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針對中國目前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談談你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針對中國目前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談談你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問：我國目前的城鄉差距有多大？

張正河：在我的學術活動和旅游中，接觸過很多來自國外的專家和游客，第一種情況是初次來中國，看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他們的評價是，中國擁有現代化的城市、豪華的賓館、完善的基礎設施、較高的生活水平，是一個發達國家，舊金山、洛杉磯、東京、倫敦、巴黎也不過如此。第二種情況是看了河南、山西、陜西、新疆及東北，吃住在縣城。在他們眼里，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第三種情況是在中國工作時間較長，對農村有較深認識，去過諸如甘肅、貴州、青海、內蒙古等地的農村，在鄉鎮、村莊體驗一段時間。他們認識到，中國是一個還很落后的發展中國家。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評價差異？是因為他們所體驗的地方不同。由此可見，中國城鄉間的差距還是很大的。

需關注差距進一步擴大

問：從理論上該如何看待我國的城鄉差距問題呢？

張正河：增長極理論和非均衡發展理論表明，在某一時段內，特別是工業化階段，城鄉差距和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共同存在的現象。按照經濟理論，經濟發展過程中，城鄉差距總是先逐步擴大，然后縮小的。但如果這種差距過大，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政治、社會等諸多方面的矛盾。美國經歷了70年的努力，工農收入才趨向平衡。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鄉經濟基本處于一種非均衡的發展態勢，這種不均衡為打造國際化大都市，加快城市化、現代化進程打下了基礎。目前，我國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接近低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情況下，城鄉非均衡發展還繼續慣性推進，城鄉之間的差距以及農村內部的差距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就應該引起各方面的關注并著手解決。

中國城鄉發展失衡、差距日趨擴大，是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目前城鄉差距的表現是多方面的，不僅有收入水平之間的差距，更有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發展方面的差距，應給予高度重視。

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問：差距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張正河：這些差距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過程。近年來，在國家采取多種惠農措施的情況下，城鄉收入比例也還維持在3.21∶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貨幣因素，如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各種社會福利考慮在內，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

二是城鄉教育差距。城鎮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鄉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更重要的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學生輟學、流失現象也比較嚴重。

三是城鄉醫療差距。目前，全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只有10％多，8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近幾年，由于公共衛生供給短缺，醫療價格大幅度攀升，農村不少地方出現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

四是城鄉消費差距。農業生產資料價格高，生活資料的質量低，假冒偽劣橫行。從總體上看，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水平只相當于上世紀9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整整落后10年。

五是就業差距。城市勞動人口的登記失業率為5％，農村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沒有人計算得出，拋開進城務工的1.3億勞動力不算，留在農村4億勞動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

六是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不斷下降。由于我國城鄉之間以及城鄉內部在制度、市場和公共服務方面存在分割問題，在城市內被認定為的公共產品，可能在農村就不再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公共產品”具有了排他性，因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可以將其看作是個人收入。我國城鄉收入中對這部分個人收入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低估計的問題，城市較農村的低估計更大。

一般城鎮居民的個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此以外，還要有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果扣除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城鄉收入差距將會更大。

政策措施須有戰略眼光

問：該如何促使城鄉協調發展？

張正河：各種機會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收入不平等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而以起點和過程不公平為標志的機會不平等，卻折射出中國50多年來公共政策選擇上的偏差。

從2006年開始，國家用30—50年，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城鄉差距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也不會在一年兩年內縮小。想在這個問題上取得根本的成效，政策措施的制定和發展必須有長遠的戰略眼光。

希望政策具有連續性，如改變城鄉之間的逆向再分配，減免農業稅和各項雜費，逐步取消農民工進城務工的限制條件等，加強農村義務教育，完善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不斷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同時，通過加強基礎教育，加強職業技能培訓，不斷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就業能力等，這些都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中國： 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課題組

自１９７９年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以后，２５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取得了 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從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年均ＧＤＰ增長速度達到９．８％，１９９５年提前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的目標。２００３年，中國經濟總量突破１

１萬億元人民幣，中國的人均經濟總量超過１０００美元，標志著中國從低收入國家

進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但是，在經濟增長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把單純的經濟增長，特別是ＧＤ Ｐ增長作為發展的核心，客觀上對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重視不夠的現象，出現了城鄉

差距加大、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脫節、生態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的社

會問題。

中國政府對于經濟增長中出現的這些問題高度重視。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中國 政府又制定了快速、協調和持續發展的方針，特別是制定并開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開始注意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和人口的協調問題，開始注意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中國的“十五”計劃進一步提出了“以人為本”的思想。在２００３年召開的中國共

產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思想，強調

在發展中必須注意“五個統籌”：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本報告主要闡述近年來中國在發

展中所出現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現象，例如貧富差距、失業上升、教育發展、公共衛生、社會保障以及城市社會矛盾等問題，并介紹中國政府在解決這些問題，實

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問題

（一）貧富差距問題 改革二十多年來，在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隨著收入渠道多元化，收入格局多樣化以及改革的過程中對利益格局重新調整，貧富

差距不斷拉大已經成為我國當前社會經濟領域的一個焦點問題。

從基尼系數反映的情況來看：改革開放之前，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１９７８年 城鄉合計基尼系數為０．２強，從來沒有超過０．３１的水平；從１９９２年到１９

９８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從０．３７６上升到０．４０３。中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

基尼系數上升速度過快，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數據，１９８８年為０．３８２，根

據本課題組的數據，１９９４年為０．４３４，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為０．４５７

７。到２００３年，本課題組根據多項抽樣調查的數據，按照保守的估計，認為中國

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不低于０．５的水平，這應該是不為過的，從趨勢上看，還在進一步上升。而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資料：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世界上基尼

系數最高的１０個國家是塞拉利昂０．６２９，巴西０．６０１，危地馬拉０．５９

６，南非０．５９３，巴拉圭０．５９１，哥倫比亞０．５７２，巴拿馬０．５７１，津巴布韋０．５６８，智利０．５６５，幾內亞比紹０．５６２。從基尼系數看，中國已經快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從財富分布的情況來看，高中低收入戶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差距也有放大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統計，從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８年，中國最低和最高的２０％居民的

收入份額分別從６．２％和４３．９％變為５．９％和４６．６％。１９９８年，最

低和最高的１０％居民的收入份額為２．４％和３０．４％，后者是前者的１２．７

倍。從當前家庭財產總額的差距來看，最高的達到１５８．１萬元以上，相當于戶均

財產２２．８萬元的近７倍。而根據世界銀行統計，２０００年，城鄉高收入戶占總

戶數的２％，中低收入戶占１８％，低收入戶占８０％。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資料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世界上國內１０％最富人口占總收入比例最大的１０個國家是

巴西４７．９％，哥倫比亞４６．９％，津巴布韋４６．９％ 危地馬拉４６．６％，巴拉圭４６．６％ 智利４６．１％，南非４５．９％，巴拿馬４３．８％，塞拉 利昂４３．６％，萊索托４３．４％。而當時中國為３５．６８％，美國為２６．１ ％。

（二）貧困階層問題

貧困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國的扶貧工作取得很大 的成績，全國農村貧困人口由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億人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０００

萬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２００３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全球貧困大幅度減

少在許多方面歸因于中國經濟神奇的增長，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國的貧困人口減少１

．５億，如果沒有中國的貢獻，世界貧困人口反而會增加２０００多萬人。但是，中國的貧困問題面臨農村與城市的雙重挑戰。根據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 亞洲發展銀行組織的“中國城市貧困問題”課題研究，全國城市貧困人口約１４８０

萬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中國的農村扶貧開發》白皮書公

布全國農村貧困人口３０００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３％左右。

首先，絕對貧困人口仍然龐大，相對貧困問題日益突出；其次，貧困線標準相對 較低，各地貧困線標準各異；再次，農村貧困仍然嚴重；最后，城市弱勢群體貧困問

題日益突出。

（三）就業與失業問題

從就業的角度看，中國的基本國情主要有兩點：一是巨大的人口總量；二是巨大 的農村人口數量及其中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中國當前就業面臨來自城鄉的雙重壓力，即總量與結構的彼此困擾、新生勞力與失業人員的相互交織。到２００３年６月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７９５萬人，國有企業下崗職工３５６萬人，雖然“城鎮登記

失業率”為４．２％，但加上其他企業、農民工和大學生中未登記的實際失業人員，“城鎮調查失業率”超過了１０％。２００３年大學生的初次就業率只有５０％。進

入２１世紀以來，中國每年城鎮新增勞動力在６００萬左右，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

轉移壓力８００萬左右，下崗需要再就業的６００萬左右，再加上上一年下崗和待業

結轉的，每年需要就業的人數在２５００萬左右。在就業總量矛盾尖銳的同時，就業結構性矛盾也十分突出。一是求職者年齡結構 發生了變化，青年失業人員明顯增加。二是縣一級的就業問題突出。三是資源枯竭的

城市就業形勢嚴峻。

目前我國的就業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就業的挑戰加劇。這些挑戰主要來源于幾個 方面：

首先，體制轉軌過程中出現了大量企業富余人員。其次，歷史因素導致的落后的產業結構在世界范圍新技術革命的壓力下，必須進 行迅速的結構調整；結構調整和與之相關的技術進步在一定時期內也會產生大量下崗

失業人員。再者，中國農村存在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亟待轉移，這對城市就業也會產生一定 壓力。

最后，新生勞動力的增加。受到人口出生高峰的影響，“十五”（２００１－２ ００５）期間達到勞動年齡的新生勞動力較“九五”（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平均每

年多２９０萬人。

（四）教育發展不平衡問題 目前，我國的教育發展中最嚴重的弊病在于不均衡發展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 方面：區域之間的不均衡發展，區域內部的不均衡發展以及城鄉之間的不均衡發展。

從區域的角度看，我國的教育發展存在著東部強、中部中等水平、西部弱的由東 向西的三級梯度差。在三大區域內部，教育發展也表現出顯著的不均衡性，主要表現為教育資源集中 在少數省份和大城市。另外，我國經濟發展的城鄉差異不斷加大也導致教育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分配不均，農村與城市在教育發展方面嚴重不均衡。造成基礎教育非均衡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宏觀上說，是教育資源供給的總量性短缺的長期存在，不能充分滿足社會日益增

長的教育需求。在不同時期，不同發展水平地區主要表現為：滿足基本教育機會的資

源供給短缺，擴大和增加教育機會的資源供給短缺，接受高水平、高質量教育機會的

資源供給短缺。微觀上說，有的是歷史原因形成的，不同地區不同的歷史文化積淀；

有的是地理位置的差異形成的，沿海和內陸、城市和農村的差異；有的是制度政策上 的原因。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是中國國情的一個重要特征，而改革開放以來

以追求效率為準則的經濟梯次發展的資源配置方式又加劇了這種傾斜的幅度，使東部

與中西部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以經濟為標尺的教育發展水平差距越來越大。

（五）醫療與公共衛生問題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建立了一套獨特的醫療保障制度，在城鎮實行了勞保醫 療和地方財政負責的公費醫療，在農村基本上實行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但是１９８

０年代以來，隨著經濟體制的轉型，原有的醫療保障體制已經難以適應社會的迅速發 4 展，農村合作醫療體制基本已經完全崩潰，而城鎮公費醫療體系也困難重重。目前醫療保障方面出現了幾方面的顯著問題：

一是社會醫療保障總體水平非常低，但醫療費用居高不下。例如，１９９８年全 國人均衛生費用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３．４元增加到２８０元以上，增幅達到２０倍以 上。城鄉居民次均就診費用和住院費用也大為增加，全國次均診費為６３．１元，城

市比１９９３年增長２．７倍，農村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２．５倍；住院次均費用２３

８４元，城市比１９９３年增加１．５倍，農村增加１．４倍。二是在衛生服務資源投入和供給顯著增加的同時，醫療結構的服務效率卻逐年下 降。１９９８年全國醫院和衛生院門診總量為２１．３億人次，比１９９２年減少４

．４億次；住院人次４９９５萬，比１９９２年減少２２７萬。由于醫療機構人員迅

速增加，門診量減少，住院病人增加不多，平均每個醫生全年負擔診療人次和住院床

日數量均呈現下降趨勢。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０年相比，診療人次由１６８３下降到

１１７８次，住院床數由７６７次下降到５０６次，全國病床使用率由８０％下降到

６０％。醫院服務質量差，病人滿意度低，據中國消費者協會統計，醫療事故已經成

為消費者主要投訴熱點之一。

三是醫療保障體系的覆蓋面大為降低，１９９８年和１９９３年相比，自付醫療 費的比例由２７．２８％增加到４４．１８％，農村從８４．１１％增加到８７．４ ４％。

從原因上分析，城鎮公費醫療體系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１、國家和企業包攬過多，醫療費用攀升，各級財政難以承受，企事業單位不堪 重負。據統計，全國職工醫療費用１９７８年為２７億元，到１９９５年增至６５３

億元，１９９７年超過７７３億元，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的增長。２、由于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和合理的激勵機制，醫療機構和患者在利益驅動下 都來吃公費勞保醫療這塊“唐僧肉”，使醫療成本上升，效率低、浪費嚴重。３、醫療經費來源無保證，財政對公費醫療撥款與支出相距甚遠，難以彌補。勞 保醫療因企業經濟效益普遍不佳，名存實亡。因看不起病、報不了帳而上訪、告狀不

在少數，**迭起危害社會安定。

４、覆蓋面窄，非公有制企業職工沒有納入醫療保障體系，得不到基本醫療保障。因存在“雙軌制”，“搭便車”行為大行其道，使公費勞保醫療成了無底洞。加上

疾病模式的轉化、人口年齡的老化，藥品價格的上漲和檢測手段的更新等客觀因素，使醫療費用更加窘迫。

農村方面，由于合作醫療體系依賴于鄉鎮、村等農村集體經濟，實行家庭聯產承 包責任制度以后，這些組織對于農村經濟資源的控制相對削弱，財政能力下降，從而

使得合作醫療體系基本趨于瓦解。目前，９０％的農民事實上已經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體系。總體上看，以往醫療保障體制的缺陷主要表現在制度的風險共擔程度低，政府投 入不規范，缺乏投資效率，公平性差，對社會弱勢群體缺乏照顧。因此，建立適應新 的社會經濟條件的醫療保障體制已經迫在眉睫。

（六）城市化引發的社會矛盾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由于征地和拆遷引起了許多新的社會矛盾，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新隱患，有些社會矛盾還存在進一步激化的可能性。這方面的問

題又集中表現為兩類：農村征地引發的“失地農民”問題和城市拆遷引發的拆遷戶權

益保護問題。

１．農村征地開發引發的社會矛盾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的擴張和各地興起大辦開發區的熱潮，農民土地被 大量征用，但在征地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對農民的補償標準偏低又沒有配套的社會保障

措施、盲目上馬導致“征而不用”、“暗箱操作”而滋生腐敗、征地補償安置費分配

混亂等多方面的問題，從而成了基層農村社會矛盾尖銳化的導火索，有的地方基本利

益受到損害的農民甚至不得不采取集體上訪、訴訟等手段甚至一些過激行為來保護自 己。

“失地農民”的問題難以解決與經濟體制的轉型也有很大關系。據保守估計，目 前全國失地農民的數量超過２０００萬人，而且還將以大約每年２５０萬到３００萬 的數量增加。由于失去負載著農民就業和社會保障功能的土地，出現大批“種田無地，上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游民，成為“城市化浪潮中的新弱勢群體”。２．城市房地產開發引發的社會矛盾

在城市化進程加快和城市建設的快速發展中，房地產開發引起的拆遷、業主維權 等社會矛盾也開始突出起來。據統計，２００２年全國城市房屋拆遷總量超過了１．

２億平方米，接近當年房屋竣工面積的２０％。在城市改造中，由于拆遷管理工作不

到位、拆遷補償標準確定機制不完善、濫用行政裁決和強制拆遷的行政行為、適合被 拆遷人需求的中低價位房屋供應不足等原因，引起大量的群體性上訪事件甚至引發惡

性事件，對社會穩定造成嚴重影響。

與拆遷問題一樣，房地產的建設與銷售方面也出現了一些社會矛盾。從土地的角度來看，農村征地中的失地農民、城市改造中拆遷的居民和購買商品 房的業主的社會矛盾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他們都是因為土地功能的調整而程度不同地

成為權益受損群體。農民面對的是農業用地轉為非農建設用地的過程；城市居民面對 的更多是土地由居住用途轉變為商業用途或者是提高其原有利用率的過程。實質上是

作為稀缺的、不可再生資源的土地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升值利益的分配問題。近年來中國政府為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努力與對策

（一）消除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政府致力于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為縮小社會成員之間的貧富差距，國家提出 了一系列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實行西部大開發戰略；提出東北振興計劃；在農村加

大了扶貧開發的力度，增加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善貧困地區農民 的生產生活條件；在城鎮建立了全面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就業再就業的工作力

度；保障進程務工人員的權益。

（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扶貧攻堅計劃 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城市和農村的貧困問題，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的反貧困政策。１９９４年國務院制定了“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城市的反貧困政策包括：下崗、離退休職工養老社會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２０００年國務院分別下發了《

關于繼續做好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和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發放工作 的通知》、《關于切實做好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和國有企業下崗

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對城鎮下崗離退休職工的生活保障做了明確的規定。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 》提出，要加快建設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

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推進扶貧攻堅計劃取得明顯成效。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充分意識到反貧困任務的艱巨性。２００１ 年５月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提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提出，要繼續做好扶貧開發工作，解決農村貧困人口和受災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完善扶

貧開發機制和認真安排好災區和困難農戶的生產生活。

（三）加強管理和引導，努力改善就業環境 中國政府高度關注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十六大前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多次召開 就業和再就業工作會議，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出臺稅收優惠政策；各地政府也紛紛為

就業再就業工作做了大量工作。２００３年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 干問題的決定》提出，要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

者平等就業的制度。要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實施積極的就

業政策，努力改善創業和就業環境。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要求 改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

（四）加大教育投入，促進教育發展 教育資源供給短缺和教育資源配置失衡，是造成我國基礎教育非均衡發展的兩個 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中國政府對于促進教育發展的問題高度重視。１９９２年，中共中央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發展教育是實現我國現代化 的根本大計”。１９９７年，中共中央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深刻闡明：把實施科教

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２１世紀 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教育首次成了領先于經濟發展的“根本大計”。

為實現這一目標，國務院關于《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了義 務教育分區規劃、分步實施的發展原則，即：約占總人口４０％左右的城市及經濟發

展程度較高的農村在１９９７年前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占總人口４０％左右的中

等發展程度的農村在２０００年前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其余占總人口２０％左右 的經濟落后地區根據具體情況在２０００年分別要普及九年、五至六年及三至四年義 務教育。

針對地區間基礎教育發展不平衡，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２０００ 年６月，國務院發出《關于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提出實施“以縣為主”的

農村義務教育管理的新體制，強化縣級政府的管理責任，同時加大中央和省級政府對

困難地區財政轉移的支付力度，使上述問題有所解決。“十五”期間我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主要政策措施還有：

１、依法不斷增加教育經費，提高使用效益，保證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需求 ２、認真組織實施六項教育工程：素質教育工程、國家貧困地區義務教育工程、西部教育開發工程、教育信息化工程、一流大學及學科建設和２１１工程、高校高新

技術產業化工程

３、努力深化教育、教學改革，不斷增強辦學活力

４、不斷加強教師隊伍建設，努力提高教師和學校管理隊伍的水平５、大力進行人才培養結構調整，深化用人制度改革 ６、努力營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社會育人環境

７、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全面實施依法治教

（五）建立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隨著人口增加，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已經醫療技術和費用的不斷提高，醫療保障已 經成為世界各國的難題。中國政府在這方面也進行了相當多的改革和探索。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第十四界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社會統籌和個人帳戶相結合 的城鎮醫療保障體系。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建立城鎮基本醫療保障

體系的決定》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經過幾年努力，目前我國城鎮基本醫療體系已經基本建立。截至２００２年１０ 月底，全國大多數地區已經建立了基本醫療保險制度，覆蓋人口達到８６９１萬。按

照計劃，我國力爭在２０２０在覆蓋范圍上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保險。與此同時，農村也開始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障體制。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３日，國家衛生部、財政部和農業部３部門聯合發出了關于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意

見的通知，要求從２００３年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至少要選擇２到３個縣（市）先行試點，取得經驗后逐步推開。到２０１０年，實現在全國建立基本覆蓋農村居

民的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目標，減輕農民因疾病帶來的經濟負擔，提高農民健康水平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遵循自愿參加，多方籌資，以收定支，保障適度，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原則。農民以家庭為單位自愿參加，鄉（鎮）、村集體要給予資金扶持，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每年要安排一定專項資金予以支持。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２５日，民政部、衛生部、財政部又出臺了關于實施農村醫療 救助的意見。《意見》指出，政府將對患大病農村五保戶和貧困農民家庭實行醫療救 助。要求各地建立醫療救助基金，基金主要通過各級財政撥款和社會各界自愿捐助等

多渠道籌集。各級財政、民政部門對醫療救助資金實行專項管理，專款專用。

六 維護城市化過程中的社會公正和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 城市化中出現的失地農民、拆遷、業主維權本質上都是如何實現社會公正的問題，其中涉及到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尤其是對失地農民）、基層民主和社區建設（村 委會、社區居委會和業主委員會）、土地財產權和使用權的進一步明確、土地資源行

政配置和市場配置的關系、行政規劃和審批過程的透明和公開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

題。中國政府在這些方面都進行了積極的改革與嘗試，其中主要措施包括： １．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切實維護農民合法權益 ２００４年２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作為 中央１號文件印發實施。文件提出，要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各級政府要切實落實

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按照保障農民權益、控制征地規模的原則，嚴格遵守對非農

占地的審批權限和審批程序，嚴格執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要嚴格區分公益性用地和

經營性用地，明確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權和征用范圍。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補償機制，提高補償標準，改進分配辦法，妥善安置失地農民，并為他們提供社會保障。為貫徹中央１號文件精神，國土資源部正在積極配合中農辦起草中央關于改革和 完善征地制度的政策性文件；繼續深化征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抓緊修改完善《征地

制度改革試點總體方案》；配合國務院法制辦起草《土地征用征收條例》和修改《土

地管理法》。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國家發改委、國土資源部、建設部、商務部４部委以 “特急”件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發布了《清理整頓各類開發區的具體標準和

政策界限》。此文件的下發標志著開發區整頓到了關鍵時刻。據國土資源部介紹，目

前已基本剎住了亂設開發區“圈地”之風，各地停止了新設開發區和擴大規模的審批，初步遏制了違法亂批濫占耕地的勢頭。截至目前，全國共清理各類開發區（園區）

６０１５個，規劃面積達３．５４萬平方公里。現已撤消２４２６個、整合２９４個。

２．加強房地產市場規范和管理，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中國政府對于城市建設中出現的權益保護問題高度重視。國務院領導對城市房屋 拆遷問題十分重視，多次做出批示，要求下大力氣化解拆遷糾紛。２００１年７月，根據拆遷工作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對１９９１年發布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

》進行了修訂。２００３年９月，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國務院辦公廳先后發

布了《關于貫徹中央領導批示切實做好城鎮房屋拆遷中維護穩定工作的通知》、《國

務院辦公廳關于認真做好城鎮房屋拆遷工作維護社會穩定的緊急通知》。建設部結合上述通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及時完善配套政策。針對拆遷評估、行政 裁決不規范等問題，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先后下發了《城市房屋拆遷估價指導意見》

和《城市房屋拆遷行政裁決工作規程》，對于更好地保障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將起到

積極作用。

２００３年６月８日國務院頒布了《物業管理條例》從法律上明確規定了業主大 會／業主委員會、開發商和物業管理公司各自的權利和責任。隨后，建設部又頒布了

配套的《業主大會規程》。

近年來，針對經濟高速增長中出現的貧富差距、失業、貧困、教育發展不平衡、公共衛生保障體系薄弱等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協調的現象，中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措施和政策，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但是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區域發展不平衡、以及許多問題的長期積累，在實現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方面還需要長期持續的努 力。

２００３年，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把實現經濟社會 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統一起來，強調要按照“五個統籌”的要求推進改革和發展

。要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就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切實

改變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格局，在繼續搞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

督的同時，政府更要切實履行好社會管理和公共職能，把發展科技教育文化、促進城

鄉經營福利、提高人民生活健康水平、促進社會和諧安定作為重要任務做好。相信在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經過各級政府和全國人民的努力，一定 能夠更快的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

第二篇：談談你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認識

談談你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指人們對社會主義價值的性質、構成、標準和評價的根本看法和態度，是人們從主體的需要和客體能否滿足主體的需要以及如何滿足主體需要的角度，考察和評價各種物質的、精神的現象及主體的行為對個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的意義。社會主義價值觀分為兩類，一是社會主義一般價值觀，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思想保證和行動指南。強調以人為本,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基本內核。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構建和諧文化的根本。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凝聚人心。也就是只有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去做,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當代社會主義哲學社會科學家的重要課題。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中，馬克思主義為我們提供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提供了正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正確認識經濟社會發展大勢，正確認識社會思想意識中的主流與支流，才能在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看清本質、明確方向。江澤民同志指出：如果動搖了馬克思主義這個精神支柱，就會導致思想混亂、社會**，那將是黨、國家和民族的災難。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第一位的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始終嚴格地以客觀事實為根據，總是隨著時代、實踐和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是堅持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只有堅持用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教育人民，才能真正發揮馬克思主義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的作用，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成為我們的行動指南。這就要求我們把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自覺地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在堅持中發展，在發展中堅持，自覺做到兩個“堅定不移”、兩個“不能含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一點要堅定不移，不能含糊；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堅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這一點也要堅定不移，不能含糊。

理想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的靈魂所系。馬克思主義對理想問題作了科學闡述，把理想問題與人類歷史發展規律內在地聯系起來，使人們對理想問題有了更為科學的把握和自覺的認識。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崇高的理想，堅持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使崇高理想成為我們黨、我們民族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加強理想教育越來越具有重要意義。鄧小平同志曾指出：要有遠大的理想，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前進的勇氣和方向。“我們一定要經常教育我們的人民，尤其是我們的青年，要有理想。”江澤民同志指出：“在全社會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胡錦濤同志也指出：“理想信念，是一個政黨治國理政的旗幟，是一個民族奮力前行的向導”。理想是有層次的。對于共產黨人來說，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在現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全社會的共同理想。這個共同理想，既實在具體，又鼓舞人心，昭示了我們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再繼續奮斗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共同理想，集中代表了我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建設者、愛國者的利益和愿望，具有很強的廣泛性和包容性。這個共同理想，把國家、民族與個人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強調了國家要基本實現現代化、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人民要過上寬裕的小康生活，有利于調動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共同為之奮斗。這個共同理想，既體現了現階段黨的奮斗目標，又體現了黨的最終奮斗目標，要求共產黨員把為最高理想而奮斗同為現階段共同理想而奮斗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

第三篇：談談你對我國目前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哪些方面)現狀的認識

談談你對我國目前社會保障體系（包括哪些方面）現狀的認識？為什么說經濟社會越是發展，就越是要重視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商業保險與慈善事業等制度。

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中保障與保險混在一起。作為公民究竟有哪些權利，社會保障到底保障了人們的哪些權利，基本上是混亂的。哪些方面是應該由政府保障的，哪些方面應該由個人保障，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這樣就導致應該被保障部分的權利沒有被保障，不該由社會保障的卻花費了大量財力物力來保障。

其次，我國經濟社會正處于轉型與快速發展時期，什么樣的社會保障水平與什么樣的經濟生活發展階段相適應，以及如何適應，有關方面并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更沒有長期規劃和總體部署。這樣，經濟社會出現什么問題，就趕緊出臺相關政策，難免形成“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局面，臨時性政策多，長期性政策少，制度設計越來越復雜，執行成本越來越高，而政策效果卻往往不盡如人意，甚至導致不滿。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社會保障制度對于提高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發展也日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雖然整體經濟運行效率得以提高，但是社會就業、養老等問題也日趨突出，社會不穩定的風險也在增加。因此，構建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現行社會保障政策已成為當務之急。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新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這一制度所處的特殊國情和時代背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各種問題在所難免。社會保障制度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既不能落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否則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造成經濟與社會發展不平衡，民生問題突出；也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超出社會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我們的社會保障支出來自于國家財政收入，財政開支是多方面的，用于經濟、教育、科技、文化、衛生、行政管理、國防、社會保障、債務支出等。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稅收。用于社會保障的支出過多，必然導致入不敷出，加重大部分人的負擔，而養了一些懶漢。

因此，經濟的發展與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是相互促進的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發展的好，用于保障人民權利與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就越好，而社會保障制度發展的越完善，人們的生活保障就越完善，就會越來越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經濟社會越是發展，就越要建立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

第四篇：談談你對中國國家安全的認識

談談你對中國國家安全的認識？

近些年來，中國在對外關系中經歷了許多風浪，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關系摩擦不斷。惡化的原因來源于兩方面：臺灣的國家化和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不利于中國大陸的調整。這種分析的方法同時考慮了國際安全和國內安全。科索沃戰爭后，對于中國國家安全形勢的分析成為了熱點問題。一反原來重視經濟安全和經濟發展的主流思想，許多研究人員認為軍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處于緊迫的境地。撞機事件加強了這種觀點。這種研究方法把國家安全定位于國際安全的層面上，忽視了國內安全中的一些突出方面，例如經濟安全形勢仍很嚴峻，少數地區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仍然猖獗等等。

從國際安全的層面來看，我們面臨的軍事威脅和政治干預的可能性要少于經濟威脅和文化滲透。中美關系雖然因為美國執意建立國家導彈防御系統，追求所謂的“絕對安全”而顯得緊張，但兩國發生大規模沖突的可能性不大。中美兩國都是核大國，都不希望發生大規模的毀滅，其競爭自然集中在經濟競賽和軍備競賽，其沖突自然表現為地區摩擦和內部滲透。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不是戰略性的調整。發達國家在中國所擁有的經濟利益使他們也不愿意和中國搞的太僵，這一點有力的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在政治安全上，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從制度上加強了中國的自我保護能力。中國所推行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政治安全的保障；從軍事安全的角度看，中國所擁有的核力量和日新月異的國防現代化建設也使得別的國家不敢輕易的發動攻擊。中俄所建立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為中國的安全環境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但是，中國安全環境的改善主要是短期和中期意義上的改善，主要是指直接的軍事入侵沒有了，中國所處的軍事安全形勢中的不利因素主要包括臺灣尚未統一和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問題。

從國內安全的層面來看，中國經過50多年的發展，經濟發展獲得了豐碩的成果，社會文明的發展也不斷進步。中央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成效顯著，經濟發展持續穩定。由于堅持了“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思路，中國國內在改革過程中沒有走的過快，沒有出現大的動蕩。國內安全形勢處于不斷改善的進程之中。但是，這不能說國內安全是可以高枕無憂的。國內政治安全的問題主要是民族分離主義的問題和統一問題，和國際安全形勢中的某些負面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它們的解決變的更加棘手。腐敗也是一個嚴重威脅到政權生存的國內安全問題。國內文化安全除了西方文化的滲透之外，社會普遍出現的精神貧乏和認同危機是最大的安全問題。拿成績最大的經濟發展來看，也還是問題不少。中國經濟隨著改革進一步深入所暴露出來的許多結構性、體制性問題確實令人憂慮。

總之，中國的國家安全挑戰來自于國內和國際兩個層次，又往往結合在一起，使我們時時面臨著經濟發展與國防建設、國土主權與周邊環境等等困境的制約。在國際安全中的政治和軍事安全處于良好狀態的形勢下，我們的中心應該偏向于國內發展，用國內發展來促進國內安全和國際安全。國內發展是國內安全和國際安全的根本。運用有效的國際戰略，充分保持和發展良好的國際安全形勢是國家安全戰略的對外任務。而國內安全是國內發展的保障，只有加強政權建設，整頓經濟秩序，才能為國內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在處理涉及到國內安

全和國際安全相結合的問題時，需要外交內政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在維護好國內安全的同時，不引起國際安全環境的惡化。具體來說，就是要繼續發展與各國的友好關系，又及時提升自己的國防經濟實力，維護自己的應有權益，走國內發展與國際發展的統一之路。

第五篇：談談你對社會主義核心經濟體制的認識

談談你對社會主義核心經濟體制的認識

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肩負著民族復興的偉大重任有必要對我國社會主義核心經濟體制談談自己的看法和認識。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在黨的十五大上提出的。這是十五大在所有制結構問題認識上的重大突破。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和生產力發展狀況所決定的。

首先，堅持公有制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這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要求。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與按勞分配的基礎上，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多次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社會主義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 ”。“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

其次，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國情，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我國現在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的狀況短期內很難根本改變，生產力發展水平總體上還比較低，經濟發展狀況和人民生活水平，還遠遠落后于當代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我們必須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基本的實際出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是我們的根本任務。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同時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包括個體私營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等等，才能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才能更好地發展生產力。

再次，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決定的。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一切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所有制形式都應當充分發揮其作用。根據鄧小平理論，我們提出，判斷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歸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為判斷的標準。“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核心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時，需要發揮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作用，而不能以公有制為惟一的經濟形式，不能片面地追求統一的、單純的所有制形式。

實踐已證明，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對于生產力的發展是不可缺少的，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