處紀委、組織等有關部門，作為對村（社區）干部考核使用的重要依據，同時將以適當方式向黨員、村（居）民代表公開。

第五篇：教育系統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教育系統經濟責任審計制度

一、審計的對象

審計的對象：鎮中心學校、中學及縣直學校校長、局屬二級單位負責人（以下簡稱領導干部）。

二、審計的內容

1、所在單位的財務、經濟活動依法履行職責的情況。包括有關法規和制度的貫徹執行情況，管理體制、規章制度和內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執行情況。

2、教育經費的籌集、管理、使用的真實性、合法性，資產的管理、使用的效益情況。

3、經濟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是否符合規定的程序。包括萬元以上工程項目的投標，報招標情況；學校添置設備、學生用書（重點是教輔讀物）、著裝及文具用品的來源渠道及價格情況；涉及通過學生收費來完成的其它項目情況。

4、單位債權、債務情況和其它遺留與糾紛問題。

5、領導本人遵守財經法規和財務制度情況。

6、對教育系統企業負責人的經濟責任審計還包括企業的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的真實性；債權債務情況；資產的安全、完整和保值情況；依法納稅情況；利潤分配情況以及任期內主要經濟指標的完成情況。在審計的基礎上，查清領導干部遵守財政法規情況；分清領導干部本人對本單位財務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應當負有的主管責任和直接責任；查清領導干部本人工資、獎金、各種津貼和其它福利性收入及報銷電話費、差旅費、醫藥費等費用情況，在財務收支中有無侵占國家資產、違反有關廉政規定和其它違法違紀問題。

三、審計的方式

采取送審、聯審和就地審相結合，以就地審為主的辦法，由局財務審計股負責組織實施。審計3日前，由教育局向被審計的領導干部所在單位下達由主任簽發的審計通知書，同時抄送被審計的領導干部本人。被審計的領導干部及所在單位必須及時、準確、全面地提供會計憑證、會計帳薄以及與財務收支、管理相關的文件、資料和資產，并為審計人員提供必需的工作條件。

四、審計結果及處理

經濟責任審計結束后，將按照真實、準確、公正的原則撰寫審計結果報告，結果將作兩個方面的處理：一是就審計結果在局領導班子內通報，教育局每年將召開一次專題會，聽取情況匯報，并對存在問題較多的單位及負責人研究處理意見。二是在被審單位召開職工代表大會，通報審計結果，或將審計結果上墻公示。對問題特別大，性質特別嚴重的將移交有關部門處理。

綏濱縣教育局 2010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