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國民法典全文]《法國民法典》

[法國民法典全文]《法國民法典》

羅芹法國民法典擁有許多值得驕傲的“第一”和“之最”：它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第一部民法典,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民法典,是近代歐洲法典編纂運動的集大成者,是迄今為止施行時間最長的民法典。［]《法國民法典》至今已經實施200 多個年頭了。在這200 多年中間,許多國家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了這部法典,加入了大陸法系法國家族《, 法國民法典》因此而成為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幟。在過去的歲月里,它受到無數贊譽和無上景仰,被普遍譽為“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民法的典范。

一、《法國民法典》制定的背景

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舊的封建經濟體制,造就了新的市民社會。每一個人都是獨立享有民事權利的主體,其身份約束一旦取消,自我發展的愿望促使其經濟活動的展開,在機會均等、一切以金錢為標準的前提下,廣泛展開的信用,不受人身關系束縛的雇傭經理和勞工,以及通盤活用的服務,創造了一個低層機構里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環境。其市場經濟以交換為中心展開,既要保障個人財產安全,又要促進交易的安全與效率,更要保障每一個市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這就要求改掉舊制度、舊法律與之不統一的地方。

二、《法國民法典》的立法體例 《法國民法典》的編制體例以查士丁尼編纂的《法學階梯》為藍本,它“由總則和三編組成,共2 281條。總則規定法律的公布、效力及適用范圍(1～6 條)。第一編是人法,有十一章,包括民事權利的享有及喪失、身份證書、住所、結婚、離婚、父母子女、親權、收養、監護、禁治產等方面的規定(7～515 條),實際是關于民事權利主體的規定。第二編是財產及對于所有權的限制,有四章,包括財產分類、所有權、用益權、使用權、地役權等內容(516～710 條),實際是物權法。第三編是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有二十章,主要是關于通過繼承、贈與、契約、婚姻關系等方式取得財產權益的規定(711～2281 條)。”

三、《法國民法典》與傳統

《法國民法典》并沒有割斷歷史,而是在革命的基礎上對歷史和傳統的繼承和延續。提到《法國民法典》對于傳統的繼承和妥協,人們很容易立刻聯想到它的婚姻家庭制度。法典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父權制家庭的傳統。第148 條規定:“子未滿25 周歲、女未滿21 周歲,非經父母的同意不得結婚;父母意見不一致時,有父的同意即可。”關于離婚,法典僅規定了有限的離婚自由。第229 條規定:“夫得以妻通奸為理由,訴請離婚。”而第230 條規定:“妻亦得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實行姘居的理由,訴請離婚。”可見,雖然通奸構成離婚的法定理由,但妻子若要以此為由訴請離婚卻不那么容易,只要丈夫不在家里實施通奸行為,妻子就永遠不能以通奸為由訴請離婚。這些讓人們指責《法國民法典》在婚姻家庭領域的保守甚至是倒退,但是它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當然《法國民法典》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展,人法中有關離婚、親子關系、收養和親權的條文幾乎全部重寫。

其實,不僅婚姻家庭法領域充斥著對傳統的妥協和繼承,即便是財產法和債法也并不是割斷歷史的全新創造,也有許多內容和原則是從傳統繼承和發展而來的。

從整體來看,關于已婚婦女的行為能力、夫妻財產制以及繼承規則等大都來自習慣法;所有權、債的一般規則、契約、嫁妝等制度基本上來自羅馬法;公民身份的確認、贈與、遺囑證據等規則主要吸收了王室法令的相應規定;關于成年年齡、婚姻和抵押制度則較多地保留了大革命時期“中間法律”的規定。另外,17、18 世紀發展起來的法國私法學說也在很大程度上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理論養分。

《法國民法典》對傳統的大量繼承是一個無法否定的事實,然而這種繼承決非毫無原則的 1 / 2 法國民法典 《法國民法典》 0605029 羅芹

照搬和抄襲,而是有所選擇和發展的。[)立法者僅僅選擇了他們認為19 世紀初的法國需要的那些內容,并且以理性主義的觀念加以編纂。如果僅僅因為它沒有割斷歷史,沒有在全部概念和制度上提供全新的東西,就否定它的革命性和歷史地位,甚至因此就斷言“《法國民法典》并沒有改變歷史” ,那也未免太苛刻了。《法國民法典》能夠成為近代民法的典范,成為19 世紀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子,足以說明它對傳統私法的繼承是符合19 世紀市民社會的需求的。

四、立法原則

《法國民法典》的立法原則可以被概括為：自由和平等原則、所有權原則、契約自治原則。

五、立法技術

法國民法典在立法技術上的重要的特點有: 總分結構、語言完美、知識產權不納入民法典等。這些技術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法國民法典的質量和特色。

1、總分結構。從整體上來說,法國民法典采用總分結構。雖然所謂的“總則”只是一個只有6 條的序編。但法國民法典堪稱形式序編的典范。其序編形式簡練,未分章節,而是由6 條條文規定了法律效力、裁判規則、基本原則3 個問題。前3 條規定法律效力。第1 條規定生效時間:民法典自其為公眾知悉時起生效,而公眾知悉時間是根據其所在地距離王室所在地的遠近,由法律推定的。這實際上體現了立法者追求法典之親民特色的良苦用心。第2 條規定法律無溯及力。第3 條規定法律對人及不動產的效力。第4～5 條規定裁判規則,即法官不得拒絕裁判;禁止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徑行援引一般規則性條款。第6 條屬于基本原則問題:當事人不得以約定違背公序良俗。法國民法典對公序良俗原則進行雙重規定:在序編中概括地規定了意思自治、權利行使與公序良俗的關系,另外又在契約編中予以具體規定。

2、語言的完美性。在風格和語言方面《法國民法典》堪稱杰作。其表述的生動明朗和淺顯易懂,司法技術術語和沒有交叉引證都頗受稱贊。這對法典在法國民眾中的普及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在近代以來的眾多民法典中,法國民法典在語言上,受到后世和外國學習法律者的交口稱譽。一部大眾的、通俗的法典有助于民眾了解法律知識。

3、自然順序。它的內容的安排完全是按照一般人的思維邏輯展開的, 先對有關人的權利、身份、婚姻等對人來說最基本最切近的部分做出規定, 然后再及于作為人的生存和發展基礎的財產, 最后是人們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 由近及遠,由人及物, 逐漸形成一個嚴整的體系。這與德國民法典那種先規定債務關系, 次及物權, 再及親屬,最后及于繼承的帶有明顯的人工雕鑿痕跡的體系安排正好相反。法國民法典的這種自然主義的體系安排對后來各國的民法典編纂也產生巨大影響, 現行意大利民法典、加拿大魁北克省民法典以及秘魯民法典等都對其有所繼承。擴展：德國民法典 / 法國民法典全文 / 法國民法典中文版

4、知識產權法不納入民法典。考慮到現行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已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產權法體系,因此建議民法典不設知識產權編,而以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作為民法典外的民事特別法。

5、剛柔并濟。民法典第6 條規定:“個人不得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第164 條規定:“但基于重大原因, 國王有權取消前條規定禁婚的限制。”第1134 條規定:“前項契約應依善意履行之。”在這里, 公共秩序、善良風俗、重大原因、善意等都是相當富有彈性的概念, 很難予以確切界定, 通過設立這些規定,法典就為法官審時度勢自由裁量留下了空間。第4 條規定“:審判員借口沒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確不完備而拒絕受理者, 得依拒絕審判罪追訴之。”這條規定則為法官的自由裁量提供了法律依據, 使法官在某些情況下可以通過自己的主觀努力填補法律的空白。法國民法典決不是具體確定的決疑式條文的簡單拼湊, 而是也包含少量富有彈性的一般條款, 甚至一些條款, 雖然以決疑式條文的形式出現, 但本身也具有一定彈性。2 / 2 擴展：德國民法典 / 法國民法典全文 / 法國民法典中文版 篇二 : 法國民法典對中國民法典的啟示 82 第22卷第2期Vol.22No.2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JournalofChongqingInstituteofTechnology(SocialScience)2008年2月Feb.2008 法國民法典對中國民法典的啟示 盧尚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北京100083)Ξ

摘要:解析法國民法典的經濟背景、立法體例,以及其與傳統的關系;介紹我國民事立法的狀況, 從指導思想、立法原則和立法技術三個方面得出法國民法典對中國制定民法典的啟示。關鍵詞:法國民法典;中國民法典;啟示;立法中圖分類號:D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0924(2008)02-0099-04 從政治上說,1個國家不能缺少憲法;從市民生活上

說,1個社會不能缺少民法。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階段,市場經濟的培育、形成市民社會,治、,體化、系統化,、實現現代化奠定基礎。“,而沒有法治,現代化是不可想象的。”目前我國正在起草、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值此盛事之際,研究《法國民法典》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筆者試圖通過解析法國民法典的特點,總結法國民法典對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示。之所以選擇法國,是因為法國民法典擁有許多值得驕傲的“第一”和“之最”:它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第一部民法典,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民法典,是近代歐洲法典編纂運動的集大成者,是迄今為止施行時間最長的民法典。《法國民法典》至今已經實施200多個年頭了。在這200多年中間,許多國家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了這部法典,加入了大陸法系法國家族《法國民法典》,因此而成為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幟。在過去的歲月里,它受到無數贊譽和無上景仰,被普遍譽為“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1個新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民法的典范。1法國民法典

1.1《法國民法典》制定的經濟背景

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舊的封建經濟體制,造就了新的市民社會。每1個人都是獨立享有民事權利的主體,其身份約束一旦取消,自我發展的愿望促使其經濟活動的展開,、,廣泛展開的信用，以及通盤活用,。其市場經濟以交換為中心展開,既要保障個人財產安全,又要促進交易的安全與效率,更要保障每1個市民的人身安全和自由。這就要求改掉舊制度、舊法律與之不統一的地方。1.2《法國民法典》的立法體例

《法國民法典》的編制體例以查士丁尼編纂的《法學階梯》為藍本,它“由總則和三編組成,共2281條。總則規定法律的公布、效力及適用范圍(1～6條)。第一編是人法,有十一章,包括民事權利的享有及喪失、身份證書、住所、結婚、離婚、父母子女、親權、收養、監護、禁治產等方面的規定(7～515條),實際是關于民事權利主體的規定。第二編是財產及對于所有權的限制,有四章,包括財產分類、所有權、用益權、使用權、地役權等內容(516～

710條),實際是物權法。第三編是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有二十章,主要是關于通過繼承、贈與、契約、婚姻關系等方式取得財產權益的規定(711～2281條)。”1.3《法國民法典》與傳統

《法國民法典》并沒有割斷歷史,而是在革命的基礎上對歷史和傳統的繼承和延續。法典起草委員會的成員認為“:維持每1種不是必須毀滅的事物乃是有用的;法律應對社會習慣予以尊重,除非它們是邪惡的。我們的所作所為常常像是人類隨時都要走向終點和進行1個新的起步 [4] 一樣,而沒有任何一代與下一代的溝通。”這說明,在法典起草者的心目中,革命與傳統并不是不可協調的;對于舊的法律傳統,只要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就應該繼承和肯 Ξ收稿日期:2007-10-11),女,安徽廬江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民商法研究。作者簡介:盧尚琴(1982— 100重慶工學院學報 [8] 至因此就斷言“《法國民法典》并沒有改變歷史”,那也未免太苛刻了。《法國民法典》能夠成為近代民法的典范,成為19世紀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子,足以說明它對傳統私法的繼承是符合19世紀市民社會的需求的。定。

提到《法國民法典》對于傳統的繼承和妥協,人們很容易立刻聯想到它的婚姻家庭制度。法典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父權制家庭的傳統。第148條規定“:子未滿25周歲、女未滿21周歲,非經父母的同意不得結婚;父母意見不一致時,有父的同意就可以。”關于離婚,法典僅規定了有限的離婚自由。第229條規定“:夫得以妻通奸為理由,訴請離婚。”而第230條規定“:妻亦得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實行姘居的理由,訴請離婚。”可見,雖然通奸構成離婚的法定理由,但妻子若要以此為由訴請離婚卻不那么容易,只要丈夫不在家里實施通奸行為,妻子就永遠不能以通奸為由訴請離婚。這些讓人們指責《法國民法典》在婚姻家庭領域的保守甚至是倒退,但是它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當然《法國民法典》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展,人法中有關離婚、親子關系、收養和親權的條文幾乎全部重寫。

其實,不僅婚姻家庭法領域充斥著對傳統的妥協和繼承,即便是財產法和債法也并不是割斷歷史的全新創造,也有許多內容和原則是從傳統繼承和發展而來的。比如,關于契約的效果,法典的表述相當簡潔而經典“:依法成立的契約,類似的表述在查士丁尼的“實際上,契約條定遵法 [5] 律。”說明。關于合意,:契約的本質是同意,所以,(訂立契約時)當事人能夠作出同意是必要條件,基于錯誤的契約毫無疑問是無效的[6]。這樣的論述與前面所引《法國民法典》第1101條關于合意構成契約和1109-1117條關于合意有效條件的規定顯然也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民法典的規定更加詳細,措辭更加準確。而樸蒂埃關于“合意僅涉及構成合意目的之事物,而且僅在契約當事人之間有

[7]效”的主張則被民法典第1119條進1步發展為“:任何人,在原則上,僅得為自己接受約束并以自己的名義訂立契約。”當然,民法典頒布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已經遠遠復雜于樸蒂埃生活的18世紀,所以,民法典在有限的條件下承認了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契約。

從整體來看,關于已婚婦女的行為能力、夫妻財產制以及繼承規則等大都來自習慣法;所有權、債的一般規則、契約、嫁妝等制度基本上來自羅馬法;公民身份的確認、贈與、遺囑、證據等規則主要吸收了王室法令的相應規定;關于成年年齡、婚姻和抵押制度則較多地保留了大革命時期“中間法律”的規定[6]。另外,17、18世紀發展起來的法國私法學說也在很大程度上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理論養分。

《法國民法典》對傳統的大量繼承是1個無法否定的事實,然而這種繼承決非毫無原則的照搬和抄襲,而是有所選擇和發展的。立法者僅僅選擇了他們認為19世紀初的法國需要的那些內容,并且以理性主義的觀念加以編纂。如果僅僅因為它沒有割斷歷史,沒有在全部概念和制度上提供全新的東西,就否定它的革命性和歷史地位,甚 2中國現行民事立法及其存在的問題 2.1現行民事立法

2.1.1民法通則。在大陸法國家,民法典為民法最主要的 法源。它包羅民法規則之大部分,居于民事基本法的地位。我國尚未制定民法典,居于民事基本法地位的是民法通則。民法通則既不是民法典,也不同于民法典的總則編。它包括9章156條,即第1章基本原則,第2章公民(自然人),第3章法人,第4章民事法律行為和代理,第5章民事權利,第6章民事責任,第7章訴訟時效,第8章涉外民事關系的法律適用,第9章附則。民法通則中也有非民法規則,如第49條、第110。第8本應屬于國際私法。2.,民事單行法。:合同法、擔保法、著、婚姻法、收養法、繼承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2.1.3民事法規。由國務院制定的民事法規,也是民法的構成部分。如國務院1989年制定的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2.1.4行政法律法規中的民法規則。行政法律法規中也往往包含了民法規則,也屬于現行民法的構成部分。如產品質量法的第4章關于瑕疵擔保責任和產品責任的規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4章關于房地產交易的規定,均屬于民法規則。再如國務院1991年制定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其中第6章損害賠償,屬于民法規則。

2.2存在的主要問題2.2.1法律規則不完善。我國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從發展市場交易開始的,當時的1個口號叫“搞活流通”,調整市場交易關系的法律較早受到重視,導致現行民法立法體系中,調整市場交易關系的法律法規(例如合同法、海商法、證券法、保險法),相對而言要完善一些,而調整財產歸屬關系的物權法,明顯薄弱和滯后。物權法2007年3月才頒布,而且存在一些爭議和不完備的地方。再如調整婚姻家庭關系的規則,雖有婚姻法和收養法,但缺乏若干重要的制度,如親屬制度、婚姻無效制度、親權制度、婚生子女確認制度、非婚生子女認領制度等。從整體上來看,民法通則規定較為簡單,因此促使民事單行法越來越多地出現。但是這樣下去民事規則會變得混亂,不利于實踐操作,有必要將其系統化,編制成體系化的法典。2.2.2行政權的不當干預。民事法律法規關系到公民和企業的民事權利義務的享有和負擔,關系到市場規則的統一,依性質不應由行政部門和地方政府規定。但現在行政部門通過制定規章、地方政府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限制公民和企業的權利、加重公民和企業負擔及對市場交易設 盧尚琴:法國民法典對中國民法典的啟示 置各種限制和障礙的現象,仍很普遍[9]。

民法是市場經濟社會中1個重要的基礎性法律部門。然而我國卻缺少一部系統編纂的民法典。這是我國法制建設中的一項最大的空白。目前,我國經過了20年的改革實踐,經濟、社會形勢已與以前大不一樣了,制定民法典的社會經濟條件、法律環境等都已具備,制定一部符合我國國情的現代民法典已成為當務之急。可喜的是,民法典的制定也已提上了全國人大的議事日程。

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資產階級國家民法典。展望21世紀,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又將在世界法律之林中占據1個什么樣的歷史地位呢?一部民法典制定得如何,和它有沒有堅實的理論基礎有密切關系。如今,我國擁有了1大批民法專業人才,對民法理論做了長期、深入的研究與探討,為民法典的制定打下了一定的理論基礎。重要的是,民法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或者叫做市民社會的基礎1個市場化、主體多元化的社會環境已初步建立起來了。101 3法國民法典給中國制定民法典的一些啟示 ,的是為了見賢思齊放精神,民。3.1指導思想上的借鑒 制定我國民法典應堅持從實際出發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指導思想。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既不應回歸羅馬也不應照搬德國。我們必須認識到法國民法典制定畢是200年前的事情了,在社會進程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如果不對今天的現實進行關注而單純的迷信這部法典,就會給人以1種“抱殘守缺”的保守形象。因此,中國制定民法典不應以哪1個模本來抄襲,而應是借鑒它們。事實上,從法國民法典的制定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出,法國人從法國實際出發并且借鑒羅馬法才制定出這樣一部偉大的民法典。

中國的實際是多方面的,當然首先是經濟形態和經濟制度,然后是民族的傳統和法律的傳統。需要指出的是,國民素質和法官隊伍素質也特別重要。如果我們的法律是“松散式”的,是“邦聯式”的,缺乏體系性和邏輯性,則人民難以了解和掌握法律,法官難以操作和判決案件。還應注意我們的法學教學和法學理論研究的實際,教學和理論研究所采用的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注意到我們的司法實務中法官和律師是按照大陸法系特別是德國法的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進行思維和推理;注意到我們的立法實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律如民法通則、合同法和擔保法等,所采用的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是德國式的[9]。3.2立法原則上的借鑒3.2.1法律統一原則。《法國民法典》第1條規定“:經國王(共和國總統)公布的法律,在法國全境內施行。”這個條 文包含兩點:首先,法律須經“公布”。公布是法律對外生 效和施行的要件。其次,法律公布后,在全國范圍施行。系統化的民法典有利于民事法律規范的內部協調,避免民事法律規范之間互相抵觸,從而獲得更大的確定性。3.2.2回復民法私法地位的原則。《法國民法典》第537條第一款規定:“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私人得自由處分屬于其所有的財產。”第45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判出讓其所有權;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使前的補償時,不在此限。”第967條規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繼承人的方式,或以遺贈的方式,或以其他適于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遺囑處分其遺產。”這些條文規定了契約自由、意思自治原則,體現了羅馬法“私人平等”和“保護私有財產”的精神。

前蘇聯的民法及其民法理論對我國的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論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其最為重要的影響當屬民法非私法的觀念對我國民事立法和民法理論的滲透。但現在這影響在我國有所改善,例如“,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這一突破性的條款,年3月份召開，從,是社。柳經緯在他寫的《我國民事中指出,當前要制定一部符合私法理念的民法典,至少還需解決好以下三個具體問題:第一,拋棄法律行為“合法性”觀念,以“意思表示”為本質重構法律行為制度;第二,擯棄法人制度上的“公私不分”現象,重構法人制度;第三,拋棄按照主體標準劃分所有權的做法,采用動產、不動產的分類法,再造財產制度。3.3立法技術上的借鑒

法國民法典在立法技術上的重要的特點有:總分結構、語言完美、知識產權不納入民法典等。這些技術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法國民法典的質量和特色。3.3.1總分結構。從整體上來說,法國民法典采用總分結構。雖然所謂的“總則”只是1個只有6條的序編。但法國民法典堪稱形式序編的典范。其序編形式簡練,未分章節,而是由6條條文規定了法律效力、裁判規則、基本原則三個問題。前3條規定法律效力。第1條規定生效時間:民法典自其為公眾知悉時起生效,而公眾知悉時間是根據其所在地距離王室所在地的遠近,由法律推定的。這實際上體現了立法者追求法典之親民特色的良苦用心。第2條規定法律無溯及力。第3條規定法律對人及不動產的效力。第4～5條規定裁判規則,即法官不得拒絕裁判;禁止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徑行援引一般規則性條款

。第6條屬于基本原則問題:當事人不得以約定違背公序良俗。法國民法典對公序良俗原則進行雙重規定:在序編中概括地規定了意思自治、權利行使與公序良俗的關系,另外又在契約編中予以具體規定。

法國民法典師承查士丁尼《法學階梯》而有所創新,在序編之后設計了聞名遐邇的三編制:人、財產和與財產有關的權利、取得財產的方法。作為法學階梯體系之范式,法國民法典沒有設總則。這與其說是當時的立法者尚未 102重慶工學院學報

進步,需要不斷地修改、變動。繼續作為民法典之外的單行法存在,改動和修改起來要方便得多。參考法國的做法,知識產權法不納入民法典,而是在民法典的總則編專設一節規定民事權利,對原來民法通則第5章所規定的包括發明權、發現權的民事權利體系,作列舉性規定。既繼承了民法通則的立法經驗,也便于我們的人民和企業了解自己究竟享有哪些民事權利。

認識到總則在體系上所起的提綱挈領統攝全局的作用,不如說是民法具體制度不夠成熟,使得邏輯演繹缺乏基本素材所致。因此,我國在制定民法典時應編制1個能在在體系上起到提綱挈領統攝全局作用的總則。另外,在各個部分,法國民法典也是采用總分結構的。這值得我國借鑒。3.3.2語言的完美性。在風格和語言方面《法國民法典》, 堪稱杰作。其表述的生動明朗和淺顯易懂,司法技術術語和沒有交叉引證都頗受稱贊。這對法典在法國民眾中的普及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司湯達“為了獲得其韻調”上的語感,每天都要讀幾段法典條文;保爾?瓦萊里則稱《法 [4] 國民法典》為一部“出色的法國文學著作”。在近代以來的眾多民法典中,法國民法典在語言上,受到后世和外國學習法律者的交口稱譽。一部大眾的、通俗的法典有助于民眾了解法律知識。3.3.3知識產權法不納入民法典。考慮到現行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已構成1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產權法體系,因此建議民法典不設知識產權編,而以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作為民法典外的民事特別法。有不少學者認為,知識產權非常重要,一定要在民法典上專設一編。按照這樣的思路,無非是2種方式,一是把關于專利、商標、著作權的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設知識產權編,3部法律搬進來,大。，同時保留專利、,抽象出那幾條規定在民法典上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法官裁判知識產權案件不能僅靠那幾條,還得適用專利、商標和著作權法上的具體規則。與其如此,不如保留知識產權法作為民事特別法繼續存在于民法典之外。還有1個理由,知識產權法往往涉及到國際間的紛爭,并且隨著科學技術的 參考文獻: [1]徐國棟.市民法典與權力控制[M].羅馬法、中國法與 民法法典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2]謝懷.大陸法國家民法典研究[J].外國法譯評, 1994(3):37-42.[3]法國民法典[M].羅結珍,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1999.[4][德]茨威格特?K,克茨?H.[M].潘漢典, 米健,.北京:[5]].債?契約之債

.:,1992.].《法國民法典》[J].外國法譯評,(1):42.[7]由嶸.外國法制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8]傅靜坤《.法國民法典》改變了什么[J].外國法譯評, 1996(1):72.[9]梁慧星.為中國民法典而斗爭[M].北京:法律出版 社,2002.(責任編輯鄺坦勵)(上接第76頁)提高人的基本素質。沒有教育事業的發展, 便不可能有人的素質的全面提高。因此我們必須特別重 視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尤其要重視基礎教育的發展,提高全民族的科學文化素質。對廣大農村地區、經濟落后地區的教育經費的投入要加大,從而保障教學基礎設施的建設,吸引大批的教育工作者。要保證貧困生能完成9年義務教育甚至得到更高階段的教育。師范生免費教育制度的推行步伐要加快,爭取在短期內把部屬的7所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和西南大學)的師范生免費制度推廣到省屬師范大學,爭取更多的優秀大學生投入到教育戰線。同時要不斷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大力實

施素質教育,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四有”新人,使其成為社會主義合格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5:582.[2]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75:321.(責任編輯張佑法)

第二篇：《法國民法典》的時代精神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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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民法典》的時代精神探析 王云霞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

關鍵詞: 法國民法典/革命/傳統/發展

內容提要:近年來，有些學者對《法國民法典》創造的神話提出了質疑。本文將該法典置于歷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其時代精神，并對這些質疑加以評析。作者認為，《法國民法典》是在充分繼承和借鑒傳統的基礎上，結合大革命的精神和理性主義的追求而制定的，從形式到內容都體現了時代的需求，并且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修正和完善。

《法國民法典》不僅是資本主義世界最早的民法典，也是世界上最長壽的民法典，至今已經實施200個年頭了。在這200 年中間，許多國家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了這部法典，加入了大陸法系法國家族，《法國民法典》因此而成為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幟。在過去的歲月里，它受到無數贊譽和無上景仰，被普遍譽為“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 [1]的自由資本主義民法的典范。然而近些年也有部分學者對這部法典所創造的神話表示了懷疑，認為法典僅僅繼承了傳統的私法概念，并未重寫有關財產、契約和侵權行為的法律，所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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撐整部法典的“三大支柱”即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錯責任只不過是19世紀的學者對法典所作的解釋。[2]這些質疑立刻引起中國法學界的關注和共鳴，使得民法典編纂進程中原本就已經存在的過分倚重《德國民法典》而輕視《法國民法典》現象更加變本加厲。

那么，對于一部經歷了200年風風雨雨的法典，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它呢?本文試圖將《法國民法典》置于歷史大背景中進行考察，通過對《法國民法典》與革命、傳統和發展關系的分析，揭示這部法典是如何適應時代的需求而成長變化的。

一、革命與《法國民法典》

大革命前的法國雖然是歐洲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卻并不存在“法蘭西法”的概念。[3]當時的法國以盧瓦爾河為界被劃分為兩個法律區域：北部習慣法區和南部成文法區(即羅馬法區)。習慣法地區的民事法律制度是分散而粗陋的，盡管從1454年查理七世頒發《蒙蒂?勒?圖爾敕令》開始，各地有了官方的習慣法匯編，大大限制了地方性差異，但各地習慣法之間事實上的差異仍然非常明顯。[4]而且由于商品經濟的逐漸發展，羅馬法關于債權的許多規則也逐漸為北部地區所接納。成文法地區的民事法律制度雖然以查士丁尼的《國法大全》為主要淵源，但此時的法國遠非昔日的羅馬帝國，羅馬法只是被當作習慣法加以使用，南部各高等法院(巴力門)往往按照當地條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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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和適用羅馬法，[5]經過長期適用的羅馬法規范或多或少都參雜著習慣法、教會法的影響。

王室法令在中世紀后期逐漸發展起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法國法的統一。但王室法令的調整范圍是有限的，在16世紀之前基本上只涉及公法領域，如稅收和公共財政、軍事制度、司法和行政組織、宗教儀式等問題，私法主要還是由習慣法調整，16世紀以后王室法令才開始涉及私法領域。[6]然而，王室法令的發展遠遠未能達到為法國提供一個統一的法律秩序的程度。直到大革命前夕，多種法律并存仍然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伏爾泰曾經這樣嘲諷和批評當時法國的法律狀況：“此事在這個村莊是正確的，而在另一個村莊卻變為錯誤的，難道說這不是一樁荒唐可笑而又令人畏懼的事么?同胞們不是在同一的法律之下生活，這是多么奇特的一種野蠻狀態!??在這個王國里，每當你從一個驛站到另一個驛站就出現這種情況：在每次換乘馬匹的時候，[適用的]法律也就變了。” [7]

大革命前的法國民事法律制度不僅缺乏統一的規范，而且內容充滿了等級特權色彩。第一等級僧侶雖然只有10 多萬人，卻占有法國10%的最好土地;第二等級貴族約有40萬人，占據了全國25%的土地;第三等級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平民占全國人口的98%，其中農民人口最多，占總人口的90%，但他們所占有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30-40%，絕大多數農民都缺少必要的土地甚至根本無地可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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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只能充當第一、第二等級的佃農。與第一、第二等級占有大量土地卻被免除各種封建義務的特權相反，第三等級雖然所占土地稀少，卻不僅要承擔繁重的勞役，而且要承擔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包括對國家交納的財產稅、軍役稅、鹽稅，對教會交納的什一稅，對領主交納的地租、磨坊稅、爐灶稅、釀酒稅、橋梁通過稅等。第三等級中的資產階級雖然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財產，但其經濟權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其政治權利更是與其經濟地位不成比例。這種不平等的民事法律制度是無論如何不能令第三等級滿意的。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不僅摧毀了波旁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而且以空前的速度和態勢徹底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秩序，試圖建立一種如同狄德羅、伏爾泰、盧梭所描繪的啟蒙主義社會圖景：“在那里，人是一種理性的、可以自己負責的創造物，自出生之日便獲得了關于良心、宗教信仰和經濟活動的自由的不可割讓的權利。人們無需再與舊制度的那個中間身份集團打交道，而只和國家本身發生聯系。這個國家有義務通過它的立法把公民從封建的、教會的、家庭的、行會的以及身份集團的傳統權威中解放出來，并賦予全體公民以平等的權利。” [8]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法國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中間法律”(intermediate law)[9]以廢除封建特權和人身依附關系。1789年8月4-11日，制憲會議頒布了《八月法令》，宣布永遠廢除封建制度，廢除僧俗貴族身份及其特權，明確廢除封建的人身義務、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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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和鴿舍特權、領主法庭、什一稅、貴族免稅特權、買賣官職等制度。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頒布了著名的《人權宣言》，譴責一切形式的封建特權，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人人都具有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的權利。1793年雅各賓派掌權時，又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較徹底地解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這些法令規定：將收歸國有的教會和逃亡貴族的土地分成小塊出售給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將領主在200年內從農村公社奪取的土地歸還農民;廢除農民對地主的一切封建義務和地主的特權。另外，“中間法律”還在契約法和婚姻家庭法領域進行了革命：取消國內關卡和行會制度，實行貿易自由、協議自由，廢除職業限制;實現婚姻世俗化，承認離婚自由，限制親權，擴大子女的婚姻自主權。

然而，“中間法律”畢竟只是過渡性的，法律不統一現象并未得到解決，尤其在私法領域，習慣法仍起著主導作用。而在法國資產階級看來，不同地方的居民按照不同的習慣法生活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封建特權，[10]因為習慣法的存在在很大程度是與封建領主的司法特權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單單廢除封建制度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一個符合法國資產階級理想的全新的法律體系，而私法領域的最終目標則是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大革命爆發之初，制憲會議于1790年7月5日的會議上宣布：“立法機關將檢討和改革民事法律，并制定一部易理解的、明確的、符合憲法的法律之總法典。” [11] 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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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蘭西王國憲法》則明確規定要制定一部“全王國共同的民法典”，為法國制定統一的民法典提供了憲法依據。然而，大革命方興未艾，政權更迭過于頻繁，統治集團不得不將主要精力集中在那些急需解決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問題上，加上各利益集團都希望未來的民法典能夠充分反映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民法典編纂問題上難以形成統一的意見，法學家岡巴塞萊斯(Cambaceres)于1793、1794和1795年提出的三個民法典草案都以“太長”、“太哲理化”或者“缺乏革命性”為理由被否決。[12]

1799年，拿破侖當選為第一執政，開始了法國法制史上至關重要的執政府時代(1799-1804年)。1800年，拿破侖任命包塔利斯(Portalis)、特朗舍(Tronchet)、比戈?德?普勒阿默納(Bigot de Preamenau)和馬勒維爾(Maleville)四名法律家組成民法典起草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草案完成后，首先被送交最高上訴法院和上訴法院征求意見，然后提交參政院和立法議會審議。在立法議會審議時，草案遭到強烈反對。拿破侖隨即改組了立法議會的構成，改變了立法程序，將草案分成36個單行法(相當于民法典的36章)提交立法議會依次通過。1804年3月21日，立法議會通過一項法令將這36項單行法合并為一部法典，宣布《法國民法典》正式施行。該法令還同時廢除了與民法典相沖突的其他法律淵源，其第7條規定：“羅馬法、王室法令、共同習慣法或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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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習慣法、其他慣例或者立法從此一概失效，如果其內容已經構成民法典的組成部分。” [13]

上述過程表明，《法國民法典》的制定本身就是大革命的結果，統一私法完全是大革命的根本目標之一。如果沒有大革命，國家主權沒有從君主轉向代議制立法機關，制定這樣一部統一的民法典是不可想象的。

作為大革命的成果之一，《法國民法典》在內容和形式上必然具有相當強的革命性。后世法學家普遍認為，這部法典確立了近代民法的自由與平等、所有權無限和契約自由等基本原則，從而開創了自由資本主義民法的“新紀元”。

關于自由與平等原則，法典第8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 [14]這一條文雖然簡單，在今天看來并沒有過人之處，然而，相對于封建時代民事權利取決于人的身份這一點而言，這一規定已經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了。法典第7條規定：“民事權利的行使不以按照憲法取得并保持的公民資格為條件”。換句話說，民事權利的行使完全獨立于政治權利，這同樣體現了立法者對于民事權利平等的追求。第488條規定：“滿21 歲為成年;到達此年齡后，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這說明，除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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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例外外，每個成年人都能夠以自己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民事權利，其意志是自由的。

關于所有權無限制原則，法典最典型的表述是第544條：“所有權是對于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不在此限。”這一所有權概念明顯承襲了羅馬法的相關制度，所不同的是它特別添加了“絕對”、“無限制”等前綴，這些字眼強烈地表明了立法者對于資產階級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收益和處分所有物的基本愿望的肯定。雖然條文后半段還是加了一個限制，但這種限制是非常有限的，必須以法令明確禁止為前提。也就是說，凡是法律未明確禁止的行為，所有權人皆可以為之。第545條進一步強調：“任何人不得被強制出讓其所有權;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補償時，不在此限。”這一條文強調的是對私人所有權的保護，出讓所有權必須基于所有人的同意，除非是出于公共利益，并且得到了公正和事前的補償，任何人的財產都不得被強制征收。

關于契約自由原則，法典第1101條規定：“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于其他一人或者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明確了當事人的合意為契約的基礎，沒有合意，就不會產生債的后果。法典第1109-1117條詳細規定了“同意”的各種有效條件，凡由于錯誤、脅迫或者欺詐而形成的同意均不構成有效的同意，充分肯定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一旦當事人之間基于合意達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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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契約，這項契約就必須得到徹底的履行，非經當事人的一致同意不得變更或者廢除，所以第1134條進一步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

應該承認，上述原則并不完全是《法國民法典》的創造。在羅馬法的相關制度中，在古典自然法的理論中，在啟蒙思想家和17、18世紀法國私法學家的學說中，在大革命后頒布的“中間法律”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然而，將它們用簡潔明了的語言表述出來，系統地規定在一部法典中，并在法典中貫徹這些思想，使之成為法典的基本原則，這不能不說是《法國民法典》的重大創舉。這些原則徹底否認了以等級身份決定財產分配和相關權利的封建民事法律傳統，將人從封建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使人成為真正自由的人、平等的人、能夠以自己的行為實現自己意志的人，確立了私法自治、意志自由的近代民法傳統。當然，這些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國民法典》的基本原則，并不僅僅是某個立法者的個人愿望，而是那個時代的基本要求，是“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預”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精神的體現，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需要。

《法國民法典》在形式上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如前所述，用法典化的形式來統一私法本身就是大革命的根本目標之一。鑒于封建時代的法律過多、過于復雜化、容易為專業人士所控制，法國的理性主義者設想，人類應該以理性為基礎制定明確清晰、邏輯嚴密和體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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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法典，每個公民通過法典就能預知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15]立法者們吸取了革命前司法機關隨意解釋法律、干預立法從而引發司法擅斷和暴政的教訓，堅決否定司法機關的立法權，要求法官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去審理案件，“法官的作用僅限于根據條文的內容，選擇可適用的法典規定，并闡明其確切的含義。” [16]為了使法官不至于借口法律不清晰或者不完善而不得不解釋法律或者創制法律，就要求法典必須盡可能地明確、清晰和邏輯嚴密，并且用普通人都能理解的語言來表述，用普通人都能理解的結構來編排。因此，立法者為《法國民法典》設計的結構并非完全以法學家對私法關系的理解來安排，而是以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私法關系為視角進行編排的。它沒有總則，除了一個關于法律的頒布、效力和適用的序編(前6條)外，全部法典條文被劃分為3卷，分別規定了“人”、“財產以及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從法學的角度看，這個結構當然不夠嚴密，尤其是其第3卷幾乎成了一個大雜燴，既有債，有繼承，有夫妻財產制，還有擔保物權、時效等規定，幾乎所有無法歸入前兩卷的內容統統被納入了第3卷。然而，這個結構無疑是貼近生活的，是方便普通人查閱和使用的。這也體現了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對立法的追求：“法律不要精微玄奧;它是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們制定的。它不是一種邏輯學的藝術，而是像一個家庭父親的簡單平易的推理。” [17]當然也體現了第一執政拿破侖和第二執政岡巴塞萊斯的追求。拿破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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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設想它的民法典將像《圣經》一樣擺在家家戶戶的餐桌上，而岡巴塞萊斯則希望民法典是“一座結構簡單的大廈，它的壯觀在于它的勻稱;它的雄偉在于它的簡練。它堅如磐石因為它不是建立在流動的沙灘上，它將屹立在堅實的自然法世界，共和國純潔的土壤上。” [18]

二、傳統與《法國民法典》

雖然《法國民法典》是大革命的成果之一，但它絕不是一部激進的革命文獻，而是充斥著對傳統的繼承和妥協。實際上，它并沒有割斷歷史，而是在革命的基礎上對歷史和傳統的繼承和延續。這一點其實也是法典的締造者追求的一個目標。拿破侖曾經說過：“我們已經結束了大革命的傳奇，現在我們必須著手于它的歷史了，只需要在運用革命諸原則中那些現實的，切實可行的東西，不要那些純理論的，假設的東西。” [19]在拿破侖看來，革命原則是要貫徹的，但只需要從中繼承一些切實可行的做法就行了，關鍵是要有現實的、長遠的發展眼光，因此不能割斷與歷史的聯系。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也對割斷歷史的做法嗤之以鼻：“維持每一種不是必須毀滅的事物乃是有用的;法律應對社會習慣予以尊重，除非它們是邪惡的。我們的所作所為常常像是人類隨時都要走向終點和進行一個新的起步一樣，而沒有任何一代與下一代的溝通。” [20]包塔利斯也說過：“與其改變法律，還不如給公民提供一個熱愛舊法的新理由來得更加有用。??我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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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變更或者修改了那些與當前的秩序不再適應或經驗證明已經不大方便的部分。” [21]這些都說明，在法典起草者的心目中，革命與傳統并不是不可協調的;對于舊的法律傳統，只要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就應該繼承和肯定。

提到《法國民法典》對于傳統的繼承和妥協，人們很容易立刻聯想到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很容易聯想到拿破侖個人的婚姻經歷對于法典的影響。的確，法典中確立的婚姻家庭制度相對于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法律”而言是大大地后退了。比如，“中間法律”已經明確承認結婚和離婚自由，成年人不再從屬于親權，然而，法典卻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父權制家庭的傳統。第148條規定：“子未滿25周歲、女未滿21周歲，非經父母的同意不得結婚;父母意見不一致時，有父的同意即可。”這一規定清楚地表明，子女即便已經成年，其結婚自由也要受到父母的限制，尤其是父親的限制。關于離婚，法典也否認了大革命時期僅憑夫妻雙方在身份官員前作離婚表示即可離婚的制度，代之以有限的離婚自由。第229條規定：“夫得以妻通奸為理由，訴請離婚。”而第230條規定：“妻亦得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實行姘度的理由，訴請離婚。”可見，雖然通奸構成離婚的法定理由，但妻子若要以此為由訴請離婚卻不那么容易，只要丈夫不在家里實施通奸行為，妻子就永遠不能以通奸為由訴請離婚。關于夫妻財產制，法典的規定也遠離了公民權利平等的革命原則。法典第1421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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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財產由夫一人管理之。夫得不經妻的同意而出賣或讓與共同財產，或以之抵押。”不僅如此，連妻子的個人財產也由丈夫說了算，法典第1428條前兩款規定：“妻的一切個人財產由夫管理之。屬于妻的一切動產訴訟及占有訴訟，夫得單獨提起之。”這些規定使妻子不僅失去對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的管理處分權，同時還失去了財產方面的訴訟權。

我們可以指責《法國民法典》在婚姻家庭領域的保守甚至是倒退，全然喪失了財產法領域以及債法領域中隨處可見的自由、平等的革命精神。然而，如果我們回過頭去認真審視一下法國大革命的進程，便會發現，并非革命的一切措施和法律都是深得人心的，都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法律”毫無保留地沒收了逃亡者的土地，使那些因為擔心害怕革命而暫時逃亡的貴族立刻投入頑固的保王黨陣營。強制性的遺產平均繼承制度雖然廢除了封建的長子繼承制，但卻使財產所有人喪失了遺囑自由。只要在身份官員面前宣布離婚意愿即可離婚的規定雖然保證了離婚自由，但卻使婚姻關系變得過分脆弱，很難維持家庭的穩定。這些做法當然走得太遠了，正如一位法國作者所評論的：“他們以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復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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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 [22]正因為拿破侖看到了過激的革命往往會走向革命的反面，所以他才會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已經結束了大革命的傳奇，現在我們必須著手于它的歷史了”，才會傾向于用折中主義、實用主義思想來指導民法典的制定。

其實，不僅婚姻家庭法領域充斥著對傳統的妥協和繼承，即便是財產法和債法領域也并不是割斷歷史的全新創造，也有許多內容和原則是從傳統中繼承和發展而來的。這些傳統既包括習慣法、羅馬法、教會法和王室法令等在大革命前的法國各地實施的法律淵源，也包括17、18世紀在法國和歐洲大陸普遍流行的自然法思想，以及在此思想基礎上形成的私法學說。比如，關于所有權概念，羅馬法中已有“對所有物的完全支配權”的概念，中世紀注釋法學家們根據這一概念和羅馬法中的相關制度進一步總結出：“所有權是所有人除了受自身實力和法律的限制外，就其標的物可以為他所想為的任何行為的能力。” [23]法國18世紀著名私法學家樸蒂埃(Robert Joseph Pothier)則將所有權概念進一步表述為“是隨心所欲地處分物的權利。但這種權利不得侵害他人的利益和違反法律。” [24]這一概念顯然對法典所確立的所有權無限原則產生了重大影響。再比如，關于契約的效果，法典的表述相當簡潔而經典：“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而類似的表述在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中同樣依稀可見：“實際上，契約條款本身就已經規定了應該遵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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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25]說明《法國民法典》的經典表述也并非空穴來風。關于合意，樸蒂埃的看法是：契約的本質是同意，所以，(訂立契約時)當事人能夠作出同意是必要條件，基于錯誤的契約毫無疑問是無效的。[26]這樣的論述與前面所引《法國民法典》第1101條關于合意構成契約和1109-1117條關于合意有效條件的規定顯然也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民法典的規定更加詳細，措辭更加準確。而樸蒂埃關于“合意僅涉及構成合意目的之事物，而且僅在契約當事人之間有效” [27]的主張則被民法典第1119條進一步發展為：“任何人，在原則上，僅得為自己接受約束并以自己的名義訂立契約。”當然，民法典頒布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已經遠遠復雜于樸蒂埃生活的18世紀，所以，民法典在有限的條件下承認了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契約。

從整體來看，關于已婚婦女的行為能力、夫妻財產制以及繼承規則等大都來自習慣法;所有權、債的一般規則、契約、嫁妝等制度基本上來自羅馬法;公民身份的確認、贈與、遺囑、證據等規則主要吸收了王室法令的相應規定;關于成年年齡、婚姻和抵押制度則較多地保留了大革命時期“中間法律”的規定。[28]另外，17、18世紀發展起來的法國私法學說也在很大程度上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理論養分，尤其是多馬(Jean Domat)和樸蒂埃，他們致力于研究法國現行法律和羅馬法，為法國私法的統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名著《自然秩序中的民法》(多馬)、《債權論》(樸蒂埃)、《所有權與占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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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蒂埃)等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學術基礎。如果拿《法國民法典》的條文與多馬和樸蒂埃的著作相比較，便會發現，“大約有2/3的條文與多馬和樸蒂埃的著作非常相似。這些相似幾乎在契約、財產和侵權行為領域的所有規定中都能看見。” [29]這種繼承對于民法典的制定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有的學者評價的那樣：“多馬和樸蒂埃的著作對革命前法國法律(l’ancien droit)的許多因素進行了綜合。而(民法典)對這些著作的廣泛運用則保證了民法中許多領域的連續性。” [30]

《法國民法典》對傳統的大量繼承是一個無法否定的事實，然而這種繼承決非毫無原則的照搬和抄襲，而是有所選擇和發展的。立法者僅僅選擇了他們認為19世紀初的法國需要的那些內容，并且以理性主義的觀念加以編纂。“有一點很清楚，當羅馬法與習慣法規則產生沖突的時候，立法者并無意要在兩者中尋求妥協辦法，而是根據那個時代的精神，去尋求更接近于理性和自然法的東西。” [31]如果僅僅因為它沒有割斷歷史，沒有在全部概念和制度上提供全新的東西，就否定它的革命性和歷史地位，甚至因此就斷言“《法國民法典》并沒有改變歷史” [32]，那也未免太苛刻了。古往今來，有哪一部法典是立法者憑空創造的?又有哪一部法典可以徹底割裂自己的傳統呢?《法國民法典》能夠成為近代民法的典范，成為19世紀大陸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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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專業解決您的法律問題 的一面旗子，足以說明它對傳統私法的繼承是符合19世紀市民社會的需求的。

三、發展與《法國民法典》

如果《法國民法典》始終保持1804年的樣子，任憑世事變遷而巋然不動，那它早就成為一件文物而進入博物館了。一部法典要想獲得持久的生命力，除了制定時要盡可能地考慮到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需求，考慮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平衡，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應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展。《法國民法典》能夠歷經兩百年而不衰，靠的就是這種與時代同步發展、不斷更新修正的時代精神。200百年來，該法典已經過百余次的修改，其精神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據初步統計，至1999年，已全部或者部分修改條文855條，占全部條文的37.5 %;已全部或部分廢除的條文184條，占全部條文的8.06 %;新增條文456 條，占全部條文的20%。[33]從整體上看，變化最大的是人法，其509條條文中已有412條被全部或部分修改 [34]，有60條被全部或部分廢止，新增條文291條。尤其是人法中有關離婚、親子關系、收養和親權的條文幾乎全部重寫。其次是第三卷“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其中債法的變化較小，而繼承和夫妻財產制方面的條文也大都重寫了。變化最小的則是第二卷“財產以及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其195條條文只修改了35條，廢止和增加各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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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民法典所確立的自由與平等原則其實更多地體現在物權法和債法領域，至于婚姻家庭和繼承法領域則充滿了家長制的色彩和男女不平等的痕跡。然而，如果說19世紀初由于社會工業化程度還不高，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還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法國人尚能接受以男性為統治的家庭秩序和社會秩序，那么，隨著國際社會人權運動的發展，隨著法國經濟自由化的逐步實現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斷深入，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婚姻家庭和繼承法領域的男女不平等現象以及父母對子女的過多控制就受到越來越多的抨擊。因此，從19世紀末開始，立法機關就對民法典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使家長制色彩逐漸淡化，使自由和平等原則在婚姻家庭繼承法領域也得到確立。

關于夫妻關系，民法典原來的出發點是“夫應保護其妻，妻應順從其夫。”(第213條)。正因為妻子在法律上處于受丈夫“保護”的地位，所以，除少數例外場合外，妻子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受到丈夫極大的限制，如果沒有丈夫的參與或者書面同意，不得為贈與、轉讓、抵押和取得行為(第217條)。而1970年6月4日的法律將213條修改為“夫妻雙方應共同負責保證家庭道德與物質方面的事務管理，負責子女的教育并安排子女的未來。” [35]修改后的216條并且明確規定：“夫妻各方均有完全的權利能力，??”

關于夫妻財產制，民法典的修改也是大刀闊斧的。經過1965年7月13日和1985年12月23日兩次全面修改以及若干次局部修改，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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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第五編關于“夫妻財產契約與夫妻財產制”的近200條條文大都重寫了。現在，夫妻雙方可以約定采用共同財產制或者分別財產制，如無約定，則按照共同財產制來處理夫妻財產，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均享有平等的管理和處分權，妻子對個人財產則可單獨行使管理和處分的權利。

關于親權，原來民法典373條規定：“父母婚姻關系存續中，親權由父單獨行使之。”1970年6月4日的法律則將其修改為：“父母雙方在婚姻期間，共同行使親權。” [36]親權的實質由原來維護父母對子女的控制，改為側重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護，因此，原來那種父親因對子女的行為不滿就有權要求司法機關發出逮捕令以拘留其子女的規定(376-382條)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教育性的救助措施，而且如果父母品行不端影響到對子女的教育和照管、使子女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危害時，可以撤銷親權。

關于離婚制度，民法典原來只承認有限的離婚自由，協議離婚不僅有雙方年齡和婚齡限制，更得經有關親屬和司法機關的同意，而訴訟離婚則必須有法定的離婚理由，并且明顯偏向男性。1975年7月11日全面修改的民法典第一卷第六編關于“離婚”的法律則肯定了男女平等的離婚自由。夫妻雙方既可因共同請求或一方的請求離婚，也可因共同生活破裂而離婚，亦得因一方有過錯而離婚，總之，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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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維持共同生活，即可基于雙方或者一方的意思離婚，無需對方同意或者父母同意。

在物權法和債法領域，民法典原先的規定更多地體現了私法自治和意思自由的精神，因此，對所有權以及契約自由的限制非常有限、非常籠統。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化思潮的興起和泛濫，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日益加強。體現在民法領域，就勢必要求對個人所有權和契約自由進行適當的限制，以維護社會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法國民法典》的相關內容也順應這股社會思潮而有所改變。不過，與婚姻家庭法領域那種直接對法典條文進行修改或者重寫的做法不同，在物權法和債法領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民事特別法和司法判決中，條文本身的變化很小。

關于土地所有權，民法典第552條第1款規定：“土地所有權并包含該地上空和地下的所有權。”雖然該條后兩款分別對地上和地下所有權作了進一步規定，有“但??不在此限”的限制，但這些限制是很抽象而概括的，缺乏具體和明確的內涵。然而，20世紀以來，土地所有權的這種上及天空、下及地心的絕對性被放棄了。1924年的一項法律規定，在不妨礙土地所有人行使其權利的情況下，飛機可以飛越任何私人土地的上空;1935年的一項法律規定，政府有權拆除一切妨礙飛行安全的私人建筑物;1919年的一項法律規定了采礦的特許制度，土地所有人已不能隨意開采自己土地下面的礦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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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契約自由，法典原來的規定完全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然而，經過修改、特別法的制定及法院的解釋，現代法國的契約自由已經是一種有限的自由了。不僅是否訂立契約、與誰訂立契約、如何訂立契約等不再完全基于當事人的意思，而且契約的解釋和履行也要結合社會公平和正義來考慮。首先，大量強制性契約的出現，表明當事人的同意已經喪失了絕對性。如1971年的一項法律要求汽車駕駛員、建筑人員、公證人、法律顧問等必須與當事人訂立強制保險契約;1972年的一項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拒絕雇傭某人，是“基于其出身，或基于其屬于或不屬于某一種族、某一民族、某一人種及某一特定宗教”等，將受到刑事制裁。[37]其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官可以直接修改契約條款，使之更加公平。如1985年10月11日修改以后的民法典第1152條第2款規定：“在原約定的數額明顯過高或過低時，法官可以，甚至得依職權，減少此種違約金之數額，任何相反之條款規定均視為未予訂立。”另外，1991年修改后增加的民法典1244-1條規定：“法官考慮到債務人的狀況以及債權人的需求，得判令推遲或者分期清償所欠款項，期間以2年為限。”這表明，契約一經合法訂立就必須嚴格履行的傳統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關于侵權行為，民法典只有5條原則性規定。19世紀的學者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其中的第1382條：“任何行為致他人受到損害時，因其過錯致行為發生之人，應對該他人負賠償之責任。”這是過錯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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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原則的典型表述，而其他4條條文都被看作是對這一條文的補充。一般情況下，行為人只因自己的過錯行為對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如果損害是由自己照管的人(如子女、雇員、學生和學徒等)或者物(包括動物和建筑物)造成的，也要負賠償責任。這仍屬于過錯推定，因為負責人如果能夠證明他也無法防止損害結果的發生，便可免除責任。因此，從本質上說，民法典確立的是過錯責任原則。然而，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危險作業的增多，一味強調行為人的過錯是責任的基礎，并且要求受害者證明行為人的過錯以及與損害間的關系，顯然不利于對受害者的公平保護，在很多情況下也不現實。因此，19世紀末以來，學者和法官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第1384條第1款的規定上：“任何人不僅對自己的行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而且對應由其負責之人的行為或由其照管之物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法院在許多判決中對這一規定做了擴大解釋，確立了交通事故、機器爆炸、產品瑕疵責任人的嚴格責任。法國最高法院在1930年2月13日做出的判決中認定：民法典1384條第1款確立了責任推定制度，除非物的照管人能夠證明損害的發生系因意外事故、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因于其個人的外在原因造成的，否則他就必須對該損害負賠償責任。[38]1991年3月29日，最高法院根據民法典第1384條第1款做出判決，承認了因他人的行為而產生的一般侵權責任，以區別于根據該條其他各款所確認的父母對子女、雇主對雇員、教師對學生、師傅對學徒的侵權行為所應承擔的特殊責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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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稍加留意便會發現，《法國民法典》以上兩個領域恰恰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婚姻家庭和繼承法領域的改革使人們越來越多地獲得平等和自由，而物權和債法領域的改革卻使人們越來越多地受制約、擔責任。其實，這不僅僅是《法國民法典》的發展方向，也是其他許多國家民法共同的發展趨勢，《德國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甚至英美國家的相應法律部門也有同樣的變化。這說明19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更多地影響了財產法和債法，對婚姻家庭法的影響是有限的;而20世紀的社會化思潮則影響了民法的各個領域。一方面，婚姻家庭和繼承不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事務，也反映了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因此，家庭成員在家庭中也應該像在社會中一樣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行使所有權和債權也不再是個人的事務，還應該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因此，權利人在充分享受權利的同時，也應當受到法律的相應約束。

四、結論

《法國民法典》實施至今已經200年了。關于這部法典的解釋、評論、褒揚以及批評都從未間斷過，盡管大家都試圖使自己的結論盡可能地符合立法者的本意，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重新回到《法國民法典》產生的時代，也永遠無法了解法典起草人的全部思想，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法典本身。” [40]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因為立法者沒有表露過什么，就推定它不存在。不錯，立法者是沒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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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總結過法典的所謂三大支柱或者原則，也沒有明確指出他們是按照自由主義思想或者革命原則來制定法典的。然而，我們分明從法典的條文里看到了這些原則和思想的痕跡，也從法典的運用和發展過程中、從它與其他民法典的對比中看到了它們。當然，我們也從中看到了法典與傳統私法之間的血肉聯系，并且看到它是怎樣隨著時代的腳步前進的。正因為如此，它成為全世界最長壽的民法典，也成為世界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民法典。

注釋:

[1] 謝懷栻：《大陸法國家民法典研究》，《外國法譯評》1994年3期。

[2] James Cordley: Myths of the French Civil Co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 1994, P459.另見傅靜坤：《〈法國民法典〉改變了什么》，《外國法譯評》1996年1期。

[3] [日]大木雅夫：《比較法》，156-157頁，范愉譯，法律出版社1999。

[4]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147-148頁，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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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drew West: The French Legal System, London: Fourmat Publication, 1992, P17.[6] 同上，P13.[7] 轉引自[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152頁，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8] 同上，153頁。

[9] 即1789年大革命爆發到1799拿破侖全面立法之間的過渡時期的法律。前引The French Legal System, P20.[10] 前引Andrew West:The French Legal System, P21.[11] [法]弗朗索瓦?惹尼：《現代民法典編纂的立法技術》，鐘繼軍譯，載徐國棟主編《羅馬法與現代民法》第2卷，174頁，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12] 前引Andrew West: The French Legal System, P25.[13] 同上。

[14] 《法國民法典》有三個中譯本。一為李浩培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一為馬育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一為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李譯本反映了1804年頒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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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專業解決您的法律問題 的原貌，另兩個版本都體現了法典的修改情況。本文引用法典條文如未特別說明，皆為李譯本。

[15] 封麗霞：《法典編纂論——一個比較法的視角》，214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

[16] [美]梅利曼：《大陸法系——西歐拉丁美洲法律制度介紹》，33頁，顧培東等譯，知識出版社1984。

[17]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下冊，298頁，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82。

[18] [美]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147頁，李靜冰、姚新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19] 轉引自由嶸主編：《外國法制史》，27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20]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165頁，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21] See James Gordley: Myths of French Civil Co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 1994, P460.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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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179頁，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

[23] 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299頁，商務印書館1994。

[24] 轉引自何勤華：《樸蒂埃與〈法國民法典〉》，《外國法譯評》1996年1期。

[25] [意]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民法大全選譯?債?契約之債》，166頁，丁玫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26] 同注24。

[27] 同上。

[28] 由嶸主編：《外國法制史》，27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9] James Gordley: Myths of French Civil Co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 1994, P460.[30] Catherine Elliott & Catherine Vernon: French Legal System, London: Longman 2000, P5.[31] Robinson: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egal History, Abingdon Oxon: Professional Books 1985, P434.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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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傅靜坤：《〈法國民法典〉改變了什么》，《外國法譯評》1996年1期。

[33] 條文修改的數據系筆者對比三個中譯本統計得出。《法國民法典》的修改一般不改變條文的編號和數量，已經廢除和修改的條文都保留原來的編號，新增的條文則附在最接近的條文后面，作為分條編號，如第21-1條、第21-2條。但1975年7月9日的修改增加了2條，使條文總數由2281條增加到2283條。

[34] 有的條文曾多次被修改，如第225條關于再婚的規定已被修改5次。

[35] 以下所引修改后的條文均見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

[36] 該條現編號為372條，并由1993年1月8日的法律重新修訂補充。

[37] 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36-37頁，法律出版社1995。

[38] 張民安：《現代法國侵權責任制度研究》，173頁，法律出版社2003。

[39] 同上，2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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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傅靜坤：《〈法國民法典〉改變了什么》，《外國法譯評》1996年第1期。

出處:《法學家》，2004年2期，第55-63頁。

第三篇：法國民法典與中國民法的比較

法國民法典對中國民法典的啟示

余蓁茜

（西南政法大學應用法學院;學號2010111279）

【摘要】：

《法國民法典》不僅是資本主義世界最早的民法典，也是世界上最長壽的民法典，至今已經實施了200個年頭了。在這200年中間，許多國家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這部法典，加入了大陸法系法國家族，《法國民法典》因此而成為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幟。在過去的歲月里，它受到無數贊譽和無上敬仰，被普遍譽為“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的自由資本主義民法的典范。縱觀世界法治發展歷程,法國民法典(《拿破侖法典》)開啟了人類法治時代的新篇章。作為世界第一部成文民法典也是19世紀資本主義早期民法典的代表,以其先進的思想和立法成果對近代各國民法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它提出了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和法治思想,并確立了契約自由、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過錯責任三大民法根本原則。這些對我國當下正在討論的民法典的制定有積極的借鑒意義。【關鍵詞】：

法國民法典；中國民法典；啟示；立法

法國民法典給中國制定民法典的一些啟示

發現他人的優點其目的是為了見賢思齊。法國民法典所表現的啟蒙思想和解放精神，對于任何地方、任何時代的尋求自由與解放的人

民，都具有極大的教育意義和價值，對于任何一個想要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人民，也具有極大的益處。1.1 指導思想上的借鑒

制定我國民法典應該堅持從實際出發并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指導思想。從我國國情出發，我們既不應回歸羅馬也不應照搬德國。我們必須認識到法國民法典制定完畢是200年前的事情了，在社會進程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如果不對今天的現實驚喜關注而單純的迷信這部法典，就會給人以一種“抱殘守缺”的保守形象。因此，中國制定民法典不應以哪一個模本來抄襲，而應是借鑒它們。事實上，從法國民法典的制定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出，法國人從法國實際出發并且借鑒羅馬法才制定出這樣一部偉大的民法典。

中國的實際是多方面的，當然首先是經濟形態和經濟制度，然后是民族的傳統和法律的傳統。需要指出的是，國民素質和法官隊伍素質也特別重要。如果我們的法律是“松散式”的，是“聯邦式”的，缺乏體系性和邏輯性，則人民難以了解和掌握法律，法官難以操作和判決案件。還應注意我們的法學教學和法學理論要就的實際，教育和理論研究所采用的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注意到我們的司法實務中法官和律師是按照大陸法系特別是德國法的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進行思維和推理；注意到我們的立法實際，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法律如民法通則、合同法和擔保法等，所采用的概念、原則、制度和理論的體系是德國式的 1.2 立法原則上的借鑒

1.2.1法律統一原則。《法國民法典》第1條規定：“經國王（共和國總統）公布的法律，在法國全境內施行。”這個條文包含兩點：首先，法律須經“公布”。公布是法律對外生效和施行的要件。其次，法律公布后，在全國范圍施行。系統化的民法典有利于民事法律規范的內部協調，避免民事法律規范之間互相接觸，從而獲得更大的確定性。1.2.2回復民法私法地位的原則。《法國民法典》第537條第1款規定：“除法律規定的限制外，死人得自由處分屬于其所有的財產。”第45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強判出讓其所有權；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使前的補償時，不在此限。”第967條規定：“任何人均得或以指定繼承人的方式，或以遺贈的方式，或以啟發適于表示自己意志的方式，以遺囑處分其遺產。”這些條文規定了契約自由、意思自治原則，體現了羅馬法“私人平等”和“保護私有財產”的精神。1.3 立法技術上的借鑒

法國民法典在立法技術上的重要的特點有：總分結構、語言完美、知識產權不納入民法典等。這些技術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法國民法典的質量和特色。

1.31總分結構。從整體上來說，法國民法典采用總分結構。雖然所謂的“總則”知識一個只有6條條文規定了法律效力、裁判規則、基本原則3個問題。前3條規定法律效力。第1條規定生效時間：民法典自其為公眾所知悉時起生效，而公眾知悉時間是根據其所在地距離王室所在地的遠近，由法律推定的。這實際上體現了立法者法典之親民特色的良苦用心。第2條規定法律無溯及力。第3條規定法律對

人及不動產的效力。第4~5條規定裁判規則，即法官不得拒絕裁判；禁止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經行援引一般規則性條款。第6條屬于基本原則問題：當事人不得以約定違背公序良俗。法國民法典對公序良俗原則進行了雙重規定：在續編中概括地規定了意思自治、權力行使與公序良俗的關系，另外又在契約編中予以具體規定。

法國民法典師承查士丁尼《法學階梯》而有所創新，在續編之后設計了聞名遐邇的三編制：人、財產和與財產有關的權利、取得財產的方法。作為法學階梯體系之范式，法國民法典沒有設總則。這與其說是當時的立法者尚未認識到總則在體系上所起的提綱挈領統攝全局的作用，不如說是民法具體制度不夠成熟，使得邏輯演繹缺乏基本素材所致。因此，我國在制定民法典時應編制一個能在在體系上起到提綱挈領統攝全局作用的總則。另外，在各個部分，法國民法典也是采用總分結構的。這值得我國借鑒。

1.3.2語言的完美性

在風格和語言方面，《法國民法典》堪稱杰作。其表述的生動明朗和淺顯易懂，司法技術術語和沒有交叉引證都頗受陳贊。這對法典在法國民眾中的普及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司湯達“為了獲得其韻調”上的語感，每天都要讀幾段法典條文；保爾·瓦萊麗則稱《法國民法典》為一部“出色的法國文學著作”。在近代以來的眾多民法典中，法國民法典在語言上，受到后世和外國學習法律者的交口陳贊。一部大眾的、通俗的法典有助于民眾了解法律知識。

1.3.3知識產權不納入民法典。

考慮到先行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法已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知識產權法體系，因此建議民法典不設知識產權編，而以專利法、商標法和著作權作為民法典的民事特別法。有不少學者認為，知識產權非常重要，一定要在民法典上專設一編。按照這樣的思路，無非是兩種方式，一是把關于專利、商標、著作權的規則全部納入民法典舍知識產權編，原封不動地把3部法律搬進來，等于是法律規則位置的移動，實質意義不大。另一方案是從專利、商標和著作權法當中抽象出若干條重要的原則和共同的規則，規定在民法典上，同時保留專利、商標和著作權法。正如有的學者已經指出的，抽象出那幾條規定在民法典上也起不了什么作業。法官裁判知識產權案件不能僅靠那幾條，還得使用專利、商標和著作權法上具體規則。與其如此，不如保留知識產權法作為民事特別法繼續存在于民法典之外。還有一個理由，知識產權法往往涉及到國際間的紛爭，并且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需要不斷地修改、變動。繼續作為民法典之外的單行法存在，改動和修改起來要方便得多。參考法國的做法，知識產權不納入民法典，而是在民法典的總則編專設一節規定民事權利，對原來民法通則第5章所規定的包括發明權、發現權和民事權利體系，作列舉性規定。既繼承了民法通則的立法經驗，也便于我們的人民和企業了解自己究竟享有哪些民事權利。

第四篇：《法國民法典》的時代精神探析(王云霞)

《法國民法典》的時代精神探析

王云霞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

上傳時間:2004-4-28

[摘要]近年來，有些學者對《法國民法典》創造的神話提出了質疑。本文將該法典置于歷史大背景中去考察其時代精神，并對這些質疑加以評析。作者認為，《法國民法典》是在充分繼承和借鑒傳統的基礎上，結合大革命的精神和理性主義的追求而制定的，從形式到內容都體現了時代的需求，并且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修正和完善。

[關鍵詞] 法國民法典

革命

傳統

發展

《法國民法典》不僅是資本主義世界最早的民法典，也是世界上最長壽的民法典，至今已經實施200個年頭了。在這200 年中間，許多國家主動或者被動地接受了這部法典，加入了大陸法系法國家族，《法國民法典》因此而成為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幟。在過去的歲月里，它受到無數贊譽和無上景仰，被普遍譽為“摧毀了舊社會，開創了一個新社會”[1]的自由資本主義民法的典范。然而近些年也有部分學者對這部法典所創造的神話表示了懷疑，認為法典僅僅繼承了傳統的私法概念，并未重寫有關財產、契約和侵權行為的法律，所謂支撐整部法典的“三大支柱”即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錯責任只不過是19世紀的學者對法典所作的解釋。[2]這些質疑立刻引起中國法學界的關注和共鳴，使得民法典編纂進程中原本就已經存在的過分倚重《德國民法典》而輕視《法國民法典》現象更加變本加厲。那么，對于一部經歷了200年風風雨雨的法典，我們究竟應該怎樣來評價它呢？本文試圖將《法國民法典》置于歷史大背景中進行考察，通過對《法國民法典》與革命、傳統和發展關系的分析，揭示這部法典是如何適應時代的需求而成長變化的。

一、革命與《法國民法典》

大革命前的法國雖然是歐洲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卻并不存在“法蘭西法”的概念。[3]當時的法國以盧瓦爾河為界被劃分為兩個法律區域：北部習慣法區和南部成文法區（即羅馬法區）。習慣法地區的民事法律制度是分散而粗陋的，盡管從1454年查理七世頒發《蒙蒂?勒?圖爾敕令》開始，各地有了官方的習慣法匯編，大大限制了地方性差異，但各地習慣法之間事實上的差異仍然非常明顯。[4]而且由于商品經濟的逐漸發展，羅馬法關于債權的許多規則也逐漸為北部地區所接納。成文法地區的民事法律制度雖然以查士丁尼的《國法大全》為主要淵源，但此時的法國遠非昔日的羅馬帝國，羅馬法只是被當作習慣法加以使用，南部各高等法院（巴力門）往往按照當地條件來解釋和適用羅馬法，[5]經過長期適用的羅馬法規范或多或少都參雜著習慣法、教會法的影響。

王室法令在中世紀后期逐漸發展起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法國法的統一。但王室法令的調整范圍是有限的，在16世紀之前基本上只涉及公法領域，如稅收和公共財政、軍事制度、司法和行政組織、宗教儀式等問題，私法主要還是由習慣法調整，16世紀以后王室法令才開始涉及私法領域。[6]然而，王室法令的發展遠遠未能達到為法國提供一個統一的法律秩序的程度。直到大革命前夕，多種法律并存仍然是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伏爾泰曾經這樣嘲諷和批評當時法國的法律狀況：“此事在這個村莊是正確的，而在另一個村莊卻變為錯誤的，難道說這不是一樁荒唐可笑而又令人畏懼的事么？同胞們不是在同一的法 律之下生活，這是多么奇特的一種野蠻狀態！??在這個王國里，每當你從一個驛站到另一個驛站就出現這種情況：在每次換乘馬匹的時候，[適用的]法律也就變了。”[7] 大革命前的法國民事法律制度不僅缺乏統一的規范，而且內容充滿了等級特權色彩。第一等級僧侶雖然只有10 多萬人，卻占有法國10%的最好土地；第二等級貴族約有40萬人，占據了全國25%的土地；第三等級資產階級、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平民占全國人口的98%，其中農民人口最多，占總人口的90%，但他們所占有的土地只占全部耕地的30-40%，絕大多數農民都缺少必要的土地甚至根本無地可耕種，只能充當第一、第二等級的佃農。與第一、第二等級占有大量土地卻被免除各種封建義務的特權相反，第三等級雖然所占土地稀少，卻不僅要承擔繁重的勞役，而且要承擔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包括對國家交納的財產稅、軍役稅、鹽稅，對教會交納的什一稅，對領主交納的地租、磨坊稅、爐灶稅、釀酒稅、橋梁通過稅等。第三等級中的資產階級雖然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財產，但其經濟權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其政治權利更是與其經濟地位不成比例。這種不平等的民事法律制度是無論如何不能令第三等級滿意的。

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不僅摧毀了波旁王朝的封建專制統治，而且以空前的速度和態勢徹底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秩序，試圖建立一種如同狄德羅、伏爾泰、盧梭所描繪的啟蒙主義社會圖景：“在那里，人是一種理性的、可以自己負責的創造物，自出生之日便獲得了關于良心、宗教信仰和經濟活動的自由的不可割讓的權利。人們無需再與舊制度的那個中間身份集團打交道，而只和國家本身發生聯系。這個國家有義務通過它的立法把公民從封建的、教會的、家庭的、行會的以及身份集團的傳統權威中解放出來，并賦予全體公民以平等的權利。”[8]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法國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的“中間法律”(intermediate law)[9]以廢除封建特權和人身依附關系。1789年8月4-11日，制憲會議頒布了《八月法令》，宣布永遠廢除封建制度，廢除僧俗貴族身份及其特權，明確廢除封建的人身義務、狩獵和鴿舍特權、領主法庭、什一稅、貴族免稅特權、買賣官職等制度。1789年8月26日，制憲會議頒布了著名的《人權宣言》，譴責一切形式的封建特權，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人人都具有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的權利。1793年雅各賓派掌權時，又制定了一系列法令，較徹底地解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這些法令規定：將收歸國有的教會和逃亡貴族的土地分成小塊出售給無地或者少地的農民；將領主在200年內從農村公社奪取的土地歸還農民；廢除農民對地主的一切封建義務和地主的特權。另外，“中間法律”還在契約法和婚姻家庭法領域進行了革命：取消國內關卡和行會制度，實行貿易自由、協議自由，廢除職業限制；實現婚姻世俗化，承認離婚自由，限制親權，擴大子女的婚姻自主權。

然而，“中間法律”畢竟只是過渡性的，法律不統一現象并未得到解決，尤其在私法領域，習慣法仍起著主導作用。而在法國資產階級看來，不同地方的居民按照不同的習慣法生活本身就意味著一種封建特權，[10]因為習慣法的存在在很大程度是與封建領主的司法特權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單單廢除封建制度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一個符合法國資產階級理想的全新的法律體系，而私法領域的最終目標則是制定一部統一的民法典。大革命爆發之初，制憲會議于1790年7月5日的會議上宣布：“立法機關將檢討和改革民事法律，并制定一部易理解的、明確的、符合憲法的法律之總法典。”[11] 1791年《法蘭西王國憲法》則明確規定要制定一部“全王國共同的民法典”，為法國制定統一的民法典提供了憲法依據。然而，大革命方興未艾，政權更迭過于頻繁，統治集團不得不將主要精力集中在那些急需解決的政治、軍事、經濟和社會問題上，加上各利益集團都希望未來的民法典能夠充分反映自己的利益，因此，在民法典編纂問題上難以形成統一的意見，法學家岡巴塞萊斯(Cambaceres)于1793、1794和1795年提出的三個民法典草案都以“太長”、“太哲理化”或者“缺乏革命性”為理由被否決。[12] 1799年，拿破侖當選為第一執政，開始了法國法制史上至關重要的執政府時代(1799-1804年)。1800年，拿破侖任命包塔利斯(Portalis)、特朗舍(Tronchet)、比戈?德?普勒阿默納(Bigot de Preamenau)和馬勒維爾(Maleville)四名法律家組成民法典起草委員會。該委員會以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了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草案完成后，首先被送交最高上訴法院和上訴法院征求意見，然后提交參政院和立法議會審議。在立法議會審議時，草案遭到強烈反對。拿破侖隨即改組了立法議會的構成，改變了立法程序，將草案分成36個單行法（相當于民法典的36章）提交立法議會依次通過。1804年3月21日，立法議會通過一項法令將這36項單行法合并為一部法典，宣布《法國民法典》正式施行。該法令還同時廢除了與民法典相沖突的其他法律淵源，其第7條規定：“羅馬法、王室法令、共同習慣法或各地習慣法、其他慣例或者立法從此一概失效，如果其內容已經構成民法典的組成部分。”[13] 上述過程表明，《法國民法典》的制定本身就是大革命的結果，統一私法完全是大革命的根本目標之一。如果沒有大革命，國家主權沒有從君主轉向代議制立法機關，制定這樣一部統一的民法典是不可想象的。

作為大革命的成果之一，《法國民法典》在內容和形式上必然具有相當強的革命性。后世法學家普遍認為，這部法典確立了近代民法的自由與平等、所有權無限和契約自由等基本原則，從而開創了自由資本主義民法的“新紀元”。

關于自由與平等原則，法典第8條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14]這一條文雖然簡單，在今天看來并沒有過人之處，然而，相對于封建時代民事權利取決于人的身份這一點而言，這一規定已經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了。法典第7條規定：“民事權利的行使不以按照憲法取得并保持的公民資格為條件”。換句話說，民事權利的行使完全獨立于政治權利，這同樣體現了立法者對于民事權利平等的追求。第488條規定：“滿21 歲為成年；到達此年齡后，除結婚章規定的例外外，有能力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為。”這說明，除個別例外外，每個成年人都能夠以自己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民事權利，其意志是自由的。

關于所有權無限制原則，法典最典型的表述是第544條：“所有權是對于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不在此限。”這一所有權概念明顯承襲了羅馬法的相關制度，所不同的是它特別添加了“絕對”、“無限制”等前綴，這些字眼強烈地表明了立法者對于資產階級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收益和處分所有物的基本愿望的肯定。雖然條文后半段還是加了一個限制，但這種限制是非常有限的，必須以法令明確禁止為前提。也就是說，凡是法律未明確禁止的行為，所有權人皆可以為之。第545條進一步強調：“任何人不得被強制出讓其所有權；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補償時，不在此限。”這一條文強調的是對私人所有權的保護，出讓所有權必須基于所有人的同意，除非是出于公共利益，并且得到了公正和事前的補償，任何人的財產都不得被強制征收。

關于契約自由原則，法典第1101條規定：“契約為一種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數人對 于其他一人或者數人負擔給付、作為或不作為的債務。”明確了當事人的合意為契約的基礎，沒有合意，就不會產生債的后果。法典第1109-1117條詳細規定了“同意”的各種有效條件，凡由于錯誤、脅迫或者欺詐而形成的同意均不構成有效的同意，充分肯定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一旦當事人之間基于合意達成了一項契約，這項契約就必須得到徹底的履行，非經當事人的一致同意不得變更或者廢除，所以第1134條進一步規定：“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

應該承認，上述原則并不完全是《法國民法典》的創造。在羅馬法的相關制度中，在古典自然法的理論中，在啟蒙思想家和17、18世紀法國私法學家的學說中，在大革命后頒布的“中間法律”中都可以看到類似的表述。然而，將它們用簡潔明了的語言表述出來，系統地規定在一部法典中，并在法典中貫徹這些思想，使之成為法典的基本原則，這不能不說是《法國民法典》的重大創舉。這些原則徹底否認了以等級身份決定財產分配和相關權利的封建民事法律傳統，將人從封建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使人成為真正自由的人、平等的人、能夠以自己的行為實現自己意志的人，確立了私法自治、意志自由的近代民法傳統。當然，這些思想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國民法典》的基本原則，并不僅僅是某個立法者的個人愿望，而是那個時代的基本要求，是“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預”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精神的體現，是發展資本主義的需要。

《法國民法典》在形式上也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如前所述，用法典化的形式來統一私法本身就是大革命的根本目標之一。鑒于封建時代的法律過多、過于復雜化、容易為專業人士所控制，法國的理性主義者設想，人類應該以理性為基礎制定明確清晰、邏輯嚴密和體系完整的法典，每個公民通過法典就能預知自己和他人的行為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從而做出正確的選擇。[15]立法者們吸取了革命前司法機關隨意解釋法律、干預立法從而引發司法擅斷和暴政的教訓，堅決否定司法機關的立法權，要求法官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去審理案件，“法官的作用僅限于根據條文的內容，選擇可適用的法典規定，并闡明其確切的含義。”[16]為了使法官不至于借口法律不清晰或者不完善而不得不解釋法律或者創制法律，就要求法典必須盡可能地明確、清晰和邏輯嚴密，并且用普通人都能理解的語言來表述，用普通人都能理解的結構來編排。因此，立法者為《法國民法典》設計的結構并非完全以法學家對私法關系的理解來安排，而是以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私法關系為視角進行編排的。它沒有總則，除了一個關于法律的頒布、效力和適用的序編（前6條）外，全部法典條文被劃分為3卷，分別規定了“人”、“財產以及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和“取得財產的各種方式”。從法學的角度看，這個結構當然不夠嚴密，尤其是其第3卷幾乎成了一個大雜燴，既有債，有繼承，有夫妻財產制，還有擔保物權、時效等規定，幾乎所有無法歸入前兩卷的內容統統被納入了第3卷。然而，這個結構無疑是貼近生活的，是方便普通人查閱和使用的。這也體現了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對立法的追求：“法律不要精微玄奧；它是為具有一般理解力的人們制定的。它不是一種邏輯學的藝術，而是像一個家庭父親的簡單平易的推理。”[17]當然也體現了第一執政拿破侖和第二執政岡巴塞萊斯的追求。拿破侖曾經設想它的民法典將像《圣經》一樣擺在家家戶戶的餐桌上，而岡巴塞萊斯則希望民法典是“一座結構簡單的大廈，它的壯觀在于它的勻稱；它的雄偉在于它的簡練。它堅如磐石因為它不是建立在流動的沙灘上，它將屹立在堅實的自然法世界，共和國純潔的土壤上。”[18]

二、傳統與《法國民法典》

雖然《法國民法典》是大革命的成果之一，但它絕不是一部激進的革命文獻，而是充斥著對傳統的繼承和妥協。實際上，它并沒有割斷歷史，而是在革命的基礎上對歷史和傳統的繼承和延續。這一點其實也是法典的締造者追求的一個目標。拿破侖曾經說過：“我們已經結束了大革命的傳奇，現在我們必須著手于它的歷史了，只需要在運用革命諸原則中那些現實的，切實可行的東西，不要那些純理論的，假設的東西。”[19]在拿破侖看來，革命原則是要貫徹的，但只需要從中繼承一些切實可行的做法就行了，關鍵是要有現實的、長遠的發展眼光，因此不能割斷與歷史的聯系。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也對割斷歷史的做法嗤之以鼻：“維持每一種不是必須毀滅的事物乃是有用的；法律應對社會習慣予以尊重，除非它們是邪惡的。我們的所作所為常常像是人類隨時都要走向終點和進行一個新的起步一樣，而沒有任何一代與下一代的溝通。”[20]包塔利斯也說過：“與其改變法律，還不如給公民提供一個熱愛舊法的新理由來得更加有用。??我們只是變更或者修改了那些與當前的秩序不再適應或經驗證明已經不大方便的部分。”[21]這些都說明，在法典起草者的心目中，革命與傳統并不是不可協調的；對于舊的法律傳統，只要是這個時代需要的，就應該繼承和肯定。

提到《法國民法典》對于傳統的繼承和妥協，人們很容易立刻聯想到它的婚姻家庭制度，也很容易聯想到拿破侖個人的婚姻經歷對于法典的影響。的確，法典中確立的婚姻家庭制度相對于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法律”而言是大大地后退了。比如，“中間法律”已經明確承認結婚和離婚自由，成年人不再從屬于親權，然而，法典卻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父權制家庭的傳統。第148條規定：“子未滿25周歲、女未滿21周歲，非經父母的同意不得結婚；父母意見不一致時，有父的同意即可。”這一規定清楚地表明，子女即便已經成年，其結婚自由也要受到父母的限制，尤其是父親的限制。關于離婚，法典也否認了大革命時期僅憑夫妻雙方在身份官員前作離婚表示即可離婚的制度，代之以有限的離婚自由。第229條規定：“夫得以妻通奸為理由，訴請離婚。”而第230條規定：“妻亦得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實行姘度的理由，訴請離婚。”可見，雖然通奸構成離婚的法定理由，但妻子若要以此為由訴請離婚卻不那么容易，只要丈夫不在家里實施通奸行為，妻子就永遠不能以通奸為由訴請離婚。關于夫妻財產制，法典的規定也遠離了公民權利平等的革命原則。法典第1421條規定：“共同財產由夫一人管理之。夫得不經妻的同意而出賣或讓與共同財產，或以之抵押。”不僅如此，連妻子的個人財產也由丈夫說了算，法典第1428條前兩款規定：“妻的一切個人財產由夫管理之。屬于妻的一切動產訴訟及占有訴訟，夫得單獨提起之。”這些規定使妻子不僅失去對個人財產和共同財產的管理處分權，同時還失去了財產方面的訴訟權。

我們可以指責《法國民法典》在婚姻家庭領域的保守甚至是倒退，全然喪失了財產法領域以及債法領域中隨處可見的自由、平等的革命精神。然而，如果我們回過頭去認真審視一下法國大革命的進程，便會發現，并非革命的一切措施和法律都是深得人心的，都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大革命時期的“中間法律”毫無保留地沒收了逃亡者的土地，使那些因為擔心害怕革命而暫時逃亡的貴族立刻投入頑固的保王黨陣營。強制性的遺產平均繼承制度雖然廢除了封建的長子繼承制，但卻使財產所有人喪失了遺囑自由。只要在身份官員面前宣布離婚意愿即可離婚的規定雖然保證了離婚自由，但卻使婚姻關系變得過分脆弱，很難維持家庭的穩定。這些做法當然走得太遠了，正如一位法國作者所評論的：“他們以為，借助理性，光 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無震撼地對如此復雜、如此陳舊的社會進行一場全面而突然的改革。這些可憐蟲！他們竟然忘掉了他們先輩四百年前用當時樸實有力的法語所表達的那句格言：誰要求過大的獨立自由，誰就是在尋求過大的奴役。”[22]正因為拿破侖看到了過激的革命往往會走向革命的反面，所以他才會斬釘截鐵地說“我們已經結束了大革命的傳奇，現在我們必須著手于它的歷史了”，才會傾向于用折中主義、實用主義思想來指導民法典的制定。

其實，不僅婚姻家庭法領域充斥著對傳統的妥協和繼承，即便是財產法和債法領域也并不是割斷歷史的全新創造，也有許多內容和原則是從傳統中繼承和發展而來的。這些傳統既包括習慣法、羅馬法、教會法和王室法令等在大革命前的法國各地實施的法律淵源，也包括17、18世紀在法國和歐洲大陸普遍流行的自然法思想，以及在此思想基礎上形成的私法學說。比如，關于所有權概念，羅馬法中已有“對所有物的完全支配權”的概念，中世紀注釋法學家們根據這一概念和羅馬法中的相關制度進一步總結出：“所有權是所有人除了受自身實力和法律的限制外，就其標的物可以為他所想為的任何行為的能力。”[23]法國18世紀著名私法學家樸蒂埃(Robert Joseph Pothier)則將所有權概念進一步表述為“是隨心所欲地處分物的權利。但這種權利不得侵害他人的利益和違反法律。”[24]這一概念顯然對法典所確立的所有權無限原則產生了重大影響。再比如，關于契約的效果，法典的表述相當簡潔而經典：“依法成立的契約，在締結契約的當事人間有相當于法律的效力。”而類似的表述在查士丁尼的《學說匯纂》中同樣依稀可見：“實際上，契約條款本身就已經規定了應該遵守的法律。”[25]說明《法國民法典》的經典表述也并非空穴來風。關于合意，樸蒂埃的看法是：契約的本質是同意，所以，（訂立契約時）當事人能夠作出同意是必要條件，基于錯誤的契約毫無疑問是無效的。[26]這樣的論述與前面所引《法國民法典》第1101條關于合意構成契約和1109-1117條關于合意有效條件的規定顯然也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民法典的規定更加詳細，措辭更加準確。而樸蒂埃關于“合意僅涉及構成合意目的之事物，而且僅在契約當事人之間有效”[27]的主張則被民法典第1119條進一步發展為：“任何人，在原則上，僅得為自己接受約束并以自己的名義訂立契約。”當然，民法典頒布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已經遠遠復雜于樸蒂埃生活的18世紀，所以，民法典在有限的條件下承認了為第三人利益訂立的契約。

從整體來看，關于已婚婦女的行為能力、夫妻財產制以及繼承規則等大都來自習慣法；所有權、債的一般規則、契約、嫁妝等制度基本上來自羅馬法；公民身份的確認、贈與、遺囑、證據等規則主要吸收了王室法令的相應規定；關于成年年齡、婚姻和抵押制度則較多地保留了大革命時期“中間法律”的規定。[28]另外，17、18世紀發展起來的法國私法學說也在很大程度上為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理論養分，尤其是多馬(Jean Domat)和樸蒂埃，他們致力于研究法國現行法律和羅馬法，為法國私法的統一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其名著《自然秩序中的民法》（多馬）、《債權論》（樸蒂埃）、《所有權與占有權》（樸蒂埃）等為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重要的學術基礎。如果拿《法國民法典》的條文與多馬和樸蒂埃的著作相比較，便會發現，“大約有2/3的條文與多馬和樸蒂埃的著作非常相似。這些相似幾乎在契約、財產和侵權行為領域的所有規定中都能看見。”[29]這種繼承對于民法典的制定是十分必要的，正如有的學者評價的那樣：“多馬和樸蒂埃的著作對革命前法國法律(l’ancien droit)的許多因素進行了綜合。而（民法典）對這些著作的廣泛運用則保證了民法中許多領域的連續性。”[30] 《法國民法典》對傳統的大量繼承是一個無法否定的事實，然而這種繼承決非毫無原則的照搬和抄襲，而是有所選擇和發展的。立法者僅僅選擇了他們認為19世紀初的法國需要的那些內容，并且以理性主義的觀念加以編纂。“有一點很清楚，當羅馬法與習慣法規則產生沖突的時候，立法者并無意要在兩者中尋求妥協辦法，而是根據那個時代的精神，去尋求更接近于理性和自然法的東西。”[31]如果僅僅因為它沒有割斷歷史，沒有在全部概念和制度上提供全新的東西，就否定它的革命性和歷史地位，甚至因此就斷言“《法國民法典》并沒有改變歷史”[32]，那也未免太苛刻了。古往今來，有哪一部法典是立法者憑空創造的？又有哪一部法典可以徹底割裂自己的傳統呢？《法國民法典》能夠成為近代民法的典范，成為19世紀大陸法系的一面旗子，足以說明它對傳統私法的繼承是符合19世紀市民社會的需求的。

三、發展與《法國民法典》

如果《法國民法典》始終保持1804年的樣子，任憑世事變遷而巋然不動，那它早就成為一件文物而進入博物館了。一部法典要想獲得持久的生命力，除了制定時要盡可能地考慮到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需求，考慮到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平衡，反映那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應該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展。《法國民法典》能夠歷經兩百年而不衰，靠的就是這種與時代同步發展、不斷更新修正的時代精神。200百年來，該法典已經過百余次的修改，其精神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據初步統計，至1999年，已全部或者部分修改條文855條，占全部條文的37.5 %；已全部或部分廢除的條文184條，占全部條文的8.06 %；新增條文456 條，占全部條文的20%。[33]從整體上看，變化最大的是人法，其509條條文中已有412條被全部或部分修改[34]，有60條被全部或部分廢止，新增條文291條。尤其是人法中有關離婚、親子關系、收養和親權的條文幾乎全部重寫。其次是第三卷“取得財產的各種方法”，其中債法的變化較小，而繼承和夫妻財產制方面的條文也大都重寫了。變化最小的則是第二卷“財產以及所有權的各種變更”，其195條條文只修改了35條，廢止和增加各1條。

如前所述，民法典所確立的自由與平等原則其實更多地體現在物權法和債法領域，至于婚姻家庭和繼承法領域則充滿了家長制的色彩和男女不平等的痕跡。然而，如果說19世紀初由于社會工業化程度還不高，傳統的家庭生活方式還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法國人尚能接受以男性為統治的家庭秩序和社會秩序，那么，隨著國際社會人權運動的發展，隨著法國經濟自由化的逐步實現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斷深入，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婚姻家庭和繼承法領域的男女不平等現象以及父母對子女的過多控制就受到越來越多的抨擊。因此，從19世紀末開始，立法機關就對民法典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使家長制色彩逐漸淡化，使自由和平等原則在婚姻家庭繼承法領域也得到確立。

關于夫妻關系，民法典原來的出發點是“夫應保護其妻，妻應順從其夫。”（第213條）。正因為妻子在法律上處于受丈夫“保護”的地位，所以，除少數例外場合外，妻子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受到丈夫極大的限制，如果沒有丈夫的參與或者書面同意，不得為贈與、轉讓、抵押和取得行為（第217條）。而1970年6月4日的法律將213條修改為“夫妻雙方應共同負責保證家庭道德與物質方面的事務管理，負責子女的教育并安排子女的未來。”[35]修改后的216條并且明確規定：“夫妻各方均有完全的權利能力，??”

關于夫妻財產制，民法典的修改也是大刀闊斧的。經過1965年7月13日和1985年12 月23日兩次全面修改以及若干次局部修改，第三卷第五編關于“夫妻財產契約與夫妻財產制”的近200條條文大都重寫了。現在，夫妻雙方可以約定采用共同財產制或者分別財產制，如無約定，則按照共同財產制來處理夫妻財產，夫妻雙方對共同財產均享有平等的管理和處分權，妻子對個人財產則可單獨行使管理和處分的權利。

關于親權，原來民法典373條規定：“父母婚姻關系存續中，親權由父單獨行使之。”1970年6月4日的法律則將其修改為：“父母雙方在婚姻期間，共同行使親權。”[36]親權的實質由原來維護父母對子女的控制，改為側重對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護，因此，原來那種父親因對子女的行為不滿就有權要求司法機關發出逮捕令以拘留其子女的規定（376-382條）被廢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教育性的救助措施，而且如果父母品行不端影響到對子女的教育和照管、使子女的健康和安全受到危害時，可以撤銷親權。

關于離婚制度，民法典原來只承認有限的離婚自由，協議離婚不僅有雙方年齡和婚齡限制，更得經有關親屬和司法機關的同意，而訴訟離婚則必須有法定的離婚理由，并且明顯偏向男性。1975年7月11日全面修改的民法典第一卷第六編關于“離婚”的法律則肯定了男女平等的離婚自由。夫妻雙方既可因共同請求或一方的請求離婚，也可因共同生活破裂而離婚，亦得因一方有過錯而離婚，總之，凡是不能維持共同生活，即可基于雙方或者一方的意思離婚，無需對方同意或者父母同意。

在物權法和債法領域，民法典原先的規定更多地體現了私法自治和意思自由的精神，因此，對所有權以及契約自由的限制非常有限、非常籠統。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化思潮的興起和泛濫，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日益加強。體現在民法領域，就勢必要求對個人所有權和契約自由進行適當的限制，以維護社會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法國民法典》的相關內容也順應這股社會思潮而有所改變。不過，與婚姻家庭法領域那種直接對法典條文進行修改或者重寫的做法不同，在物權法和債法領域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民事特別法和司法判決中，條文本身的變化很小。

關于土地所有權，民法典第552條第1款規定：“土地所有權并包含該地上空和地下的所有權。”雖然該條后兩款分別對地上和地下所有權作了進一步規定，有“但??不在此限”的限制，但這些限制是很抽象而概括的，缺乏具體和明確的內涵。然而，20世紀以來，土地所有權的這種上及天空、下及地心的絕對性被放棄了。1924年的一項法律規定，在不妨礙土地所有人行使其權利的情況下，飛機可以飛越任何私人土地的上空；1935年的一項法律規定，政府有權拆除一切妨礙飛行安全的私人建筑物；1919年的一項法律規定了采礦的特許制度，土地所有人已不能隨意開采自己土地下面的礦藏了。

關于契約自由，法典原來的規定完全體現了當事人意思自治，然而，經過修改、特別法的制定及法院的解釋，現代法國的契約自由已經是一種有限的自由了。不僅是否訂立契約、與誰訂立契約、如何訂立契約等不再完全基于當事人的意思，而且契約的解釋和履行也要結合社會公平和正義來考慮。首先，大量強制性契約的出現，表明當事人的同意已經喪失了絕對性。如1971年的一項法律要求汽車駕駛員、建筑人員、公證人、法律顧問等必須與當事人訂立強制保險契約；1972年的一項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拒絕雇傭某人，是“基于其出身，或基于其屬于或不屬于某一種族、某一民族、某一人種及某一特定宗教”等，將受到刑事制裁。[37]其次，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官可以直接修改契約條款，使之更加公平。如1985 年10月11日修改以后的民法典第1152條第2款規定：“在原約定的數額明顯過高或過低時，法官可以，甚至得依職權，減少此種違約金之數額，任何相反之條款規定均視為未予訂立。”另外，1991年修改后增加的民法典1244-1條規定：“法官考慮到債務人的狀況以及債權人的需求，得判令推遲或者分期清償所欠款項，期間以2年為限。”這表明，契約一經合法訂立就必須嚴格履行的傳統觀念也發生了變化。

關于侵權行為，民法典只有5條原則性規定。19世紀的學者往往將注意力集中在其中的第1382條：“任何行為致他人受到損害時，因其過錯致行為發生之人，應對該他人負賠償之責任。”這是過錯責任原則的典型表述，而其他4條條文都被看作是對這一條文的補充。一般情況下，行為人只因自己的過錯行為對他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如果損害是由自己照管的人（如子女、雇員、學生和學徒等）或者物（包括動物和建筑物）造成的，也要負賠償責任。這仍屬于過錯推定，因為負責人如果能夠證明他也無法防止損害結果的發生，便可免除責任。因此，從本質上說，民法典確立的是過錯責任原則。然而，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危險作業的增多，一味強調行為人的過錯是責任的基礎，并且要求受害者證明行為人的過錯以及與損害間的關系，顯然不利于對受害者的公平保護，在很多情況下也不現實。因此，19世紀末以來，學者和法官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第1384條第1款的規定上：“任何人不僅對自己的行為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而且對應由其負責之人的行為或由其照管之物造成的損害負賠償責任。”法院在許多判決中對這一規定做了擴大解釋，確立了交通事故、機器爆炸、產品瑕疵責任人的嚴格責任。法國最高法院在1930年2月13日做出的判決中認定：民法典1384條第1款確立了責任推定制度，除非物的照管人能夠證明損害的發生系因意外事故、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歸因于其個人的外在原因造成的，否則他就必須對該損害負賠償責任。[38]1991年3月29日，最高法院根據民法典第1384條第1款做出判決，承認了因他人的行為而產生的一般侵權責任，以區別于根據該條其他各款所確認的父母對子女、雇主對雇員、教師對學生、師傅對學徒的侵權行為所應承擔的特殊責任。[39] 如果我們稍加留意便會發現，《法國民法典》以上兩個領域恰恰朝著兩個不同的方向發展：婚姻家庭和繼承法領域的改革使人們越來越多地獲得平等和自由，而物權和債法領域的改革卻使人們越來越多地受制約、擔責任。其實，這不僅僅是《法國民法典》的發展方向，也是其他許多國家民法共同的發展趨勢，《德國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甚至英美國家的相應法律部門也有同樣的變化。這說明19世紀的經濟自由主義更多地影響了財產法和債法，對婚姻家庭法的影響是有限的；而20世紀的社會化思潮則影響了民法的各個領域。一方面，婚姻家庭和繼承不再僅僅是家庭內部的事務，也反映了全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因此，家庭成員在家庭中也應該像在社會中一樣平等和自由；另一方面，行使所有權和債權也不再是個人的事務，還應該考慮到整個社會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因此，權利人在充分享受權利的同時，也應當受到法律的相應約束。

四、結論

《法國民法典》實施至今已經200年了。關于這部法典的解釋、評論、褒揚以及批評都從未間斷過，盡管大家都試圖使自己的結論盡可能地符合立法者的本意，然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重新回到《法國民法典》產生的時代，也永遠無法了解法典起草人的全部思想，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是法典本身。”[40]因此，我們不能僅僅因為立法者沒有表露過什么，就 推定它不存在。不錯，立法者是沒有明確總結過法典的所謂三大支柱或者原則，也沒有明確指出他們是按照自由主義思想或者革命原則來制定法典的。然而，我們分明從法典的條文里看到了這些原則和思想的痕跡，也從法典的運用和發展過程中、從它與其他民法典的對比中看到了它們。當然，我們也從中看到了法典與傳統私法之間的血肉聯系，并且看到它是怎樣隨著時代的腳步前進的。正因為如此，它成為全世界最長壽的民法典，也成為世界歷史上影響最深遠的民法典。

[1] 謝懷栻：《大陸法國家民法典研究》，《外國法譯評》1994年3期。

[2] James Cordley: Myths of the French Civil Co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 1994, P459.另見傅靜坤：《〈法國民法典〉改變了什么》，《外國法譯評》1996年1期。

[3] [日]大木雅夫：《比較法》，156-157頁，范愉譯，法律出版社1999。

[4]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147-148頁，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5] Andrew West: The French Legal System, London: Fourmat Publication, 1992, P17.[6] 同上，P13.[7] 轉引自[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152頁，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

[8] 同上，153頁。

[9] 即1789年大革命爆發到1799拿破侖全面立法之間的過渡時期的法律。前引The French Legal System, P20.[10] 前引Andrew West:The French Legal System, P21.[11] [法]弗朗索瓦?惹尼：《現代民法典編纂的立法技術》，鐘繼軍譯，載徐國棟主編《羅馬法與現代民法》第2卷，174頁，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12] 前引Andrew West: The French Legal System, P25.[13] 同上。

[14] 《法國民法典》有三個中譯本。一為李浩培等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一為馬育民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年版；一為羅結珍譯，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李譯本反映了1804年頒布時的原貌，另兩個版本都體現了法典的修改情況。本文引用法典條文如未特別說明，皆為李譯本。

[15] 封麗霞：《法典編纂論——一個比較法的視角》，214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16] [美]梅利曼：《大陸法系——西歐拉丁美洲法律制度介紹》，33頁，顧培東等譯，知識出版社1984。

[17] [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下冊，298頁，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82。[18] [美]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147頁，李靜冰、姚新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19] 轉引自由嶸主編：《外國法制史》，27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20] [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較法總論》，165頁，潘漢典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21] See James Gordley: Myths of French Civil Co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 1994, P460.[22] [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179頁，馮棠譯，商務印書館1992。[23] 周枏：《羅馬法原論》，上冊，299頁，商務印書館1994。

[24] 轉引自何勤華：《樸蒂埃與〈法國民法典〉》，《外國法譯評》1996年1期。[25] [意]桑德羅?斯奇巴尼選編：《民法大全選譯?債?契約之債》，166頁，丁玫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

[26] 同注24。[27] 同上。

[28] 由嶸主編：《外國法制史》，27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29] James Gordley: Myths of French Civil Cod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 42], 1994, P460.[30] Catherine Elliott & Catherine Vernon: French Legal System, London: Longman 2000, P5.[31] Robinson: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Legal History, Abingdon Oxon: Professional Books 1985, P434.[32] 傅靜坤：《〈法國民法典〉改變了什么》，《外國法譯評》1996年1期。

[33] 條文修改的數據系筆者對比三個中譯本統計得出。《法國民法典》的修改一般不改變條文的編號和數量，已經廢除和修改的條文都保留原來的編號，新增的條文則附在最接近的條文后面，作為分條編號，如第21-1條、第21-2條。但1975年7月9日的修改增加了2條，使條文總數由2281條增加到2283條。

[34] 有的條文曾多次被修改，如第225條關于再婚的規定已被修改5次。[35] 以下所引修改后的條文均見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

[36] 該條現編號為372條，并由1993年1月8日的法律重新修訂補充。[37] 參見尹田編著：《法國現代合同法》，36-37頁，法律出版社1995。[38] 張民安：《現代法國侵權責任制度研究》，173頁，法律出版社2003。[39] 同上，248頁。

[40] 傅靜坤：《〈法國民法典〉改變了什么》，《外國法譯評》1996年第1期。

第五篇：羅馬法對德國民法典和法國民法典的影響

羅馬法對法國法的影響：

法國也是接受羅馬法最早的國家之一。12世紀開始，有大批學者到波倫亞大學學習。大約在此后200年間，法國法學基本受意大利注釋法學派支配。法國效法意大利成立了許多大學，各大學均設法律系，羅馬法作為一門主課受到教師和學生的重視。16世紀人文主義法學派在法國崛起之后，法國對羅馬法的研究超過了意大利，取得了全歐領導地位。

人文主義法學派的研究活動，推動法國南、北兩大法律區域在接受羅馬法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同的發展程度。羅馬法對南部成文法區的影響繼續擴大，而對北部習慣法區，羅馬法原則也滲透到王室法院、地方法院的司法判決之中。當然，與南部地區不同，北部地區只是承認羅馬法的理論權威，接受其原則和精神，而不直接承認其效力。

盡管法國境內存在著大量的地方習慣法，此外還盛行著教會法，15世紀以后，人們大抵習慣于這樣一種法律生活：遺囑由教會法管轄，契約由羅馬法管轄。法國大革命后拿破侖民法典完全接受了優士丁尼法學階梯關于人和物劃分的體系，因襲優士丁尼《民法大全》地原則和制度。這部法典不僅在法蘭西帝國內部適用，而且成為其他許多歐洲國家制定法典的基礎。這部法典經過修改，直今仍為法蘭西共和國民法典。

羅馬法對德國法的影響：

德國歷屆皇帝都宣布羅馬法的效力遍及全國。從帝國法院至地方普通法院都適用羅馬法。凡受過羅馬法訓練的法官和律師，均依羅馬法工作。16世紀還形成了一種制度：法院對疑難案件的判決，事先要征詢大學法科師生的意見。法學家和職業法官們巧妙地將羅馬法同德國習慣法、地方法乃至教會法融合為一體，從而制定出一系列成文法典。

羅馬法對英國法的影響：羅馬法對英國法的影響是間接的，枝節的。衡平法就是英國法受羅馬法影響的重要表現，衡平法所依據的公平、正義原則，就是英國衡平法官參照的羅馬法原則，此外英國普通法中的契約原則、遺囑制度和信托規則均來源于羅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