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打擊網絡謠言與網絡言論自由

打擊網絡謠言與網絡言論自由

當今，互聯網的開放性、時效性、信息的共享性極大方便了人們的生活，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但與此同時，互聯網也成為某些造謠者肆意散播謠言的平臺，諸如“軍車進京，北京出事”，“搶鹽**”，“艾滋病患者滴血傳播艾滋病”等沒有事實根據的謠言大肆傳播，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導致了民眾的恐慌和影響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政府有關部門要嚴厲打擊網絡謠言，加強網絡信息的監控，促進互聯網的健康發展，意義重大而深遠。

網絡的形成確實給大部分網民帶來了一個可以說話、交流的機會，很多牢騷可以通過網上和匿名的網友之間進行傾訴。但是，并不意味著你可以用罵人的話來發泄，因為你的話別人能夠看到，不是你一個人在房子里面自己對自己說話，任何傳播一旦影響到別人的時候，就有一個基本的傳播道德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網絡給了每個人表露心聲的機會，但是，表露心聲本身要有所克制，因為你的自由不能影響別人的自由。

面對約束與管理，一些人喜歡拿個性、權利說事。殊不知，個性的張揚必須以公認的道德與價值觀為底線，主張權利的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勿以惡小而為之，個人對事物對錯的判斷、積極或消極的應對、效仿或抵制的抉擇，很可能成為“蝴蝶效應”的起始。低俗發泄不僅無助于現實問題的解決，最終還可能反遭“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面對網絡“低俗文化”，理智清醒的人沒有理由隨波逐流。面對某些人對現實的不滿與困惑，社會也沒有理由袖手旁觀。積極疏導、解決矛盾，本就是構建和諧、權益維護的應有之義。虛擬與現實，需要的是相輔相成，絕不是互為掣肘。

流言止于智者，每個人都有自覺抵制網絡謠言的義務。網絡進入尋常百姓家以來為人們自由發表言論帶來了無限便利，但它也是一把雙刃劍，人們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也時常苦惱于網絡謠言所帶來的種種傷害。謠言在口耳相傳時期是一傳十十傳百，可現如今謠言以網絡為傳播媒體，它的傳播速度、波及范圍、危害程度程無上限增長，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精神困擾，甚至影響社會的穩定。為了保證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環境，必須嚴厲懲處網絡謠言的制造者和傳播者。

除了網民這一網絡組成之外，新聞也是極其重要的成分。怎么樣才能有效的利用網絡發揮新聞的輿論導向作用，又如何把握好這個言論自由的度呢？

首先，作為網絡新聞監管者，應當增強本身的政治敏感性和自身的專業素養。很多情況我們看的是，網絡監管人員本身的素質不夠，不能夠在最快的時間內識別什么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新聞，只是一味的維護自己網站的點擊率，就可以不顧一些虛假低俗的東西出現在自己的網站，因此加強監管人的素質培養是規范網絡新聞自由度得一個最基本的原則。

其次，網絡的使用者也應該注意正確的使用文明用語。網絡自由并不代表著可以隨便說話，網絡新聞也要追求新聞的真實效果，作為一種傳播媒介，他所承擔的是新聞的承載和傳遞，但是很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能夠從自身認識到言論自由的度，就會各自發表意見，百家爭鳴，而不是相互謾罵，互相詆毀。

最后，網絡的新聞采寫者是新聞的把關人，很多時候網絡新聞的采寫者為了爭取量大快速而忽視了網絡新聞的質量，一旦聽到什么風吹草動，根本沒有去親自的考證就直接寫稿子上頭條，有的根本就是胡說亂扯。這樣的網絡新聞的言論自由的如果沒有控制好就相當于變相的人身攻擊。

總之，新聞自由的權利很多方面的問題，即采訪、報道、出版、發行等自由

權利，這些中都包括新聞記者，新聞監管，和新聞發布者的言論自由，不管是什么樣的權利，不管怎么受到法律的保護都應該把握好自己的一個度，言論自由是公民和新聞工作者得普遍享有的權利，言論自由中又包含了表達權利自由和知情權利自由，在采寫新聞和獲得新聞之后都需要發表評論，而這些應該是一種正確的引導不應該是一種傷害人的武器。網絡作為一種新型媒體是一種特殊的媒介就更應該加強法律意識，合理的處理政府、人民和媒體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真正黨的耳目喉舌，幫助國家正確的引導人民。

現在上網的網民中未成年人的比重是相當高的，而網上這類行為很可能誘發對未成年人去模仿。隨著他們的成長，這一代人如果習慣于無法無天地在網上隨意搜尋他人的隱私材料，那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認識就會大大降低。孫立平有一本書叫《論道德底線》，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做的事情是守衛底線，守衛底線對于每一個人來說就是要尊重其他人的隱私。你尊重其他人的隱私，別人才有可能尊重你。一個現代公民所應該具備的，也最值得稱道的美德，第一就是寬容。因為隨著社會越來越開放，中國人的個體意識正在覺醒，個人的選擇多了、自由度大了，隨之而來的意識形態、文化觀念上以及生活態度上的矛盾，惟有寬容之心可協調。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并且以寬容之心看待這種差別，應是和諧之本義。

回顧網絡言論自由所促進的社會變化不難發現,在依法治國的建設中,很多決策的制定變化都與網絡言論自由有著密切關系。由此可見,網絡言論自由是個好東西。但是,自由從來不是絕對的,必須在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行使。因此,人們遨游在虛擬空間享受它帶來快樂的同時,亦要牢記網絡言論責任,這樣才能使他人與自己一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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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打擊網絡謠言 積聚網絡“正能量”

湖北麻城市思源實驗學校

打擊網絡謠言積聚網絡“正能量”

?湖北麻城陳昌學

前段時間，全國各地打擊網絡謠言專項行動如火如荼，由“秦火火”被抓到“立二拆四”被拘留，一份份“禁謠捷報”紛至沓來。政府的積極主動與兩個輿論場的攜手，傳遞出全社會“禁謠”的正能量，為凈化網絡環境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應當肯定，網絡給人們帶來的好處不勝枚舉。網上購物、網上聊天、電子郵件，網絡讓我們的生活越來越便捷；查資料、網絡課堂、信息共享，網絡讓我們的學習越來越方便。然而，網絡是一把雙刃劍?，F在，社會上某些人利用互聯網從事詐騙、涉黃涉賭、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等違法犯罪活動，嚴重侵害了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尤其是一些網絡謠言嚴重混淆了社會視聽，擾亂了社會秩序，危害了社會穩定，甚至損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我們必須以求真務實的精神依法打擊網絡謠言，凈化網絡環境，積聚網絡“正能量”。

在網絡時代，隨著電腦的普及，社會信息傳播速度的加快，互聯網已成為信息的集散地。當前，社會正處于轉型期，面對利益主體多元、訴求多樣的復雜利益格局，網絡世界里“泥沙俱下”，但也不乏真知灼見；“五光十色”，但也傳遞群眾關切。因此，隨著網民對社會公共事務的關注，網民監督意識和能力的提高，網絡新輿情也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建好、管好、用好網絡，是新時期提高執政能力、促進社會和諧的新課題。把握網絡新輿情，用網為民，借網行政是新時代對黨員干部的新要求。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各類網絡謠言嚴重混淆了社會視聽，是浮躁虛夸風氣的溫室。這些網絡謠言因為迎合了部分網民的偏激情緒，所以得以在網絡上大行其道。對此，我們應該客觀冷靜地對待，既要有傾聽不同聲音的耐心，也要有提防主觀好惡的偏見。一方面，需以求真精神，破除一切虛假，依法嚴懲網絡造謠者，讓網絡謠言失去滋生與傳播的溫床；另一方面，我們還應該透過這些表面的謊言，敏銳觀察這些變化的社會情緒，及時找到這些情緒產生的原因，并予以分析研判，這樣方能從根本上消除網絡謠言，積聚網絡“正能量”。

從網絡反腐這一角度來看，網絡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形勢極為嚴峻復雜。利用網絡進一步匯聚群眾力量、凝聚社會共識，對于反腐倡廉工作意義重大。用好網絡，向群眾解疑釋惑，回應社會關切，有利于增加互信，團結更多的人與腐敗現象作斗爭；發出權威聲音，架起溝通橋梁，有利于暢通監督渠道，更好地發揮網絡監督的力量。

從長遠來看，打擊網絡謠言，積聚網絡“正能量”，更需要建立長效的網絡輿情預警機制和網絡意見領袖培養機制，通過技術手段進行網絡輿情監控，是加強網絡輿情引導的重要措施。

2013年10月12日

通聯：麻城市思源實驗學校陳昌學

郵編：438300

Tel:***

湖北麻城市思源實驗學校

第三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部署打擊網絡謠言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部署打擊網絡謠言

新華社記者

2013-5-3 4:51:11來源：《 光明日報 》（2013年05月03日 04 版）據新華社北京5月2日電 記者2日從國家互聯網信息辦了解到，國家互聯網信息辦正在全國范圍內集中部署打擊利用互聯網造謠和故意傳播謠言行為，近日已查處貴州李某等多名利用互聯網制造和故意傳播謠言人員，關閉了一批造謠傳謠的微博客賬號，公安機關對相關人員處以了治安拘留等處罰。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網絡新聞協調局有關負責人介紹，極少數網民在網上散布各類謠言的情況不時出現，有的拼接圖片誹謗他人，還有一些所謂“大V”賬號以“求辟謠”、“求證”等方式故意擴散謠言，讓一些不明真相的網民跟風，損害了網絡媒體的公信力，擾亂了正常傳播秩序，社會公眾對這種現象深惡痛絕?；ヂ摼W信息內容主管部門對這一現象一直予以高度關注，在加強日常執法的同時，正進行集中打擊。

有關負責人表示，國家互聯網信息辦正根據網民的舉報和日常工作中掌握的線索，會同各地互聯網信息內容主管部門對一些經常傳播不實信息的網站和微博客賬號、微信賬號進行深入核查，將會同公安機關依法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

有關負責人強調，遏制和打擊網絡謠言，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將進一步查處不落實法定責任，致使謠言傳播，造成惡劣影響的違法違規網站。歡迎社會公眾及時舉報謠言，對舉報有功者予以獎勵。將始終對網絡謠言保持高壓態勢，切實維護法律尊嚴，維護正常有序的網絡環境。

第四篇：打擊謠言背景下的網絡輿論新格局

打擊謠言背景下的網絡輿論新格局

2013年8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宣布：警方在安慧北里一小區將嫖娼的薛某（男、60歲）和賣淫女抓獲，依法行政拘留。薛某即是有1200萬粉絲的網絡名人薛蠻子。從2010年9月8日開通微博以來，他平均每天發博79條，大多是時事類議論，其中不少是對政府的批評。央視《新聞聯播》節目破例用3分鐘時間，揭露薛蠻子的劣跡。前些年“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萬戶侯”的微博大V們，驟然走入黃昏。

9月10日凌晨，云南知名網友“邊民”被警方刑拘，理由是涉嫌虛報注冊資本?！斑吤瘛痹诙阖堌?、小學生賣淫案等網絡熱點事件中表現活躍。而2009年初“躲貓貓”事件發生后，云南省委宣傳部組織網友調查，掀開了“網絡問政”的序幕。與京城大V不同，“邊民”絕少意識形態的高談闊論，熱衷于質詢熱點事件真相。

“邊民”被拘，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前些年，互聯網空間的關鍵詞是“網絡問政”，打撈“沉沒的聲音”。為改變政府工作在網上經常處于被“圍觀”批評的局面，“政務微博”異軍突起，努力回應“網民關切”。

從今年8月下旬起，互聯網空間的關鍵詞寫滿了：造謠傳謠，尋釁滋事，揭批大V，治安處罰，刑事拘留。政府化被動為主動，號召開展網上“輿論斗爭”，敢于“亮劍”，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

這些熱詞轉換的背后，是從互聯網治理到社會管理，一些新的理念、思路和格局正在形成，將深刻地影響民眾和政府之間的溝通互動和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利益博弈。

公權突然發力，用力之猛，讓不少領導干部有收復“失地”的興奮，同時也讓習慣于“吐槽”的網民，特別是近幾年自我感覺良好、刷微博“像皇帝批閱奏章”的“意見領袖”措手不及。

公權“亮劍”：體制的邊界

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出臺，立刻得到基層干部的熱烈擁護。

司法解釋對網絡敲詐勒索罪的解釋沒有爭議。網民關注的，是司法解釋對誹謗罪的構成進行了量化，即“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5000次以上；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轉發次數達到500次以上”。網上尋釁滋事罪，更引發網民激辯。司法解釋說：“編造虛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在信息網絡上散布，或者組織、指使人員在信息網絡上散布、起哄鬧事，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的，構成尋釁滋事罪?！?/p>

互聯網不是法外之地，網民不是化外之民，理應受到法律和公序良俗的約束。針對政務的虛假信息，已經報道不少。但虛假信息不限于時政新聞，借助雪球網、股吧等互動社區，資本市場放空消息獲利已成痼疾，上市公司只能發澄清公告自證清白，但往往為時已晚，損失慘重。不少上市公司、基金、券商呼吁，也要“抓資本市場的秦火火”。中國證監會2012年曾經通報過一些網絡虛假信息擾亂資本市場的案例?！蹲C券法》第七十八條“禁止國家工作人員、傳播媒介從業人員和有關人員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擾亂證券市場”，但長期缺乏打擊力度，兩高司法解釋的出臺，無疑雪中送炭。

對網絡謠言的行政管理和法律處罰，還有幾個突出問題需要規范：

一是“獨立調查記者”的合法性。

隨著互聯網“大眾麥克風時代”的到來，網民可以發表突發事件現場的見聞，表達利益訴求，從而成為所謂“公民報道者”“公民記者”。

如果只是當事人的見聞和訴求，只要實事求是，應予包容。問題是近年來，出現了以“爆料”和代人維權為職業的所謂“獨立調查記者”。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作為新聞采訪資質的記者證有嚴格管理，而他們沒有記者證，卻出沒在各種突發事件現場，缺少傳統媒體嚴格的采訪發稿流程的約束，缺少媒體信譽受發行量、收視率制約的機制，也不受新聞宣傳管理體制的轄制，摻雜了不正當的商業利益。不乏敲詐勒索之徒混跡于“獨立調查記者”行列。

二是民間維權網站、輿論監督網站的合法性。2005年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允許新聞單位設立的新聞網站具有與原有媒體一樣的新聞采編權；商業門戶網站只能轉載中央新聞單位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直屬新聞單位發布的新聞信息，不得登載自行采編的新聞信息。這里的“新聞信息”，是指“時政類新聞信息，包括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社會公共事務的報道、評論，以及有關社會突發事件的報道、評論”。

民間自行創立的維權網站、輿論監督網站，雖然有ICP許可證，卻沒有時政新聞采編資質，而且連商業門戶網站轉載時政類新聞信息的資質也不具備。但它們熱衷于搜羅和大肆宣揚時政類負面新聞和傳聞。維權網站可能真的想幫基層百姓維權，但也可能是有組織的敲詐勒索，招搖撞騙。

去年“3·15”期間，曾有媒體報道，一個外地的小伙子在北京辦了兩家維權網站，雇傭員工搜集有關政府和企業的負面新聞和傳聞，在網上掛出，然后給這些政府部門和企業打電話要挾，索取刪帖費，不到兩年時間竟然在北京購房置業。

三是記者在網絡“自媒體”爆料。

記者利用職務之便采寫的內幕新聞，未經本媒體允許，能否自行在BBS、微博客、博客等自媒體爆料？

即使他的爆料完全屬于個人行為，但其職業知名度，難免會讓他所服務的媒體為爆料“背書”。人民日報、中央電視臺等新聞媒體都制定了記者自媒體使用守則一類規定，所有加V認證媒體身份的記者、主持人，均需經本單位備案同意，其發言需對本媒體負責。

四是網絡反腐的法律邊界。

有網友懷疑，“兩高”的司法解釋是想遏制十八大后出現的網絡反腐熱潮。最高法院新聞發言人明確表示：廣大網民通過信息網絡檢舉、揭發他人違法違紀行為的，有關部門應當負責任地核實，及時公布調查結果。即使檢舉、揭發的部分內容失實，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或者不屬明知是捏造的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而在信息網絡上散布的，就不應以誹謗罪追究刑事責任。

網絡反腐與黨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堅強決心是吻合的。但領導干部一旦被曝光抽了一包天價煙，戴了一塊名貴手表，立刻被認定為貪官，面對幾億網民和百萬以上粉絲的大V一邊倒的指控，百口莫辯，卻也不能說是健康現象。

網絡反腐容易為商業敲詐和官場惡斗所利用，去年“成都計生委辦公室主任”微博自曝貪腐，事后查明就是官場同僚的嫉妒所為。

網絡反腐急需厘清官員、網民和網站各自的權利邊界。官員由于掌握了社會資源配置權，因此需要讓渡公眾以知情權和媒體的監督權，但也要明確一些權利是他人應該尊重和保護的。網友失實爆料與惡意誹謗的界限在哪里？即使主觀無惡意，失實爆料給官員及其家屬帶來傷害，爆料者應承擔哪些法律、經濟和道義的責任？從2010年7月1日實施的《侵權責任法》來看，微博、論壇、社交網站等自媒體平臺方，對網友侵犯他人名譽權負有連帶責任。

五是網絡輿論的網下邊界。

前幾年，某些“光頭黨”網友，已不滿足于網上“吐槽”，信奉“千呼萬喚，不如街頭一站”，威脅社會穩定。網絡問政的力度，只能與整個國家的社會管理體制相適應。即使有新傳播技術作支撐，互聯網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國家社會文化政治版圖的“飛地”。中國的5.91億網民，特別是經常就公共事務發聲的知識分子網友，是國家信息化戰略的幸運兒。但先“潮”起來的中國人不可產生對國情和體制的錯覺，把中國的微博誤認為英國的海德公園。

8月份以來互聯網的變化，把那些長年在輿論風口浪尖上弄潮的網友高高舉起，狠狠地摔在地面上。曾經以為我們已經修建了巴比倫的通天塔，驀然回首卻發現，我們還在現代化的山坳上艱難地爬坡。

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早在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已經奠定，但改革的推進需要鍥而不舍的堅毅和擔當。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就指出，中國目前只是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這一階段就要經過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這里的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當然也包括網民。網絡亂象，治理三部曲

中國的網絡輿論場，原本是在激烈的表達和抗議聲中登場的，只是其表達的內容，讓人有時歡喜有時憂。

內地開設最早的時政論壇，是人民網的強國論壇，創辦于1999年5月9日，北約野蠻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第二天，當時叫作“強烈抗議北約暴行BBS論壇”，6月19日更改為現名。

更多的時候，網絡輿論場是針對國內老百姓的民生、個人權益保障問題的“吐槽”，甚至“罵娘”，在嬉笑怒罵的批判性思維和情緒宣泄中，寄托著對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的美好愿景，或一廂情愿。

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的隔閡，日益凸顯。政府背負著現實國情和既有利益格局的沉重負擔，而要求立即改變的網民卻總是能占據道義制高點。老百姓不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全部復雜性，容易把政府視為美好生活的制度性阻礙，因而網上不利于政府的負面傳聞乃至于惡意猜測總能迅速擴散，引起共鳴。而一些政府部門則容易把有訴求的老百姓視為維穩的潛在對手，對網民的意見表達傾向于管控打壓而不是傾聽化解。這就更加激化了政府和網民之間的對峙情緒。

在眾多突發事件和敏感議題上，對于網民的疑問，甚至某些挑釁性的言論，政府首先需要做好新聞發布，力行政務公開。其次需要新聞宣傳部門做好耐心的說服解釋工作。在此兩招無效的情況下，對于某些危害現實社會秩序的違法言行，才需要采取強力措施。如果繞開前兩項工作，直接讓警察沖到宣傳部門前邊，警方可能涉嫌越位，新聞宣傳部門則可能屬于惰政行為。

2009年6月，河南杞縣發生過一起鈷60放射源的“卡源”事故，當地政府采取三不政策：不通報情況，不接受采訪，不允許報道。隱瞞了一個多月后，一個謠言瘋傳：放射源將爆炸，一旦爆炸，全縣男人將喪失生育能力。7月17日這一天，全縣群眾紛紛開著汽車、拖拉機、三輪車，逃亡周邊縣市，上演了一出現代版的“杞人憂天”。事后，地方政府宣布“抓獲杞縣鈷60事件5名造謠者”，其中一名曾經轉帖虛假消息的網友被拘留。

在杞縣幾成空城的這一天，互聯網管理部門的同志建議人民日報寫評論，批評基層政府未能認真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人民日報的“人民時評”警告道：“看似謠言是引發大規模社會恐慌的主要誘因，但其背后隱含的，卻是當地信息發布的失語和由此引起的公信力缺失。”

2011年6月，北京昌平區出現疑似蜱蟲，卻沒有引發社會恐慌，因為地方政府開誠布公地面對公眾質疑，第一時間確認了蜱蟲咬傷寵物的事實，同時澄清并未出現咬人病例，但提醒市民注意防范蜱蟲，并鄭重承諾會持續監測蜱蟲。這樣的表態和措施，完全是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市民沒有理由懷疑政府的誠意和治理能力。

今年9月18日，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部署進一步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要求對重要輿情和社會熱點問題，積極回應、解疑釋惑，并注意把人民群眾的期盼融入政府決策和工作之中；使政府經濟社會政策透明、權力運行透明，讓群眾看得到、聽得懂、能監督。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調研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建設時強調：要積極主動應對和引導輿論，重要輿情要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了解、收集社情民意，暢通監督渠道，發揮好社會監督作用。中紀委秘書長崔少鵬在在線訪談中透露：條件成熟時，這個網站還準備開通官方微博、微信等新媒體的應用。

打通官方和民間“兩個輿論場”，根本之道是在有關公共利益的問題上，政府信息公開，減少官民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人民日報發表的“人民時評”《靠什么終結“網絡大謠”的神話》，引用傳播學者克羅斯的謠言公式：謠言=事件重要性×事件模糊性÷公眾批判能力，表明謠言的能量有多大，既取決于真實信息的透明度，也取決于受眾判斷水平。

上海交大教授張國良把謠言公式進一步擴充為：流言速率=事件重要性×狀況模糊性×技術先進性÷權威公信力÷公民判斷力。張教授注意到另外兩個因素：媒介技術越發達，謠言（或未經證實的流言）的傳播力就越強；政府的公信力越低，謠言越有市場。

制止謠言，不可能關閉新技術媒介（可能有些官員內心深處的確有這樣的期待），需要做的是大力修復和提振政府公信力。

輿論生態：互聯網“植被”

觀察評估近一個月來集中打擊網絡謠言的進展和效果，可以得出這樣幾個結論：

一是時政類大V將集體退場，專業背景的中V崛起。除文藝體育類明星，微博客時政類大V中，雜家居多，越界發言的居多。像薛蠻子，風險投資專家，帖文內容廣泛，甚少原創，以轉發為主。這類大V可能不失人文關懷，比如薛蠻子參與發起了對白血病女孩魯若晴的救助，但對公共事務的看法更多是直抒胸臆，或信口開河。而社會轉型期很多復雜問題和矛盾糾結，需要專業判斷，理性考量，利益均衡。不能像“方韓大戰”中的“方黑”“韓黑”那樣好勇斗狠。

時政類大V作為一個群體退場，從一個角度看，未嘗不是強行擠掉“輿論泡沫”，雖然手法有些粗糙。少數沉湎于浪漫情懷、躁動而偏激的知識分子網友，也需要思考如何能夠推動社會實現平滑轉型，否則，裹挾網絡民意和政府決策，是很危險的。日前，知名網友、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于建嶸主動奔赴貴州擔任鄉長助理，體驗基層治理的苦衷。這類行動有助于知識分子更為準確地把脈國情，到時再上微博議政，會帶來泥土的樸實和堅韌。

今后，有專業背景的中V將崛起。像新聞傳播學領域里的@展江、@杜駿飛、@張志安、@武大沈陽；經濟學領域的@易鵬；政法類賬戶的@廣東政法、@云南省人民檢察院、@恩施州中級人民法院；青少年研究專家類的@孫云曉；人文地理和民族學領域的@單之薔、@蔣兆勇，等等，將以扎實的專業背景和學理分析，贏得網民的理性認同，而不是像先前的大V一樣單單“吸引眼球”。

建議公權力對于“專家論政”給予更多包容。守住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所奠定的知識分子政策底線。

“文革”后，鄧小平提出“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胡耀邦倡導“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要搞現代化，必須尊重知識分子，愛護知識分子，而不是站在其對立面。這也是我們的一項基本國策啊。

二是亟須包容和保護草根網友的意見表達。記得上世紀80年代末，美學家李澤厚曾感慨：如果抹掉我們這一代學者，不出10年，新一代學者將起來，中國唯獨不缺乏的就是人才。在這次互聯網整治中首當其沖的大V，即使完全消失，對網絡輿論生態的影響也是極為有限的。但草根網友對于輿論生態和整個社會生態來說，更有價值。

社會轉型期，法制不夠健全，傳統媒體更重視輿論導向，而輿論監督功能弱化，一些基層民眾在缺乏其他權利救濟通道的情況下，借助互聯網呼救和吶喊。像2009年河南農民工張海超的塵肺病到了晚期，但因原勞動單位拒絕出具證明，始終無法拿到法定機構的診斷結果，被迫活體“開胸驗肺”。此事經媒體報道后，掀起網絡輿論狂潮。最后，張海超獲賠償，解決了低保。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職業病防治法》。這個極端案例提示，互聯網是草根老百姓“吁天權”的實現通道，不僅需要高度重視，而且應存一分敬畏之心。

在2009年河南靈寶“跨省抓捕”網友王帥案中，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和“強國論壇”一起組織過4次訪談，促成王帥獲釋。一位網友在跟帖中寫道：“個別地方官吏自以為天高皇帝遠，老子天下第一，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欺壓草民，特別要提醒這些地方官吏牢牢記?。褐袊习傩罩灰髽溯p點，就跟總書記在一起了?！蹦欠N豪邁的感覺溢于言表，至今難忘。

經過多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政治大局穩定，在此前提下也要看到，各種社會矛盾在累積和疊加，漸漸逼近引爆點?；ヂ摼W是中國社會的出氣孔和安全閥。草根網民的呼聲，哪怕是偏激的訴求，釋放出來，也有利于上級政府和全社會發現基層的問題，及時解決，避免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近幾年發生的幾起爆炸案，當事人都曾經借助互聯網表達訴求。江西撫州針對區政府、區法院、區檢察院的三場爆炸發生前，拆遷戶錢明奇曾經一口氣開通4個微博賬號喊冤；廈門BRT縱火案，陳水總之前也曾經用微博記錄改動1歲年齡辦社保的艱辛，跑了22趟派出所無功而返；山東農民冀中星為所謂東莞治安隊毆打致殘問題，在坐輪椅到北京T3航站樓搞爆炸之前，在最后一篇博客中悲鳴：“我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聲。”

此三人的暴力犯罪行為必須嚴正譴責，活著的冀中星將受到法律的懲處，但全社會也需要嚴肅反思他們為什么走上玉石俱焚的暴力犯罪之路。在錢明奇爆炸案后，鳳凰衛視主持人閭丘露薇點開自己的微博，赫然發現就在幾天前他曾轉過自己的帖子，“感覺后脊發涼，在那幾千條評論中，我們不會知道有一個聲音是來自如此決絕、預備死亡的他，他一輩子不被聽見”，直到那三聲巨響。

比關切大V浮沉更重要的，是保護草根老百姓的網絡表達權，釋放社會壓力。社會轉型期的輿情環境錯綜復雜，民眾對教育、就業、醫療、住房、生態環境、食品安全等問題十分敏感，容易由現實利益問題引發不滿，因社會急劇變革而產生非理性心態。對于社會不良情緒，需要積極進行疏導，釋疑解惑，化解矛盾，理順情緒，平衡心理。政府對民意多一分誠懇和謙卑，我們的體制就多一點彈性和張力。

三是鼓勵和保護“微公益”網友。

記者鄧飛從“揭黑”的調查報道，轉型做“微公益”，微博打拐，免費午餐、大病醫保。鄧飛的轉型對年輕網民有重要啟迪。就是從批判社會、批評政府，網絡“憤青”般的憤世嫉俗，轉而以建設性的心態改良社會，與政府合作解決各種基本的民生問題。這對新生代國民性格的塑造，社會心理的優化，有重要意義。

四是理解和扶持社會化媒體營銷產業。這次被查處的網絡推手“立二拆四”（楊秀宇），從事的是社會化媒體營銷。他捧紅過阿壩州羌寨的網絡紅人“天仙妹妹”，屬于無害網絡操作；汶川地震后“封殺王老吉”的策劃，還屬于營銷經典。后來迎合網絡“重口味”，包裝“干露露”，捏造虛假新聞，走上邪路。但我們不能因此把借助網絡社區的互動營銷，包括人物營銷、故事營銷、話題營銷，一棍子打死。

營銷公司注冊大量馬甲，聯絡大V轉發帖文，與名人廣告一樣，能快速提升產品的知名度，促進產品的銷售，只要不涉及虛假廣告，即使不招人待見，也并不違法。

互聯網平臺上的社會化媒體營銷，屬于創意營銷產業、第四產業，不宜用鄉土社會的眼光污名化。如果只是以有組織和以營利為目的界定“兩高”司法解釋中的“非法經營罪”，而忽略其“擾亂市場秩序”的性質，就容易誤傷新興的社會化媒體營銷業。

網友“蔥頭不是干部”感慨：“還在上訪的人是相信政府的，還在上網的人是相信法律的?！惫珯嗔σ乒芑ヂ摼W，也要善待互聯網。雖然活躍網民并不能代表全體國民的意志，但因為擅長表達，而成為社情民意的某種風向標。

善待互聯網，就是愛護社會的“植被”。沒有植被的荒原，人心容易沙化，空氣中能聞到火藥味。在互聯網上包容不同社會群體的不同利益訴求，在多元雜音中凝聚共識，就是為中國社會活血化瘀，為民族肌體固本培元。學者笑蜀分析：微博時代，每一個普通人，都能對公共事務進行力所能及的最大關注和最大參與，通過自治與合作，倡導有品質的公民生活，有助于增進整個社會的公共理性，形成社會共識，形成堅實的社會底盤。

網上流傳的一幅鄉村土墻上的標語，道出了部分官員內心的隱秘：“不信謠，不傳謠，政府的解釋是惟一依據?！边@種惟我獨尊的心態，與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倡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背道而馳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我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合。在城鄉社區治理、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中實行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以擴大有序參與、推進信息公開、加強議事協商、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互聯網就是有序參與、協商民主的平臺。

意識形態：舌頭和拳頭

在這次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中，各地政府旗幟鮮明，敢于“亮劍”，有效地遏制了互聯網上的惡意謠言和極端言論，但基層執法也出現了某些偏差：網友把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報錯，被警方以造謠為由拘留。這邊安徽碭山縣公安局剛剛道歉放人，那邊湖北武當山公安局卻再次出警抓人。河北清河縣女網友發帖：“聽說婁莊發生命案了，有誰知道真相嗎？”即被行政拘留5日。

網友請求公布水質檢測報告，湖北建始縣水利水產局網上強勢回復：近期將有“全面真實的報道”，若有人故意歪曲事實，“網絡上的‘秦火火’將是最生動的教訓”。

最大的爭議發生在甘肅張家川，在一男子非正常死亡后，一名16歲的初中生上網質疑死亡案有內情，帖文轉載500次以上，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被刑拘。

雖然警方后來解釋說，抓人是因為涉嫌煽動游行，但媒體報道稱游行是死者家屬自愿發動，與初中生無關。在輿論的壓力下，警方撤案放人。對于這起“轉發超過500次”而刑事拘留“造謠者”的第一案，中央重點新聞網站光明網發聲：執法能否做到不玩忽、不構陷、不隨意擴大適用法條的外延、不利用法律作為維穩工具？ 1400萬粉絲的陜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里懇切陳詞：“孩子尚年幼，人生路還長，個案非孤案，寬嚴當有度。”

云南省人民檢察院的官方微博建議：在打擊網絡謠言與保護網絡自由之間，應該掌握好一個平衡點，不要從一個極端陷入另一個極端。

這里有個要害問題，就是公權要擺正自己的位置，處理好作為治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系。打擊網絡謠言，不枉不縱，不私不盲，保障公民正當的意見表達和輿論監督，謹防輿論監控技術流入基層政府，被有些素質不高的地方官員用來打壓異己，那樣只會遮蔽矛盾，增加社會壓力。

希望網民帖文不要煽動仇官仇富反體制，也希望互聯網治理不要加劇官民猜忌對峙，而是取信于民讓人心回暖。

在運動式的強力整頓后，還需要建立互聯網治理的長效機制，把打擊網絡謠言的行動納入法制和社會建設的日常軌道：

——對于網上的雜音，分清娛樂（審美趣味）、道德和法律3個層面，分類處置，精細化管理。

例如，你可以喜歡或不喜歡《小時代》和《甄嬛傳》，但政府既不宜用公權來取締，觀眾也不必因為《人民日報》連發3篇批評文章就視為政治打壓。

上世紀80年代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不喜歡朦朧詩，曾到廈門鼓浪嶼登門拜訪朦朧詩人舒婷，兩人在學術問題上發生了一些爭執，聲音很高，甚至“驚動了擔任警衛的當地公安局長”，交談無果而終。但舒婷事后說，“老人姿態很高，并沒有因為發生沖撞的火花，而像有的文化官員那樣，找作家創作上的麻煩。” ——對意識形態問題，多用意識形態的方法來解決。

對于群眾的思想認識問題，多用舌頭少用拳頭。在中共尚未奪取政權的時候，惲代英辦《中國青年》，韜奮辦《生活》周刊，周恩來領導《新華日報》，團結青年階層、市民階層和民主黨派。成為執政黨后，宣傳鼓動這個看家本領不能刀槍入庫。遇到突發事件和敏感議題，不能只剩下封堵網絡帖文這一招。今天的“筆桿子”就是鼠標，我們要奪回“鼠標話語權”，前進到微博客、BBS和人人網，去喚起網民千百萬，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公權強制和網絡社區自治并舉，互聯網治理需要剛柔并濟。

當前采取法律強制，一舉解決互聯網管理多年的歷史欠賬。但互聯網作為網民自組織社區，離不開網民自律，提升媒介素養，還需要網上“意見領袖”增強社會責任感。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與十幾位網絡名人達成的“魯七條”，即法律法規底線、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公民合法權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道德風尚底線和信息真實性底線，體現了對互聯網的一種柔性治理思路?！皟艟W”是不現實也是不科學的，互聯網本是通過信息的自由流動和意見對沖，動態還原事實真相。

比“凈網”更關鍵的，是傳統媒體做好網絡信息和情緒的把關人。傳統媒體不可成為網絡帖文的印刷版。與人人皆可發微博、140字流彈滿天飛的局面相比，傳統媒體其實更適合深入挖掘事件真相，作出精準判斷，對一旦出錯損害職業聲譽有嚴格的行業自律。面臨互聯網越來越大的民意壓力，能否穩步放開傳統媒體，讓新聞專業精神成為互聯網紛亂信息的過濾器、國民心態的壓艙石，構建穩定、開放、包容、理性的多維公共輿論空間？善待、善管互聯網之外，善用互聯網，是一級政府更上層樓的功力和境界。

——學會跟不同群體對話交朋友，注意“分眾”傳播。

當前出現了不同的社會群體，從海歸、海待到蟻族、北漂，甚至是散戶、“大媽”，有廣泛的共同利益，也各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不要一講宣傳就用新聞通稿包打天下。為不同社會群體量身定制小切口議程，與他們展開互動，切實提高新聞宣傳的針對性和輿論引導的有效性。

——搭建官民網絡互動直通車，一對一解決問題。人民網地方領導留言板就是一個很好的網絡平臺創新，網民可以登陸留言板，直接給省市縣三級黨政一把手留言，表達訴求，同時又避免了微博客那樣的公共意見平臺的炒作。自2006年開通迄今，已經有51位省委書記或省長、400位地市級一把手、850多位縣委書記回復網友留言。

政務微博也日益重視私信功能，這樣能減少多少錢明奇、陳水總和冀中星的鋌而走險？

——有資深媒體人設想，中央新聞單位和省、自治區、直轄市直屬新聞單位，能否停止向商業門戶網站提供新聞信息，而自行刊登在中央和地方重點新聞網站上。商業門戶網站如采用，必須鏈接回重點新聞網站，從而削弱商業門戶網站的媒體屬性。微博客等自媒體平臺能否取消轉發和評論計數功能，減少自媒體的娛樂性？

這些措施可為網絡輿論的高燒發酵降溫，為商業“水軍”去勢。

——主流意識形態的新聞宣傳，不僅要會打陣地戰，還要學會打游擊戰。

借鑒社會化媒體營銷的某些手法，利用論壇/BBS、帖吧、微博客、微信公共賬號、QQ群、微信朋友圈等，巧妙設置議題，進行信息發布和觀點引導?！ヂ摼W上的“國家隊”，能否打造“聯合艦隊”優勢？

黨政機關已有約20萬家政務微博，還有約100家各級黨報和官方媒體的法人微博，但各自為政，極少互動。能否探索某種聯播機制，就一個時期內政策宣傳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實現話題聚焦、題材分享和角度差異化，各顯其能，進行有分有合的輿論引導？

今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全面規劃經濟和社會體制改革，打造未來十年的“中國經濟升級版”。善待、善管和善用互聯網這個“最大變量”，形成一個有活力、有理性的輿論場，一個有彈性、有法度的體制，是深化改革的基本保障。為政者兼聽則明，海納百川；治理者鎮暴抑邪，調和鼎鼐，治大國若烹小鮮。

第五篇：抵制網絡謠言倡議書

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倡議 抵制網絡謠言依法文明

辦網

４月８日，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出倡議，呼吁互聯網行業履行社會責任，加強行業自律，自覺抵制網絡謠言傳播。倡議書說，網絡謠言的傳播成為一大社會公害，嚴重侵犯公民權益，損害公共利益，也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希望互聯網業界采取有力措施抵制網絡謠言，營造健康文明的網絡環境，推動互聯網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倡議書呼吁互聯網業界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和行業自律公約，不為網絡謠言提供傳播渠道，配合政府有關部門依法打擊利用網絡傳播謠言的行為。積極響應“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戰略部署，制作和傳播合法、真實、健康的網絡內容，把互聯網建設成宣傳科學理論、傳播先進文化、塑造美好心靈、弘揚社會正氣的平臺。

倡議書希望互聯網企業增強社會責任感，承擔社會責任，加強對論壇、微博等互動欄目的管理，積極引導網民文明上網、文明發言，堅決斬斷網絡謠言傳播鏈條。建立、健全網站內部管理制度，規范信息制作、發布和傳播流程，強化內部監管機制，加強對網站內容的甄別和處理，對明顯的網絡謠言應及時主動刪除。

倡議書強調，要加強對網站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提高從業

人員對網絡謠言的辨別能力，督促從業人員養成良好的職業習慣。號召提供互動信息服務的企業，遵守國家有關互聯網真實身份認證的要求，同時要做好保護網民個人信息安全工作，提醒各類信息發布者發布信息必須客觀真實、文責自負，使每個網民承擔起應盡的社會責任。

倡議書提出，互聯網企業要自覺接受社會監督，設置聽取網民意見的暢通渠道，對公眾反映的問題認真整改，提高社會公信力。希望廣大網民積極支持互聯網企業抵制網絡謠言的行動，自覺做到不造謠、不傳謠、不信謠，不助長謠言的流傳、蔓延，做網絡健康環境的維護者，發現網絡謠言積極舉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