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

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則將這一提法載入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中。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這一政策、法律上的定性、定位, 反映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 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發展的客觀現實。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地位和作用正日益為人們所認識。

一、從歷史經驗中正確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地位

非公有制經濟取得今天的合理、合法地位, 歷經波折, 教訓沉痛而深刻。可以說,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過程就是中國人民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艱難歷程的縮影。沒有二十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 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 就沒有非公有制經濟大有作為的今天。回顧這一認識變化的過程, 對于正確理解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大有裨益。

1949年3月, 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為新中國的建設勾勒出了清晰的藍圖。當時認為, 民主革命勝利后, 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過渡性質的, 國營經濟、合作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以及個體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并存, 共同發展： 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 盡可能利用城鄉資本主義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力。應當說, 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方針具有創造性, 是符合當時社會生產力發展現實的。1956年, 在完成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我國步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提法在此之前已遭到否定和批判。1956年, 黨的“ 八大” 提出：“ 社會主義是實行集中經營的, 但也需要有一定范圍的分散經營作為補充。”這里的分散經營只包括個體的手工業、商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 并不包括其他的私有經濟, 因為“ 三大改造” 之后, 城鄉資本主義經濟已基本不存在。然而, 不久社會上還是出現了一些“ 地下工廠”、“ 夫妻店” 形式的私營經濟。對此, 毛澤東又提出：“ 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 他甚至提出可以雇工, 開私營工廠。實踐表明, 把那些分散經營只確定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 并不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發展狀況。50年代末, 黨內極“ 左” 思潮抬頭, 分散經營更是被當作“ 資本主義的尾巴”。1961年, 國民經濟開始調整后, 這種錯誤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1962 年9月頒布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第89條明確規定：“ 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 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 , 恢復了“ 八大” 的提法, 又加上“ 必要的” 三字。但在“ 文化大革命” 中, 由50年代開始的“ 左” 的路線在黨內占據統治地位, 在所有制上, 追求所謂純而又純的“ 一大二公” 模式, 幻想只要人為地拔高生產關系, 就能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分散經營被消滅殆盡。1978年,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之后, 開創了改革之路。1982年, 黨的“ 十二大”提出：“ 社會主義公有制是我國經濟的基本制度” , “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范圍內適當發展是公有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 在原有提法上, 又加了“ 有益的” 三字。1984 年, 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把“ 必要的有益的補充” 的范圍擴大到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 提出“ 堅持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同發展是我們長期的方針”。1987 年, 黨的“ 十三大” 又把多種經濟成分的范圍擴大到了完整的地步。但所有這些都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補充的提法。以上的論述表明：“ 十五大”之前,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定位主要在“對立面” 和“ 補充” 之間徘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 非公有制經濟經常被看作社會主義國家國民經濟中的異己成分, 是與公有制水火不容的對立面。而改革開放以后, 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開始得到有限度的承認, 但依然被視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外的補充, 其地位只是定位在“ 拾遺補缺” 上。

直到1997 年召開的“ 十五大” ,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才產生了歷史性的突破。“ 十五大” 報告提出：“ 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 “ 以公有制為主體,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過去對非公有制經濟財產的保護沒有什么明確的法律、文件規定, “ 十五大” 報告則明確提出：“ 要健全財產制度, 依法保護各類企業的合法權益和公平競爭, 并對它們進行監督管理。” 顯然, 非公有制經濟與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一樣被視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同屬經濟基礎的范疇, 同屬我國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 而不是在此之外的異己成分。九屆人大二次會議則將這一認識上升至法律的高度。可以預見,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這一憲法高度的定位, 必將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 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進一步繁榮。

二、從現實實踐中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作用

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目前, 我國的生產力整體水平依然較低, 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 地區差異大, 沿海與內地、東部與西部之間存在明顯差距, 即使是同一區域, 也不能一概而論。比如廣東省, 既有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 又有較貧困的粵北山區。生產力的這種狀況決定了我國所有制關系的多樣性。必須因地制宜, 根據生產力的實際狀況, 選擇多樣化的生產關系形式。因此, 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有其客觀的、現實的基礎, 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而市場經濟天然地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溫床。非公有制經濟的運行機制、明晰的產權以及生產經營的自主權都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一致。而非公有制經濟強烈的利益驅動, 也符合市場經濟的功利原則。同時, 非公有制經濟的資源配置完全由市場實現, 產權明晰, 符合市場交易主體人格化、契約化的原則, 能夠充分履行法律和市場規則所界定的權利和義務。因此, 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化程度普遍較高, 必然在市場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歷經二十年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在保持社會穩定的條件下, 同步實現了經濟的高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國民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24.1億元上升到1996年的67560 億元,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則由1978年的316元上升至5160元, 年均經濟增長率為9.8%，居發展中國家之首, 在一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創造了經濟奇跡。而在這場經濟變革中, 與體制約束多、包袱重的公有制經濟, 特別是國有經濟相比較, 非公有制經濟顯然輕裝上陣, 發展迅速, 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漸增加。1978年以來, 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從1978年的1%上升到 1997年的24%, 接近1/4。

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增加就業的一支重要力量。如果從改革、發展與穩定三者關系的角度來理解, 這一作用就顯得更為突出。改革促進發展, 要發展就必須堅持改革, 而二者都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環境。由于國有企業實行體制轉軌, 大量國企職工下崗, 分流下崗人員主要靠非公有制經濟。而廣大農村的大批剩余勞動力也主要依賴非公有制經濟來吸納。1997年底, 全國注冊的個體工商戶為2850.86萬戶, 從業人員達5441萬余人.私營企業96、07 萬戶, 從業人員達 1349.26萬人。(2)大量非公有制企業主要從事消費品生產和服務性的第三產業, 增加了社會有效供給服務, 極大地方便了人民生活。(3)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據統計, 非公有制經濟在廣州國稅系統工商稅收中的比重已與國有經濟平分秋色。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使稅源有較大增加, 稅源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 減輕了財政收入對國有經濟的依賴程度, 也使政府財政有條件增加對國有企業的支持。(4)非公有制經濟的大量涌現, 繁榮了市場, 促進了市場競爭, 也鞭策公有制經濟改善管理, 提高效率, 提高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質量, 從而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市場化進程。同時, 非公有制經濟在企業組織形式、分配制度等方面為國有經濟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5)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 使民間積累了大量的資金, 為國有企業吸收內部職工持股、其他自然人參股以及社會法人入股創造了良好條件, 客觀上加快了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 促進了國有企業產權主體的多元化。

三、在改革中進一步發展非公有制經濟

非公有制經濟目前在許多部門、行業都以生力軍的姿態出現, 數量多, 規模大。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基本不靠國家投入, 而且所占貸款比例也極小, 這一方面表明非公有制經濟充滿活力, 另一方面也說明非公有制經濟仍有很大發展余地, 可塑性極強。

總之, 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符合“ 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 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 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 三個有利于” 標準的一種所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必將促進改革的深入, 必將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為繁榮昌盛。

第二篇：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歸納

1.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A、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發展生產力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力量。

B、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一個多元競爭、充滿活力的環境，促進市場機制和市場體制的發展；有利于提高市場經濟競爭的程度，提高我國國民經濟整體水平和競爭力，有利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

2.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社會發展中的作用

C、有利于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滿足人民多樣化需要，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吸納社會閑散人員和國有企業下崗職工，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

D、有利于充分調動集體、個人的積極性，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有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

E、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有利于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合作和競爭中發展公有制經濟。

F、有利于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創造性，增強國民經濟活力，有利于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和增加就業，有利于穩定社會秩序、構建和諧社會。

G、有利于繁榮城鄉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

第三篇：如何認識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轉變

如何認識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轉變

李學英

一

如何看待非公有制經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上經歷了一個非常痛苦的轉變的過程。

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否定是傳統的社會主義學說的一個重要的內容。面對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社會的種種問題和弊端，空想社會主義者渴望找到實現平等和公正的途徑和手段。到底是什么東西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如此嚴重的不平等狀態？尋根探源，他們異口同聲地認為是非公有制經濟。非公有制經濟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是使人道德敗壞的根源，是造成貧困的根源，因而是現實社會一切罪惡的根源。因此，他們幾乎都把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實行公有制作為尋求社會平等、公正、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根本方法。

作為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的創始人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承繼了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中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看法，同樣認為社會主義將建立消滅非公有制經濟的、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在他們的著名的《共產黨宣言》中指出：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用一句話表示出來：消滅私有制。”（《馬恩全集》4卷480頁）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都多次明確表述了社會主義通過國家政權對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進行剝奪，變為公有財產，由此把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

毫無疑問，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在經濟上一直是主張并實踐著消滅非公有制經濟的任務。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日起，就把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作為自己經濟制度的目標，并始終不渝地為之奮斗。隨著中國革命的節節勝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取得執政地位以后，就著手進行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隨著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現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完全確立。從1956年一直到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國共產黨一直把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體現，排斥非公有制經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做法與社會主義傳統及馬克思主義學說關于消滅私有制的主張是完全一致的。

二

1956年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到改革開放以前，在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是以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這兩種形式的公有制作為其基本制度的。但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都表明取消商品經濟乃至徹底消滅非公有制經濟，并沒有使社會公正、人民幸福的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得到很好地實現。相反，長期以來實行的公有制的弊端逐漸地暴露出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逐步地恢復起非公有制經濟。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開始發生變化。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轉變，并從憲法和法律上進行修改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允許個體經濟存在的發展階段。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實事求是地面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實際，明確提出要在公有制為主的條件下允許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國共產黨11屆6中全會和12大指出，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1982年憲法關于社會主義所有制的規定，從第6條到第13條，基本上堅持社會主義就是公有制的原則規定，對個體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給予肯定。在法律上確認個體經濟的合法性，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一件非常難得的事情。因為如前所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非公有制經濟是持否定態度的，即使是對個體小私有制也是如此。我們還清晰地記得列寧關于小生產每時每刻都產生資本主義的論述。

第二階段——80年代末，進一步允許私營經濟的存在和發展階段。改革開放近10年來，我國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私營經濟應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頑強地發展起來，已經不能再否定它的存在了。在這種條件下，1987年中國共產黨13大把私營經濟、外資經濟和個體經濟一起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1988年七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在1982年憲法的基礎上對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給予肯定。這也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因為私營經濟作為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形式，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帶有剝削性質的經濟成分，社會主義制度下是不可以存在的。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理論社會主義允許剝削的存在是不可思議的。所以，在這個階段中國共產黨的認識還局限在把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得不實行的臨時的、權宜之計，到了完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歷史任務時將退出歷史舞臺。

第三階段——90年代，確立非公有制經濟將長期存在，并同公有制經濟“平起平坐”階段。中國共產黨14大提出多種所有制經濟長期共同發展，不是權宜之計，但是，在非公有制經濟理論上沒有更多的突破，所以，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對私營經濟問題上沒有變化。13大以來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的變化，私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強，使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進一步發生轉變。表現在黨的15大確立了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并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按照15大的要求提升了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把原來的非公有制經濟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成分。這是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上一個很大的飛躍。

第四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確立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政策和對公民的私有財產予以進一步保護階段。中國共產黨16大提出，要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為了進一步消除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障礙，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2004年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將憲法第十一條第二款“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修改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進一步明確國家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方針政策，使各級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進一步提高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切實糾正各種不正確對待非公有制經濟的做法，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公平、良好的環境，促進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根據黨的16大提出的“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2004年十屆人大二次會議將憲法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 這樣，對私有財產的所有權和繼承權保護上，不僅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和繼承權，而且還包括現實生活中在的各種類型的財產形態，尤其是包括了生產領域中的各種財產權，也就是包括過去涵蓋不了的公民投資權、股權、知識產權以及諸如所有權以外的其他物權、債權等權利。從這里我們看到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進一步發生了質的轉變，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已經不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落后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臨時性的經濟政策，而是一項長期的制度，這是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歷史性突破。

三

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發展史，在所有制理論上的突破比起計劃經濟理論來具有更大的難度。這是因為，如前所述從空想社會主義者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一例外地把資本主義罪惡的根源歸結為私有制，把消滅私有制作為其建立新的理想社會制度的前提條件。這對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挑戰。

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對非公有制經濟的重新肯定，并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社會主義理論，而是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在社會主義的艱難的探索中，在吸取中外社會主義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中，重新審視非公有制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義，才被重新提出來，并給予肯定的。

首先，從理論上看，確立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地位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經濟運行機制必然要求有一定的所有制相適應。關于商品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關系問題馬克思早就有論述，馬克思談到商品經濟存在的兩個前提條件就是社會分工和私有制。市場經濟，要求建立產權明晰的所有權制度。沒有與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的所有制，改革開放將不能真正得到實現。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朝著市場化的方向邁進，這就決定了必然要確立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性。這是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要求產權明晰的所有制與之相適應。

其次，從實踐上看，確立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地位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改革使得非公有制經濟得到迅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越來越大，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力量。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并起到拓寬就業渠道，促進市場競爭，加快新興產業與行業發展，增加財政收入，增強經濟活力等重要作用。據統計，截至2002年底，我國個體工商戶已由1978年的15萬戶發展到2377萬戶，從業人員4743萬人，注冊資本3782億元；私營企業243萬家，從業人員3247萬人，注冊資本24756億元，比1989年分別增長26倍、20倍和293倍。與此同時，外商對華投資企業42萬家，直接就業人員758萬人，實現工業增加值8091億人民幣，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25.7％。

實踐要求我們不斷審視社會主義理論中關于對非公有制的價值判斷。非公有制經濟真的就是那樣是萬惡之源嗎？公有制經濟就真的那樣完美無缺嗎？本著鄧小平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和三個有利于標準，重新審視我們長期以來所固守的傳統的關于所有制理論，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與時俱進地對待非公有制問題是非常必要的。歷史證明，非公有制經濟和公有制同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一樣各有優點和缺點的。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任何事物都存在著兩面性，非公有制經濟既有它的弊也有它的利。非公有制經濟在它從原始社會末期產生以來到今天仍然經久不衰，如果沒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早就會被歷史所淘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實踐充分證明了非公有制經濟在推進社會發展、節約社會財富、實現有效的資源配置方面的積極作用。20世紀中外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有制的實踐也證明傳統的社會主義學說所崇尚的公有制也不是完美無缺的。非公有制經濟的利在于效率，公有制的利在于公平，我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應取其非公有制經濟的利與公有制的利，使其達到完美的結合，充分實現我國經濟發展，實現社會財富的極大豐富，既克服非公有制經濟在實現社會公平方面的缺陷，又克服公有制在實現經濟效率方面的缺陷，才是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最佳選擇。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社會主義的制度和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之間的關系，需要做重新的定義和判斷。長期以來，我們所追求的社會主義更多的是社會制度，把社會主義制度作為最高的奮斗目標，往往忽略了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這在實踐中帶來了許多問題：往往我們的奮斗為制度而制度，社會主義以制度為標準，使我們的制度難以根據實踐的需要不斷地進行調整，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這樣，使我們的制度、我們的奮斗目標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不能很好地實現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這也可以說是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最先突破制度和價值關系的是鄧小平。在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上，鄧小平提出的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的論述，給了我們一個很深的思考，制度應該是為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服務的。在所有制的問題上，我們是否應該借鑒一下鄧小平關于計劃和市場關系問題上的思路，把所有制看作是手段，看作是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手段，這樣就可以避免在“姓資姓社”問題上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實事求是地對待非公有制經濟，會使我們的改革的進程更加健康發展，而且更具靈活性。社會主義的學說從根本上來說，是價值目標的追求，其制度目標不過是為實現價值目標的手段（關于這個問題作者將另文詳細闡述）。雖然社會主義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都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一些設想和闡述，但是，實際上這些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都是在為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時，主張的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的目標，它實際上是為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服務的，當這個制度目標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時，這個制度的目標應做相應的改變。應該說，在社會主義目標體系中，社會主義制度是為社會主義價值目標服務的，是手段，包括計劃經濟在內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都是實現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手段。

總之，非公有制經濟認識的歷史性轉變是在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中，在吸收20世紀中外社會主義的成功和失敗的歷史教訓中，實現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與時俱進的必然結果，是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實現過程中，制度目標調整的必然選擇。

[作者簡介] 李學英，女，吉林人，研究方向社會主義經濟，經濟學碩士，遼寧石油化工大學副教授。

第四篇：對非公有制經濟在全市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分析

對非公有制經濟在全市經濟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分析

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市場經濟中最活躍、最具增長潛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切實把握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脈搏和在全市經濟發展中所處的地位，對于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郴州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現狀

（一）經濟增長持續快速，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拉動全市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力軍。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526.7億元，比上年增長19.9%，增幅比全市GDP增速快3.4個百分點，增速創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非公有制工業實現增加值329.7億元，增長24.2%；建筑業增加值17.5億元，增長22.8%；批發和零售業增加值31億元，增長21.2%。2000年-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年平均增速達14.4%，增幅比全市GDP增速快3個百分點。

（二）發展貢獻不斷提高，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全市國民經濟綜合實力日益增強的主動力。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62.5%，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比2000年提高15.5個百分點。2009年非公有制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71.5%，也就是說，GDP每增加100元，有71.5元是非公有制經濟帶來的。非公有制經濟對公共財政的貢獻進一步提高，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經濟實交稅金46.9億元，同比增長33.1%；占全部實交稅金比重達73.7%，比上年提高4.1個百分點。

（三）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二產業占據非公有制經濟的絕對主體地位。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經濟三次產業構成由上年的9.9：64.0：26.1調整為6.2：65.9：27.9，與全市GDP三次產業構成比，一產業低6.7個百分點，二產業高16.1個百分點，三產業低9.4個百分點。非公有制工業占據非公有制經濟的絕對主體地位。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4.1%，比非公有制經濟增速快4.2個百分點，增加值占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為85.1%，比上年提高24.1個百分點。

（四）從業人員穩步增長，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擴大就業的重要途徑。全市非公有制經濟對擴大社會就業，吸納富余勞動力的貢獻日益突出。2009年，非公有制經濟二、三產業年末從業人員數為162.87萬人，同比增長6.56%，比上年快0.86個百分點；占全部二、三產

業從業人員的比重為88.69%，比上年提高0.99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二、三產業中每100人從業人員就有88.69人在非公有制領域就業，非公有制經濟成為擴大就業的重要途徑。其中，第二產業非公有制經濟吸納從業人員78.76萬人，同比增長4.51%，占第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為94.61%；第三產業非公有制經濟吸納從業人員84.11萬人，同比增長8.56%，占第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為83.78%。

二、郴州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不足

（一）骨干企業太少。經濟發展需要骨干企業，骨干企業能夠聚集力量，帶動發展。目前，全市非公有制經濟骨干企業發展不足，規模較小。2009年，全市注冊資本100萬元以上的私營企業只占私營企業總數的32.1%，私營企業的平均注冊資本還不到200萬元，年平均銷售額只有71.7萬元。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規模以上大中型工業企業29家，占非公有制規模工業企業的2.8%，比重比公有制低14.8個百分點；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規模工業主營業務收入上10億元和20億元的企業只有4家和1家。

（二）企業數量不多。企業個數密度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企業數量增加，對就業率和財政收入的不斷提升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當前，全市企業數量與發達地區還存在明顯差距。2009年，全市私營企業只有7465戶，注冊登記的個體工商戶只有6.9萬個。

（三）名優產品太少。非公有制工業企業中“原”字號工業多，加工工業少，煤炭、有色金屬、非金屬礦采選等行業在非公有制工業中占主導地位，同時產品中名優特新產品少，粗加工和初級產品多，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能夠在市場上叫得響的產品品牌寥寥無幾，市場競爭力弱。至2009年末，全市非公有制企業中國名牌和中國馳名商標，分別只有1個和2件，與發達地區的差距還十分明顯。

（四）民間投資減緩。從2006年以來，全市非公有制經濟投資的增速低于全部投資的增速。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的非公有制經濟投資的增速分別為13%、15%、14.1%和59.5%，分別比全部投資的增速低1.3個、1.1個、6.4個和40個百分點。

（五）創新能力不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是推進經濟結構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關鍵。近年來，非公有制經濟科研投入明顯加大，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提高，但是由

于經濟基礎薄弱，技術創新的體制機制不夠完善，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科研成果不多。2009年，全市非公有制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品種數327件，占全部的52.5%；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種數204件，占全部的47.2%；高新技術產品增加值68.3億元，只占非公有制經濟增加值的12.97%。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郴州資源要素相對寬松，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在國內分工和國際分工中生產的產品大多數處于產業鏈低端，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不高。

三、郴州市非公有制經濟存在不足的原因

（一）觀念上缺乏平等的認識觀。目前，非公有制企業在發展過程中與公有制經濟享有的待遇不平等，如非公有制企業融資困難，受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金融部門對非公有制經濟企業還是存有偏見，其貸款條件要比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嚴格得多。

（二）環境上缺乏開放的發展觀。一是郴州市投資領域還不夠開放，市場準入難的問題仍未得到有效解決，如何激活投資市場，仍是促進全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二是人力資源環境也有待改善。諸如人才引進受到限制、職稱評定體系不健全、非公有制企業技術骨干的職稱評定工作無人負責等，直接影響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性。

（三）管理上缺乏優質的服務觀。近年來，各級管理部門正在努力向服務型機關轉變，但在與非公有制企業之間的溝通上還存在一定的障礙，優質服務意識還不夠強。有些部門對企業出現的問題采用以罰代管的方法，往往只重處罰，缺乏正面引導，對國家相關的政策法規宣傳力度也不夠。

四、加快郴州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建議

加快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必須積極轉變觀念，努力提高非公有制經濟的整體素質，把非公有制經濟的經營、管理、技術、產品、銷售、服務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使之與市場需求和市場競爭相適應。

（一）要大力鼓勵民間投資。要進一步調整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政策，放寬非公有制經濟企業的投資領域，進一步挖掘民間資本的潛力和條件，鼓勵民間資本拓展新的投資領域，擴大非公有制經濟在各行業的投資份額和所占比重，全面推動在傳統制造業、新興服務業、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等的投資進入深度。

（二）要改革創新融資模式。針對目前企業的融資難題，加大銀企合作力度，在更廣泛、更深入的領域開展合作，要理順非公有制經濟企業與金融機構的信貸關系，搭建起多渠道的融資平臺；建立和完善融資擔保服務體系、中介服務機構和風險擔保服務機構；鼓勵各金融機構積極支持地方經濟建設，對支持地方經濟建設有貢獻的金融機構，在政治上、經濟上給予優待。

（三）要提供人才技術保障。要轉變對待非公有制企業的觀念，積極引導非公有制投資者努力提高自身素質，鼓勵專業對口的大中專畢業生到非公有制企業就業。同時政府要組織專家和技術人才為非公有制企業出謀劃策，提供技術咨詢，并為非公有制投資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務和技術服務。要不拘一格發掘和培養一批能人志士，在技術上、資金上、信息服務上進行重點扶植，使之成為創業的典范。要培養一批高素質的項目開發和策劃人才，提高全市投資項目的開發水平，努力改變郴州市項目開發水平低、開發滯后的局面。

（四）要延伸擴展產業鏈。當今世界最發達地區都是以區域經濟發展的形式存在，我國沿海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區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獨具特色的產業鏈和產業集群的發展。產業鏈以產品為核心向外輻射延伸所形成的巨大市場空間，也就是產業鏈螺旋式動態發展的進程。當前，郴州市應主要以有色金屬采選及加工、有色金屬產品深加工、貴金屬產品深加工、電子信息設備制造、食品農副食品加工和鍛鑄造等產業為中心，壯大區域經濟產業鏈。圍繞核心企業延伸產業鏈的發展模式，努力打造區域核心產業增長鏈，對于壯大非公有制經濟乃至整個區域經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要有序承接產業轉移。各類經濟體通過承接而發展起來的主導產業的先后次序，大致都表現為“紡織、化纖(勞動密集型)→鋼鐵、造船、煉化(資本密集型)→汽車、機械、電器(兼具資本、技術密集特征)→微電子和IT(技術密集型)”。“雁行理論”認為，當投資區某些產業失去比較優勢后，資本將自發轉移到能獲得更少成本更大利潤的地區，這種流動將在不同國家伴隨著產業轉移興盛衰退。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地區，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和國家扶持政策，通過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實現了快速持續發展。近幾年來，隨著我國改革發展的深入推進，過去在經濟發達地區具有較強競爭優勢的產業，由于各種原因，逐漸喪失了競爭優勢，工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以及自身產業結構升級需要，經濟發達地區的一些產業加快了產業轉移步伐。在產業轉移加快階段，要有選擇性地承接外部產業轉移，借助外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抓住了機遇也就贏得了發展，實現率先崛起。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是實施開放帶動戰略的重要舉措，是更有效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全市非公有制經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推動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重要途徑。

（六）要有效提升傳統產業。提升和改造傳統產業的發展模式，能夠把資源優勢、地方比較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能夠在熟悉的領域里找到市場突破口，從而形成各具特色的產業結構和競爭力。實踐證明，傳統的往往是最有特色和競爭力的。郴州市獨特的有色資源優勢是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因此，要用發展現代工業和服務業的要求，充分挖掘本地資源優勢，堅持提升和改造傳統產業的發展模式，對于形成獨具特色的市場競爭力，促進全市非公有制經濟加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篇：非公有制經濟憲法地位的規范分析

非公有制經濟憲法地位的規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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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以國家政策的形式，把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放在一個平等的發展平臺上，落實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政策。根據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是國家經濟制度的基礎和主體，但它并不排斥其他非主體經濟所有制的合法存在。現階段，除了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之外，我國還存在著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三資”企業等多樣化的非公有制經濟形式，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了正確理解“意見”的基本精神與實施途徑，有必要分析非公有制經濟在憲法規范上的地位及其變化過程，為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提供充分的憲法基礎。

一、非公有制經濟憲法地位的規范變遷

自現行憲法頒布以來，規定非公有制經濟憲法地位的條款經歷了三次修改，成為憲法規范體系中變化最多的條款。透過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變化過程，我們可以了解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理念與政策的變化，可以分析社會變革中憲法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內在關系。1982年憲法第11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這是建國后我國憲法上第一次出現的個體經濟合法性的表述，使長期以來飄搖不定的個體經濟獲得了憲法地位。但是，當時的憲法條款對個體經濟的保護是不全面的，仍保留著封閉和不確定的規范，如與公有制相對應的非公有制經濟范圍只限于個體經濟，其憲法上的地位是“補充”，仍處于公有制經濟的從屬地位。第2款規定“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為個體經濟的發展限定了嚴格的范圍，保留著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1988年

4月修改憲法時，根據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原有條款的基礎上增加了第3款，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一規定成了憲法修正案第1條，從憲法規范角度擴大了憲法保護的非公有制經濟范圍，從個體經濟發展到規模較大的私營經濟，使私營經濟的存在正式獲得憲法的認可。修憲以前，社會生活中私營經濟只能以隱蔽的形式存在，特別是

1984年以后出現的鄉鎮企業，客觀上造成了憲法規范與經濟生活之間的沖突。根據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組的調查，1984年參加新經濟聯合體的農戶占3.2%，專業戶占3.5%，個體商業戶占4.4%.其中，雇工經營的新經濟聯合體占聯合體總數的51%，每個聯合體平均雇工7.9%.到了 1987年底，全國私營企業22.5萬戶，雇工360.7萬人。同年的6月15日，國務院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進一步明確了私營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確認了私營企業主從階層中分化的客觀事實。但這次修憲仍沒有完成有關私營經濟憲法規范的開放性與調整性任務，只是完成了部分政策調整的任務，在憲法規范層面仍保留著一定的封閉性因素，如國家對私營經濟合法性的認定是以”允許“的方式進行的，管理方式是”引導、監督和管理“，缺乏主動性與自律性管理理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動力機制呈現出單向性。1999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16條對原憲法條款第11條內容又進行了修改，在原條文第1款規定“個體經濟”后增加規定“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的形式，把“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補充”修改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并規定“國家

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進一步簡化了憲法條文的文字表述。但從憲法規范角度看，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地位與國家保護的非公有制經濟范圍并不一致，規范表述上只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成為國家保護的對象，而非公有制經濟體系中屬于“等”字范圍的部分并沒有得到規范的明確確認。如按照憲法修正案第16

條，外資企業雖成為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屬于國家明確保護的范圍，使其憲法地位處于不確定狀態。這一規范上的缺陷通過2004年通過的憲法修正案第21條得到了完善。2004年憲法修正案對憲法第11條又進行了第三次修改，將憲法11條第2款修改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形成了憲法修正案第21條。通過對同一條款的三次修改，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地位最終得到了比較完整的確認，并為其他法律、法規進一步把非公有制經濟憲法地位具體化提供了統一的基礎。

二、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構成在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條款包括：1999年修改憲法后形成的憲法修正案第16條；2004年憲法修改后形成的憲法修正案第21條；憲法第33條規定的平等原則；憲法修正案第22條規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等條款。這些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憲法規范，是國家制定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或政策的基本依據。國務院頒布的《意見》，作為國家指導性政策和指導性目錄，是憲法修正案第16條和第21條精神的具體化。這里主要以修正案第16條和第21條的規范結構為例說明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構成。在非公有制經濟性質上，憲法修正案第16條以憲法規范的形式明確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性質，即“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規范的層面規定了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家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地位。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經濟已不是處于“補充”地位的附屬性經濟形態，在法律上同公有制經濟處于平等地位，平等參與市場經濟的發展。與這種地位相適應，從事非公有制經濟的人員，包括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等社會階層，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同時獲得政治上的地位和法律上的合法地位。憲法對非公有制經濟身份的“正名”反映了憲法作為國家行動綱領的功能，同時體現了憲法對經濟制度價值判斷標準的變化。在非公有制經濟主體范圍上，修正案

第21條把原來條文中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修改為“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以“等”字表示非公有制經濟不僅僅限于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還包括外商投資企業等經濟形式，既規定非公有制經濟的主體部分，同時為通過憲法解釋進一步擴大非公有制經濟的范圍，賦予未來可能出現的新的經濟主體獲得憲法地位留下了必要空間。在我國的憲法文本中“等”字一般用于表示列舉未盡事項，為憲法規范適應社會發展提供了靈活的規范基礎。“等”

字的用法比較集中的條文是憲法序言第6段、憲法修正案第15條、憲法第8條第2款、憲法第9條第2款、憲法第46條第2款、憲法第48條、憲法第89條（8項）、憲法第107條第1款、憲法第111條第2款、憲法第122條第1款、憲法第124條第1款、憲法第130條第1款等。凡是用等字的規范主要分未來指向性條款和難以詳細列舉的條款。在憲法修正案第21條中，除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外，非公有制經濟還包括哪些內容，仍是需要從憲法規范層面解決的問題。當出現新的非公有制經濟類型并需要給予憲法保護時，應通過立法或憲法解釋等形式賦予其明確的憲法基礎，擴大憲法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范圍。在非公有制經濟憲法保護主體上，憲法修正案第21條中明確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保護義務的主體是國家。在我國的憲法文本中“國家”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之一，在不同的憲法條文中具有不同的內涵，需要從具體憲法條文的特點出發確定國家的具體內涵。本條中的國家首先表現為負有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義務的國家機關，即國家立法機關、行政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在職權的行使過程中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根據憲法規定，國家機關依法保護非公有制經濟是一種法律義務，體現了維護國家基本經濟制度的要求。如行使

立法權時，不得制定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處于不平等地位的法律或規范；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行為時不得侵犯非公有制經濟合法的權利與利益；審判機關必須貫徹平等原則，平等保護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不得歧視非公有制經濟等。從保護主體看，國務院公布的“意見”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積極落實憲法規范和精神的具體表現。應從憲法文本中規定的國家概念來理解非公有制經濟的保護主體，不能把國家承擔的義務通過具體部門或地方政府層層“承包”，影響國家政策的統一性與權威性。在非公有制經濟的保護方式上，隨著憲法對非公有制經濟理念的變化，國家保護政策上也有了變化。根據憲法修正案第21條的規定，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采取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憲法規范上出現的不同表述反映了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理念與政策的變化。如引導是指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服務的方向發展；監督是指國家要求非公有制經濟在法律規定范圍內活動，保護范圍僅限于合法的權利；管理是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依法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生產和具體的經營活動提供服務。在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政策上，引導、鼓勵和支持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規范表述，有助于發展基本經濟制度。

三、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實現方式與“意見”的意義憲法規范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規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獨立的規范體系，本身具有直接的效力。國家機關的活動和規范性文件不得同憲法規范的要求相抵觸。由于憲法規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與原則性，其效力的發揮往往通過下位規范或政策性規定來體現。從性質上看，筆者認為，“非公36條”作為國務院頒布的“意見”，并不屬于法律規范體系，因為根據《行政法規制定程序條例》，行政法規的名稱一般稱“條例”、“規定”

與“辦法”等，根據授權制定的行政法規一般稱為暫行條例或者暫行規定。同時，行政法規的制定具有嚴格的程序，需要遵循立法法確定的立法原則，符合憲法和法律。但作為“意見”，規范層面的效力是不確定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宜直接以憲法規定為基礎，而以相關的法律、法規的規定為基礎。因為，根據法治原則，國務院的所有規范性文件，不得同法律、法規相抵觸。因此，以“意見”的形式直接把憲法規范內容進行具體化并不是規范化的表現形式。從內容上看，“意見”列舉了國務院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36條措施，其核心的內容是：消除影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體制性障礙，確立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實現公平競爭；改進和加強政府監督管理和服務。為了實現憲法確立的公有制與非公有制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意見”要求貫徹平等市場準入，實現公平待遇原則，明確要求“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為了消除規范層面出現的不平等現象，“意見”要求國家有關部門與地方人民政府要盡快完成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的法規、規章和政策性規定工作等。另外，“意見”以“允許”的方式規定非公有制經濟可以進入壟斷行業、公用事業、社會事務領域、進入金融服務業與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等。對非公有制經濟參與國有經濟結構和國有企業重組、參與西部大開發等方面“意見”以鼓勵的方式作出了具體規定。

從效力上看，國務院以“意見”的形式公布的規范只是一種政策的宣示，在實踐中起到政策性調整作用，不發生嚴格的法律效力。從憲法與法律、法規之間的效力等級看，除法律外的其他規范性文件一般不得直接以憲法為基礎，履行將憲法內容具體化的義務，否則會導致合法性與合憲性之間界限的混亂，使合憲性審查處于不確定狀態。因此，如何將憲法規范上的非公有制經濟地位“具體化”是涉及憲法效力的重要問題。這里講的“具體化”應符合憲法規范實現的基本要求與形式，是一種憲法規范實現的方式。國務院作為行使最高行政管理權的機關，可以發布具有普遍約束力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其具體的名稱由《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作出具體規定。根據《處理辦法》第2條的規定，行政機關的公文（包括電報），是行政機關在行政管理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規范體式的公務文書；第3條列舉的公文種類12項都有明確的解釋，但“意見”并沒有包括在12項之中。在12項中與“意見”形式相類似的公文形式是“指示”，即適用于對下級機關布置工作，闡明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至于行政機關的行政公文是否都具有“法定效力”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首先需要明確“法定效力”的性質與范圍，并確定每一種公文形式表現“法定效力”形式與特點，不能籠統地規定行政機關的公文具有“法定效力”。另外，即使

有“法定效力”，也不能由國務院辦公廳作出規定。如把“意見”和

“指示”作為具有等同性質的國務院公文，“意見”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出的措施可以解釋為“對下級機關布置工作，闡明工作活動的指導原則”，約束一切國家行政機關的活動。但這種“約束”并不具有嚴格的法律效力，并且約束的對象僅限于行政機關系統，不能約束立法機關、審判機關與檢察機關活動。從法律規范的效力等級看，包括“意見”在內的其他行政規范性文件效力低于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從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具體化的過程看，通過“意見”把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保護具體化存在著效力和調整方式不確定性問題。“意見”在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方面的積極功能在于，以“允許”、“鼓勵”、“支持”等形式提出了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36條政策，并提出了具體的實現方式。但與憲法規范的關系上，“意見”規定的某些內容也存在著不協調之處。主要有：（1）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明確的憲法規范的內容，國家行政機關沒有必要也不應該把憲法上明確規定的內容重新確認。“意見”中的“我國個體、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力量”的表述似有重新確立非公有制經濟地位之嫌；（2）“意見”以“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作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目標也與憲法規范的效力不協調。如前所述，“鼓勵”、“引導”和“支持”在憲法文本上已不是政策性規范，已成為憲法規范的一部分，無須把憲法規范重新表述為一種政策性語言；

（3）“意見”以“允許”的方式，規定了許多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的內容，有些內容明顯是需要由法律規范規定的，有些是通過法律修改來規定的，也有一些內容涉及到其他國家機關權限范圍的問題。比如，非公有資本進入壟斷行業和領域的問題，涉及到一系列復雜的法律調整問題；又如非公有資本進入國防科技工業建設領域與國有企業重組等問題更是具有重大政策調整和法律修改問題。僅僅以具有非規范性文件性質的“意見”的形式對涉及到重大法律修改或政策調整問題作出規定有可能引發不同規范之間的沖突。

四、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與憲法解釋功能保護非公有制經濟是憲法規定的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具有明確的憲法規范基礎。因此，今后建立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法律體系或制定政策時必須以憲法規范為基礎，并積極運用憲法解釋制度完成具體化的任務。首先，要完整地理解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體系。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規范是統一的，應從目的論的角度認識和運用憲法規范。經過三次修改，有關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規范相對完善，為法律體系的建立提供了統一的基礎。如前所述，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是統一的整體，并不僅僅指21條修正案，還包括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形成、憲法對私人財產權的保護等因素。其次，以憲法規范為基礎，建立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完整的法律體系。目前，急需的工作是清理和修訂與憲法規范相抵觸的法律、法規，消除體制性障礙。根據憲法規范效力最高性原則，凡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法規和其他規范性文件是無效的，如繼續適用可能違憲的法律、法規會對當事人的權利造成侵害，同時破壞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如法律、法規的修改工作跟不上，就無法改變現實中存在的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的體制性問題，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平等的原則得不到有效實現，不利于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如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準入和投資等方面存在著許多體制性限制，靠政策的調整或以“意見”的形式難于解決體制的障礙問題。這種體制問題中既存在程序性的規范問題，也存在實體性規范問題，有些內容是靠行政管理權無法解決的。因此，應根據憲法的規定，抓緊清理和修訂有關法律、法規，完善非公有制經濟在主體、產權、交易、稅收、交易、就業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推動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第三，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依賴于憲法體制的發展與完善。有關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形成只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基礎，并不能自動地得到實現。只有在憲法實施的過程與環境中，非公有制經濟才能獲得正常發展的依據與基礎。從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基本要求看，現行的憲法規范體系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私人財產權的保護是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重要權利基礎，沒有財產權的有效憲法保護就不可能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經過2004年修憲，私人財產權保護有了更明確的憲法依據，但私人財產權仍沒有明確規定為公民基本權利，缺乏基本權利屬性。第四，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應注意

把握保護與限制的界限，依法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監督和管理。盡管憲法規范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表現出日益開放的功能，但對其管理和監督也是憲法規范本身發展的要求。如果只講保護，不講必要的限制，實際上是割裂了憲法規范的完整性。憲法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鼓勵和支持合法經營，為他們提供公開、公平和公正的發展市場經濟的環境。憲法文本中的合法利益的保護和依法管理是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政策和態度，不能片面理解為只保護，不限制。由于非公有制經濟本身的性質，國家需要引導和管理，需要把人權保護的原則和精神貫徹到非公有制經濟活動之中。我們必須承認，非公有制企業市場行為不規范的現象是比較嚴重的，在非公有制企業經營活動中，侵犯勞動者基本權利的問題值得引起關注，如不簽勞動合同、不按規定交納退休養老金，勞動時間長，待遇低，拖欠工資等涉及勞動者法律權利的問題是比較多的。第五，在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實現過程中，應注意保持規范之間的統一性與協調性，建立憲法規范——法律規范——政策規范相統一的體系，政策規范只是實施法律規范的具體化，不能直接以憲法規范為基礎制定政策性規范，以形成嚴格的法律保護體制，避免因法律規范空缺而產生的規范體系的相互矛盾。當憲法規范中對非公有制經濟做出相應的規定后，應盡快通過法律規范完成具體化的任務，然后再用行政法規和行政規章等規范性文件進一步具體化，盡可能避免直接以政策性文件來規定。在憲法規范具體化的過程中，應重視憲法解釋功能，對涉及到非公有制經濟憲法規范的條款進行必要的解釋，以擴大非公有制經濟范圍，統一人們對憲法規范的認識。由于非公有制經濟條款經過了幾次修改，在原條文與修正案之間，不同時期做出的修正案之間也會出現不同的理解。如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作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地位是比較明確的，但‘等“字可能包含的非公有制經濟新的類型的認定不能由下位規范或政策隨意確定，必須通過憲法解釋或授權的規范來規定。又如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本身的含義發生歧義時，有效的方式仍然是通過憲法解釋，目前對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解釋只是學理解釋或非規范性文件的解釋，不能反映權威性說明，甚至憲法文本中出現的”依法“中的”法“字也需要解釋的等。因此，在憲法實施過程中應積極發揮憲法解釋制度的功能，通過憲法解釋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各種疑義或爭議，建立以憲法解釋、憲法修改與憲法慣例并用的憲法運行機制。注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典型調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頁。

憲法修正案是否具有獨立規范價值是學術界有爭議的問題。從憲法解釋學意義上講，對某一憲法條文進行修改后產生的憲法修正案可以成為獨立的條款，可以單獨適用。現行憲法頒布實施以來，以憲法修正案的方式進行了四次修改。目前對憲法修正案的認識與具體運用并不十分規范，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如現有的31條憲法修正案之間也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不能很好地加以引用，應當明確憲法修正案自身條文相互之間的關系；除了對原來的憲法條文進行修改之外，根據需要，憲法修正案可以作為獨立的憲法條文等。基于這種分析，憲法修正案第16條、第21條是有關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統一的根據，其效力已代替原憲法條文第11條。

在我國憲法文本中“國家”一詞出現了151次。

2005年

4月17日國務院頒布的“國務院關于200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意見”中重點提到了“提高對非公有制企業的貸款比重，規范發展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問題，并為非公有制經濟提供公共服務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目前對非公有制經濟類型劃分的主要依據是1998年8月國家統計局、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聯合頒布的《關于劃分企業登記注冊類型的規定》和1988年國務院發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2005年4月19日，國務院減輕企業負擔部際聯席會議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從八個方面對向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等行為進行重點治理。國家工商總局也出臺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1條“。這種思路仍然是以政策性調整為主的模式，缺乏統一性與有效性。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韓大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