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國美標公司具有悠久歷史

美國美標公司具有悠久歷史，公司前身于1872年在美國新澤西州成立。自此經過百年磨礪，美國美標公

司成為享譽世界的全球公司，衛浴及廚房業務遍布歐洲，美洲和亞洲。

1985年，美標攜帶著領導國際標準的產品進入中國市場，成為衛浴行業最早進入中國的國際著名品牌。

1985年到1995年，美標公司在中國先后成立了公司總部和4家獨資或合資工廠

關于美標公司亞太區

美標亞太區隸屬于日本伊奈(INAX)公司，伊奈公司總部位于日本長滑市(Tokoname City)，是JS 集體的成員。伊奈公是領先的建筑材料及櫥房衛浴產品制造商，至今已有85年的歷史。通過在亞洲，歐洲，北美的獨資分公司或合資公司，以及代表處經營業務。

伊奈公司秉承“追求卓越質量”的公司理念，制造具有極高質量的產品，對每項工作的每一個環節臻與完美,同時幫助締造優美的環境。衛浴產品是伊奈公司的核心業務，包括針對普通家用，商用以及其他公共建筑的浴室家具，陶瓷產品,龍頭和整體淋浴房，產品同時行銷于亞洲，歐洲以及美國。美標同時還在亞洲經營JADO這一高端自有品牌，以及在新加坡，澳洲以及新西蘭經營Ideal Standard品牌。美標亞太區4000多名員工共同致力于公司對消費者的承諾，即為消費者提供符合他們生活方式的美好和諧的衛浴空間，使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風格(Express Their Own Style)。美標的衛浴產品融合高端設計和先進科技，為人們提供最大的身心舒適的享受。美標和多位國際知名獲獎設計師，如Marc Newson, David Chipperfield, Tomas Fiegl, Achim Pohl, 和Ronen Joseph攜手合作，共同打造最前沿的設計。這些套間組合包括臉盆，浴缸，座廁，豐富的配件和家具，相互呼應，呈現風格一體的整體衛浴形象。美標的產品融合創新科技，包括能夠抑制細菌滋生的抗菌釉面，低鉛龍頭，按摩浴缸中獨特的平面隱式噴頭，以及防漏水龍頭和超強節水科技的勁沖技術。

美標，全球領先的衛浴產品開發和生產商，以其優質的服務和產品質量在市場上樹立了良好的產品形象和

信譽。許多重點工程、城市標志建筑、豪華賓館、高級樓盤，都留下了美標的足跡。

與歐洲同步的產品設計，創新的衛浴科技，以及整體解決方案的高質量服務，是美標對所有客戶的承諾，也就是“設計解決方案”的含義。美標力邀全球著名設計師如Marc Newson、David Chipperfield，Tomas Fiegl

和 Achim Pohl，以及Ronen Joseph, 等等把最前沿時尚的歐洲設計帶入中國，感謝這些著名設計師，使我們的產品贏得了不勝枚舉的國際獎項：如REDDOT紅點獎，IF，Design Plus, 等等。與歐洲和美國同步上

市的產品讓中國消費者第一時間體驗歐洲最新的流行時尚。

美標把全球最領先的衛浴科技融合到各種產品設計中，幫助消費者打造無以倫比的舒適，安全和節水的生

活方式。2004年將”美康“技術引進中國市場，呵護您與您家人的健康。2005年引進的全球領先的Champion

超創技術——超級沖水座廁，一次能沖凈20多個高爾夫球，使消費者徹底擺脫重復沖水和阻塞的煩惱，2006

年又推出了4.8升的超級省水座廁。2007年美標成為上海網球大師杯唯一衛浴產品合作伙伴。2008年美

標不斷創新，推出3/4.5升節水座廁。并且連續第二年成為上海網球大師杯唯一衛浴產品合作伙伴。成功進

駐了包括水立方在內的36個北京奧運場館和相關項目，更成為“好運北京”16屆跳水世界杯冠名贊助商。

如今，通過在中國20多年的經營，美標建立了完善的營銷網絡，在全國擁有350多家專賣店。分別在全國

各大城市建立了充滿設計靈感的整體衛浴展示廳，滿足了消費者的不同需求

第二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具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

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具有幾千年的悠久歷史，綿延千年，未曾中斷。它獨特的 生命力使它在當今時代仍然深刻地影響著國人。而在我國的文明體系中儒家文化一 直居于主體與核心的地位，儒家文化在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國人的人格方面 所起的作用是無與倫比的。同樣，在公務員的行政人格的培育中，儒家文化也起著 不可替代的作用。

儒家學說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本身包含著許多優秀的行政倫理思想，它關于 理想人格的論述對于我們現在研究行政倫理仍有借鑒意義。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對中國國 民以及封建官吏的人格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響。即使歷史發展到了今天，這種影響仍然 繼續發揮著作用。研究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對于現代公務員優良行政人格的培育具有十分 必要的現實意義。

（一）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內涵——內圣外王

儒家學說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自其創始人孔子始，經歷了上千年的發展演變，形 成了包括哲學、政治、倫理、道德、教育等思想在內的完整學說體系。而儒家理想人格 理念是儒家學說中倫理思想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概括地說，儒家思想中理想人格的基 本內涵就是“內圣外王”。“內圣”是針對個人的內在道德修養而言，“外王”是針對個 人在社會中的事功而言。前者是指個人作為主體加強自身的心性修養，通過性格、道德、品性等方面的省察和修煉，達到高尚的人格精神境界；后者則是指個人道德、品行的推 廣和發揮，即發揚個人的個性品質進而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因此，“內圣外王” 就是指達到內在修養與外在事功的一致與和諧，這也就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

其二：“外王”，即一個人在社會或治國平天下中的作用以及能力的體現。孔子認為，夠臻于“外王”境界的人應該是“修己以安百姓”這闡明了內在修養與外在事功的一致與和諧———首先要修己，擁有強健的心志和崇高的德行，然后才能博施濟眾，立治國安民的功業。孟子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思想，指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要求“修其身而天下平”

[14]，只有真正做到修身，才能“親親而

民，仁民而愛物。”

[15]

可見孟子的“外王”同樣也是建立在“內圣”的基礎之上的。

是，雖然孔孟的思想主張中都指出“內圣”與“外王”兩方面都是理想人格的重要組 部分，但是真正提出“圣王”這一概念的卻是荀子。荀子論述道：“圣也者，盡倫 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盡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圣王為師。”

[16]

只有集兩

盡”于一身的“圣王”，才能做到“臣使諸侯，一天下”

[17]，實現“平正和民之善，萬之眾而博若一人。”

[18]

能夠將億萬人安定下來，團結如一家人，這樣集完美道德和

會功德于一身的杰出人物才是“圣王”。

1.儒家理想人格理念為古代行政人格培育提供了主流價值取向

2.2.儒家理想人格理念構筑了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基石

3.（2）儒家理想人格理念是封建教育制度運轉的軸心

（二）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對古代官員行政人格的積極作用

1.塑造了品德至上的道德性人格

2.培育了積極入世的進取性人格

3.塑造了舍生取義的強健性人格

（一）儒家理想人格理念對現代公務員行政人格的形成仍然具有民族

文化傳統影響力

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員個體性的體現，是行政人員在行政管理活動中通過連續和持久 的道德行為選擇所表現出來的自我道德完整性。作為個體人格的形成過程，不同個體之 間是存在差異的，因他們的個人修養、品德素質的差異而不同。也可以說，行政人員人 格形成的關鍵還在于他們自己。但是，行政人員的社會屬性又決定了其人格的形成不可 能在封閉的自我環境內完成，必然要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而影響行政人格形成的外在 因素主要就是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正是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下，決定了行政人格的形成 與發展。

隨著社會生產力以及科學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政府管理體制與模式受 到極大沖擊，對行政人員的能力素質和價值觀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在這種背景 下，誕生于幾千年前的儒家學說似乎已經失去了對現代行政管理的影響力和存在價值。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在幾千年的漫長歷史中，儒家文化伴隨著中華民族經歷過無數次政 權的更迭與穩定、經濟的繁榮與衰退、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事實上儒家文化的影響已經 深深融入到每一個中華民族成員的血液中。歷史證明了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強大凝聚力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和頑強生命力的獨特民族，而儒家的人文精神，倫理價值，人格思想是傳承中華文明的 火炬，要理解中國的歷史，要把握中國的現實，就必須客觀認識儒家思想的內在精神，正確對待儒家文化。

一方面，我們應該看到，儒家理想人格理念中的一些鼓勵積極入世、承擔責任、重 視道德修養的內容放在今天仍然具有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它的一些鼓吹恭卑順從、官 僚專制的內容雖然已被我國現代行政管理所拋棄，但由于文化墮距的存在，仍然在潛層 次上發揮著消極的影響。因而，必須正視儒家文化的雙重影響，拋棄、改革其消極保守的因素，繼承、發揚其積極優秀的因素，培養符合時代精神和中國特色的行政人格。

結語

現代公務員的行政人格構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而在我國具有幾千年歷史傳統的 儒家文化在人格的培育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我們不能不正視其潛在的雙重影響。在科 學、辯證地分析儒家理想人格理念的基礎上，做到揚長棄短、去蕪存菁，使之在現代行 政背景下繼續發揮其積極作用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現代公務員行政人格的構成除了文中所提這些內容之外，還

包括效率、民主等諸多要素，而這次內容在儒家文化中或從未提及，或言之甚少，因而，我們在借鑒儒家文化構建現代公務員行政人格的同時，不能一概而論，畢竟儒家文化不 是一劑萬能的良藥。我們應在揚棄儒家理想人格的同時，注意吸收借鑒現代西方先進行 政理念，使二者有機結合，根據中國具體情況，塑造符合中國國情的當代行政人格。

第三篇：彝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古老文1

彝族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古老文化，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有776.23萬人，總人口位居壯、滿、回、苗、維吾爾、土家之后的第七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貴州三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的西北部。

彝族人世代在云貴高原和康藏高原的東南部邊緣地帶的高山河谷間生產勞作，繁衍生息。神奇秀美而廣袤豐饒的土地江川養育了一代代彝族人，也孕育出彝族人悠遠的歷史和樸素而多彩的民族文化。

彝族支系繁多，多數自稱“諾蘇”、“納蘇”、“ 聶蘇”等。新中國成立后，正式定名為彝族，彝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有6種方言；彝族有自己的歷法；彝族音樂富有特色，舞蹈多與歌唱相伴；傳統工藝美術有漆繪、刺繡、銀飾、雕刻、繪畫等，頗富民族特色；彝族人喜歡飲酒，席地而坐，圍成一圈，遞傳酒杯，依次飲用，彝家歷來好客，勸酒一片真誠。

火是彝族追求光明的象征。在彝族地區，最隆重的節日是火把節，火把節多在農歷六月二 十四或二十五日舉行，到夜晚，人們點上火把，火把行列從村頭照到田野，人們圍著熊熊燃燒的火堆，盡情歌舞，云南巍山的“打歌”，彌勒的“阿細跳月”，楚雄的“打跳”，石林的“大三弦”，紅河 的“羅作舞”，涼山的“朵洛荷”等歡快的集體舞在這天都會大展風采。

彝族的節日很多，除火把節、彝族年等重大節日外，各地有不同的節日，比如楚雄州大姚縣曇華山一帶的“插 花節”別具一格。人們把絢麗的馬櫻花戴在頭上，插在門前，表達對抗暴除惡英雄咪依魯的贊美。在馬櫻花盛開的時節，當地彝族人民唱歌踏腳，盡情歡樂，慶祝幸福的新生活。

彝族地區地形、氣候復雜多樣。經過長期發展，彝族地區現有三種經濟文化類型：四川、云南大小涼山地區屬雜谷栽培農耕經濟文化類型；云南中心壩區及南部彝區屬稻作農耕經濟文化類型；貴州部分彝區及涼山部分彝區具有豐富的水草資源，他們除從事一定的農作物栽培外，還從事畜牧業生產，屬畜混合農業經濟文化類型。

隨著經濟的發展，彝族人的生活條件逐漸得到了改善。經濟較發達地區，彝族人正在改革大潮中勤勞致富，奔小康。逐漸告別往日落后的耕作方式，科技化搞生產，開拓其他經濟產業。彩電，農用汽車拖拉機已經走入彝家，彝族人的生活富裕了，彝鄉變了，但彝族人特有的樸素和熱情依然沒變。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一根龍脈，彝族人樸素的倫理道德和多姿多彩的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的一朵奇葩。

·彝語方言及其分布概況

·彝族傳統漆器工藝

·畢摩及彝族原始宗教

·彝族名稱來歷

·十月太陽歷：彝族文化的明珠

·彝族遷徙：從西北到云南

·阿詩瑪長篇敘事詩

·彝文——彝族文化的瑰寶

·各地彝族人的食俗

·彝族傳統醫藥史

·彝族人的傳統民居

·彝族撒尼村寨的密枝節

·彝族火把節的傳說

·學者說彝年——專訪陳國光教授 ·楚雄彝族賽裝節

·永仁彝族山寨的彝族年

·華寧彝族祭龍節

·華寧彝族火把節

·新平彝族火把節

·云南元陽彝族的年節

·彝族白倮人的龍樹、龍衣、蕎菜節

·彝族年概說

（一）語言文字

（二）十月太陽歷法

（三）音樂舞蹈

（四）文學傳說

（五）民間工藝

（六）服飾

（七）婚嫁習俗

（八）飲食習俗

（九）節 慶

（十）信 仰

（十一）喪 葬

彝族自古以來就是西南地區的土著民族。1975年，在云南雄彝族自治州祿豐縣境內發現了距今800萬年前的拉瑪古猿。拉瑪古猿正處在從猿到人的過渡階段，是“正在形成中的人”，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元謀縣發現了生活在170萬年前“元謀猿人”的化石，它是迄今為止所知亞州大陸最早的原人類。1960年和1975年先后兩次在麗江漾弓木家橋同一地點，發現了已屬于人類“智人”發展階段的“麗江人”化石1965年、1970年和1972年先后三次在西疇縣城東南半公里處的“仙人洞”中，挖掘、清理出已接近“現代人”而尚處于“晚期智人”發展階段的“西疇人”化石。1961年、1975年分別在路南附近及板橋街、呈貢東北11公里處龍潭發現了...更多...在生產力比較落后的歷史階段，彝族祖先為了生存、發展的需要而產生了分支。大約幾千年前，有了武、乍、糯、恒、布、慕的六個分支。分別遷徙到云南、四川、貴州等地，經過長期了歷史發展，形成比較多的彝族支系。目前較大的幾個支系是：阿細、撒尼、阿哲、羅婺、土蘇、諾蘇、聶蘇、改蘇、車蘇、阿羅、阿扎、阿武、撒馬、臘魯、臘米、臘羅、里潑、葛潑、納若等。

彝族因彝語方言和地域差異，加上社會歷史的變化和自身不斷發展等諸多因素，形成了具有區域特點的彝語方言、土語和服飾。操不同的彝語方言或土語的彝族支系具有明顯的地域性特點。因此彝族是一個支系繁多，自稱繁雜的民族。不同的支系其自稱...更多...在新的歷史時期，彝族人民意氣風發，斗志昂揚，建設著自己的家園，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彝區面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在彝族聚居區及彝族與其他民族雜居的地區先后建立了3個彝族自治州，19個自治縣，并相繼在云南、貴州、四川等3個省的60個市縣內成立了260個民族鄉。

據1990年統計，彝族人口達五至十萬的縣、市有云南鎮雄、石林、楚雄、南華、大姚、雙相、武定、祿勸、峨山、新平、個舊、蒙自、開遠、建水、元陽、硯山、丘北、南澗、巍山、寧蒗、風慶、云縣等；彝族人口有十萬人以上的縣有云南石屏、彌勒、景東。絕大部分彝族都是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分布，與其他民族交錯而居，僅在彝族人口有十萬左右的縣中，有幾萬人以上的彝族聚居區，...更多...

第四篇：信息技術的悠久歷史

課

題：

1.2.1信息技術的悠久歷史 課程名稱：信息技術

授課時間：2015年9月

日

授課教師：艾爾開西 課時安排：1課時

一、課前三分鐘

主題：網絡交往要遵守道德？

內容：建設文明、健康的網絡環境是責任，我們應該怎么做呢？ 在網絡聊天室、公告欄等公共場所，要語言文明，輕松幽默，不辱罵他人；對求助者，要出于愛心，盡力相助；與網友交流，要真誠友好，不欺詐他人；等等。

二、教學目標：

1、信息技術的概念

2、五次信息技術革命

3、信息技術的五次革命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

三、教學內容分析：

“信息與信息技術”是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信息技術基礎》模塊第一章內容。作為本書的第一章，在學生已有知識的基礎上，對信息和信息技術做進一步的提高，目的是使學生能從宏觀上把握信息和信息技術，并形成整體認識，為后面的學習提供必要的準備。

四、學生學習狀態分析：

高中學生已經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自學能力，對知識應用和遷移能力已經比較強。這一階段的學生邏輯思維是比較成熟的，而且這個年齡段的學生思維也是比較活躍，能夠和同學一起來進行一些問題的探討、交流。他們有著廣闊的視野、強烈的使命感，關注信息技術在生活及其周邊的影響。

五、教學重點： 信息技術的五次革命

六、教學難點：

信息技術的五次革命在社會發展中的意義

七、教學方法：

本節課主要采用以下方法：講授法、討論法、探究法、提問法、引導法，師

生一起小結等等。

八、教學過程：

【導入】

以提問的形式導入新課：信息的四個特征？ 答：

1、載體依附性 2.信息的價值性。3.信息的時效性 4.信息可以共享

教師活動：

1、同學們，今天我們將一起來學習“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這一節。首先，請大家閱讀本節開頭的一則新聞：

問題：上面的故事說明了什么？

信息及其信息技術對我們人類的重要性。【新課內容】

（一）信息技術的概念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術：一切與信息的獲取、加工、表達、交流、管理和評價等有關的技術都可以稱為信息技術。可以說有了人類就有了信息技術，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了五次的信息技術革命：

教師活動：給學生3分鐘看書第6頁，要求盡可能記住“信息技術的五次革命”。

（二）信息技術的五次革命：

第一次信息技術革命是語言的使用，是從猿進化到人的重要標志。第二次信息技術革命是文字的創造，使信息的存儲和傳遞首次超越了時間和地域的局限。

第三次信息技術革命是印刷術的發明，為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提供了更為可靠的保證。

第四次信息技術革命是電報、電話、廣播、電視的發明和普及，進一步突破了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第五次信息技術革命是計算機技術與現代通信技術的普及應用，將人類社會推進到了數字化的信息時代。

（三）信息技術革命在社會發展中意義（教師舉例說明）：

1、信息技術的每一次革命都是對以往信息技術的超越，使人們的學習和生活狀況得以日益改善。

2、不同的信息技術在傳承人類文明的過程中都發揮過重要的作用，即便是一些古老的信息技術至今仍在使用，或者與現代信息技術融合繼續發揮作用。

3、不同時代產生的信息技術決不是簡單的此優彼劣和相互替代的關系，這正如電子出版物的出現并不意味著紙質出版物的消失，當前電子郵件的廣泛應用也沒有完全取代傳統信函等。尤其是我們不能將計算機和網絡技術等同于信息技術，事實上后者包含了前者。

教學反思：

第五篇：重慶悠久的歷史

重慶悠久的歷史

重慶市是一座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有著悠久歷史的光榮革命傳統的歷史文化名城。經歷200多萬年的自然環境演化，隨著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疆域的變更，現已成為我國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第四個直轄市。現將重慶發展歷史簡述于后。

第一節 先 巴 文 明

一、巫山——東方人類的發祥地

根據考古發現的古遺址遺物推測，重慶的遠古文化可追溯到200多萬年前。1986年11月29日，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和重慶自然博物館等單位在重慶舉行新聞發布會，向世界公布在今重慶巫山縣大廟龍骨坡發現了古人類化石——“巫山人”化石。經中國科學院古地磁測定，又經過國外科學家用最先進的電子自旋共振法測定，確定其年代為距今200へ204萬年，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古老的人類化石。

遠古時代，今天的長江三峽地區是一片淺丘和谷地，覆蓋著茂密的原始森林，氣候溫暖、濕潤，日照充足，非常適宜動物生存。巫山縣大廟位于巫山縣西南、長江南岸，南與湖北建始接壤，西北與奉節相連，全區面積290平方千米，現行政建置為廟宇鎮。龍骨坡巫山猿人遺址在廟宇鎮龍坪村的西南坡上，即東經109°4′50″；北緯30°21ˊ25″，海拔高約830米。這里石灰巖溶洞很多，動物的遺骸被水沖進洞中，能較好地保存下來，變為化石。1985年中國科學考察隊開始對巫山縣龍骨坡進行正式發掘。10月13日，發現了一根骨刺（原始人的一種工具），屬石器文化之前的古老人類文化。1986年，又發現一顆古人類上門齒化石，此外還發掘了大量古人類使用的舊石器。有力地證明了：200萬年前這里就有了人類的活動。

經研究論證，巫山人屬于直立人亞種，其地質時代為更新世早期。過去，國際學術界多數認為，人類起源于非洲，包括亞洲在內的直立人是從非洲擴散來的，“巫山人”的發現，不僅將我國人類起源的時間提早到200萬年前，而且為人類起源于亞洲這一學說提供了新的依據，證實了巫山人是東方人類的祖先的發祥地。

二、舊石器時代的代表——銅梁文化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長江沿岸發掘數處舊石器時代遺址。其早中期的代表是豐都縣高家鎮遺址、豐都縣煙墩堡遺址和桂花村、三合鎮井水灣、冉家路口遺址。豐都縣高家鎮遺址是華南地區乃至東南亞地區罕見的曠野類遺址，發掘出了豐富的石制品，以大中型砍砸器為主，有少量刮削器。以上遺址屬于中國舊石器時代早期偏晚階段，地質時代大致在中更新世末至晚更新世初。

豐都縣三合鎮井水灣發掘出距今約1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中期露天遺址，并發現了較罕見的動物化石和最具典型的尖狀石器。被專家譽為“中國三峽庫區最具科學研究意義的一處舊石器遺址”。

銅梁文化是重慶地區廣為分布的一種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銅梁遺址1976年發現，1981年命名。遺址出土了大量動、植物化石和300多件石制品標本。石器類型簡單，以刮削器為主，打片技術以錘擊法為主。C14測定為距今25000年左右，是舊石器文化在四川盆地地層中新的區域性的代表，代表了涪江、沱江流域的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被中國科學院命名為“銅梁文化”。此外，在重慶九龍坡區的桃花溪、大渡口區的馬王場、巴縣廣陽鄉新屋村、合川市銅溪橋村、合川小河鄉小河村、江津市城區江巴灘、奉節縣魚腹浦等地也發現了一些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

三、新石器時代的代表——哨棚嘴文化

隨著生產工具不斷進步，人類開始進入了新石器時代，在重慶地區、長江、嘉陵江兩岸的沿江階地上，發現了新石器時代遺址30多處，均分布在長江兩岸及其支流的階地上。主要有：合川沙梁子、江津王爺廟和燕壩、渝北朝陽河嘴、南岸干溪溝、忠縣洽甘井溝、瓦渣地和哨棚嘴、奉節老關廟、巫山大溪、江東嘴等地。這些遺址大致分屬兩種不同新石器時代文化，瞿塘峽以東，屬“大溪文化”。大溪遺址于1958年發現、命名，屬大溪文化最晚期遺存，主要遺址有巫山大溪、歐家老屋遺址。巫峽以西到江津王爺廟，向北到合川沙梁子，廣泛分布著“哨棚嘴文化”。

“哨棚嘴文化”因哨棚嘴遺址出土的實物最典型而被專家命名。哨棚嘴遺址是忠縣 井溝遺址群中的一處，1997年，北大考古隊對 井溝口的哨棚嘴、瓦渣地遺址進行了較大規模發掘，出土了大量陶器，陶器以夾砂紅褐陶為主，泥質紅褐陶次之，主要的器類有敞口深腹罐、高領罐、折沿盆、高圈足器等。石器以打制和磨制為主，石器種類較多，主要有耜、鋤、鐮、砍伐器等。經試掘或正式發掘的哨棚嘴文化較為重要的地點還有：巫山魏家梁子遺址、鎖龍遺址，奉節老關廟遺址，江津王爺廟遺址和合川沙梁子遺址。哨棚嘴文化是一支有自身源流的考古學文化，基本上可以代表重慶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的主體。其時代范圍大致在距今4000至5000年之間。

距今三、四千年前，重慶地區的土著居民居住在江河洪水線以上，主要靠漁獵為生，但已有原始的鋤耕農業和以制陶業為主的手工業。這些先民已經開始進入氏族社會，過著聚居生活，形成了原始村落。正是這些先民的辛勤勞作，創造了原始而有特色的先巴文化。商周時期，巴族開始在先巴文明的基礎上，建立以部落聯盟為基礎的奴隸制國家，形成了具有濃厚特色的巴文化。

第二節 古 代 巴 渝

一、古巴王國

（一）巴國的建立及滅亡

距今約3700年前，在四川東北部和長江、嘉陵江、漢水流域，散居著一個驍勇善戰、勤勞樸實、以捕魚狩獵和耕作為生的古老部族——“巴”。巴族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史傳說中的五帝時代。《山海經?海內經》記載：“西南有巴國，太白皋 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認為巴的祖先的是太白皋（伏羲氏），活動在漢水流域中游一帶。夏商時代，史籍稱巴為“西土之人”，活動在沔水（今漢水）中游。商朝中葉高宗武丁時代，商不斷對外用兵，擴大版圖，征服四方部族、方國。當武丁其妻婦好率大軍進入沔水一帶的時候，同巴人發生了激烈的戰爭，巴最后戰敗，被迫向商王朝納貢服役。巴在商王朝凌厲的攻勢之下，被迫放棄漢水中游一帶，向南遷徙于長江夔、巫一帶。其后渡江而南，進入清江流域。后又溯清江而上，進入川東地區，開辟新的疆土。巴入川后，向西、向北發展。商朝末年，巴人因屢遭商的侵襲，參加了以周為首的反商戰爭。在牧野之戰中，巴人為前鋒，“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對戰勝商王朝，起了重要的作用。

周王朝建立后，周武王封宗姬于巴（因周王姓姬，封其姬姓宗族統治巴國），其首領稱巴子，以江州（今重慶）為首府。西周初年，巴立國于南土，與楚、鄧、濮為鄰，其活動范圍大致在今陜西東南部的漢水流域到今四川東北部大巴山地區。

戰國時期，其疆域“東至魚復（今奉節），西至僰道（今宜賓），北接漢中（今陜西南部），南極黔涪（今彭水、黔江一帶至貴州東北和湘西北等地）”控制了以嘉陵江、長江、漢水、烏江流域為腹心，包括今重慶、川東、陜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地的廣大地區，巴國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備的奴隸制國家。巴王是國內最大的領主，擁有最高軍政權力，直接統治其中心地區。巴王任用各級貴族為卿大夫，分封于王國各地，把土地、人民封賜給他們作為采邑，命令他們鎮守疆土、按職納貢和從軍出征，成為巴王統治各地的支柱。

春秋時期，楚國在南方興起，巴楚開始相互攻伐。戰國中期始，楚國便向巴國大舉進攻。楚國不斷向西進逼，巴國步步敗退，接連喪失了今陜南、湘西、川東、黔北的大片領土，長江一線也被迫退守魚復。楚威王時，很快占領了巴國的軍政中心枳（今涪陵）和江州。巴國都城不斷遷移于枳、平都（今豐都）、江州、墊江（今合川）之間。最后遷治于閬中，這時，巴國僅剩今川東北一隅之地。

公元前316年，巴蜀間發生矛盾，正在進行兼并天下戰爭的秦國決定趁隙伐蜀，是年秋天，秦惠文王派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統率大軍經古牛道南下伐蜀。滅蜀后，十月，張儀、司馬錯引軍東進，俘巴王，滅巴國。秦滅巴蜀，增強了秦的實力，為統一戰爭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政治、經濟、軍事條件，同時也推動了巴蜀地區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二）巴人的社會生活

巴族原以善于獵射著稱，以漁獵畜牧業為主。大約在春秋時期，巴人開始致力于農業生產。春秋戰國之際，農業開始成為主要的生產部門。在平壩河谷低地一帶，他們已開辟水田，種植稻谷, 巫溪大溪遺址發現了稻梗和谷殼遺留在陶器上。部分丘陵地區種植黍、稷等作物。巴人善釀酒，在歷史上頗負盛名。“江水經魚腹左岸，有巴鄉村人,村人善釀酒,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其“巴鄉清酒”,是向周王朝納的貢品之一。唐代大詩人杜甫還盛稱巴酒醇厚，贊賞不已。

巴人充分利用其豐富的自然資源，發展冶礦業和手工業。其青銅的冶煉和銅器的制造，已達中原先進地區的水平。巴人擅長栽桑養蠶，種麻織布，當時榮、隆二昌所產的麻布，又稱為“黃潤”細布，以麻織成，輕細柔軟，被列為“貢品”，后來行銷于大夏（今阿富汗和印度北部）。巴縣冬筍壩巴人墓葬，曾發現麻布和絹的痕跡。巴人的漆器制造也達一定的水平。在巴縣冬筍壩、涪陵小田溪等地的巴人墓葬中，均出土有漆器，其色多為紅黑兩色。

巴人還擅長歌舞，戰國時代巴人歌曲傳自楚國都下郢中，成為最流行的歌曲。“客有歌于郢者，歌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千人。”對巴歌有研究的司馬相如曾描述巴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靈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歌是后來川江號子、民間花燈、秧歌等詞曲的先聲。巴人還喜舞，周武王伐紂時，“巴師勇銳，歌舞以陵殷人”。在漢代，渝舞一度成為帝王推崇乃至令樂人習學的宮廷舞。

二、秦漢巴郡和重慶建城

（一）秦漢巴郡

秦國滅巴國后，于公元前314年，秦正式取消了原巴國的最高統治機構，改設巴郡，郡下設縣，派官吏為郡縣守令，代表國家進行統治。巴郡初期的范圍比較小，南不過江州，中心區域在今川東北，治所初期在閬中縣，后移治于江州。秦置巴郡后，巴郡的東界日益東擴，先后奪取了枳城、朐忍（今云陽）、魚復。巴國的故地——巫巴山地，由于戰略地位的重要，秦攻占楚郢都后將其分別劃歸為巴、南、黔中三郡，西面的魚復縣屬巴郡，東面的巫縣屬南郡，南面的清江地區則仍保留在黔中郡內。秦國時期，巴郡共下轄九縣，包括今天的閬中、渠縣、合江、滬州、涪陵、云陽、奉節等地區。秦始皇26年（前221年），分天下為36郡，巴郡為其一，郡治江州。

漢承秦制，西漢時期，川東仍置巴郡，含11縣，郡治江州。11縣城均位于長江、嘉陵江、烏江沿岸，大致與巴國治區一致。漢武帝時期，在全國置13刺史部，巴郡屬益州刺史部，郡治江州，置江關都尉駐魚復縣。王莽曾一度改變巴郡所屬縣的名稱，東漢光武帝又恢復西漢舊名。到漢末興平元年（194年），因巴郡遼闊，管理困難，益州牧劉璋將巴郡一分為三，墊江以北為巴郡（建安六年改為巴西郡，治安漢，即今南充，后又治閬中）、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建安六年改為巴郡，治江州）、朐忍至魚復為固陵郡（建安六年改為巴東郡，治魚復，即今奉節），始稱三巴。

秦漢巴郡時期，社會生產不斷向前發展。農業方面：新型的鐵制農具開始使用、推廣，牛耕已較普遍。水稻在平壩地區已廣泛種植，所產米質甚佳，江州“縣北有稻田，出御米”，所產稻米還列為貢品。巴郡一帶盛產柑橘，西漢時在朐忍、魚復，東漢又在江州設有專門管理柑橘生產、銷售的官署。荔枝在巴郡種植較為普遍，江州、枳、墊江（今合川）均產。礦產業得到發展，鹽、鐵、銀、銅礦得到大量開發，川東的宕渠出鐵，涪陵出丹，秦時巴寡婦清，是以丹砂致富，并以財產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為她筑“懷清臺”。漢代的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長，西漢時人口達70余萬，東漢永興二年（公元154年）人口達187萬余人。

（二）重慶建城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后，秦軍統帥張儀開始建筑江州城。當時的江州，就是今天的重慶。古人以水中居住的地方叫“州”,重慶位于兩江匯合處,形如半島，所以稱它為“江州”。張儀所筑江州城，其大致位置位于今嘉陵江北岸江北嘴一帶，這便是重慶作為川江封建政治經濟中心的開始。此城建成后，為歷代治所之地，至清代都很少改變過。自張儀筑城于江州，作為秦王朝統治巴地的軍事、政治中心后，重慶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日顯重要。秦漢江州，逐漸成為一座繁榮的城市，據現有的考古材料推測，除嘉陵江北岸的江州城外，在今江北區劉家臺、相國寺、市中區兩江半島、南岸區涂山腳下一帶街市、村莊密布。江州居民較多，人口稠密，城市已有相當規模，水上居民就有500余家，水上運輸發達，商業興盛。到蜀漢時期，江州城得到蜀都護李嚴的擴建，更城為大城，周圍十六里。李嚴所筑的的大城約在今觀音巖至上清寺一帶，稱為大城，或稱為北城。而張儀所筑的城，稱為小城，或稱為南城。三、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重慶

三國兩晉時期，巴郡仍置，但漸漸殘破和蕭條。據彭伯通《古城重慶?三千年的歷史》載述：三國時代，蜀先主劉備，于公元211年（東漢獻帝建安16年），應益州牧劉璋之迎，率眾溯江而上到達江州，又由巴水北上；公元214年，劉備令張飛攻克江州，獲其守將嚴顏，隨即盡據益州，以費觀為巴郡太守，領江州都督。后以趙云督守江州，李嚴筑江州大城。公元263年蜀亡后，魏分益州為益、梁兩州，巴郡屬梁州管轄。

西晉末年，巴郡戰亂，最后為李雄所據，在成都稱帝，改國號為成。隨即派兵東下，攻占巴郡和巴東郡，設立荊州，下轄巴郡、巴東郡和建平郡三個郡，以巴郡江州城為州所。這是歷史上重慶由郡升為州的開始。西晉時，因戰亂的影響，原來居住在貴州和四川邊境高山地區的大量僚人，遷居到巴渝地區。僚人與漢人雜居，為共同開發江州地區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公元347年，巴郡歸屬東晉，東晉取消了荊州建制，改屬梁州，仍留巴郡，此時的巴郡，下轄今重慶（江州）、合川（墊江）、涪陵（枳）、忠縣（臨江）四個縣。在南北朝時，巴郡的隸屬關系變化較頻繁。劉宋時期巴郡改隸益州，合并涪陵郡（今彭水）入枳縣（今涪陵）。齊朝時又置巴州，管轄巴郡。梁朝時，武陵王蕭紀曾以“江州以東，其人半楚”之理由，置楚州，下轄巴郡、東陽郡（今北碚）、涪陵郡（今涪陵、武隆）、臨江郡（今忠縣）、東興郡（今武勝）和東宕渠郡（今合川）。北朝西魏時將楚州又改為巴州。北周時又改巴州為楚州，仍領巴郡。北朝周明帝時期（公元561年），將江州縣和墊江縣合并，改稱巴縣，治所在今重慶渝中區下半城，同年，又將涪陵縣并入巴縣。巴縣由此出名，沿用至今。

四、隋唐兩宋時期的重慶

（一）“渝州”的由來

隋文帝開皇元年（公元581年），實行州、縣兩級制，廢了巴郡、七門郡和涪陵郡。因嘉陵江古時稱渝水，重慶又位于嘉陵江、長江交匯處，遂改楚州為渝州，州治為巴縣治。渝州所轄范圍為巴縣（原巴郡）、江陽（今大渡口區冬筍壩）和涪陵三縣，地域大大縮小。這是今日仍流行的重慶稱謂“渝州”的時期出現。隋煬帝大業三年（公元607年），復改渝州為巴郡。唐高祖時，復改巴郡為渝州，含巴縣、江津、南坪、璧山等縣，終唐之世始終未再變渝州之名，只就渝州歸屬和轄區作了幾次局部調整、增改。渝州之稱沿用至北宋晚期，時近六百年之久，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之又富地方特色，所以，千百年來人們通常把重慶簡稱為“渝”或“渝州”。稱該地區的文化為“巴渝文化”。

北宋時期，改州、縣二級制為路、州、縣三級制，今重慶市轄區內設有渝州、合州、昌州和南平軍,另有遂州（今遂寧市）、涪州部分地區。渝州先隸屬西川路，后隸夔州路。宗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當時渝州籍人，宋國子博士趙諗（shen）在回渝省親時，被人告發。說他在渝州與同黨李造、賈士成等揚言要誅殺皇帝身邊的奸臣，其語狂悖，有謀反之意。因趙諗家庭原系渝州南部少數民族，投降宋朝后被賜以國姓，并封為國子博士。當他被告發后，北宋朝庭立即對趙諗進行處罰，并因此而厭渝州的“渝”字，認為“渝”字有改變、違背和謀反之意。為了“恭行天罰”以治之，叫人民永遠恭順，故改渝州為“恭州”。

（二）重慶得名

南宋第二個皇帝宋孝宗，于公元1189年（宋孝宗淳熙16年）正月，封其第三子惇（dun）于恭州，稱為恭王。同年，二月，孝宗禪位于恭王，是為宋光宗。宋光宗即位后，按照宋王朝潛藩升府的慣例，于當年八月升其藩封之地恭州為重慶府，因惇先封于恭州，后即帝位，是為“雙重喜慶”，恭州故曰“重慶”。這是重慶得名之始。此后，重慶地區的轄境范圍雖有伸縮，然地名再無更易，至今已有八百余年。南宋建立重慶府后，管轄巴縣、江津、璧山三縣，同時代管溱州，轄今萬盛青羊（榮懿）、綦江（扶歡）二縣。

（三）抗元戰爭中的重慶城

南宋末年，為了抵御蒙古軍隊的進攻，于1239-1240年，任四川安撫制置副使的彭大雅組織大量人力物力重筑重慶城墻，這是歷史上重慶石構城墻的開端。彭大雅筑重慶城，成為挽救四川戰局的起點，從此，重慶由普通府城向宋軍在四川的政治軍事中心轉變。后南宋置司重慶，另派四川安撫制置使兼重慶知府余玠鎮守重慶。余玠也是重慶歷史上著名英杰之才，他一到重慶就廣納人才，整頓軍政、恢復經濟，建立以重慶為統帥部，以合州（今合川）釣魚城為重點的山城防御體系，在后來的抗蒙古軍戰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公元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率軍4萬入川，連破數城，至釣魚城受阻。釣魚城軍民在宋將王堅、張玨的率領下，英勇抵抗，使蒙軍損兵折將，最后連蒙哥本人也被宋軍炮石擊中受重傷，后死于溫湯峽（今北碚北溫泉處），蒙軍主力被迫撤退。釣魚城之戰創造了以山城設防擊敗當時橫掃歐亞無敵手的蒙古貴族鐵騎的戰績，是戰爭史上罕見奇跡。因此釣魚城有“上帝折鞭處”和“東方麥加城”之稱。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對四川增兵派將，以精銳部隊再攻重慶，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慶府事張玨率部頑強抵抗，后因其部將開門降元，重慶城始破。

（四）隋唐兩宋時期的經濟、文化

隋唐兩宋時期，巴渝地區一直較為穩定，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深入長江、嘉陵江的內地被大量開墾出來，梯田在唐代已經出現，宋代得到普遍發展。經濟作物中，巴渝的水果和茶葉尤負盛名，麻、桑種植遍及各州。柑桔、荔枝主要產于合州、渝州及今長壽。今潼南西部出產的崇龕梨，傳說是宋初著名道教思想家陳摶所種，特別有名。合州的水南茶已成為與峨眉之白芽，雅安之蒙頂齊名的名茶。

手工業在紡織、井鹽、瓷器和冶金等方面，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唐代的渝州、南州、溱州、昌州均產布和貢布，昌州的筒布和各州的斑布已成為著名的紡織物，銷往巴蜀以外各地。唐代后期，渝州、昌州、合州已成為井鹽產地之一；北宋晚期以后，昌州鹽井已發展到130余所，年鹽額已達130余萬斤。宋代的渝州是瓷器的重要產地，主要生產供民間日用為主的黑釉瓷。

至宋代，巴渝的商品交換興旺，城鎮大量興起，尤以今天的大足、榮昌、永川、江津、合川、銅梁等縣境內居多。當時的渝州地處長江、嘉陵江匯合處，“二江之商販，舟楫旁午”，已發展成為四川東部的交通要道和商業貿易中心之一。合州居三江匯合之處，已發展成為嘉陵江流域的物資集散地，成為商業性城市。

隋唐兩宋時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巴渝地區的文化得到繁榮，今日大足縣境內規模宏大的摩崖石刻造像群是其真實寫照。大足石刻是在我國北方石窟藝術漸趨衰落之時在南方興起的石窟藝術明珠，是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大足石刻開鑿于初唐，完成于南宋，石刻規模宏大，藝術精湛，內容豐富，分布在北山、寶頂、南山、石篆山等地，總計有石刻造像五萬余軀，主要精華集中在北山和寶頂兩處。其中北山石刻開鑿于唐景福元年（892年），經五代至南宋紹興末年，歷時250余年，石刻造像近萬軀，以佛灣為中心，遍布山之四周；寶頂摩崖造像由南宋高僧趙智鳳主建，石刻以大小佛灣為中心，共13處，1萬余軀，以大佛灣石刻造像規模最大。

五、元明清時期的重慶

（一）元明清時期的重慶建置和大夏國皇都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元朝實行省、路、府、縣四級制，于公元1286年建置四川行中書省，簡稱四川行省。重慶為四川省所轄九路之一，后又置重慶路總管府，治巴縣，含1司（錄事司，相當于今天的市政府）；3縣（巴縣、江津、南川）；4州（瀘州、忠州、涪州和合州）。同時重慶又作為四川南道宣慰司的駐地，宣慰司管轄重慶路、夔州路（今治奉節）、紹慶府（轄今彭水、黔江等縣）和懷德府（轄今酉陽、秀山等地）。鑒于重慶地理位置特殊，將重慶上升為“上路”。元代的重慶已成為四川的重要區域軍政中心和第二大城市。

元末，農民起義領袖明玉珍于1362年攻克重慶，1363年在重慶建都稱帝，國號大夏。大夏國皇宮舊址在今25中學內。1366年明玉珍卒，其子明升繼位。夏國疆域東至湖北宜昌，西至四川成都和樂山，南至貴州遵義和桐梓，北至陜西漢中和甘肅武都，并一度占領云南昆明。1373年，大夏國被明朝滅亡，重慶遂歸明朝統治。在歷史長河中，明玉珍的大夏國雖然似流星一閃，但卻在山城的史冊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大夏政權建立后，廢除元代的苛捐和徭役，“除暴救民”、“以安黎庶”、“尚節儉”、“興文教”，使重慶地區得到安定，對社會生產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明玉珍率數萬湖廣農民入川，是重慶地區家喻戶曉的“湖廣填四川”、“插站為業”的一個重要時期，對四川的人口遷徙和分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明朝時期，在今重慶市轄區內先后置重慶府、夔州府、重慶衛、瞿塘衛，隸屬于四川行省（四川承宣布政使司），轄3州、17縣，重慶府治巴縣。明末清初，張獻忠農民起義軍控制四川，建立大西政權，曾多次在重慶與清軍作戰。清順治末年，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地區。康熙二年（1663年），清總督李國英在重慶補筑通遠門城墻，加強城防，才鞏固了在重慶的統治。清代在今重慶市轄區內先后置重慶府、夔州府、忠州直隸州、黔彭直隸州和石柱直隸廳。重慶府轄 1廳（江北廳）、2 州（合州、涪州）、11縣，1670年成為川湖總督的駐地。

（二）元明清時期重慶經濟的發展

元朝時期，重慶開始成為四川僅次于成都的重要城市。明清時期，重慶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明朝時期，重慶府的耕地和人口分別占四川省的1/3左右；隨著玉米、紅苕等作物的傳入，重慶成了四川糧食的最主要的產區，重慶一府即占全省糧額的1/3。

清代重慶的手工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紡紗織布已成為重慶農村的家庭手工業，合州一帶的絲織業發達，成為以順慶府（今南充）為中心的嘉陵江流域絲織地帶的一部分。陶瓷業因大量技術工匠進入重慶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巴縣的磁器口窯成為川東民瓷的重要供應窯場；清初入川的廣東楊、朱、蔡三姓在大足縣創辦陶瓷廠，被稱為“三合碗廠”。綦江一帶的鐵、煤已經大量開采，產品銷往附近州縣；大足縣龍水鎮利用附近的煤鐵資源，開始發展成為“五金之鄉”。

清代的重慶交通運輸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陸路的成渝大道、重慶至綏定府（達縣）的川東大道、重慶至貴州的綦桐干道上客商不斷。水上運輸尤為繁忙，重慶“九門舟集如蟻”，往來于重慶的各類船只不下50種，嘉陵江上北至廣元、閬中，東至綏定、巴州，西至三臺、遂寧；長江上至瀘州、敘府、嘉定以及沱江上的資州、內江、富順一帶，下及沙市、宜昌、夔州、開縣以及涪州、武隆、彭水一帶的船只均往返于重慶與各地之間，運輸、集散著各類物資。

明清時期，重慶已成為四川和鄰近省區的商品交換中心，曾為明代全國30個大商業城市之一。雍正年間，重慶城已是“兵民聚處，戶口實繁”。乾隆年間，重慶的商業行幫已有25個，廣東、福建、浙江、湖廣、江西、山西、陜西等省商賈常常云集于重慶。到開埠前，重慶憑借優越的地理條件、長期形成的吸引和輻射能力以及巨大的發展潛力，已逐步形成長江上游和西南地區最集中的物質集散地。正如晚清詩人趙熙在詩中形容的那樣：“自古全川財富地，津亭紅燭醉東風”。

第三節近代 重 慶

一、重慶被迫開埠

（一）重慶開埠

1840年，英國資產階級對中國發動了罪惡的鴉片戰爭。這以后，資本主義列強從我國沿海逐漸侵入長江中游地區的漢口。1869年后，英國政府不斷派人到重慶搜集情況，進行研究。1876年6月，英國公使威妥瑪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允許英國在云南大理等地和四川重慶派駐領事。同年9月，《中英煙臺條約》把宜昌開為商埠，并規定英國可派員駐渝查看商務，使侵略者步步向重慶逼近。

1890年3月31日，中英兩國在北京簽訂了《煙臺條約續增專條》，辟重慶為通商口岸，英國終于實現了奪取重慶以實現其擴大商務的戰略目標，將其侵略勢力延伸至長江上游最末端的一個通商口岸。1891年3月1日，由英國人掌握的重慶海關的建立，標志著重慶正式開埠。從此重慶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當英國取得重慶開埠的特權時，日本的眼睛也盯上了重慶。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強迫重慶對日本開放，并規定日本輪船可以從湖北宜昌沿長江上溯至重慶，這就實現了幾十年來英國人夢想通航川江、上駛重慶的宿愿。多艘帝國主義的軍艦長驅直入開到重慶，外國人把持著重慶的海關。

重慶開埠后，帝國主義政治、經濟、文化勢力迅速入侵中國西南地區，也揭開了重慶半殖民地半封建歷史的篇章。1890年，英國駐重慶領事館正式建立，1896年，法國、日本、美國紛紛來渝設立領事館。各國領事館的相繼建立，使西方國家在重慶成為一股特大的政治勢力。他們不僅凌駕于地方政府之上，而且與地方政府相互勾結，侵奪中國主權，共同鎮壓重慶人民的革命斗爭。不但聯合鎮壓了義和團運動時期的重慶地區反洋教斗爭，而且相互“合作”扼殺辛亥革命。

1901年9月，日本通過《重慶日本商民專界約書》，終于取得了在重慶的設立租界的特權：中國準許日本在重慶府城朝天門外南岸王家沱設立專管租界，面積為長400丈，寬約105丈，約合420畝。這是重慶近代歷史上又一個平不等條約，是掠奪重慶人民權益的嚴重事件。

清朝雖在重慶設立海關，但海關中的稅務司、幫辦等要職均為洋人包攬，華員只能擔任一般職務，實際的海關權為洋人控制。自重慶開埠后，川江航行權開始喪失。從此，米字旗、三色旗、星條旗、太陽旗開始在川江上搖晃。洋船航行川江，一方面打擊了清政府的官辦運輸業；另一方面，造成民運萎縮，商務權力落入洋人手中。

1891年，外國第一家洋行——英國立德樂洋行在陜西街開辦，相繼有51家外商洋行、公司進入重慶，經營出口貿易、航運、采礦、加工。一時外國商品大量傾銷重慶、使重慶成為僅次于上海、天津、漢口，在全國居第四位的洋貨銷售中心。此外，帝國主義還肆意掠奪重慶土特產品，對重慶周圍的資源進行掠奪式開采，如煤、鐵等，還投資開辦豬鬃廠、火柴廠之類。到1911年，重慶共有6家火柴廠。帝國主義利用廉價勞動力賺取高額利潤的行為使重慶的進出口貿易出現嚴重逆差，至1900年，逆差總額高達952萬兩白銀，使重慶地區乃至整個四川及西南經濟遭受嚴重破壞，加速了自然經濟的解體。

重慶開埠后，西方教會勢力又和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軍事侵略緊密結合，宗教侵略活動進入了一個新時期。這一時期，教會勢力全面擴張，1901年，在重慶的外國教會由開埠前的7個增加到9個，在川外籍教士由175個增加到315個，醫院學校等由13個增加到673個。再則，宗教侵略勢力已由重慶等沿江城市向窮鄉僻壤擴展，遍及四川各地，幾乎縣有教堂。這些洋教大量強占土地，修建教堂，接收地痞、流氓、惡霸入教，成為其侵略活動的工具。

（二）重慶民族工商業的產生

重慶的開埠，客觀上刺激了重慶民族工商業的發展，重慶開始出現了一批近代工業企業。由于外商把商品運到開埠口岸后，需要批發零售商來運往各地銷售，做這種轉手貿易的批發商人積累了一定的資本后，自己開商號、辦企業，成為民族工商業資本家。重慶開埠不久，就出現了民族資本近代工業。首先是1891年商人盧干臣在重慶南岸王家沱創辦森昌火柴廠，這是重慶最早出現的近代工業企業。接著，又出現了絲紡廠、棉紡廠、冶煉廠、玻璃廠、電廠、礦業開發等一批工礦企業，此外，航運、商業、金融也隨之發展起來。到辛亥革命時，民族工業已發展到20余家，工人2000余人。這些近代產業的出現，為重慶近代經濟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為了適應這些近代產業發展的需要，重慶的新式學堂，如川東洋務學堂、巴縣師范講習所及豐盛、正蒙、公熟、求精、廣益等中小學也如雨后春筍般建立起來，為重慶近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培養了人才。

隨著重慶民族工商業的產生和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也逐漸成長。1904年4月，重慶總商會成立。它由富商大賈組成，實際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主張以“抵制洋貨”、“振興實業”為主要手段，以商戰來排除帝國主義勢力，建立民族市場，挽回利權。1909年，重慶紳商為收回江北廳礦山的開采權與英商斗爭；1911年，四川保路運動與洋商的斗爭等都是民族資產階級與洋人資本家斗爭的集中表現。

二、重慶建市前后

（一）蜀軍政府

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爆發后，重慶革命黨人奮起響應，于同年11月22日發動起義，宣布重慶獨立，成立了“中華民國蜀軍政府”,宣布了同盟會的政綱，廢除宣統年號,并通電全國。張培爵為蜀軍政府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清王朝在渝之川東道、重慶府皆廢止，獨存巴縣。重慶蜀軍政府的成立，標志著清朝政府在重慶專制統治的覆滅，重慶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接著萬縣、奉節、夔州、瀘州、內江、大足、合川、璧山、江北、永川、榮昌、銅梁、達縣、鄰水等紛紛宣布獨立，他們向重慶蜀軍政府報告獨立經過，呈繳偽印。至1911年12月，川東南57州縣先后獨立，統一在重慶蜀軍政府下，重慶遂成為川東南行政、政治中心。

1912年1月成、渝軍政府合并成為四川軍政府，駐成都，4月1日，重慶軍政府撤銷，于重慶置重慶鎮撫府，轄川東、川東北、川南等54個州縣廳。但重慶鎮撫府僅存4 個月便被撤銷。到了袁世凱恢復帝制時期，沿用清朝的“道”，川東地區為東川道，道治巴縣（今渝中區），下轄巴縣、江津等36縣。1920年后即為地方軍閥劉湘等割據。1921年11月，四川各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湘駐重慶，委任川軍二軍軍長楊森為督辦，設“重慶商埠督辦”。劉湘與四川其它軍閥一起形成防區制而割據一方，時常混戰。1923年2月，川軍第三師師長鄧錫侯改重慶商埠辦事處為重慶市政公所。1926年6月，劉湘以四川善后督辦和川康邊督辦身份坐鎮重慶，一直獨占重慶到1935年7月。

（二）重慶建市

1927年11月，潘文華呈請第二十一軍軍部改重慶商埠為重慶市，改督辦公署為市政廳。1929年2月，經二十一軍軍部批準，正式成立重慶市政府，第一任市長為潘文華，這是重慶正式建市的開始。建市后的市區形成了舊城、南岸、江北這種地跨兩江、三足鼎立的格局，初步奠定了現代重慶城區的規模。重慶建市，促進了重慶現代化工商業、交通運輸業、商業、金融業的發展，使之成為長江上游的政治、經濟中心。

劉湘一直盤據重慶。1932年，劉湘擴大了重慶市區；1934年10月，國民政府決定重慶為“乙種市”；劉湘以重慶為基地，戰敗劉文輝，其地盤由重慶擴大到川東、川南、川西約80余縣，1934年底，國民政府明令改組省政府，劉湘任省主席。這樣劉湘集四川軍、政大權于一身，終于實現了“四川霸主”的愿望。蔣介石為了圍剿紅軍、統一川政，與劉湘達成協議，允許劉湘兼理川省軍、民兩政，同時又派以賀國光為首的參謀團入川，一方面進行反共圍剿,另一方面插足川政，使蔣介石中央勢力伸入四川。1935年2月，劉湘在重慶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并幫助蔣介石打破了長達18年之久的防區制。7月，省府由重慶遷成都，11月，蔣介石在重慶設立行營，顧祝同為行營主任，管轄川、康、滇、黔、藏。蔣介石以重慶為基點，完全控制了四川和西南。川政的統一，防區制的廢除，使重慶與華中、沿海發達地區的經濟聯系加強，促進了重慶工商業的發展。川政的統一，使重慶不僅成為西南的經濟中心，而且成為政治中心，為重慶成為抗戰時期的陪都創造了條件。

三、陪都時期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蘆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不久天津、上海、蘇州失守，日軍進逼南京，國防最高會議決定遷都重慶。1937年11月20日，中華民國主席林森發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稱“國民政府茲為適應戰況，統籌全局，長期抗戰起見，本日移駐重慶。”表明國民政府正式宣布遷都重慶。12月1日，國民政府開始在重慶辦公。1938年10月，武漢失守，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留在武漢的機構也遷到重慶。重慶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與文化教育的中心。

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后，對重慶城市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隨著所有政府機關、友邦使節、工礦企業及其他文、教、工商等事業團體的內遷，重慶從一個地區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躍而成為戰時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從一個古老的商業城市發展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的中心城市，從一個中等城市升為國際名城。

國民政府遷渝后，重慶仍為省轄市，但照直轄組建。1939年5月3、4日，日本空軍連續轟炸重慶，造成市民傷亡2000余人。5月5日，國民政府為加強領導，明令將重慶從四川省劃出，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任命賀國光為重慶市市長。1940年9月6日正式定重慶為中華民國陪都，并對重慶的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后自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由于重慶地位的提高，重慶不僅是四川和西南地區的經濟中心，而且成了抗戰時期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重慶是抗戰時期中國的國府所在地，是國民政府的陪都，同時，它也就成為當時反法西斯戰爭同盟國中國戰區的指揮中心和同盟軍亞洲、太平洋戰區的司令部以及中、美、英三國軍事同盟與緬甸抗日軍的指揮大本營。當時，英國、美國、法國、德國、蘇聯等30多個國家在重慶設立了大使館，韓國臨時政府也于1939年移駐重慶。

抗戰時期，重慶成為大后方的經濟中心，各方面都得到飛速發展，重慶已成為中國的工業基地（以兵器工業為主的工業生產尤為突出）、交通運輸中心，商業貿易繁榮，金融業高度發達壟斷。從沿海和長江中游內遷的工廠，約有1/3集中在重慶，內遷重慶的工廠有400多家，職工近7萬人，為重慶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同時新辦了一批中小工礦企業，到1945年，全市工業企業已增加到1680家。交通運輸的發展也十分迅速，修筑了川湘、漢渝、川黔公路；全市有輪船公司27家，愛國實業家盧作孚創辦了民生輪船公司，擁有江海輪船148艘；重慶當時作為國內航空中心和中國戰線的國際航線，修建了珊瑚壩、九龍坡、白市驛 3個機場。重慶作為當時的教育科學文化中心，內遷了一批著名大學、科研單位和文化團體。當時，重慶市有公私立大專院校22所，中專、中學78所。一大批中國著名的教育家、科學家、藝術家也云集山城，對重慶的科學、教育、文化事業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重慶成為陪都后，促進了重慶城市的大發展，使重慶城市規模不斷擴大。抗戰前夕，重慶城區面積由民國初年的5平方公里發展到1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約30萬人。1938年，城區面積約30平方公里，人口約50萬人。至1945年，城區面積已達4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已達125萬人。

重慶陪都時期，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政治舞臺也在重慶。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黨的領導下，團結文藝界、學術界等各界民主人士，為維護國共合作局面，堅持抗戰到底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抗日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舉行國共和平談判，簽訂《雙十協定》。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中共派出了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等出席會議并進行了堅決斗爭。

1946年5月，國民黨還都南京。旋即，蔣介石便挑起了內戰。

1949年10月，蔣介石在全國的統治臨近崩潰時，又曾以重慶作為政權所在地頑抗。

1949年11月，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楊虎城、宋綺云、羅世文、車耀先、江竹筠等三百多位共產黨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用鮮紅的熱血浸透了這片土地??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人居住在紅巖村，幾十年間無數烈士的鮮血染紅了這座英雄城市的山巖，此后，“紅巖”就成為重慶革命傳統的象征。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結束了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史。

第四節 新重慶的曙光

一、西南大區直轄市（中央直轄市）時期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東北、西北、華北、華中大片地區后，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直指大西南。當年8月24日，蔣介石由廣州飛抵重慶，妄圖“建都重慶，割據西南”，親自布置防線。在蔣介石把主要兵力部署在川北一線時，劉、鄧大軍已秘密結集在湘、鄂西部一帶。11月1日，劉、鄧40萬大軍攻破蔣介石所謂“大西南防線”中最薄弱的川東防線，打得敵人猝不及防，解放軍很快渡過烏江，直逼重慶。1949年11月30日，重慶市解放。重慶的解放，標志著幾千年封建專制和地方軍閥、國民黨黑暗統治的結束，歷史終于掀開了這片土地最為輝煌的一頁！從此，重慶人民迎來了新生的曙光，古老的山城煥發出了青春的活力。

12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城。第二天，西南軍政委員會成立，西南軍政委員會所轄區域為四川、云南、貴州、西康4省，重慶直轄市及西藏。12月8日，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領導機關進駐重慶。12月11日，重慶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仍為中央直轄市。12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陳錫聯為重慶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長，曹荻秋為副市長。

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撤銷四川省建制，在原四川省轄區置川東、川南、川西、川北4個行署區，仍隸屬西南軍政委員會。1月8日，川東人民行政公署在重慶成立，轄璧山、涪陵、大竹、萬縣、酉陽等五個專區及萬縣市。重慶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4月將全市原來的18個區合并為工業、商業、文化、郊區等7個區，建立區政府，廢除保甲制，在北碚建立行政管理處（后改為第八區）。1950年7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定重慶市為西南行政區直轄市，作為省級計劃單位，1951年1月，重慶市第八區劃歸川東行署，作為川東行署駐地。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撤銷川東、川南、川西、川北4個行署區，恢復四川省建置。9月，川東行署撤銷，其所轄5個專區及萬縣市劃歸四川省，北碚劃歸重慶市。1953年3月，重慶大行政區直轄市改稱中央直轄市，仍由西南行政委員會代管。

重慶作為中央直轄市和西南局所在地期間，在迅速恢復經濟，發展文化、教育，提高人民生活及城市建設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重慶市人民政府在沒收48個官僚資本企業的基礎上，建立了社會主義企業。許多重點工程破土動工，修建成渝鐵路是這一時期的最重要的工程。1950年6月成渝鐵路工程開工，至1952年7月1日全線通車，這是新中國建成的第一條鐵路。大田灣體育場、西南人民大禮堂（現重慶人民大禮堂），這些都是當時修建的全國聞名的重點工程。二、四川省轄市時期

1954年6月，重慶市由中央直轄市改為省轄市，并于7月1日正式并入四川省。11月1日，西南行政委員會正式撤銷。1955年1月，國務院批準設置重慶市南桐礦區。1959年，巴縣、綦江縣、長壽縣劃歸重慶市。1965年，重慶市正式設置大渡口區。1965年始，國家把三線建設的重點放在重慶，新建了一大批大中型企業，修筑了川黔鐵路、襄渝鐵路、擴建了白市驛機場。1976年，江北縣劃入重慶市管轄。1978年國務院公布萬縣市為對外開放城市。1980年，重慶被定為長江沿岸對外貿易運輸港口。同年7月1日，重慶長江大橋竣工通車，為長江上游第一座公路大橋。198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給予重慶市“以相當于省的經濟管理權力”，對重慶實行計劃單列，賦予重慶市相當于省一級計劃經濟管理權限，并批準在重慶進行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同年，撤銷永川地區，將其所屬8縣并入重慶市，使重慶市轄9區12縣，即市中區、江北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大渡口區、北碚區、南桐礦區（1993年改稱萬盛區）、雙橋區和巴縣、綦江縣、江北縣、長壽縣、永川縣（后改為永川縣級市）、江津縣（后改為江津縣級市）、合川縣（后改為合川縣級市）、銅梁縣、璧山縣、大足縣、榮昌縣、潼南縣，全市面積達23000平方公里，人口1390萬人。成為全國人口最多、市帶縣面積最大的城市。

1988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將原涪陵地區黔江土家族自治縣、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等5個縣設置為黔江地區。

1989年12月，重慶江北機場建成。1992年2月，華能珞璜電廠一期工程建成發電，是西南最大的火電項目。1992年，國務院批準重慶為沿江開放城市，同年，全國人大確定修建長江三峽水電樞紐工程。

1992年12月，國務院批準撤銷萬縣地區設立地級市，同時撤銷縣級萬縣市、萬縣，設立龍寶、天城、五橋3個縣級區。萬縣市轄龍寶、天城、五橋3個區和開縣、忠縣、梁平縣、云陽縣、奉節縣、巫山縣、巫溪縣、城口縣。

1993年，國務院批準重慶經濟技術開發區為國家級開發區。1994年8月，國務院又批準建立長江三峽經濟開發區。該區包括重慶市所轄的長壽、江北、巴縣、江津等縣和豐都縣、武隆縣、石柱縣、巫山縣、奉節縣、云陽縣、開縣、忠縣等。同年，重慶市行政區劃調整，撤銷巴縣、江北縣，調整其行政區域，設置巴南區、渝北區，市中區更名為渝中區。1995年9月，成渝高速公路全線通車。

1995年11月，國務院批準撤銷涪陵地區設立地級涪陵市，同時撤銷縣級涪陵市，設立枳城、李渡兩個縣級區。涪陵市轄枳城區、李渡區、墊江縣、武隆縣、豐都縣和南川市（縣級市）。

三、中央直轄市時期

為進一步發揮重慶市作為中心城市的帶動作用，使重慶承擔起三峽庫區移民的統一規劃、安排、管理的重任，以利于三峽工程的建設，將重慶建設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中央確定將重慶設為直轄市。1996年9月，經中央批準，重慶市受四川省的委托代管三峽庫區內的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批準設立重慶直轄市，中國第四個直轄市誕生了。重慶直轄市管轄原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總面積8.24萬平方公里，人口總數達3022萬。同年6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向新重慶市授牌，重慶正式成為中央直轄市。從此掀開了重慶歷史發展的新篇章。

1997年12月20日,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重慶直轄市所轄43個區、市縣調整為40個區、市縣，即14個區（萬縣市1998年5月改為萬州區、涪陵區、渝中區、江北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大渡口區、渝北區、巴南區、北碚區、萬盛區、雙橋區）、4個市（合川市、永川市、江津市、南川市、黔江土家族自治縣后改為黔江區）和22個縣（綦江縣、長壽縣、銅梁縣、璧山縣、大足縣、榮昌縣、潼南縣、開縣、忠縣、梁平縣、云陽縣、奉節縣、巫山縣、巫溪縣、城口縣、墊江縣、武隆縣、豐都縣、石柱土家族自治縣、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酉陽土家族苗族自治縣、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縣）。

重慶，作為我國六大老工業基地之一，自新中國建國以來，經濟得到的迅速的恢復和發展，重慶已成為我國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最大的經濟中心城市、重要的交通、通訊樞紐和外貿口岸，科技、文化、教育也有較強的實力。走向21世紀的新重慶，地處我國經濟發達的東部地區與資源豐富的西部地區的結合部，肩負著進一步發揮中心城市的區位優勢、“龍尾”作用、“窗口”作用和輻射作用，帶動西南地區和長江上游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使命。直轄后的新重慶也正以它日新月異的變化，秀美迷人的風姿，悠久燦爛的文化吸引著中外游客和投資商。摯愛家鄉的新重慶人民，將以全部的聰明才智、大膽的開拓進取精神，用勤勞的雙手，抓住歷史性機遇，再造明天的輝煌，把重慶建設成為經濟繁榮、文化發達、風尚良好、環境優美、生活富裕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使重慶這一顆長江的明珠閃耀出更加燦爛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