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學會在危險和考驗中執政

學會在危險和考驗中執政——學習胡錦濤總書記“七一”講話

當今世界，對任何一個執政黨來說，既掌牢國家政權，又無危險考驗之憂，天底下絕對沒有這種便宜的事。執政一時，就有一時的危險；掌權一天，就有一天的考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喜慶時刻，胡錦濤同志以居安思危的強烈憂患意識，向全黨發出了諄諄告誡：“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這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對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科學把握和清醒認識，體現了我們黨直面現實考驗、勇擔歷史使命的成熟和自信。我們的一些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一定要從粉飾太平的陋習中，從國泰民安的自娛中解放出來，直面“四大考驗”，防范“四種危險”，學會在危險和考驗中執政。

一、執政考驗是最大的考驗

堅持長期執政、深化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借用外部環境，都是我們的目標與方針，為什么又要稱之為考驗呢？一方面是因為這些事情面臨越來越大的難度，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有的同志在困難面前產生了疑惑，發生了動搖。新形勢下，世情、國情、黨情正在繼續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著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的考驗、改革開放的考驗、市場經濟的考驗、外部環境的考驗必將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這“四大考驗”是全方位的，從總體上看，它們既是對黨執政本領的考驗，也是對黨執政作風的考驗；既是對整個黨的考驗，也是對每一級黨組織、每一個黨員的考驗。

從執政本領來說，我們黨在62年前執政之時起，就始終面臨著這方面的考驗。早在延安時期開展學習運動時，毛澤東就指出:“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號召全黨都要學習，特別是要學習我們不熟悉的東西。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再一次提醒全黨，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有一個能力不足的問題，所以全黨要再來一次重新學習。今天，在改革開放關鍵時期、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時期、國際環境和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變化的非常時期，我們黨所面臨的能力考驗變得十分嚴峻。隨著改革的深化，大量新的社會矛盾要求我們去正確解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格局呈現新的變化，大量新的社會關系，需要我們去合理協調；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如何應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中的新問題，需要我們作出科學判斷和應對等等，這一切，都是對我們黨執政本領的考驗。

從領導作風上來說，我們黨執政后也始終面臨著考驗。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提醒全黨同志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毛澤東還把進京執政當做“進京趕考”，要求全黨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旨在提醒全黨要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毛澤東在“進京趕考”前提出的“兩個務必”，可以說是對執政黨的憂患意識第一次鮮明集中的表述。改革開放后，鄧小平面對新時期黨的作風方面出現的問題，也一再強調一手抓經濟發展，一手抓反腐倡廉。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六大閉幕不久，即率領政治局同志重訪西柏坡，要求全黨同志牢記“兩個務必”。這次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黨面臨的諸多危險和考驗，也是黨的總書記向全體黨員敲響的一記警鐘。當前，社會轉型、開放環境等因素，都使黨員干部作風建設的難度加大，作風考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嚴峻。

我黨面臨的這些考驗，有些是外部力量強加給我們的，有些是歷史原因造成的，也有一些是人為因素所致。“四大考驗”，相互影響、彼此滲透，但歸根結底都是對我黨的執政考驗。“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任重道遠，長期執政考驗是一項綜合的考驗，也是最根本的考驗，是第一大考驗。

二、腐敗危險是最大的危險

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以及消極腐敗的危險，這“四種危險”是一個新的概括。從不斷演變的趨勢來看，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所面臨的這“四種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立足黨的建設的全局,總書記提出“四種危險”,可以說是擊中了要害。

“四種危險”，從表層上看，都是存在的，且各有不同，彼此間有一定的獨立性，都會對黨的建設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甚至破壞，全黨必須認真面對。但從深層來看，在“四種危險”之中，消極腐敗的危險處于更深層、更超前的位置，對其他三種危險起到重要的、關鍵的決定或影響作用。腐敗嚴重侵蝕黨的肌體，嚴重損害黨的形象，嚴重破壞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嚴重削弱黨的執政能力，嚴重影響黨的執政地位鞏固。所以說，消極腐敗的危險是最致命的危險，是我們黨面臨的最大危險。

我們中國共產黨90年的艱辛奮斗，千千萬萬共產黨員的犧牲奉獻，使我們黨當之無愧地被歷史和人民所選擇。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開創、堅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但是，社會轉型與權力過分集中、利益誘惑與信仰缺失交互作用，為腐敗提供了土壤和條件。近年來，黨員領導干部違紀違法現象依然嚴重，腐敗行為在一些領域仍多發高發易發，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隱蔽化、智能化、期權化、群體化、家族化的特點，涉及領域廣泛而且從一般領域向特殊領域滲透，一些腐敗案件涉案金額巨大，社會影響惡劣。頻繁發生的安全生產事故、群體性突發事件，背后許多都隱藏著腐敗問題。尤其是發生在食品衛生、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就業等民生領域的腐敗案件，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指出的，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信任和支持。能否有效懲治和預防腐敗，不僅關系到黨的形象、民心所向，而且關系到國家長治久安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途命運。

消極腐敗的危險是“四種危險”之中的主要矛盾，只有緊緊抓住這個主要矛盾，切實解決這個主要矛盾，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綱舉目張的效果，才能有效防范消極腐敗危險以及其他幾種危險，才能使黨肩負起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任。

三、努力強化危險意識和考驗意識

“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的提出，以直言警示取代遮掩推諉，充分體現了我黨直面問題的勇氣與解決問題的信心；以沉著冷靜取代好大喜功，全面展示了我黨在取得巨大成績面前始終保持清醒的良好形象；以居安思危取代驕傲自滿，更加突顯了加強黨的建設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所在，使黨的憂患意識涵蓋了客觀與主觀兩個方面，標志著黨的憂患意識已經走向成熟與系統化。切實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對全黨學會在危險和考驗中執政，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有利于黨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與堅定。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中形成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走向勝利的根本保證。必須時刻牢記,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和一成不變的。在看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要看到所付出的代價，更要看到黨所面臨的艱巨而繁重的歷史任務，更要面對人民群眾過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如果滿足于已有的成績，不思進取，固步自封，得過且過,無所作為，就會因盲目樂觀而積累矛盾，就會貽誤推動科學發展的良機。“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的提出,有利于黨始終保持政治上的清醒與堅定。黨只有樹立并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的憂患意識，才能增強深化改革、加快發展、維護穩定的緊迫感，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取得現代化建設的更大成就。

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有利于黨帶領人民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問題與困難。在本世紀上半葉，我們黨要團結帶領廣大人民完成兩大宏偉目標，即到黨成立100周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不會是平坦筆直的，還會有各種挑戰、困難和風險，包括可以預測的和難以預測的，來自自然界的和來自社會領域的，來自國內的和來自國外的，來自經濟生活中的和來自社會政治生活中的。這就需要我們關注世界局勢和國家大勢，善于觀察、分析和研究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做好應對挑戰與化解風險的心理準備，提出克服困難與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案。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有利于黨帶領人民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予以超前準備與及時應對，增強憂國憂民、強國富民的責任感，獲得不斷解決問題的主動性，從而順利實現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

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有利于抓緊解決黨員隊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一是有利于堅定黨員的理想信念，提振精神狀態。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有利于引導廣大黨員自覺改造主觀世界，認真解決好“入黨為什么”，“掌權干什么”，“將來留什么”和為誰掌權、為誰服務、為誰謀利的問題。二是有利于提高黨員干部的能力素質，增強實際本領。在新的挑戰面前，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可以時時督促我們進行自我檢查，克服弱點，學習長處，用新知識充實頭腦，用新思路開拓創新，用新干勁推動工作，切實解決“本領恐慌”的問題。三是有利于群眾感情的培養，密切黨群關系。胡錦濤同志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只有我們把群眾放在心上,群眾才會把我們放在心上；只有我們把群眾當親人,群眾才會把我們當親人。各級黨政機關和干部要堅持工作重心下移，經常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做到知民情、解民憂、暖民心。四是有利于樹立黨的作風形象，提升公信力、影響力。強化“四大考驗”和“四種危險”意識，有利于重塑和自覺維護黨員干部可親、可信、可敬的良好形象，有利于增強人民群眾對黨的信心，有利于純潔黨的組織和隊伍，有利于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

（作者系中共臨沂市委黨校副校長、教授）

第二篇：中國共產黨如何應對執政考驗

中國共產黨如何應對執政考驗

任何執政黨都有一個執政考驗問題，所謂執政考驗，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講，實質是如何長期執政的考驗。因此，思考中國共產黨如何應對執政考驗，就要把執政作為一種戰略來思考，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和水平，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始終為人民掌好權、用好權，進而做到執政并長期執政。

一、把長期執政作為一種戰略來思考

中國共產黨正經歷著執政并長期執政的考驗。當前黨的建設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面對這些機遇和挑戰，我們必須把長期執政作為一種戰略來思考，深入研究執政黨的執政規律，從執政黨的特點出發，立足于執政黨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和新環境，不斷提高執政能力和水平，保證黨執政并長期執政。

第一，爭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同。西方學者馬克斯·韋伯是用合法性來解釋“認同”的概念。政治的合法性，不僅表現為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法律意義上的合法性，更表現為人民群眾擁護支持的道義上的合法性。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道義支持上的。我們不能用韋伯的理論來闡述共產黨執政的法理基礎，但這一理論也給共產黨執政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即共產黨如何更好地執政，進而不斷獲得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地位和權力的認同。早在1957年，鄧小平就指出：“憲法上規定了黨的領導，黨要領導得好，就要不斷地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就要受監督，就要擴大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中國共產黨執政60多年，黨的領導和執政為全國人民所擁護、所認同。歷史證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和執政，中國才能實現現代化，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歷史和現實也充分證明，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是合格的。但要看到，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人民群眾對執政黨的要求不會僅僅停留在一個水平上，執政黨必須不斷變革和創新，不斷地豐富和獲得廣大人民群眾認同的資源。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在總結黨執政60年黨的建設基本經驗時指出：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堅持以人為本，貫徹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和黨的群眾路線，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使黨始終得到人民群眾支持和擁護。這一條基本經驗，強調了黨執政的基本理念，明確了黨的建設的本質就是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一個政黨，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就會失去生命力，更談不上先進性，黨的事業和一切工作就無從談起，甚至走向失敗和垮臺。因此，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無往而不勝的法寶，也是我們黨始終保持先進性、執政并長期執政的法寶。

第二，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應該說，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宣布自己是代表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利益的政黨，而且在實踐中也代表了廣大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也不能說在歷史上共產黨就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這個問題，蘇聯共產黨垮臺的教訓告訴我們，離開人民群眾的支持，共產黨就無法生存。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是這樣，在掌握政權時也是這樣。這一點是任何一個共產黨人必須牢牢記取的。古今中外的歷史事實說明，不少剝削階級的政黨或政治集團，執政以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極力攫取本階級、本集團和執政官員個人的私利，結果形成了一個欺壓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團。正因為這樣，他們終究要被人民拋棄。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大批黨員、干部擔任著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職務，手中掌握著這樣那樣的權力。如果擁有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著眼點和努力方向就會發生偏移，政黨性質、黨員干部的政治信念就會發生蛻變。“在現實生

活中，確實也有些黨員和干部違背黨的要求，他們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之間，更多地偏向于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熱衷于追逐不應該屬于自己的不合理的、非法的個人私利，并不惜利用自己的地位、職權、影響去竭力維護和擴大這種私利。”（江澤民：《論“三個代表”》第10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當掌握著公共權力的黨員干部，去著力追求個體利益或小集團的利益時，所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只能是一句空話。共產黨必須做到清正廉潔，絕不允許以權謀私，絕不允許黨內形成既得利益集團。

第三，注意應對國內突發事件。突發事件的發生，往往是由于對一些新的矛盾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使之在遇到一定條件的時候，突然激化和爆發。任何社會都是矛盾的統一體。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的發展階段，最多、最經常、最普遍的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但矛盾觸及的層次更具深刻性。因為隨著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隨著“四個多樣化”（社會經濟成分和利益主體、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就業崗位和就業方式）及其影響的不斷加深，各種社會矛盾已進入深層次，如經濟上的矛盾已觸及生產要素參與分配的層次，政治上的矛盾已觸及國家權力配置的層次，思想上的矛盾已觸及價值觀甚至民主觀、自由觀、人權觀的層次。在社會生活中，在廣大的人民群眾內部，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矛盾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其結果只能是導致不同利益群體各自劃分“利益范圍”，導致整個社會離心離德，從根本上損害人民整體利益。所以，各級領導一定要通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最大限度地消除那些有可能渙散社會凝聚力的不良傾向和因素，從而把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和智慧高度聚合于實現共同利益上來。

第四，積極應對復雜國際局勢。積極應對復雜國際局勢是黨執政戰略中應充分注意的。這是由于復雜的國際局勢，有可能對我國國家安全造成嚴重威脅。比如經濟安全，特別是金融安全問題，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滲透問題，邊境安全問題，等等。積極應對復雜國際局勢要吸取戈爾巴喬夫當年所謂新思維的教訓。戈爾巴喬夫就任蘇聯領導人后，首先把改革重點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方面。1987年他應美國一家出版公司之約，趕寫了《改革與新思維》一書，突出地強調“新思維的核心是承認全人類的利益和價值高于一切”。實際上，用全人類的利益覆蓋國家利益，這是極為幼稚的。有人誤認為國家利益是一個空泛的概念，是一個看不見摸不到的東西，這是一種誤解。國家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從邊界糾紛、海洋權的爭奪、世界石油資源之戰，我們都能切身體會到國家利益的存在。積極應對復雜國際局勢要堅持用寬廣的眼光觀察世界，不斷提高判斷國際形勢和戰略思維的能力。以歷史的、世界的眼光客觀地看待形勢，以更加開放的眼光審視自己，以更加廣闊的胸懷博采眾長，從世界經濟、政治、科技、文化、軍事發展的大局中尋找發展機遇，掌握前進的主動權，使之為領導工作的目標服務。

二、始終保持執政黨的生機與活力

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強領導核心，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肩負著重要歷史責任。放眼世界，經濟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不斷深化，人類的社會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時代在進步，文明在升華，矛盾相交織，社會在變革，這既給我們提供了機遇，也向我們提出了挑戰。黨要做到執政并長期執政，就要不斷增加緊迫感和憂患意識，始終保持自身的生機與活力。

第一，“老祖宗不能丟”。鄧小平這一名言需要共產黨人牢牢記住。老祖宗不能丟，首先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丟，丟了就丟掉了共產黨的根本。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共產黨

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要維護黨的執政地位，必須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觀察和處理現實中的各種復雜問題。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為依據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必然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必然發展到共產主義，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如果一個共產黨員不能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對社會發展理論認識的基礎上，一旦遇到困難，就會產生懷疑，進而對黨執政的基礎產生動搖。

第二，黨的宗旨不能忘。黨的宗旨不能忘，也就是老百姓不能忘。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我們必須深刻認識黨與群眾的密切關系，一切對人民群眾負責，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要站在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高度，重視黨群關系的建設和發展，時刻警惕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如果像蘇聯那樣，嚴重的官僚化和腐化，將極大地傷害人民群眾的感情，黨群關系的瓦解也就是必然的了。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黨的作風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具體體現，反映著黨的建設的整體面貌，是共產黨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作為執政黨，更應抓好黨風廉政建設，特別是反腐敗斗爭。在蘇聯和東歐國家，引起人們極度不滿的正是執政黨內的種種腐敗現象，因此，必須以反腐敗為重點，搞好黨風建設。

第三，黨的凝聚力戰斗力要加強。共產黨靠什么才有力量？靠的是組織的力量。組織要有力量，必須做到黨內講民主，中央有權威。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我們必須適應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堅持和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鞏固和發展黨的團結和統一。“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削弱黨中央的權威，這是黨的紀律所不允許的。要健全各項具體制度，完善黨內政治生活的各項準則，在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努力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讓個人心情舒暢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我們黨的主流是好的，但存在于黨內的各種腐敗現象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會嚴重影響黨員群眾對反腐敗的信心。我們必須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取信于民，取信于黨員，只有這樣黨才有號召力。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如果黨的基層組織軟弱渙散，就不能發揮應有戰斗堡壘作用。我們必須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真正使黨的各項基層組織成為團結帶領群眾進行改革和建設的堅強戰斗堡壘。

第四，黨的自我更新機制要加強。列寧有句名言：“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們這樣的執政黨，即革命工人階級的黨，才不追求黨員數量的增加，而注重黨員質量的提高和清洗‘混進黨里來的人’”（《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頁）一個政黨要有成就和發展，所需要的是它的成員無私奉獻，而不是投機鉆營。但黨一執政特別是執政時間一長，就會有一些不想貢獻，只想撈取好處的人混入其中。更危險的在于，如果制度不健全，那種不學無術、投機鉆營者更為得勢。而改革者，特別是憂國憂民憂黨者要想有所作為，不一定能打破這種局面。蘇共的教訓說明，如果執政黨沒有一個自我純潔和淘汰機制，聽任姑息黨內腐敗分子、投機分子、渾渾噩噩自甘庸俗者、離心離德冷漠旁觀的“不作為”者等不合格甚至違法亂紀黨員長期混跡黨內，黨確實有自毀長城的危險！

第五，領導者個人素質要提高。任何政治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們不能把制度的作用神化。在現有的體制范圍內，要提高領導者個人素質。我們共產黨人是為人民服務的，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應該具有寬廣的胸懷，淡泊名利，要戒為人不正，為政不正。這是領導者最基本的要求。政治，在統治層面上主要表現為對社會生活的管理，這種管理，要求個人品行

要清正、廉潔，為政要公正、無私、清明。任何國家及其為實現對國家的有效管理，都強調為政者的清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當前我們強調對領導干部“八小時外”的監督，實際是要求領導者把政治和品行統一起來，這應該是共產黨的干部所要做到的。作為一個黨員或黨的領導干部如何確立自己做人、做事、做“官”的形象和風格，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堅持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到兩袖清風、一身正氣。對共產黨員來說，這應成為加強個人的作風修養，提升自己思想境界的根本所在。

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必須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從思考黨要執政并長期執政的黨情出發，解決與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不相適應的一些問題。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當前，世情、國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多，只有抓緊解決黨員隊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才能落實好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原則，才能增強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才能做到執政并長期執政。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教授）中國黨政干部論壇第3期

第三篇：網絡監督考驗政府執政能力

網絡監督考驗政府執政能力

荊楚網消息(楚天都市報)“開胸驗肺”“飆車撞人”“釣魚執法”??當一起起事件因為網絡監督，從撲朔迷離到迅速進入實情調查和解決問題的快速通道時，網絡監督讓人們一次次感受到它特有的力量。然而網絡監督也因其發自草根、不受渠道限制、極易形成輿論壓力，極大地考驗著政府執政能力。

網絡輿論對官員的監督，早期集中在某些官員的腐敗行為上，繼而一些官員粗暴和草率的行為也逐漸成為網絡輿論關注的焦點。如今，網絡還將監督的視野擴展到公務人員的出格言行，如“替誰說話”等“雷語”。可以預見，未來來自草根的網絡監督將取得更大成效，特別是針對政府官員和權力部門的監督，將更為集中有力，也將在更大程度上考驗政府執政能力。“個別部門對于網絡輿論事件的回應，多數是事后的、被動的，扮演著‘消防隊員’的角色。由于失去向公眾傳達全面準確信息的第一時間，為流言和謠言的滋生蔓延提供了空間。”云南省一媒體工作者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范以錦說，面對網絡輿論監督，官員要勇于直面網民的質疑并據實相告，或采用新聞發布會的形式，當場回應媒體及民眾的質疑。可以說，能從容應對網絡輿論監督，是政府官員執政理念成熟的重要標志。據新華社電

第四篇：論述中國共產黨“四個考驗”與“四個危險”

論述中國共產黨四個考驗與四個危險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黨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落實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繁重、更為緊迫。”直面“四個考驗”，防范“四個危險”，是全黨一項長期的政治任務。

一、對“四個考驗”要有充分準備

（一）執政考驗

執政考驗，核心就是能否長期執政下去的問題。延安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先生有段著名的關于“歷史周期率”的對話。對話中，黃炎培先生提出了長期執政所面臨的3 種危險：一是政怠宦成，二是人亡政息，三是求榮取辱。所謂政怠宦成，就是天下承平日久，立國初期那種萬眾一心、勵精圖治的勁頭就慢慢消失了。久而久之，政府的官僚主義日益嚴重，社會風氣驕奢淫逸，國家肌體也就日漸“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了。所謂人亡政息，就是國家的政治清明與否、經濟繁榮與否、文化發達與否、社會安定與否，都系于核心執政者一人。所謂求榮取辱，就是動機與效果嚴重背離。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成就顯著，但長期執政的考驗依然嚴峻。一些地方官僚主義、腐敗問題突出，就是政怠宦成；一些地方一把手的能力、作風深刻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就容易“人亡政息”；一些地方違反客觀規律“欲速不達”，或搞政績工程、面子工程，即是“求榮取辱”。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榮取辱，都與封建專制和人治有關，其解決之道唯有民主這條路可走。所以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將國家政治運行納入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民主軌道，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二）改革開放考驗

改革開放考驗，核心就是能否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問題。改革開放30 余年，成就有目共睹，但在此過程中也產生了一些矛盾和問題。大多數黨員干部能夠正確認識新情況新問題，但也有一部分人面對矛盾和問題，產生了懷疑情緒，將矛盾與問題歸因于改革開放，對化解矛盾、解決問題持悲觀態度。繼續深入推進改革開放，就要引導廣大黨員干部正確對待改革的不完善或缺陷，堅定改革的信念和勇氣，振奮精神，迎難而上。當前，我國處于改革開放的攻堅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公平正義問題日益凸顯。在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人民群眾對政治、文化和社會管理改革有了新期待。全面推動各個領域的改革，考驗我們黨的勇氣和智慧。如果說改革初期摸著石頭過河，在淺水區尚有石頭可摸，現在進入深水區，難度、危險更大。深入推動改革開放，任重道遠。

（三）市場經濟考驗

市場經濟考驗，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如何與我們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問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經過近20 年的努力，我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但是在一些領域中傳統的計劃經濟思維方式根深蒂固，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基礎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在一些地方政治資本與商業資本緊密結合形成“權貴經濟”，不僅損害民營經濟，而且損害國有經濟，不僅擠壓市場空間，而且有違社會公平。市場經濟建設成果仍然面臨鞏固和完善的問題。市場經濟價值觀對黨的思想作風產生很大沖擊，如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念，讓極少數黨員干部變得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乃至喪失道德底線；等價交換的原則，導致個別地方公權力部門化、私有化；拜金主義思想，讓一部分人貪圖享樂、奢靡腐化；個人主義盛行，讓一些黨員干部淡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漠視群眾利益。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共產黨員作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應率先勤勞致富，率領群眾共同致富，為群眾致富提供服務。共產黨員在經濟發展中的先進性，應體現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同時，還必須有安貧樂道的精神。

此外，作為執政黨，如何處理好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根本利益與局部利益的關系，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如何宣傳群眾、引導和關心群眾，如何引進、利用和管理資本，不僅是一個處理矛盾的技術問題，而且關系到國家制度問題，不僅需要巨大的理論勇氣，而且需要高超的實際駕馭能力。

（四）外部環境考驗

外部環境考驗，核心是如何統籌好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的問題。21 世紀頭20 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持續沖擊和世情、國情的深刻變化，把握和運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難度進一步加大，但是有利于我繼續發展的局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緊緊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意義。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之爭不再那樣涇渭分明了，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實施“西化”和“分化”的圖謀始終未變，并且呈現出更加隱蔽的特點。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滲透多管齊下。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必須審時度勢、未雨綢繆、積極做好應對準備，必須保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二、對“四個危險”要有清醒認識

（一）精神懈怠的危險

創業難，守成亦難。和平時期，最大的危險就是懈怠。長期執政、穩定執政讓黨內一些同志淡忘了憂患意識，取得的成就讓黨內一些同志有了自滿意識，燈紅酒綠的環境讓一些黨員干部迷失了自我。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由早期執政到長期執政，必須高度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險。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批示印發《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以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由勝利迅速走向失敗的教訓教育全黨，防止重蹈覆轍。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進一步強調“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大閉幕不久，即率領政治局同志重訪西柏坡，要求全黨同志牢記“兩個務必”。這次明確提出黨面臨精神懈怠的危險，也是向全黨同志敲響一記警鐘。

（二）能力不足的危險

執政能力建設是黨執政后的一項根本建設。總體看，廣大黨員干部的能力和素質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這也是我們黨能夠戰勝來自經濟、政治領域和自然界風險挑戰的根本所在、依托所在。但是，面對改革發展的繁重任務，一部分黨員干部能力仍顯不足。有的動手能力差，紙上談兵、頭頭是道，真刀真槍、左支右絀，喜歡講空洞的道理，做不到理論聯系實際；有的適應能力差，老情況老問題可以應付，新情況新問題難以應對，常規工作可以完成，突發事件難以掌控，簡單局面勉強支撐，復雜局面難以駕馭；有的創新能力差，新的社會矛盾找不到解決之道，新的社會癥結找不到疏通之道，新的社會關系找不到協調之道，新的社會趨勢找不到引導之道。

1939 年，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教育動員大會上指出：“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好像一個鋪子，本來東西不多，一賣就完，空空如也，再開下去就不成了，再開就一定要進貨。”今天，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深入實踐，我們很多黨員干部也同樣面臨本領恐慌。有恐慌，也是好事情，他就會努力提高本領、戰勝恐慌。害怕的是有些同志明明缺少本領，還安之若素，寧愿在日新月異的時代里做一個故步自封的人。這不僅是對黨不負責，也是對自身的不負責。

（三）脫離群眾的危險

群眾觀點是我們黨的基本政治觀點，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我們黨歷來有著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但是，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階層的分化，有的黨員干部不自覺成為了資本的代言人，有的甚至站在了群眾的對立面，在拆遷、征地、企業兼并、環境保護等方面，扮演了資本的清道夫、急先鋒，傷害群眾利益、群眾感情。有的干部片面強調區域利益，忽視群眾的具體利益，方法簡單，作風粗暴，處理不好人民內部矛盾。有的地方開展工作不發動群眾、不依靠群眾，較多依賴行政手段推行決策，慣于發號施令，甚至在遇到阻力時隨意動用強制性力量。有的黨員干部考察調研像是作秀，踩點彩排，聽不到真話，前呼后擁，看不到百姓。有的地方“鄉里干部住縣里、縣里干部住市里、市里干部住省里”，“干部見不到群眾、群眾見不到干部”，與群眾漸行漸遠。

究其原因，有官本位思想嚴重的問題，有宗旨意識淡薄的問題，有與群眾感情不深的問題，有民主意識欠缺的問題，也有制度不健全的因素。繼續深入推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讓群眾對黨員干部的選拔任用有更多發言權、監督權，是改善黨群、干群關系的治本之策。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在密切聯系群眾方面的一些制度性安排，如干部下鄉“蹲點”，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干部到基層任職，家屬必須隨行落戶；市縣黨委每年都要組織一次“三級干部會議”，統一思想，部署工作，整頓作風等，也不妨創新性傳承。

（四）消極腐敗的危險

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對消極腐敗行為深惡痛絕；我們黨執政后，一直對懲治腐敗現象決不手軟。黨在處理腐敗問題上的嚴明、公正，增強了黨的團結，維護了黨的威信。但是毋庸諱言，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任務依然艱巨。大案、要案、窩案多發，特別是一些高級領導干部中發生的腐敗案件，影響十分惡劣。權力尋租、裙帶關系、圈子文化等擾亂正常的經濟、政治秩序，加重弱勢群體的不公平感、被剝奪感，助長仇富、仇官情結。大多數腐敗官員都涉及金錢美色、道德敗壞等問題，而他們在位時無不正襟危坐，時刻把理想信念掛在嘴邊，這嚴重影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形象和公信力，而且對社會誠信和道德建設產生負面影響。

1949 年3 月，毛澤東把黨即將掌握全國政權形容為進京趕考。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的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全黨必須警鐘長鳴，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加堅定的信心、更加堅決的態度、更加有力的舉措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堅定不移把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

三、居安思危，迎接挑戰

（一）要堅定信心，直面“四個考驗”

胡錦濤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濃墨重彩總結輝煌成就、描繪美好未來，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堅定全黨的信心，鼓舞全黨的斗志。我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員干部應做到三個“堅定信心”、三個“絕不倒退”：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堅定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心，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推進改革開放絕不倒退，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絕不倒退，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倒退。這樣，就夯實了正確認識的根基，清除了思想上的障礙。

（二）要堅定理想，防范“四個危險”

黨的戰斗力來自于黨的凝聚力，黨的凝聚力來自于共同的理想、信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忠誠。當前我們黨的思想建設、黨性教育成績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理想不夠堅定、忠誠度不夠高、責任心不夠強等問題也較為普遍地存在。習近平同志在出席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和優秀共產黨員、優秀黨務工作者代表慶祝建黨90 周年座談會時強調：“共產黨員要志存高遠，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目標，并把這種遠大理想落實到腳踏實地、扎扎實實做好當前的本職工作上，努力成為堅定理想信念的先鋒模范。”此乃有的放矢。

（三）要改革創新，推動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面對深刻變化的世情、國情、黨情，我們黨必須從新的實際出發，堅持以科學理論指導黨的建設，以改革創新精神研究和解決黨的建設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著眼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面認識和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規律，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不斷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要全面推進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制度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通過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不斷推進，進一步提高黨應對“四個考驗”、防范“四個危險”的能力，確保黨的執政使命的實現。

第五篇：精神懈怠與執政危險

精神懈怠與執政危險

【內容提要】 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教訓，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精神狀態對執政黨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起著“靈魂”的支撐作用。我們黨正是確立了“把思想上建黨放在首位”的原則，保持了良好的精神風貌，才保證了90年來黨的事業的發展壯大。在經受長期執政考驗的過程中，我們黨正面臨四大危險，相對而言，精神懈怠的問題是執政黨面臨的首要危險，必須首先著力解決這個問題。

【關鍵詞】 精神懈怠 執政黨 先進性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的大會上，胡錦濤同志指出，當前我們面臨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四大危險。這四大危險中的任何危險都足以造成亡黨亡國的危害。總結我們黨建立90年和世界上一些執政黨長期執政的經驗教訓可以看出，精神懈怠的危險相對于其他三大危險更為首要，更為容易導致黨的機體功能衰竭。精神相對于個體來說是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自覺的心理狀態，包括人的情緒、意志、良心等。對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黨的精神狀況就是黨的“靈魂”，是黨的理論和思想活動、黨的意志力、黨的生機和活力、黨的風貌、黨的作風的總稱。如果黨的精神狀態出了問題，那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問題。我們可以從9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經歷和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政黨的興衰成敗中，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一

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奮斗歷程中，黨的精神風貌的產生、形成、凝練和發揚的過程是一個非常值得認真研究和總結的內容。中國共產黨人在成長、壯大過程中所展示的精神風貌，是我們黨由小到大、由弱到強、在挫折中堅強、在失敗中奮起的一大寶貴財富。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為主動。”① 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就像一條紅線貫穿了中國共產黨成長、發展的全過程，主要表現在六個方面。

一是理直氣壯的底氣。中國共產黨是在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殊歷史背景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付出艱辛的探索，還要受到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嘲笑、干擾、打擊和錯誤處理。特別是當時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干預，使不少黨內同志對自己的理論創造產生了懷疑。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被說成是“山溝里不出馬列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是不懂馬列主義的“土包子”；中國革命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等。但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堅定地相信新民主主義道路是指引中國取得獨立、自由和解放的正確道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及后來的中央領導集體，堅定地相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適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求的理論，具有“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理論自信，具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理論底氣。他們以堅毅的理論勇氣，頂住了來自國內外的壓力，排除了來自“左”的或右的方面的干擾，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闖出了一片新天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兩次歷史性飛躍。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是中國革命勝利的一種精神動力”②。

二是蓬勃向上的朝氣。我們黨在處于被圍剿、被屠殺的地位時，任何摧枯拉朽的革命工作都充滿了危險。新中國剛剛建立的時候，整個國家是一窮二白、千瘡百孔，是西方政治家預言收拾不了的爛攤子。但是，革命根據地和新中國充滿了生機和活力，人們不被眼前物質生活資料的匱乏和嚴酷的政治斗爭環境所嚇倒，而是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對自己的才能有機會展示而無限向往。中國共產黨像一個巨大的磁場產生了一呼百應的感召力和海納百川的吸引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就像一輪噴薄欲出的朝陽點燃了人們心中的希望。一切追求進步和光明的青年和知識分子都向往延安，向往革命根據地。許多愛國知識分子一心向往新中國，積極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正是有了這么一股子蓬勃向上的朝氣，社會主義革命和事業才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三是奮發有為的銳氣。近代以來我國是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后的國家，加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經濟凋敝，民不聊生。有不少志士仁人為了民族復興進行了各種改革嘗試和社會革命，都因為找不到正確道路，找不到真正的依靠力量而失敗，而苦悶和彷徨。由于中國共產黨真理在手，正義在手，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擁護，對于前進中的艱難險阻無所畏懼，運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③ 的積極進取精神，干了常人無法想象的壯舉，做了常人做不到的事情。中國工農紅軍能夠在圍追堵截下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重大戰略轉移；地脊民貧、四面受敵的陜甘寧邊區能夠在13年內成為我黨由弱變強、轉敗為勝的革命圣地；埋葬蔣家王朝的軍事指揮部署竟然能夠在西柏坡一間十幾平方米的簡陋小屋里完成；短短幾十年新中國走過了許多國家要花數百年才走完的路，“東亞病夫”一躍成為“東方巨龍”。

四是大義凜然的正氣。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自己的根本宗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具有無私無畏的精神品格。他們對于腐敗深惡痛絕，1926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就發布了第一個反腐敗公告，并且對革命隊伍中的腐敗分子堅決清除，決不留情。共產黨人具有聞過則喜、虛懷若谷、正身清心的自我批評精神，樂于接受人民群眾來自各方面的意見和批評，哪怕是十分尖銳和尖刻的批評。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④ 正因為這樣，才能通過遵義會議，在革命的生死關頭撥正航向；敢于徹底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路線，恢復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實行戰略重點的轉移，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先輩們率先垂范，發揮正身率下的強大榜樣力量，在危險時刻沖在前，困難面前干在前，艱難歲月苦在前，用浩然正氣樹立了中國共產黨人的正直形象。

五是攻堅克難的勇氣。中國共產黨從一成立就長期處于逆境和困境之中，強大的敵人、巨大的困難、復雜的矛盾、全新的問題像大山一般壓在共產黨人頭上。但是共產黨人具有壓倒一切敵人（困難）而不被敵人所嚇倒的英雄氣概，就好像是天生為了戰勝敵人和困難而存在的。正因為有了“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⑤ 的大無畏精神，共產黨人敢于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點燃星星之火；在封鎖和包圍極為艱苦的條件下發展“兩彈一星”；在蘇東劇變，社會主義事業遭受挫折，處于低谷的嚴峻形勢下，“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抓住機遇，有所作為”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闊步前進。

六是苦中求樂的豪氣。雖然我們黨長期處于艱苦、清貧、惡劣的環境，但是中國共產黨人具有辯證唯物主義的深邃眼光，深知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而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在艱苦奮斗的過程中，先輩們志存高遠，豪情萬丈，身處險境，放眼未來。1936年2月，經過一年長征的中央紅軍剛剛到達陜北不久，8.6萬人的隊伍已經到了“不到七千人，瘦成皮包骨”的狀況，毛澤東同志卻在陜北一個叫袁家溝的小村子里，坐在一尺多見方的小桌子邊寫下了“沁園春·雪”這樣的宏偉詩篇，展示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充分自信。方志敏在慷慨就義之際依然憧憬“中國一定有個可贊美的前途”。在帝國主義封鎖包圍、蘇聯背信棄義、我國面臨嚴重自然災害的艱難時刻，黨和人民表現了“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壯志豪情。鄧小平同志懷著“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⑦ 的堅定信心，滿懷激情地設計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未來。正因為有了這種苦中求樂的豪氣，無數先烈把砍頭當成風吹帽，無數前輩把苦難當成磨刀石。

中國共產黨在創造彪炳史冊偉業中所表現出的精神風貌，一再證明了一個道理：保持充沛的、良好的精神狀態是馬克思主義政黨能夠披荊斬棘、所向披靡的一大法寶，是黨能否始終保持先進性的首要前提。有了這個前提，什么奇跡都可能發生，丟掉了這個前提，什么危險都可能存在。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所展示的精神風貌是黨的一大思想文化優勢。丟掉了這一優勢，就丟掉了黨之“魂”、國之“神”。

二

經過中國共產黨60多年的執政和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物質基礎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政權也十分鞏固，然而，過去那種銳意進取、意氣風發的精神狀態卻開始有所減弱，表現出精神懈怠的癥狀。所謂精神懈怠，作為個體來說就是指人的意識、思維活動和自覺的心理狀態產生松弛，缺乏積極主動的心理狀態，出現不思進取，情緒、意志、精力和活力開始下降，道德品質開始出現滑坡甚至蛻變的情況。這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弱化和喪失的表現。作為一個政黨來說，精神懈怠是黨的思想理論活動的活力發生遞減，產生保守、遲鈍、停滯或禁錮的狀況，黨組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開始弱化，體現黨的性質的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風出現退化甚至敗壞的情況。

精神懈怠的問題的確值得我們引起高度警覺。我們黨內之所以會產生精神懈怠的危險，主要是因為客觀環境的變化導致主觀因素開始發生病理性的退化：第一，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長期掌握國家政權，隨著人民民主專政的日益鞏固，全局性階級斗爭的消滅，沒有了過去那種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沒有了大難臨頭的致命威脅，沒有了刀槍相向的兇惡敵手，沒有了逆水行舟的艱難處境，警惕的神經開始松弛，斗爭（競爭）的意識開始放松，頑強的毅力開始減弱，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正在面臨和潛在面臨的各種危險，缺乏政治敏銳性和抵御、戰勝各種風險的競爭（斗爭）意識。第二，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我們黨執政的條件有了極大改善，動用物質資源解決社會問題的實力也大大增強，于是一些黨和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開始迷信于“用人民幣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缺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不重視思想政治工作，不注意用真摯的感情、良好的作風、飽滿的激情去解決群眾的困難和社會發展的問題，甚至全然不顧群眾的心理感受和心理狀態，用物質的、簡單的、粗暴的方法解決問題，用搪塞推諉的態度對待矛盾，帶來一系列發展失衡的問題，使一些地方的國家機關同人民群眾的感情逐漸疏遠。第三，隨著國家機器的逐步強大，黨和國家應對突發性、群體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加強，特別是制止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和制造**的能力大大加強。于是一些領導干部迷信用強制性手段解決問題的作用，動不動就動用國家機器來解決群體性事件，缺乏“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缺乏“人性執法”、“溫情執法”的工作作風，而在采取強制性措施的過程中，不認真調查研究問題產生的原因，不深入了解人民群眾的期待和訴求，不放下身段同群眾平等地、心平氣和地進行對話和溝通，遇到矛盾總是試圖以勢壓人、以力服人、以權制人，甚至以拘禁、強拆、“被神經病”、“被自愿”、“被安居”的方式限制或者剝奪“不聽話”群眾的權利，“濫用警力”、“暴力執法”現象的存在，在一些局部地區造成人民群眾與領導干部的嚴重對立。第四，進入和平年代，個人的提拔、使用和工資福利獎金的提高一般都是按照工作年限和制度規章有序進行，沒有了革命戰爭年代和撥亂反正年代那種人生的大起大落和跨越式的變化，也沒有了那種為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而挑燈夜戰的群眾運動式的激情。人們生活在有序、安康、穩定的環境中，在規則秩序下正常工作。在人們注重物質利益追求、注重生活質量提高、注重個人價值實現的時候，在一些黨員干部中出現了所謂的“天花板現象”、“59歲現象”和“憤青現象”。有的已經沒有提拔重用希望的干部，工作缺乏動力，上班無精打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有的快要退休的領導干部，“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理，為自己謀后路作準備，放松對自己的要求，甚至以權謀私；有的在官場上、工作上、生活上失意的黨員干部，不能正確對待個人的得失，不深刻反省個人主觀能動性方面的欠缺，把所有的不滿歸咎于社會和黨組織，成天憤世嫉俗，罵罵咧咧，看什么都不滿意，而自己又不愿意為改變社會作出必要的付出和努力，成為“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憤青”。第五，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黨和國家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一躍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盡管30多年來我們遇到了國內政治**、國際金融危機、特大自然災害等不測風險，但我們都比較順利地克服了，雖有風浪卻波瀾不驚。于是一些人對中國目前取得的成績盲目樂觀，自我欣賞，陶醉于“中國震撼”、“中國速度”、“中國之謎”、“中國奇跡”的滿足之中，對我國目前尚未轉型的粗放型、外向型、擴張型經濟增長方式所造成的問題認識不足；對我國社會已經處于矛盾凸顯期心理準備不足；對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正面臨“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世界性難題缺乏應有的警醒，對未來發展面臨的風險和前進道路上潛在的艱巨性、風險性、危險性缺乏憂患意識，對應對未來艱難險阻的思想準備和心理調整也做得不夠。

一些黨員干部精神懈怠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九個方面。

1.思想糊涂，信念不堅，精神動力不足。對中國為什么必須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認識模糊，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資本主義等重大理論界限劃分不清楚，缺乏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缺乏為捍衛和實現理想信念而不懈奮斗的精神動力，缺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工作的激情。不是積極主動地想做好工作，而是機械地、被動地或者僅僅為了得到領導滿意而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不是為了社會主義事業而工作，而是僅僅把它作為謀生手段而工作。缺乏遠大志向，精神萎靡不振，做事拖拖沓沓。有的領導干部甚至因為缺乏堅定的理想信念，對黨和國家的前途悲觀失望，為自己謀求后路而走上貪污腐敗、蛻化變質的道路。

2.說得好、做不好，講得多、做得少，實干精神不強。這些年我們黨的執政理念、執政要求、執政目標應當說越來越準確，越來越細化，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卻貫徹落實很不夠，沒有真正把這些執政理念落實到各項事業的具體發展中，落實到基層的每一個角落。在一些地方充斥大話、假話、空話、套話；工作是隔空喊話，隔靴搔癢，決而不行，行而無果。相反，形式主義、文牘主義、衙門作風比較濃重，用會議指揮會議，用文件貫徹文件，用匯報來檢查匯報，人民群眾越來越不滿意“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的狀況。

3.自我滿足，盲目樂觀，自我解剖精神缺乏。改革開放30多年能夠取得這么大的成績確實前所未有，但我們應當清醒地看到，這種快速發展是因為抓住了一些機遇，帶有粗放型、擴張型的性質，而今后我國的發展形勢會更加嚴峻。因為中國發展起來了，別人跟你打交道就會更加算計和提防了；需要解決的矛盾會更加復雜，任務會更加艱巨，難度也會更加增大。然而，我們一些同志看不到這一點，對已經取得的成績自我滿足，對未來的前途盲目樂觀。看不到前無古人的社會主義事業的艱巨性、長期性和復雜性；不深入查找目前和自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清醒地反省自己并嚴格地解剖自己；不能正確認識個人和組織、個人和群眾、主觀和客觀、內因和外因的關系，對取得的成績評價得過高，對個人的作用估計得過高。共產黨就是在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成長壯大的，如果盲目自信，就會喪失襟懷坦白、聞過則喜、敢于揭短、勇于糾錯的銳氣和勇氣。

4.固守陳規，求穩怕亂，創新和開拓意識不強。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百業待興、百廢待舉，大家有一股子大破大立、敢闖敢干的精神。短短幾十年我們就初步完善了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組織領導體制和社會管理體系，初步實現了對社會有效的管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有的同志開始習慣于按照既定的規章制度辦事，習慣于在已有的制度框架下工作。對于社會發展的新變化，社會管理提出的新要求，社會進步提出的新任務不愿勇敢地面對，看不到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基本矛盾還有很多不相適應的方面，不愿意不斷適應新時期的新要求，用開拓進取的精神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機制創新。對于基層和群眾蘊藏的巨大首創精神不夠尊重、不夠支持，甚至用現行的條條框框去阻止、扼殺基層和群眾的改革創意和萌芽。

5.講究排場，追求享受，艱苦奮斗的精神開始衰減。隨著物質條件的改善，有的黨政部門和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開始講究排場，追求享受，貪圖安逸。“節省每一個銅板”的精神，“吃苦耐勞”的精神，“同甘共苦”的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有的地方看不到了。一些領導干部追求奢華，辦公樓成為當地的一道豪華風景；講究級別等級、座次禮儀、官階待遇，“官本位”觀念全面滲透；對迎來送往、公務接待、圈閱文件樂此不疲；指導檢查工作習慣于踩點彩排，邊界迎送，警車開道，禁行戒嚴，走馬觀花，擺姿作秀；不發生突發性事件很難在急難險重的工作場合看到領導的身影。艱苦奮斗精神的衰減，不僅會導致嚴重脫離人民群眾，而且會大大提高執政成本，大大削弱執政黨的競爭力和執政效率。

6.爭功諉過，搪塞推脫，責任意識較差。一些黨員干部一掃過去那種爭先恐后、奮勇當先、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強烈責任感。在工作中，愿意做好事，不愿做難事；愿做風光的事，不愿做“擦屁股”的事；愿做獨當一面的事，不愿做需要統籌協調的事；愿做有條件保證的事，不愿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事；基本能完成領導布置的事，但不愿多想多干事；遇到矛盾不想真心實意地解決問題，而是以團結穩定為借口調和矛盾，掩蓋問題；能聽取基層和群眾反映問題，不主動上門了解和調查問題；按照領導思路論證問題，不積極用自己的研究報告問題；習慣于用現成套路處理問題，不善于用改革創新精神破解難題；積極處理已經出了的問題，不去研究潛在問題；揭露問題慷慨激昂，解決問題畏縮不前等，致使一些問題和矛盾長期得不到處理，直至積重難返。

7.目光短淺，急功近利，憂患意識淡薄。為了得到提拔重用的顯績，片面追求個人政績，置子孫后代的千秋事業于不顧，產生“唯GDP論”，“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破壞人與自然的生態和諧，搞“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不顧發展質量和人的生命，片面追求“高速度”等錯誤觀念。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管理可能出現和潛在的隱憂缺乏深刻的認識，或者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憂患意識的淡漠、工作的短視、急于求成的功利觀必然會造成對未來發展預見不足、準備不足、抗拒風險能力下降。

8.放縱個性，突出自我，團結協作精神淡化。團結協作精神是我黨克敵制勝的法寶。這些年來我們在尊重個性、自由發展、強化責任、責任追究等方面有了比較大的進步，給每個人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大的空間和平臺。在這樣的情況下，個性得到了張揚，自我價值得到了比較充分的體現。這是好事。然而，我們沒有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好地把過去團結協作的精神發揚光大。有的黨員干部過于看重自己，不相信同事，不相信群眾，把自己當成“諸葛亮”，把別人當成“阿斗”，看不起別人，不屑于與別人合作共事，或者在與別人合作共事時總是鬧別扭，總是人齊心不齊，搞得單位烏煙瘴氣，工作政出多門，嚴重影響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力和貫徹力。

9.文過飾非，恐懼監督，政治勇氣不夠。中國共產黨人襟懷坦白、不怕困難、不畏強權、敢于斗爭、善于勝利的政治勇氣來源于無私無畏。中國共產黨除了代表和實現人民的利益之外沒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為了人民什么犧牲都可以承擔，為了人民什么批評都可以接受，為了人民什么錯誤都可以改正。然而，長期執政的地位，使一些領導干部忘記了我們的權力是誰賦予的，忘記了黨的根本宗旨，忘記了人民群眾具有政治參與和民主監督的民主權利，忘記了人民群眾才是國家和社會的真正主人。一些領導干部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為了掩蓋矛盾，為了制造虛假政績，對來自人民群眾的批評采取粉飾太平、文過飾非、封堵言路、敷衍應付、威逼利誘、我行我素，甚至打擊報復的態度。政治勇氣的不足容易使執政黨喪失吐故納新、自我凈化、自我糾偏、自我完善的功能。

三

雖然精神懈怠問題在我們黨內的存在并不是全局性的，即使在出現問題的一些部門和單位，也不一定同時都存在上述問題。然而，精神狀態具有極強的感染性、傳播性和相對獨立性，如果不重視這一問題的解決，局部問題可能很快會變成全局問題，精神懈怠的危險可能會導致精神崩潰的危險。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對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來說，精神懈怠問題是黨在長期執政過程中面臨的首要危險。之所以說它是首要危險，主要有三點理由。

第一，從歷史上看，一些執政黨的垮臺都是從精神懈怠開始的。例如，蘇聯是世界上出現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曾經創造了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建成社會主義，戰勝德國法西斯，成為世界上第二超級大國等輝煌成就。但是隨著執政地位的鞏固，黨的威信的提高，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黨和國家組織領導自信心的增加，開始出現精神懈怠的情況。一是黨員干部缺乏社會主義的信念和追求。蘇共在長期執政過程中沒能與時俱進地探索符合本國實際的社會主義道路，錯誤地把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理念、制度和機制當作社會主義來堅持，造成理論與實際、原則與實踐的嚴重脫節，使人們的思想混亂，理想信念錯位，社會普遍缺乏正確的精神追求。宣傳機器大量脫離實際、脫離生活的虛假高調使人們對社會主義普遍產生懷疑、迷茫、失望的情緒。特別是蘇共領導人從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步失去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逐步接受西方的核心價值觀，思想理論的“失魂”，必然走向“思想自殺”⑧。二是改革創新意識越來越淡薄。從斯大林開始的歷任蘇共領導人盲目自滿，自我陶醉，固步自封，缺乏自我解剖精神，缺乏糾正錯誤的主動自覺。蘇共領導人自認為已經建立的制度是完美無缺的，越是后來越是墨守成規、固守教條，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環境的變化缺乏政治敏銳性，不愿意對僵化的經濟、政治、文化體制動手改革，不愿觸動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政治局私下流行一句話就是：“不，我們什么都不需要改變”⑨，抱殘守缺的慣性思維使社會發展越來越缺乏動力，日漸沉疴。三是蘇共領導人制造個人迷信、個人崇拜，形成惟上是從、惟命是從的奴隸心態，黨員干部事業心和責任感喪失殆盡。蘇共領導人為了維護個人的威信，制造個人迷信，樂于接受個人崇拜，甚至不惜采用黨內殘酷斗爭的方式維護威權體制，造成萬馬齊喑、噤若寒蟬、惟上是從的局面。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嚴重缺乏，使執政黨面臨“一人系天下之安危”的險境，廣大黨員干部事業心和責任感的缺乏，導致在蘇聯和蘇共處于滅頂之災的生死關頭，竟沒有幾個人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瀾于既倒。四是貪圖享受，追求特權，被人民群眾所拋棄。蘇共領導人在長期執政過程中逐步追求奢華和特殊享受，與人民群眾艱苦奮斗、同甘共苦的精神日益淡化，黨內形成了享受特殊利益的特權階層。對領導干部搞“官職名錄等級制”、“特供制”、特定工資和“錢袋制”；實行事實上的“終身制”、“世襲制”，嚴重脫離群眾，逐步喪失黨的先進性，以至于人民群眾越來越不相信蘇共是他們利益的代表者和維護者。1989年1月至1991年1月短短兩年就有290多萬名黨員要求退黨，不少人甚至成為蘇共的掘墓人。五是官僚衙門作風日趨嚴重。形式主義、文牘主義滿天飛，官僚機構疊床架屋，工作職能交叉重復，干部隊伍冗員臃腫，黨的干部高高在上，不思進取，互相推諉，不負責任。黨的隊伍一盤散沙，大家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漠不關心。執政黨失去了應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戰斗力，“變成了喪失靈魂，轟然倒塌的‘泥足巨人’”⑩。劇變中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有不少類似的例子。

第二，從我們黨目前面臨四大危險的內在關系講，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險。這四大危險的關系是，精神懈怠是首要的危險，能力不足是最直接的危險，脫離群眾是最大的危險，消極腐敗是最致命的危險。精神懈怠之所以是最首要的危險，是因為它與其他三個危險之間存在某種因果關系。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干成別的政治派別沒有干成的三件大事，首先是因為我們黨有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良好的精神狀態，而一個執政黨要蛻化變質也是首先從精神懈怠開始的。有了好的精神狀態，沒有能力我們可以培養能力，能力不足可以笨鳥先飛，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我們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在野黨到執政黨、從執政黨到受人尊重的執政黨，這種能力的巨大變化，不就是在良好的精神狀態下取得的嗎？鄧小平同志曾經深刻地指出：“共產黨的領導夠不夠格，決定于我們黨的思想和作風。”(11)因此，我們只有很好地解決精神懈怠的問題，才能有效地消除我們黨面臨的其他危險，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始終保持先進性。

第三，精神懈怠的問題是一個長期執政的政黨還沒有解決的首要難題。蘇聯共產黨作為一個具有建黨93年、執政74年的政黨，應當說創造了目前世界上一黨執政較長的歷史。但它還是垮掉了。現在世界上一些政黨研究專家提出了一個所謂“80大限”的說法，即一個政黨不可能做到長期執政，過不了80年的“生命極限”，在70多年內必然就要衰敗和垮臺。目前世界上執政時間最長的三個政黨都沒有超過80年。除了蘇聯共產黨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執政時間71年，蒙古人民革命黨執政時間75年。這些政黨突破不了所謂政黨執政“生命極限”的首要原因就是這些黨不能夠始終保持開拓進取、奮發有為、攻堅克難、萬眾一心的良好精神狀態。不是因為內部分裂削弱自己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是在強勁的對手和重大的困難面前驚慌失措，精神崩潰，敗下陣來。目前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采用兩院制、三權分立制、多黨競爭制、輪流執政制這樣的機制，解決了由于執政黨的政治精英不思進取、脫離實際、脫離選民、政治腐敗等精神懈怠引起的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既要為避免西方民主政治的狹隘性、片面性和虛偽性而不采用西方的政治體制，又要在長期執政過程中始終保持永不言輸、永不言敗的良好精神狀態，確實是一個十分嚴峻的考驗。馬克思主義的執政黨應當從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高度，認真研究在新的客觀環境下，通過建立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的長效機制來消除精神懈怠危險的問題。

注釋：

①③ 《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頁，第1512頁。

②⑦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68頁，第382頁。

④⑤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頁，第1101頁。

⑥ 參見鄭必堅、龔育之等主編《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355頁。

⑧ 參見張樹華《蘇共“失魂”的教訓》，載于《瞭望》2011年第26期。

⑨ ［俄］羅伊·麥德維杰夫《蘇聯的最后一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頁。

⑩ 參見姚聯合《蘇共干部特權制度》，載于《文史參考》2010年第15期。

(11)轉引自《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70頁。

（作者系中國教育電視臺黨委書記，教授，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