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黨風建設的幾個基礎理論問題

關于黨風建設的幾個基礎理論問題

【內容提要】 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加強黨風建設，需要對黨風的基礎理論和基本問題作出思考，使黨風建設建立在更加理性和自覺的基礎之上。黨風是一定數量的黨員或組織在思想、學習、工作、領導、生活等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黨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對的局部性、顯著的實踐性等特點。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有著緊密的聯系，又在內涵、范圍、程度等方面具有區別。黨風建設的重點是執政黨各級領導干部的作風。黨風建設的實質是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 黨的建設 黨風建設 反腐倡廉

黨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為了更加理性地認識黨風建設的基本原理，提高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水平，在實踐中自覺加強黨風建設，本文從學理的視角，對黨風建設的幾個基礎理論問題作以下闡述。

一、黨風的定義

“黨風”一詞由“作風”演繹而來，而“作風”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深厚的底蘊，如過去的“鄉風”、“民風”、“社風”，現在的“政風”、“黨風”等。在自然界，空氣的流動就是風。當人們的思想行為都朝著一個方向，有一定傾向，并且比較普遍時，就成了社會的“風”。人們將自然界的風伸發為一種風氣、風尚時，“風”就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觀念，表現為一定的規則或者潛規則和行為。

秉承中國文化。聯系執政黨建設實際，筆者給“黨風”的定義是：黨風是一定數量的黨員或組織在思想、學習、組織、工作、領導、生活等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

毛澤東首創“黨風”概念。1942年，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①在此之前，恩格斯講到“自我批評的作風”②，指的是一種具體的作風，不具有“一般”的含義。斯大林曾講到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他說：一是革命膽略，二是求實精神，“只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有完整的列寧主義工作者的典型，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③這也沒有完全對“黨風”進行抽象概括。而毛澤東從延安整風發表《整頓黨的作風》等三篇文章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歸納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直接抽象出了“黨的作風”的概念，并使之具有標志性和整體性意義。

由毛澤東的概括，我們能夠判斷，“黨風”顯然是一個中性詞，即“黨風”中有好的作風，如三大優良作風，也有不好的作風，如《整頓黨的作風》中剖析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因此毛澤東提出，加強黨風建設包括兩大任務，一是要樹立正派的作風，二是要反對不正之風。

作風看似無形，實際上又無處不在，它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好的作風是一種寶貴的政治資源，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力量。比如，周恩來總理的愛民情懷，焦裕祿的親民風范，鄭培民的“平民書記”形象，楊善洲一點一滴的為民舉動，都如和煦的春風暖人心扉。不好的作風則是一種腐蝕劑，是領導干部走向腐敗的助推因素。壞的作風，也是一種政治上的傳染病，甚至是瘟疫。比如，在馬德主政的綏芬市，歪風邪氣甚囂塵上。馬德曾講，“在綏芬市，誰給我送了禮我記不清楚了，但誰沒有給我送禮我很清楚。”還比如，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書記孫楚寅腐敗窩案，卷進去的廳級干部10多人，縣處級干部70余人。

中國共產黨是個有著優良傳統作風的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向全黨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④。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⑤的作風要求。進入新世紀以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黨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在作風上要做到“八個堅持，八個反對”⑥。黨的十七大召開前，胡錦濤又在第十六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要大力倡導勤奮學習、學以致用，心系群眾、服務人民，真抓實干、務求實效，艱苦奮斗、勤儉節約，顧全大局、令行禁止，發揚民主、團結共事，秉公用權、廉潔從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環境密切相關的八個方面的良好作風。⑦隨著社會的前進和黨的事業的發展，黨的作風建設正被不斷注入新的時代內容。

但也應看到在一些領導干部中還存在著突出的作風問題，如三大優良作風在有的地方異化為“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表揚和自我表揚相結合”，在有的地方甚至異化為“官位聯系實惠、密切聯系大款、入股分紅和個人收受‘紅包’相結合”。至于因精神懈怠導致的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漠視群眾、脫離實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虛報浮夸，鋪張浪費、貪圖享樂，陽奉陰違、我行我素，獨斷專行、軟弱渙散，以權謀私、驕奢淫逸等等不正之風，已成為執政黨面臨的嚴重危險。

二、黨風的特點

從黨風的定義我們可以歸納出黨風的幾個鮮明特點：

第一，一定的普遍性(群體性)。

其一，在主體上，要有“一定數量”的黨員或黨組織。個別黨員的行為只能叫某個黨員的作風，個別組織的行為只能叫某個組織的作風。所謂“一定數量”，指有一定的規模，形成一定的氣候。而“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是指形成一定的觀念、規則或潛規則、行為等。

比如，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當前，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狀況、黨員隊伍素質總體上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同時，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針對存在的六個問題，該決定用的數量詞分別是“一些黨員、干部”、“一些黨組織”、“一些領導班子”、“一些基層黨組織”、“有些領導干部”、“一些領導干部”等⑧，說明有“一定數量”的黨員或黨組織存在不正之風。它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形成了一定的氣候。這是值得各級黨組織嚴重警惕而且不能姑息的現象。

再如，在干部選任上，現在是兩種風氣并存，兩套規則博弈，一套是陽光下的公道正派規則和風氣，這正在成為主流，另一套則是拿不到桌面上來但卻實實在在存在著的跑官要官、任人唯親、迎合領導的潛規則和歪風邪氣。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在有些地方，潛規則使官場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漩渦和黑洞，許多人難以擺脫。在這種歪風下，官場呈現“逆淘汰”，吏治腐敗大行其道。身處這種政治生態下的官場，誰不遵守潛規則誰就會被視為另類，誰不跟風誰就會受到排擠和白眼甚至被淘汰出局。有些人原本素質并不差，但為了不被排斥和淘汰，要么隨波逐流被改變，要么滑進腐敗深淵被同化，如果抗爭只會碰得頭破血流。雖然這種歪風不是主流，但能量卻不小，因此，中央提出“要匡正選人用人風氣”⑨，嚴肅換屆紀律。

其二，在時間上要有較強的延續性和反復性，不能把一時片刻的行為稱作黨風。因為黨風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過程，要經歷一定的時間，而它一經形成，又反復地作用于黨的政治生活。歷史告訴我們：黨的三大作風的形成，若從建黨時算起，到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作出科學概括時止，前后經歷了20幾個年頭。可見黨的優良作風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會對黨的建設起到長期的積極作用。無數老黨員把三大優良作風作為座右銘，時刻用它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同樣的道理，黨內不正之風具有一定的頑固性，它一經形成，對黨的建設也起著極大的消極和破壞作用，糾正它有一定的難度。所以，中央提出糾正不正之風既要堅決又要持久，就是這個道理。

其三，在行為表現上，要有較廣的涉及面。黨風在行為表現上應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學習等方面。江澤民在2001年“七一”講話中指出：“要全面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建設。”可見，黨風是黨的建設的綜合性問題，必須全面規劃黨風建設的任務，同時也要重點抓好每個階段性的突出問題。

第二，相對的局部性(地域性)。

黨風的局部性與黨風的普遍性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即作為整體意義上的全黨，有一個總的精神風貌，多數黨組織和黨員的一貫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構成了黨風的主流。然而，我們在分析黨風狀況和進行黨風建設時，必須層層分解，作出具體判斷。只有認真剖析每一個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及其黨員帶傾向性的風氣，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強黨風建設。比如，吉林省靖宇縣是楊靖宇將軍壯烈殉國的地方，在這塊神圣的土地上，很長時期都保持著樸實、淳厚的民風，也曾涌現過很多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但在原縣委書記李鐵成主政期間，這里卻被搞得烏煙瘴氣，局部風氣非常糟糕，帶壞了一批干部。我們決不能說全黨所有黨組織都是這樣的狀況，但某些地方的某些時期，黨風的整體情況確是不容樂觀的。

黨風的局部性的特點，要求我們辯證地看待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既不能從一個黨員或黨的干部、一個組織的作風推論全黨的黨風，也不能認為黨中央有了正確的路線，全黨就不存在黨風問題，以為太平無事而掉以輕心起來。

據權威部門統計，近些年來受處分黨員約占全體黨員人數的1.4?。有人以此標榜成績，認為出問題的黨員在全體黨員中所占比例非常小，無礙大局，不足以大驚小怪。這種認識是非常錯誤和有害的，因為它以全體黨員為分母，而全黨8000萬黨員中，相當一部分無職黨員沒有掌握權力資源。因此，我們不能僅看這一個數字和比例，還要看出問題的黨員在掌權者中占多少比例，即在處級干部、廳級干部、省部級干部中各占多少比例。只有具體統計分析，避免籠統抽象，才能使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

第三，顯著的實踐性(直觀性)。

“風”，是直觀的，雖然看不見，但是能夠直接感受得到。黨風建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具有顯著的直觀性、實踐性。

我們常說，黨風體現著黨的性質和宗旨，是黨的世界觀在行動上的表現。一個政黨，只有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且反復表現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在路線、方針和政策上，才能形成好的作風。這個基本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應該注意，黨的世界觀不能直接等于黨風。世界觀屬于思想、認識、觀念的范疇，沒有實踐的屬性，而黨風屬于實踐活動范疇，它主要體現在黨員的態度和行為中，是黨的風格面貌的主要標志，是一種外化了的世界觀。還有，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也不能直接等于黨風。歷史上曾有路線錯了但黨風較好的時期，比如王明路線統治時期，雖然路線錯了，但廣大黨員仍然能夠密切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持續保持在人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歷史上也曾有路線對了但黨風卻讓人民群眾并不十分認同的時期，比如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的大政方針是正確的，但有些黨員干部在社會轉型時期不能正確對待權力和金錢，搞不正之風，甚至腐敗，因而這個時期也是人民群眾對黨風最不滿意的時期。在新華網“我參與我期盼——2009年全國‘兩會’大型調查”等互動欄目中，超過60萬網民用跟帖、留言和投票的形式“說”出了自己心中的五大期盼。其中，反腐倡廉高居各項之首，成為網民最大的期盼。

黨風的實踐屬性要求我們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來維護整個黨的形象。2001年9月，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專門討論黨風建設問題，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江澤民在此前后多次講話指出：“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命”，道理正是如此。

三、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的關系

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第一，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有著緊密的聯系。

黨風正派能夠抵御腐敗，不正之風則會誘發腐敗。比如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官本位的思想作風等就是腐敗的土壤和溫床，而腐敗又進一步敗壞黨風。某些現象既是黨風問題又是腐敗問題。所以，人們經常將它們放在一塊談。比如，2008年1月，賀國強在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工作報告，題目就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努力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新局面》。還可以說，如果我們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看作一個整體，那么，懲治腐敗是治表，黨風建設是治本。胡錦濤強調，在反腐敗的問題上不僅要治表，還有個治本的問題。就是說，把浮出水面上的腐敗分子，不可救藥的官員給查出來，讓他們別在共產黨的隊伍里混下去了，別一粒老鼠屎壞一鍋湯，這是治表。另一件事就是治本，這個本就是預防腐敗的滋生。怎么預防法？胡錦濤提出從八個方面做起，樹立良好風氣，一旦良好風氣形成，就會強根固本。

第二，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又有區別。

并非所有黨風問題都是腐敗問題，二者在內涵、范圍(人數)、程度等方面皆有不同特點。

其一，內涵不同：不正之風主要指黨內不健康的風氣，腐敗主要指權力不受制約而產生的權錢(色)交易、以權謀私等行為。目前，社會上對“腐敗”一詞的使用存在泛化的問題。如，“決策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不作為也是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等。固然，決策失誤必須重視，但“腐敗”是一個專屬性很強的政治名詞，決策失誤造成經濟損失，大多是工作能力問題，也有決策成本意識問題，如果其中沒有涉及決策者的個人利益問題，那么，就不應當列入腐敗現象之列。因為反腐敗的關鍵在于反對國家公務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有可能找到工作重心。如果將“決策失誤”、“不作為”等都列入“腐敗”之屬，則勢必讓反腐敗工作偏離重心。

其二，范圍(人數)不同：不正之風卷進去的人相對多一些，搞腐敗的人相對少一些。

其三，程度不同：即行為的表現和后果都不一樣，不正之風表現程度相對輕一些，腐敗則是嚴重的“叛黨行為”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11)。不正之風主要靠教育和制度來矯正，腐敗現象則主要靠教育和制度來預防，靠法治來懲處。還可以說，黨風建設是高標準的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是底線建設。不勤政，尚可教育，治庸問責；不廉政，則必須從黨政干部和公務員隊伍中淘汰出局。正因為有這些區別，所以黨的文件有時對它們分別進行闡述。比如黨的十七大報告的“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部分第六點的題目是“切實改進黨的作風，著力加強反腐倡廉建設”，說明黨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有密切聯系，然后用兩個自然段分別論述了黨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的任務，這說明它們又是有區別的。(12)把反腐倡廉建設從黨的作風建設體系中單列出來加以強調，反映執政黨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還有，2007年胡錦濤在第十六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重點講黨風建設，要求倡導八種良好風氣來從根本上提高黨員素質，在有些場合，又專門講反腐敗問題。

四、黨風建設的重點

黨風建設的重點是執政黨各級領導干部的作風。

黨風正不正關鍵看黨員干部，因為領導干部的作風具有示范效應。風成于上，俗形于下，領導干部的作風狀況，直接關系著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黨風政風民風，歷來都是社會行為規范的風向標。據資料披露，雷鋒在成長過程中，有“兩件小事”對他世界觀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是營長撿起地上的螺絲釘，小心翼翼地裝袋備用，這不僅培養著雷鋒艱苦樸素的作風，而且啟發他今后要當“革命事業的螺絲釘”。二是領導夜間查房幫他蓋上被子，雷鋒頓時感到組織的溫暖，黨的關懷。他暗下決心，今后要做營長這樣的好人，把溫暖傳遞給別人。可見，風是有能量的，黨風尤其是黨員干部的作風更是具有巨大的能量。電視劇《亮劍》的男主人公李云龍，英勇果敢，意志頑強，帶出了一個鋼鐵般的獨立團。因此，人們把一支部隊作風的形成，歸結為這支部隊主官的性格。對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一個政黨來說，同樣如此。領導者的個人魅力所在之處，往往會成為所有人仿效的榜樣，進而成為一種精神、一種“氣場”、一種凝聚力和號召力。

黨風、政風、民風，是三個互有區別而又有聯系的概念，其中，黨風是最重要的。“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13)黨風正，則民風正，事業興。黨風邪，則民心散，事業垮。在執政條件下，執政黨的黨風是社會風氣的楷模，它對社會風氣起著引導、制約的作用。因為執政黨是公開的黨，掌權的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核心領導地位，執政黨的黨風自然處于主導地位，對社會風氣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引導作用。當前，社會上、群眾中還存在著一些消極落后的東西，社會風氣還沒有根本好轉，妨害著人們的精神狀態，使人們積極性不能充分調動起來，影響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花大力氣，建設好我們的黨風。我們要抓黨風、促政風、帶民風，首先必須全面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15)“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16)政府一旦欺騙民眾，民眾也會以不同方式欺騙政府，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一個不講正義的政府，很難要求公民講正義和正氣；一個不肯擔當責任的政府，很難要求公民起來承擔責任；一個缺乏核心價值倫理的政府很難要求全民樹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

溫家寶在一次與網民在線交流時，用自己的深思對此作出了精辟的詮釋：“為什么在應對金融危機這樣重要的時候，而群眾卻十分關注反腐敗？我認為，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政府廉潔是支撐一個社會穩定的三個頂梁柱。而在這三者當中，政府廉潔尤為重要。因為只有一個廉潔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夠一心一意促進經濟發展，才能夠采取各種措施實現社會公正。”

五、黨風建設的實質

黨風的實質是黨群關系問題。黨風建設的實質是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黨風中無論是優良作風還是不正之風，都與黨群關系密切聯系著。以三大優良作風為例，理論聯系實際，主要是聯系人民群眾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詞中之義就揭示了黨群關系：批評與自我批評，主要目的是“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17)。不正之風則使黨群關系受損，使“黨的組織與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18)。所以優良作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黨群關系，不正之風則嚴重破壞黨群關系。黨風建設，是關系人心向背的問題，是關系共產黨執政是否具有持續合法性的問題，是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課題組2008年在全國28個省市區的134個縣(市、區)、251個鄉(鎮、街道)和523個村(居委會)，入戶訪問了7139位年齡在18—69歲的居民，完成了一份全國性抽樣調查。調查表明，當前社會群體利益沖突主要聚焦于貧富矛盾和干群關系。在調查中，課題組列出了七對具有對應關系的社會群體，向公眾詢問“哪兩個群體差異最大”，“哪兩個群體最容易產生矛盾”。結果表明，無論是從差異的角度還是從容易產生沖突的角度，“窮人和富人之間”和“干部與群眾之間”都排在前兩位。這說明貧富關系和干群關系是目前最需要處理好的社會利益關系，也表明加強黨風政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當務之急。

【注釋】

①(13)(1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2、1004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頁。

③《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頁。

⑥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47頁。

⑦胡錦濤：《全面加強新形勢下的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67－878頁。

⑧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9年9月18日)，中國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頁。

⑩1996年，胡繩撰文指出：“過去革命時期有叛逃的現象，現在也還出現一些叛逃的現象，但突出的是貪污腐敗現象的大量出現。怎么整頓，都還是不斷地出現。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叛黨。”參見胡繩《從黨的歷史看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求是》1996年第20期。

(11)溫家寶在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參見《人民日報》2010年8月28日。

(12)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14)孔子：《論語〃為政》。

(15)(16)孔子：《論語〃子路》。

(1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頁。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授）

責任編輯：曉華

第二篇：淺談行政效能監察基礎理論問題

行政效能監察是《行政監察法》賦予行政監察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能。《行政監察法》第一條規定：“為了加強監察工作，保證政令暢通，維護行政紀律，促進廉政建設，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雖然沒有明確提行政效能監察，但已經把提高行政效能作為立法宗旨之一。《行政監察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對行政監察機關如何履行監察職

能也作了明確表述，即：“檢查國家行政機關在遵守和執行法律、法規和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中的問題”。吳官正同志在江蘇考察時曾指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針對政府部門工作效率、管理效益方面的突出問題，開展效能監察，督促各級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廉潔從政、依法行政、勤于政務。”在實踐中，行政效能監察工作對促進政府部門轉變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特別是行政效能監察方面的基礎理論研究還相對薄弱。如何進一步提高理論工作水平，更好地指導實際工作，推進效能監察工作向縱深發展，成為我們行政監察機關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擬對行政效能監察的有關基礎理論問題作些初步探討。

一、行政效能監察的涵義

要理解行政效能監察的涵義，首先應了解什么是行政效能。效能的原意是指事物所蘊藏的有利的作用。效能監察中的效能指的是行政管理的效能，即行政管理活動這一事物所蘊藏的有利的作用。而行政管理活動的效能，主要從能力、效率、效果、效益這四個方面體現出來。行政管理能力是實現行政管理高效能的基本條件。不難想象，沒有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的機關組織或工作人員不可能產生和發揮高的管理效能。行政管理效率指在單位時間里完成的管理工作量，或者說是某一行政管理工作所獲的成果與完成這一工作所花時間和人力的比值。用人、用時越少，效率越高，反之亦然。行政管理效果指行政管理活動所產生的實際成果，包括物質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它是衡量行政管理好壞的直接標志。行政管理效益是指行政管理活動所產生的直接經濟利益、社會利益或客觀的社會效應和社會影響。行政管理效能的這四個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從不同的側面反映行政管理的效能。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行政管理活動情況的綜合反映。綜上所述，行政效能監察是指行政監察機關以提高行政效能為目的，依法對監察對象履行職責的能力、效率、效果、效益等情況的監督檢查以及對違法失職行為的查處。

行政效能監察是用于保證組織內部高效運轉的監督工作，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主動性。效能監察開拓了監察部門主動走向監察對象，并對其行政行為進行監督的一條重要途徑。對監察對象的行政行為是否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要求，是否高效勤政，能夠及時主動地實施監督檢查，不受有無群眾舉報的限制，使消極腐敗現象和各種違紀違法問題的發生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二是綜合性。效能監察是監察部門有目的、有計劃、有措施、有步驟地開展的監督檢查活動，包括調查研究、選題立項、查清事實、分析原因、查明責任、糾正錯誤、查處違紀、挽回損失、提出建議、督促改進等多個環節，是一個完整的過程。三是權威性。首先是作為效能監察主體的監察部門擁有檢查權、調查權、建議權和一定的處分權。其次是效能監察的立項是各級領導機關批準或下達的，即監察項目實質是受各級領導機關的授權而進行的。最后是效能監察做出的情況報告，經領導機關或上級監察機關審定批準具有更強的約束力。監察部門根據檢查或調查結果發出的監察建議書或決定書，被監察對象無正當理由必須執行。

二、開展行政效能監察工作的意義

1、開展行政效能監察是促進依法行政的需要。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政府職能的逐步轉變，特別是加入wto后，各政府部門直接管理經濟的職能將進一步淡化，社會管理職能和行政執法職能將進一步突出。但是，在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中，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還存在由于作風漂浮、推諉扯皮使重大決策決定無法得到貫徹落實，甚至因此造成責任事故，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帶來重大損失的事例。通過開展行政效能監察，有利于及時發現和糾正違法行政、政令不通的問題，督促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自覺遵守和嚴格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認真貫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命令指示，嚴格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管理行政事務，從而保障政令暢通，促進各項行政活動在法制的軌道上的健康運行。

2、開展行政效能監察是提高行政效率、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的需要。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效率和作風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現在有的干部雖然不貪污、不受賄，但碌碌無為，身在其位，不謀其政，效率低下；有些職能部門審批事項過濫，辦事環節較多，程序繁瑣，推諉拖拉，互相扯皮，甚至有些人違法亂紀、以權謀私，這些都制約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解決這些問題既要

第三篇：語音學田野調查的一些基礎理論問題

語音學田野調查的一些基礎理論問題

Fundamental Issues in Phonetic Field Investigation

孔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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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本文從傳統語音學的局限性、音位系統的不確定性、歷史語言學的宏觀指導和聲音感知理論的重要性幾個方面對田野調查的基本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通過討論，使人們關注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 關鍵詞：田野調查、語音學、語言學

1、引言

語音學田野調查和語言學田野調查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又有各自的特點。語言學的田野調查首先也是要調查語音，整理出來音系，然后記錄詞匯和語法。在語言學的田野調查中整理音位系統很重要，音系一旦確定，所記錄的語言材料都以語音的音位系統為基礎，如果音系處理的不恰當，會直接影響到語言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但在音位歸納時常常對語音的實際音質考慮的不多，可以認為，語言學田野調查中的語音記錄主要是在音位層面。語音學的田野調查重點是放在語音的實際音質方面，但又無法脫離語言學田野調查的基礎。在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研究中，就兩者的關系來說，語言學的田野調查是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如果沒有語言學的基礎，不可能進行語音學的田野工作。就目前中國的語言情況來看，語言學的調查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大部分語言都已經進行了初步的調查，有了基本的語言資料，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⑴，近年來又出版了一系列的民族語言叢書，這些都是語音學研究和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在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語音學研究的重點是進一步對各種語言的語音特點、語音生理性質、語音聲學性質以及語音的語言學意義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最終來解釋語言學問題。在語音學和語言學的問題有了很好的研究以后，語音學可以將語音的研究領域擴展到語音聲學、語音病理學、司法語音學、語音心理學、語音工程等領域。因此，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linguistic phonetics）是語音學的基礎研究，而這種研究又以語言學研究為基礎。因此下面將從“傳統語音學的局限性”、“音位系統的不確定性”、“歷史語言學的宏觀指導”和“聲音感知理論的重要性”幾個方面來談談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理論問題。

2、傳統語音學的局限性

傳統語音學的理論與方法主要是解釋語音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以及聽音和記音的訓練，基于這些概念和技巧，在語音學研究時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例如，在語言學田野調查時，常常會發現對某些語言的語音聽不準，因而無從記音或無法準確記音，一個語言或語音學家通過大量的聽音和記音訓練可能會提高準確性，但實際上對許多人來說并沒有本質的改變，這一點證明了傳統語音學理論與方法的某些局限性。我們知道語音和聲音的性質有著本質的不同，聲音是沒有社會性和民族性的，屬于純粹自然科學研究的范疇，人們對聲音的感知基本是一致的，無論他說何種語言。然而，語音具有社會性和民族性，是以“音位”的形式來感知的，有其感知范疇存在。比如，漢語部分西南官話中的/l/和/n/不分，這是因為它們是一個音位，涉及到語音和語義的關系，進入了語音感知和認知的范疇，雖然這兩個音素的聲學實體和生理機制上差別很大，但對母語者來說區分這兩個音素會十分困難。又如，在調查彝緬語的語音時，不同的發聲類型對很多語言學家來說也很難辨別，這是因為我們的母語中發聲類型不具備音位功能，因而不存在感知的范疇，所以在聽覺上對發聲類型不

*本文研究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漢藏語聲調的聲學研究（侗臺語卷）”的資助

普通話語調研究綜述*

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毛世禎 曾玉萍 沈倍蓄

＊本文為國家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十五”科研規劃重點項目—漢語普通話水平側試研究的子課題“ 普通話水平側試?語調?評價研究”（ZDI 105-18-16）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

漢語的語調研究從趙元任先生開始, 在幾十年里, 許多學者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吳宗濟先生研究了漢語的多字調變調規律以及字調在語調中的變化規律（吳宗濟1982、1985、1990）, 提出了語調和聲調調值計量的新方法—半音音程, 語調中短語調域變化的規正方法—移調處理（吳宗濟1993、1994、1997a、1997b）。沈炯先生（1985、1992、1994）通過多年研究, 認為漢語的語調應該由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構成, 并在語調模型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的見解。林燾（1963、1979、1994）、石鋒（1999）、林茂燦（1980）、曹劍芬（1998）等學者也對語調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胡明揚（1987）、勁松（1992）和賀陽（1992）等從北京話的角度對語調的特征進行了研究；而石佩雯（1980、1981）、張朋朋與徐魯民（1981）、王魁京（1996）等則從對外漢語教學出發, 對語音教學中的語調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語調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但是由于語調本身的復雜性和漢語聲調語言的特殊性, 語調就還有許多值得摸索和探求的方面。

語調在漢語語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 在漢語語音的理論研究上, 漢語的語調研究的深人, 不僅有利于揭示漢語本身語音系統的規律, 而且對于世界上語調的普遍研究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次, 對于語言教學來說, 語調也一直是教學上的難點和弱點。無論是普通話教學和測試, 還是對外漢語教學和測試, 在語調上一直缺乏有效的教學手段和測試的評分模式。對于對外漢語教學來說, 洋腔洋調似乎成了外國人學漢語的必然產物。最后, 對于言語合成來說, 語調更是難點。

本文擬從語言教學和測試的角度, 對漢語普通話的語調研究做一個回顧和評述, 希望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中, 總結出對語調教學和測試有益的啟示, 并從教學和測試出發, 對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議和構想。本文擬從以下幾個角度回顧語調研究的基本情況語調的定義和功能語調的研究方法語調和聲調的關系語調的基本單元和構造語調的研究范圍語調的類型分類。這些方面雖然不能涵蓋語調研究的方方面面, 但是這些方面卻與語調的教學和測試模式的建立具有緊密的關系。

一 語調的定義和功能

（一）語調的定義

在對漢語語調研究進行回顧之前, 有必要對語調的定義做一個介紹, 正所謂“ 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且定義的不同往往會產生不同的出發點, 使研究的方法不盡相同, 考慮和觀察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當然最后得出的結論也就各不相同了。正名的目的就是希望對語調這一客觀現象, 能從它的聲學表現和語言功能上有更明確和深人的認識。

總的來說, 語調的定義可以分為兩類, 即我們所熟悉的廣義的定義和狹義的定義。狹義的語調是指句子中的音高的變化, 而廣義的音高是指句子中的一切語音特征, 包括音高、音長、音強等。吳宗濟先生就曾提到“ 普通話語句中的聲調, 現在也常稱為語調。”在文章的附注處, 他進一步指出“ 語調指說話時頻率高低變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 也就是若干音節連讀時的調型。”（吳宗濟1982：437，448）在這里, 吳先生明確地認為, 語調就是頻率高低即音高的變化。同樣沈炯先生也提到“ 聲調和語調都是音高的表現, 問題在于它們是否是相同的物理量。”（沈炯1985：74）。在國外的研究中, Alan Cruttenden也認為語調的主要特征是音高。①（Alen Cruttenden 2002：7）而胡明揚先生則認為“ 北京話的（句終）語調和音高、音長、音量都有關系。”（胡明揚1987：155）。也有學者指出“ 語調包括區分各種功能句型的全部語音特征, 既包括音高特征, 也包括音長和音強方面的特征。”（賀陽、勁松1992：71）

那么, 我們如何來看待語調的這兩種定義呢有兩點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首先, 這兩種定義是不矛盾的。在廣義的定義中其實已經涵蓋了狹義的定義, 包括了音高在內的所有與句子有關的語音因素。其次, 在眾多的語音因素中, 一定有主次的區別, 音高就是居于語調主導地位的因素。我們可以看到強調音高重要性的吳宗濟先生也曾提到過音長對語調的影響, 如他對加速句的研究（1982）。而沈炯先生（1992、1994）更是不止一次地談到時長和強度對語調的影響。在談到語調的伴隨特征時, 他就談到“ 在某些祈使句和強勢語句里, 元音聲化、強度、時長的配合等, 都是重要的伴隨特征。”（沈炯1992：22）而且音高、音強、音長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關系。這一點會在后文中有詳細的討論。第三, 分別從聲學參數與人的感知來考慮, 就會得出這兩個不同的定義。僅從聲學參數上考慮, “ 基頻的單一時間函數實際上是兩組復雜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②（沈炯1985：77）也就是說, 僅考慮音高就行了。而從感知來說, 音強和音長就不能忽略。對于語言教學來說,感知上的敏感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相反還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因此, 我們認為, 在語調的研究中, 音高的核心地位是確定無疑的, 但是其他聲學因素也不應該忽略。這樣看來, 廣義的定義似乎更符合語言的實際情況和語言教學的實際需要, 但是在研究中,并不是說要對所有的語音要素都給予一樣充分的研究, 而更應注意在不同類型的語句中, 哪個因素起的作用更明顯, 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在語調的教學中更應該關注主要的因素, 使教學的規則得到簡化, 通過操練來將這些規則內化在人的語調發音中。

（二）語調的功能

語調作為一種語言現象, 引起那么多學者的關注, 它的功能自然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方面。對語調功能的研究, 能使我們清楚地知道語調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的作用, 有利于準確地運用語言進行表達。這對于語調教學來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王魁京先生曾經從對外漢語的教學的角度, 對漢語語調的功能進行了闡述“ 語調能表達說話人特定的情感和態度” “ 語調能表示說話人說出的句子的結構關系” “ 語調能透露說話人的社會文化背景信息”。（王魁京1996：81-82）王魁京先生從三個方面闡述了語調的功能, 即語氣、語義和社會文化背景。

石佩雯先生也是從對外漢語教學的角度, 談了語調的功能。她從實際的教學情況出發, 著重談了語調的語義功能。她談了句調和句尾的變化、重音的轉移、停頓、語速對語調語義表達的影響。并且提出“ 語調和語義是對立的統一, 人們說話是語調的各部分的配合, 完全是由語義決定的, 但是語調反過來又會影響語義。語調和語義完全吻合, 才能準確的傳情達意, 達到交流思想的目的。”（石佩雯1981：64）對語調的傳情功能, 人們給予了足夠的分析, 例如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的分類就是根據語調的語氣功能來分的。甚至很多對語調的定義也是從語調的功能出發的, 如“ 跟句子的句型或情感有關的語調叫口氣語調, 也就是句調。”（羅常培、王均2002：159）“ 句子里的聲音的高低變化和快慢輕重。句子都有一定的語調, 表示一定的語氣和情感。”（辭海編輯委員會1980：390）而對于語調的達意功能, 應該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我們有時聽到一些人說話, 特別是朗讀時, 總感到他讀的是破句, 或者怎么聽怎么別扭, 而且明顯地感到不是傳情上的語誤, 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語調問題造成了語義表達上的失誤。

對于語調的達意這個功能, R.P.斯托科威爾曾提出語調的三種編碼功能。“(1)分離功能, 用節奏停頓把詞分成詞組(2)聚焦功能, 把重音加于語義重點部分而使回指成分輕音化(3)鑒別功能, 把特定的調形如升調分配給特定的句型, 如疑問句。（R.P.斯托科威爾1986：”105）

沈炯先生在這個問題上, 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短語或句子里一般都有超句法的表義結構, 它通常被稱為? 語調結構”,。“ 語調構造的基本依據是句重音的表義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在沈炯先生看來, 通常所稱的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 這種語調結構其實是一種表義結構, 語調具有傳情的功能, 但是它首先具有表義的功能。

從以上所述的研究情況來看, 語調的功能就是傳情達意, 但是語調如何傳情, 又是如何達意, 即表現的語音方式將是今后研究中應該注意的方面, 而且達意和傳情這兩種功能可以根據不同的句型展開不同層次的研究。這一點上, 胡明揚先生（1985）、吳宗濟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已經進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 語調的研究方法

幾十年來, 各方面的語言研究者對漢語語調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采取了各種研究方法, 在語調研究方法上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總的來說, 語調的研究方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闡述。

從研究的出發點或者說從研究的對象來說, 可以分為以吳宗濟先生為代表的和以沈炯先生為代表的。吳宗濟先生對漢語語調的研究, 走的是從小到大的思路。他一直堅持, 語調的研究必須關注基本單位連讀變調的研究。“ 語調的調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組合的連讀調型為基本單元的。” “ 如果對基本調型還沒有充分認識, 而就去籠統地分析語調的調型, 其結果也就很難弄清它的本質, 歸納不出它們的規則。”（吳宗濟1990：56）吳先生身體力行, 多年來他對漢語多字組連讀調型的研究傾注了很多精力, 用聲學實驗的方式, 通過實驗總結歸納了二字組、三字組、四字組的連讀變調規律, 試圖找出字調在語句中, 在語調影響下的變化, “ 句調=|（基本單元←語法制約）←語態影響|說話速度”。（吳宗濟1982：448）。沈炯先生的研究關注的是整個句子, 他通過對聲調音域的研究, 對低音線和高音線在語句中表現的研究, 提出了漢語的語調構造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沈先生將整個句子做自己的研究對象, 從大到小劃分出四個構成部分, 再逐一研究。沈先生也從句子的高音線和低音線出發, 得出結論, “ 陳述語調是高音線驟落形式和低音線下延形式結合而成的。疑問語調是高音線漸落形式和低音線上斂兩種形式結合而成的。高音線驟落和低音線上斂是普通的祈使語調, 全句性漸落和句末下延造成強勢語調。” 沈炯（1992：21）可見, 沈先生關注的是整個句子高音線和低音線的走向,是整個句子的語調變化。

不管哪一種方法, 都有自己的合理之處, 但是對于不同的應用目標, 選擇的研究范式會有所不同。吳宗濟先生很清楚地看到漢語語調研究離不開聲調的連讀變調, 而沈先生則關注了語調作為一個整體的情況。吳先生細致的多字組連讀變調規則對于言語合成來說,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能為合成提供具體的技術參數。而對于普通話教學來說, 沈炯先生（1999）從語調構成的每一部分出發, 將語調分為功能語調和口氣語調, 從表情達意的角度, 將語調分成四部分去研究語調, 對于普通話教學和測試來說具有更大應用價值。

第二個方面是, 研究上是否運用漢外對比的方法。趙元任在年用英語寫過《英語語調附美語變體與漢語對應語調初探》論文（趙元任1932b:718-733), 張朋朋和徐魯民先生也采用漢外對比的方式談了漢語語調與印歐語的區別。(張朋朋、徐魯民1981:65-69)漢外對比也是當前研究中比較薄弱的環節, 通過漢外對比可以對外國學生的洋腔洋調有更深人的了解, 以便在教學中可以采取更為有效的教學方式。對于普通話教學中, 如何克服方言語調的負遷移, 通過對比來找到有效的方式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

三 語調和聲調

漢語是一種聲調語言,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 語調是以音高變化為主, 音強、音長等變化共存的語言現象, 但是在實際的研究中, 我們往往發現語調的音高變化很難和聲調的區分清楚, 所以對于一種聲調語言來說, 在對語調進行分析時, 分清語調和聲調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這兩者的區別也顯得很難處理。處理不好, 往往就會造成教學上不知道教什么, 在測試的時候分不清是語調的錯誤還是聲調的錯誤, 評價沒有統一的標準, 就會出現不是很合理的打分情況。我們首先來看一看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趙元任先生在《英語語調附美語變體與漢語對應語調初探》論文中對這個問題提到“ 漢語的任一詞可用任一語調來說而不會喪失其詞義, 而語調只表達情感、語氣、用途等等”。(趙元任1932b：719）也就是說, 漢語的字調是表義的, 穩定的, 語調是表情的。

吳宗濟先生也談到字調與語調的不同“ 語調變調和字調變調的范圍不同。字調的變調是以字或詞為單位的。至于語調以短語為單位來變調。”（吳宗濟1997a：15）

勁松在《北京化的語氣和語調》中從同異兩個方面談了漢語的字調和語調“ 在漢語中, 字調和語調具有共同的本質, 即都是使用音高及其變化的手段起辨別意義的作用。在北京話中, 它們又屬于不同的系統, 在形式上它們各有不同的調閩在結構上字調與每個音節和語素聯系在一起, 而語調只出現在特定位置的音節上在意義上, 字調表示詞匯意義, 而語調則表示語法和情感意義。”（勁松1992：113-114）

沈炯先生在《漢語語調模型當議》中指出“ 漢語是聲調語言,語調和聲調是共存在一起的。這種共存是音高之間同種超音段成分的共時結合。”（沈炯1992：16）在時間上, 聲調和語調作為音高是共時的結合, 但是沈先生進而又明確地談到“ 聲調和連讀變調跟語調不是一個平面里的現象, 不發生直接的條件變化。”（同上：23）

霍藹堂和勁松先生認為字調和語調之間存在著“ 融合關系” ,并且認為“ 北京話的字調和語調都是獨立的聲調, ? ?當句子末一節奏單位中的重讀音節加上語調時, 語調和字調發生融合的變化,但融合結果的聲調是語調, 只是保留了被融合字調一定的痕跡。北京話語調中所保留的字調痕跡是曲拱。”（霍藹堂、勁松1992：72）

從以上的研究情況來看, 漢語的聲調和語調都具有音高的聲學特征, 但是兩者是不同層面的。聲調、連讀變調、語調雖然不處于一個平面, 但是它們在時間上有共時結合的特點, 使語調的研究顯得錯綜復雜。從功能上來說, 字調是區別詞匯意義, 即表義作用, 而語調是區別語法和語用意義的。但是, 正如前文提到的, 語調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表義作用, 這是語調研究上比較欠缺的一個方面。明確語調和聲調、連讀變調不在一個平面上, 字調又是連讀變調的基礎, 而語調又對連讀變調組形成一定的影響, 即瞿藹堂和勁松所提到的, 在語調中保留字調的曲拱。如何把這三者對音高的作用區別開來, 并且探索語調對字調包括連讀變調的影響,是揭示語調規律的難點和關鍵之處。

四 語調的基本單元和構造

由于語調這個語言現象錯綜復雜, 要對這個復雜的現象有清楚的認識, 除了要對其變化的層次有清晰的認識, 對于研究的基本單元也要有明確的認識。對于教學來說, 基本單元的確立具有積極的意義, 可以使語調的教學有基本的教學單位。這樣對于語調構造的研究來說, 也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在語調的研究上各家對于語調研究的基本單元的看法, 基本上也可以分為兩種觀點。

一種是以吳宗濟先生為代表的。吳先生一直重視漢語語調中連讀變調組的研究, 他很早就提出了語調的基本單位“ 普通話語句中的一切聲調變化, 都是以單字調和二字連讀變調為基礎的……我們把這些基本調型稱為句調的基本單元”。（吳宗濟1982：439-440）吳先生先后對三字調和四字調的變調規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隨著研究的深人, 他認為“ 語調的調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組合的連續調型為基本單元的。”（吳宗濟1990：55-56）后來, 吳先生又提出了“ 調群”作為語調的基本單元, 而調群就是由單字調或連讀變調構成的。“ 普通話語句的結構, 在語義上是由若干個? 直接成分?（字組）或短語（意群）所構成的。這些字組或意群自成單元, 因而也具有完整而有規律的調群。……這些調群的構成都和意群對應, 而自成? 組塊? , 其中包括單字調及連讀變調, 成為構成語調的基本單元。”（吳宗濟1993：1）因此, 在吳先生看來, 單字調及多字組的連讀變調一直是語調研究的基本單元和研究的重點。

另一種觀點以沈炯先生為代表。他提出了語調的四個構成部分“ 在漢語中, 把語調群分成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四部分。”（沈炯1992：20）并且對這四個部分進行了語音特征上的研究, 提出了語調構造的有聲表現。（沈炯1994：221）在《漢語音高載信系統模型》中, 沈先生探討了語調的語義分布, 提出“ 語調構造的基本依據是句重音的表義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

與吳先生觀點相似的是石鋒先生, 他認為“ 調群”就是語調的基本單元。“ 調群由連讀組中各組的聲調連接組合而成。連讀變調就出現在調群之中。……調群是聲調和語調的結合部。……把調群作為語調的基本單元, 就可以對高低起伏的語調曲線在時間軸上加以分解。”（石鋒1999：382）石先生對語調構造的四個組成部分進一步指出, 它們“ 實際上就是組成語調的不同調群”。（同上：382）這樣, 兩種看似不同的觀點, 在石鋒先生看來, 其實是對語調基本單元的兩個方面的闡釋。

我們可以看到, 對于語調的基本單元的研究, 在很大的層面上取得了一致。首先, 語調一定是由一些基本單元構成的, 并不是不可研究的。第二, 語調的基本單元是一定的調群, 但是對調群的范圍的確定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 在將來的研究中, 對于語調基本單元的確立應該更多地從調群的范圍這個角度加以深人。筆者認為, 語調作為一種韻律現象, 它的基本單元的確立是離不開漢語節奏單位的研究的深人。

五 語調的研究范圍

在對語調基本單元進行探討以后, 我們必須對語調的研究范圍做一個回顧。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語調的范圍和語調的研究范圍有可能并不完全相同。這主要體現在語調研究整體和局部的關系上以及研究因素的選擇上。

（一）整體和局部

語調, 顧名思義就是對語句的研究, 而研究上必須確定對語調變化起作用的或者說起主要作用的部分。正因為如此, 在漢語語調的研究范圍上也存在著兩種看法。

一種認為語調的研究應該關注整個句子, 而另一種看法認為,語調的研究只需要關注語調的句尾的變化。沈炯先生在提出語調構造的四個部分時就是針對整個句子而言的, 而且他明確指出“ 語勢重音和節奏對邊緣線的調節, 是相鄰音節之間的事。語調是在它們基礎上的全句性調節。”（沈炯1992：20）沈先生以句子為對象, 研究了它的聲學表現和語義分布。（沈炯1994：221；1999：371）而吳宗濟、賀陽、勁松、石鋒在不同的時期提出了句尾在語調研究中的重要性。“ 凡平敘句的語調中各基本單元都一仍本調, 只是句尾降低若干, 最多可以降到個人的調鬧下限。”（吳宗濟1982：444）而對于疑問句來說, “ 如果字句與平敘句完全相同, 而是用來提問,則句尾調闊可以抬高。即使句尾的本調為降調（去聲）時, 調尾的頻率也會提高一些, 但拱度（調型）不變, 句子當中的各基本單元可以與平敘調完全相同。”（同上：444）從吳宗濟先生的論述來看, 句子句尾的變化對語調的表達起了關鍵的作用, 對于不同語調的分辨, 句尾的變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賀陽和勁松兩位先生對與語調的考察也是關注句終語調。（賀陽 勁松1992)石鋒先生也在他的論文《漢語語調格局在不同語速中的表現》中提到“ 句末音節的表現對于聽感辨別”有“ 優勢作用”。“ 句終語調的分析有益于全句的研究。”(石鋒1999:386)

對于語調的研究范圍,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語調的研究是對整個句子的關注對句末音高變化的關注是從研究的主次上考慮的, 正如勁松先生提到的“ 我們把句子末一節奏單位中重讀音節的音高變化作為語調, 是根據它的形式標志和辨義功能, 是實驗和聽辨的結果”。（勁松1992：113）對于教學上來說, 如果能抓住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就會從理論上明了教學的重點, 訂出有效的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的效率。

（二）研究因素

同樣的主次問題也反映在研究因素的選擇上。在前文中, 我們已經肯定了音高在語調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關系。“ 當聲調較高時, 音強可能較強在不十分強調的語氣, 當聲調拱度變化較大時, 音長可能稍長當音長較短時, 聲調拱度的調域即縮小。”（吳宗濟1982：448）而且在不同類型的句子中, 各個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 例如, “ 較大音強”是“ 命令語調的特征之一。”（賀陽 勁松1992：87）各因素在不同類型的句子中的不同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 只有抓住了主要的因素, 才能對語調的本質特征有深人的認識。

對于語速問題, 吳宗濟先生對漢語的加速語句進行了分析以后, 得出這樣的結論“ 它們原有的拱度起伏程度（調域）全被?拉平?到一定程度, 甚至成為平線”。（吳宗濟1982：446）石鋒先生也提到“ 語句調域和調群調域都會隨語速的加快而呈現縮小的趨勢”。（石鋒1999：386）可見在語調的研究中, 語速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

我們認為, 在普通話的研究中, 重視音高的同時, 對于其他在感知上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 如停頓、音強、音長的研究也不能忽視, 如石佩雯先生就曾提到“ 除了句調的高低和句尾的升調以外,說話時音域的寬窄, 音量的強弱, 音長的增減都是形成各種復雜語調的重要因素”。（石佩雯1980：72）因此, 在語調的研究中要把握好主次的關系, 針對不同的語調研究, 更應注意不同因素的主次作用。

六 語調的類型分類

語調類型的研究是一個語調功能密切相關的部分, 但是現在對于分類的標準以及如何分類上, 并沒有特別令人滿意的研究成果。

沈炯先生曾經提到“ 語言學中的語調類型是指功能語調和口氣語調的各種分類。……以有聲性為綱是語調分類的關鍵。”（沈炯1999：372）沈先生將漢語的語調分為兩大類功能語調和口氣語調對于語調構造的局部調節又按調冠類型和尾音類型進行分類。（同上：373）。其他類似的分類也多是按照語調的語氣功能進行分類, 正如沈先生所說的這些分類“ 從大類到小類都不周全, 還可能分出細類來”。（同上：373）

從教學和測試的角度來看語調的分類, 分類研究必須是詳盡而細致的。而在教學上的應用應該注意形成分類上區別的地方。

七 討論

在對漢語語調研究進行了回顧之后, 我們認為, 從研究與教學測試的關系來講, 有幾點應該引起重視。

研究與教學測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研究對實際應用具有指導作用, 在實際應用中, 教學者和測試者又會發現值得研究的問題, 這一點是無庸質疑的。但是研究的成果并不一定能全盤用于教學和測試, 對于研究成果的運用要注意主次, 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從這一點出發, 我們在研究上必須突出重點, 為教學方法的探索和測試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論上有益的啟示。筆者認為在語調的研究中, 我們應該注意區別性和層次性的問題, 以及功能和形式的問題。

（一）區別性

語調是一個復雜的現象, 它所涉及的研究因素很多, 在聲學上, 它與音高、音長、音強有關, 在不同類型的句子中, 起顯著作用的因素又會有所不同, 這些在前文中已經一一談到。但是人的耳朵不是對所有的因素都一樣敏感, 在研究上就必須十分注重聽感,注意對感知分辨上具有區別作用的因素的研究。所以我們認為,語調結構和語調表現并不完全是強制性的規則, 經常是選擇性規則。研究最后會集中在哪些是不變量, 哪些是參變量和可變量上。

例如前文已經提到的關于音高和句末調尾的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特別是對于句末語調的研究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因為雖然語調的研究范圍是整個句子, 但是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句末的語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語調的研究,特別是為教學和測試服務的語調研究就應該有所側重。

（二）層次性

所謂語調研究的層次性問題, 就是聲調和與語調之間的關系問題, 以及研究的基本單位的問題。漢語作為一種聲調語言, 聲調的音高變化和語調的音高變化在時間上共存于句子中, 這就造成了研究上很難區分層次性。

通過許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對于不同層次上的音高變化進行了不斷的探索。我們可以看到, 語調研究是存在著不同的層次的字調、多字組的連讀變調和語調。要對語調的特征有詳細、充分的認識, 離不開對字調和多字組連讀變調的研究。趙元任先生在《國語語調》中就曾提出語調的研究得從三方面來談“ 第一字調, 第二中性語調, 第三表情語調。”（趙元任1932a：426）可見語調研究的深人離不開字調和連讀變調研究的深人。

從語言教學和測試的角度來說, 確定語調研究的基本單位, 多層次地進行研究也是必要的。這樣能為教學上該教什么, 如何一步一步地教提供理論上的依據, 使教學過程有的放矢對于測試評分模式來說, 語調研究在層次性上的深人也有利于評分的準確性。

（三）功能和形式

對于普通話測試來說, 語調研究不僅要注意語調的聲學參數上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要將語調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實際的教學和測試模式的建立中。

對于句子的語調來說, 我們必須分句類進行教學, 絕不能說,語調根據句子的實際情況而定。在語調與句子功能的聯系上, 胡明揚先生（1985）、吳宗濟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都已經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換句話說, 建立語調形式如音高、音長等的情況與漢語句類之間的聯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將句子的功能與語調在感知上的因素建立了聯系, 漢語的語調教學才是實在可學的, 才具有系統性, 測試的評分模式才能建立起來。

總之, 語調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和成就, 還有許多值得深人的地方, 在研究中, 我們時刻要考慮到教學與側試的實際需要, 為普通話教學方法和測試模式的建立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論指導。

附注

① “Intonation involves the occurence of recurring pitch patterns, each of which is used with a set of relatively consistent meanings, either on single words or on groups of words of varying lenth.”(Alan Cruttenden 2002: 7)② 兩種因素”指語調和聲調。

參考文獻

[1] Alan Cruttenden 2002Intonation,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2]曹劍芬《連續話語語音特征及其信息處理》, 語言文字應用, 1998年第1期。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縮印本, 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0。

[3]胡明揚《關于北京話的語調問題》, 載《北京話初探》, 商務印書館,1987。

[4]賀陽、勁松《北京話語調的試驗探索》,《語言教學與研究》, 1992年第1期。

[5]勁松《北京話的語氣和語調》, 《中國語文》, 1992年第2期。

[6]林茂燦、林聯合、夏光榮、曹雨生《普通話二字變調的實驗研究》,《中國語文》, 1980年第1期。

[7]林燾《北京話的連讀音變》, 載《林燾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2001。

——《語音教學和字音教學》, 載《林燾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2001。

——《語音研究和對外漢語教學》, 載《林燾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2001。

[8]羅常培、王均《普通語音學綱要》, 商務印書館, 1981。

[9]瞿靄堂、勁松《北京話的字調和語調一一兼論漢藏語言聲調的性質和特點》,《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92年第5期。

[10]斯托克威爾,B.P., 《句法理論基礎》, 呂叔湘、黃國營譯, 沈家煊校,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 1986。

[11]沈炯《北京話聲調的音域和語調》, 載林燾、王理嘉主編《北京語音實驗錄》, 商務印書館, 北京,1985。

——《漢語語調模型芻議》,《語文研究》, 1992年第4期。

——《漢語語調構造和語調類型》, 《方言》, 1994年第3期。

——《漢語音高系統的有聲性和區別性》,《語言文字應用》, 1995年第2期。

——《漢語音高載信系統模型》, 載石鋒、潘悟云編《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慶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歲華誕》,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香港, 1999。

[12]石鋒《漢語語調格局在不同語速中的表現, 載石鋒、潘悟云編《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慶祝王士元教授六十五歲華誕》,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香港, 1999。

[13]石佩雯《四種句子的語調變化》, 《語言教學與研究》, 1980年第2期。

——《語調和語義》, 《語言教學與研究》, 1981年第3期。

[14]王魁京《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中的句子語調、語氣理解問題》,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6年第6期。

[15]吳宗濟《普通話語句中的聲調變化》,《中國語文》, 1982年第6期。

——《普通話三字組變調規律》,《中國語言學報》, 1985年第2期。

——《漢語普通話語調的基本調型》, 載《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編委會編《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1990。

——《普通話語調分析的一種新方法語句中基本調群單元的移調處理》英文, 語音研究報告, 卯悶1993。

——《普通話語調中短語調群在不同音階下的調域分布初探》,《吳宗濟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1994。

——《趙元任先生在漢語聲調研究上的貢獻》,《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6年第3期。

——《試論“人一機對話” 中的漢語語音學》,《世界漢語教學》, 1997年第4期。

——《從聲調與樂律的關系提出普通話語調處理的新方法》,《慶祝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學術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1997。

[16]張朋朋、徐魯民《試論“ 洋腔洋調” 問題, 語言教學與研究》, 1981年第3期。

[17]趙元任《國語語調》, 載趙元任著吳宗濟、趙新那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北京,2002。

——《英語語調附美語變體與漢語對應語調初探》, 載趙元任著吳宗濟、趙新那編《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 商務印書館, 2002。

——《漢語口語語法》, 呂叔湘譯, 商務印書館,1979。敏感（孔江平，2001）。這種影響有時是非常大的，例如，母語為粵語的人在剛開始接觸漢語普通話時，無法區分陰平和去聲⑵。這種母語音位系統對語音感知的影響也是當前世界外語教學面對的一大難題，眾所周知，一個成年人很難學會一種外語而不帶母語的口音，這是因為母語音位系統對聽覺系統的制約，因而聽不準是很正常，并不是語言學家和語音學家的聽音記音的能力問題。雖然聽音記音是語言學和語音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但還是可以看出傳統語音學的理論和方法在語音學田野調查中的缺陷和制約。

3、音位系統的不確定性

在語言學理論方面，和語音學最接近的是音位學理論，這里的音位學主要是指結構主義的音段音位學（phonemics）（布洛赫，特雷杰，1965；布龍菲爾德，1980；霍凱特，1986），這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別在于語音學注重的是語音的實際性質，而音位學注重的是語音的對立關系，因此，從語音到音位的變化取決于音位處理原則的取向。由于音位學有很多音位歸納原則，每個語言學家根據需要會有所偏重，但總的來說，以下四條最為重要：１）對立性；２）相似性；３）互補性；４）經濟性。在這四條原則中，“對立性”必不可少，“相似性”對語音學研究的影響最小，而和“經濟性”及“互補性”比較沖突，后兩者對語音學研究的負面影響較大。

進行語音學的田野調查時，一般有兩種方式：１）如果沒有目標語言的記音資料和相關研究，就要首先準備語言學的記音調查，這樣工作量會大很多，但對語音的實際掌握會比較好，既在調查過程中就按照語音學的要求來記音和進行音位處理，這時主要偏重語音的相似性和對立性，在調查的同時就可以關注語音學研究的語音資料，進行錄音詞表的編寫。２）如果已有目標語言的調查資料和相關的研究（語音學研究、音系學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語音和詞匯及語法的研究等），首先要對這一語言音位學處理的原則進行深入細致地分析和研究，全面掌握該語言的語音系統以及每個音素和音位之間的關系。即使是這樣，在到了該語言的田野調查點后，也要全面重新調查和校對音位系統，因為有很多語音的實際情況在音位處理過程中常常會被忽略或者被有意和無意地處理掉了。總之，在沒有親自調查和校對過音系時，千萬不要認為自己對目標語言的語音有了全面真實地了解。在語音學的研究中，音位的對立是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但這種對立和語言學中的對立并不能完全劃等號。眾所周知，根據研究目的的需要，音位的處理可以多樣性（趙元任，1934），比如，根據音處理的原則，藏語拉薩話的聲調，可以被處理成兩個聲調、四個調或六個調。如果注重相似性原則，可以處理成六個調位；如果注重經濟性原則，可以處理成兩個調位；如果注重互補性、經濟性和相似性可以處理成四個調位。由此可以看出，音位學的理論為語音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研究的基礎，但它只是一個基礎，然而語音學完全脫離了音位學其本身也是沒有意義的，那么語音學的意義何在呢？在語音學的初級研究中，主要是進行語音性質的生理和聲學描寫，目前國內的大部分語音學研究都處于這個階段。在較為高級的研究階段，應該根據生理和聲學研究的基礎研究語音感知的基本性質。在高級階段因該研究語音的認知過程，它包括我們語言學家最關心的音位的心理實體，在這個階段，一種語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統應該只有一種是最合理的，而不是多種人為處理形式。綜上所述，音位學的理論是語音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礎，但不是語音學的理論基礎，而語音學的研究則可以作為音位學的理論基礎，這一點在語音學的田野調查中必須十分清楚。

4、歷史語言學的宏觀指導

在語音學田野調查中，有兩個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是選詞，另一個是選發音人，這兩個方面往往要基于歷史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和研究成果。在選詞和選人方面，如果對該語言的歷史語言學研究成果了解較多，同時資料也較多，選詞和選人就會方便很多，如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資料也很少，選詞和選人會很困難，語音學研究的結果也很難保證全面。下面就這兩個方面進行一點討論。漢藏語語言聲調的系統往往和聲調的來源及演變有密切關系，因而，要想在語音學研究中全面系統地反映整個聲調系統的各種情況和性質，就必須根據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來選詞，例如，在研究漢語方言的聲調系統和雙音節變調時，要首先考慮廣韻的聲調系統；在研究侗臺語的聲調系統和雙音節變調時，要首先考慮侗臺語的調類及其組合；在研究藏語聲調的起源時，要重點考慮古藏語的聲韻母系統，只有這樣來選詞，才有可能保證聲調系統和雙音節變調系統的全面而不至于出現遺漏。另外，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中，我們都知道有詞匯擴散理論（王士元，2002），在歷史音變中，詞匯擴散是普遍存在的，這對語音學的選詞十分重要，例如在研究阿里藏語的真性二合元音時就必須考慮真性二合元音在詞匯上的擴散（江荻等，1990），只有考慮了二合元音在詞匯上的擴散，才能錄到真正的真性二合元音用于語音學研究。

在如何選人方面，歷史語言學的基礎理論非常重要。眾所周知，在共時平面，人的年齡不同往往可以反映出語言歷史音變過程中的一個片斷，根據這一現象，在語音學研究的選人方面就要考慮歷史語言學的影響，例如，我們在調查祁連縣阿柔鄉的藏語時發現，60歲以上有文化的人其口語中保留了大量的復輔音聲母，而30歲左右年輕人的復輔音聲母已經大量減少，根據這一語言事實，如果語音學研究的是復輔音聲母的性質，在選擇發音人方面就需要選擇年紀較長者擔任；如果語音學研究的目的是習慣聲調，就可以選擇復輔聲母較少的年輕人作為發音人，或者兩者都選，這是因為在古藏語中有212個聲母，77個韻母（格桑居冕等，2002），但到了現代藏語方言中，安多藏語諸方言復輔音聲母最多，大多都在七八十個左右（華侃主編，2001），沒有聲調只有所謂的習慣調⑶，而在康方言和衛藏方言復輔音聲母減少的更多，但有聲調，可以看出藏語歷史音變的理論框架是語音學研究的基礎。總之，歷史語言學可以從宏觀上指導語音學研究和語音學的田野調查。

5、聲音感知理論的重要性

語音是一種特殊的聲音，從心理物理學的理論看，聲音的感知主要基于人的聽覺神經系統和大腦的感知，聲音的感知規律和特性是全人類共有的，不具有民族性。聲音的感知和聲音的物理量之間有一定的關系，但這種關系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因而有了不同的聲音感知單位，如音高的聲學單位是“基頻”，而感知單位是“美”；音強的聲學單位是“分貝”，而感知單位是“方”。除了聲音的物理量和感知量之間的關系外，時長在聲音的感知中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聲音感知的基礎理論來看語音學的研究，可以發現許多很重要的語音性質，它不僅可以指導語言學的調查，也可以指導語音學的研究。下面從聲音感知的基本概念來討論一下語音學田野調查應該注意的問題。

在研究漢藏語的聲調時，由于有帶塞尾的音節，導致音節時長很短，對于這些音節的音高變化是很難正確記音的，這是因為聲音的時長太短會導致聽覺上的困難，并不是語言學家聽音記音的能力問題，因而出現不同的語言學家記成不同的聲調調值也很正常，在這種情況下利用聲學分析進行聲調的確定和描寫就顯得非常必要。在研究聲調時，還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聽感上是一個平的調，但做出基頻曲線發現是曲折的調型；有時明明可以聽出音調高低的變化，但頻率值卻變化不大。這些現象的出現都和聲音的時長有關，一個下降的基頻曲線，如果音長較長，即使其頻率值下降了許多赫茲，也不一定就能感知得到，這是因為基頻曲線的斜率較小。相反，如果音長較短，即使基頻降的不是很大，但由于基頻的斜率較大，因此也會被感知到。涉及到聲音感知的方面還有許多，如，塞音VOT的感知、元音的感知等等。總之，從聲調的例子可以看出，聲音感知是語音學研究和語音學田野調查的科學基礎。

6、結束語

語音學田野調查是語音學研究的基礎，它涉及到了許多其它相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現代語音學是公認的交叉學科，大量采用了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如，聲學、醫學、心理學、言語工程等等，同時也涉及到了其它相關學科的理論基礎，形成了現代語音學 的理論體系，只有用這些基本的理論指導語音的田野調查，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用于研究的語音資料。傳統語音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語音學研究的基礎，但同時一定要認識到它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例如，以前聽音記音不夠準確時，往往認為是語音學家的訓練不夠所致，但現在人們知道這并不但是語音學訓練的問題，雖然目前還不太清楚為什么，但事實證明有些人經過訓練能提高聽音記音的能力，而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分不清某些語音的差別。這是語音感知和認知研究的大課題，這項研究一旦能突破，在外語的教學方面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意義，用這種觀念指導語音的田野調查才能科學而不主觀地進行田野工作。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研究主要還是解決語言學的問題，語音學是音位學的基礎，音位的歸納主要基于對語音的準確描寫，然而，語音學研究方法和理論的提高，特別是語音感知和認知研究的發展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用于語音感知大腦成像研究的發展，為從語音學的角度研究音位的心理實體提供了更為科學的方法，也為建立更為科學的音位學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類語言是通過語音來進行交際的，是大腦的活動，因而，語音學和音位學正在成為腦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發展勢必會改變“語音田野調查”的方法和內涵。現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獻和方言的資料來進行對應規律的研究，隨著語音學研究的發展，語音及其演變的自然性（naturalness）和普遍性（universal）會越來越被重視，語音學的研究也會越來越重視語音的內在屬性和演變的必然性，在理論上不僅僅是研究語音的“演變規律”，而是研究語音的“進化規律”，這些都向語音的田野調查提出了新的要求。聲音感知是心理物理學的研究范疇，有很穩固的科學基礎，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研究，語音學很難科學地發展和進步，例如，利用聲學分析研究聲調時，往往會用基頻換算成五度值作為聲調的科學依據，但有些聽覺上的降調在基頻數據上會在一度之內，這說明只僅僅用聲學數據并不一定能等得出科學的結論。總之，只有弄清楚了語音學田野調查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才能認識到田野調查的內涵，從而推動語音學的研究。

⑴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從八十年代開始由北京民族出版社陸續出版。

這項研究是北大中文系一名香港交換本科生做的一項語音聽辨實驗研究，有關資料未還未⑵

發表。

⑶ 關于習慣調只是語言學家的一個籠統的說法，這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們已經調查了6個安多藏語在進行語音學的研究。參考文獻：

布龍菲爾德，（1985）《語言論》，商務印書館，北京，87頁

布洛赫B．，特雷杰G．L．，（1965）《語言分析綱要》，商務印書館，北京。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2）《藏語方言概論》，民族出版社，北京。

霍凱特C．F．，（1986/1987）《現代語言學教程》（上、下），北京大學出版社，北京。華侃主編，（2001）《藏語安多方言詞匯》，甘肅民族出版社，蘭州市，5-38頁。

江荻，孔江平，（1990）“藏語合音現象的詞匯擴散分析”，《民族語文》，第2期，71頁。孔江平，（2001）《論語言發聲》，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北京。王士元，（2002）《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北京。

趙元任，（1985）“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1934）”《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北京。

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Email: jpkong@pku.edu.cn

第四篇：思想理論問題調查報告

干部群眾當前關心的思想理論問題調查報告

為了進一步了解十六屆四中全會后，干部群眾關心的重大思想問題、理論問題和社會問題，以便更好地把干部群眾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根據中共重慶市委宣傳部的要求，我們分別以面向全校師生員工的問卷調查、召開干部座談會、專家學者座談會和學生座談會等形式，從不同的角度，多渠道地收集了當前干部群眾比較關注的思想理論問題及其困惑，同時也對這些問題進行了初步的討論，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觀點。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座談會情況

1、對經濟學界較關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討論

目前我國社會的貧富懸殊問題，已經引起各個方面的關注和重視。造成貧富懸殊的原因很復雜，然而，從經濟學角度來說，與北大經濟學派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一直占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主流地位不無關系。他們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產低價賣(或送)給私人；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大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的市場改革觀，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巡警”，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主張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高新技術和建設資金也完全或主要從外國引進，比較贊賞拉美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子。

在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影響下，導致了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而這種貧富差距的擴大，并不是通過公平手段造成的，而是一些人借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借助企業改革、改制之機，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大肆侵吞工人利益，大肆逃廢債務特別是銀行債務等手段和行為造成的。這成為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手段和機會。更有甚者，企業改制之后，又通過各種手段，成為上市公司，然后在股市里再撈一把，再去掠奪廣大股民利益。而改制企業員工只有面臨下崗、失業的命運，造成普通股民血汗錢血本無歸。使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嚴重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急劇拉大。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我國企業改革的理論選擇，過分推崇西方新自由主義，單一依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來推進我們的企業改革，幾年來實踐證明，問題不少。從我國的國情看，是否適宜以西方新自由主義為推進企業改革的經濟理論基礎，是值得懷疑的。我國的最大國情是有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十三億人口，如何保證這些人有飯吃、吃好飯，應該是首要任務。我們必須吸取拉美國家、俄羅斯、以及泰國一些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教訓，如果貧富懸殊一直拉大，相對貧困人口不斷增加，不說像拉美窮人人數已占其總人口的43.4%，就是更小的比例，都會帶來嚴重問題，甚至社會政治動蕩。

我們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企業的最終或根本目標更應該是為勞動群眾謀福利，為全社會服務。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本應具有這種社會性。所以，我們應當讓企業向有利于勞動者和社會的方向發展。反之，如果一些人的只為富人服務的現代企業制度的主張進行國有企業改革，把產權變更和股權贈予視為制度創新，那就只能是國有企業的全面私有化，只能是損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

2、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改善工作作風的問題

根據政府公布的數據，2003年中國的國民平均年收入約為1000美元，西方經濟學界有一種理論，即當一個國家的國民平均收入達到800美元~4000美元時，這個國家即進入一個“特殊風險期”，在此風險期之內，如果政府的執政能力強，宏觀調控到位，則國民經濟會持續發展，人民生活也會繼續提高；但是如果政府執政能力不能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要求，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不夠，那么整個社會必然會出現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等惡果。因此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重視執政能力的建設，提高依法執政的意識和水平。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從總體上看，我們黨的執政能力基本能夠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但是同時也要看到，黨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在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在領導干部的素質和能力等方面，還存在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不相適應的地方，有些問題亟待解決。比如政府在管理國家、制定相關決策的過程中，科學化、民主化、程序化不夠，致使社會改革中存在一些失誤，已有的制度很多法律邏輯不完全，有的界限不明確，有的有很多漏洞；政府工作人員的法律意識淡薄，隨意性很大，由于我國的立法是學者立法，政府既是立法者又是執法者，這樣就不能杜絕執法人員以權謀私，制定的法律法規有的就不能完全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中央政府的一些正確決策在地方政府中落實困難，真正利民利國的政策不能落到實處，很多是走走形式，有的甚至將其置于一邊，仍然我行我素，某個領導說了算； 領導干部沒有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大搞不切實際的形象工程，而不是利國利民工程，黨內管理混亂、虛假，缺乏有力的監督機制，很多政府的職能部門、地方官員謊報本地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類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浮夸風。

要糾正這些不良的工作作風，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關鍵在于提高各級干部的素質，尤其是基層干部的依法辦事的能力。黨的領導干部必須增強執政黨意識，牢固樹立執政興國、執政為民的思想，真正懂得自己手中的權力是誰賦予的、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真心實意對人民負責，竭盡全力為人民謀利益，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和依法治國有機地統一起來。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以建立健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為重點，以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為目標，努力形成廣納群賢、人盡其才、能上能下、充滿活力的用人機制，把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中來，從制度上保證那些忠誠于黨的路線和綱領、具有較高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能力的干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

3、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私有化的問題

我國是一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結構。我國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消除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但是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后，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國有資產逐漸通過各種方式私有化，致使我國的國有資產只占20%多一點，私有資產所占的比重大大超過國有資產，這從數量上不能說明，我國的國有經濟成分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導地位。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地強調國有經濟的質量而忽略了數量，這樣必然會導致國有經濟成分主導地位的喪失，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主又如何體現？當前人民群眾不認為，我國是完全、純粹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剝削現象比較普遍，很多人的衣食住行得不到保障，尤其是那些在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邊緣人，他們沒有必要的生存技能和知識，面臨

著很多具體的生活困難。

4、干群關系問題

干群關系歷來是我黨始終關注的重要問題，直接關系到黨的執政基礎是否牢固。在改革開放的轉型期，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結構不斷調整，有些問題關系群眾切身利益，是群眾十分關心和期盼及時解決的，但是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重視，沒有得到及時、正確地解決，甚至出現推諉扯皮、漠然視之的現象，這給群眾利益造成很大損害，使簡單的問題復雜化，引致群眾不滿，由于某些干部貪污腐敗，極力維護個人私利，致使人民群眾對干部、對政府失去信任，政府正處于一種十分嚴峻的群眾信任危機之中。在判斷誰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時，大多數人指向了黨政干部，認為黨政干部是改革開放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如何使政府和工作人員重新取信于民，重新使老百姓認同我們的黨和領導干部是真正為民謀福利，代表人民的利益，這非常重要，直接關系到我們黨執政地位的鞏固。比如在一些農村或偏遠地區，農民認為沒有哪個利益集團代表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就只能自發組織，采用非法、非理性的手段維護其利益，這勢必會激化社會矛盾，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要緩和干群關系，只有我們各級黨委、政府真切關心群眾的安危冷暖，及時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熱點和難點問題，才能夠贏得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創造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凝聚和激勵群眾共同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美好未來。

5、理想信念淡薄問題

理想是立足現實又高于現實，對未來美好遠景和遠大目標的自覺的價值追求。信念，是在對真理的堅信與價值認同的基礎上超越現實、超越自我，堅信未來美好結果的穩定的自我意識，是堅信正確并必能產生良好結果的穩定、持久的觀念。理想和信念不僅是統帥人們靈魂的精神支柱，也是良好道德的基礎。鄧小平同志曾經說：“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

我國目前很多人認為自己沒有明確的理想，也沒有堅定的信念，精神空虛，得過且過。有的人即使有理想，其理想也很平庸，只圖一己之私利，就會被金錢、女色、名利、權位所誘惑，而干出一些損人利己，損公利私，甚至觸犯刑律的勾當而走向沉淪。那些真正目光遠大，有遠大抱負，舍己為民，能夠抵制各種腐朽思想的侵蝕，能有力地抵制腐敗現象和不正之風，能經受任何艱難曲折的考驗，永葆高風亮節的高尚人士已經少之又少。如果長期這樣下去，勢必導致整個社會風氣的惡化，人際關系冷漠，干群矛盾激化，很難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

就目前高校的情況來看，眾多學校重視的是專業知識的傳授和專業技能的培養，而馬列主義理想信念教育、思想品德修養教育等卻成為豆芽學科，不僅課時少，而且此門課程的教師也得不到相同的待遇。80%的學生在馬列課堂上看其他的書籍或做作業，能認真聽講、做好筆記的同學鳳毛麟角。科學的理想信念具備強大的精神動力，鄧小平同志曾說：“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而我國很多不良的社會風氣就是因為缺乏科學的理想信念，因此，我們主張不僅在學校要加強對學生的理想信念的教育，而且在政府、單位也應該加強對相關領導干部、工作人

員的理想信念教育。只有這樣，才能凈化人們的心靈，形成一股浩然正氣，全國上下才能擰成一股繩，朝著共同的目標奮斗。

6、指導思想宣傳問題

黨的十六大的一個歷史性決策，也是一個歷史性貢獻，就是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起確立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一個完整科學的體系，它把我們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個基本問題的認識，推進到了新的水平。十六大召開后，全國各地都掀起了學習“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潮，理論界、學術界也層出不窮地提出了各自的見解，碩果累累。

但是作為一個人口大國，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比較低，目前還有占全國人口相當大比例的文盲和半文盲存在，尤其是一些偏遠山區和貧困地區，老百姓根本無法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豐富內涵和精神實質，他們所關注的就是如何能夠吃飽飯、穿好衣，孩子能夠上學接受教育，畢業后能找到工作，生活水平能夠提高。如果這些實際的生存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理論和實際完全脫節，或者“三個代表”并沒有給老百姓一個感性的認識，他們就無法真正體會和認同“三個代表”的先進性和指導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失去了實踐的群眾基礎，必然會變成一具理論的空殼，變成一句只被有些人掛在嘴邊的空話，就會失去對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真正的指導價值。

7、反腐倡廉問題

腐敗問題是一個全世界都比較普遍的社會問題，自從改革開放后，我國的腐敗現象越來越嚴重，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這些年，按照黨中央的部署，各級黨委和政府認真落實反腐敗的各項任務，反腐敗斗爭取得了一些成效，一批大案要案受到查處，一批腐敗分子受到懲辦。但盡管如此，我國腐敗發展蔓延的勢頭在有些方面仍然不減，領導干部違法違紀的案件仍在增加，涉及干部的職級層次較高；大案要案居高不下，新發生的案件數量上升，窩案、串案突出；違法犯罪的金額越來越大，腐化墮落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腐敗現象在黨政機關和司法機關蔓延，黨政干部腐敗、司法干部腐敗的案件屢有發生；講排場、比闊氣、盲目追求高消費的奢靡之風在一些黨員干部身上滋長，等等。同時在黨員干部身上還大量存在一些不廉潔行為和不正之風。比如，黨政干部乘坐超標準小汽車問題，在住房方面以權謀私問題，用公款吃喝玩樂、揮霍浪費問題，基層干部作風粗暴、與民爭利問題，基層站所吃拿卡要、不收禮品不辦事問題，等等。這些問題面廣量大，既嚴重影響黨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又是滋生腐敗案件的溫床。如果黨政干部對這些不廉潔行為不引起注意，那往往就是墮落的開始。如果在黨政機關和干部中奢侈浪費形成一種風氣，那是非常危險的，腐敗案件就會層出不窮，查不勝查。人民群眾就會懷疑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我們黨就會喪失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甚至動搖我們黨的執政地位。

二、問卷調查情況分析

除了以上的座談會外，我們還編寫了調查問卷，圍繞群眾對黨和國家的信任度、民主問題、經濟發展問題、社會公正問題、反腐倡廉問題、社會熱點問題和高校的一些實際問題展開了調查；調

查對象隨機在全校范圍內抽取教職工108人，占調查對象的24.7%；學生330人，占調查對象的75.3%。此次問卷調查表一共發出去450份，由教職員工和學生獨立完成，除部分調查問卷由于誤差形成無效問卷外，有效問卷438份，占全部問卷總數的97.3%。這些調查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目前對比較關注的政治經濟問題和現實生活中的困惑，為我們了解真實的社會問題提供了一定的現實依據。

1、對黨的執政能力和指導思想的認同

在問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與其執政使命是否相適應時，絕大多數人認為我們黨是能適應其執政使命的，對黨的執政地位給予了充分的肯定，認為基本適應的人占61.2%，認為完全適應的占22.4%，只有16.4%的人認為我們黨的執政能力與其執政使命不適應。

但是在被問及中國共產黨黨員和黨員干部、教職工中具有堅定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信仰的人有多少時，大多數人認為形勢不容樂觀，不僅普通群眾不太信仰共產主義，就是共產黨員和黨員干部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人也不多；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黨和國家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其認同度一般，其中認同在60%以下的比例較大。具體人數比例見下表：

2、對黨和政府的信任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信心

目前，據調查廣大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不是很高，在人們心中趨于下降，值得關注。只有22.6%的人認為在群眾心中黨和政府的信任度提高了，34.8%的人認為黨和政府的信任度一般，而認為黨和政府的信任度降低了的人占42.6%。

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等），群眾的信心是28.1%的人相信能夠實現，42.3%的人認為可能實現，25.6%的人對此信心降低了，還有4%的人認為這根本不可能實現。

3、對我國民主、公平的看法

在問及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否適合我國國情時，30.1%的人認為不適合，認為可以試一試的占大多數，占了49.5%，而20.1%的人認為完全適合，我國可以采用西方的民主政治。對當前我國民主現狀的看法，44.3%的人認為當前發揚民主不夠，33.1%的人認為現在是個人說了算，30.1%的人認為是施行程序有問題。如何搞好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47.1%的人認為應該著重解決法制問題，37.2%的人認為應該首先解決民主問題，還有24%的人認為應該解決政黨制度問題。

在社會公正方面，63.5%的人認為我國名義上的平等掩蓋著事實上的不平等，38.1%的人認為有

人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17.1%的人認為社會不公正是因為行業收入差距過大造成的，15.5%的人認為是非勞動致富造成的。

4、對我國現階段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觀點

在問及近階段我國經濟制度是否存在“姓社姓資”的問題時，20.3%的人認為此問題存在，39.3%的人認為不存在，而40.4%的人認為自己對此問題感到困惑，難以正確判斷。

就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與科學發展觀是否符合這一問題，很多人認為差距很大，占55.7%；認為基本符合的人占37.2%；認為符合的人只占總人數的7%。在引進外資銀行或銀行引入外資股份方面，55.8%的人認為對我國的金融安全有潛在風險，但是仍有53%的人認為盡管有潛在風險，還是應該引入外資銀行；而認為沒有風險和沒有必要引入外資銀行的人均很少，分別占總人數的2.5%、0.2%。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45.4%的人認為應該提倡“無私奉獻”的價值觀，有15.5%認為沒有必要提倡，而48.6%的人認為應該提倡多勞多得、優勞優酬的勞動價值觀。

5、對高校實際問題的調查

當前高校特困生成為人們比較關注的群體，就高校特困生的產生，有60%的人將此歸因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充分，45.9%認為是社會經濟制度不合理造成的，12.1%的人認為是特困生及其家庭自身努力不夠，只有7%的人認為這是有一些不可控的自然災害、疾病等原因造成的。

當前大學生就業問題也是大家經常論及的問題，44.1%的人認為這是由于高等教育的發展超越了經濟和社會發展，擴招步伐太大造成的，42%的人認為是大學畢業生對就業的期望值過高造成的，還有26.9%的人認為目前我國的就業崗位太少。

6、對自己最關注的社會問題和困惑問題

就目前老百姓最關注的社會問題我們也進行了調查，除了列出一些問題供調查者選擇外，調查者還可自行列出自己關注的社會問題。老百姓最關注的是腐敗問題，占63%；其次最關注的是貧富差距問題，占54.3%；對就業再就業問題最關注的人占41.8%；對干部作風最關注的人占39.7%；對亂收費問題關注的人占38.8%；對“三農”問題關注的人占37.7%；而另外分別有33.1%、26.7%的人關注社會治安問題和物價問題。同時，我們還就如何有效開展反腐倡廉進行了調查，41.1%的人認為應該增強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工作的透明度，有40.6%的人認為應該完善干部提拔任用機制，37.2%的人認為應該加強對機關、單位“一把手”的監督，34.9%的人認為應該嚴厲懲處違紀違法案件。

另外群眾目前比較困惑的問題主要有：①我們國家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國家？②我們黨狠抓腐敗，為什么卻越抓越多？有的還是“賊喊捉賊”？③干部的監督機制究竟發揮了多大作用？④怎樣才能真正落實代表群眾利益？⑤如何使人民群眾真正深刻地體會和理解我們黨的指導思想？

第五篇：黨風建設論文

淺談新時期的黨風廉政建設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自成立以來，就始終肩負著人民的重托，成為建立并建設社會主義的骨干力量和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黨風廉政建設，并積累了很多經驗。黨風廉政建設事關干部形象、社會風氣、人心向背和發展穩定；黨風廉政建設關系到黨的生死存亡，也關系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是必須始終抓好的政治任務。我們應該始終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以黨風帶動政風、影響民風、改善作風，形成風正、心齊、勁足的大好局面。新時期黨風廉政建設要堅定不移的開展黨風建設、廉政建設，推動社會風氣實現根本好轉的實踐活動，逐步形成中國特色的黨風廉政建設理論，為鞏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一、黨風廉政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新問題

目前，黨風廉政建設以及反腐敗斗爭面臨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方位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是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密切，我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其次，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經濟成份、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樣化，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各種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蕩，出現了日益復雜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增強了民主、法制、公平競爭的思想觀念，激發了積極變革、開拓創新、講求實效的精神。但一些少數意志薄弱的黨員干部經不起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考驗，滋長了金錢至上、唯利是圖的錯誤思想，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扭曲，走上了腐敗甚至違法犯罪的道路。

從一個國家的發展進程看，當一個國家處在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快速增長的變革階段，往往是腐敗現象的高發期。由于誘發腐敗的一些深層次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制約黨風廉政建設深入開展的一些因素還存在，反腐敗任務還任重道遠。

面對新的形勢和任務，我們黨要始終保持生機和活力，把自己建設成為經得起任何風險和考驗的黨，更好地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領導核心的作用，就必須始終堅持從嚴治黨的方針，堅持不懈地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斷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更好地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完成黨的執政使命。

二、新時期如何加強黨風廉政建

1、必須正確把握廉政建設與執政能力建設的關系

首先，廉政建設是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新形勢下，我們若不能有效地反對貪污，保持政府廉潔，就不能有效保持公平有序的市場，就不能夠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這對于正在進行市場經濟深化改革的社會主義中國來說不能不是一個有關生死的問題。另外，我們若不能保持廉潔，政府就會失去公民的信任和支持，也就無法抵御反政府勢力的進攻。只有長期致力于廉政建設，才能使我們黨不斷得到人民群眾的長久信任，這也是我黨執政地位長期穩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一個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只有把反腐倡廉作為執政黨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持之以恒地加強廉政建設，既把經濟建設扎扎實實搞上去，又把腐敗滋生蔓延的勢頭切切實實壓下來，才能使執政能力不斷增強，經受住長期執政的考驗。因此，我們黨要鞏固長期執政的地位，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就必須把反腐倡廉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抓緊解決黨內在作風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只有這樣我們黨才能不斷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才能經受住改革開放和長期執政的考驗，鞏固長期執政的地位。

2、必須堅持預防與懲治并重

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必須切實抓好宣傳教育這個基礎。要把黨風廉政宣傳教育工作納入各級黨員干部宣傳教育的重點，教育廣大黨員干部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針對領導干部在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生活作風方面的突出問題，開展黨性黨風黨紀教育，教育領導干部要保持和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以身作則，認真執行廉潔從政行為準則。

當前，要認真解決黨員隊伍在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存在的突出問題，就要引導廣大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更加堅定理想信念，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增強黨性修養，提高拒腐防變的能力，自覺做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實踐者。要結合在全體黨員干部中廣泛開展的發揚黨的優良傳統的教育，尤其是要進行“兩個務必”的教育，使全黨同志越是面對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越是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要弘揚艱苦奮斗的精神。

要繼續開展黨紀條規和法律法規教育，不斷增強黨員干部的紀律意識和法制觀念，真正做到依法執政和廉潔從政。要加強防范教育，施教于先，未雨綢繆，使黨員干部自重自警，身體力行，經受住市場經濟條件下腐蝕與反腐蝕的嚴峻考驗。要深入開展正反兩方面的典型教育，通過樹立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先進典型，充分發揮其示范引導作用，弘揚正氣、鼓舞斗志；通過開展警示教育，以案明紀、引以為戒，促使領導干部增強道德約束力，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地位觀和利益觀。我們在反腐倡廉教育上要特別注意處理好幾個方面的關系：一是教育內容上的正與反。既要堅持以正面教育為主，引導黨員干部向廉潔奉公、勤政為民的先進典型學習，見賢思齊，充分發揮正面典型的示范帶動作用；又要利用反面教材，對黨員干部進行警示教育，以案明紀，引以為戒，警鐘長鳴。二是教育原則上的學與用。既要教育引導黨員干部認真學習掌握反腐倡廉方面的知識，進一步明確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又要引導黨員干部做到學以致用，用有所成，用所學知識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真正做到常想立身之本、常修從政之德、常懷律己之心、常思貪欲之害、常棄非分之想、常敲慎獨之鐘，筑牢拒腐防變的思想道德防線。

3、黨風廉政建設要依靠群眾，發揚民主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同樣也是黨風廉政建設的主力軍，是戰勝腐敗和不正之風的強大力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依靠人民群眾進行黨風廉政建設的基本途徑，不是搞群眾運動，而是發展民主，即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讓群眾監督，社會團體監督，新聞輿論，形成監督合力，防范可能發生的腐敗問題和各種不良傾向。

4、加強和改進制度建設，以完善的監督機制來保證黨風廉政建設的開展

監督是廉政建設的關鍵。除了依靠道德觀念的制約、完善法制外，最重要的是建立嚴密有效的監督機制。相比之下，我國的各級機關的監督則存在力度不夠、渠道不暢、體制不順等問題，亟需從改革體制、健全機制入手，全面加大監督力度，從而加快實現監督制度的規范化和經常化。

一要改革監督體系。針對我國上下層次較多，機構較復雜的情況，改革現行的職能監督體系，實行垂直領導體制，這樣可以使監督機關的相對獨立性和權威性得以充分發揮，使下級黨政防止專權。通過改革措施，確保紀檢監察和反貪等專門監督機關的相對獨立性，樹立絕對權威性，從而改變目前“不敢監督、不能監督、監督不好”的監督不到位的不良狀況。

二要推進制度改革。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解決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職能錯位問題，消除轉軌時期行政權力尋租的條件。大力推行財政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科學合理的財政管理體制，解決資金管理中存在的弊端以及部門之間存在的分配不公、互相攀比、黨政干部心理失衡等一系列滋生腐敗的問題。大力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進一步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健全干部選拔任用的監督制度，堅決防止和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大力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加強權力制衡，解決多頭執法、重復執法、濫用權力等問題。積極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解決因壟斷而引發的腐敗問題。黨風廉政建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努力建設一支拉得出、打得響、催不跨的干部隊伍，以更加堅決的態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明顯的成效開創黨風廉政建設新局面，改進作風、增強素質、取信于民，為實現進位爭先、建設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提供堅強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