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替人數錢也替自己賺錢

不知不覺間，越來越多的老外不遠千里來到了上海，除了旅游觀光，他們中不少人還干脆留了下來，因為他們在上海找到了自己的“錢途”。

胡潤———替人數錢也替自己賺錢

都說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胡潤———這個為中國富人數錢的英國人，究竟是如何在上海這塊陌生的土地上創業的呢？

胡潤說，自己打造中國百富榜的目的之一是造就屬于中國的創業神話。當比爾·蓋茨以其傳奇般的創業經歷，成為中國人心目中的英雄時，胡潤覺得，中國的每個富翁誕生的背后，都存在著一個同樣值得學習的致富故事。學習他們，不單是看他們賺了多少錢，還要學習他們的創業精神。于是胡潤挑起了這個擔子———1999年，胡潤辭去了在上海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會計師工作，成立了只有5名員工的公司，和他的助手編排中國大陸首富企業家排行榜，并在美國《福布斯》雜志以英文形式刊登。這看似榮耀的工作并沒有給胡潤帶來財富。每年10月份，胡潤都會把中國富豪排行榜交給福布斯，換來應該支付給員工的薪水，基本上不贏不虧。據說當時福布斯所付的稿酬還不如安達信一位秘書的年薪。早已發現光靠替別人打造百富榜賺不了多少錢的胡潤，開始有了單飛的打算，并向其他方面進軍，例如出書和開論壇。2003年1月，胡潤離開《福布斯》加盟《歐洲貨幣》，任《中國大陸首富榜》創制者，并在一直在雜志封面上印上“百富”字樣，力圖打造個人品牌。

今年年初，胡潤帶著他的團隊正式離開《歐洲貨幣》，開始單飛生涯。全心打造百富榜，并將其刊載在自己的《百富》雜志上。不過，《百富》雜志并未在內地發行，主要是贈閱給進入富豪榜的人士和一些知名企業的董事長。即便如此，雜志廣告收費也高達20萬元/頁。

因為打造多年的個人品牌已深入人心。胡潤———這個洋和尚憑借熟練的自我宣傳和獨到眼光，在中國打下了屬于自己的江山。

在上海工資更高

謝歌文，maxxium洋酒公司品牌經理，看名片上簡簡單單印著的中文名字，很難聯想到這是一個標準的法國女人。

這又是一個很早就到中國的“中國通”。早在1992年就在成都留學。不知道是不是法國人的天性使然，謝歌文在中國的事業發展總是和“吃”有關。完成學業之后她回到了法國，可她發覺那里并沒有給她很好的發展空間，找一份滿意的工作其實很難，于是不久她又回到了中國，這次她選擇了上海。在一家紡織公司干了不久，她就跳槽去了葡萄酒公司。

三年前又到了現在這家堪稱奢侈品的公司。換了三次工作，公司一家比一家大，薪水也自然是一家比一家開得高。雖然工資領的是人民幣，但她很肯定地說：“比在法國工資高”。

能讓自己在中國的事業發展的如此順利，謝歌文自然有自己的訣竅：“選擇公司，一般自己有三個標準：一是適合自己的興趣和所長；二是公司規模足夠大，比如是國際性的跨國公司，當然還要行業前景好；三是看他們給自己的發展計劃和空間。”

找到了自己滿意又喜歡的工作，她也真是沒有懈怠。就是閑暇時和朋友聚會也常常以品酒為主，去餐廳吃飯她也會不自覺地了解哪個餐廳的美食更適合哪類美酒，有時還真的推廣了自己公司的產品。周末加班她也習以為常，因為那是開餐會、推銷產品的好時間。今年她們公司的香檳酒就比去年翻了一翻，葡萄酒也增加了30%。這個當初自己看好的在中國有發展前景的行業正帶著她一起成長。

至于在上海會呆多久，她并沒有給自己一個期限。看到最近兩個國外的朋友在上海開公司創業，她反而表示，她只有回到法國才會自己創業，那時她可以把中國的東西賣到法國，做做中外貿易她應該是得心應手吧。

“我天生就流著商人的血”

那年看著浦東一天天崛起的高樓，看著一個個跨國公司的進駐，裴嘉思，這個自稱天生就留著商人血的年輕人，因為他的祖父輩和父輩都是商人，從小耳濡目染的他，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錢途”：他肯定是這些公司喜歡的人才。果然，憑著雙語的優勢和自己的專業所學，他很快在上海的職場上打出了一片天地。

雖然沒有哈佛的招牌，可幾年后，從阿迪達斯到fila，身為執行董事的他，職位已經遠遠超過了那些哈佛出來的同學，所以回到美國他也不能不驕傲。為自己當初的眼光和選擇，中國不是有句老話嘛，占了天時，還求地利啊。這幾年運動品牌在中國的迅速發展，也正好給了他一個事業發展的機會。

看著今天還有許多的上海青年不遠萬里去國外求學，他的建議是不鼓勵不支持，除非是特別好的名牌學校。畢竟現在上海的機會比國外多，還是看看他自己的選擇吧：娶了一位能干的中國女孩為妻，因為她太能干了，比如受她的影響買了房，現在不要讓太多老外朋友嫉妒哦，而自己當初驕傲地一擲千金買下的車可就折舊不少了。如今育有一女的他們，對女兒的錢途也有一點小小打算。比如，最好成為一名優秀的運動員，那樣的話，回到美國也會前程錦繡哦。

老外在上海

做教師：如今各種學校里都活躍著老外的身影，他們一方面教外語，一方面也自己學中文，在了解上海的同時，伺機等待更好的發展機會；

高層管理：因為熟悉中國和中國市場，又能很好地進行雙邊溝通，所以他們的職場機會著實很多，有點魚入大海，游刃有余的感覺；

自己開公司：在幫別人引進產品的同時，有人自己也開起了公司，其中以貿易和自己所長為多，頗有特色，可以賺中國人的錢，也可以賺賺同胞老外的錢；

自由職業：也許機會太多，所以很多人并不急著給自己一個束縛，他們喜歡東看西走，憑著興趣愛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每隔幾個月，自己都是不同的身份，很新鮮也很刺激，畢竟學到不同的東西，而且也都有不錯的收入。

第二篇：陪人逛街也賺錢 創業項目新方向

陪人逛街也賺錢 創業項目新方向

化妝品加盟：

在現代都市生活中，女人的天性還是一樣沒有改變，逛街永遠都是女人最熱衷的事情但是她們的男人卻總是對此叫苦連連，甚至有些高檔的商場別出新意的推出了“老公寄存處”等專門為男士提供的等候區。隨著這種現象的出現和加重，也衍生了一種新型的創業模式——陪人逛街。這是當代大學生創業的一種熱門趨勢，用零投入的時間付出來換取豐厚的利潤報酬，給那些因為老公沒時間陪女伴逛街的女人提供了便利服務。但這并不是一般意義上我們所認為的陪吃陪玩等三陪服務，也需要一定的職業素養，而且沒有性別差異，女性可以成為色彩顧問，男性則可以兼具成為拎包跟班。

畢業于紡織院校的小楊，憑借對色彩和設計的愛好，硬是闖出了一條生財之路。雖然小楊目前月進賬只有2000元，但她對這個行業非常看好，還計劃在網上開色彩店，專門幫人代購、淘東西，希望自己成為“色彩專家”。

小楊身為90后，從畢業后就待業在家，始終找不到合適的滿意工作，而自己對穿著打扮又很有研究和講究，在常年的積累中也練就了一番功夫。最初是在網絡上幫別人進行衣服搭配，收效很好，之后便一發不可收拾，開始在屢屢因為沒有工作經驗而面試失敗的打擊之后，開始了新的創業方向的選擇。在通過網絡的交流溝通之后，網友們都請她組團一起去實體店逛街淘靚衫。小楊的名氣漸漸打響了，收入也漸漸“豐滿”起來。

如今找她陪逛的每周都有三四十人，需要提前一星期預約才行。盈利模式是收取傭金，對方消費100元，就給20元傭金。

根據調查發現，很多人會在看到20%的傭金比例后都覺得很貴，難以接受，而隨著口碑宣傳力度的增大，而且經過實踐之后，發現很有價值，也慢慢的被接受，而小楊則在一年的時間內摸透了市場行情。

第三篇：職業股民賺錢也痛苦（xiexiebang推薦）

職業股民賺錢也痛苦！

1.在一年又一年的風險生涯里，在一次又一次的誘惑中，總是需要極力地克制著人類那與生俱來的恐懼與貪婪，以防稍有不慎，便鑄成大錯。

2.而為了追求精神或宗教意義上那個最終的和永恒的完美境界，選擇孤獨與寂寞以領悟股市奧秘

3.在現實生活中，總是不被人理解，身邊的人常會給套上瘋子、賭徒或不務正業的帽子來打擊，增加內心中原本已經深深埋藏的痛苦。

4.在漫長的一生中，固然在每一次刻骨銘心的失敗之后，股民都只能將那份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

5.然而即使是每一次成功的經歷，在別人看來，卻也只不過是幾個枯燥乏味的數字罷了。

6.而那閃耀著自信、勇敢和智慧交織的光芒的勝利喜悅和歡欣，都無人與之分享，這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深深的痛苦！

總結；尤其中國的職業股民 就算每年收益不低 也是何等艱辛！

第四篇：因為自己也感興趣

因為自己也感興趣，于是就幫你查了查，你看看吧

90年代以來，日本人的價值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非常引人注目。那么，這種變化的“原型”是怎樣的，變化的深度和廣度如何，未來會向什么方向演變？本文試對其加以探討。

一、戰后價值觀的確立及其內涵(一)戰后價值觀的確立所謂價值觀，是人們在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環境之下形成的對社會行為進行是非、善惡等意義判斷的總和。筆者認為，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對國家、社會的認知和態度；對家庭的認知和態度；對自身精神和物質追求的認知和態度。盡管由于社會階級、階層、社會地位及生活水平等的影響，在不同的人群中間會出現不同的價值觀，但一個社會特別是在穩定時期的社會，必然有一種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不然社會就難以保持統一、穩定和發展。而且，在不同的階級、階層之間，也存在價值觀的交叉和共有的可能性。在戰前的日本，絕對效忠天皇、國家，為了天皇和國家而奉公滅私甚至獻身的觀念一直占據日本人價值觀的中心。與這種觀念相互關聯、并從基礎上支撐之的是傳統的家族觀念和個人生活中的禁欲主義。但是，戰敗的事實證明國家執行了一條錯誤的與世界為敵的路線；而且，作為獻身目標的天皇，也于1946年元旦發表人間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己剝下了罩在身上的神秘面紗。這使當時的日本人一時失去了效忠的對象。另外，由于日本處于被占領之下，失去了主權。由盟軍總部民政局對教科書實行檢定制度，凡是不符合要求的就被刪去或被涂抹。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強調個人價值的價值觀通過各種途徑被介紹和灌輸進來。社會的劇烈變動和新舊價值觀的激烈沖突與交替，再加上當時人們由于缺吃少穿，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各種手段，使戰后初期的日本出現了相當程度的價值混亂。然而，進入50年代，日本已度過了戰后初期的艱難階段，社會的生產和生活漸漸步入正常軌道。這時，社會的發展開始向人們提出新的要求，即建立與社會的安定與發展相適應的價值觀。從這一時期開始，日本統治階級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相繼制定了勞動關聯法案、罷工規制法等，對工人運動和罷工加以限制，使用國家機器這個手段來致力于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方面也認識到，為了使企業獲得長遠利益和持續發展，必須保證工人對公司的忠誠，不能輕易解雇工人，從而開始實行終身雇用制。這使公司與工人的關系為之一變。由于企業與職工關系的相對固定化，再加上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職工可以從企業等工作場所得到自己預期的東西，這大大密切了職工和企業等的關系，使過去人們對國家的忠誠轉變為對工作場所等共同體的忠誠。對職工來講，企業等工作場所已不僅是勞動的場所、獲得經濟來源的場所，還成為充實人生和實現人生意義的場所。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紛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再加上戰后新憲法、民法所規定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原則的貫徹，以及西方文化的持續影響，導致了傳統家族共同體的解體。同時，經濟的發展和生活的提高，也帶來了出生率不斷下降，家庭規模日漸縮小，“核家族”化迅速進展。家庭共同體的變質，促成了新型家庭觀念的確立。另外，物質生活的充實、生活安定化，為人們追求和實現自身的自然欲望提供了物質條件。在西方文化、價值觀的狂濤巨浪的蕩滌下，個人生活方面的禁欲主義已徹底成為過去，取代之的是對個人物質欲望的肯定和性意識的解放。總之，經濟的恢復和高速增長、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改善和提高、新憲法精神和西方文化的持續作用和影響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重合，促成了戰后日本社會價值觀的形成和確立。(二)戰后價值觀的內涵 這樣，到高速經濟增長期，新型的戰后價值觀確立起來。概而言之，國民的價值取向從國家、天皇轉向了企業等工作場所，從傳統家族共同體走向了現代家庭，從禁欲主義走向了肯定物質欲望和性意識的解放。第一，“工作場所至上”。

從國家共同體、天皇走向了企業等共同體，這是戰后價值觀最重要的變化，也是其核心內容。例如，在70、80年代關于天皇的輿論調查中，對天皇“無感情”的國民一直保持在40%以上，為各調查項目的首位，而對天皇抱有“好感”和“尊敬”的國民所占比率也不過50%左右；而且，年齡越小“無感情”的比率越大。①這說明，作為日本國家象征的天皇的權威已大大失墜。但是，必須承認，戰后日本仍是一個社會、集團志向很強的社會。調查表明，日本人的“社會志向”

②一直保持了較高的水準，“社會貢獻意識”也較強。然而，具體到“社會志向”的內容，卻不是志向“社會正義”等與自己相距遙遠的“公”的層次，而是指向自己的身邊，如企業、學校、官廳等“中間”層次。③也就是說，工作場所共同體占據了社會價值的中心。

工作場所將人生價值、傳統社會取向和個人利益有機結合起來，在日本人的社會價值取向中占據了最重要的位置。第二，“男主外，女主內”。

在戰前的日本，家的意識、家業延續、重視縱式的親子關系是家族觀念的基本內容。戰后，由于制定了新憲法和民法，“個人的尊嚴和兩性的本質的平等”的原則日益深入人心，再加上現代化的迅速進展，帶來了家庭和家庭觀念的重大變化。隨著社會的變化，戰后日本的家庭也發生了如下幾點變化。首先，家庭規模縮小，新式小家庭取代了傳統的家。從祖父母到孫子同居的多世代同居的家庭，到高速經濟增長期變成了夫婦與孩子的單世代同居型家庭（核家族）。據統計，1965年核家族的比率為68.2%，1975年已達到74.1%。④其次，婦女地位相對提高。男女平等的原則得到逐步貫徹，法律保護婦女的結婚、離婚自由和財產繼承權。再次，家庭功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于家族制度被廢除，家庭的政治社會功能和敬神崇祖的功能大大減弱，生產功能被社會化大生產取代，只具有生活消費功能和部分教育功能。于是誕生了丈夫工作、妻子在家里專心家務和養育子女的性別功能分擔型家庭。

也就是說，雖然戰后男女平等和核家族化有很大進展，但由于受傳統家庭觀念的影響，在日本的家庭中存在著明顯的家庭分工。丈夫在外工作，妻子在內持家，一直是戰后日本人認可的帶有普遍性的價值觀念。據NHK廣播文化研究所1973年對“理想的家庭”所做的輿論調查，“性別功能分擔”居首位（39%），以下依次為“夫唱婦隨”（22%）、“家庭內合作”（21%）、“夫婦自立”（15%），說明日本人中“男主女從”的意識依然很濃。⑤另外，據日本總理府1987年所做的“關于婦女的輿論調查”，同意“男人工作、女人持家”這種意見的男性為51.7%，女姓為36.6%；不同意這種意見的男性為20.2%，女性為31.9%，對上述觀點首肯的仍占多數。而且，這樣的夫妻分工的家庭結構，也并沒有給日本人的夫妻關系帶來深刻的影響。總理府1982年對全國20—59歲的女性進行“關于婦女問題的國際比較調查”時，對夫妻關系感到滿意的高達82.5%。⑥ 第三，從禁欲主義到物質欲望的肯定。

在戰時的日本，不僅人們的物質欲望受到很大限制，而且性風俗也受到嚴格取締。但是，隨著戰后社會的發展，人們的物質欲望得到積極肯定和極大滿足，特別是性風俗的變化，令人吃驚。

首先，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帶來了物質的不斷豐富，大眾消費社會的到來極大地刺激和擴充了日本人的物質欲望。從60年代的“三種神器”（電視、冰箱、洗衣機）到70年代的“3C”（彩電、空調、私家車），從“廚房革命”到美國消費文化的登陸，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不斷發生革命，對物質欲望的追求也不斷在滿足中攀高。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許多人所指出的對精神、心靈的追求不斷降低和喪失的問題。

另外，對性自由、性解放的肯定也在一步步擴展著。50—60年代，日本社會圍繞著性道德、性描寫、性生活發生了很大動搖。關于性表現的自由，象征性地表現了新憲法下權利意識增強的是“查太萊審判”。1959年，因翻譯出版英國作家D.H·勞倫斯的小說《查太萊夫人的情人》，翻譯人和出版社遭到控告，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后翻譯者和出版社社長被判有罪。但圍繞這個問題，全社會爆發了如此量刑是否侵害憲法的基本精神的爭論，結果成為圍繞性問題的文化和價值觀的沖突。

1960年，《性生活的智慧》出版，立即成為暢銷書，到1966年賣出了152萬部，引起很大社會反響。

但是，價值觀的變遷，也并不是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會在一朝一夕之間發生突變。據NHK廣播文化研究所的調查，在1973年，對婚前性關系認為“不可”的仍為58%，認為“訂婚后可以”、“有愛情可以”和“無條件可以”的分別為15%、19%和3%。1988年上述各項的結果則分別為39%、23%、31%和4%。⑦由此可見，就是到70、80年代，日本人的性解放意識雖有上升，也并沒有達到泛濫的地步。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戰后價值觀的基本內容和特征，也只是相對而言。實際上，戰后價值觀在形成和確立之后的幾十年間，也在隨著戰后社會的發展和美國文化之風的侵蝕，在悄悄地發生著變化。這無疑為90年代后的深刻變動打下了基礎。回答人的補充 2009-08-18 09:55

二、90年代以來的變化

(一)社會環境的變化

進入90年代，日本經濟在泡沫經濟崩潰后陷入長期蕭條，金融危機、奧姆真理教事件、阪神大地震等徹底打破了日本的“安全神話”，日本人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使日本人的價值觀又面臨新的考驗，發生著重大轉折。社會經濟環境的最重要的變化，是由于經濟陷入長期蕭條，逼迫企業進行經營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首先，過去按工齡和年齡決定工資的日本企業，近年來為了有效分配人員費用和改革職員的意識等目的，紛紛導入年薪制。這是以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為代表的日本式就業形態正在崩潰的表現。不管年薪制的內容如何，現在實施能力主義、實績主義的工資制度及著手研究實施的企業在不斷增加。

另外是工資體系的改革。例如，小田急電鐵公司從1997將工資制度變為“目標管理”。管理人員在年初制定當年的目標，由全體干部組成的評議會議對其進行審查，分三階段決定月工資和業績獎等。在三井造船公司，已經從1996年5月改變管理職位的工資制度，即將工資的2/3作為能力工資，獎金也隨業績而變動。從業人員的意識也在發生變化。1996年8月，綜合生活開發研究所以男性上班族為對象進行的輿論調查表明，對能力主義化持“不能簡單肯定”、“有疑問”等否定性評價的人約占45%，“贊成”的為54%，肯定派占上風。而且，從年齡層來看，40歲左右的中年層比青年層支持率更高。對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的修正和改革，必然會從根本上動搖職工和企業的共同體意識，使職工對工作場所的忠誠心發生質變。

經濟不景氣和社會不穩也引起了家庭的變化。一方面，受經濟不景氣的影響，破產者和失業者增加，這對不少家庭的生活產生影響，造成了家庭關系的緊張；另一方面，在企業改革的大潮中，隨著企業忠誠心的變質，產生了回歸家庭的潮流，家庭的避風港功能增強。

而且，近年來一個較為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婦女就業的增加。由于受西方女權思想和婦女解放思潮的影響，以及家用電器的普及使婦女從繁重的家務中解脫出來，再加上少子化的進展，不少妻子自立自強的意識日益增強。她們開始不甘心做丈夫的附屬，許多人走出家門步入社會，走上了工作崗位。這在客觀上增強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具有促進男女平等的效果。在這種情況下，“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觀念自然受到沖擊。

9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環境的深刻變化，必然會帶來日本人價值觀的變化。(二)“討厭的忠誠心”

在企業逐漸改變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不斷采取大規模的裁減人員措施來壓縮成本的現實面前，職工對企業的忠誠心發生很大變化，是非常自然的。

對“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關系的輿論調查，是觀察日本人對企業等忠誠心的一個重要指標。日本總理府多年來一直進行這樣一項調查：“你認為今后日本人比起個人利益來應重視國民全體的利益呢，還是比起國民全體的利益來應重視每個人的利益呢？”從總體來看，雖然認為比起個人利益來更應重視全體利益的人始終占優勢，但90年代以來重視全體利益者比率下降（1991年為45.3%，1997年降到39.4%），重視個人利益者比率上升（1991年為24.0%，1997年上升為31.2%），二者呈接近趨勢。⑧這說明，日本職工對工作單位的滿足度，對社會的歸屬意識已明顯下降。1999年，日本貿易振興會進行了一次有關職工就職意識的調查。結果表明，即使是大企業，在5人當中就有2人考慮調換工作；3人中有2人回答“如果條件比這里好，可以考慮調離”。這項調查還表明，90%的人認為“現在提升的難度很大”；70%的人認為變換工作的目的是“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40%的人認為“工資比現在高”。這預示著，在日本企業面臨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如果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一生只在一個單位工作就將成為神話。

人們對企業歸屬意識降低，還表現在職工中途退職的增加上。據NHK電視臺1999年5月31日報道，現在“青年早期退職”現象非常突出，3人中就有1人于3年內退職；到1999年5月31日，1年內就有10萬大學、短大畢業生退職。早期退職的原因是：由于畢業時處于就職難的時代，所以不管適合不適合自己的特長、自己能否適應、喜歡不喜歡，先進入企業再說，以謀到工作優先。結果，就職企業與自己的理想、想法差距太大，需要重新尋找自己中意的企業。另外，公司的習慣作法是讓年輕人和新人多干活，多加班加點，以后一點點補償。但是，現在的年輕人覺得靠不住，許多大企業都倒閉，以后誰知道企業怎么樣呢？這突出地顯示了職工對企業不信任和共同體意識的淡薄。另外，日本人的工作觀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以往，日本人給世人留下了“工作狂”、“工作中毒者”的印象，但到了90年代，這一點也在發生著大的改觀。據NHK廣播文化研究所的輿論調查，90年代以來，“注重工作”的日本人有了較大減少，比“注重余暇”和“工作、余暇兩不誤”的人少了約10個百分點。如1998年“注重余暇”、“工作、余暇兩不誤”和“注重工作”的人各為37%、35%和26%。⑨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日本人價值觀念的變化。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90年代以來日本人對工作場所等共同體歸屬意識的變化雖然很深刻，但決不等于忠誠意識完全崩潰和徹底瓦解了。如果認為日本人對企業的忠誠心已經完全和永遠成為過去，那只能說是個誤解。在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以前，日本人對企業等工作場所的忠誠心的淡化，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三)處于矛盾和變化中的家庭觀念

90年代以來，家庭問題被新聞媒介炒得異常火爆，無論電視還是報刊都在關注和爭相報道與家庭有關的問題和題材，而且負面的東西占壓倒多數，給人們造成了家庭崩潰的印象。如擁有臥床不起的老人而面臨崩潰危機的家庭，由家庭內暴力破壞了親子關系的家庭，因丈夫輕浮或妻子移情而關系紊亂的家庭，因虐待幼兒而給孩子的精神帶來異常的家庭，放縱孩子的不良行為的家庭等，在這里，家庭只被說成壓迫、迫害、傷害家庭成員的裝置。

確實，近年來日本的家庭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未必全是負面的和否定性的。例如，“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觀念日趨淡薄，特別是35歲到40歲的女性贊成這一觀念的僅為20.6%（1996年版《國民生活白皮書》）。1997年，就業婦女的比率達到39.5%，接近四成。雖然婦女就業在許多方面仍然受到限制，離真正的男女平等還有很大距離，但越來越多的婦女走出家庭、步入社會卻是不爭的事實。家庭的個人化、多樣化，也是近些年來的一個較明顯的變化。家用電器等的個人化，個人用房間的普遍化，再加上“單身赴任”、孩子上私塾等的影響，家庭成員一起吃晚飯的時間大為減少，更別說經常溝通感情了。而且，社會老齡化不斷發展，到1992年每10人中有1個老年人，全日本有186萬老人孤身生活。

另外，家庭的多樣化也在進展。非婚單身家庭、“丁克”家庭、非婚同居、單親家庭等，家庭形態日益多樣化。

從來的家庭形態有著不可忽視的結構性問題，如夫妻生活在兩個不同的環境中，共同語言較少，在價值觀和是非標準等方面存在一些差異；由于丈夫整天忙于工作，夫妻無法進行更多的交流；特別是做妻子的，由于長期被束縛于家務中，沒有機會發展自己，久而久之會感到孤獨，并轉化為對丈夫的不滿。這些問題再加上上述各種新觀念的影響，帶來了離婚率的增大。

據日本厚生省人口動態統計，戰后日本的離婚率在1983年達到高峰，以后有所回落，但90年代以來又呈上升趨勢。如1992年有179198對夫妻離婚，超過了1983年的179150對。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婚后共同生活10年以上的夫妻離異的日漸增多。這種觀象表明，日本的一些家庭雖然看上去夫妻和睦，但實際上缺少真正的感情交流，只是出于對子女或經濟因素等的考慮，在形式上維持著家庭。因此，有人認為日本的夫妻危機不僅體現在離婚這種形式上，而且還存在于日常家庭生活中，對日本家庭的現狀表現出極大的憂慮。

NHK廣播文化研究所進行的有關調查結果表明，90年代以來，日本人關于“女性的家庭與職業”以及“理想的家庭”的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關于“女性的家庭與職業”，1998年認為“結婚后即使生了小孩也盡量繼續擁有職業”的結婚與職業“兩立”的人占46%，戰后以來第一次超過“即使結了婚到生小孩以前可以擁有職業”的“育兒優先”的人（38%）。另外，認為“如果結了婚的話應專心維持家庭”的“專心家庭”的人為13%。關于“理想的家庭”，1998年主張“夫妻協作”的人達到45%，大大超過了主張“性別角色分擔”（17%）和“夫唱婦隨”（13%）的人。⑩但是，與觀念的變化不太一致的是，在現實中仍是男人很少干家務，即使是女方參加工作的家庭，家務活也是以女方為主。

這說明，家庭確實處于變動之中，但是，其流動變化并不快。思考家庭問題之際的危險，是或者認為現在的“家庭”無所不能，或者宣布家庭的作用已經完全喪失。可以說，現代日本人關于家庭的認識是錯綜復雜的。一方面家庭是“得以休息和安閑的場所”，是“相互幫助、相互支持”的地方，但同時也蘊含著不少內在的矛盾和危機。

(四)精神混沌的現象日趨突出

泡沫經濟崩潰以來，在一部分日本人中精神混沌的現象日趨突出，這在“新新宗教熱”和奧姆真理教事件中得到明證。特別是許多年輕人沒有理想和遠大抱負的問題，引起了許多日本人的關注，時常成為議論的話題。如不少青年人用手機的留言電話和因特網進行犯罪，許多女大學生甚至女中學生為追求時髦和高消費而賣淫，以至于一些人開始驚呼起“女中學生亡國論”。還有，優秀大學生畢業后因為怕吃苦而不愿繼續攻讀碩士和博士課程，而急于找一個條件優越、待遇豐厚的公司等就職。這在基礎科學領域更為突出，甚至出現了研究生院中外國人多于日本人的現象。

另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是年輕人遠離理科，報考理工科的青年學生逐年減少。1986年，大學的理工科學部的報考學生為約74萬人，占報考學生總數的25.6%。但是到1993年卻下降到19.5%，4、5個人中就減少1人。

報考人數下降使優秀學生的入學率也必然隨之減少。文部省1994年3月以國立、公立和私立大學的理工學部的57名學部長為對象進行緊急調查，其中77%的人認為“優秀學生變得不愿報考理工科的學部”。關于其原因，舉出了“現在的大學考試不得不考慮偏差值，很難真正選擇有興趣、有適應性的專業”、“與文科比起來因實驗等很忙，被敬而遠之”、“文科就職后在企業的待遇好”等。

就是學理工科的人，在畢業后也盡量遠離制造業。1988年，理工科大學生和碩士生進制造業的比率為約53%，為戰后最低。1993為56%，也沒有大的增加。關于理工科畢業生遠離制造業的原因，新技術事業團的川崎雅弘專務理事指出：“（戰后）制造業的地位非常高，作為制造業的核心的技術（的地位）也非常高。但是，進入80年代變成富裕的社會后，比起志向于以往的技術、產業主義還不如更快地賺錢。這種趨向在泡沫經濟期更加擴大了。例如制造業和金融、保險業的平均水平比較，30多歲的職工工資相差三成左右。這樣，在金錢本位主義的社會中，包括家長在內，認為比起辛辛苦苦干理工科來不如干別的人增加了。”?這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年輕人貪圖享受的實質。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8-18 10:32

一、未來的幾個演變趨勢

(一)工作場所價值的降低

自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后，伴隨日本式經營制度的形成，日本也進入了高度組織化時代。充分就業使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有了自己歸屬的小集團，終身雇用制決定了工作單位內部的關系是日本人主要和長期的社會關系。但是，泡沫經濟的崩潰和隨之而來的各種改革，將迫使日本企業向一直給職工提供安全感的勞動、工資和保險制度開刀，并改革“日本式經營模式”。毫無疑問，現在的改革是合理的。因為原來的工資體系的特點在于：對年輕職員進行教育投資，在其成為中間層后做出超出工資的貢獻，到中高年期發生貢獻和工資關系的逆轉，個人和企業以此維持長期的貢獻和工資的平衡。但在不能保證中高年職工的高額工資的不景氣時期，有必要縮短決算期間，即：對年輕從業人員扎扎實實地進行教育投資，但盡早將其收回結束長期決算，對管理者以后也要移向短期決算。這是推進日本式年薪制的理由，是合理的改革。工資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減少年功的成分，向能力主義傾斜。

一些輿論調查的結果顯示，泡沫經濟崩潰以來，上班族的加班時間明顯減少，下班后馬上回家的越來越多。另外，比起為企業等賣命來，重視自己的余暇生活，在余暇生活中尋求人生意義的人有了很大增加。可以預料，隨著各種改革措施的到位，日本人脫離工作單位的傾向將逐漸強化，對公司等的歸屬意識將日益淡化。未來日本人將擺脫對公司的全面依附性質，個人的自主性會日益加強。同時，公司等對個人的約束和控制也將日益減弱。

21世紀的日本人將面對更多的實際問題，其心理需求的多維性和多層次性格隨著社會變革的步伐而演變，這決定了日本人對社會現狀、未來發展的反應的復雜性。由于對企業等共同體漸漸失去信賴，對社會關系的需求有可能使日本人追求其他的人際關系方式。

但是，對企業歸屬意識的減弱，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例如，大和綜合研究所在1996年4月曾設立了一年合同的“特別專門職”，以現在年收入的2—5倍的年薪對課長以上的對象進行招聘，但應聘的為零。山一證券集團也在1995年設立了完全年薪制，但錄用也為零。野村綜合研究所雖錄用了32人，但從本企業內轉來的不過數人。?另外，據NHK廣播文化研究所關于“理想的工作條件”的調查，1998年舉出“能與同事愉快地干的工作”的占第一位。?這說明，人們還在留戀習慣了的終身雇用制，還是非常重視與同事的關系的。

總之，90年代以來的改革打破了日本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步入21世紀后，日本人的價值觀勢必會繼續失落，對企業忠誠心的淡化將是一個長期的趨勢。(二)“家”意識的強化

如上所述，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人“以公司為家”、“工作單位至上”的價值觀將逐漸淡化，人們將越來越多地離開“公司的舞臺”而回歸家庭，“以家為家”的價值觀將逐漸升值。

到21世紀，隨著社會變化加快，社會競爭日益加劇和人際關系距離的拉大，日本人的溫情感和安全感將越來越多地來源于家庭，家庭將成為他們獲取人間溫情的基本單位。

日本人回歸家庭，勢必導致“家”意識的加強。但是，問題是在回歸家庭、強調以家庭為核心的價值觀的過程中追求什么。對這一點，人們的認識并不一致。加地伸行認為：“雖然日本憲法提倡個人主義，但這成了利己主義。另一方面，因提出個人主義，無論在法律還是在社會道德方面，都向家族主義解體的方向推移。??這樣的話，結果我們日本人所依據的只能是傳統的儒教式家族主義。”?在這里，總讓人自然地感到戰前家族制度的影子。

在傳統的“家”觀念中，家的本質不是物質的居住和生活場所，而是由血統、家世組成的，是有生命的、有精神的嚴肅的存在。家既是生命之本，又是生命的延續，是將祖先與父母、子孫連為一體的連綿不斷的綜合體。這恰恰與戰前的“萬世一系”的皇國史觀有著內在的相通之處。如果試圖通過提高家庭觀念來恢復這種“家”意識，那是與歷史發展背道而馳的。未來的家庭意識，應通過強調加強夫妻和親子關系，以家庭內平等和互相尊重，提高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形式出現。這樣，才能使人們在家庭中品嘗到真正的溫情、和睦和幸福，并有效防止由“家”意識的強化滑向新國家主義。

總之，確立自我、回歸家庭將成為21世紀日本人價值觀的一種發展趨勢。(三)性“解放”意識的進一步蔓延

進入90年代，不知是否受到“泡沫經濟”崩潰的影響，日本人的性意識也呈現了“崩潰”的樣態，一發而不可收拾：從90年代，出現了出版物對全裸體的解禁（1991年）、從經營青年女性穿著過的“少女服”的商店到“援助交際”的社會問題（1993年）、海外輸入黃色錄像熱（1995年）、“失樂園”熱（1997年）等，在性風俗領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熱”。

另一方面，圍繞女性的性風俗，從“電話俱樂部”到“援助交際”，特別是被稱為“女高中生”的年輕女性的性方式成為重要的社會問題。當然，“援助交際”等所提出的問題，既不僅是性風俗的問題，也不能還原為“青少年健全育成”的問題，毋寧說這是理解世紀末日本的一個關鍵詞。“女高中生”的性問題，是日本社會整體的問題。

對“援助交際”等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既有站在婦女解放論的立場批判買賣春和性的商品化的，也有主張“孩子的性”應由其自己決定、大人不應保護和限制的意見。但是不管怎么說，90年代以來日本國民的性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據NHK傳播文化研究所關于“婚前性關系”的調查，1993年回答“如果是深深相愛男女可以發生性關系”、“如果已有婚約關系的話可以發生性關系”、“辦完結婚儀式以前不應發生性關系”的人分別為35%、23%、32%，但到1998年一下子變為43%、23%和26%。?21世紀就要到來，日本人是否也會迎來一個“性的新世紀”？難以妄下論斷。但是看看眼下的勢頭，恐怕誰也不能阻擋住“性解放”的潮流。

至于意識形態我沒找到也不大了解了。嘿嘿

回答人的補充 2009-08-18 11:08 日本人的幾種意識

10月11日至11月7日，我隨“中國基層青年工作者訪問團”對日本進行了為期28天的訪問，我所在的地域振興分團一行25人先后訪問了東京、大阪、廣島、京都四個城市。在這短短的28天里，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景對我們來說都是那么新鮮，但是日本高度發達的經濟、巨大的社會財富并沒有給我們帶來多大的沖擊，真正令我們所思所想的是財富之外的日本人的所作所為，他們的敬業、自律、講究禮貌和社會公德，并由此給社會創造出來的安全感和舒適感。

日本人的敬業意識

從到達日本的第一天開始，團員每天就會收到第二天的日程安排，幾點到幾點干什么，行程安排幾乎能精確到分。在日本期間常陪伴我們的是日本青少年財團能力開發協會的常務理事松尾篤、事務次長堀添英人和國際協力事業團的協調員鈴木三惠子、植田臻。作為組織整個活動的“靈魂”，松尾在我們訪日期間一直“身兼兩份工作”：能力開發協會每天的工作和安排、陪伴我們的工作，他常常在一天活動結束、送我們回飯店后繼續去上班，或者在早上來飯店接我們時已經開完了能力開發協會的早會。堀添英人是個24歲的小伙子，被團里的所有成員呢稱為“小弟弟”，但這位小弟弟卻常讓團員刮目相看。有一次，在參觀完國會議事堂后中午用餐，不知是何原因，那天的盒飯少了一份，已經在一個飯盒前坐下的堀添發現后，立刻表示他肚子不餓，可以不吃。

記者事后曾問植田臻，他為什么不向工作人員提出來(安排我們午餐的工作人員就在旁邊)，要求再增加一份？植田臻說，從堀添來說，也許根本不想因為此事給任何人添麻煩，更不想因此而影響大家的下一項安排。鈴木是個個子不高的女士，在陪伴我們時，大家發現她幾乎一直在奔跑，誰有一個問題要問她，只要叫一聲“鈴木”，她就會立刻跑過來聽你講話；無論是我們在乘坐地鐵還是在參觀旅游，鈴木的眼神總是在警覺地張望，惟恐落下了誰；車一停靠站臺，她第一個跑下車，站在那里揮舞手臂，讓大家跟她走。植田臻是從上海旅居日本的中國人，她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高超的翻譯水平以及絕不亞于日本人的敬業精神也使我們深為感動。

日本人的敬業精神是完全體現在他們對工作的精細安排之中的。在日本28天，“遲到”兩字從我們的生活辭典中完全刪去，我們每天按照日程表上安排的時間進行活動。更精確的是，每天活動結束的時間也能如日程表所示。臨回國時，國際協力事業團給我們開總結會，請團員談訪日感想，這種最不容易把握時間的會議由于日方事先確定好了發言人數、發言時間、發言主題，使大家一掃平時開總結會時的拉拉雜雜，會議在原定的中午12點時準時結束。

日本人的服務意識

在日本，在任何場合是不用擔心“露怯”的，因為任何地方都有詳細說明。在坐新干線的列車時，每個座位的背后都表明了所在車廂和周圍幾節車廂的設施，注明廁所、垃圾箱、電話的位置，這些設施都用圖案表示，如一男一女并列的圖案，在燃燒的煙頭上打上斜杠的圖案，在說明的最后一行，又用日文、英文特別說明這些圖案代表什么，如一男一女并列表示廁所。

日本的地圖也十分周到體貼。走過一兩條街，在街口就會有一張指示周圍區域的地圖，地圖的設置不是上北下南之類的，而是空中俯拍式的，人沖著地圖，就能立即找到前面、背后、右手邊、左手邊是什么，有人戲稱，這是傻子都能看懂的地圖。

日本的飲食可能不一定對中國人的胃口，但進日本餐館點菜卻絕對沒任何擔憂。每個飯館門口都有一個櫥窗，里面是用蠟做的完全逼真的食物，展示出來的食物內容、形狀、數量和實際端出來的完全一樣。櫥窗里沒有陳列的，還可以看餐館內的拍成照片的菜譜，要花多少錢、是什么菜品，在吃之前就已了然于胸。

日本人的質量意識

剛到日本上街購物，面對滿大街琳瑯滿目的商品不知孰優孰劣，同行的“日本通”告訴記者，日本沒有假貨，你只管放心購買就行。28天下來，發現這位“日本通”所言不差。從外表看兩條一模一樣的珍珠項鏈，一條標價2000日元，一條標價20萬日元，那2000元的一定是人造珍珠，而20萬的則是天然珍珠。看看商品的標價，消費者大致就能猜出商品的檔次。

僅僅用不賣假冒偽劣產品來評價日本，恐怕還遠遠不夠，實際上，日本人的質量意識幾乎已深入到骨髓里。記者的民宿活動是在中川常一郎先生家度過的(民宿即到日本人家中吃住，體驗日本普通家庭的生活)。中川先生在大阪府的和歌山縣買了一幢2層別墅，一進房門，只見木地板、墻壁、廚房、衛生間都平整、光亮如新，給人的感覺好像是剛買的房子。但中川先生的回答卻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們在此已住了11年！在日本，房地產商銷售的都是裝修好了的房子，中川先生入住時只需買一盞燈。據中川先生介紹，他還沒聽說過誰家房子在住了一兩年后出現木門、木地板變形、墻皮開裂之類的“事故”，如果真出現這樣的質量問題，房地產商在10年內會給予免費維修。

在日本，最舒適的是上廁所。無論是在飯店、商場，還是地鐵車站或街邊小飯館，進到任何一家廁所，墻壁、地磚、衛生潔具等都锃亮潔凈。在日期間，沒有見到一個水龍頭跑冒滴漏，也沒有馬桶漏水或廁所門插銷壞了之類的“別扭”之事，而且所到之處，廁所均無異味。日本勞動力奇貴，公共場所的廁所很少見到有人站立一旁隨時清潔，記者曾好奇地詢問一位日本工作人員：廁所為什么沒有異味？她回答說：這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潔具本身具有除臭功能，二是潔具表面制造得非常光滑，水能將污物沖洗干凈，三是下水道設計得非常科學，不返味。

鈴木三惠子曾用這樣的比喻來形容日本人的質量意識，她說，如果美國人首先發明了電梯的話，那他們可能會滿足于電梯能上能下就行了，但日本人一定會改造它，讓電梯在停靠時，與樓層完全處在同一平面上。

日本人的自律意識

日本是地鐵極為發達的國家，在東京和大阪，地下都是空城，從地面上任何一棟高樓往地下走，都能通向地鐵車站。去往較遠的城市時，還有高速的新干線。但無論是在擁擠不堪的地鐵車廂里還是在新干線的火車上，都見不到一點垃圾。在車站站臺，會經常看到人們手里拿著飲料空罐、廢報紙等各種垃圾下車，并將這些垃圾分好類后投進垃圾箱。記者曾在地鐵車上看到一位父親拿出紙巾給感冒的女兒擦鼻涕，擦完之后，坦然地將那沾滿鼻涕的紙巾放進了他的公文包里。

排隊是日本的一景。乘車排隊、在公園里游樂排隊、去餐館吃飯排隊、上廁所也排隊。記者在大阪住宿的格蘭維亞大飯店地處市中心，在地下購物和乘車的人十分繁多，飯店一樓的廁所也就常常排著長隊(在日本，賓館、飯店、寫字樓等廁所都免費向社會開放)。到此“方便”的過路人只要看見廁所大門外有一人等候，就會跟隨在后面排隊，從里面出來一個再進去一個，那安靜和耐心的樣子很難看出來是急著上廁所的。在日本乘滾梯也排隊。所有站在滾梯上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靠左邊站立，留出右邊的通道給那些在滾梯上還要行走的人。

在街上有一個有趣的景象是許多女孩提的手包都是沒有拉鏈的。手機、錢包、照相機等一覽無余地放在敞著口的包里。女孩們就拎著這樣的包擠地鐵、逛街。與此相同的另一個景象是，在東京和大阪，地上地下都是鱗次櫛比的小超市，里面的商品一直擺到了大門外，既沒有工作人員看守，也沒有防盜磁、防盜門之類的儀器把守，但據說失竊率并不高。

日本人的未來意識

在日本，記者不止一次聽到老一輩的人批評現在的年輕人沒有理想，到底什么是理想？在大阪接待我們的大阪府青少年活動財團的一位負責人解釋說，不能說每一個日本青年都沒有理想，但是大多數青年人沒有具體的生活目標。很多年輕人坐在老一輩的成果上，沒有考慮自己將來如何去奮斗。這位負責人說，現在的年輕人也比較自私，他們只考慮自己將來會怎樣，能找到什么樣的工作，而不考慮將來的社會會怎樣，世界會怎樣，像現在日本的政治選舉，青年人很少會去投票。

確實，現在日本青年的開放和現代感已經大大超出了中國人的想象。在東京街頭，找一個黑頭發的年輕人遠要比找一個黃頭發的年輕人困難得多。不論男女，幾乎個個都染著黃頭發。在街頭，還可以經常看到一些鼻孔、嘴唇上穿著環子的年輕人招搖過市。穿著鞋跟高達15厘米的長筒靴的女孩更是街頭一景。穿著這種鞋子，走路幾乎搖搖欲墜，連邁個大步都困難。在東京的原宿，那些臉上涂得亂七八糟、打扮得非人類的年輕人更是讓人匪夷所思。日本青年的開放和現代不僅表現在外表上，實際上，他們的內心也越來越遠離日本的傳統觀念。

但這些并不意味著日本青年完全活在自我之中。日本有一支名叫青年海外協力隊的隊伍，日本政府定期在全國招募各行各業具有一技之長、志愿到海外艱苦、貧困地區從事無償技術援助工作的青年，這些青年不拿工資，政府不給推薦工作，援助工作一般任期兩年。截止到1999年底，日本已向中國派遣了369名海外協力隊員，足跡遍及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記者在日本遇到了曾到中國從事這項事業的坂本毅先生。1991年，他到中國內蒙古的東勝煤礦的一所學校無償教授日語，從條件優越的日本來到這個冬天滴水成冰、上廁所要去戶外公廁、不能天天洗澡、每天都吃土豆羊肉的地方，坂本毅先生有著很大的不習慣，但是兩年任期滿后，坂本毅先生卻選擇了再延長一年，好把他已交了高

一、高二的學生再教到高三畢業。他說，在中國的三年，使他明白了有錢并不等于幸福，他從東勝人鄰里之間富有人情味的相處，東勝人的樂觀快樂感受到了最淳樸的幸福感。一個人，要拋棄優越的生活，去吃苦無償地為他人做事，這是需要相當勇氣和奉獻精神的。

當然日本絕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世界，目前他們也面臨著一大堆社會問題，就像我們一方面看到女士提著敞著口的包上街，另一方面又在大阪親眼看到接待我們的負責人的裝有諸多貴重物品的手提包被偷走。聽說日本社會現在的惡性案件也比前幾年有明顯的上升。就在我們到達日本前不久，一位青年就劫持了公共汽車，導致一人死亡。但是日本的繁榮絕不是偶然的，我們在這個經濟高度發達的社會背后看到了一種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那是一種不需要我們任何物質投入、卻要在精神上付出巨大努力的意識，而這種意識最終又能創造出無價的物質和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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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高中同學大學竟自己賺錢穿名牌

高中同學大學竟自己賺錢穿名牌，原因卻是......上了大學以后，高中很多的同學都逐漸失去了聯系，記得大一開學是九月份，然而十一放假就緊忙操辦著同學聚會，才分開一個月就甚是想念。看看現在呢，不但沒有同學聚會，連畢業照上同學的名字都叫不出來了。但我仍然還記得班上的小A，有一陣子我們關系很要好，她長得還算漂亮，學習成績優異，就是家境不是很好，所以她常年梳著馬尾，衣服零星幾件，每一件都是洗得褪了色的那種，跟班上的其他女生比，她顯得格外平庸。

我知道她其實也是一個愛美的姑娘，只是沒有條件去美，她羨慕班上其他家境好的女生，甚至還跟我說起過以后想要過自己想買什么就能買得起的日子。

小A當年暗戀我們班的班長，我就叫他小H吧，小H算得上我們班的男神，長得好，異性緣好，家境優越，重點是學習成績還好，真是沒有天理了。高三那一年，小A和小H被分到了一桌，當時班上每一個人都在為了高考做最后的努力，都無暇顧及情感上的事，小A和小H算是共同努力，互相鼓勵，沒有聽過有任何的感情傳聞。直到大學十一放假的那次聚會，小A和小H牽著手一同來參加了，那時我們才知道他們在一起了，哎呀呀，隱藏夠深啊！~~據說是高考后，小A跟小H表白了，小H同意了。（那么順利呢？！小H可是我們的男神啊~好吧，還是祝福他們吧。）以為大學畢業以后能收到他倆的結婚喜帖呢，可是直到前些天和小A的一次偶遇......大學可真是能徹底改變一個人啊，三年不見，我都認不出來她了：一頭栗色微卷發，一身名牌外加coach的包包，明顯化了淡妝，整體看起來，漂亮，有氣質，簡直就是韓劇里的女主。如果不是老同學，完全不會把高中時候的她和現在的她聯系在一起。然后我齷齪了，難道她是被包養了嗎？她家的情況我是了解的，完全承受不起她現在的裝扮開銷啊。

她叫得我一愣，等我回過神來，她已經走到了我身邊，問我：“**，好久不見了啊，你是一個人嗎?一起坐坐？”心想也好久不見了，于是我們就進了旁邊的一個咖啡館，每人點了一杯咖啡，我先挑開了話題：“這幾年怎么樣啊？看你變化好多啊，你要不先叫住我，我肯定認不出來你了。”她笑了笑：“還好吧，我正朝著我想要的生活努力呢！”然后指了指coach的包包和iPhone7。弄得我一臉吃驚地問她：“你才大三啊，你拿來那么多錢？？”然后她向我說起了她的賺錢經歷。

她說道：“其實我和小H在大一下半年就分手了，我們的大學沒能在一個城市，他在武漢，我在北京，本以為能克服異地，但是他在武漢有了新的女朋友，當時我深痛欲絕，只要閑下來就會想起他，后來我室友給我推薦了一個APP——Tbuylink時間商城，告訴我只要把閑下來的時間掛在這上邊，可以去兼職換一些錢，也可以通過技能交友的平臺交好多有相同興趣愛好的朋友，或者你想學習其他的技能，可以通過培訓平臺去參加培訓，也可以通過技能交友的平臺做到‘技能互換’，在提高自己的同時也沒有時間去回憶那些痛苦的往事了。所以你看我現在，吃的用的全是我自己在這個平臺上賣時間賺來的，現在都不用家里給生活費了。我還打算多賺點錢，學費也不用家里出了。”

What？這么好的APP

??

不說了，我要去下載Tbuylink時間商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