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單既江養牛場簡介

單既江養牛場簡介

單既江養牛場位于姚戈莊柳溝崖村，占地30畝，擁有現代化標準化牛舍5棟共3000㎡，肉牛存欄200頭，年育肥出欄3600頭，直接經濟效益3000萬元，實現純收入200萬元。

單既江原是青島外貿公司職工，1996年下崗后靠發展養殖走上了再就業之路，由原來的養兩三頭牛逐漸發展擴大規模，建成規模化的養牛場。2002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市畜牧局的大力支持下，由市肉牛良種繁育中心無償提供土地、牛舍等基礎設施，2007年下半年加入了我市魯德寶牛繁育推廣專業合作社，由合作社為其提供良種、優質的服務和科學的管理辦法，生產的牛肉肉質鮮嫩、味美在北京、上海、大連、青島等大中城市供不應求，每年可創收3000萬元，直接經濟效益達200萬元，單既江在養牛中賺了錢，嘗到了甜頭，其他養牛戶也紛紛上門咨詢養牛的技術和經驗，通過他的帶動吸引了更多的養牛戶加入到了協會中來，帶動了更多的養牛戶致富，戶均創純收入3000多元。

目前，所在的魯德寶牛協會現已發展會員合作社成員達到8860戶，入社母牛達到16660頭。

為進一步提高養殖場的標準化規模化發展，不斷適應市場發展的趨勢，根據現有的我市養牛的基礎條件,突出抓好了“一個鎮、八個場、十五個村”的試點示范工作，這其中之一就有單既江養牛場，通過舊場的改擴建，逐步實現養殖場肉牛存欄500頭以上，年出欄1500頭以上。

第二篇：養牛場簡介

太原市騰龍生態牛業簡介

太原市騰龍生態牛業位于清徐縣西谷鄉堿場營村村北

鹽房地，占地40畝，擁有現代化標準化牛舍5棟共3000㎡，肉牛存欄500頭，年育肥出欄1600頭，直接經濟效益1600萬元，實現純收入320萬元。

董維亮是西谷鄉堿場營村村民，靠發展養殖走上了就

業之路，由原來的養兩三頭牛逐漸發展擴大規模，建成規模化的養牛場。通過科學的管理辦法，生產的牛肉肉質鮮嫩、味美在北京、上海、大連、青島等大中城市供不應求，每年可創收2000萬元，直接經濟效益達320萬元。

為進一步提高養殖場的標準化規模化發展，不斷適應

市場發展的趨勢，根據現有的我縣養牛的基礎條件,突出抓好了試點示范工作，通過舊場的改擴建，逐步實現養殖場肉牛存欄500頭以上，年出欄2000頭以上。公司將一如既往的奮進不息，堅持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在發展中樹立起良好的社會形象。

第三篇：石灣子嘉賓養牛場簡介

石灣子嘉賓養牛場

石灣子嘉賓養牛場地處石灣子五組，占地10畝，是鄉黨委、政府為了進一步擴大石灣子千頭肉牛養殖村規模，提高效益，增加農民收入，租用縣種子公司種子儲備庫場地，采取支部+協會的辦法，于2009年建成的。該養牛場總投資600萬元，改建牛舍26間，建成氨化池1個，青貯窖1個，沼氣池1個，購置割草機2臺，五輪運草機1臺，鋤草機1臺，粉碎機1臺，購回良種牛80頭。今年，購回良種牛50頭，養殖規模達到130多頭，種草1500畝，對全鄉和周邊地區草畜產業的大發展、快發展起到很好的示范帶動作用。

發揮協會職能作用 帶領會員共同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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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灣子養牛專業技術協會典型材料

石灣子養牛專業技術協會成立于2012年4月，是依托石灣子嘉賓養牛場新建的群眾性技術經濟合作組織。共占地5畝，現有會員55人，其中10頭以上養殖戶5戶，4戶以上養殖戶50戶。新建管理房15間300㎡，牛舍26間520㎡，草棚4間80㎡，防疫室、凍配室各1個，30㎡，260m3青貯窖、氨化池各1個，購置大型鍘草機1臺，粉碎機1臺，農用車1輛，飼養肉牛500頭。其中秦川、早勝等良種基礎母牛100頭，公牛6頭。

該技術協會成立以來，以推廣科技成果，提高會員素質，發展商品生產、增加農民收入、開展疫病防治、積極服務群眾為宗旨，大力普及養牛實用技術，竭誠為會員提供產前、產中、產后服務，促進了養牛產業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一抓科普宣傳教育。以縣獸醫局為依托，聘請1名專業技術人員長期進駐協會進行技術指導和技術培訓。今年，共舉辦養牛培訓班8期，培訓300多人（次），大部分會員掌握了科學養牛技術。

二抓暖棚牛舍建設。積極爭取項目資金14萬元，新建暖棚牛舍70座，1400㎡，配套建成沼氣池70座。會員暖棚牛舍普及率達100%。

三抓優良品種推廣。以嘉賓養牛場的秦川牛、早勝牛等優良品種為主，共改良當地土黃牛200頭，促進了畜力型向肉牛型轉變，提高了商品率。

四抓優質草料建設。發揮協會組織職能作用，爭取縣獸醫局支持，新打青貯氨化窖50座，種植優質紫花苜蓿500畝，雙壟溝播玉米1500畝。

五抓疫病防治。積極配合西坡畜牧站防疫人員，開展疫病早期防治。今年共集中組織打防疫針4次，免疫接種率達100%。

第四篇：新江社區簡介

新江社區簡介

新江社區居委會，位于吳中區城南街道，東至迎春南路、南至澄湖路、西至東吳南路、北至碧波街。轄區面積1.5平方公里，設有9個居民小組三個自然村（羅盛里、朱家上、迎春花園），共有住戶406戶，其中本村住戶298戶，人口1356，外來人口1.5萬余人。社區黨總支組建于2003年11月,下設3個黨支部,黨員60名，社區兩委班子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團結和帶領全社區干部群眾，進一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堅持率先發展、科學發展，搶住機遇，迎難而上，全面加快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各項社會事業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社區現有標準廠房22000平方，三產用房、集宿樓21000平方，街道集團公司參股800萬元，租賃企業戶20戶，2012年集體收入1300萬元，居民人均收入達到25000元。并先后了獲得江蘇省民主法治示范社區，蘇州市實踐“三個代表”實現“兩個率先先鋒社區，蘇州市村級經濟發展“百強村”、蘇州市新農村建設示范村、蘇州市和諧示范社區、吳中區新農村建設明星示范村（社區），吳中區先進基層黨組織等榮譽。

第五篇：江淹簡介

江郎其實才未盡，悔教封侯掩風流(2007-09-30 10: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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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歷史 ▼ 分類： 百家講壇

悔教封侯掩風流,江郎其實才未盡

趙雪梅

江淹（公元444—505年），字文通，俗稱“江郎”，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東)人，南朝著名文學家，文、賦均負盛名。先后經歷宋、齊、梁三代，在《南齊書》和《梁書》同時有傳。江淹少年常慕西漢司馬相如，希望自己也像司馬相如那樣文采飛揚，做大官，掙大錢，娶美妻。

身世浮沉多牽念

《南史·江淹傳》記載，江淹的父親曾任過縣令一職，“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縣令在當時位列八品或九品，雖屬體祿微薄地位不高的階層，但尚可使家人衣食無優。童年時的江淹過的可以說是無優無慮的生活，這使其有機會飽讀詩書。但13歲喪父，江淹的家境開始變得窘迫起來。在其文集的《自序》中，江淹自云：“十三而孤，常采薪以養母。”孤貧無依使他過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擔，使其少年時期便在心頭蒙上了一層感傷的陰影，《梁書·江淹傳》說他“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游”。

《南史·江淹傳》載：“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一次，他砍柴時在路上撿到“貂蟬”（一種官帽）一具，本想賣掉換些糧鹽，而母親說這是一種官運，要他妥善收藏，以備日后做官使用。他聽了母親的話，從此發憤讀書，不久便顯示出才華，6歲能詩，20歲之初擔任宋始安王劉子真的家庭教師，教其讀“五經”。后夢人授以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麗。成語“妙筆生花”就是對此的記載。

有史記載說：永明三年，一襄陽人打開了一座古墓，發現了里面的玉鏡和竹簡古書，待他把竹簡古書取出來一看只字不識，它既非自秦以來的小篆，也非隸書。于是請來了久負盛名且善識字體的王僧虔，經他一瞧，也只是含含糊糊地說好像是蝌蚪文，至于何朝何代，則就無從知曉了。后來又請到了江淹，經他推斷才證實是周宣王時的竹簡。事情事發之時江淹44歲，從中可見其知名度和前期積累已是相當深厚了。

所謂“福兮禍之所依,禍兮福之所附”，“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的確上帝會從我們身邊帶走一些東西以提醒我們得到的太多，江淹也沒能逃脫這一輪回。

如果說幼年喪父而孤學好貧成就了他的蓋世才華，那么也可以說中年喪子、喪妻之痛是江淹文風傷感的源頭之所在，這一時期也是其感傷情緒的阜華鼎盛。

據江淹《傷愛子賦》可知，江淹妻劉氏于宋后廢帝元徽二年生子江籠，同年秋幼子江芙不幸夭折，不久劉氏也因病去世。對于當時年僅三十一歲的江淹來說，喪妻失子可謂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在同年秋天所作的《傷愛子賦》序文中，江淹寫道：“江蕪，字溉卿，仆之第二子也。生而神俊，必為美器。惜哉通閡，涉歲而卒。悲至哪鐲，乃為此文。”

幼子夭折，悲傷之情可想而知，而緊接著到來的喪妻之痛，更為這無盡的悲傷涂上了重重的一筆，也給江淹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創傷。

時光在流逝，四時在更替，但詩人對亡妻的思念之情卻沒有絲毫減退，所有的思念最終幻化為作者筆下的縷縷哀傷。妻子死后大約一年，即宋后廢帝元徽三年為紀念亡妻寫的《悼室人十首》組詩集中體現了這些創傷所散發出的感傷情緒。

“佳人永驀矣，隱優遂歷茲。寶燭夜無華，金鏡晝恒微。桐葉生綠水，霧天流碧滋。惠弱芳未空，蘭深鳥思時。湘酪徒有酌，意塞不能持。”在萬物復蘇，生機勃勃的春天，詩人眼中看到的卻是夜燭無光，金鏡無華，桐葉帶雌；耳中聽到的是思鳥的悲鳴；手中握著的是充滿哀思的酒杯。詩中充滿了難以抑制的悲痛和感傷之情，這種感傷的情感經久不息，一直至今，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深沉。春天尚且如此，那么容易勾起人相思之情的秋天就更不用說了。

“秋至搗羅紋，淚滿未能開。風光肅人戶，月華為誰來?結念向蛛網，瀝思視青苔。鬢局將成葆，帶減不須摧。我心若涵煙，藍效滿中懷。”又到了婦女搗衣的秋季，但風光、月華之下己望不見妻子的身影，映人淚眼的只有室內的蛛網和院里的青苔。蓬亂的假發已無心梳理，漸寬的衣帶也已無力收緊。無法排遣的哀思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猶如藍煙氣纏綿婉轉、深沉蘊藉，擾得人心緒煩亂。

人的一生難免會遇到不幸，遭受喪父喪妻失子之痛的也不止江淹一人，但為何感傷的情緒會久久縈繞在他的心頭，這固然與江淹的個性密切相關，但是更關乎他的愛之深沉、情之切切。

雄關漫道覓侯路

后人知道“黯然魂銷者,唯別而已矣”這樣的送別名句，甚至知道《恨賦》《別賦》這些佳作名篇，但未必知道江淹其人其事，即使有所耳聞，也莫過于些文壇掌故，卻獨獨戶忽略了他的政治才能。

江淹生逢南北朝亂世，先后經歷宋、齊、梁三代，且代代為官，官運越走越旺。

中國歷史歷朝歷代，一朝廷建立伊始首要事情就是要立威、立言，要殺一儆百掃除異己，要立清君側，舊貌換新顏，新朝代當然要有新氣象，正如湯顯祖所言：“萬里江山萬里塵，一朝天子一朝臣”。江淹何以做到舊臣事新主，且招招見效、屢試不爽呢？

首先，無論是何朝何代，每一位帝王都有“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嗜才情結，渴望有自己的左膀右臂、股肱心腹來助其成就一番功業，來保萬世江山社稷。江淹的非凡才情正好契合了這種口味，是其三世而為臣的資本。

江淹初仕在南朝宋建平王劉景素門下。劉景素喜歡招攬人才，江淹盛名之下為其所欣賞，于是便給江淹寫信，希望江淹能夠做他的屬僚。及后江淹去拜訪劉景素，二人談得十分投機，江淹頗得賞識。

但由于江淹“少年嘗倜儻不俗，或為世士所嫉”，此時有個叫郭彥文的縣令犯了罪，為了開脫罪責，竟誣告江淹接受過他的賄賂，江郭二人一起被抓到州府的監獄中。江淹自問心中無愧，于是便在獄中給劉景素寫了一封辭情懇切的長信，信中慷慨陳詞，抒發內心委屈之情，實在是一篇精美絕倫的好文章。劉景素看了這封信后，十分感動，便立刻派人把江淹從獄中放了出來。后來劉景素任荊州太守，仍提拔江淹在其麾下任鎮將。

后終因不贊成劉景素廢帝劉昱謀反即位，屢次勸諫無果，遂連作諷刺詩十五首，以此明示自己并非劉景素的同謀，于元徽二年(474年)被貶為建安吳興(今福建浦城)縣令，仕途上剛剛嶄露頭角，卻不得不在蠻荒蠻夷之地度過生命中異常難耐的三年時光。

正如毛遂自薦所言：“一個有才能的人在世上，就好像錐子裝在口袋里，錐尖子很快就會穿破口袋鉆出來，人們很快就能發現他。”江淹的才華就是他立世的錐子，也是他的仕途、乃至整個人生大棋中的馬前卒。

宋順帝升明元年(477年)，齊高帝（即蕭道成，此時未稱帝）輔政，聽說了江淹的才情，便召之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不久，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蕭道成問江淹對戰局的看法，江淹滿腹韜略，侃侃而談，縱論蕭道成必勝而沈攸之必敗的五條原因。“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蕭道成聽后笑著說：“君談過矣。”蕭道成依江淹之計，第二年叛亂遂平，沈攸之果然戰敗自殺身亡，江淹也因此而甚得齊高帝賞識，由此江淹又獲得重用。公元479年宋順帝禪位于蕭道成，南朝齊建立。齊高帝蕭道成建元（479年-482年）初年，江淹擔任豫章王記室（類似現在的秘書）并兼任東武縣令，參與草擬詔書法令，并參與撰寫國史。不久又升任中書侍郎，正式進入齊朝政治核心。此后，江淹仕途平坦，開始一路升遷。

其次，江淹有敏銳的政治嗅覺，深諳為官之道，所謂識時務者為俊杰，激流之下他能準確判斷出政治暗流的風向標，知道如何迅速改化倒位。

做劉景素幕僚之際，勸諫未被采納，立即寫諷刺詩以表白明志脫身，事實也證明元徽四年（476年）秋，劉景素在京城起兵造反，不久即被平定。與劉景素一同謀逆的人都被殺，獨江淹逃過此劫。

當南朝的半壁江山改姓齊，江淹感覺到南齊的江山必不長久，因而請辭，但是由于此時江淹名望太大，因而請辭未準。無奈只好對人說，其實我并不想在南齊為官，世人都知道，這是南齊借我的虛名以實廟堂而已。而且自然和人世的時序變化無常，福福禍禍沒有定數，我現在身不由己，事到臨頭再做打算吧。

然而事情還未臨頭江淹就開始另作打算了，南朝齊末年，齊帝東昏侯荒淫無道，崔慧景舉兵造反圍攻京城建康，很多官員和士紳都拿著名片去拜訪崔慧景，只有江淹謊稱有病不去。叛亂平復之后，世人都服膺他的遠見。

公元501年，東昏侯殺害平亂功臣蕭懿，導致蕭懿之弟蕭衍發兵攻打建康，擁立新主齊和帝蕭寶融。江淹此前憑借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早已料到即將改朝換代，所以秘密前去投奔蕭衍，被封為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同年又因病遷任金紫光祿大夫，進封醴陵侯。文人封侯，其殊榮也許只有唐之高適可與之媲美。

文通殘錦世人嘆

亂世出英雄，亂世亦出文才，生逢南北朝亂世之際的江淹留給世人的最初也是最深印象的莫過于他的文采了。

江淹一生文學成就斐然，集大成者乃是其辭賦，何焯曾言：“賦家在齊梁，變態已盡，至文通已幾幾乎唐人律賦矣，特其秀色，非后人所能及也。”江淹是南朝的辭賦大家，其賦與鮑照齊名，被后人并成為“江鮑體”。

元徽二年(474年)被貶為建安吳興(今福建浦城)縣令時期恰好是他的創作高峰期，也是奠定其文壇地位的時期。

政治上的不得志，終于找到了一個可以排解的出口，在這里江淹也找到了自身的寄托。此時，江淹是一個失意的文人，他不得不以文來填補自己精神上的空虛或說是寄情山水以排泄心中的不滿。一個心高氣傲的才子，滿腹經綸，卻英雄無用武之地，好在這閩山贛水之間被

稱為吳興（今福建省浦城縣）的地方有著讓人留連的山水，山可入詩水可入畫，一個小小的吳興縣令能有多大的作為？前途極端渺茫，在這“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境遇里，縱有指點江山的政治豪邁，也只能徒有“獨愴然而涕下”閑云野鶴的“閑情”，因此這一時期是他創作的豐收期，《恨賦》與《別賦》就誕生于這一時期。

《恨賦》是六朝抒情駢賦中的名篇，由其文意推斷，當是作于江淹為官失意之時，這也正合于姚鼐之言：“仕宦未盛之時”。《恨賦》全篇排章選句、哀恨綿綿，刻畫了從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諸多哀傷怨恨，概括了人世間各種人生幽怨與遺恨，實為通貫古今之第一“恨賦”。《別賦》更是千古名篇，藝術成就實高于《恨賦》，文飾駢儷整飭，千古名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被明人楊慎贊曰“取諸目前，不雕琢而自工，可謂天然之句。”江淹還善作駢體文，他也是南朝有名的駢文家，與當時的鮑照、劉峻、徐陵齊名。其駢文最有名的應數他在獄中所做的那篇《詣建平王書》，文章辭氣激揚，不卑不亢。這篇文章讓劉景素瀏覽之后，立即將江淹釋放出獄，由此可知此文感染力之強。除此之外，《報袁叔明書》、《與文友論隱書》等也均是千古流傳的名篇。

江淹不僅能做駢文辭賦，其詩也十分出眾。江淹六歲能詩，正所謂“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詩品》言其詩“善于擬古”，意境深遠。王夫之曾評其《臥疾怨別劉長史》一詩：“脈脈自持，一如處女，唯循意以為尺幅耳。”

江淹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后集，即《江文通集》流傳于世。這本是挺好的事，生前高官厚祿，去世后也有傳世之作。《左傳》中就說過：“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但是恐怕流傳至今所有的功績都敵不過“江郎才盡”一詞對世人的沖擊。

《南史·江淹傳》中說：“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余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于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后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既然是一個夢，那便是江淹自己所言，修史之人斷無杜撰的必要，更何況還是兩個性質如此相同的夢呢？可令人疑惑的是，《梁書》并不采納，在講到“江郎才盡”的時候，只是寫道：“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

其實，后人對“江郎才盡”之說十分懷疑，江淹為何會突然才盡了呢？他是否是真的才盡呢？

首先，要解決的是江淹才盡的時間問題。一說江淹才盡出現在永明年間。齊武帝蕭賾，公元482年即位，永明年號始自483年終493年。也就是說江淹的才盡出現在他四十多歲到其五十歲左右，這也正應了《南史》那句：“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永明年間正是“永明體”的形成時期,《詩品》云：“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

“永明體”崇尚聲律，講究新變，“爭價一字之奇”，而江淹是不同于這種文學主張的，因而江淹也就不會去迎合時尚去做“永明體詩”。這本是江淹為文的風骨所在，既然道不同，也就不會像今天某些無恥文人那樣再混跡于文壇。清人王夫之曾言：“文通于時，……前有任筆沈詩之俗譽，后有宮體之陋習，故或謂之?才盡?，彼自不屑盡其才，才豈盡哉。”這便是“江郎才盡”的一種解釋，原來江淹并非真的才盡，而是“不屑盡其才”也。

還有一種解釋是說江淹出身貧寒，自然對仕途經濟看得很重。何況他官至醴陵侯，那就更需要花時間去研究官場，適應官場。終日忙碌于官場之中，應付于朝廷周章，詔檄、文誥，那些吟詩弄文的閑情逸致自然也就沒有了。久而久之，此消彼長，遂清思漸乏，清人姚鼐曾指出：“江詩之佳，實在宋、齊之間，仕宦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經心，清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

第三種解釋時，明末的張溥在其《鮑參軍集題辭》中說：“江文通（即江淹）遭逢梁武，年華望暮，不敢以文凌主，意同明遠（鮑照的字），而蒙譏才盡。史臣無表而出之者，沈休文竊笑后人矣！”張溥之言頗合江淹言夢之意。

梁武帝蕭衍“好為文章，自謂人莫能及”，在位期間廣結文友名士，但同時他又十分自傲，容不得別人超過自己。有這樣一位主子，江淹怎敢再露才以文凌主，況且還有前車之鑒。劉峻就是因為露才揚己，使“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到最后，花了大半輩子心血編成的一百二十卷《類怨》“竟不見用”。因此在皇上面前還是藏拙的好。

第四，江淹宦海沉浮幾十年，耳聞目睹一幕幕官場黑暗特別是宮廷骨肉相殘的血腥，感受最深的當然是仕途的艱險和政治腐敗。談論政見無疑是批評朝政，文學涉政定不可免，以江淹處世之謹慎必不敢為。和江氏同時代的王融、謝眺都是齊朝名詩人，詩文中間或直抒政治抱負，結果牽連于南齊皇室內爭而遭殺戮。謝眺死年35歲，王融僅27歲，在他們的諸多罪名中均有“詆貶朝政”或“誹謗朝政”語。對此，江淹不能不寒心，兔死狐悲，為明哲保身，當然只能緘口不言，間或勉強為詩，自然難有佳句，“江郎”終于“才盡”矣。

其實無論以上哪種解釋，都說明江淹并非才盡，只是江淹在他生命的某個階段，想求“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的閑適。

公元505年江淹去世，時年62歲。梁武帝親自穿上素服表示哀悼，哀榮之崇可見一斑。遺憾的是后世“江郎才盡”的名聲掩蓋了其萬古風流，若才子地下有知不知是否會為“荒冢一堆草沒了”的空頭爵名扼腕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