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著)讀后感

歷史背后

——讀《中國近代史》（蔣廷黻著）有感

裘真經濟學基地班

41501089 常言道：知人論事。要想論其事，必先談其人。蔣廷黻是中國歷史學地上的一個傳奇人物，也是中國外交史上的一個傳奇人物，他早年治學，中年以后志在外交。作為政治家，他是當時“書生從政”的代表人物，主張以所學為國家所用；作為學者，他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和這一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他一生治學嚴謹，著作不多。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極大精力輯錄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而是這本僅五萬余字的《中國近代史》。[1]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不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而且充分反映了那一代受過西洋教育而深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在反觀中國近代史時的心態，以及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思考。

作為“書生從政”的代表，其言行、其歷史觀必不自覺得受其政治傾向的影響，然而正如陳旭麓先生所說：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場而抹殺其學術的成就。”[2]

正是因為歷史觀的偏差，導致此書在一定程度上對于史料的選擇、對于歷史人物的評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這一點在前兩章中尤為明顯。因而本文將就第一次鴉片戰爭至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這段歷史，在蔣廷黻先生理論的基礎上，試分析晚清初期的中國外交。

一、天朝上國的自大

受明朝和清前期所形成的以中國為中心、以宗藩關系為主要形式的東亞國家關系模式影響，清朝的統治者將這種東亞、東南亞地區的國家關系模式外化為整個世界的國家關系格局。這種天朝上國的盲目自大導致清朝在一開始面對西方來使時就抱有輕視的心理。

例如，1793年，英國王室派馬戛爾尼勛爵率使團來華，謀求與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系時，使團甫一靠岸，來迎接的清軍便沖了上去，在船隊上插上許多“英吉利貢使”的彩旗，禮品清單則一律寫上“貢物”二字。熱河行宮覲見時，乾隆帝更是一口回絕了英使的建交請求，發詔說：“??你們表奏上說要派你國人常駐天朝，照管你國買賣，這和天朝的體制不相符合，萬萬不行??西洋國家很多，又不是只你一國，如果大家都請求派人留居北京，如何是好？??天朝的恩德和武威，普及天下，任何貴重的物品，應有盡有，所以不需要你國貨物??”

正如蔣廷黻先生在書中所言：對西方國家的輕視直接導致了中國的政府官員忽視與洋人的交流，也就導致了中西方語言不通、風俗不了解，進而導致了雙方在外交談判的過程中常會因誤會而導致誤判——中方低估西方的實力，軍隊潰敗后又心有戚戚，畏葸不前；西方高估中方實力，以為中國一心求戰，獲勝后便洋洋得意更顯傲慢。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盲目自大在一夜之間被打破了，之后形成的巨大落差致使清政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畏夷。這種心態導致了那些辦理外交事務的官員害怕出錯，害怕得罪洋人，害怕因為自己的過失導致了另一場戰爭。而那些負責管理外交事務的官員則幾乎喪失了民族自信心。如琦善、耆英者，他們在經歷了戰敗后缺失了對繼續抵抗英軍的信心，他們已經認識到以中國八旗子弟這些中古時代的軍隊去抵抗扛著近代化武器的英軍是不現實的。恰是這些“自知之明”迫使他們簽下了《南京條約》、《五口通商章程》、《望廈條約》。蔣先生在書中說他們簽下條約是識時務，然而我以為這并非是識時務，而是出于一種被放大的恐懼，或者說是出于晚清官場生態的驅使。晚清官員在面對夷務時無不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面對英國人提出的要求，他們以為這些都不算喪權辱國，畢竟租借的是偏遠之地，開通商口岸也沒有什么不可接受，協定關稅更是便于管理、利于清朝；殊不知這些在近代外交中都是國家主權的象征。

在清政府統治者沉浸在由天朝上國到軍事弱國的巨大落差的恐懼中時，有沒有人已經覺醒了呢？自然有！他就是林則徐。林則徐在歷史上被劃分至抵抗派（即蔣先生所謂“剿夷派”），但是在抵抗排中也分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頑固守舊派和思想開明審時度勢的開放派。而林則徐就是這“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蔣先生在書中說林因為害怕自己一世英名毀于一旦，故不敢直諫要求學習西方。我以為這為大謬。固然，林則徐作為士大夫階層，身上仍難免有士大夫一族在乎名聲欲名垂青史的習氣。但是，能寫出“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于戍卒宜。”之人，因禁煙而險遭除官之人，親自組織編撰《華事夷言》、《四洲志》、《九國圖志》之人豈是會因名利而放棄直諫的？

聯系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重讀近代史，開始做近代史研究，但是出的研究成果卻是參差不齊。許多人開始給大奸大惡之人翻案，說他們可憐之人必有可憐之處，或說他們也是迫于形勢，甚至說他們才是審時度勢者。而對于歷史上早有定論的英雄人物卻是不斷挖掘資料歪曲歷史試圖翻出英雄的所有丑惡面，妄圖以其缺點掩蓋其英雄事跡。這種歷史虛無主義著實令人感到心驚膽戰。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或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所改變，但那也是建立在完備的史料之上的，并不是斷章取義、憑空捏造。林則徐作為銷煙先驅就應該得到贊揚，耆英、琦善作為談定、簽署賣國協議的人就應該被唾棄，而不是不斷找理由為他們開脫，因為這既是歷史的局限性，也是其本人的局限性，并無他由。

二、由一強到列強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短短二三十年間，正是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階段。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紛紛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當其生產水平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國內和殖民地的市場已經滿足不了英國，于是他開始盡力開拓海外市場。其中，尤為重要的就是東方市場。

這段時間內，東方主要大國——中國、印度、日本紛紛被打開了國門。且不論中國，印度在經歷了莫臥兒帝國式微、馬拉塔人取而代之卻最終覆滅后，印度王公大多承認了英國的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宗主國地位。日本在經歷了黑船事件后被迫打開了國門，而薩英戰爭則迫使日本重新審視西方文化改而開始了明治維新。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東方國家都有一種被英國侵略喪失民族自信心的經歷。

而這一時段的英國正處于鼎盛期，海外的殖民擴張空前鼎盛，在面對中國如此遼闊的地域而又有如此封建保守的政府時，英國人的想法便是占領市場，掠奪原料。因而蔣廷黻吸先生所謂資本主義若是目的純潔便不為帝國主義的理論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對于英國而言市場和原材料是最重要的，如果協議不成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通過戰爭。而這個協議如果是對于一個平等的工業國那么就會是一個平等的協議，如果是對一個農業國那么這必會是一個具有一定貿易歧視的協議，當時的中國如果按蔣先生所言選擇接受，那么結果必會是成為又一個印度而不會是今天站起來的新中國。

至18世紀末19世紀初，隨著工業革命向西歐各國和美國傳播，西歐各國和美國的生產力急劇上升，故其對海外市場、資源的渴望也與日俱增。彼時，不甘于英國一家獨占亞洲的西歐各國和美國紛紛加入到了瓜分亞洲的行列中。法國占領了東南亞，步步蠶食中國的藩屬國，還與中國簽訂了《黃埔條約》；美國通過黑船事件迫使日本打開國門，還與中國簽訂了《望廈條約》；俄國在中亞地區不斷擴張領土，同時與中國簽訂了《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和《璦琿條約》；德意志統一稍晚，但其也在南太平洋占領了一眾島嶼，同時增派傳教士入中國。

然而這一時期的清政府卻毫無危機意識，尚未意識到歐洲列強已由一強變為多強，仍是一昧求和以求自保。尤其是在鴉片戰爭后，琦善得勢，進而以琦善為首的撫夷派再次抬頭。在與英國簽訂了條約后，面對美、法來使，他們說，倘若中國不給，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國人，勢必與英國人團結一致，來對付我們，假使中國給美、法通商權利，那時美國、法國必將感謝中國。我們或者還可以聯絡美、法來對付英國。并且伊里布、耆英諸人以為中國的貿易是有限的。這有限的貿易不讓英國獨占，讓美、法分去一部分，與中國并無妨礙，中國和不做個順水人情？英國為避免別國的嫉妒，早已聲名她歡迎別國平等競爭。所以美國、法國竟能和平與中國定約。[3] 這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們的無知，對于如何外交、外邦是何心理完全不了解；一部分是由于我們的法制體系完全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仍然處于中古水平。

三、大廈將傾的內部

在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具有一種由盛轉衰的必然規律。開國者，大多平民出身，既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愿意不拘一格地提拔出身低微之人，以才定官職，較少出現冗官現象；又相信“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懂得民心可用，時時體察民情，杜絕官僚主義作風，節制己欲。然而“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日日想著大興土木滿足私欲。國庫空虛，便賣官鬻爵，上行下效，最終開國者所想杜絕的東西便被其子孫一一拾回。

以外交為例，《清史稿》載：“雍正五年，定恰克圖市約，置辦理俄事大臣，不為恒職。咸豐元年，改歸理藩院。十年，文宗北狩，特置專官辦理撫局。其冬，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命恭親王奕?領之??又有外國人兼代領事者??康熙初，俄國通使，未垂為制。同治六年，始遣使辦理交涉??光緒元年，定出使制??”[4] 可見，清朝與外國的交流是早就有的，然而卻一直未能成制。直至西方列強打上門來，簽下條約了，方才匆匆設立類似于外交部的總理衙門。而總理衙門的內部機構劃分也具有強烈的殖民色彩，“三年，改為英、法、俄、美四股。后改俄、德、英、法、日本五股。”整個總理衙門仿佛只是為了與列強交涉而設，人家打來了便設一股專事與之交涉，而毫無半點積極向外探索，與其他國家建立邦交之意。

在此期間，清朝與外國唯一的交流就是傳教士。而對于清政府而言，傳教士的功用不過是畫畫、修花園，而從不會想到如明朝一樣修改歷法，修訂農書，觀察天文。這種封閉自守使得整個清朝一直陷于固步自封之中。

可以說整個清政府是缺乏前進動力的，而唯有讓那些改革進步人士，讓那些給予侵略的西方列強，推他一記，他才會緩緩往前移動一步。畢竟清朝背負了太多的“祖宗之法”，上至帝王下至平民一心只念著“祖宗之法不可廢”。然而就算是改革進步人士也是有私心的，就如康有為重名利權欲，張謇靠著翁同龢力挺才當上了狀元郎。在清末的大環境下，若要一人全無私心的為民服務自是不會有的，畢竟當時的社會氛圍無法使得當時的人有那樣的覺悟，而當時官場的環境也容不得一心為人民服務而毫無貪念的官員的存在。

但是，當一個社會已經容不下一個不貪之官員存在的時候，豈不是大廈將傾之際？

四、結語

正如蔣先生在書中所言，對一國而言外交雖然要緊，然而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因素。究其本源，清朝在外交上的失敗還是在內政上的不足，這些不足體現在方方面面，小到火柴的制造，大到機械、船舶的制造。而這些內政上的不足若論改進，除非變革社會制度，否則在一個封建君主制的國家妄議進行工業革命是絕無可能的。

1911年，辛亥革命一聲炮響，邁出了中國社會制度近代化的第一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標志著中國完成了社會制度的現代化。

今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下，中國經濟迸發出巨大活力，而中國外交也向著跟負責任的大國外交前進。

[1]《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導讀——兼論近代通史體系的推陳出新》沈渭濱

[2]在此書被湖南岳麓書社輯入《舊籍新刊》時陳旭麓先生所寫的《重印前言》 [3]蔣廷黻《中國近代史》P19~20 [4]《清史稿》卷一百十九志九十四職官六外務部（三四四七—三四五〇）

第二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讀后感

大家風范--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讀后

讀完這本書,雖然多有不懂之處,仍絕得受益不少.史家之筆,畢竟與文學家有別.為文學許筆端常帶感情,而治史學則需要冷靜的頭腦和明辯的理性.這樣才可以力求避免感情用事的偏頗.而史家之行文據理性但并非無感情.如蔣先生此書就是把枯燥的歷史寫的言簡意賅又不乏動人的文筆.這本書不象一般介紹歷史的“宣傳冊”,那樣容易讓人心生排斥感.作者確實把汗牛充棟的史料吃透后簡明扼要的訴諸筆端,使出學者也能從中讀出趣味,激發情感.這種治史的境界應是我們后學者楷模.時常親近這樣的大師之作,必然會有覽名勝入寶山的感受與收獲.讀了這本,心中歡喜,只讀了這一本,卻已是大學歲月的尾聲了.想象過去的日子,想想許多該讀而未讀的書,不禁感慨萬千,悔恨不已.然逝者已永不可追,來日尚有許多事要做,自然不可坐而期待,左思右想,只有踏踏實實地抓住真切的現在,安靜浮躁紛亂的心情,認真的從好書中吸取營養,是為當務之急.人生之大事,樂事,也該是一生不懈追求的事.感受大師風范,眼界為之一寬,心中審美的高度也拔高了許多.未讀之前,仿佛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邊的世界有多大,再三品讀之后,不由的驚嘆佩服,學林中原來有這般醒人耳目的精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透過文字,領略大師的風采,感受學海浩瀚,分辨作品的高下.漸漸地審美的眼光也不斷提高.此刻,心中浮現了王國維先生關于境界的論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無不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我將在這條路上奮斗,求索不息

第三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讀后感

銘 記 歷 史

——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上周我閱讀了蔣廷黻所著的《中國近代史》，原著于1938年藝文研究會作為《藝文叢書》的一種出版發行，我所閱讀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發行的版本。三天的時間我讀完了這本書，讓我對中國近代史有了新的認識與體會，并深深折服于作者治學嚴謹的態度以及深刻而不失風趣的文筆。他對中國近代史所做的透徹的分析不同于一般的史書讀物，讀完后讓我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

以下是我結合作者的敘述，根據自己的讀書筆記整理出的各章主要內容以及自己的心得體會：

第一章為剿夷與撫夷，專講外患。處在“中古”狀態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者，在兩次鴉片戰爭中接連被西方列強打敗而不知民族危機，白白浪費了20年的光陰。這期間，清政府內分為剿夷派與撫夷派，剿夷派虛驕自大，撫夷派服輸不圖振作。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咸末同初時，恭親王奕與文祥認識到時代的不同才想到改革。

本章中讓我有深刻體會的是以下幾點：

一．近代的邦交是一把雙刃劍，是當時的大困難，也是大機會。如果當時能進行高度的改革，而不是否認日益強盛的西方國家，這樣也許可以繼續維持歷代我們在東方的光榮地位。

二．在鴉片戰爭以后沒有人立即維新。我想中國人守舊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發展。而士大夫階級又缺乏大無畏精神與獨立性，他們認為傳統文化是不可動搖的。這就使我們民族白白浪費了20年的光陰，在更多年的以后讓民族受到壓迫與歧視。

三．這期間我們簽訂了很多的不平等條約，而這些不平等條約的根源我認為是當時民族的無知，我們的法制達不到近代文明的水平，放棄了一些很重要的主權卻以為無關緊要。

在看到民族浪費了20年光陰后，我感到痛心，近代中國人迂腐的思想阻礙了民族的進步，讓國家在以后備受壓迫。

第二章為洪秀全與曾國藩，專講內憂。清王朝受到了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的沖擊，曾國藩領導湘軍為了清王朝的統治而戰。洪秀全推行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卻忽視了社會革命，最終以太平天國的失敗告終。曾國藩在維持清政府為政治中心的前提下，一方面革新，接受部分的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守舊，恢復中國固有的美德。

我認為太平軍在初期順利的原因不是本身的優點，而是因為是一股新興的勢力，而洪秀全并不是想建設一個新國家，他想建立一個新朝代，他的失敗，證明了我國舊式的民間運動是不能救國救民族的。曾國藩是我國舊文化的代表人 物，他最注重精神教育，認為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其次他利用宗族觀念來加強軍隊的團結力，最重要的是他注重為人，不忽略做事，對所做的事情盡心盡力。他的事業是從艱難困苦中奮斗出來的。雖然他進行革新守舊，對我國近代史做出了極大的貢獻，但是他不明白清朝是不能救中國的，而他所操練的湘軍私有軍隊的精神更是傳給了以后的北洋軍閥，阻礙了國家未來的統一，這些都是曾國藩守舊的弊端。

第三章為自強極其失敗，專講洋務運動的產生、發展和失敗。奕與文祥從英法聯軍侵華戰爭中認識到中國應該接受西方文化的軍事部分。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認為應“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成立北洋海軍，以國防為目的開設學堂、造船廠、招商局等設施。但是由于洋務運動并不徹底，最后還是失敗了，而后爆發了甲午中日戰爭。

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們全面建設事業的動機是國防，為了近代化的軍器，要培養技術人才去駕駛，為了近代化的交通，要有電報局與造船廠的設立，而新式國防需要更多的費用，所以創辦招商局。而他們卻忘了近代化的國防最需要的是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所以洋務運動進行的并不徹底。不僅領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無需改革，時代與人民更是不允許他們徹底改革，民眾的迷信是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極大阻礙。書中還講到了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資本主義國家貪圖在外國投資，而這種投資混合政治作用的就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注重商業的推銷，而國際貿易的自由減小，就會引進市場競爭。最后資本主義國家要競爭原料，絕大部分要行使帝國主義。這些都是帝國主義的實質。

在由于朝鮮的內亂而爆發的甲午中日戰爭中，因為在戰略戰術上都低于日本，我國最后只能以簽訂《馬關條約》告終，為以后的瓜分狂潮埋下了伏筆。

第四章為瓜分及民族之復興，講了瓜分狂潮、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和北伐戰爭。其實主要講了變法運動、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這三個救國方案。

以下是我整理的讀書筆記：

康有為等人在變法運動中抓住孔子作為思想傀儡，因為孔子是舊中國的思想中心。其次他抓住皇帝來行新政，就是抓住了政治中心，他調整了行政機構，廢除了考試中的八股文，但是由于滿清皇室頑固派勢力龐大，康有為還是失敗了。而義和團運動是反對民族近代化的，與洋務運動及變法運動是背道而馳的，失敗是其必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革命方略則應時而生。

孫中山對近代文化有深刻的認識并且受過科學的教育，他的革命方案是精密可行的。他提出革命應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而這是民族復興的唯一途徑。辛亥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是打倒了清朝，掃除了民族復興的障礙，為國家的復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由湘軍演變的北洋軍閥是民族宗族觀念的體現，而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就是讓我們國家走上正規的方法，但是當時并沒有健全的革命軍和革命黨支持他，很少的人可以真正了解他的思想。民國十三年時，他曾改組國民黨，聯俄容共，創辦黃埔軍校，培養未來革命軍的骨干。

這本書前兩章敘述了我國近代內憂外患的大背景，后兩章講述了四個救國方案，脈絡清楚，讓我對中國近代史有了重新的了解。這本書如同講故事，讓我快速讀完并受益匪淺，在現代社會，我們在發展的同時也不能忘記曾經的歷史，應該銘記歷史教給我們的一切。

毛雅菲 英語0904班 學號：2009111635

2010年5月7日

第四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讀后感

《中國近代史》讀后感

這本書被稱為“諾大著作堆壘成的金字塔的塔尖”，“字字珠璣，讓人嘆絕”。的確，這本五萬字的小冊子，在其他歷史學家的巨著面前顯的渺小，可是書中足夠在近代史的浩瀚書海中獨領風騷。

本書薄薄一小冊，卻貫穿了中國19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到20世紀抗日戰爭前的近百年的歷史。此字字珠璣，卻不疏漏任何史實，對歷史的評論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不像現在許多歷史學的教科書，千篇一律，被主流意識所驅使著，沒有自己的觀點。

《中國近代史》是蔣廷黻一生研究近代史的思想精粹，他將本書看做是其近代史研究的序言。本書提出：“近代化國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經濟，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在受到西方思想的沖擊之后，蔣廷黻做出了自己的決定，“全盤西化”！這點與新文化運動初期的思潮相同。可以看出他是一個激進的人，這點在書中文字也可以看出。

但他的激進是進步的、理性的。

他對近代史有自己的看法與主張。要將風云變幻的中國近代史濃縮于五萬字，可見他在面對這段歷史的了然于胸，一個個歷史片段、一個個歷史人物精心安排，字字珠璣。可謂是一字千金啊。但蔣的這本書因與主流意識形態所不相一致，多年來一直為主流學者所忽視。難怪它會使我耳目一新，因為我們一直被主流的意識形態所控制著。

這就不免使人感到困惑，到底還有多少歷史事實是被主流意識所控制，阻礙著我們的眼睛，使我們蒙蔽在主流的陽光之下？

但好書如同金子，不會永遠被埋沒。如今，它呈現在我們眼前，是此書的愿望和讀者的幸運。

讀來整體覺得此書通俗易懂，完全感受不到大師與讀者的距離。我們已對中國近代史有所了解，在讀完此書之后感到震驚。一些歷史事件、人物在腦海里顛覆了！

蔣廷黻對近代歷史上種種人物進行了評價。其中對林則徐、琦善、丁汝昌和劉步蟾進行了顛覆性的評價。我們眼中林則徐和琦善：一個是忠君愛國的民族英雄，一個是收受洋人賄賂的奸臣。而蔣廷黻卻認為林則徐：“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因為他當時覺悟到中國較之與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開提倡”。這評價很多人都大跌眼鏡吧！但回頭看看林則徐的作為，他將開眼看世界的成果交給好友魏源，魏源以此編成《海國圖志》。林則徐已經看到了中國的落后之處，卻不敢自己公開提倡！所以蔣廷黻說他是中國舊社會的最好產品！如林則徐這類人都將自己的名聲看得比國家更重，何況是別人呢！

反觀琦善：“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固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是不足責的”。這樣的震撼反差，是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帶來的。

在震撼之外，更多的思考。

他在這本《中國近代史》的總論里，把中國能否走出“中古”狀態，建立“近代的民族國家”作為全書的理論主題，顯然淵源于此。他寫道：“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這句話是本書的主線，四個問號更是他對近代中國的期盼，這振聾發聵的反問，問醒了多少沉睡的中國人！

這兩點是看我之后最大的體會，也是看完多本歷史著作后有別于其他的感受。在此以后，看歷史書需要多想一點，更進一步。在眾多的異口同聲的觀點中要有自己的理解。面對主流意識所樹立的楷模也需持懷疑的態度。這是學習該有的態度。

再看歷史學家該做的！是堆砌史料，陳述千篇一律的觀點，還是深入研究，敢于挑戰正統呢？主流意識仿佛是太陽、引領者，跟在其身后的作家們，該看看事實了，為主流樹楷模，為主流寫“正史”，贊揚英雄，唾棄小人？英雄永遠是英雄，小人永遠是小人嗎！史料不斷翔實，歷史課本該改的有多少！

相信會有更多的蔣廷黻出現，還歷史的天空一片湛藍！

第五篇：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讀后感

大家風范--蔣廷黻<中國近代史>讀后

讀完這本書,雖然多有不懂之處,仍絕得受益不少.史家之筆,畢竟與文學家有別.為文學許筆端常帶感情,而治史學則需要冷靜的頭腦和明辯的理性.這樣才可以力求避免感情用事的偏頗.而史家之行文據理性但并非無感情.如蔣先生此書就是把枯燥的歷史寫的言簡意賅又不乏動人的文筆.這本書不象一般介紹歷史的“宣傳冊”,那樣容易讓人心生排斥感.作者確實把汗牛充棟的史料吃透后簡明扼要的訴諸筆端,使出學者也能從中讀出趣味,激發情感.這種治史的境界應是我們后學者楷模.時常親近這樣的大師之作,必然會有覽名勝入寶山的感受與收獲.讀了這本,心中歡喜,只讀了這一本,卻已是大學歲月的尾聲了.想象過去的日子,想想許多該讀而未讀的書,不禁感慨萬千,悔恨不已.然逝者已永不可追,來日尚有許多事要做,自然不可坐而期待,左思右想,只有踏踏實實地抓住真切的現在,安靜浮躁紛亂的心情,認真的從好書中吸取營養,是為當務之急.人生之大事,樂事,也該是一生不懈追求的事.感受大師風范,眼界為之一寬,心中審美的高度也拔高了許多.未讀之前,仿佛井底之蛙,不知道外邊的世界有多大,再三品讀之后,不由的驚嘆佩服,學林中原來有這般醒人耳目的精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透過文字,領略大師的風采,感受學海浩瀚,分辨作品的高下.漸

漸地審美的眼光也不斷提高.此刻,心中浮現了王國維先生關于境界的論述:"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無不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我將在這條路上奮斗,求索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