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讀罷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而倍感沉重。一為蔣先生治學研究之精細嚴謹；二為先生對歷史的剖析獨辟蹊徑，能層層深入挖掘歷史的本真；三為我中國近代史之種種偶有柳暗花明又時感心痛悲愴。

要了解一本書，先了解寫作者的生平及人生軌跡，這對你了解這本書的寫作意識或寫作目的都有很大的幫助。我想，這也是一個合格的讀者應當達到的要求。

蔣廷黻生于清光緒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家中薄有田產。蔣廷黻4歲發蒙，由私人教師教讀，6 歲入私塾接受舊式教育。10歲那年，即1905 年清政府停止科舉取仕制度。他的二伯父決定讓他進新式學堂，1906 年初，11 歲的蔣廷黻到省城長沙明德小學讀書，一學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國長老會在湘潭辦的教會學校益智學堂，開始接觸新學，學習英文。后來又在教會學堂的幫助下得意赴美留學。在這11 年的美國生活中，無論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國化了。他受到當時正在美國流行的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向往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同時期中國政局正處紊亂，毫無秩序，他萌生了從政的愛國主義革命的決心，幾次輪換學科專業，史學從自然科學到到政治學。這為他后來成為中國外交史專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回國期間曾在國內著名大學任教，轉入政治格局擔任國民黨內相關職務。后1965 年病逝于紐約，享年70 歲。

關于他個人的得失軌跡以及政績歷史地位不是我在此要闡述的重點。那么，從他個人的人生軌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整個國家的關懷與迫切希望自己能為國效力的決心。因此無論是在他的求學時期，教書時期還是從政時期。他對于整個中國國家的命運的關注是矢志不渝的，在外在對中國的認識感知與他個人在史學政治學上的修為的基礎。最終撰寫出《中國近代史》，縱然每個人在著書立作的時候都會帶有個人感情色彩在其中，但這本書可以說是比較客觀公正的。讀完此書，我主要想談談以下三個方面給我的啟發：

一、關于中國現代化的沖擊

十九世紀前的中國，與外界西方國家沒有正式的外交。雖然，西漢的“絲綢之路”、隋唐對東亞國家的文化思想傳播以及到后來的明朝大名鼎鼎的鄭和下西洋。所有的這些在我國的歷史的教科書上唯一的歷史意義都是一模不兩樣的：這些外交活動及政策使得中國與外國促進了良好的交流與文化學習，并提高了中國在世界各國的政治地位。因此，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都是以一種居高者的“天朝上國”的大國姿態嗷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個人驕傲自滿而不思進取已經足以使其一生得過且過，碌碌無為。一個國家的心態倘若如此，那便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皇帝帶著自上而下的大臣士大夫階級平民百姓一起坐進觀天，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集了天地日月之精華呢！而此時西方國家英國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進入了近代化的軌道中。在廣州的十三行，為中外通商的要地。然而那時的中國處于一種經濟自給自足的地位，在與外商通商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資本主義國家原來只不過是為了多賣點商品多獲點利益，而中國這樣一種自我封閉市場的狀況阻礙里資本的剝削，因此原本的資本主義一躍而起變成了帝國主義。導火索便是鴉片戰爭。

鴉片戰爭的失敗導致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的簽訂。在這過程中，中國的一些俊杰終于意識到中國的硬件比不上完成了工業國家的英國。比如林則徐。蔣先生在書中指出: “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后還不明白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他在書中問：為什么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失敗后就開始維新、改革內政呢？回答說：一是“中國人守舊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傳統文化為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所以他們反對改革；三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這些是阻止中國近代化的三座大山。

二、關于幾次革命改革

接下來要說的便是近代史的幾次重大改革。蔣先生在書中寫到: “我們到了十九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十九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的。”一寸光陰一寸金，對于個人如此，對于整個國家更是干旱季節需要的雨水啊。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小試牛刀的幾個大臣首先對西方的科學軍事技能還不了解，只是任憑自己想象做事。而是時代所牽制。甲午以后，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第二次改革，這次改革的宗旨是由外在的改變硬件轉為內在的變更政治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為雖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為他嚴重動搖了根深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義和團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義和團運動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終于，我們可愛可親偉大的孫中山領袖出場了。他領導的三民主主義和革命戰略拯救了中國。古老的中國終于結束了封建王朝的統治走進了世界近代史的行列之中。

不管是哪一次改革，無論勝敗，事出必有因。出了以上的原因，與領導者的膽識與目光無不有極大關系。自強運動總的曾李左就差在自身的對西方科學的局限性，而康梁雖然搬出了老祖宗孔子也難逃中國根深帝國的王朝命運，義和團說白了就是一群憤青在搗亂有勇無謀。而如了解中山先生的人生經歷就知道，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種大幸事，因為我們既然只能從近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該對近代文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學的教育，而且是長期的。科學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寶。但是這種方法不是一兩個月的訓練班或速成學校所能培養的。我們倘不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能了解為什么中山先生所擬的救國方案能超越別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體的，精密的，有步驟的，方方面面都顧到的，因為他的思想是受過長期科學訓練的。

三、關于士代夫（知識分子）在中國近代史中的表現

在科舉制度盛行的中國歷代王朝來看。讀書人唯一的出來就是仕途，也就是做官的前提條件就是讀書考取功名。這樣的理念就像宿命論一樣糾纏著士大夫的思想。

因此，第一，士大夫在中國近代史中表現出的守舊保守也成為了阻礙中國近代史的腳步，讀書的這是分子尚且如此，何況那些沒有讀過書且生活在水深火熱的時代中的老百姓怎么會輕易支持變法，怎么會忍受得了古老的有帝王的中國在一夜之間變成了走在世界近代史行列中的中華民國？

第二，因為做官是士大夫唯一的出路，因此在軍閥割據時期，知識分子的表現極為冷淡，甚至有種不知醒悟的變態心理，就像書中所說的，知識分子 巴不得軍閥割據越多越好，各自為政，這樣他們就有更多更大的機會實現自己仕途的愿望。不僅沒有阻止軍閥，反而助紂為虐！

第三，知識分子缺少大無畏的戰斗精神，他們在八股文的科舉制度中成長，文氣太重，文風浮華空洞，從而導致實行度較難。這不符合近代化歷史的要求，康有為實行的變法之一就是廢除八股文，代以政治經濟。這正擊中了廣大知識分子的要害，十年苦讀只為今朝，如今你說廢除就廢除，你還要怎么要求他把目光放遠點人生會光亮的，這讓他們情何以堪吶？

因此，中國在十九世紀已經面對著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對手。為了抵御西方列強侵略，處于中古狀態的落后的中國，只有向對手學習、改革內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這個學習對手的過程，先是從不徹底的器物層面開始，然后進到學習政治體制的制度層面，但只有再進到更深層的精神層面，才能真正實現近代化。

結語

蔣先生最打動我的是他對中國近代史進程的條理分析得透徹并見解獨到。讓我對中國近代史有了新的認識，如果一個人不是發自內心地喜歡歷史，我想他是不會主動對像學校里枯燥無味的教科書感性趣。而蔣先生這本《中國近代史》，語言嚴謹而不乏幽默，史料豐富，條理清晰而前后相連，對于像我這樣的歷史白癡來說的確是開智之作。而對于深愛歷史或從事歷史研究的人來說，絕對是一本不可多得研究歷史剖析時代潮流的好書。

在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寬容。李鴻章，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有人說他喪權辱國是叛國奴，有人說他為近代化的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們后人讀史一貫犯的錯誤就是對前人太苛刻，甚至用今日的現狀觀念去剖析前人的作為，每一個時代都有他的局限性，人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有他的難處，我們要做的，是寬容，是以史為鑒，原諒過去，明白現在，預設未來，防止再一次踏入同一條錯誤的河流。這就是我們讀史的目的。

第二篇：讀蔣廷黻 中國近代史 有感

《讀蔣廷黻 中國近代史 有感》

在讀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之前，我曾經對這本書抱有一絲懷疑的態度.因為縱觀中國近代史這200年，可以說是無比關鍵的，中國正在從一個古老守舊的大帝國轉變成一個追趕世界腳步的半現代化國家，中間的輾轉可謂一言難盡，然而蔣先生卻能用不到300頁的文章的將其描述，而且更令我吃驚的是，作者對治學研究之精細嚴謹，對歷史剖析的獨辟蹊徑，對歷史本身的還原，都是大大超出上世紀40年代的學者的眼光，讀完后，亦能讓讀者沉思

提到清朝，大家腦海里一定會覺得，那無非是一個簽條約，割地賠錢的腐敗無能的時期，實際上在18世紀并非如此，時人甚至有一種大國崛起的感覺。雖然之前有西漢著名的“絲綢之路”，明朝的“鄭和下西洋”，但是直至19世紀，我們和西方世界并沒有正式的外教關系，而周邊的國家多是當時例如高麗，越南等弱國因此，在十九世紀之前，中國都是以一種居高者的“天朝上國”的大國姿態嗷嗷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個人驕傲自滿而不思進取已經足以使其一生得過且過，碌碌無為。一個國家的心態倘若如此，那便是一個自欺欺人的皇帝帶著自上而下的大臣士大夫階級平民百姓一起坐進觀天，還沾沾自喜以為自己集了天地日月間最發達的科技！而此時西方國家英國已經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進入了近代化的軌道中。在廣州的十三行，為中外通商的要地。然而那時的中國處于一種經濟自給自足的地位，在與外商通商中中國處于出超地位。資本主義國家原來只不過是為了多賣點商品多獲點利益，而中國這樣一種自我封閉市場的狀況阻礙里資本的剝削，因此原本的資本主義一躍而起變成了帝國主義。導火索便是鴉片禁令。

鴉片戰爭的失敗導致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的簽訂。在這過程中，中國的一些俊杰終于意識到中國的硬件比不上完成了工業國家的英國。比如林則徐。蔣先生在書中指出: “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后還不明白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他在書中問：為什么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失敗后就開始維新、改革內政呢？回答說：一是“中國人守舊性太重（我認為哦）”；二是士大夫以傳統文化為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所以他們反對改革；三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這些是阻止中國近代化的三座大山，而作者眼光無疑是非常尖銳的，在下（中二了一點？）認為這三個問題的巨大影響力至今尚存，需要深思熟慮.首先是守舊性，中國經歷了長大上千年的封建社會，人們大多接受孔孟之道的儒家精神，中庸之道深入人心，然而變革必然要遭到別人的反對，歷史上幾次著名的變法運動都以失敗告終，此后，人們漸漸更多的不思進取，墨守成規。舉例而言，儒家的士大夫精神規定讀書只有做官這一條出路，而以八股古文為題科舉考試流行千年，似乎成才的路只有一條，恒古不變。

第二是士大夫缺少犧牲自我的無畏精神，他們在八股文的科舉制度中成長，文氣太重，文風浮華空洞，從而導致實行度較難。這不符合近代化歷史的要求，康有為實行的變法之一就是廢除八股文，代以政治經濟。這正擊中了廣大知識分子的要害，十年苦讀只為今朝，如今你說廢除就廢除，你還要怎么要求他把目光放遠點人生會光亮的，這讓他們情何以堪吶？清朝晚期重文抑武，于是甚至出現了士大夫在甲午海戰期間較勁改革派李鴻章的事情，更有甚者拒絕向威海衛提供援軍，直接導致了北洋水師的覆滅。

第三是馬爾薩斯陷阱定理（人名我編的），那時的人們不懂得計劃生育，也不會利用科學增加收成。經過了前清的人口大增長后，隨著人口增加，土質和水源質量下降，人們生活質量降低，百姓感覺莫名其妙，總覺得自己運氣不好，縱是政府有救市之心，也無救市之力，等到土匪一出，百姓不能生產，小亂變成大亂。

之后出現的孫文先生就是中國近代化過程中的一大偉人。當然，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孫文先生對中國廣大農民階級呼聲的忽視，也不可回避的成為了他本人的一大失誤，但是三民主義前途光明。處于中古狀態的落后的中國，只有向對手學習、改革內政，才能有光明的前途。這個學習對手的過程，先是從不徹底的器物層面開始，然后進到學習政治體制的制度層面，但只有再進到更深層的精神層面，才能真正實現近代化。

蔣廷黻先生開創了中國近代史的先河，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場上，我不盡同意他的觀點，我認為被蔣先生否定的經濟學也是貫穿近代史的線索。鴉片戰爭前，中英雙方是平等的的貿易關系，英國使用白銀本位為貨幣基礎，19世紀，大量鴉片涌入國內，導致了等值的白銀流出。道光年間，一兩白銀可以兌換1000文銅錢，道光20年鴉片戰爭時，一兩白銀可換1600文錢，到了咸豐年間甚至數量猛漲到1:2300！白銀儲備減少導致銀貴錢賤，銀銅比例嚴重失調，對掙銅錢的百姓而言簡直就是變相加稅，負擔沉重也變相導致了內戰。

結語（這個不是我寫的O(∩_∩)O~）

蔣先生最打動我的是他對中國近代史進程的條理分析得透徹并見解獨到。讓我對中國近代史有了新的認識，如果一個人不是發自內心地喜歡歷史，我想他是不會主動對像學校里枯燥無味的教科書感性趣。而蔣先生這本《中國近代史》，語言嚴謹而不乏幽默，史料豐富，條理清晰而前后相連，對于像我這樣的歷史白癡來說的確是開智之作。而對于深愛歷史或從事歷史研究的人來說，絕對是一本不可多得研究歷史剖析時代潮流的好書。

在讀此書的過程中，我學會了寬容。李鴻章，曾國藩的得意門生，有人說他喪權辱國是叛國奴，有人說他為近代化的中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我們后人讀史一貫犯的錯誤就是對前人太苛刻，甚至用今日的現狀觀念去剖析前人的作為，每一個時代都有他的局限性，人也是一樣，每個人都有他的難處，我們要做的，是寬容，是以史為鑒，原諒過去，明白現在，預設未來，防止再一次踏入同一條錯誤的河流。這就是我們讀史的目的。

復旦附中 女王 TAK 的老弟

么么噠

第三篇：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臨近一年一度的12.9，而我也才完成對蔣廷黻先生學術著作《中國近代史》的閱讀。讀罷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靜而倍感沉重。一為蔣先生治學研究之精細嚴謹；二為先生對歷史的剖析獨辟蹊徑，能層層深入挖掘歷史的本真；三為我中國近代史之種種偶有柳暗花明又時感心痛悲愴。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卻貫穿了中國19世紀四十年代鴉片戰爭到20世紀抗日戰爭前的近百年的歷史。字字珠璣，卻不疏漏任何史實，對歷史的評論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不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領域中的學術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過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響的學人，在思考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社會進步時的普遍心態而受世人矚目。

蔣廷黻，湖南寶慶（今邵陽）人。1895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戶薄有田產的農家。1965年病逝于紐約，享年70歲。作為政治家，他是當時“書生從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張以所學為國家所用。在國共兩黨斗爭中，盡管站在國民黨政府立場，并在聯合國中阻撓和反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國民黨，還經常批評當局的政略失當和政治腐敗；作為學者，他是當時公認的中國近代外交史專家和這一研究領域的開拓者。

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沈渭濱在前言中這樣評價他：他的研究，注重史料，但他不僅沒有胡適那樣的考據癖，而且不愿意將歷史寫成材料的堆砌。這本被他稱作初步報告的著作，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全書從鴉片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寫的深入淺出，好看耐讀。內容上沒有拘泥于事件過程和細節的鋪陳：方法上從總體把握演變趨勢，顯示了作者沉潛思辨的寫作風格。

而我在讀完此書后，對于初高中學習到的淺顯的知識又有了新的、全面的認識。

一.對于真實的歷史應該有自己的判斷

蔣先生最讓我敬佩的一點是他對國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詞，發人之所未發或不敢發。我們學習歷史，就應如此，絕不應囿于教科書上的只言片語，應有更深入的思考。

感觸最深的就是對李鴻章和林則徐的認知的改變。先說說李鴻章，在以前的學習中，教科書將他批判成投降派，李鴻章一生中最令人詬病的便是他簽訂的《馬關條約》，曾經清大臣第一人的李中堂從此成了渙散中華民族精神的賣國賊、茍且偷生的小人。

李鴻章的一生滿是悲壯和凄涼的，他以外交能手自負，卻無法改變大清國被動外交，遭遇割地賠款的局面。最終，他帶著遺憾離開了人世。他和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并稱為晚清中興四大名臣;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說他是大清帝國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慈禧太后說他是“再造玄黃之人”;他被西方譽為“東方伸斯麥”，與德國的俾斯麥,美國的格蘭特并稱十九世紀三偉人。

李鴻章是洋務運動四大領袖人物里面辦實事最多的人。他認識到西洋文化的先進性，那時清王朝和列強特別是日本的關系已經緊張，各國對滿清虎視眈眈，他曾說：“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他主辦的洋務中有500多個中國第一，200多個亞洲第一。他是中國近現代多項事業的開山鼻祖。他培養出來的高級人才數不勝數。

他也是個有高瞻遠矚的人，他是清廷第一個提出防日戰略的人。他曾大聲吶喊：奮起護我“藍色疆土”，大中華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洋，都不容外敵覬覦。他曾系統提出防范日本及其他西方列強。

李鴻章若生于盛世，必流芳百世，可惜他生于亂世，雖也大有作為，但仍遺臭萬年。用“生不逢時”四個字來形容李鴻章的一生再合適不過。錚錚鐵骨，滿腔愛國情懷，大力改革后仍要接受喪權辱國的局面，那種心情，當真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李鴻章說到底是滿清重臣，他無力擺脫這沉重包袱。當時的清朝積重難返，李鴻章扛起晚清半邊天，每次承擔的都是帝國最不堪之事，難怪梁啟超后來說：“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識,而悲李之遇。”

又來說說中國近代“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在常人來看，林則徐是近代中華民族的人民英雄，他以虎門硝煙的大氣魄以及第一個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深遠眼光，讓他成為千萬國人心中敬佩的對象。林則徐，實際也有兩面。一面是名族之英雄，護國之能臣，鐵面無私、自發毒誓：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在蔣看來：真的林則徐是慢慢的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后，他就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搜集的材料，他給了魏源。魏后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

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后來雖又作陜甘總督和云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蔣廷黻先生認為: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二.我們不應僅孚于表象

蔣先生最打動我的是他對中國近代史進程的條理分析得透徹并見解獨到。讓我對中國近代史有了新的認識。教科書上總說，中國近代史的恥辱是更源于制度的落后。但我總不明白，制度的落后究竟怎樣導致了一個傳統大國近百年的屈辱。讀完本書后我才逐漸清晰。

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后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可惜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后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后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但為什么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后就起始維新呢？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那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輿論的指摘，默而不言。而統治階級確還想著利用民眾或“民心”或“民氣”去對外。

同治光緒年間的社會，如何反對新人新政，我們從郭嵩燾的命運可以更加看得清楚。書中記載，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當時一般士大夫一樣，并無特別，但是咸豐末年英法聯軍之役，他跟著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辦交涉，有了那次經驗，他根本覺悟，知道中國非徹底改革不可。據他的研究，我們在漢、唐極盛時代固常與外族平等往來；閉關自守而又獨自尊大的哲學，是南宋勢力衰弱時代的理學先生們提倡出來的，絕不足以為訓。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毀教堂，殺傳教士。巡撫沈葆楨（林則徐的女婿）稱贊士大夫的正氣，郭嵩燾則斥責沈氏頑固。郭氏作廣東巡撫的時候，汕頭的人，像以先廣州人，不許外國人進城。他不顧一切，強迫汕頭人遵守條約，許外國人進城。光緒元年云貴總督岑毓英因為反對英國人進云南，秘密在云南緬甸邊境上把英國使館的翻譯官殺了。郭嵩燾當即上奏彈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國有公使駐外從他起。他在西歐的時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經濟、社會，他覺得不但西洋的輪船槍炮值得我們學習，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學習。他發表了他的日記，送給朋友們看。他常寫信給李鴻章，報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學生不限于機械一門，學政治、經濟的都有。他勸李鴻章擴大留學范圍。他的這些超時代的議論，引起了全國士大夫的謾罵。他們說郭嵩燾是個漢奸，“有二心于英國”。湖南的大學者如王闿運之流撰了一副對子罵他：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同光時代的士大夫階級的守舊既然如此，民眾是否比較開通，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我們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的奮斗出來的。在甲午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領袖權慢慢的轉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卻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不是民眾。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礙之一。所以我們也能理解為何康有為等人選擇擁君立憲而不是暴力革命。

三.牢記歷史，勇于前行

蔣廷黻先生曾說，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的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名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希望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

這句話是本書的主線，四個問號更是他對近代中國的期盼，這振聾發聵的反問，問醒了多少沉睡的中國人！

這也是近代中國和日本的真實寫照。同樣閉關鎖國，被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撬開大門，一個奮發圖強，改革立新，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一個麻木不仁，妄尊自大，繼續封建主義的老路。而結果就是在54年后一個揚武揚威迎接勝利，一個灰頭土臉忍受失敗。而這也是近代百年一衣帶水的兩個國家命運迥然的直接原因。

蔣先生在書中寫到: “我們到了十九世紀遇著空前未有的變局，在十九世紀以前，與我民族競爭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勢力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紀，與我抗衡的是幾個以科學，機械，及民族主義立國的列強。我們在道光間雖受了重大的打擊，我們仍舊不覺悟，不承認國家及民族的危險，因此不圖改革，妄費了民族二十年。”一寸光陰一寸金，對于個人如此，對于整個國家更是干旱季節需要的雨水啊。

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領導的自強運動。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改革。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小試牛刀的幾個大臣首先對西方的科學軍事技能還不了解，只是任憑自己想象做事。而是時代所牽制。甲午以后，康有為所領導的變法運動是第二次改革，這次改革的宗旨是由外在的改變硬件轉為內在的變更政治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變法運動無疑的是比自強運動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為雖托孔子之名，及皇帝的威嚴去變法，他依舊失敗，因為他嚴重動搖了根深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義和團運動可說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三個救國救民的方案，不過這個方案是反對西洋化，近代化的，與第一第二兩個方案是背道而馳的。義和團運動的慘敗是極自然的。慘敗代價之大足證我民族要圖生存絕不可以開倒車。

終于，孫中山出場了。他領導的三民主主義和革命戰略拯救了中國。古老的中國終于結束了封建王朝的統治走進了世界近代史的行列之中。

不管是哪一次改革，無論勝敗，事出必有因。出了以上的原因，與領導者的膽識與目光無不有極大關系。自強運動總的曾李左就差在自身的對西方科學的局限性，而康梁雖然搬出了老祖宗孔子也難逃中國根深帝國的王朝命運，義和團說白了就是一群憤青在搗亂有勇無謀。而如了解中山先生的人生經歷就知道，第一，他與外人接觸最早，十三歲就出國了。他所入的學校全是外國人所設立的學校。他對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認識遠在李鴻章、康有為諸人之上。這是我民族一種大幸事，因為我們既然只能從近代化找出路，我們的領袖人物應該對近代文化有正確深刻的認識。

而即使現在，中國已經跨入世界強國之列，但要完全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還應學習歷史，了解歷史，銘記歷史，從滾滾歷史洪流中汲取經驗和教訓。牢記歷史，勇于前行。

四．青年人的使命 明天就是十二月九日。

青年人，從來承擔著時代賦予的光榮使命。

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游行，他們高呼：“誓死力爭，還我青島、外爭國權，內懲國賊” 1935年12月9日，清華女生陸璀在西直門外進行抗日演講，這一場景的照片被鄒韜奮選為當期《大眾生活》的封面。于是少女瘦弱的身影與她決然的目光一起隨著中國發行量最大的雜志傳遍大江南北。

1945年1月1日，12萬青年遠征軍應征入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中寫道：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身為青年，前路漫漫，任重道遠。生而為龍，又舍我其誰？只因大國的記憶，已經深深地刻入了這個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縱然盛衰榮辱斑駁了我們的臉龐，這一表達亦將世代永續，因為，那是我們的熱血，靈魂，榮光，與傳承。

如今時過境遷，山河猶在，天佑中華，國泰民安，國祚綿長。可風中尚殘留著百年前的血腥味，提醒著我們，勿忘國恥！更別忘了國難當頭之時，那些舍身為國的颯爽英姿！百前的青年人義無反顧地肩負起了抗日救亡的大任，；百年后的我們，正應當從前輩手中接過這幅重擔，承襲這份熱血榮光，掀開新時代的篇章！

第四篇：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蔣廷黻先生寫的《中國近代史》我已看過多次，至少兩次吧，但這本撰于上世紀30年代的初步報告似乎有著巨大的力量，即使認真讀了兩遍以上，還是覺得不過癮。一方面是文字功底了得，言簡意賅，通俗易懂，完全沒有掉書袋的味道；另一方面是先生見解深刻，好像身在這段歷史之中，又能跳出來總覽一樣，這與其強調經世致用和熱衷政治外交不無關系。要寫一篇這本書的讀后感實在不容易，沒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和深厚的閱歷見識，寫出來的東西不免流于膚淺，人云亦云。但我還是硬著頭皮，重新瀏覽，只求在讀完這本書后，有一些自己的收獲吧，不管這些收獲有多么淺薄，多么微小。中國近代化先生在總論中即指出，近百年來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而什么是近代化，他并未明確說明，不過通過閱讀，大概可以得知應該是科學、機械和民族主義。掩卷思考，發現中國近代史有兩個鮮明的特點，一是既為亂世，也為治世；二是治理內政，始顧外交。總而言之，中國遇到幾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大時勢。俗話說，時勢造英雄，在這個時代，英雄豪杰和風云人物輩出，上演了無數的悲喜劇。但無論如何，時勢、英雄和普通民眾共同創造了這段歷史，有血淚恥辱的故事，亦有可歌可泣的傳奇。近代化前夕的兩場戰爭可以這么說，兩場戰爭（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這兩場戰爭的發生，既有內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但應該說內部因素是根本，外部因素加速了其發生。鴉片戰爭的發生源于中國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男耕女織，有吃有穿，不需要與外界發生貿易。而完成工業革命的英國生產的東西太多了，國內的供給大于需求，必須把剩余的供給賣給其他國家，幅員廣闊、人口眾多的中國自然就成了英國的目標。當時外國人只能在廣州做生意，而且限制很多，諸如不能買中國書、不能學中文之類的，如今看來，真是讓人無語。英國人當然想在中國多些市場，于是先后在乾隆和嘉慶年間派時節來華，希望能夠中國加開通商口岸等，但都被中國拒絕了。既然正當的生意做不了，英國人開始在印度種植制作鴉片，拿到中國來賣了。可以想象，結果是白銀外流，人民孱弱，于是就有了欽差大臣林則徐虎門硝煙的故事。英國人當然不爽了，從大老遠派兵來打仗，中國竟然輸了，這真讓人難以置信。1842年，中英簽訂了《南京條約》，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其中，協定關稅和法外治權是我們現在認為不平等條約的核心，但當時的人覺得五口通商才最讓人痛心。先生認為，鴉片戰爭后，人們不思進取，我們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光陰，直到1860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才有少數人知道非學西洋不可。而林則徐，被譽為“近代以來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派人翻譯外國人的刊物，還把在廣東搜集的材料給魏源，才有后來的《海國圖志》，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但他認為林則徐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把自己的名譽看的比國事重要，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不過我覺得，即使林則徐公開提倡了，恐怕也是于事無補。

第五篇：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讀蔣廷黻《中國近代史》有感

同治十一年五月，李鴻章在《復議制造輪船未可裁撤折》中說：“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末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余年一大變局也。”對于中國近代史的圖景，筆者認為，李鴻章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詞是對其最好的概括。而蔣廷黻先生便是對著“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忠實紀錄者，他的《中國近代史》也正是在討論一個主題，那便是近代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究竟應該怎么走，對此他提出的主要方案是：近代化。

當時的中國史學界認為中國近代史尚未到著書立說的時候，這本被蔣廷黻稱為“初步報告”的著作，篇幅雖小，學術含量卻很高。中國近代歷史雖僅百年，歷時不長但內容極為復雜豐富，全書從鴉片戰爭寫到抗日戰爭前夕，是他對中國近代史整體思考的集中體現。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這本書是最早提出中國的強國之道在于“近代化”。哪個國家率先“近代化”，哪個國家便占據了主動。書中說，英國領先全世界率先“近代化”，從而變成了第一強國。他還舉出土耳其、日本、俄國、土耳的例子，討論“近代化”對于國家發展的突出意義。

書中多次提到“近代化”這詞，由此可以認為，他是以這個獨特視角來解讀中國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他曾無數次的號召，中國人民走向“近代化”的路程。若說對其評價很高，筆者想這個觀點一定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近代化”真的是理解中國歷史的唯一途徑嗎?“近代化”的理論真的毫無缺陷嗎?

這里筆者不單獨論述“現代化”范式下中國近代史的編寫態度，在這里，筆者以蔣廷黻“洋弟子”費正清的“沖擊-反應”原理來討論“近代化”理論的弊端。80年代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爭，即革命史范式和現代化范式的爭論。而“沖擊-反應”理論正是現代化范式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現代化范式是什么?它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中國近代史的發展過程總結為傳統農業國家到現代工業國家轉型的過程。“沖擊-反應”理論也正是如此。但問題在于：“沖擊-反應”是社會進化論學說和國家有機體學說，將人類的生老病死用于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之中，國家也因此生老病死的特征。那么，由此延展出來的從少年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過程，是一個單線程不可逆的過程，那以此推斷，這個國家走的是什么發展過程呢?顯然是一個走向現代工業國家的過程，一個西方化的發展過程。用一個常見的詞就是“西方中心主義”或者叫“歐洲中心論”，暗含的意思就是中國也應當并且必須按照歐洲的道路走。在這個體系下，顯然列強是沖擊，中國是反應。這里面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個，沖擊的文明是一個不斷發展進步的動態的文明，反應的文明是一個靜止落后的靜態的文明。第二個，這個靜止落后的文明只有在發展進步的文明的觸動下才會發生改變。第二點用赫德的話來說就是“恐怕中國今日離真正的變革還很遠。這個碩大無朋的巨人，有時候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們以為他醒了，準備看他做一番偉大的事業，但是過了一陣，卻看見他又坐了下來，喝一口茶，燃起煙袋，打個呵欠，又朦朧地睡著了”。這里可以看出沖擊回應將傳統和現代對立，將傳統看作落后，將現代看作先進，又走上了西方路線唯一的道路。第二點是顯而易見的西方中心主義，忽視了中國傳統社會在中國近代史發展的主體作用。

社會的發展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發展或者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國兩半社會的獨特性質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沒有實現國家的獨立和自由，談不上社會轉型的成功。“沖擊-反應”理論簡單的把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歷程總結為轉型的過程，是非常片面不合理的。而“近代化”也正是“西方中心論”思想下的產物，是單純的“西洋化”，而非通俗意義上理解的“現代社會的特征，它是社會在工業推動下發生全面變革而形成的一種屬性”。在今天我們重新學習和研究的時候，更應當注意這個理論對于本書的影響與我們現實思考時的角度問題。

但具有“西方中心論”觀點的《中國近代史》是否就不具有可取性呢?答案當時是否定的，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一書的總論中明確指出，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找出中國近代史的教訓”，為抗戰建國提供借鑒。而我們正應當把握其創作的時代背景，在內憂外患的社會條件限制下，他不得不尋找發展的捷徑，而學習西方正是合理的選擇，所以我們應當站在多重立場上考慮他對于“近代化”問題的解讀與看法，不能只站在現在或當時的視角下給予片面的評定。

另外一個問題便是“內外”問題。蔣廷黻先生作為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對于國際形勢的把握切中肯綮，但令筆者覺得出乎意料的是，這本書的闡述角度卻始終以“內”為主。1938年蔣廷黻用兩個月時間寫就了這本《中國近代史》，當時中國正處于日本侵略的危機之中，同時也是中國開始現代化改革的百年之機。“外交雖緊要，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他的這本著作即是從外交內政的關系入手，重點論述了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為抵御外敵入侵而改革內政的各種方案，體現了他尋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正如他在全書的《總論》中說到此書的寫作宗旨是：“現在我們研究我們的近代史，我們要注意帝國主義如何壓迫我們，我們要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但我們也可以體悟到貫穿始終的外交線索對于作者行文思路的影響。

最后筆者要討論的問題便是書中對于人物新穎獨特的評價問題，相對于其他學者的中國近代史著作，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最打動筆者的地方便是別出心裁的人物評價，以林則徐為例：

提及林則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一著名詩句可謂耳熟能詳。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百戰百勝、忠君愛國。歷史對其的評價也多是褒獎。而在作者看來，林則徐“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斗。……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因為他當時覺悟到中國較之與西洋的落后而不敢公開提倡。”晚清士大夫最忌憚清流指摘，林則徐在海疆一線，深知中國器物不如西方，必須改革，可是林則徐不敢說。因為在北京朝廷的清流們，對西方器物一無所知，如果林則徐提出改革，勢必會說他揚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倘若失了名譽，當官就難了。

由此不得不聯系到書中另外一個見解：中國社會的守舊勢力太大，一個人提倡維新，有十個人反對。在晚清士大夫群體中，能夠發現維新才能救國的遠不足十分之一，而能夠公然提倡維新并身體力行的，更是少之又少，畢竟提出者總要遭到社會輿論的激烈反對。郭嵩燾就是個很好的例子——他在西歐時，努力研究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認為不僅僅是器物，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也值得中國學習。他的這些超時代言論自然是引起全國士大夫的謾罵，說他是個漢奸，“有二心于英國”……故而舊時的中國官場造就了一大批如林則徐、李鴻章這樣的政治兩面人：一方面，公開場合上堅持維護政治正確，不敢說朝廷一個不字;另一方面，私下里洞悉中國不如西方，必須加緊變革。

所以，作者認為“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其實縱觀中國歷朝歷代的官場，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頗有遠見，但是他們都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也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罷了。也正因如此，在他筆下的林則徐由此形象鮮明同時極具代表性，這也反映出歷史人物的多面性特點。

綜合上述討論，筆者認為，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便是一次追尋近代中國的復興之路的拓荒，他的歷史研究觀對于后世學者的近代史研究有著奠基作用，對于近代史的闡釋也符合當時對于近代中國復興的求索，開拓了近代史研究的“荒原”，不僅如此，“墻里開花墻外香”，在近代中國歷史的國內外研究領域都有著不可小覷的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