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析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期末作業

淺析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 韓淑娟 新聞傳播學院 11級新聞學

摘要：公共事務管理的目的是維護公共利益，促進社會協調發展。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所體現出的公共性特征使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間存在著內在的關聯，這種關聯正是傳媒因素能夠對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根本動因。把大眾傳媒建構成社會領域的“公共空間”，是充分發揮我國大眾傳媒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的有效途徑。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 for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public interest,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ociety.In modern society, public characteristic reflects features of mass media itself makes it and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re closely related, this associ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motive media factors can influence th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ctivities.The mass media construct the social field “public space”,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the mass media in China in the management of public affairs.關鍵詞：大眾傳媒 公共事務管理 作用

大眾傳媒與公共事務的管理部門在維護公眾利益、推動社會發展這一價值取向上的契合之處以及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與公共事務管理部門的管理活動在信息傳播機制、社會整合機制方面存在的互補現象，是兩者發生內在聯系的關節點，而二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正是傳媒因素能夠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根本動因。在政治方面，在當代西方，特別是近二三十年來，媒體與政治關系的一個極端形態正在形成——政治媒體化現象。[1]其最顯著的特征是媒體脫離了經濟上對政府的依附，其自主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擴張，通過參與報道政治事件，主導其發生、發展和結局，并通過媒體議程設置引導政府關注等等。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以及它與公共事務管理的內在聯系，不僅是傳媒因素能夠對公共事務的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根本動因，也決定和影響著傳媒在公共事務管理中作用的發揮。

預警作用

對公共事務的管理而言，大眾傳媒的預警作用通常體現在對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異常情況，特別是對涉及公眾的生命、財產、安危的緊急突發情況，作出快速反應和及時報道，以引起公眾的警惕或幫助人們了解突發事件和真實情況，以便采取相應的對策。

信息的及時、真實和公開，是任何負有社會責任的大眾傳媒所應該葆有的信仰與原則，及時、真實和公開地報道新聞，可以成為社會抵御突發性社會恐慌的預前反應，并且，從效率的角度看，這樣的預前反應是成本最小的控制措施。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如果一個社會的真實情況，尤其是關涉公眾利益，特別是公眾的切身利益的負面真實情況被隱瞞住，那么這個社會就會很危險，整個國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任何社會都不可能避免天災人禍，但是卻有可能依靠媒體迅捷的信息傳播所產生的預警作用減少災難帶來的損失。

向社會提供真實可靠的公共信息是政府和媒體共同的社會責任。為此，政府在公共事務的管理過程中，一方面應充分尊重公民的知情權，增加公共信息傳播的透明度，暢通信息傳播渠道；另一方面，應充分認識大眾傳媒在危機管理中的預警作用，及時發現危機存在的前兆，及早采取預前措施，盡量把突發事件造成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限度。

議程設置作用

議程設置理論是在李普曼的“擬態環境”以及拉斯韋爾關于大眾傳播的“環境監視功能”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實證研究提出的一個理論假說。該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一種設定社會公共事務“議事日程”的功能，新聞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新聞傳媒選擇或突出報道的某些內容會受到受眾特別的關注。這一理論暗示了這樣一種媒介觀，即傳播媒介是可以“重構環境”的機構，傳播媒介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報道方式，從現實環境中選擇出它認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進行加工整理，賦予一定的結構秩序，然后以“報道事實”的方式提供給受眾。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為什么某些潛在問題突然顯性化，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并進而直逼決策層；相反，另一些問題卻始終寂寞無聲，最后不了了之。甚至“部分媒體對官方采取的各種政策基本上是無保留的全盤接受”（2）對比兩種迥然相異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國公眾輿論和廣告領域的著名人士利奧·博加特說，一向是作為開展爭鳴和發表不同意見的論壇的大眾傳播媒介，現在“已經在競爭中逐漸喪失了銳氣，并且全面地退到了安全的中間地帶，執意走向娛樂領域，而不是啟蒙，避免正視美國和全世界面臨的緊迫的、也許是壓倒一切的問題”（3）。這句話給了今天美國媒體發展趨向一個具體而又準確的概括。麥克切斯尼認為媒體已經成為“一股明顯的反民主的力量”，而且“這種現象不僅僅發生在美國，它甚至蔓延到全世界”（4）對此，我們卻要提起精神警惕這樣的事情發生。大眾傳媒不僅對事件本身進行客觀報道，而且會加以評論，以引導公眾對事件性質的認知程度，引發公眾對社會深層次問題的思考，不斷提高公眾對政策問題的認知度，這就使媒介議程轉化成了公眾議程。而公眾議程大多是涉及公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因而會呈現社會輿論的“焦點效應”。而“焦點效應”又往往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就會促使政府接受來自公眾的愿望和要求，進而對公共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

這正是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作用對公共事務管理活動產生影響的主要原因。

大眾傳媒不斷地向人們提供關于社會上的各種事件的訊息。比如黨和政府出臺的各項政策、公共事業、經濟狀況等方面的消息。保障了公民了解政府和行政機關的各種公共信息的權利，促進了政治民主進程的發展。不僅如此，大眾傳媒的傳播和報道使政治行為公開化，透明化，有利于建設政治文明。

每年兩會期間王小丫主持的《小丫跑兩會》從農村稅費改革，到社保體系建設，從解決看病貴、上學難到改善生態環境，從保護農民工權益到關愛農村留守兒童、城市空巢老人，讓我們親眼目睹了代表委員們一份份提案議案，黨和政府的一份份利國、利民政策的出臺。以大眾傳媒的力量推進民主政治的進程。

大眾傳媒是組織社會大眾強有力的工具。在我們國家，作為各級黨的組織直接管理的報紙、電臺、電視臺，是黨的輿論工具，是黨聯系群眾的橋梁和紐帶。各級黨委、政府平時的工作就是要通過這些媒介，傳達上級的方針政策，宣傳中心工作，動員社會各方面的力量投入到各項建設中去，形成干事創業的良好氛圍。有句話叫“輿論先行”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就是要通過我們的媒介的宣傳達到團結、穩定、鼓勁的作用，達到動員和組織社會大眾力量的作用，達到指導工作、推動工作的作用。媒介為什么能有這樣的作用，主要是大眾傳媒在形成信息環境，形成輿論氛圍方面有自己獨到的優勢。

輿論監督作用

我國黨報有自己的輿論監督傳統，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改革開放后，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眾的參與意識普遍增強，為適應這一新情況，我國新聞傳媒開始就改革開放中的許多重大政策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了參照，也提高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同時，受眾對社會領域中不良現象的批評也常常見諸媒介。由于媒介對社會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國具有其他社會機構所不具備的社會公信力，受眾意見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種程度上就有了類似輿論的影響力。

互聯網的出現大大降低了新聞傳播的成本，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生態環境和傳播格局，促進信息更快、更廣、更全面地傳播。雖然它自身的發展和它與傳統媒介的整合仍處在發展變化中，但傳統媒介已由開始的如臨大敵到目前的和平共處、相互滲透。網絡使新聞傳播更具活力和張力，也使新聞傳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眾擁有了發言權和參與感，雙向互動促進了廣開言路，益于政府決策和對輿情的掌握，及時通過靈活的政策與技巧調控輿論。它推動我國新聞政策走向寬松，讓更多的普通人擁有了表達思想與意見的渠道。

近年來，網絡傳播大大促進了媒介間的協作，媒介之間的融合、交叉擁有正在成為中國新聞業新一輪改革的亮點，政策性的扶持已經有所表現。因為在網絡傳播環境中，黨和政府以及傳統媒介都不能無視民意的存在，盡管有時網絡受眾的意見會千差萬別，但正是這種意見市場的存在，一些觀點在相互碰撞中進行著“自我修正”，促使人們對問題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有效溝通作用

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政府已經從權威行政轉向服務行政，需要大眾傳媒發揮其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功能，通過雙向對稱傳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達，提高政府服務的針對性。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傳媒功能曾經較為單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組織，以政府權威的意志為導向來整合社會，而大眾話語往往是虛擬的、被懸置的。具體地說，由于我們單純強調大眾傳媒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導致了傳媒的泛政治化，輿論失去它應有的作用，其社會溝通功能被抽除。正如約翰·基恩所說：“在大規模的社會中，不能忽視溝通領域的代表制。因為有些人肯定要代表另一些人進行溝通，即使只有一次。”（5）我們知道，溝通本應是一種真誠的對話，一種情感的交流，一種信息的互換，它需要雙方彼此平等、相互寬容，這樣才能消除誤解，達成共識。“媒體溝通的目的應該是賦予大多數公民權力，讓他們既不受制于非民主國家，也不受制于非民主國家的市場力量。媒體應該為所有公民享用，而不是為政治統治者或商人謀取個人所得或利潤。”（6）而大眾傳媒在公共空間層面上可改變過去那種狀況，對各方意見都給予相應的關注，并使在交往主體之間所展開的平等交流、對話、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發自內心的活動。讓公眾的意見能夠有比較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地表達出來，不僅能夠使政府及時、廣泛地了解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而且能夠使各種潛在的社會摩擦與沖突的能量在“微調”的狀態中得到釋放和緩解，避免長期壓抑和積累而引起爆發式的沖突和震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顯現，群眾集體上訪沖擊政府等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沒能得到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表達意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則有利于群眾意見的公開表達，此外也可為政府工作的不斷改進提供相應的服務。

參與和影響政府決策

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的決策過程離不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將一改“拍腦袋決策”為注重通過聽政、議政、民意調查、專家咨詢、民眾參與等行政參與新方式廣泛吸納民意，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形成多個決策方案，供決策者抉擇，以減少決策失誤，提高決策質量和決策水平。

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決策形成之前，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可以將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負、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質的人聚集在一起，通過公開、公正的討論，使人們的個性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為政府決策提供資訊和參考，推動政府形成新的決策。二是在決策制定過程中，作為公共空間的大眾傳媒可為社會討論決策提供一個廣闊的社會網絡平臺，在這里，個人、社會組織和團體就政府的決策問題進行分析論證，交換意見，并提出各自的政見，供決策者決策時參考。大眾傳媒通過展開討論，充分反映社會各階層的意見，集思廣益，可以啟發和促使決策者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使決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眾傳媒還可對決策產生的過程予以監督。三是在決策的執行過程中，大眾傳媒可通過對決策的解讀，深化公眾的理解，提高其參與政策討論的意愿和能力，同時通過公眾群體的反映使錯誤的決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決策得以完善。總之，大眾傳媒是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動政府改革的強大動力源。

結語

作為公眾的“無冕之王”，老百姓眼中的“第四種權力”。大眾傳媒工作者要積極承擔使命，積極影響社會輿論導向。新聞傳播者要用社會責任嚴格要求自己，加強自律，遵守職業道德，確保新聞傳播工作對社會承擔責任的落實，只有這樣，大眾傳播媒介的新聞傳播才能獲得社會的信任，人民的歡迎和觀眾的喜愛，也可以說出老百姓的疾苦，推動社會問題的解決，繼而推動我們的社會健康、有序的發展。

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是任一國家、任一時代社會和諧發展的要旨。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作為社會信息的樞紐和促進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社會現代化和國家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以及它作為社會公器所具有的公共性特征和公共品格，決定了傳媒因素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黨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部門，應懂得善用傳媒的力量，充分發揮它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大眾傳媒作為社會領域的“公共空間”，將更完整地發揮其協調、整合社會的功能，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而推進國家民主進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設。

[1] 唐海江、吳高福：《西方政治媒體化評析》，載《國際新聞界》，2003年第2期，第17頁。

[2] 明安香：《美國傳媒與政府關系的角色轉變》，載《國際新聞界》，2005第4期，第17頁。

[3] 邁克爾·埃默里，埃德溫·埃默里：《美國新聞史》，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677頁。

[4] 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富媒體，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謝岳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年版，第8頁。

[5] 約翰?基恩：《媒體與民主》，邰繼紅、劉士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9頁。

[6] 約翰?基恩：《媒體與民主》，邰繼紅、劉士軍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頁。

第二篇：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的關系

淺析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的關系

一、大眾傳媒與公共制度基本理論

（一）大眾傳媒的含義與社會功能

大眾傳媒是大眾傳播媒介的簡稱，是傳播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傳遞新聞信息的載體，是報紙、通訊社、廣播、電視、新聞紀錄影片和新聞性期刊的總稱。大眾媒體是傳播者與受眾實現溝通和交流的中介紐帶。現在，大眾傳媒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并與公共政策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密。

大眾傳媒具有以下的社會功能：

1、獲取與傳遞信息。大眾傳媒將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及時的反映，讓人們獲得充分客觀的信息。

2、文化傳承功能。大眾傳媒能起到很好的引導和教育作用，能夠教育社會民眾傳播文化知識、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和形成向上的價值觀念。

3、輿論監督功能。能夠通過社會輿論的力量來對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過程以及完成情況進行監督，能促進社會機制的運行。

4、娛樂休閑功能。大眾傳媒提供的信息多種多樣，這些豐富多彩的信息能夠讓閱讀者暫時擺脫煩惱，起到了休閑娛樂的作用。

（二）公共政策的含義

公共政策是20世紀中葉之后由西方國家首先提出的概念，是國家（政府）、執政黨及其他政治團體在特定時期為實現一定的社會政

治、經濟和文化目標所采取的政治行動或所規定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系列謀略、法令、措施、辦法、方法、條例等的總稱。其本質體現了政府對全社會公共利益所作的權威性分配，目標是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把握其涵義，公共政策的本質集中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是政治控制或階級統治的工具。政策集中反映或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和愿望，是執政黨、國家或政府進行政治控制或階級統治的工具或手段。

（2）是公共管理的手段，服務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3）是利益關系的調節器。公共政策作為分配或調整各種利益關系的工具或手段，是各種利益的調節器。

二、大眾傳媒對公共政策的影響

當前社會生產力飛速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我國大眾傳媒呈現了許多嶄新的特征,比如,傳播方式和渠道更加多樣化,傳播速度更加快捷,傳播受眾范圍更加廣泛,社會影響力更加巨大等。在大力倡導社會民主的現代社會,公民文化素質已經得到質的飛躍,使得面向社會公眾的大眾傳媒成為參與政治推進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成為政治舞臺上的中心角色之一，并產生了公共政策運作、制定和傳播的影響力。然而這種影響是兩面的，它既給社會生活、公共決策帶來積極的引導和監督，又不可避免的存在著消極的不良影響。

（一）積極影響

1、大眾傳媒能及時敏銳的發現有新聞價值的“問題”并有效的

將之轉化為政府政策問題

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很多，但不是所有的“問題”都能被政府主動注意到并及時轉化為政府動用公共資源加以解決的政策問題。發現問題是政策活動的的起點，大眾媒體對現實世界有選擇的報道有助于公共政策的問題的提出。無論是對于民眾還是政府而言，大眾傳媒提供的真實客觀的信息很可能是在其他渠道獲取不了的，所以，在某些情況下，大眾傳媒在推動公共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中，甚至能夠發揮關鍵性的作用。

2、大眾傳媒能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條件

傳統的公共決策一般會面臨三個困境：信息不完全，未來的不確定性以及現時的模糊性。大眾傳媒對公共決策的深度介入可以從一定程度上減少這些不確定性。大眾傳媒是公眾與公共決策系統溝通的橋梁，它能反映基層老百姓的共同訴求，并能將公眾普遍關注的政策問題直接上達。大眾傳媒傳遞信息的及時性和真實性既有助于公眾切實參與到公共政策的過程中來，也能使政府更好的了解公眾的訴求，作出更加順應民心的決策。

3、大眾傳媒能對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客觀的監督和評價

公共政策的執行是整個政策體系中最關鍵的一環，是檢查和落實政策的關鍵，是將政策轉化為現實的唯一途徑。公共政策的執行全過程出現的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進入媒介視線，媒體能夠協助政府及時的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促成公共政策的“陽光”執行。另一方面，公眾通過大眾傳媒看到公共政策的有效實施，也能逐漸建立起

對政府的信任。

（二）消極影響

決策公正是行政合法性的生命，決策者的獨立程度決定著決策者與法律的接近程度，決策的反饋和評估都需要一個穩定的環境。而媒體采訪報道需要相對公開的條件，發表的簡介會形成公開的輿論導向，影響受眾對事實的判斷。媒體的任何不適當的介入，任何有傾向性的報道評論，都有可能給決策者、給受眾造成先入為主的偏見，從而影響正常的公共政策過程的進行。

由于新聞傳媒產業的市場化、商業化趨勢加重，越來越多的媒體把制造虛假信息作為增強自身競爭力和獲利的籌碼，致使公眾無法判斷報道的真實性和全面性。有的報道更是“指鹿為馬”、“以偏概全”，只為追求信息的“爆點”，而不注重把真實的情況客觀地反映給公眾，這使公眾對事物的認知和判斷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客觀報道是行政獨立和媒體報道兩者之間的基本的平衡點。

三、公共政策對大眾傳媒的影響

傳媒作為一種資源，國家可以利用它的多種功能為之服務。在信息時代，“誰掌握著社會通訊的使用、保持和傳遞的方法，誰就掌握著控制社會的權力，社會的穩定取決于通訊渠道的完整和完善”，這正是世界各國普遍重視傳媒控制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所有的控制手段中，政策控制是十分重要的一種形式，尤其是在新聞法尚未出臺或新聞法規尚未完善的國家和地區，新聞政策在整個管理體系中占主導地位。在我國，新聞立法和政府控制也是對大眾傳媒的發展影響最大的

因素之一。

從宏觀政策研究角度講，新聞政策是政黨和政府治黨治國的一系列規則方略在新聞傳媒領域的體現，是宏觀傳播政策的“子政策”。作為政黨、政府對所屬新聞機構及其從業人員的態度和策略、管理和調控新聞椽筆領域的重要手段，新聞政策具體體現在有關新聞報道、新聞傳播、新聞媒介管理與經營活動的一系列行為準則和規范中來。

然而中國目前缺少新聞傳媒方面完善的立法，缺少了對傳媒活動的約束和規范，這會造成傳媒領域的混亂無序。部分企圖牟利者會因為缺法律約束而肆無忌憚，捏造虛假信息、進行惡性競爭等侵害公眾權益、擾亂傳媒界秩序的行為，嚴重影響了大眾傳媒的發展。

另一方面，公共政策缺少在內在機制上的宏觀調控作用力，這使大眾傳媒的發展受到了限制。在現階段，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時期，健全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這使得各個新聞單位構成的新聞網絡存在不穩定性以及一定程度的無序性。不完善的市場機制對我國傳媒的發展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在傳媒實現產業化運作后，資源消耗主要依靠廣告收入得到補償，傳播內容和方式便受到廣告活動的影響和制約。但是對廣告的依賴強化了大眾傳媒對收視率的追求，同時也使廣告投入及節目更趨都市化、功利化，不僅會致使公眾無法判斷報道的真實性和全面性，更不利于大眾傳媒的持續健康發展。

四、消除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之間不良影響的對策

對于中國目前公共政策與大眾傳媒的發展現狀而言，為使公共政策與大眾傳媒發展相適應，形成一種互補雙贏的關系，筆者認為應當

作出以下努力：

（一）大眾傳媒應當作出的努力

對于大眾傳媒對公共政策的消極影響，只有采取適當的措施積極避免，才能使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與大眾媒體的發展相適應。

首先，傳媒工作者應當具備良好的社會責任感，以“法治”、“公平”、“正義”為標準，忠于職業操守，做一名有“良心”的媒體人。因此，既要強化媒體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積極作用，更要強化媒體從業者的理論和法規學習，提高其思想修養和審美意識，抑制負面報道、低俗之作等與和諧社會極不協調的東西的出現。

其次，大眾傳媒既要考慮社會效益，還要講究經濟效益，這當中自然要有各式各樣的利益關系需要平衡。尤其是當社會公共問題發生后，大眾傳媒本著對公眾負責的輿論引導的態度，要著重考慮公眾的反映和利益。與之相伴，大眾傳媒還要將這一問題置于黨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大前提和社會發展的大環境下，為社會全方位的穩定發展和政府各項工作的協調開展作統籌考慮。

（二）公共政策應當作出的努力

我國政府在管理媒體方面已經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建立了中國的媒體法律體系，但中國媒體的法律建設還很難說是一個有機而同一的整體。許多法律、法規都存在相互沖突或不一致的地方，大眾傳媒的許多行為的合法性不斷受到質疑。因此，中國媒體要想在國家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發揮更主動、更重要的作用，就必須將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的活動納入法治的軌道。由于媒介不僅傳播

信息，而且傳播文化，引導輿論，因此有必要及早采取預防措施，完善法律制度，防止一切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民族利益和人民生活的現象發生。

其次，積極的發揮公共政策對市場機制的宏觀調節作用。市場機制的不成熟導致大眾傳媒的發展受阻，政府應當起到調節市場機制以便適應于大眾傳媒發展的作用。通過宏觀調控的能力，適當的減少大眾傳媒的發展阻力。

此外，政府與大眾傳媒應共同努力建設和諧的傳播環境。公共政策的制定為大眾傳媒的發展提供了發展機遇和環境，大眾傳媒也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推進其進程。公共政策離不開和諧輿論引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輿論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影響群眾情緒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正確引導社會輿論對于公共政策的整個過程至關重要。于此同時，社會對大眾傳媒要給予寬容和理解，在公共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應該從多方面強化大眾傳媒的發展力。

六、總結

隨著我國政治民主化進程的逐步加快，政府的公共決策能力和公眾的影響力將得到明顯的提高，而大眾傳媒是溝通政府與公眾的有效橋梁, 三者之間良性互動關系的營建是確保這一橋梁暢通無阻的有效保障。大眾傳媒既受到公共政策的規范約束,同時大眾媒體的影響力又滲透到公共政策制定、決策和實施的全過程,影響的方式也悄然發生變化。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的這種良性關系的構建，必將大大

提高我國公共行政的透明度和政府決策的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水平，極大地推進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向前發展。

第三篇：公共政策學作業

中國房地產調控政策

為了抑制我國房地產價格過快增長，我國政府先后出臺“國八條”和“國六條”，但正如大家知道的“國八條”基本是失敗的，我國房地產價格只在短時間內減緩上漲步伐，但之后繼續猛漲。而此時國家出臺“國六條”的政策希望以此壓制房地產的價格過快上漲。

“國六條”主要內容：

(一)切實調整住房供應結構。重點發展中低價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經濟適用住房和廉租住房。各地都要制定和實施住房建設規劃，對新建住房結構提出具體比例要求。

(二)進一步發揮稅收、信貸、土地政策的調節作用。嚴格執行住房開發、銷售有關政策，完善住房轉讓環節稅收政策，有區別地適度調整信貸政策，引導和調節住房需求。科學確定房地產開發土地供應規模，加強土地使用監管，制止囤積土地行為。

(三)合理控制城市房屋拆遷規模和進度，減緩被動性住房需求過快增長。

(四)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房地產市場秩序。加強房地產開發建設全過程監管，制止擅自變更項目、違規交易、囤積房源和哄抬房價行為。

(五)加快城鎮廉租住房制度建設，規范發展經濟適用住房，積極發展住房二級市場和租賃市場，有步驟地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

(六)完善房地產統計和信息披露制度，增強房地產市場信息透明度，全面、及時、準確地發布市場供求信息，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

自“國六條”發布后，各地都加緊“國六條”的實施。首先，上海、北京等大中型城市都出臺了具有各自城市特點的政策，例如：每一戶人家只能買一套房子，并且提高了買房所需的付的首付比例，并且限制房地產開發商囤積土地，建設更多的經濟適用房等等。并且政府加強了對下級政府實施“國六條”政策的監督和指導，各地都較好的實施了“國六條”的相關政策。由于“國六條”良好的實施狀況，各地的房地產的價格出現放緩增長的步伐，并且在一段時間內房地產價格出現小幅下降，雖然下降幅度不大并且隨后又出現緩慢上漲現象，但上漲腳步放慢。并且以前出現的大型房地產開發商拍下地塊拖延開工的現象賺取土地溢價的現象得以遏制，而且各地炒房人都由于政策的限制而無法大量買房進行買賣房產的交易從而使房產價格上漲幅度得到一定的壓制。從而可以看出“國六條”的實施獲得一定的成功，但這只是短期的成果長期的成果的繼續關注。但“國六條”的實施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例如：由于政策的實施，許多本來準備買個人首套住房的人士放棄馬上購買轉而稱觀望的態度使得房屋空置率大大的增加從而增長了土地閑置的概率；并且各地的政策實施的快慢程度不一樣，導致某些地方房地產價格下降，而有些地方由于政策實施的滯后導致房價在短時間內過快增長使得某些地方的群眾更買不起房。

總之，“國六條”的整體效果是不錯的，少數地方值得改進，并且應該加強政策的實施力度及速度，并且“國六條”的長遠效果還值得繼續觀望和關注。

第四篇：公共政策作業1

例子：

從2011年1月1日起，《蘇州市戶籍居民城鄉一體化戶口遷移管理規定》正式實施，新規定對蘇州市城鄉戶籍居民戶口遷移政策進行了調整和放寬。其中，有蘇州戶口、有住房，就可在大市范圍自由遷移；落戶蘇州，不再受購房年限、工作地域、參保關系等限制。該規定適用地域范圍為蘇州市區、張家港市、常熟市、太倉市、昆山市、吳江市，主要針對蘇州市大市范圍內即蘇州市區和五縣市的戶籍居民的戶口遷移，也就是現已具有蘇州戶口的城鄉居民。

據蘇州公安戶政部門有關負責人介紹，從2011年1月1日起實施的調整和放寬蘇州市城鄉戶籍居民遷移政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全市范圍內實行城鄉統一的以擁有合法固定住所為基本條件，辦理戶口遷移的戶籍登記管理制度。統一了蘇州市區和五縣市城鄉居民戶口遷移準入政策，取消了以往戶籍居民戶口遷移所需要的房屋產權證年限、工作地域、參保關系等限制。其次，對農村居民戶口遷移進行放寬，明確只要在城鎮就業并在城鎮擁有合法固定住所的農戶、動遷安置在城鎮和開發區的農戶、實行“三置換”進城進鎮的農戶，以及城中村和失地的農戶、符合城鄉一體化規范要求的新型新農村建設的農戶、其他具有進城進鎮愿望的農戶等六種情形的農村居民都可遷移戶口。另外，新規定開始實施后，在蘇州全市范圍內，實施網上戶口遷移一地辦理制，實行一站式服務，戶籍居民遷移戶口不再需要往返奔波于兩地行政服務中心和派出所之間，只需在戶口遷入地公安機關辦理，戶口審批辦理時間將從以前的20個工作日縮減為3個工作日；今后全市范圍內跨市戶口遷移，不再使用《戶口遷移證》、《準予遷入證明》，進一步簡化手續，方便市民。

二． 個人討論提綱

結合上訴例子，我認為決策方案應該包括

1.政策的基本措施——調整和放寬蘇州市城鄉戶籍居民戶口的遷移政策

2.政策的對象——蘇州市城鄉居民

3.使用的階段——2011年1月1日起

三． 小組討論提綱

1.必要說明——新規定對蘇州市城鄉戶籍居民戶口遷移政策進行了調整和放寬，同時進一步簡華手續，方便了市民。

2.基本措施——主要針對蘇州市大市范圍內即蘇州市區和五縣市的戶籍居民的戶口遷移

3.對應的階段——2011年1月1日起

4.性質的介定——蘇州市城鄉居民

5．各種條件的要求——新規定開始實施后，在蘇州全市范圍內，實施網上戶口遷移一地辦理制，實行一站式服務。

第五篇：大眾傳媒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

大眾傳媒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

大眾傳媒與公共政策制定部門在維護公眾利益、推動社會發展這一價值取向上是契合的，大眾傳媒的傳播活動與公共政策制定部門的管理活動在信息傳播機制、社會整合機制方面存在的互補，這也正是大眾傳媒能夠對公共政策制定產生影響的根本原因。

一、發現公共政策問題的作用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現象：社會問題層出不窮，但某些潛在問題突然顯性化，在社會上掀起軒然大波，并進而直逼決策層；相反，另一些問題卻始終寂寞無聲，最后不了了之。對比兩種迥然相異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大眾傳媒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來說，對于社會公眾而言，不理想的、不規范的、不能令人滿意的社會現實狀態雖然是客觀存在的，但它要成為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對象，還必須經過一個認識上的邏輯發展過程。這就是社會問題→公共社會問題→公共政策問題。社會問題轉化為公共社會問題的標志是出現公意性訴求。而當公共權力主體意識到社會公共問題已經妨礙整體社會發展，充分了解公眾的公意性訴求并認同這種公眾的政策訴求時，公共問題就會變成公共政策問題。而大眾傳媒的議程設置對推動這個認識上的邏輯發展起了關鍵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最大限度地接觸信息本身，最大范圍地接觸社會公眾，所以對于社會中出現的社 1 會問題，尤其是有一定影響的突發事件，首先作出強烈反應的是大眾傳媒。另一方面，由于大眾傳媒信息傳遞的公開性、直接性、迅速性，它能快速把少數人發現和提出的社會問題及對政策的期望在社會上廣為傳播，它對社會問題或某一突發事件大規模地連續性地加以報道，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

大眾傳媒不僅對事件本身進行客觀報道，而且會加以評論，以引導公眾對事件性質的認知程度，引發公眾對社會深層次問題的思考，不斷提高公眾對政策問題的認知度，這就使媒介議程轉化成了公眾議程。而公眾議程大多是涉及公眾普遍關心的熱點問題，因而會呈現社會輿論的“焦點效應”。而“焦點效應”又往往形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就會促使政府接受來自公眾的愿望和要求，進而對公共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

二、輿論監督作用

我國黨報有自己的輿論監督傳統，即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改革開放后，社會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受眾的參與意識普遍增強，為適應這一新情況，我國新聞傳媒開始就改革開放中的許多重大政策問題進行廣泛的討論，發表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了參照，也提高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同時，受眾對社會領域中不良現象的批評也常常見諸媒介。由于媒介對社會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加之媒介在我國具有其他社會機構所不具備的社會公信力，受眾意見一旦被媒介刊播，在某種程度上就有了類似輿論的影響 2 力。

互聯網的出現大大降低了新聞傳播的成本，改變了原有的媒介生態環境和傳播格局，促進信息更快、更廣、更全面地傳播。雖然它自身的發展和它與傳統媒介的整合仍處在發展變化中，但傳統媒介已由開始的如臨大敵到目前的和平共處、相互滲透。網絡使新聞傳播更具活力和張力，也使新聞傳播具有了交互性，使受眾擁有了發言權和參與感，雙向互動促進了廣開言路，益于政府決策和對輿情的掌握，及時通過靈活的政策與技巧調控輿論。它推動我國新聞政策走向寬松，讓更多的普通人擁有了表達思想與意見的渠道。

近年來，網絡傳播大大促進了媒介間的協作，媒介之間的融合、交叉擁有正在成為中國新聞業新一輪改革的亮點，政策性的扶持已經有所表現。因為在網絡傳播環境中，黨和政府以及傳統媒介都不能無視民意的存在，盡管有時網絡受眾的意見會千差萬別，但正是這種意見市場的存在，一些觀點在相互碰撞中進行著“自我修正”，促使人們對問題進行更深入全面的思考。

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我國政府已經從權威行政轉向服務行政，需要大眾傳媒發揮其在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有效溝通功能，通過雙向對稱傳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地表達，提高政府服務的針對性。

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的傳媒功能曾經較為單一，更多的是“唯上”，它多依附于政府組織，以政府權威的意志為導向來整合社會，而大眾話語往往是虛擬的、被懸置的。具體 3 地說，由于我們單純強調大眾傳媒是黨和政府的“喉舌”，導致了傳媒的泛政治化，輿論失去它應有的作用，其社會溝通功能被抽除。我們知道，溝通本應是一種真誠的對話，一種情感的交流，一種信息的互換，它需要雙方彼此平等、相互寬容，這樣才能消除誤解，達成共識。

而大眾傳媒在公共空間層面上可改變過去那種狀況，對各方意見都給予相應的關注，并使在交往主體之間所展開的平等交流、對話、求同、合作是出于本能、發自內心的活動。讓公眾的意見能夠有比較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地表達出來，不僅能夠使政府及時、廣泛地了解各種不同意見，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而且能夠使各種潛在的社會摩擦與沖突的能量在“微調”的狀態中得到釋放和緩解，避免長期壓抑和積累而引起爆發式的沖突和震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不斷顯現，群眾集體上訪沖擊政府等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群眾沒能得到充分的機會和以有效的方式公開表達意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則有利于群眾意見的公開表達，此外也可為政府工作的不斷改進提供相應的服務。

三、參與和影響政府決策

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的決策過程離不開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將一改“拍腦袋決策”為注重通過聽政、議政、民意調查、專家咨詢、民眾參與等行政參與新方式廣泛吸納民意，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形成多個決策方案，供決策者抉擇，以減少決策失誤，4 提高決策質量和決策水平。

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的參與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決策形成之前，大眾傳媒作為公共空間可以將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負、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質的人聚集在一起，通過公開、公正的討論，使人們的個性和創造力得到充分發揮，為政府決策提供資訊和參考，推動政府形成新的決策。二是在決策制定過程中，作為公共空間的大眾傳媒可為社會討論決策提供一個廣闊的社會網絡平臺，在這里，個人、社會組織和團體就政府的決策問題進行分析論證，交換意見，并提出各自的政見，供決策者決策時參考。大眾傳媒通過展開討論，充分反映社會各階層的意見，集思廣益，可以啟發和促使決策者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使決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眾傳媒還可對決策產生的過程予以監督。三是在決策的執行過程中，大眾傳媒可通過對決策的解讀，深化公眾的理解，提高其參與政策討論的意愿和能力，同時通過公眾群體的反映使錯誤的決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決策得以完善。總之，大眾傳媒是影響政府決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動政府改革的強大動力源。

以人為本，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是任一國家、任一時代社會和諧發展的要旨。在現代社會，大眾傳媒作為社會信息的樞紐和促進社會整合的重要工具，是推動社會進步、促進社會現代化和國家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大眾傳媒自身的功能特點，決定了傳媒因素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獨特地位和作用，黨和政府作為公共權力部門，應懂得善用傳媒的力量，5 充分發揮它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大眾傳媒作為社會領域的“公共空間”，將更完整地發揮其協調、整合社會的功能，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生態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進而推進國家民主進程和政治文明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