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國稅收制度的建立和演變重點

新中國稅收制度的建立和演變

1949年建國初期，我國各地稅收制度很不統一。在一些老解放區，仍沿用革命根據地時期各自制定的征稅制度。在新解放區，為了及時開展城市稅收工作，按照“暫時沿用舊稅法，部分廢除，在征收中逐步整理”的原則，除了將舊政權不合理的苛捐雜稅以及為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服務的征稅規定加以廢除外，一般暫時沿用舊稅法。因此，當時全國各地實行的稅種不統一，同一稅種的稅率差別也非常大。如面粉稅，東北為8%，華東為25%；卷煙稅，華東為40%，華北為10%，東北為60%；煙葉在華北不征稅，而華東、中南都要征稅。至于各地區的完稅憑證和管理方法更是五花八門，很不一致。這種情況與全國統一的新形勢很不適應。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召開了首屆全國稅務會議，討論研究統一全國稅政，建立新稅制和加強稅務工作。會議根據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有關財政稅收的規定精神，制定了《全國稅政實施要則》，于1950年1月由政務院發布施行。《全國稅政實施要則》明確了統一全國稅收的要求，規定了全國統一的稅收體系和稅收立法權限，提出了加強稅收工作的制度措施。與此同時，政務院還公布了貨物稅、工商業稅等主要稅種的暫行條例和《全國各級稅務機關暫行組織規程》。這標志著我國新的社會主義稅收制度迅速建立起來。

隨著新的稅收制度的建立和貫徹執行，城市工商稅收收入也開始迅速增長。1950年上半年就達到了與公糧收入相等的地步，完全改變了以往國家財政收入主要依靠農村公糧收入的局面。1950年6月，針對執行中存在的問題，進一步調整了工商稅收，簡化合并了一部分稅種、稅目，調整了部分稅率，改進了征收方法，并在調整的基礎上修正了貨物稅、工商業稅等主要稅種的暫行條例，同時由財政部公布了這些暫行條例的施行細則，從而使我國新的工商稅收制度逐步趨于完備。

我國工商稅收制度建立以后，曾進行了多次調整改革，主要有1953年的稅制修正；1958年稅制改革，試行工商統一稅；1963年所得稅制的調整；以及1973年稅制改革，試行工商稅。這些改革基本上是在保持原有稅負的基礎上，實行簡并稅種、稅目，調整稅率，簡化征收辦法，使原來以“多種稅、多次征”為特點的工商稅

收制度逐步變為一種極為簡單的稅制。通過這幾次改革以后，我國國有企業只繳納一種工商稅，集體企業只繳納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兩種稅收。

1978年以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適應新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從1980年起，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公布了一系列涉外稅法。為了配合經濟體制改革，從1983年開始，有步驟地實行了國有企業利改稅，并改革了工商稅制。這次改革，是比過去歷次稅制改革的范圍都要廣泛得多、經歷的時間也長得多的一次全面的工商稅制改革。

經過10年稅制改革的探索，從1994年起，我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了新的工商稅制。新稅制遵循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簡化稅制和合理分權的原則。在流轉稅方面，以增值稅為核心，輔之以對非商品經營課征營業稅，對少數產品交叉課征消費稅。在所得稅方面，統一了不同經濟性質的內資企業所得稅，合并了內外個人所得稅。此外，新開征了土地增值稅，合

并、廢止和調整了其他一些稅種。與此同時，把中央與地方之間原有財政包干的收入分配體制，改變為在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基礎上的分稅制，以更好地調動兩個積極性。新的工商稅制，為完善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一個更加適合的稅收環境。

第二篇：新中國農業稅收制度的發展

新中國農業稅收制度的發展

一、新中國農業稅制度的初步建立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農業稅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根 據中央政府規定的原則和各地的具體情況，逐步建立健全農業稅的各項制度，適當減輕農民 負擔，促進農業生產發展。1950 年 6 月 15 日，根據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三次會議上提出的關于調整稅收、酌 量減輕民負的建議，政務院副總理陳云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提出了調整農業稅收的措施： 第一，只向主要農產物征稅，凡有礙發展農業、農村副業和牲畜的雜稅，概不征收。第二，為了照顧農村的經濟情況，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恰當地減輕農業稅并必須按照規定的標 準征收。第三，農業稅應當以通常產量為固定標準，對于農民由于努力耕作而超過通常產量 的部分不應當加稅，以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此后，財政部就此作出了具體規定。同年 9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公布了《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即日起施行。1951 年秋，西北、東北、華北大區重新頒布了農業稅暫行條例。根據《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的規定，新解放區的農業稅以戶為單位，按照農業人 口每人平均的農業收入計征。農業收入的計算，以土地的常年應產量為標準，以市斤為單位。不同來源的收入計算方法不同。每戶農業人口全年平均農業收入不超過 150 斤主糧者免征，超過者按照 3%至 42%（后來逐步調整為 7%至 30%—作者注）40 級全額累進稅率計征，的 農業稅地方附加不得超過正稅的 15%.荒地，以試驗為目的的農場、林場，經過縣（市）以 上人民政府批準的學校、孤兒院、養老院、醫院自耕的土地，機關、部隊的農業生產收入已 經向國家繳納生產任務的，可以免征農業稅。墾種荒地、輪歇地，可以定期免征農業稅。遭 受自然災害者和特別貧困者，經過批準可以減征、免征農業稅。為了建立健全農業稅制度，政務院、財政部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相關配套措施，包括《關 于農業稅土地面積及常年應產量訂定標準的規定》《農業稅災歉減免辦法（草案）、、》《農業 稅查田定產工作實施綱要》《受災農戶農業稅減免辦法》等。、在這一時期，農業稅負擔的基本政策是全國統一的。但具體的征收辦法，各地區不盡相 同。例如，在征稅對象方面，華北區以耕地為農業稅的征稅對象，耕地的計算單位為標準畝； 而其他地區則以土地收入為農業稅的征稅對象，收入的計算以土地的常年應產量為標準。又 如，在稅率方面，老解放區實行比例稅率，新解放區實行全額累進稅率。1951 年 6 月 21 日，政務院發布了《關于 1951

定》，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農業稅的平均稅率從1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到19%（黑龍江省）不等，西藏地區征收農業稅的辦法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自行規定。農業稅的納稅人為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稅對象為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園藝作物等類收入，以糧食作物的常年產量為基本計算標準。農業稅實行地區差別比例稅率，全國的平均稅率規定為常年產量的15.5%，縣以上人民委員會對所屬地區規定的稅率最高不得超過25%.對于個體農民可以按照應納稅額加征一至五成（缺乏勞動力、生活困難者除外）。此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經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可以隨同農業稅征收地方附加，附加率一般不得超過15%，最高不得超過30%.對于納稅人在山地上新墾植或者墾復經濟林木取得的收入，定期免征農業稅。對于納稅人從農業科研機關、農業學校進行農業試驗的土地和零星種植農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免征農業稅。納稅人的農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災害而歉收的；農民生產、生活還有困難的革命老根據地，生產落后、生活困難的少數民族地區，交通不便、生產落后和農民生活困難的貧瘠山區；革命烈士家屬、在鄉的革命殘疾軍人和其他納稅人，由于缺乏勞動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納稅確有困難的，經過批準，可以減征或者免征農業稅。

關于農業稅的負擔問題，財政部副部長吳波闡述了增產不增稅的方針，并明確提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各年的農業稅征收額將基本穩定在1958年征收額的水平上，不予提高。

1959年至1961年間，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財政部關于調整農業稅負擔的報告》時提出：農業稅的實際負擔率，即農業稅正稅和地方附加的實際稅額占農業實際收入的比例，全國平均不超過10%.同時確定，1961年農業稅征收額調減以后，穩定三年不變，增產不增稅。據此，全國農業稅征收額調減了44.4%，后來一直穩定不變。

在牧業稅方面，中央繼續明確實行輕稅政策，以扶持畜牧業生產的發展。196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西北地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紀要》，提出要繼續實行輕稅政策，取消草場稅，牧業稅的稅率應當控制在牧業總收入的3%以內。

三、改革開放后農業稅制度的調整

改革開放以后農業稅制度調整的主要內容，一是對貧困地區采取了大量的減免稅措施，二是逐步地建立了對于農業特產品征稅的制度。

1978年12月2日，國務院轉發《財政部關于減輕農村稅收負擔問題的報告》，規定從1979年起，在糧食產區，凡是低產缺糧的生產隊（包括大隊統一核算的單位），每人平均口糧在起征點以下的，可以免征農業稅。起征點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作出規定，并報國務院審批。

1979年11月9日，財政部在《關于加強農業財務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農業稅的征收額應當繼續穩定不變，增產不增稅。按照實行起征點的辦法，對部分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和社隊的農業稅減免，從1980年開始，一定三年不變。各地征收農林特產稅的范圍和稅率，毗鄰地區要在負擔政策上進行必要的平衡，以便更好地促進社隊開展多種經營。牧業稅也要貫徹穩定負擔、增產不增稅的政策。牧業稅的稅率，以省、自治區為單位，應當控制在畜牧業總收入的3%以內。

從1983年起，農業稅起征點辦法停止執行，并相應恢復因實行這一辦法而核減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農業稅征收任務。

1985年2月28日，財政部印發《關于貧困地區減免農業稅問題的意見》。文件規定，對于少數因自然和經營條件很差，解決溫飽問題又需要一定時間的最困難農戶，可以從1985年起給予免征農業稅3年至5年的照顧。對于生產和生活水平暫時下降，困難較輕的農戶，可以根據當年實際情況給予適當減征或者免征農業稅的照顧。

為了平衡農村各種作物的稅收負擔，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1983年11月12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對農林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若干規定》。根據這一文件，園藝收入、林木收入、水產收入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認為應當征收農業稅的其他農林特產收入，均屬農業稅的征稅范圍。

1989年3月13日，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林特產農業稅征收工作的通知》，決定從1989年起全面征收農林特產農業稅，并對征稅辦法作了若干改進。

1993年2月20日，國務院下發《關于調整農林特產稅稅率的通知》，對部分農林特產品的稅率進行了調整。

1994年，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以后工商稅制的第二次全面改革。在這次稅制改革中，農林特產農業稅與原產品稅、工商統一稅中的農、林、牧、水產品稅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稅的生豬、菜牛、菜羊）合并，改為征收農業特產農業稅（簡稱農業特產稅）。

1994年1月30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對農業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規定》，即日起施行。農業特產稅的納稅人為在中國境內生產農業特產品的單位和個人；征稅對象為國務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的農業特產收入；全國統一的稅目有煙葉產品、園藝產品、水產品、林木產品、牲畜產品、食用菌、貴重食品等7個，稅率從8％至31％不等，其他農業特產稅的稅率從5％至20％不等。農業科研機構和農業院校進行科學試驗取得的農業特產收入；在新開發的荒地、荒山、灘涂、水面上生產農業特產品的；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貧困地區和其他地區中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貧困農戶，納稅確有困難的；因自然災害造成農業特產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減稅、免稅待遇。

四、我國穩定農業稅政策的措施

為了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農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正確處理新時期的農民問題，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減輕農民負擔，中共中央、國務院和財稅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穩定農業稅收政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決定規定：國家的農業稅收政策不變。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即1996年至2000年），國家對農業生產不開征新稅種，國家規定的農業稅稅率不再提高。任何地方無權設立稅種，提高稅率，非法設立的稅種和擅自提高的稅率一律取消。農業特產稅必須據實征收，不得向農民下指標，不得按照人頭、田畝平攤。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不得重復征收。

200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做好當前農業生產工作的通知》，強調嚴禁違反國家稅收政策向農民亂攤稅賦，嚴禁強迫村集體和農民貸款上繳各種稅費。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地方，要認真領會和貫徹中央的政策精神，把減輕農民負擔作為改革的首要出發點，真正使農民在改革中得到實惠。

2002年2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農業部等部門報送的《關于2002年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意見》。意見中提出，要繼續執行禁止平攤農業特產稅的規定；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農業稅收“公示制”；強化減輕農民負擔工作責任；繼續抓好農民負擔的監督檢查，規范農業稅收征管，防止違反規定平攤稅收，落實好災區和貧困地區農業稅費減免政策。

五、農村稅費改革的起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減輕農民負擔要標本兼治。合理負擔堅持定向限額，保持相對穩定，一定三年不變；嚴禁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糾正變相增加農民負擔的各種錯誤做法，對違反規定的要嚴肅處理；逐步改革稅費制度，加快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的立法。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就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進行了明確：取消鄉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同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積極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當年將在安徽省試點，總結經驗后再行展開。

2001年3月24日，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進一步完善農村稅費改革的有關政策，包括合理確定農業稅計稅土地、常年產量和計稅價格，采取有效措施均衡農村不同從業人員的稅費負擔，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特別要減輕生產環節的稅收負擔），在不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妥善解決村干部報酬、村辦公經費、“五保戶”供養經費開支，妥善解決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義務工以后出現的問題，保障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認真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各項配套工作，包括改革和精簡機構、壓縮人員、節減開支，加大中央和省兩級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有條件的市級政府也應當安排一定的資金支持這項改革）；嚴格規范農業稅征收管理，建立健全村級“一事一議”的籌資籌勞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機制，妥善處理鄉村不良債務。

六、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逐步擴大

2002年3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于做好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確定了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范圍（其中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吉林、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國務院確定的試點地區；上海、浙江、廣東等沿海經濟發達省、直轄市，如果條件基本成熟，可以自費進行擴大改革試點）；規定了中央財政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包干使用的辦法。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做好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該意見指出，要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2003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2000年以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取得的成績，并提出在2003年這項工作要在總結經驗、完善政策的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推開。

2003年4月3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中央決定，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范圍推開，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全面推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以徹底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民增收為目標，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的分配關系，推動農村上層建筑的變革，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農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從財政部的統計數據來看，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稅收入逐步增加，農業稅收入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則呈逐步下降趨勢，農業稅負擔也呈逐步降低趨勢：從1950年到2001年，農業稅、牧業稅的年收入從19.1億元增加到285.3億元，增加了近14倍；農業稅、牧業稅收入占當年全國稅收總額的比重則從39.0%下降到1.9%，降低了37.1個百分點，降幅為95.1%.從1950年到2000年，農業實產量從2195億斤增加到9632億斤，增長了3.4倍；實征農業稅僅從270億斤增加到281億斤，增長了4.1%；實征農業稅占農業實產量的比重則從12.3%下降到2.9%，降低了9.4個百分點，降幅為76.4%。

第三篇：新中國農業稅收制度的發展

新中國農業稅收制度的發展

一、新中國農業稅制度的初步建立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農業稅制度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根據中央政府規定的原則和各地的具體情況，逐步建立健全農業稅的各項制度，適當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業生產發展。

1950年6月15日，根據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三次會議上提出的關于調整稅收、酌量減輕民負的建議，政務院副總理陳云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提出了調整農業稅收的措施：第一，只向主要農產物征稅，凡有礙發展農業、農村副業和牲畜的雜稅，概不征收。第二，為了照顧農村的經濟情況，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恰當地減輕農業稅并必須按照規定的標準征收。第三，農業稅應當以通常產量為固定標準，對于農民由于努力耕作而超過通常產量的部分不應當加稅，以鼓勵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此后，財政部就此作出了具體規定。

同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公布了《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即日起施行。1951年秋，西北、東北、華北大區重新頒布了農業稅暫行條例。

根據《新解放區農業稅暫行條例》的規定，新解放區的農業稅以戶為單位，按照農業人口每人平均的農業收入計征。農業收入的計算，以土地的常年應產量為標準，以市斤為單位。不同來源的收入計算方法不同。每戶農業人口全年平均農業收入不超過150斤主糧者免征，超過者按照3%至42%（后來逐步調整為7%至30%—作者注）的40級全額累進稅率計征，農業稅地方附加不得超過正稅的15%.荒地，以試驗為目的的農場、林場，經過縣（市）以上人民政府批準的學校、孤兒院、養老院、醫院自耕的土地，機關、部隊的農業生產收入已經向國家繳納生產任務的，可以免征農業稅。墾種荒地、輪歇地，可以定期免征農業稅。遭受自然災害者和特別貧困者，經過批準可以減征、免征農業稅。

為了建立健全農業稅制度，政務院、財政部陸續制定了一系列相關配套措施，包括《關于農業稅土地面積及常年應產量訂定標準的規定》、《農業稅災歉減免辦法（草案）》、《農業稅查田定產工作實施綱要》、《受災農戶農業稅減免辦法》等。

在這一時期，農業稅負擔的基本政策是全國統一的。但具體的征收辦法，各地區不盡相同。例如，在征稅對象方面，華北區以耕地為農業稅的征稅對象，耕地的計算單位為標準畝；而其他地區則以土地收入為農業稅的征稅對象，收入的計算以土地的常年應產量為標準。又如，在稅率方面，老解放區實行比例稅率，新解放區實行全額累進稅率。

1951年6月21日，政務院發布了《關于1951年農業稅收工作的指示》，其中將新解放區已經完成土地改革地區的農業稅的最低稅率和最高稅率分別調整為5%（提高了2個百分點）和30%（降低了12個百分點），將農業稅附加的最高附加率提高到20%（提高了5個百分點）。

1952年6月16日，政務院在《關于1952年農業稅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為穩定農民負擔，必須實行查田定產，依率計征，依法減免。

1953年8月28日，政務院發布了《關于1953年農業稅工作的指示》，指出從1953年后三年以內，農業稅的征收指標應當穩定在1952年的實際征收水平上，不再增加。

在牧業稅方面，中央人民政府沒有就牧業稅作出統一的規定，而是授權各有關省的人民政府自行擬定征收辦法，報請大區人民政府或者軍政委員會核準以后，轉報政務院備案。

二、新中國農業稅制度的統一和調整

1955年9月29日，中共財政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于兩年來農業稅工作情況和對今后工作意見向中央的報告》。該報告指出，應加強有關農業稅收政策的調查研究，積極準備起草農業稅法。

1958年6月3日，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九十六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即日起施行。國務院于同日發布了《關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農業稅平均稅率的規定》，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農業稅的平均稅率從1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到19%（黑龍江省）不等，西藏地區征收農業稅的辦法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自行規定。

農業稅的納稅人為從事農業生產、有農業收入的單位和個人，征稅對象為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園藝作物等類收入，以糧食作物的常年產量為基本計算標準。農業稅實行地區差別比例稅率，全國的平均稅率規定為常年產量的15.5%，縣以上人民委員會對所屬地區規定的稅率最高不得超過25%.對于個體農民可以按照應納稅額加征一至五成（缺乏勞動力、生活困難者除外）。此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經過本級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可以隨同農業稅征收地方附加，附加率一般不得超過15%，最高不得超過30%.對于納稅人在山地上新墾植或者墾復經濟林木取得的收入，定期免征農業稅。對于納稅人從農業科研機關、農業學校進行農業試驗的土地和零星種植農作物的宅旁隙地取得的收入，免征農業稅。納稅人的農作物由于遭受自然災害而歉收的；農民生產、生活還有困難的革命老根據地，生產落后、生活困難的少數民族地區，交通不便、生產落后和農民生活困難的貧瘠山區；革命烈士家屬、在鄉的革命殘疾軍人和其他納稅人，由于缺乏勞動力或者其他原因而納稅確有困難的，經過批準，可以減征或者免征農業稅。

關于農業稅的負擔問題，財政部副部長吳波闡述了增產不增稅的方針，并明確提出：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各年的農業稅征收額將基本穩定在1958年征收額的水平上，不予提高。

1959年至1961年間，我國國民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196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轉發《財政部關于調整農業稅負擔的報告》時提出：農業稅的實際負擔率，即農業稅正稅和地方附加的實際稅額占農業實際收入的比例，全國平均不超過10%.同時確定，1961年農業稅征收額調減以后，穩定三年不變，增產不增稅。據此，全國農業稅征收額調減了44.4%，后來一直穩定不變。

在牧業稅方面，中央繼續明確實行輕稅政策，以扶持畜牧業生產的發展。196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西北地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紀要》，提出要繼續實行輕稅政策，取消草場稅，牧業稅的稅率應當控制在牧業總收入的3%以內。

三、改革開放后農業稅制度的調整

改革開放以后農業稅制度調整的主要內容，一是對貧困地區采取了大量的減免稅措施，二是逐步地建立了對于農業特產品征稅的制度。

1978年12月2日，國務院轉發《財政部關于減輕農村稅收負擔問題的報告》，規定從1979年起，在糧食產區，凡是低產缺糧的生產隊（包括大隊統一核算的單位），每人平均口糧在起征點以下的，可以免征農業稅。起征點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作出規定，并報國務院審批。

1979年11月9日，財政部在《關于加強農業財務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農業稅的征收額應當繼續穩定不變，增產不增稅。按照實行起征點的辦法，對部分經濟條件差的地區和社隊的農業稅減免，從1980年開始，一定三年不變。各地征收農林特產稅的范圍和稅率，毗鄰地區要在負擔政策上進行必要的平衡，以便更好地促進社隊開展多種經營。牧業稅也要貫徹穩定負擔、增產不增稅的政策。牧業稅的稅率，以省、自治區為單位，應當控制在畜牧業總收入的3%以內。

從1983年起，農業稅起征點辦法停止執行，并相應恢復因實行這一辦法而核減的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農業稅征收任務。

1985年2月28日，財政部印發《關于貧困地區減免農業稅問題的意見》。文件規定，對于少數因自然和經營條件很差，解決溫飽問題又需要一定時間的最困難農戶，可以從1985年起給予免征農業稅3年至5年的照顧。對于生產和生活水平暫時下降，困難較輕的農戶，可以根據當年實際情況給予適當減征或者免征農業稅的照顧。

為了平衡農村各種作物的稅收負擔，促進農業生產的全面發展，1983年11月12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對農林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若干規定》。根據這一文件，園藝收入、林木收入、水產收入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認為應當征收農業稅的其他農林特產收入，均屬農業稅的征稅范圍。

1989年3月13日，國務院發出《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林特產農業稅征收工作的通知》，決定從1989年起全面征收農林特產農業稅，并對征稅辦法作了若干改進。

1993年2月20日，國務院下發《關于調整農林特產稅稅率的通知》，對部分農林特產品的稅率進行了調整。

1994年，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以后工商稅制的第二次全面改革。在這次稅制改革中，農林特產農業稅與原產品稅、工商統一稅中的農、林、牧、水產品稅目（不包括改征屠宰稅的生豬、菜牛、菜羊）合并，改為征收農業特產農業稅（簡稱農業特產稅）。

1994年1月30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對農業特產收入征收農業稅的規定》，即日起施行。農業特產稅的納稅人為在中國境內生產農業特產品的單位和個人；征稅對象為國務院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的農業特產收入；全國統一的稅目有煙葉產品、園藝產品、水產品、林木產品、牲畜產品、食用菌、貴重食品等7個，稅率從8％至31％不等，其他農業特產稅的稅率從5％至20％不等。農業科研機構和農業院校進行科學試驗取得的農業特產收入；在新開發的荒地、荒山、灘涂、水面上生產農業特產品的；老革命根據地、少數民族地區、邊遠地區、貧困地區和其他地區中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貧困農戶，納稅確有困難的；因自然災害造成農業特產品歉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減稅、免稅待遇。

四、我國穩定農業稅政策的措施

為了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關于農村工作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正確處理新時期的農民問題，維護農民的合法權益，減輕農民負擔，中共中央、國務院和財稅部門采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措施，其中重要內容之一就是穩定農業稅收政策。

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切實做好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決定》。決定規定：國家的農業稅收政策不變。第九個五年計劃期間（即1996年至2000年），國家對農業生產不開征新稅種，國家規定的農業稅稅率不再提高。任何地方無權設立稅種，提高稅率，非法設立的稅種和擅自提高的稅率一律取消。農業特產稅必須據實征收，不得向農民下指標，不得按照人頭、田畝平攤。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不得重復征收。

200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關于做好當前農業生產工作的通知》，強調嚴禁違反國家稅收政策向農民亂攤稅賦，嚴禁強迫村集體和農民貸款上繳各種稅費。開展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地方，要認真領會和貫徹中央的政策精神，把減輕農民負擔作為改革的首要出發點，真正使農民在改革中得到實惠。

2002年2月1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農業部等部門報送的《關于2002年減輕農民負擔工作的意見》。意見中提出，要繼續執行禁止平攤農業特產稅的規定；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地區農民負擔的監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農業稅收“公示制”；強化減輕農民負擔工作責任；繼續抓好農民負擔的監督檢查，規范農業稅收征管，防止違反規定平攤稅收，落實好災區和貧困地區農業稅費減免政策。

五、農村稅費改革的起步

1998年10月14日，中共十五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減輕農民負擔要標本兼治。合理負擔堅持定向限額，保持相對穩定，一定三年不變；嚴禁亂收費、亂集資、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糾正變相增加農民負擔的各種錯誤做法，對違反規定的要嚴肅處理；逐步改革稅費制度，加快農民承擔費用和勞務的立法。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就農村稅費改革的主要內容進行了明確：取消鄉統籌費、農村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取消屠宰稅，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辦法。

同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積極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當年將在安徽省試點，總結經驗后再行展開。

2001年3月24日，國務院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要進一步完善農村稅費改革的有關政策，包括合理確定農業稅計稅土地、常年產量和計稅價格，采取有效措施均衡農村不同從業人員的稅費負擔，調整農業特產稅政策（特別要減輕生產環節的稅收負擔），在不增加農民負擔的前提下妥善解決村干部報酬、村辦公經費、“五保戶”供養經費開支，妥善解決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義務工以后出現的問題，保障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認真做好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各項配套工作，包括改革和精簡機構、壓縮人員、節減開支，加大中央和省兩級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有條件的市級政府也應當安排一定的資金支持這項改革）；嚴格規范農業稅征收管理，建立健全村級“一事一議”的籌資籌勞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農民負擔監督管理機制，妥善處理鄉村不良債務。

六、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逐步擴大

2002年3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了《關于做好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確定了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的范圍（其中河北、內蒙古、黑龍江、吉林、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重慶、四川、貴州、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16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為國務院確定的試點地區；上海、浙江、廣東等沿海經濟發達省、直轄市，如果條件基本成熟，可以自費進行擴大改革試點）；規定了中央財政專項轉移支付資金包干使用的辦法。

2003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做好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意見》。該意見指出，要繼續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2003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十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肯定了2000年以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取得的成績，并提出在2003年這項工作要在總結經驗、完善政策的基礎上在全國范圍內推開。

2003年4月3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中央決定，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在全國范圍推開，這是深化農村改革、促進農村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全面推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要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黨的十六大精神，以徹底減輕農民負擔、促進農民增收為目標，理順國家、集體和農民的分配關系，推動農村上層建筑的變革，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相適應的農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

從財政部的統計數據來看，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農業稅收入逐步增加，農業稅收入占稅收總額的比重則呈逐步下降趨勢，農業稅負擔也呈逐步降低趨勢：從1950年到2001年，農業稅、牧業稅的年收入從19.1億元增加到285.3億元，增加了近14倍；農業稅、牧業稅收入占當年全國稅收總額的比重則從39.0%下降到1.9%，降低了37.1個百分點，降幅為95.1%.從1950年到2000年，農業實產量從2195億斤增加到9632億斤，增長了3.4倍；實征農業稅僅從270億斤增加到281億斤，增長了4.1%；實征農業稅占農業實產量的比重則從12.3%下降到2.9%，降低了9.4個百分點，降幅為76.4%。

第四篇：新中國教育方針的形成與演變

新中國教育方針的形成與演變

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據此制定的各項政策，保證了新中國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廣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貫徹落實教育方針，培養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學素質較高的勞動后備軍和大批德才兼備的建設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躍在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領域的骨干力量。

經過新中國成立60年的艱難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方針日益完善。廣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覺地貫徹落實教育方針，帶來了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體素質，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正確貫徹和落實教育方針，推動我國教育事業健康發展，必須明確教育事業的服務方向、人才培養的基本途徑、教育的總的培養目標，把握時代性，尊重教育規律，體現素質教育，堅持以人為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創了中華民族歷史的新紀元，也揭開了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新篇章。共和國成立之初，為了盡快改變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的狀況，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教育事業，把改造舊教育、建設新教育作為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務，順利完成了從舊教育向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轉變，確立了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明確了社會主義教育的方向。

教育方針的制定和落實，事關國家教育事業的興衰成敗。新中國成立60年來，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適應時代要求，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不斷調整和完善的歷史過程，體現了社會主義教育的性質，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對教育提出的基本要求。

新中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提出與形成

新中國成立后，培養什么樣的人的問題，成為教育事業面臨的首要問題。1949年9月，就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夜，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應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主義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為主要任務。”

為了貫徹這一方針，1949年12月，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明確了新中國教育工作的目的，即“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服務，為當前的革命斗爭與建設服務”。“兩為”作為我國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的具體體現，確立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教育的基本職能和作用。在這一教育方針的指引下，我們年輕的人民共和國卓有成效地接管和改造了舊教育，為創建新中國教育奠定了基礎。為落實這一教育方針，教育部分別規定了中小學教育的宗旨和任務，其他各級各類教育也根據教育方針相繼確定了各自的宗旨和發展的主要目標，我國教育事業逐步全面走上規范辦學的軌道。

從1952年開始，我國進入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與此相適應，我國教育也開始了由新民主主義教育向社會主義教育的過渡，教育中的社會主義因素不斷增長。1954年2月，周恩來在政務會議上提出：“我們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前進，每個人要在德、智、體、美等方面均衡發展”；《1954年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針和任務》中提出：“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應貫徹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為培養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者而奮斗。”

1956年，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全面轉入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使教育事業適應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對人才的急需，我國社會主義教育方針逐步明確提了出來。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重要論述將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思想貫穿于社會主義教育培養目標之中，形成了新中國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教育方針。這一方針對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發揮了持久的指導作用。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明確提出“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同時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后來概括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即“兩個必須”）。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冠以“教育方針”字樣對教育方針的表述。此后，人們將這一方針與1957年提出的教育方針結合起來，作為統一的教育方針加以貫徹，這就是1961年《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條”）中提出的“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一教育方針，以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國情及其教育活動為實踐依據，以黨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線為政策依據，繼承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教育總方針的優良傳統，為我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指明了前進的道路和發展的方向。這一方針于1978年正式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和據此制定的各項政策，保證了新中國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廣大教育工作者努力貫徹落實教育方針，培養了大批思想道德和文化科學素質較高的勞動后備軍和大批德才兼備的建設人才，造就了一大批活躍在國家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領域的骨干力量。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方針的發展與完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教育事業也進入改革發展的新階段。新時期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適應這一根本任務轉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方針得到了發展與逐步完善。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提出：“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共產主義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堅持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相結合,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這里提出的教育方針，是根據當時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總目標提出來的，也是總結新中國成立32年教育的經驗教訓提出來的。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培養青年、少年、兒童在品德、智力、體質等方面全面發展。”這對教育界撥亂反正、正本清源，恢復和發展教育事業，發揮了重要的導向作用。

1983年9月，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三個面向”成為新時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這一思想在以后制定的教育方針中得到明確體現。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還直接寫入了“三個面向”。這些重要思想的提出，充分適應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特征，在教育方針認識上實現了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到“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思想升華和歷史飛躍，在教育方針實踐中加強了教育與社會的聯系，促使教育主動適應現代化建設需求，按照現代化建設要求進行全方位改革。

20世紀90年代初，適應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教育方針的表述更加規范化。1990年12月30日，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提出：“繼續貫徹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方針，進一步端正辦學指導思想，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全面提高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思想政治水平和業務素質。”199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重申了這一方針。1995年3月，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沿用這一教育方針，但在文字上作了重要修改，除了在“建設者和接班人”前加上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外，還在“德、智、體”后加上了“等方面”，反映了在教育方針認識上的深化。至此，我國新時期的教育方針已完成了法律程序，寫進了教育的根本大法。

世紀之交，隨著素質教育的理論探討和實踐發展，我國的教育方針又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1999年，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以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都在人才培養中提出了“美”的要求。這樣，新時期的教育方針就表述為“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這一新的教育方針，確立了教育事業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方向，明確了教育培養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的目標，揭示了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人才培養根本途徑。這一新的教育方針,實現了新中國教育史上教育方針認識和實踐的歷史性轉變，促進了教育思想的大解放，開啟了教育方針認識和實踐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新時代。

1999年6月，江澤民在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必須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堅持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以提高國民素質為根本宗旨，以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德育、智育、體育、美育等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首次提出了教育“為人民服務”和“堅持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指導方針。2002年11月，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提出：“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2007年10月，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實施素質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對教育方針的內容進行了新的闡釋和豐富。

經過新中國成立60年的艱難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方針日益完善。廣大教育工作者更加自覺地貫徹落實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不斷深化教育改革，帶來了教育事業的蓬勃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整體素質，為國家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正確把握教育方針的基本內容與發展趨勢

教育方針是國家根據社會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在一定歷史階段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教育工作的根本指導思想和行動綱領。它是黨和國家教育工作發展的總方向，是教育基本政策的總概括。教育方針的制定必須回答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樣的人、怎樣培養人的根本問題。

第一，必須明確教育事業的服務方向，堅持“教育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為人民服務”。教育為現代化建設服務，是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方向。教育為現代化建設服務，一是應當自覺地服從并服務于現代化建設，二是發揮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基本功能，三是全面適應現代化建設對各類人才培養的需要，四是全面提高辦學的質量和效益。教育為人民服務，是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要求。就是要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教育需求，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

第二，必須明確人才培養的基本途徑，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是現代社會經濟和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教育不僅要與生產勞動結合，而且要與社會實踐結合，應與現實社會和現實生活有機結合。

第三，必須明確教育的總的培養目標，“培養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將全面發展思想寫入教育方針，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必須是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人才，明確提出了我國各級各類教育的培養目標。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正確貫徹和落實教育方針，推動我國教育事業健康發展，必須體現和把握以下思想特征和發展趨勢。

一要把握時代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教育方針適應時代要求實現了三次根本性的轉變：

（一）1是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教育向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的轉變；2是實現了由“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向“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轉變；3是實現了教育為計劃經濟服務向為市場經濟服務的轉變。教育方針的制定應鮮明地反映時代精神，體現時代特征，隨著歷史條件和實際情況的變化，與時俱進，把握時代性。

（二）要尊重教育規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教育方針尊重教育規律，充分體現人的全面發展思想，1是在教育服務方向上，更加注重教育為現代化建設服務和為人民服務的有機統一；2是在人才培養目標上，更加注重人的全面發展；3是在人才培養途徑上，更加注重教育與生產勞動和社會實踐相結合。教育方針的制定必須把握教育自身的特性，遵循教育規律，體現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實際需要。

（三）要體現素質教育。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已成為新時期全面貫徹教育方針的時代要求，成為保證全面而準確地貫徹黨和國家教育方針的重大舉措。

（四）要堅持以人為本。面向新世紀教育方針的制定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把教育的重點轉向人本身，在教育過程中把人的全面發展放在中心地位。

當前，我國正處在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重要發展時期，用科學發展觀統領教育改革與發展，將以人為本的理念貫穿于教育的全過程，是引領教育發展的思想旗幟和行動指南。在黨和國家教育方針的指引下，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我國教育事業必將出現生機勃勃的新局面，教育質量必將不斷邁上新的臺階，為21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應有的貢獻！

摘自《中國教育報》

第五篇：可持續發展綠色稅收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可持續發展綠色稅收制度的建立與完善

.論文關鍵詞：可持續發展 資源 環境 綠色稅收制度

論文21世紀，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將面臨資源與環境的嚴峻挑戰。一方面，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少；另一方面，資源使用效率低，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破壞加劇。建立以環境保護為目標的綠色稅收制度，將作為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一項重要措施。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從環境和自然資源的角度提出的關于人類發展的戰略和模式，它強調人類經濟活動要與自然環境相協調，是指在不犧牲未來幾代人需要的情況下，滿足當代人需要的發展，是一種長期穩定的發展，由此達到現代和未來人類利益的和諧統一。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標志是資源的永續利用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同樣存在著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如何將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現實中國的一個重大的經濟課題。稅收作為籌集財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和國家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應當在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實施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可持續發展與稅收

(一)枕收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

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反作用于經濟，稅收收入的可持續增長與國民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是相輔相成的。可持續發展將對稅收產生長遠而深刻的影響。首先，可持續發展是獲得長期穩定稅源的保證。稅收的增長以經濟的發展為前提。只有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才能為稅收的持續增長提供長期充足的稅源。其次，可持續發展將會使稅制結構逐漸趨于優化。在可持續發展下，產業結構趨于優化的同時改變了稅源結構。這必然要求國家及時調整稅收工作重點，開征新的稅種，不斷完善和優化稅制結構，減少稅收流失。再次，可待續發展使稅收調控的目的不止局限于經濟發展，也注重環境的保護和人類的長遠利益。

稅收是保障可持續發展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這是由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和稅收本身的性質、職能決定的。影響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一環境污染問題是一個負的外部性問題，即企業的私人成本小于社會成本_稅收作為市場經濟下最主要的經濟杠桿之一，對負的外部性問題有直接、有效的調節作用。個別企業為了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向外界排放污染物，這就等于將本應該由企業負擔的成本轉嫁給社會承擔，這顯然是不公平的。解決這種負外部性問題最有效的還是通過政府實施公共政策。兩種途徑，一是政府實施對污染企業的管制，二是通過征稅來解決此問題。前者是通過規定或禁止某些行為來解決外部性。但政府管制者為了設計良好的規則，需要了解這些行業可以采用的各種技術的細節。因存在信息不對稱，所以政府實施管制的成本較高。而稅收作為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政策，主要通過向私人提供符合社會效率的激勵來解決外部性問題，是一種最優手段。一方面，稅收將企業的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實現企業的公平競爭。另外增大了排污企業的成本壓力，企業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將不得不采用先進技術減少單位產出的能源消耗或購買污染處理設備，這都將對杜會生產效率、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污染的防治起到積極的作用。同時該項稅收收人又可以作為專項資金用于環境保護事業。

(二)什么是“綠色悅收”

隨著五、六十年代環境問題的日益惡化，一些具有環保特點的經濟概念，諸如綠色國民生產總值、綠色會計、綠色營銷、綠色稅收等相繼出現。這些“綠色”概念，不僅反映了人們對環保的重視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將環境資源的消耗與補償納人經濟范疇，從而有利于環境問題的解決。“綠色稅收”“詞的廣泛使用大約在1988年以后，《國際稅收辭匯)第二版中對“綠色稅收”是這樣定義的:綠色稅收又稱環境稅收，指對投資于防治污染或環境保護的納稅人給予的稅收減免，或對污染行業和污染物的使用所征收的稅。從綠色稅收的內容看，不僅包括為環保而特定征收的各種稅，還包括為環境保護而采取的各種稅收措施。隨著綠色

稅收理論在我國的出現和應用，如何建立綠色稅收制度，以保護和改善我國的環境，促進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已成為我國稅收理論界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西方國家構建“綠色稅收”制度的實踐

西方國家“綠色稅收”即環境稅收的發展大致已經歷這幾個階段:1.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這個時期環境稅主要體現為補償成本的收費(Cost-CoveringCharges)。其產生主要是基于污染者負擔的原則，要求排污者承擔排污行為的成本，因為規范排污行為需要付出代價。其種類主要包括用戶費、特定用途收費等，尚不屬典型的環境稅，只能說是環境稅的雛形;2.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這個時期的環境稅種類日益增多，如排污稅、產品稅、能源稅、碳稅和硫稅等紛紛出現。其功能則綜合考慮了刺激和財政功能。即各種排污稅主要是用于引導人們的行為方式，而各種能源稅則主要用于增加財政收人，同時，也希望其產生積極的環境影響;3.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至今。這個時期是環境稅迅速發展的時期，現在西方國家不僅普遍建立了環境稅制，而且環境稅在許多國家已成為環境政策中的主要手段。西方國家的“綠色稅收”主要有三類:1.對企業排放污染物征收的稅。包括對排放廢水、廢氣、廢渣等的課稅。如英國、荷蘭、挪威等征收二氧化碳稅;美國、德國、日本征收二氧化硫稅;德國征收水污染稅。2.對高耗能高耗材行為征收的稅。如德國、荷蘭征收的潤滑油稅;美國、法國征收的舊輪胎稅;娜威征收的飲料容器稅等。3.對城市環境和居住環境造成污染的行為稅。如美國、日本征收的噪音稅和工業擁擠稅、車輛擁擠稅。

目前世界上綠色稅收制度的建立處于前列的主要國家有美國、荷蘭和瑞典。美國的“綠色稅收”制度包括對產生臭氧的化學品征收的消費稅、對汽油的征稅，對與汽車相關的其它征稅、開采稅、對固體廢物處理的征稅等。美國大部分與環境相關的稅收計劃是由州和地方政府來實施的。另外它們是一個大混合，即每個州的標準都不一樣。但美國無論在聯邦層次上，還是在州層次上對環境稅收越來越重視，從現有的環境稅收的實施效果來看，它們的作用是顯著的;荷蘭特別為環境保護目的而設計的稅收主要包括燃料稅、噪音稅、垃圾稅、水污染稅、土壤保護稅、地下水稅、超額糞便稅、汽車特別稅、石油產品的消費稅等。荷蘭的“綠色稅收”制度以征收生態稅收的政府級次和用于生態目的的稅收類型為兩個特征。生態稅收的征收一般由低一級的政府去完成。大部分用于生態目的的稅收主要是特定稅;瑞典的“綠色稅收”包括對燃料征收的一般能源稅、對能源征收的增值稅、二氧化碳稅、二氧化硫稅、對電力能源的征稅、對化肥、電池等的征稅等，已經占到稅收體系的重要部分。其環境稅的核心是對能源的征稅，而對能源的征稅是從多方面來進行的。目的主要在于通過征稅使能源的消費水平下降，并促進技術革新。

三、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國的綠色稅收制度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將保護環境作為一項基本國策，運用稅收手段加強環境保護也已經有20余年的歷史了。早在70年代，我國的原工商稅和工商所得稅中就曾規定對工業企業以廢渣、廢液、廢氣等“三廢”和其他廢舊物資為主要原料生產產品所取得的銷售收人和利潤給予定期免稅照顧。此后，我國的稅收制度雖然歷經多次改革、調整，但也始終將保護環境作為稅制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國現行稅制中的環境保護措施主要包括:(1)增值稅:對原材料中摻有不少于30%的煤研石等廢渣的建材產品和利用廢液、廢渣生產的黃金、白銀在一定時期內給予免稅優惠。(2)消費稅:對環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煙花、汽油、柴油以及摩托車、小汽車等消費品列人征收范圍，并對小汽車按排氣量大小確定高低不同的稅率。(3)內資企業所得稅:規定利用廢液、廢氣、廢值等廢棄物為主要原料進行生產的企業，可以在5年內減征和免征企業所得稅。(4)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規定外國企業提供節約能源和防治環境污染方面的專有技術所取得的轉讓費收人，可減為按10%的稅率征收預提所得稅，其中技術先進、條件優惠的，可給予免稅。此外，我國現行的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稅種也對保護環境不受污染、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有積極的作用。應當肯定，這些稅收政策在減輕和改善我國環境污染，保護自然資源方面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與其它政策相比，上述政策所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一是我國現行稅制中缺少以保護環境為目的的專門稅種，稅收對環境保護的作用主要靠分散在某些稅種中的稅收優惠措施來實現，這樣既限制了稅收對環境污染的調控力度，也很難形成專門用于環保的稅收收人。二是現行稅制中為了環保而采取的稅收優惠措施的形式過于單一，僅限于減稅和免稅，缺乏針對性和靈活性，影響了稅收優惠的實施效果。三是在保護自然資源方面，現行的資源稅也很不完善。完善我國綠色稅收制度的指導思想是:根據我國資源現狀和特點，促進企業按物耗少、占地少、能耗小、運翰少和技術密集、附加值高的原則發展，加強對能耗大、用水多、占地多、污染嚴重的重化工業的管理。基本思路是:在進一步完善現行的保護環境和資源的稅收措施的基礎上，盡快研究開征環境保護稅，使其成為“綠色稅收”制度的主體稅種，從而構建起一套科學完整的“綠色稅收”制度。

(1)在排污等領域實行費改稅，并開征新的環境保護稅

首先，應將已經實行的排污費改為環境保護稅。稅收具有強制性、固定性、無償性的特征，比收費更具有約束力。而且稅收由稅務機關統一征收，征收成本也比收費低。同時環境保護稅收人將作為財政的專項支出，有嚴格的預算約束，可以保障寶貴的環保資金的使用效率。因此，在排污等領域實行費改稅已勢在必行。這有利于稅收政策措施在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發揮應有的作用。具體的措施包括:將二氧化硫排放費、水污染費、噪音費分別改為二氧化硫稅、水污染稅和噪音稅。其次，對一切開發利用環境資源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對環境資源開發、利用程度和對環境污染破壞程度征收環境保護稅。具體設計是:以排放“三廢”和生產應稅塑料包裝物的企業、單位和個人為納稅人;以工業廢氣、廢水和固體廢物及塑料包裝物為課稅對象;對不同的應稅項目采用不同的計稅依據:對“三廢”排放行為，以排放量為計稅依據從量課征，對應稅塑料包裝物則根據納稅人的應稅銷售收人按比例稅率課征。在稅率的設定上不宜按全部成本定價，以防把稅率定得過高，使得社會為環境保護付出太大的代價。此外，應將環境保護稅確定為地方稅，由地方稅務局負責征收，并且環保稅收人作為地方政府的專用基金全部用于環境保護開支。

(2)改革消費稅，開征燃油稅

我國消費稅對汽油、柴油各規定了一檔稅率，以定額的方式征收稅款，在當前國際油價大幅度上升的情況下，大大減少了國家的相關稅收收人。因此，可考慮取消費稅中對汽油、柴油的課征，對汽油、柴油、重油等在其銷售環節從價開征燃油稅，一方面控制燃油的使用，保護大氣環境;另一方面增加國家稅收收人。可適當提高含鉛汽油的稅收負擔，以抑制含鉛汽油的消費。

(3)采取多種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走可持續發展之路

我國現行的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應在減稅、免稅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等手段對原有政策做出完善。首先，制訂環保技術標準，對高新環保技術的研究、開發、轉讓、引進和使用予以稅收鼓勵。可供選擇的措施包括:技術轉讓收人的稅收減免、技術轉讓費的稅收扣除、對引進環保技術的稅收優惠等。其次，制定環保產業政策，促進環保產業的優先發展。如環保企業可享受一定的所得稅的減免;在增值稅優惠政策中，對企業購置的環保設備應允許進行進項抵扣，從而鼓勵企業對先進環保設備的購置與使用;對環保設備實行加速折舊;鼓勵環保投資包括吸引外資，實行環保投資退稅;在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有關政策中，對于企業采用先進環保技術改進環保設備、改革工藝、調整產品結構所發生的投資應給予稅收抵免;對于環保產品在出口政策上給予稅收支持等等。

(4)制定促進再生資源業發展的稅收政策

再生資源業不僅有利于環境保護，而且也有利于資源使用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國資源回收利用的潛力很大。據估算，我國每年可再生利用而未回收的廢舊資源價值將近250300億

元人民幣。我國現行的增值稅對再生資源業利用廢舊物資允許按10%作進項抵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再生資源業的發展。今后，在綠色稅收政策的制定上，還應進一步促進廢舊物資的回收和利用。

(5)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

對資源課稅的基本原則是普遍課征、級差調節。我國資源稅的征收范圍應盡可能包括所有應該給予保護的資源。而我國現行資源稅征收范圍過窄，僅對礦產品和鹽類資源課稅，起不到全面保護資源的作用。因此，應擴大資源稅的征稅范圍，把礦藏和非礦藏資源列人其中。并且對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資源課以重稅，以擴大資源的保護范圍。此外，鑒于對土地課征的稅種屬于資源性質，所以，可將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并人資源稅中，使資源稅制更加規范、完善，以進一步促進我國資源的合理保護和開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