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魯迅的文化立場

魯迅的文化立場

魯迅的文化空間2010年11月22日 9：30——12：00北京現代文學館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現代文學館聽講座，今天我們為大家請來的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孔慶東老師，讓我們歡迎孔老師。今天雖然風很大，但是來的人特別多，所以氣氛也很好，我想從大家期盼的眼神中也看出來了，今天我的開場白應該是越短越好。而且我覺得在孔老師本人強大的氣場面前，任何介紹、開場白可能都是浮云。孔老師也不需要我多作介紹，大家對他都非常的熟悉，孔老師太有名啦，因為以前我在北大念書的時候，每次去外地，人家知道我在中文系，首先會說“哇，好厲害”，然后下一個題目就是：“你認識孔慶東老師嗎？”可見認得孔老師更厲害，而且后來我也經常看孔老師的博客，我發現人人都愛孔慶東。雖然有些人的愛有點另類有點各色，而且我覺得孔老師可能也打破了北大中文系教授給公眾的某種刻板的形象。孔老師他亦莊亦諧、雅俗共賞，也可以說是超越雅俗，以孔老師的話說就是“被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其實這一點也是非常難得的。孔老師本身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人，我在這里也就不多作介紹啦，但是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細節。這兩天我就在看孔老師的視頻，然后重溫了一下孔老師在04年獲得“北京大學十佳教師”之首的一個宣傳片，在這個宣傳片上，有孔老師的一個自我介紹，是這么說的：孔慶東，男的；大好人，裝的；（笑）北大教授，副的；（這點應該改改，現在早就轉正啦），文學博士，真的；圍棋二段，業余的；排球裁斷，專業的。我想從這一段短短的話也可以暴露出孔老師比較可愛的一面，然后今天孔老師給我們演講的題目是：《魯迅的文化立場》。這也是近些年孔老師在百家講壇、在北大課堂，經常講的一個話題，而且孔老師的魯迅研究課曾經獲得北京大學教學一等獎。我想之所以孔老師魯迅研究這么受歡迎，不光是因為孔老師很幽默，更重要的是孔老師的魯迅研究，他能夠沖破陳規，他不但是正說也是新說，能夠給我們提供新的東西，而且具有非常敏銳犀利的現實指向。下面就讓我們有請孔老師。孔慶東：各位朋友大家好，謝謝陳燕的介紹，以前陳燕在中文系的時候我沒發現她口才很好。北大有一句話：北大是一條蟲，放出來是一條龍。但是外面的一條龍，到了北大就是一條蟲。我這樣說不是說陳燕，包括我們所有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其實我在北大不算什么，北大學問比我好的教授應該是一百一百數的，不是三個五個。當然學問好是一方面，學問好不見得能夠轉化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真正能夠推動社會前進的也不見得是學問好的人，而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而是像在座的各位這樣的看上去不像是學者的這些人。今天來到現代文學館有一種久違的感覺，很久沒有來在這里講話了、在這里作報告了。感到現代文學館，星期天講座工作越來越繁榮越來越好啦。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從陳燕來工作之后，可能跟她的工作有關系。以前好像沒有這么多站著聽講的人，今天竟然加了這么多椅子還不夠，讓我感覺這里越來越像北大了。其實在北大站著聽課從來是一種常態，我1983年到北大上學，習慣了要站著聽課。你想坐著聽課也好也行，那要付出代價，付出時間的代價，或者是要跟人打一架。所以，站著聽課的人里可能能夠推動社會前進的人是更多的。我雖然很久沒有來到這里了，其實周末也經常不閑著，到處亂跑。因為現在不知為什么，現在憑我自己得到的信息，好像全國人民越來越需要上課。有人來請我我總是一口謝絕，因為我不能夠像柳宗元說的“若為化得身千億”，一個人不可能切成那么多份兒。雖然說是總在謝絕，但是其實也總在演講，謝絕了99個還剩1個你必須要去。為什么馬不停蹄的到處要跑，謝絕也謝絕不過來？為什么這么多地方需要人上課？其中固然包括一些地方有附庸風雅的要求，有一些地方政府要辦一些文化論壇，要完成它的政績，這都有。但是，竟然有人聽，有這么多人要聽報告，這說明我們這個國家需要思想，需要啟蒙的又一個時代來臨了。那么這就越來越印證我前幾年講的話，不是前幾年，大概十來年，我都在講這樣一個話題，就是“又一個魯迅時代降臨了”。我們現在是又一次回到了魯迅時代，說回到也可以，不愿說回到，說又一次面臨著新的魯迅時代。當這個世紀降臨的時候，那么多文人歡天喜地的擁抱這個所謂的新世紀，好像新世紀就煥然一新。我們受“新”字的蠱惑太大，自從一百多年前，“新”這個字兒在中國變成了一個褒義詞以后，“新”就是具有巨大魅力的。在古代“新”不見得是一個褒義詞，新和舊都是客觀的。新的不一定好，舊的不一定不好。比如說有人到你家說，“呦，你家的墻挺新的，你家墻上掛的畫挺新的”，這都是罵人話，說你家沒文化。有文化的人墻上掛的畫至少是五百年以前的，說你家畫是新的，是罵人的。現在“新”不是，現在的“新”是褒義詞。所以新世紀，很多人歡欣鼓舞的去擁抱它。在1999年，那一年很多文章歡呼2000年，我就說，我們從小就被宣傳2000年到來會多么幸福，現在2000年就在我們懷里了，低頭一看，惡心無比。就是這樣一種感覺，我們帶著這樣一種感覺，所謂像那首歌唱的：走進新時代，走進一個惡心無比的時代。那么這個時代，我把他概括為魯迅時代的時候，很多人并不同意。因為我們大家都受進化論的影響，認為歷史是前進的，是越來越好的，我也不能反駁歷史是越來越好的。但我認為即使這樣認為，也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段中可以這樣說，一百年、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這樣說可以說歷史是進步的。但是十年、八年，時段放小的時候，時代很可能是倒退的。像魯迅所說是“進三步、退兩步”，有時候進的少退還大。“進步一尺，反動一丈”，有的時侯是這樣的。那么為什么說現在是魯迅時代？我們不從學理上加以證明，只從我們廣大人民群眾日常的感受中就可以知道。現在的時代和魯迅時代在哪里相似呢？概括的說：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又回來了。我說的這“三座大山”還不是今天我們講的“新三座大山”，不是房價、學費、醫療費的問題，就是純粹的“三座大山”，已經又回來了。我們都不知道純粹的“三座大山”是什么？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扎扎實實的“三座大山”今天又回到了我們人民的頭上，壓得我們喘不開氣。就像今天早上的大風一樣，大家坐著在這里濟濟一堂，感到很溫馨，可是到門口，出現代文學館，走出這個氛圍，到大街上去，那種氛圍。在這個真正的“三座大山”之下，才有許許多多的小山：廣大人民群眾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現在是一個生老病死無依靠的時代，什么事情都沒有安全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有一個大學同學畢業了，他到一家很好的公司去做廣告工作，在短短幾年內，大概賺了一百多萬。當時是特別高興，他說“我這些錢一輩子都花不完了，人生太好了”。一百多萬那時是天文數字，1990年那還不是天文數字嗎？他認為一輩子都花不完，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人兜里裝一百萬就可以萬事無憂了。那么今天再看看，你家有一百萬算什么，連一套房都買不起，家里只要有一個人生一場大病，100萬就沒了，馬上就沒有了。那我們在毛主席時代，家里沒有這100萬，但是你可以隨便生病，不怕生任何病，不怕動任何手術。也就是說家家等于有無窮的財富，這個財富在國家那里、在黨那里，在整個中華民族那里，隨時可以給需要的人。你說你現在家里掙多少錢算是有安全感，有一千萬你有安全感嗎？有一個億你有安全感嗎？沒有！現在舉國上下沒有一個人有安全感。我有一個朋友是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服務的，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每一次講話之前的那個戒嚴工作，需要我們黨的另外的高級領導人，把這個椅子全部摸到，底下全部摸到，杯子全部檢查好，然后說：戒嚴。不是這屋里戒嚴，是杯子戒嚴、椅子戒嚴、桌子戒嚴。哪里能隨便擺這些東西，萬一哪個爆炸了怎么辦？（笑）就是說我們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都沒有安全感。我們是泱泱大國，任何一個人、任何時間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誰都沒有依靠。整個國家，大家會覺得國家有安全感嗎？可能大家是愛國的。我很理解那些不愛國的人，有的時候理解漢奸，我想他為什么這么恨這個國家？這個人是天生良心被狗吃了嗎？不是啊。首先他是對國家確實沒有好印象。我知道有一些出國留學人員，他本來也挺純潔，說我到外國學了技術，回來為祖國服務。可在他到機場的時候，兩個機場就把他的印象顛覆了。在我們的機場受到百般刁難，然后到對方的機場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飛機一起一落之間就把一個愛國青年變成一個漢奸了。他發誓要滅掉中國，當然他辦的這個事是不對的。但是說我們的國家沒有給我們的子民以安全感。大家都不愛這個國了，多數人不愛這個國了，在崗位上的人，特別是那些掌握著權利、金錢、話語的這些人，沒有愛國之心了，所以大家都紛紛有意無意地賣國。賣國并不是找了一個主子跟他簽了一個合同，我賣給你，你給我多少多少錢。破壞這個國家、損公肥私就是賣國。所以我們現在的工業買辦化、三農破產、國防疲軟、外交陽痿、官場腐敗、文化糜爛，合起來看沒有一個領域讓人省心，總結起來是內憂外患，用文學術語描述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魯迅在《狂人日記》里的那些感覺又回來了。為什么現代文學館越來越重要，按理說國家要是正常的話，我們現在并不是現代，我們是當代啊，現代文學1949年就結束了。現代文學館應該荒涼破敗，沒人來，那才是我們國家繁榮的象征。所以我就懷念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現代文學館沒有這個地兒，八十年代現代文學館就在西三環萬壽寺，離中央民院不遠，就是一個荒涼的破敗的老園子，沒人理，誰去呀？禮拜天去？過年都不去，沒有人去，院里長滿了荒草。那時舒乙是館長，吳福輝老師是副館長，想把草除了，都沒有錢。就像當年魯迅住在紹興會館一樣，間或有幾個朋友來坐一坐，其中便有一個叫孔慶東的。（笑）就是那種情景。那時候現代文學不受人注意，說你們這些都是老古董了，巴金有什么用呀、趙樹理有什么用啊、冰心有什么用呀？沒人理。這很奇怪，現代文學現在越來越受重視了，這就證明我們又回到1949年之前了。大家看看對面，現代文學館又在蓋新的大樓，很快這里要成為專門展覽的地方，辦公機構遷進新大樓。一個只管短短30年文學史的這樣一個機構，它在這個國家這么受重用，這不是說明我們又回到了那個“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時代了嗎？我經常去各地開會作報告，從生活角度，我很喜歡那些地方，可是我在哪里不能呆時間長了，因為我已經習慣北京了。人家說北京這么不好，你天天罵北京，生活這么不方便、氣候這么惡劣、交通這么擁堵、人情這么冷漠，你為什么要活在北京？我說活在北京就是要體會它的“風沙撲面，虎狼成群”，戰士只能活在這樣的環境。我知道在你們這很享受，你們這里小橋流水、橋洞里面看月亮，多美的地方。但是時間長了我忍受不了，因為我知道沙漠上虎狼在叫，鷹隼在飛。這個時代，跟我們的前三十年，跟毛澤東時代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跟那個時代比，當然我們這個時代有很多進步的一面，這是我們要承認的，有發展有進步。但是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當我們無法確認的時候，只好找一個參照系，我們找到了1949年之前的這個參照系，跟那個時候何其相像！我剛才來的比較早，在外面馬路上溜達了一會兒，去體會1949年以前的那個精神氛圍。物質肯定不一樣了，馬路、大樓、汽車都是新的發展，但透過這些東西，看到背后，人，所透露出的那些氣質。街上的人就沒一個有精神的，你看看這個中國人，不管穿得怎樣，他沒精神。我是研究人的，我總在想，我在街上，不論是走在王府井還是走在西單我看這些人都在想什么呢？有時我過馬路的時候站在過街天橋上往下看，看看茫茫的人海車流，看看車里的人車外的人，他們在想什么？當然我這種去琢磨人心理活動的習慣，是受了現代文學館館長長陳建功先生的影響。我上北大的時候，參加第一個作家座談會，里面有陳建功老師，我向他提問：“你小說怎么寫出來的？平常都琢磨什么？”他說：“我平常就琢磨人，我等公交車的時候看看這人他在想什么呢？我就心里邊給他編一篇小說。”我覺得這個習慣特別好。我們隨時隨地去琢磨你身邊普普通通的人，加上你整體性的考察，你才會對時代有一個比較深切的把握。那我說我們現在是魯迅時代，我們這個新的魯迅時代和舊的魯迅時代有一個區別，就在于現在卻沒有魯迅。如果加上一個定語的話，我們現在是“沒有魯迅的魯迅時代”，這就更加悲哀，更加荒涼。所以我們要問，魯迅是怎么面對他那個時代的？就是今天我們要講的題目，魯迅面對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他的文化立場是什么？他是什么樣的立場？否則的話我們概括今天是任何一個時代都沒有用。因為我說今天是魯迅時代，有的學者可以把我駁倒。他說今天不是魯迅時代，他說今天就是繁榮昌盛的新時代，怎么辦？他有可以找到很多證據來，說“你看我家房子值多少錢呢？買的時候30萬，現在值300萬了”，他有很多證據。最近我在博客上引用了這樣一個材料，最近北大中文系韓毓海教授，他上課的時候不知犯了什么“病”，突然說了這么一句話：“魯迅有什么了不起，魯迅如果沒有遇到毛澤東，他不也就是個孔慶東嗎？”（掌聲）后來我就嚴厲譴責韓毓海教授，我說“你這是害我啊，既害我，又害魯迅，我說你這是什么話”？他說“當時我說了這句話，同學們都熱烈歡迎，同學們認為我講的很深刻講得很有道理”。他說，魯迅如果后來他的思想沒有毛澤東繼承并實現的話，魯迅就是一個發牢騷的孔慶東啊，對社會不滿，說點這說點那。以后人們說歷史上有這么一個人喜歡發牢騷，喜歡批評政府，也就跟今天的孔慶東一樣。當然魯迅不是孔慶東，他確實是一個偉人，而且是能夠輝耀千古的偉人。所以我們需要知道他的立場，需要知道他和我們有什么不同。談到魯迅，魯迅是一個說不清的學術對象，北大的現代文學，不論學者具體做那個方向，多多少少都要接觸魯迅，魯迅是我們的基本功。全國研究魯迅的人大概是數以千計，說魯迅說了八九十年，眾說紛紜。一個偉人的標志，大家老忘不掉，老得說他，不論你的政治立場文化立場。直到今天，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不論是左派右派中間派，都不斷地提到魯迅，對他是既尊重又批評，有崇拜有污蔑有咒罵，這正是偉人的特點。沒有一個偉人，所有人都不贊美，或者所有人不罵他。肯定是有贊美，有罵。剛才我們引用韓毓海說“魯迅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是孔慶東”，這是左派的觀點。右派對魯迅最大的批評，也跟毛有關系，說魯迅怎么墮落了，魯迅怎么和共產黨混到一塊啦？在右派看來，魯迅最大的缺點是跟共產黨混到一塊了，巴結共產黨，助紂為虐，導致中國走向什么專制社會。到臺灣香港會看到許許多多把魯迅罵得體無完膚的文章，說魯迅就是大惡魔，沒有一點好事，思想專制、心理變態、道德敗壞。有那么多的人仇恨魯迅。那魯迅自己是左還是右呢？我這個學期在北大開的通選課是金庸小說研究。我研究魯迅也好，講金庸也好，其實是將他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標本，來研究知識分子的心理，這也是從錢理群老師那里繼承來的一個思路。我講金庸小說第一課我講的問題就是：金庸是左還是右？金庸是左派還是右派？因為這是當下人們很喜歡談論的一個話題，當下的人們就喜歡站隊。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總是批判文革，說文革這不好那不好。文革中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們今天這些批判文革的思路、做法跟你所批判的對象有什么區別？我們說文革時整人，那么在文革結束以后我們整了多少人？文革中被整的人后來都平反了，文革結束后被打成四人幫余孽、爪牙，三種人等等，受迫害受冤屈的那些人何日才能平反？假如文革中整了三十萬，或者五十萬人，那么八十年代整了多少人？“殺人如草不聞聲”！文革中有一條錯誤就是，強迫人站隊，你要表明，是造反派還是保皇派，你是新北大還是井岡山？要站隊。我們現在不還是這樣嗎？強迫人家站隊。人家不站隊給人家劃好了隊，他是左派，他是右派，帽子滿天飛。在這種時候我們就更需要想，有沒有人能夠超越站隊，不好排隊？魯迅就是這樣一個人。其他很多偉人也都是這樣。大家想孔子是左派是右派？莊子是左派是右派？耶穌是左派是右派？釋迦摩尼是左派是右派？毛澤東是左派還是右派？當你認真的去仔細想一下就會發現，他們之所以是偉人，就在于你不能用左右去概括他，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不是中間派，他也不是此外單獨的一派，他有時候左他有時候右。但是他左也好右也好，他左的時候左就是對的，他右的時候右就是對的。他永遠是站在一個佛的立場，佛家講，“有一雙佛眼”，佛眼是哀憫眾生的眼，永遠看著人民的苦難，哀民生之多艱。所以人民需要左的時候他就是左派，人民需要右的時候他就是右派。你說他是隨風倒也可以，他隨人民之風而倒，他不隨權貴之風而倒。或者是我們不是有一句話“順天應人”嗎？順天應人。那么回到魯迅這個具體的人，魯迅本來就是一個凡人，是一個普通人。受過教育的都知道魯迅的原名——周樹人。我小的時候聽收音機里廣播：魯迅，周樹人。我很奇怪我說魯迅不是紹興人嗎？（笑）什么時候變成周樹人了呢？因為我在書上看到的是魯迅是紹興人，現在說魯迅是周樹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記住了。后來知道周樹人是他的原名。其實周樹人也不是他最開始的原名，周樹人是他后來自己取的一個名，他本來叫周豫才。這個名字的歷史我們不考證了，他小時候這個名字的演變很復雜，反正他長期的、正式的官名叫周豫才。比如他去領工資簽名的時候簽的字，不是魯迅不是周樹人，是周豫才。周豫才這個名字就挺好的，挺古雅、挺大氣的，挺有學問的名字，為什么改名成了周樹人了呢？我覺得魯迅的名字是理解他文化立場的一個鑰匙，我們可以順著這個名字打開一扇小門，從這個小門往里走。取名，特別是自己取名，顯然是一種勵志的傾向，大人給孩子起的名是包含著一種希望，包含著一種吉利的希望。人長大了給自己取名了，那一定是勵志，包括取外號、取字、取號，都是這樣一種現象。秋瑾為什么自號“鑒湖女俠”？魯迅為什么給自己起名 “周樹人”？魯迅為什么不給自己起名“周樹俠”呢？他不叫“周樹俠”，他叫周樹人，“人”這個字，是魯迅思想的一個核心概念，樹人。他的弟弟起名叫“作人”，周作人；他的三弟起名叫“周建人”，這是我們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周氏三兄弟，下聯是宋氏三姐妹。（笑）你說人家的孩子怎么培養的？周氏三兄弟不得了，其實中國歷史上可以沒有宋氏三姐妹，當然宋氏三姐妹也很了不起，但是就像孔乙己一樣，沒有她們人民便也這么過。但是周氏三兄弟不一樣。樹人作人建人，都是一個動賓詞組，人都是所指的對象。人不是天然存在的，人不是自足的，人需要去建、立、樹，人需要去作。如果沒有一個主觀的動作，沒有一個主觀的努力，這個人不會天然的完成，不會自我完成，所以人是需要樹的，樹立的樹。立人、樹人是魯迅的一個核心的文化立場。這個立場很早就形成了，形成在魯迅留學日本期間。那么現在我們文化界思想界斗爭很激烈，都拿魯迅來做武器，但是主要借重魯迅的兩個時期的思想：一個是五四時期的魯迅，二十年代的魯迅；一個是大革命以后的魯迅，27年到37年，魯迅的最后十年，或者叫革命時代的魯迅。用這兩個魯迅來互相打。右派喜歡五四時期的魯迅，左派喜歡后期的魯迅。在我看來，魯迅更重要的時期不是他聲名顯赫的時期，而是還沒有魯迅的時期，就是從周豫才變成周樹人這個時期，那是魯迅的“晚清時期”，我把他叫“晚清魯迅”。那時候還是清朝，還沒有辛亥革命，沒等辛亥革命的時候，在清朝的時候，魯迅的思想就已經成熟了，所以他和那些革命黨都不一樣。魯迅有一首《自題小像》的詩，大家都熟悉的“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是我們中學就會學到的，我們一般就說這首詩是愛國主義的詩篇，表達了愛國思想。這首詩當然是愛國的，但是這首詩給人的整體的感覺、美學上給人的印象是孤獨的。“靈臺無計逃神矢”，他沒說我天生就特別愛國，他說是“無計逃神矢”，他說我本來不想愛國，愛神的箭一下子就射到我心上了，如果是談愛情的話，這首詩的意思是“我本來不想愛你，沒辦法，可愛神把你推在我面前，不愛不行”，是這樣一個意思，想逃逃不掉。在中國愛國其實有時是無奈的。所以有時候我很同情漢奸，覺得他們不愛國有一點點自然的合理性，就是國家有很多缺點，國家對他們不好，但我覺得漢奸們沒把問題想明白。你不愛國你害這個國家對你就有好處了嗎？其實漢奸們思想沒有往前進，你再往前進就能進到魯迅這里，你想一想你不愛這個國你害這個國你更痛苦，你更不是人。所以你還應該想一圈再回來，還得愛這個國。這個國家有那么多缺點，我們承認，這是我們和漢奸共同的立場。我們都認為國家腐敗、官僚主義，到處都是壞事。這一點左派右派都是共識。分裂點只在于，面對這樣的慘狀怎么辦？魯迅在年輕的時候，“靈臺無計逃神矢”，說明他有逃的欲念，想逃過，這個國家我不愛不行嗎？我知道有一些海外的第二代香蕉人恨自己的黃皮膚，到處尋醫求藥能不能變成白皮膚，買點細砂紙成天蹭，能不能蹭出嫩肉來，長出白皮膚來？他不能，發現自己怎么弄還是這個皮膚，出去的時候人家就把你當二等公民。唯一使自己有尊嚴的一個辦法就是愛這個國，讓這個國家強大起來。這是唯一的路，你想改變自己改變不了啊。有很多人跟外國人結婚，跟外國人結婚每日每時的日常夫妻生活中，得忍受多少文化屈辱啊，除非你是個沒文化的人，你不想這些，只要一想就回避不了。兩口子過日子，存在著文化等級，一方是以巨大的文化優勢感在對待另一方。除非你鴕鳥，你避過不見。我知道很多跨國婚姻，最后不能成功，或者忍氣吞聲的維持，就因為人與人之間是有文化的先天因素。“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故園并不好啊，故園是風雨如磐哪。和我們今天一樣，魯迅沒說這個國家好。我遇到的一些國家的人特別愛國，比我們國家的人愛國多了，他愛國的表現就是他們國家特別好。“我們國家特別好啊，我們國家什么都是世界第一，你們中國的什么東西都是我們的”。那我就問這個國家的公民，假如你的國家不好怎么辦？他經不起我這一問。我說你愛你的國家原來是因為你們國家好，那你的國家如果不好呢？假如你的國家什么都沒有了，假如我給你證明孔子不是你們國家的人，曾子是我們國家的人；李時珍也不是你們國家的，是我們國家的；毛澤東也不是你們國家的，是我們國家的；姚明也不是你們的，是我們的；端午節也不是你們的是我們的，你們最后啥都沒有，你還愛這個國嗎？連你們國家的泡菜都是我們山東生產的，（笑）你還愛不愛這個國？他就懵了。他的愛國就崩潰掉了。我說，哦，原來你愛你的母親，是因為你的母親長的漂亮！這叫什么愛國呢？真正的愛自己的母親，并不因自己的母親長得漂亮，不因為自己的母親有錢有文化，不。所以我們中國人才感動于艾青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只要他養育了我，我就愛她，不附加任何其他條件。這個國家風雨如磐也好，雞鳴不已也好，我都“靈臺無計逃神矢”，這是魯迅跟其他的那些愛國者，跟其他精英不同的地方。他的這份心是“寄意寒星荃不察”，這是來自屈原的離騷，“荃不察余之鐘情兮”，沒有人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人家理解。不需要理解是孔子和屈原的共同點。不患人之不己知，人們怎么評價我都可以，說我什么我都無所謂，我自己想明白了。在別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的前提下，仍然“我以我血薦軒轅”。所以，表面上看魯迅經常常反對一些愛國者，魯迅嘲諷那些愛國者是“自大的合群”。魯迅自己在這個時期，就形成了一種冷靜的思考，他自己先成了一個冷靜的個體先覺者。魯迅在這個時候就不是什么派了。我們籠統的說魯迅是一個民主個人主義者，他參加過這個革命團體那個革命團體，但你發現他跟誰都攏不到一塊，他跟誰也攏不到一塊，不是因為他不會事故不會做人，不會搞人際關系。是因為他的思想的確太獨特，也可以說太超前了。當時晚清的時候救國論很多，勢力最大的，一個是洋務派，一個是立憲派。立憲派對于洋務派是具有革命性的。那我們想一想和今天的情況不是一樣嗎？我們現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不又變成了洋務派和立憲派了嗎？當然洋務派和立憲派在打。洋務派說，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中去，只要經濟搞上去一切都解決了。結果經濟搞上去，一切都垮了。這是洋務派。所以立憲派攻擊洋務派，說你看你這個不行，雖然經濟搞上去了，還是專制野蠻，必須要立憲，必須要實現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加強法制，加強民主，讓記者隨便說話，隨便跑到人家去采訪。我們今天不還是洋務派和立憲派嗎？洋務派和立憲派其實都有一點道理，就是他們的出發點都想到了一個好的東西，然后把他們想到的好東西無限放大。結果就制造了比它那個好，要壞百倍的后果。魯迅當時面對的主要的主流意識就是洋務、立憲。因為洋務派、立憲派失敗了，才有革命派的出現。但是革命派，革了命要干什么呢？不知道。革了命之后還是立憲。清朝在什么時候垮的？什么時候崩潰掉的？清朝不是在最黑暗最反動最腐朽的時候崩潰掉的，清朝最黑暗最反動的時候都已經熬過去了，都已經接受了革命派的很多思想，你們不是說要立憲嗎？清朝準備立憲了。已經準備好接受普世價值了，就是你們說什么都對了，我們反正都錯了。慈禧太好也好、光緒皇帝也好，雖然是帝黨后黨，但其實整個滿清統治集團都認識到自己這一套不行了，準備接受你們資產階級那一套了，你們說民主要辦報紙給你們辦，要想辦郵局，隨便發個手機短信、發個email嗎？可以，都容許了，當時所能夠容許的全都容許了。就在他容許的時候崩潰掉了，在他想到改的時候，完蛋了。他們以為一接受普世價值就把自己救了，錯了。就像戈爾巴喬夫一樣，認為自己錯了，準備全盤接受美國價值，就在你一接受的時候垮掉了。戈爾巴喬夫和慈禧太后何其相像！可是在這個時候，中國有一個魯迅，他就不把洋務放在心上，也不把立憲放在心上。他自己求新路，學的就是洋務派的東西啊。魯迅早年在南京上學，上了倆中專，魯迅沒有大學文憑，魯迅上的都是中專。魯迅上日本去了仙臺醫專，我現在搞不清它是中專還是大專，完了還沒畢業。所以現在有很多人非要讀博士讀碩士，有什么用啊？根本沒用，比不上魯迅幾個亂七八糟的中專。魯迅上學雖然沒有畢業，但是他已經看出來了，這一套東西是沒用的。他上的江南水師學堂、路礦學堂，就是用挖了煤的能量抽水，用抽了水的能量挖煤，就是倒騰GDP，自己糊弄自己，就和我們今天一樣，就是倒騰賬面那點錢，最后把地下挖空。魯迅早年的文章我們一般都不重視，我們一談魯迅就從1918年《狂人日記》開始。其實早在晚清的時候魯迅的思想已經非常非常深刻了，如果后來他沒有成為魯迅，可能這些思想就淹沒了。偶爾被哪個學者翻舊雜志翻出來，抄襲幾段而已。魯迅再1926年編了他的一本雜文集叫《墳》，收錄了他早期的四篇文章，都寫于1907年。1907年其實是清朝已經要洗心革面的時候了，當然離自己翹辮子也差不多了，但那時候它滿心歡喜，以為自己只要改了就好了。那么魯迅早期的幾篇文章特別重要，《墳》里收的這幾篇，一個叫《人之歷史》、一個叫《科學史矯偏》、一個叫《文化偏至論》、一個叫《摩羅詩力說》。我們看魯迅他自己1926年編文章的時候，主要編的是五四時候的文章，但是他舍不得把他早年的文章舍棄掉，特意把它們找出來，按時間順序排在前邊。魯迅在題記中說：“偶爾看見了幾篇將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謂文章，這是我做的么？（他有點不相信）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確是我做的。那是寄給《河南》的稿子；因為那編輯先生有一種怪脾氣，文章要長，愈長，稿費便愈多。（魯迅很俗的人，知道文章長稿費越多，）所以如《摩羅詩力說》那樣，簡直是生湊。倘在這幾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歡做怪句子和寫古字，這是受了當時《民報》的影響；（其實是受章太炎的影響，魯迅首先是大學問家、大學者，魯迅寫的字可能現在我們中文系的教授加起來也認不全，魯迅是一流的古文學家）??倘是別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勸他‘割愛’，但自己卻總還想將這存留下來，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進步。其中所說的幾個詩人，至今沒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拋棄舊稿的一個小原因。他們的名，先前是怎樣地使我激昂呵，（我注意魯迅所說的激昂這個狀態，魯迅在晚清的時候是激昂的。很多人是一輩子由平靜到崛起到激昂，越來越激昂。我們習慣于看人這樣的生平，發展觀的生平。比如說聞一多，詩人學者戰士，在生命的最激昂的時刻被殺害了。可魯迅不是，魯迅是年青的時候激昂，但是并沒有出名，后來出了大名，卻并不是因為激昂。這是魯迅的特點。）”在我剛才說的這幾篇文章中，第一篇是《人之歷史》，我很重視這個第一篇，第一篇談的是人，魯迅開篇重視的是人的問題。第二篇是《科學史矯偏》，魯迅很重視科學，為什么我們要強調這一點，因為我們

第二篇：立場文件

立場文件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變化，特別是改革開放，極大地調動了人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開創了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發展的嶄新局面，綜合國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城鄉面貌日新月異，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我們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富民強國、振興中華的康莊大道。

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十幾億人口的大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舉。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前面的路還很長。在前進的道路上既有機遇也有挑戰。我們堅信，只要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就一定能夠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對中國的未來充滿希望，我們偉大祖國的前程無限光明！

能源是支持人類文明進步的物質基礎，也是現代社會發展須臾不可或缺的基本條件。近年來，綠色發展在全球蓬勃興起。其核心是減少對能源資源的過度消耗，追求經濟、社會、生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此，世界各國進行了積極探索，中國也做出了不懈努力。我們積極調整經濟結構，加大節能減排力度；加大政策扶持，加快清潔能源發展；加快傳統產業改造，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倡導低碳生活方式，推行綠色消費。我們面臨的困難很多，付出的代價很大，但我們毫不動搖。

為了減少能源資源問題帶來的困擾和不平等，世界各國應當進一步行動起來，共同做出更大努力。第一，要把節能增效放在首位，推動建立節約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通過采用先進科技提高能效，建設低投入、高產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環、可持續的國民經濟體系。第二，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各國應加強政策扶持，擴大應用規模，逐步降低成本，越來越多地替代化石能源。第三，要積極推動能源科技革命。政府應當加大投入，推進能源科技創新的工程示范和產業化。發達國家應當在保護知識產權的前提下，向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提供、轉移技術。第四，要有效保障能源安全。可考慮在Ｇ２０框架下，本著互利共贏的原則，建立一個包括能源供應國、消費國、中轉國在內的全球能源市場治理機制。要通過協商對話，制定公正、合理、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構建能源市場的預測預警、價格協調、金融監督、安全應急等多邊協調機制，使全球能源市場更加安全、穩定、可持續。

中國一貫尊重西亞北非地區國家和人民的自主選擇，支持其依靠資源稟賦和優勢發展本國經濟。中國將繼續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可持續創新，致力于發展未來能源，共同建設一個綠色和可持續發展的新世界。

第三篇：營銷員立場：

營銷員立場：

你的立場代表你生命的意義

1、人壽保險是必須品，每人都需要。

2、今天我決定放下無謂的自我和面子，因為人壽保險的意義和利益太偉大了。

3、今天我決定全力以赴把人壽保險的意義和利益說明給對方聽。

4、我不把成敗放在心上，我只求無愧我心。

5、我決定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放在別人的眼神里，我更決定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放在別人的嘴里。

第四篇：學生立場

學生立場

1、教育者要有“學生立場”。教育是直面人、發展人的事業，不懂得人就不懂得教育。德國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說過：“教學必須符合人的天性及其發展的規律”，所以，教育者心中眼中要把學生的立場擺在第一位，以促進學生生命成長為目標，一切從學生的需要出發，教育才有可能真正的發揮作用。

2、教育者要有教育的眼光。教育即生長，就是教育者應有的眼光和尺度。從學生的角度出發，我們就要明確的知道，學習是苦的，是一種修煉自身的過程，在學習過程中必然要忍受身體不適和心靈煎熬。正如陶行知先生說“必使學生得學之樂，而耐學之苦，才是正規。若一任學生趨樂避苦，這是哄騙小孩子的糖果子，絕不是造就人才的教育”。學習，就會形成壓力、就會添加負擔。“減負”不是“去負”，減掉的是過多過重的負擔，去不掉的是“負擔”本身。我們需要思考的是怎么從促進生命生長的角度，考慮加以什么樣的任務和負擔才能滿足和提升他們的學生的需要？或者，經過一段時間的教育，學生的需要生長了、發展了么？同時教育眼光還有具有道德重量。在對一切不利于兒童生長的現象保持敏感和進行譴責的同事，還承擔了建構的重負——建構促使兒童生長的環境生態，用自己的熱情、真誠、智慧和細致入微的行動，為兒童的健康成長遮風擋雨、開辟道路，這種目光里飽含道德的柔情和建構新世界的力量。

3、教育的內容要生活化。

從成人的角度，我們回顧一下，我們從小接受的厚重的教育內容，沉淀在心里、扎根在記憶里的著實不多了。那么同樣是人類創造的精神財富和生命能量，為什么有的很快就消失的無影無蹤，有的卻頑強的經過歲月的淘洗留了下來？其實，除了學習者自身的原因之外，教育內容有沒有和學習者的生活聯系起來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只有滿足了學生生活需要，喚醒了學生生活經驗的教育內容，才有可能留存心底，發揮教育的力量。在德國教育人類學家博爾諾夫看來，生命生長的挑戰和危機無處不在，教育的使命，就是幫助學生應對重重挑戰和危機，促其走出危機，迎接新生活。能夠有此功用的教育，就是最有價值的教育。那么讓教育內容在學生的世界中“剩下”，最基本的原則就是讓書本世界與生活世界溝通，讓喜歡躲在象牙塔的書本知識走出來，走進學生的現實生活之中。

學生的課業負擔遲遲減不下來，是因為不是“減”的問題，而是應該思考給孩子添加怎樣的負擔是利于其身心健康發展的、是利于其生命成長的，是支持其精神世界合理建構的，而這樣的負擔又怎樣添加，以什么樣的方式添加才是適合的。課業無效，減多少都嫌少；課業適合，負擔加多少，都不嫌多。

3、理想的學校教育到底應該是什么樣的？

對于很多學校校長、教師、家長、學生來說，怕的不是各種有意義的教育活動，各種崗位練兵，怕的是應付各種上級的檢查，應付突發的行政決策。于是乎全校總動員，甚至加班加點不眠不休。有的教

育區域為了抓工作有成績，連續五年教育局各科室領隊年均5次左右下到學校檢查工作，所產生的問題可想而知。那么類似這種興師動眾的活動，是否是深思熟慮、真能促進學校發展、教師專業化發展的呢？（幻燈片）稍有所得，就忙于展現；稍有亮點，就忙于宣傳；稍有成績，就忙于匯報，以搞運動的方式管理教育忙于各種層出不窮的任務、檢查、屏蔽，種種忙造成了鬧，鬧加劇了忙，各種忙和鬧，都可能是對教育本意的南轅北轍。我覺得這是缺乏最起碼的教育常識、管理常識的，尤其是對于學校而言。在希臘文中，“學校”一詞的意思就是閑暇，在希臘人看來，學生必須有充裕的時間體驗和沉思，才能自由地發展其心智能力。而就李正濤教授在書中對這一問題，有這樣一段論述“作為事業的教育，本來就應該是安靜的。教育是一項靜悄悄的事業：靜悄悄的校園，靜悄悄的課堂，靜悄悄的生長，靜悄悄的教育，是教育本應有的原貌。教育者心靈的躁動會引發受教育者更大的焦躁，這種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心靈躁動的互傳互動，在雙方的生命之湖中會引發波瀾，甚至是毀滅性的巨浪，教育的災難，由此產生。一顆貪圖熱鬧的心靈，收獲的必然是災難后的荒涼”。

想起，于丹教授《趣品人生》一書中說起一個故事，說清代文人李漁，在家鄉蘭溪建了一座亭子，傳說在建造之初一個財主出自贊助，所以要給名字取名為富貴亭，李漁覺得惡俗，就阻攔說“且停停”。財主不悅，說反正也沒取好名字，李漁便說就叫“且停亭”。后來有一副對聯提及“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來著往者溪山清凈且停停”。教育就應該是這樣的，把空間和時間還給教師和學生，像夸美

紐斯在《大教學論》中設想的“要找出一種教育方法，使教育者可以少教，但學生可以多學，使學校因此少些喧囂、硝煙、無意義的勞動，獨具閑暇、快樂以及精神的進步”。這我覺得才是理想中的學校教育。現今的社會是快速發展中的，因此處在其中的人是越發忙碌的，煩躁的，內心荒蕪的，重視常識、回歸常識、尊重規律、敬畏生命才是教育者該有的一份清醒的認知。《教育常識》這本書我把它比作荒漠里的甘泉，時刻提醒我們為了“那些正在發生的未來”，讓我們不只是活著，更要有意義的存在。

第五篇：有感于魯迅的“吃人”文化

有感于魯迅先生的“吃人”文化

幾千年來，廣大人民群眾由于長期受到統治階級思想的浸染，在觀念上同樣以這套思想來對待他們自身。因而從這個陣營中萌發新的思想時，他們并不認為這是代表新時代精神的先進文化，而是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把新的東西拒斥為異端，自覺不自覺地維持著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社會。統治階級的殘酷壓迫是“吃人”，不覺醒的廣大人民群眾，又何嘗不是心甘情愿“被人吃”？ “奴才心理” “逆來順受”“從眾心態”“天命觀”等等，折射出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承載的巨大負荷！

我們可以看到：“吃人”不僅具有巨大的同化性，而且還可能具有普適化的全民參與性，在《狂人日記》中“吃”與“被吃”是一張撒下的天羅地網，它不是局部的存在，而是一種誰也逃脫不掉的普遍生存境遇。

不論是吃人的人，還是被吃的人，本質上都是被家族制度和傳統禮教所吞噬。而家族制度與禮教的弊害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究其原因，無非是它的隱蔽性，害人的行為多以“仁義道德”為掩蓋, 正如“狂人”的發現:“這歷史沒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經過研究, 才會明白,“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 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即便是吃了人, 還要立下堂而皇之的名目來遮羞, 易牙蒸了自己的兒子, 給桀紂吃。易牙蒸子得到的是“忠臣”的名節, 兒子順從父親而被蒸就是孝子。這種行為的依據就是“君為臣綱, 父為子綱”。由于長期被禮教所愚弄, 吃人的人沒有罪惡感, 被吃的人沒有痛苦。沒有人懷疑、指責這種罪惡, 人人都認為“從來如此”。

和狂人相同的命運，孔乙己也是一個被吃掉的人。孔乙己原是一個心地善良的讀書人，但在科舉制度的毒害下除了滿口之乎者也之外，一無所能。窮困潦倒卻自命不凡的孔乙己，成了人們的笑料，為生活所迫，他偶爾做些小偷小竊的行為，終于被打斷了腿，在生活得折磨下默默死去。

孔乙己是一個可笑的人，我們讀《孔乙己》會笑，但是我們笑了之后不會恨他、惱他、討厭他，我們會同情他。孔乙己是一個被吃者，是被一套制度、被一套游戲規則給吃掉了，具體地說是被走到窮途末路的封建科舉制度給吃掉了。科舉制度本來是一套非常好的選拔人才的制度，它的初期是極有生命力的，為無數有才華的青年提供了人生的希望。但是任何一套體制都有消耗殆盡的時候，后來這套體制就僵化了，許多人就日夜背那些八股文，其實沒有真正的本事，沒有真正的思想，最后就變成孔乙己這種不了解社會、不了解時代，就鉆研那個“回”字有四種寫法，變成一無所用的人。這樣的知識分子于世無補，他卻覺得自己很有學問，但這個學問跟別人沒有關系，跟時代沒有關系。

在孔乙己被吃的悲劇中，科舉制度固然是始作俑者，社會上的民眾亦是幫兇，包括咸亨酒店的老板、伙計及那些酒客。

《祝福》相較于《狂人日記》、《孔乙己》，還是一個封建禮教吃人的問題，還是一個吃人主題的延續。祥林嫂作為一個典型的中國封建時代的貧苦農民，同

樣是被那樣一個社會吃掉的。祥林嫂之死是很凄慘的。那么，殺死祥林嫂的兇手，究竟是誰？

除了魯四老爺，魯鎮的其他人在祥林嫂的死亡中也發揮了一些作用。祥林嫂第二次守寡后，迫不得已又回到了魯鎮，還是到魯四老爺家當仆人。可是周圍的人對她的看法變了，周圍是些什么人呢？主要不是地主，是鎮上普通的老百姓，這些普通的老百姓看不起她，而且把她的痛苦當成自己賞玩的材料，不斷地勾引她，強迫她講述自己悲慘的境遇。這些冷漠、殘酷的魯鎮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不厭其煩地將祥林嫂剛剛結痂的傷疤重新揭開，作為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無聊時的談料，絲毫不顧祥林嫂早已被他們刺得千瘡百孔。

小說中還有一個關鍵的人物，那就是作者“我”。當祥林嫂臨死時，問“我”一個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沒有魂靈，“我”面對她的提問，不知如何回答，最后只好回避了。“我”的逃避態度讓祥林嫂徹底崩潰了，她已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同時也沒有死的勇氣，因為和她一起在魯四老爺家幫工的柳媽曾經恐嚇她：因為生前嫁過兩個丈夫，將來到陰間去，那兩個死鬼的男人還要爭，閻羅王只好把你鋸開來，分給他們。

從魯四老爺、魯鎮的普通老百姓，還有作者“我”的行為，可以看出他們對待祥林嫂在精神以及靈魂的態度。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們從精神上、靈魂上殘酷地虐殺了祥林嫂。他們的行為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封建觀念的驅使，祥林嫂是封建思想的犧牲品，魯鎮上的人包括魯四老爺也都是封建思想的犧牲品。結束語：

家族忠孝倫理作為傳統文化的部分組成, 在幾千年封建社會發展中, 自覺地與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的歷史要求相適應, 在穩固社會的同時自身也得到堅固, 忠臣、順民、節婦的追求成為中國人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于是，無數像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這樣的人就被封建社會和它的忠臣、順民們給無情得吞噬了。(百度文庫摘錄整理)

我有感于魯迅的“吃人”文化，由此想到了一個民族之所以長久源于這個民族的文化，來源于這個民族的人們的意識形態，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企業、一個家庭，它們都離不開一個核心：基于文化的價值取向。所以要改朝換代或建立一個穩固的企業或家庭都離不開從文化入手形成一個文化系統，使里面的人真正得以熏陶或浸染，其結果，在觀念上他們同樣以這套思想來對待他們自身，這就是民族精神、企業文化、企業精神、家庭教育等等所帶來的魅力啊！參考文獻：

郜元寶《魯迅精讀》

張夢陽《中國魯迅學通史》

孔慶東《正說魯迅》

周曉明、王又平《現代中國文學史》

熊敬忠《“吃人”——— <狂人日記>舊禮教批判的獨特視角》

李斌 《 <狂人日記>對家族制度的暴露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