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聞時評

新聞1：《朗讀者》：一個人，一段文，帶你邂逅溫情 上周六晚，央視一套全新文化類節目《朗讀者》首播，帶領觀眾走進了一個慢慢讀、細細品的文化空間。

這一次，憑借前不久《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爆紅”的董卿，不再只是主持人，而是增加了一個全新的身份——制作人。

時評：這檔節目，沒有復雜的形式，只是一個人、一段故事、一段文：演員濮存昕借老舍篇章感念改變自己命運的骨科醫生;聯想創始人柳傳志重讀為兒子婚禮親筆書寫的寄語;無國界醫生蔣勵回憶戰火前的堅持與勇敢;“世界小姐”張梓琳分享初為人母的驚喜與感動，96歲高齡的翻譯大家許淵沖回憶往事，情難自已，數度哽咽;鮮花山谷里的一對夫婦，半世相濡，對誦情詩??

這種返璞歸真的制作方式，與當下所有國產綜藝的法則背道而馳，也不夠有“看點”，但卻在首播后獲得贊譽，在評分網站豆瓣拿到了9.3分的高分，酷云實時收視市場占有率達5.41%，列居同時段全網收視前五。

來自觀眾的實時反饋更是讓人驚喜。有觀眾發現有趣的細節，通過濮存昕的朗讀才知道原來老舍(shě)是念老舍(shè);有人第一次聽說許淵沖這個名字，同時為老人桃李滿天下的大師風范所折服;而算得上“素人”的鮮花山谷夫婦，更是以真摯動人的情感洗刷了不少觀眾對愛情的理解。

對董卿來說，這也許已經接近了她當初的設想，“就是盡我們所能，去做情感上的一種共鳴，去喚起大家對文學的一種認知和一種最溫柔的記憶。”

這種將文學轉化成節目魅力的做法，看上去風險極大，但從董卿個人的成長經歷來說，也算是有跡可尋。她的父母都曾是復旦大學的高材生，董卿的碩士學位就是攻讀華東師范大學的古典文學專業，在《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中她對古詩詞的信手拈來，就已經展示了深厚的文學功底。

“我在這個行業已經做了22年了，現在可以有契機去做一檔真正自己喜愛的節目。央視作為國家電視臺，也到了一個扛起文化大旗，承擔起文化傳播職責和使命的時候。”董卿說。

相較于朗讀類節目的“始祖”、英國的《Letters live》，《朗讀者》摒棄了用全明星陣容、表演式朗讀的方式，而是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造。從現有節目來看，原先單純的朗讀被拆解為三大部分：嘉賓講述個人故事、嘉賓朗讀、讀后專家解讀。

“先講故事后朗讀，是希望大家在對這個人物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對他的朗讀會更有代入感，也更能夠感同身受，有更深刻的理解。”這種設定，圍繞著董卿對節目“見人見情”的訴求。

據她透露，對于這檔節目的形態，節目組最初有很多不確定，“比如，96歲的大翻譯家許淵沖是這期節目中文化含金量最高的嘉賓，也是離普通老百姓生活比較遠的一位，大家對他很陌生，觀眾會不會不感興趣?或者對節目形態看不懂?”

不過，節目的播出效果，讓董卿放下了懸著的一顆心，“老先生的講述引起了最多的共鳴、關注和贊賞，我覺得可能不必太在乎大眾是否熟悉他的事情，他的講述能不能引發我們的共鳴，才是更重要的事。許老先生的情難自禁、可愛和執著，真的是打動了無數人。”

《朗讀者》與既有同類節目的最大不同，是出現了普通人的身影，而不僅僅是明星和演員的舞臺。“其實在最初的時候，我們考慮的是全明星陣容，但是后來我們發現其實明星已經被過度消費，在他們身上很難或者說比較難捕捉到大開大合的人生故事。”董卿透露，節目播出后，不少觀眾對鮮花山谷夫婦印象深刻，無國界醫生蔣勵的經歷也打動了很多人，“在普通人或者說一些特殊的普通人身上，真的有我們意想不到的，能夠給我們帶來驚喜和感動的人生經歷和感悟。”

在國內綜藝界，文化類節目向來被視作所有節目模式中最難把握、市場前景也相對冷清的門類。從去年上半年《朗讀者》開始對外招商算起，這檔節目用了接近一年的時間才最后敲定冠名商和播出編排。

“其實文化類的節目真的很難做，我并不認為因為《中國詩詞大會》第二季或者《朗讀者》得到了大家的關注，就標志著今天中國文化類的節目就開始大火，或者說真的迎來了一個新的春天。”董卿直言。

這次首播成功，給了董卿和節目組不少信心，“它是個風向標，讓我們看到了在真人秀或者純綜藝節目霸屏的今天，還有文化類節目的可能。但它也給我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類節目需要更精心的設計。”

《朗讀者》，沒有花哨的形式包裝，沒有聳動的節目效果，只有或鏗鏘或溫潤的嗓音，流淌出一個個帶著溫度的別樣人生。而這，正是現如今這個充滿浮躁與喧囂的社會最需要的。

新聞2：

被評為安徽省勞模不到半個月,石臺縣七都鎮七都村黨總支書記錢朝陽,在中央環保督察組向安徽省轉辦的群眾信訪舉報件中,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錢朝陽分析,自己被舉報是沼氣池消化不了豬糞,散發的臭味影響了周邊居民的生產生活;更重要的是,相關項目沒有申請環保“三同時”驗收。(據《新華每日電訊》報道)

時評： 錢朝陽的另一個身份是當地惠農生豬養殖合作社理事長。按照約定,他所在的合作社給貧困戶免費發兩頭豬苗,養大之后再由合作社按市價回收。在七都村,有40個貧困戶有養殖意愿且具備養殖條件,他們都獲贈了合作社的豬苗。可以說,在當地精準扶貧實踐中,這個合作社發揮了帶頭作用。

致力于帶頭脫貧,被評為省級勞模,這是“功”;產業發展過程中沒解決好環保問題,成了“反面典型”,這是“過”。功過雖不能相抵,但錢朝陽身上一正一反兩個標簽,值得其他地區的脫貧攻堅工作引以為戒。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堅持綠色發展,也是開展扶貧工作需要貫徹踐行的重大發展理念。在脫貧攻堅已進入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在算好“經濟賬”的同時,也要算好“環保賬”。

一段時間以來,為盡快完成脫貧任務,一些地方出現了忽視環境保護的傾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有的地方在扶貧產業發展過程中,忽視建設配套的環保設施;有的地方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導致土地板結、重金屬超標;有的地方不顧水資源短缺的現實,大規模發展耗水產業。此外,還有一些貧困地區出現了“竭澤而漁”的苗頭——當地有限的資源往往被當成“搖錢樹”透支使用。

扶貧要算“經濟賬”,也要算“環保賬”,否則勢必會影響脫貧實效與長效。一方面,走這種“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即使能富一時,以后也難免得花大力氣重新治理環境,從前這種虧我們已經吃得不少了。另一方面,如果發展扶貧產業之時不重視環保,可能會讓一些貧困戶在脫貧同時又因環境污染而染上重病,甚至可能因病返貧。這種脫貧,價值又有多大?

精準扶貧,一定要堅守“綠色本金”,不能急功近利,不能顧此失彼。誠然,脫貧攻堅任務重、壓力大,但不能成為不要綠水青山的理由。因此,職能部門有必要科學調整脫貧考核體系,適當增加扶貧工作中的環保權重,引導地方扶貧工作既追求經濟效益,也追求環保效益、長遠利益。綠色發展不僅要“記在心上、寫在紙上”,更要“抓在手里”。地方在發展扶貧產業時,一定要把環保納入統一規劃,提前考量,不能上馬“利在一時,病在千秋”的落后產業。

其實,錢朝陽去年就已經意識到污染問題,他購買了3臺臭氧機,試過各種除臭劑,但效果不明顯。那段時間,他只能用防滲膜將豬糞悶著。這也提醒我們,對一些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的扶貧產業和脫貧大戶,還需要及時推出以獎代補、部門幫扶、技術支持、社會捐助等措施,以多元投入機制,幫助相關企業和個人切實整改到位,讓脫貧致富的成色更足。

新聞3：11月7日，立冬。中國電影卻迎來了發展的春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

時事評論：將于2017年3月1日施行的電影產業促進法，對電影創作、攝制，電影發行、放映，電影產業支持、保障，以及法律責任等分別作了詳細規定。它的通過意味著，電影產業被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成為拉動內需、促進就業、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重要產業。而通過簡政放權降低電影行業準入門檻、通過正向倡導為從業者劃定不可逾越的“紅線”，尤其是明確加大財政、稅收、金融、用地等方面的扶持力度，這一系列重大利好，必定會為電影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送來“春風”。

從2003年開始啟動電影立法，到2015年10月30日首次將電影產業促進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再到醞釀出臺的三次審議，一部電影產業促進法的出臺，見證了中國電影產業改革的決心和成就。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電影全年票房還不足10億元人民幣。然而，截至今年10月底，全國電影年票房已達390.48億元人民幣。這一數據變化盡管有價格因素，但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電影更多贏得觀眾、贏得市場。

比票房數字更振奮人心的，是整個電影產業的不斷攀升。從改革前的電影院門可羅雀，到現在全國近4萬塊電影銀幕、255條農村數字電影院線、5萬支農村電影放映隊；從過去談中國電影導演必提“第五代”“第六代”，到今天的新導演、新編劇、新演員、新制片人、新的技術專家等創作新力量集群式涌現；從過去的“墻里開花墻外不香”，到現在越來越多的國產影片進入海外主流電影市場??觀眾的認可，電影人才梯隊的完善，全社會電影文化的提升，乃至更多的中國電影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無一不是中國電影產業生機活力的佐證和美好未來的象征。

“最關鍵、最需要、最有利”——一位從業40年的老電影人在仔細研讀過電影產業促進法后如此評價。從電影大國邁向電影強國的中國電影，在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的雙重作用下，面臨著百年來最復雜也“最關鍵”的發展時期。市場的開放為中國電影帶來了從市場份額到價值觀念的挑戰；以法律保障和促進國產電影的發展，以法律維護文化安全、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整個行業的呼聲——電影產業促進法正是在“最需要”的時刻出現。而政府簡政放權，堅持放管結合，禁止通過不正當手段欺騙、誤導觀眾等，也意味著中國電影將進入“最有利”的發展時代。作為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的第一部法律，電影產業促進法也將對整個文化產業的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當醞釀了13年、承載了幾代中國電影人夢想的電影產業促進法終于開花結果，人們更期待著，這部法律從“紙上”落到“地上”，護航文化強國建設行穩致遠。

新聞4：在祖傳苗醫傳人、北大專家、養生保健專家、御醫世家傳人兼風濕病專家、祖傳老中醫、蒙醫第五代傳人等多重身份中變換,3年內做過9種藥品和保健品廣告。近日,“知名假藥廣告表演藝術家”劉洪濱火遍網絡。而北京市中醫藥管理局、北京大學等均稱查無此人。此事曝光后,網友們指出,像她一樣的表演藝術家至少還有三個,這四人堪稱虛假醫藥廣告圈的四大神醫(6月22日紅星新聞)。

時評：所謂的專家或神醫不斷變換各種身份,冒充各種領域的專家,以電視訪談的方式信口開河,胡編亂造地向不知情的消費者推薦假冒偽劣藥品、保健品,讓很多對電視臺及訪談節目非常信任的中老年群體上當受騙。可以說,這些“神醫”的行為相當卑劣,但其背后的廣告主、經營者、發布者等推手們更該嚴懲。如此方能做到源頭治理,讓各大“神醫”銷聲匿跡。

根據廣告法的規定,廣告不得含有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內容,不得欺騙、誤導消費者。大眾傳播媒介不得以新聞報道的形式變相發布廣告,應當顯著標明“廣告”,不得使消費者產生誤解。電視臺等不得以介紹健康、養生知識等形式變相發布藥品、保健品廣告。藥品、保健品廣告不得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斷言或保證,不得利用代言人作推薦或證明。醫療、藥品、保健食品廣告,應由相關部門先行審查,否則不得發布。

由此可見,這些“神醫”及相關電視廣告罪行累累,幾乎觸及了廣告法的全部紅線。但要說這些“神醫”有多么神通廣大,以致能在全國多個省份的電視臺表演“訪談節目”,恐怕稍有常識者都不會相信。從報道可知,很多中介公司或者電視購物公司與地方電視臺簽訂協議,然后再雇傭“神醫”、主持人、話務員相互配合表演,對一些假冒藥品、保健品進行吹噓、包裝、宣傳、推銷。這一過程中,甚至是客串健康顧問的話務員連公司賣的“具體是什么產品自己也不清楚”。

也就是說,那些“神醫”和其他演員不過是提線木偶而已,廣告主或者廣告經營者才是最關鍵的“導演”和元兇。見錢眼開的地方電視臺同樣積極主動地為其提供騙人舞臺。具體而言,關于醫療、藥品、保健品廣告的規定以及該產品是否取得批號,廣告主、經營者不可能不清楚。那么,廣告主或經營者就是明知故犯,其行為就不僅是虛假廣告那么簡單,更可能涉嫌犯生產、銷售假藥、劣藥或者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而沒有審查相關資質或者對違規廣告視而不見的電視臺,無疑充當著幫兇角色。

按照相關規定,對此類行為,監管部門可對廣告主、發布者、經營者處以最高200萬元罰款,造成消費者損害的,這些行為人應承擔連帶賠償責任。進一步而言,這種赤裸裸的、假到不能再假的廣告難道不是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他人財物的詐騙嗎?要知道,這種經過策劃、包裝,“演員”角色齊全的“訪談節目”,與猖獗的電信詐騙套路何其相似。

監管部門不能繼續選擇性失明,對招搖過市的“神醫”和虛假廣告漠視不管,任其行騙。既要對“神醫”追責,更要深挖背后的廣告主、經營者和發布者,追究其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還應構建信息共享的黑名單體系和協同配合機制,讓違法者一處受罰、處處受限,避免出現一人身兼9個“專家”在各個電視臺客串的亂象。這樣才能凈化市場環境,讓消費者在真實的信息中獨立自主地判斷產品優劣,不被虛假廣告所迷惑。

新聞5：近日，北京某法院受理一起案件，一物業公司認為“摩拜單車”在停車場亂停亂放，影響了其物業管理秩序，因此起訴摩拜，索要管理費用。據悉這是因共享單車停放混亂而致的首例民事訴訟。

時評：這不禁令人聯想起目前一線城市的部分地區已單車“成災”，盡管各地也出臺了一些共享單車管理規定，但收效不大。然而還有更加令人不安的一則消息。據媒體調查，2016年近20個品牌共投放了約200萬輛共享單車，2017年預計投放總量將接近2000萬輛，這些自行車報廢之后，會產生近30萬噸廢金屬，相當于5艘航空母艦結構鋼的重量。如果它們被丟棄在各個角落，將對環境造成巨大影響。

一方面，是共享單車急速擴張，據調查，平均每15秒即可組裝一輛共享單車；另一方面，是共享單車即將因維保、回收難題而“撞墻”。據測算，平攤下來每輛自行車維修保養成本約1000元，這甚至要超過一輛新車的價格。由于單車所含最有價值的回收物——廢鋼鐵價格便宜且量少，回收企業對共享單車興趣不大。而留給單車企業解決這一問題的時間并不寬裕。雖然如北京、杭州要求共享自行車連續使用3年即強制報廢，但很多自行車顯然就要提前報廢。

因此，以方便出行、價格低廉、創新型經濟等面貌問世的共享單車，在尚未探索到盈利模式前，就已經給社會管理造成困擾，甚至有破壞生態環境的潛在威脅。任何一種經濟模式或產業，除了考慮盈利和收益，該怎樣評估環境危害，防止環境污染？

2016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的通知》提出，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這一制度的內核簡單來說，即生產者對其產品承擔的資源環境責任，從生產環節延伸到產品設計、流通消費、回收利用、廢物處置等全生命周期。拿共享單車為例，單車生產前其生產者就有責任了解并解決當單車廢棄后，如何從環境和節約資源的角度，以適當的方式處理廢棄單車的問題。

思路既有，只差落實。共享單車從一降生就身披創新的光環，推動了城市健康出行理念普及、物聯網技術應用與發展，當前既已面臨維護和回收等問題，則理應當仁不讓，從自身做起探索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為其他行業做出表率，推動整個社會對于環境保護工作認識的提升。倘如此，相信大眾仍將對共享單車熱烈歡迎，繼續抱有寬容，并積極參與到環保流程中去。

新聞6：

父親節，就是在朋友圈一片曬父親熱浪中，北京房山區一位傷透心的91歲老父親將自己的三個兒子告上法庭，只為他們能常回家看看，照顧自己。

時事評論：“常回家看看”孝道入法三重難

楊老漢的訴求很簡單，“一是弄點飯，二是弄點藥，跟我發脾氣不行”。他說，除做飯外，其實還是想多看看子女，攥著每月7000元的退休金，他并不差錢，缺的是子女的陪伴。

對父母的贍養可以分為物質贍養、精神贍養和生活照料三方面。對于不缺錢的楊老漢，他需要的是精神贍養也就是常回家看看，還有基本的生活照料。

“常回家看看”已經入法五年，2012年12月28日，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全票表決通過修改后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改后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將“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條文之中。可是，五年下來，實施情況并不樂觀。

一是孝道入法，難在執行。為了讓法律能落地，對于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常回家看看”這一內容，各個地方紛紛出臺配套的地方條例進行了強化，其中除了鼓勵性的規定之外，一些地方還有一些創新舉措。

比如，《上海市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就規定，如果子女等家庭成員拒不探望老人，老人可以提起訴訟，要求他們履行探望的義務。如果當事人拒不執行這一生效判決，相關信息將會歸入信用平臺，對當事人的買房、貸款等經濟活動都將帶來一定的影響。可現實中，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問題的，畢竟少之又少。

二是孝心入法，清官也難斷家務事。正所謂強扭的瓜不甜。在調解過程中，因為年事已高，雖不能完全聽清楚3個兒子的話，但楊老漢能從他們的表情、手勢中感覺到，自己有些“不受待見”。“常回家看看”是一種道德良知，更是感情的自然流露。道德缺失，靠法律彌補是沒有前途的。對于不孝者，強制手段也強制不出他們孝敬父母的熱忱。

在問題的背后更有生活的壓力。當一個常識性的人倫行為變成大眾普遍關注問題，其背后必然折射的是社會的無奈以及親情教化的缺位。

三是，我們在感恩父愛如山的恩情同時，也在反思如何去做一名父親，如何做家長。有心理學研究指出，子女對父母的態度很早就相對固定下來了。此外，早在10到11歲的時候，大多數人就已完成了他律道德到自律道德的轉變。所以，他律道德強制不出孝心，自律孝道在兒時就已定型。親情教育才是王道。

楊老漢說：“我不知道能活到什么時候。”這種悲涼讓我想起朱自清《背影》最后一句“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而如何從傳統的孝道理念轉化為現代孝道文化，強調兩代人平等、自由、民主相處，又要義務對稱，“孝”與“慈”相輔相成。只是無論作為子女，還是家長，都要好好考慮的問題。

新聞7：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正是目前對失信被執行人——也就是人們俗稱的“老賴”——進行聯合懲戒的一份文件。

時評：嚴懲失信才能讓誠信發光

對“老賴”進行信用懲戒，光靠法院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多部門、多行業、多領域、多手段聯合行動。

在現代社會，信用體系就像一只看不見的手，約束著人們的行為，也守護著社會的和諧運行。而要維護信用體系，離不開對違法背信行為的制裁。中辦、國辦近日印發的《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正是目前對失信被執行人——也就是人們俗稱的“老賴”——進行聯合懲戒的一份文件。

近年來，公眾對“誠信滑坡”頗有怨言。最令人深惡痛絕的，莫過于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決的失信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老賴”通過虛假訴訟、虛假仲裁，制造資不抵債的表象；有的“老賴”通過假離婚、假合同轉移財產，以各種方式干擾、阻礙執行。不久前發生在山東曹縣的暴力抗拒法院執行事件，就是“執行難”的一個縮影。

限制“老賴”入黨、錄用為公務員、擔任國有企業高管，限制“老賴”坐飛機、坐高鐵、領取政府補貼、從事食品藥品行業，限制“老賴”子女上高收費學校……隨著此次《意見》的出臺，一張針對“老賴”的天羅地網正越織越密，“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聯合懲戒機制正在建立健全。違法背信行為不僅在當下受到制裁，更會在個人信用上留下難以去除的污點，對就業、升學、貸款等重要事項造成長遠負面影響。

這也是世界各國誠信體系建設的必由之路。許多人感慨，在一些國家，開證明不用蓋公章，簽個名就行；下館子不用開發票，有收據就行；買車票不用找黃牛，網絡預約就行……事實上，這些國家普遍誠實守信的背后，都有著強大的失信懲戒機制。如果不對挑戰社會底線的失信行為加以懲戒，損害的不僅是勝訴當事人的權益，還有司法公信和權威、社會公平和正義。

對“老賴”進行信用懲戒，光靠法院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多部門、多行業、多領域、多手段聯合行動。此次出臺的《意見》經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由中辦國辦印發，本身就表明了中央在頂層設計層面的重視。只有聯合起來，補齊短板、形成合力，對“老賴”處處設限，真正戳到“老賴”的痛點，才能改變過去失信收益高于守信收益的不正常現象，防止“劣幣驅逐良幣”和“破窗效應”的出現。

需要提醒的是，隨著失信懲戒機制的加快推進，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將對個人和單位產生重要影響，越是這樣，越需要法治保障，越需要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利。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要嚴格遵照法律法規實施；法院要建立嚴格的操作規程和審核糾錯機制，確保名單信息的準確規范。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所謂“揚善必須抑惡”，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必能發揮牽引作用，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讓“誠信光榮、失信可恥”的氛圍濃郁起來，讓人人守信成為閃亮的國家名片。

《人民日報》（2016年09月26日 05 版）

新聞8：根據上海市人民政府統一部署，老年綜合津貼制度實施后，上海市不再實行70周歲以上滬籍老年人免費交通制度，原社會保障卡副卡(敬老服務專用)的使用期截止到6月25日。也就是說，6月26日起，原持有敬老卡的滬籍老年人，乘坐公交和軌道交通線路都需買票或投幣上車。

時事評論：在“聞老色變”的輿論場上，這則消息帶來了太多聯想，有人理解成上海對老年人終于“不愛了”。比如有年輕人就講：早就應該這么做，省得老年人天天和我們搶座位。這種異樣解讀，讓人不是滋味。看新聞要有系統眼光，不能只知其一，更不能只看標題。完整地看這則新聞，會有完全不同的認識。

上海取消老人免費交通，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實施老年綜合津貼制度，而且取消是在實施之后。今年4月發布的《上海市關于建立老年綜合津貼制度的通知》明確，上海對老年人實施真金白銀的補貼。根據新的補貼方案，只要具有上海戶籍，并且年齡在65周歲以上，就可以每人每月享受75-600元不等的補貼。這一綜合津貼制度已經從今年5月1日起實行。從中不難看出，不是說上海對老人“不愛了”，而是換了一種方式，從過去的老年人免費乘坐公共交通制度，變成了面向老年人的貨幣化補貼制度。貨幣化補貼，覆蓋了老年人的出行、營養等需求，更加方便老年人選擇。就拿出行來說，隨著社會的發展，老年人的交通出行也有著新的需求，也有一些新潮的老人想試試網約車。過去免費的只是公共交通，現在老年人直接拿到補貼，則可以選擇網約車了。由此可以看到，從實物化轉向貨幣化，滿足了老年人的多層次需求。

特意指出這一點，是因為當前輿論場出現了一股不好的傾向。一直以來，出現在人們心目中的老人，都是一幅面慈心善的形象，可一段時間以來，老年人的既有形象被無情地解構。其由來，是從當年“彭宇案”開始的，而后隨著多起“扶不起”新聞的發生，加劇了部分年輕人對老年人的傲慢與偏見。再后，隨著眾多“公交讓座沖突事件”的發生，以及廣場舞帶來的群體隔閡，導致誤解越來越深，一句“不是老壞人而是壞人老了”更是帶來了模式化的輕佻解讀。

在傳統道德語境里，尊老是一個永恒話題。社會發展到今天，尊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沒有一絲一毫的削弱。社會是接力發展的，誰也不能逃脫歲月的洗禮，今天的年輕人，就是明天的老年人;尊重今天的老年人，也就是尊重明天的自己。更重要的是，現在社會已經進入老齡化，只有讓老年人享受到更多尊嚴，社會才能成為一個有尊嚴的社會，在此基礎上，和諧和幸福才有實現意義。

這種對老年人的關愛，是社會的義務，更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這些年來，在關愛老人上，已經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化的安排，包括很多城市實行的老年人免費乘車，都是人文關懷的體現。這些人性化的成果，只應加強，不應擱置。但有必要指出，關愛老人不是靜態的，應該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社會在不斷進步，需求在不斷變化，政府提供的養老服務應該跟上這一變化。上海從實物化轉向貨幣化，給老年人發放真金白銀，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由此不難看到，取消免費交通并非“不愛了”。事實上，站在政府的角度，對老年人的關愛，從來沒有改變過，只是換了一個方式，甚至提高了含金量。這也是想要提醒年輕人，不要進行錯誤的解讀，尊老是社會永恒的主題，也應該成為年輕人的自覺。

新聞9：“愛心冰箱，免費領取。”最近，一臺放滿面包、任何人都能免費拿取的保鮮冷柜，在溫州迅速走紅。“愛心冰箱”又叫“分享冰箱”，幾年前從歐洲開始風行。它主張居民將家中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冰箱或冷柜中，幫助有需要的人。今年9月底，上海出現了國內第一臺“愛心冰箱”，隨后貴陽、揚州等地也陸續出現。這種做法，有人贊揚，也有人對食物的品質和安全性提出了質疑。

時事評論：“愛心冰箱”分享的是可貴的慈善

基于在國外的見證與經歷，國內出臺了第一臺“愛心冰箱”，主張居民把多余的食物放入室外的冰柜或者冷柜中，供需要有幫助的人。如此做有兩個好處，一方面解決了每個家庭食品超量而且容易變質的問題;另一方面，又給需要獲得幫助的人，尤其是城市流浪人員或者乞討人員以幫助，在避免資源的浪費的同時，變相實現了第二次分配。作為一種舶來品，從國外的經驗來看，公眾所擔憂的“食品安全問題”，或許并沒有想象中嚴重。

溫州版的“愛心冰箱”，目前還是一己之力——蛋糕店的老板沒有把當天未銷完的蛋糕用于第二天銷售，而是放在“愛心冰箱”中，供人免費拿取和分享。相信出于安全風險的考慮，其對蛋糕的質量將會進行嚴格把控，這樣的付出，需要相應的成本作為代價。不過，若是沒有其他人的共同參與，這個“愛心冰箱”僅具樣本價值，也沒有普世的意義。不過，作為在當地“開先河者”，“愛心冰箱”的最大意義還在于形式上的倡導。即以這種方式來實現分享，并實現觸手可及的善意。

最好的慈善應是最容易實現的慈善，“愛心冰箱”所體現的意義，最大之處在于，一是實現起來并不困難，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并極容易做到。二是可以長期堅持與實施，無論是需求者還是供給者，都很容易堅持下來。只要家中有沒有變質的多余食物，那么都可以將其放入“愛心冰箱”中供人分享。三是避免了資源的浪費。食物消費有一個即時性，若是在當時沒有被吃掉，那么就會成為“剩余食物”。不過，放入“愛心冰箱”則不同，所面臨的群體和受眾更多，需求也更為廣泛，可以解決個體或者家庭不能實現的消耗。

慈善除了救危濟困之外，還有實現資源共享。“愛心冰箱”則恰好實現了兩者的結合，也為社會普適和共同參與的慈善搭建了一個平臺。事實上，實現共享的方式有很多種，比如在國外，還有大件產品的集中擺放場所，一些家庭把自己不需要，但質量又很好的家具或者家電等物品放于其內，以供需求者進行選用，從而讓物品找到了好的歸屬。這種做法，既免去了家庭處理的煩惱，又解決了另一方的現實需要，可以說是“一舉兩得”。當大家都如此做之后，社會的參與度與公眾的支持度，就會實現大面積的增長。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個體之間有好東西應當分享，社會成員之間也應如此，這便是所謂的共享。時下提倡“共享經濟”，其實也應成為社會文明和道德建設的準則。“愛心冰箱”平臺雖小，不過卻傳遞出分享的社會價值，這也是其應得到提倡與弘揚的主要原因。因為“愛心冰箱”的模式既可以復制，也可以進行無限化的擴大，并通過習慣的培養與鞏固，帶來個體觀念與社會價值的轉變。當每個人都有了“愛心冰箱”式分享的追求與堅持，那么基于慈善的社會道德，也會實現整體的提升，“慮及他人”的價值傳承與實現也會更有張力。

新聞10：蘇州工業園區在國內最先開展相對集中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探索。2015年，園區成為首批國家級相對集中行政許可權改革試點地區，組建了江蘇省首家國家級開發區行政審批局。在這里，原先要跑到多個部門才能辦的業務現在一枚印章就能辦好。園區充分用好“互聯網+”，讓“信息跑路”代替“群眾跑腿”，老百姓不由稱贊。

時評：讓“信息跑路”代替“群眾跑腿”。

“沒想到在家門口就能辦理養老保險，不用再跑到市里，真是方便！”近日，在河南省新鄭市孟莊鎮的便民服務中心，59歲的陳子立對國務院辦公廳“放管服”改革專項督查第七督查組說。

改革贊不贊，群眾說了算。在河南多地，由于市縣鄉村數據信息的上下聯動，原本村民要去縣里、市里辦理的業務，如今在家門口的鄉級便民服務中心或村（社區）便民服務站就能辦結；稅務系統、工商系統、公安系統均開發和應用了微信公眾號、手機APP等網上辦理業務系統，大大節省了辦事者的時間和精力，群眾紛紛對“放管服”改革拍手稱贊。

讓“信息跑路”代替“群眾跑腿”，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目標。“互聯網+政務服務”的大力推進，是其背后的重要支撐。然而，我們也注意到：信息在跑網路時，可能會遇到紅綠燈。

第七督查組發現，在河南省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上，雖然國家、省、市、縣四級發改委審批系統已經縱向連通，但與其他業務部門的橫向互通并不完善，致使信息交互共享程度不夠，網上審批操作的應用性、便捷性就打了折扣。在不動產登記工作中，同樣面臨相似問題。為了方便群眾辦理，鄭州市各級政務大廳采取房管系統和國土系統工作人員合并辦公，或二人合坐一桌，或二人對桌而坐，從而實現“一口受理”。但是仔細一瞧，二者登記的信息多有重復，原因就在于部門的信息交互共享設了個紅燈，影響了辦事效率。

可見，“互聯網+政務”能突破傳統行政方式的局限，卻也會受到行政組織結構的制約。對政務信息共享而言，上下聯動相對容易實現，橫向流動就要面對體制機制和利益的藩籬。部門之間不設紅燈，是關鍵所在。

當前，仍有個別部門常用“維護信息安全”和“技術不能突破”來做擋箭牌，但從事多年軟件開發和信息技術應用的技術人員卻非常肯定地表示，信息共享與安全并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更應該是共生共存共贏的關系；信息共享完全可以通過端口開放和對接，或者軟件更新，或者加設信息交互共享平臺來解決。其實，如果信息在更大范圍互聯互通，不僅可以有效改善企業和群眾的辦事體驗，還能夠大大提高各個部門的業務受理效率，從而解決一些部門放權之后“人員不足、經費有限”的難題。

政務信息的縱橫聯通，存在“能不能做”的現實條件限制，但更多是“愿不愿做”的主觀考量。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放管服”改革本身就是沖著部門協同的體制機制障礙去的，整合部門利益、釋放制度紅利，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不僅需要各個部門之間的對話、溝通和協同，也需要改革者敢于擔當、勇于亮劍和善于創新，在國家利益與部門利益之間、在群眾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在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之間做出正確的抉擇。

信息共享已經在路上，大勢不可逆。咬定青山不放松，堅持不懈破除各種共享障礙，才能讓“放管服”改革的紅利落實到“最后一公里”，惠及每一位公民。

第二篇：12時評新聞

十二、時評類議論文

時評類作文本質上屬于材料性議論文，但和一般的材料性的議論文又有顯著的不同： 1.時評類作文是以時事新聞事件作為閱讀材料；

2.時評類作文要求直接對材料中提供的時事新聞事件進行評論，表明看法并展開分析。這就決定了時評類作文的兩大特點：旗幟鮮明，就事論事。

【例】每年暑假，各大美容整形機構都會迎來一波學生整容的小高峰。很多愛美的年輕人為了追求高顏值，甘冒風險，通過整容為自己的未來加分。

一、審題 材料→是什么

↓

事→為什么→怎么做 ↓

理→為什么→怎么做

二、結構

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什么)(為什么)(怎么做)

三、方法 1.旗幟鮮明

是非對錯，立場堅定。不要含糊其辭，搖擺不定；也不要只有別人，沒有自己。關注時事 2.就事論事

重點剖析，事件本身。不需要古今中外，旁征博引，即便舉例子也要和事件本身密切相關。3.深入分析

發生原因，產生影響。不要蜻蜓點水，語焉不詳。4.時事是源，作文是水。

缺少對時事的充分了解，作文就成了無源之水，要么無從下手，要么隔靴搔癢。

四、注意 1.淡化論據

就事論理類作文因為要證明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故此需要許多不同類型的論據來證明；而就事論事類作文關注點只在“事”上，故此不再強調不同的論據。側重點就轉移到對“事”的分析上。

2.緊扣材料

就事論事，顧名思義就是根據材料中的“事”來分析“事”，所以全文應該緊扣材料，處處點明、處處照應。就事論事類作文不要求我們過多的引申，也不允許我們過多的引申。

五、練習

1.陳光標在扶危濟困、慈善捐贈方面因其慷慨大方，被冠以“中國首善”之美譽。但他的高調慈善引發全球式的激辯。有人稱他為“裸體慈善”，也有人稱他為“暴力慈善”，還有人認為他就是借慈善“作秀”。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哪里有災難，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從國內多處災區到臺灣，爾后又轉戰日本，他一路走來一路捐贈。有人戲稱為“陳光標滿世界撒錢是否想征服全球？”然而，陳光標本人卻認為，他希望用高調慈善刺激富人行善之道。時下，陳式“裸暴秀”能否推動公益慈善的進步和發展，人們褒貶有之，正反難辨。

2.由《新京報》推出的“中國最美50人評選”活動啟動已經一周，截至昨日，網絡投票已近25萬票，李宇春等人繼續領跑“選秀美人”的排行榜。身為女性的李宇春的中性打扮和陽剛氣派被熱捧引發了讀者關于“美的標準”的大討論，讀者見仁見智，褒貶不一。

第三篇：20140413新聞時評

新聞時評 二選一

第一篇：文盲母親苦練打字 一條短信讓兒子淚流滿面

揚州大學新聞與傳媒學院學生朱猛飛正在上課，手機突然振動。他掏出手機一看驚呆了，“兒子，在干什么？天氣冷了，要多加點衣服。”簡短的16個字，朱猛飛反復讀了好幾遍。讀著讀著，眼淚就流下來了，這是母親給他發的第一條短信。

“母親小學沒念完，拼音不會讀，這16個字，不知道花了她多長時間才寫出來的。”朱猛飛深受感動，于是寫下了千字“感恩書”，回憶母親一路來照顧自己的點點滴滴。讀完這篇千字 “感恩書”，學院副院長張愛鳳也深有感觸，她說文章中朱猛飛對母親的愧疚和感恩，讓自己很是感動。“一條短信的故事，是一個鮮活的感恩教材，值得所有大學生去學習。”

第二篇：藤縣女孩不幸去世 家人捐出器官

一朵尚未盛開的鮮花凋謝了，一個熱愛漫畫的20歲女孩離開了她所深愛的世界和家人。臨走之前，她的家人作出重要的決定：讓女孩的器官留在世上，幫助那些還有機會重見陽光的不幸的人。

江玉鳳是藤縣大黎鎮來歷村人，她喜歡漫畫、活潑愛笑。2012年被發現突患腦瘤。家人堅決不放棄對她的治療，感動了眾多梧州市民，家境貧困的她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懷和資助：經常有陌生人偷偷地為玉鳳交上醫療費，遠方的朋友寄來牛奶、蛋白粉等營養品，還有更多的鄉親們來到玉鳳的病床前，塞上幾十元、一百元??

2013年12月29日凌晨，已經在床上昏迷了數天的玉鳳停止了呼吸。雖然生前她未能留下遺言，但年過6旬的父親江業盛決定，捐出女兒的器官，回報社會對他們一家的無私幫助。“如果沒有這些好心人的幫助，可能她第一次復發就沒救了。女兒一分錢還沒掙，她一直渴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名字烙在人們的記憶之中，這么做也算是回報社會了。”當日凌晨，江玉鳳的肝臟、一對眼角膜和雙腎被取出。次日中午12時，玉鳳的告別儀式進行之時，兩臺腎移植手術、一臺肝臟移植手術先后完成，3個危重病人因此獲得新生。

第四篇：20140317新聞時評

新聞材料1

18歲廣西上林縣女孩石芳麗在北京一家服裝店打工。2014年2月13日9時40分許，石芳麗騎電動車經過燕郊一個路口時，不小心撞倒了將76歲老人韓健。當時她的手機、錢包都沒帶，扶起老人后，嚇得一邊哭一邊大聲向路人求救。經診斷，韓大爺右側第二至第六根肋骨骨折、下頜開放傷，還有輕微腦震蕩，完全恢復需兩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事發后，石芳麗不斷責備是自己的過錯，主動表示愿意承擔全部責任。她的父親石永強也趕到醫院交了一萬塊錢住院費，并承諾負責相關費用。

兩天后，石芳麗辭了工作，帶著為數不多的工資來到醫院，哭著請老人收下賠償金，并打算陪護老人直到他康復。

因為女孩的誠信與善良，感動了韓大爺一家人。韓家商量決定，不再向石芳麗追責和索賠。獲知石芳麗一家經濟困難，韓健還讓家人幫她找工作。韓健的兒子韓雪峰通過微信朋友圈發布了一條幫石芳麗找工作的信息，在韓家的熱心幫助下，石芳麗已獲得了一份到高爾夫球場做球童的新工作，月薪4000元左右，3月份就能正式入職。石芳麗對記者說：“我將用一顆感恩的心做好這份工作。”

新聞材料2：中國男性平均身高低于日韓，代表疾呼增強學生體質

中新網北京2014年3月6日電(記者 陳建)近幾年世界男性平均身高排名中，韓國排第18位，平均身高1.74米；日本第29位，平均身高1.707米；中國男性排名第32位，1.697米。7歲到17歲的中國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同齡男孩矮2.54厘米。從事基礎教育工作的全國人大代表吳正憲3月6日列舉上述數據并呼吁，盡快建立針對校園學生意外傷害的安全保護法規，激發學校讓孩子們積極參加體育鍛煉的熱情，確保學生增強體質。

吳正憲是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基礎教育教學研究中心小學數學教研室主任。在3月6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分組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她列舉了兩組數據：

中國青少年體質連續25年下降，力量、速度、爆發力、耐力等身體素質全面下滑。現在學校近視眼、肥胖的孩子還在增加往上漲。2012年北京市高中生體質檢查中，只有一成學生合格。

近幾年世界男性平均身高排名中，韓國排第18位，平均身高1.74米；日本排29位，平均身高1.707米；中國男性排名32位，1.697米。7歲到17歲的中國男孩平均身高比日本同齡男孩矮2.54厘米。

第五篇：新聞時評(一)

高三閱讀材料·新聞時評

（一）其一：“人人自危”不是規避道德義務的借口

9月3日上午，武漢市一位88歲的老人在菜場口摔倒后，圍觀者無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時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報》）

一群人看著老人死在自己面前，無人伸手，人人自危。最動聽的理由是，“彭宇案”后好人心死，復活不易；二是屢見不鮮的好心無好報，更滅了眾生心中那一點善念——譬如9月4日《揚子晚報》消息說，江蘇鎮江六旬老人楊老先生晨練時幫扶醉酒男子，不想男子誤以為楊老先生要偷自己東西，隨即與他人一起將老人暴打至重傷，生命垂危。幫人、救人，似乎已經不單單是物質風險這么簡單的事情，似乎無以復加的道德成本正在戕害社會道德行為。

事實上，所謂道德滑坡只是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型的必經階段，是打破舊道德體系、從而重塑道德的過程。經濟社會不夠發達的時候，是不存在救不救老人的問題的，因為都是鄉里鄉親、左鄰右舍，熟人之間的外部關系約束每個個體、不可能不講道德，因為任何不道德行為都會被批評、被揭發，道德的它律說白了就是“大家都認識你”；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人際流動的增強，陌生人社會則很少有道德的外部約束，大家對面不相識，即便見死不救，沒人認識你、批判你，道德行為完全依賴自律，所謂“人心不古”，此為原因之一。

那么，人人自危的邏輯成立嗎？對于本來就不準備幫助別人的人來說，“自危”不過是標榜自己道德優秀的“皇帝的新衣”，因為即便道德行為不存在被訛詐、被誤解的風險，它也一樣不會產生道德行為；對于心存善意、樂于助人的人來說，“自危”是一種可以忽略的成本，因為任何道德行為都要支付成本，比如扶老人過馬路可能遇到交通事故、比如跳水救人可能有溺水的風險、甚至報警或打個120都可能改變人生的軌跡??但惻隱之心大過了風險考量，因此你還是要伸出一雙手，扶危濟困；對于猶豫不決、想做好人又擔心好人難做的人來說，“自危”之下，起碼還有次優選擇，比如拍照錄像、自證清白，或者找三兩路人、以示見證——總之，眼睜睜看著老人慘死街頭，很難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搪塞而過。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們吁求道德，卻又用所謂“人人自危”的盔甲卸去自己在道德行為上的義務；我們渴望道德，卻又在實踐道德行為前放大了若干極端的風險成本——其實，最安全的道德就是“無道德”，見死不救、見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斃命于馬路、橫尸在街頭——這樣的道德現實，果真是我們所欲所求？（江蘇 鄧海建）

其二：查奧數班反被驅趕證明利益鏈不斬不行

西安市7部門聯合檢查奧數班時遭遇尷尬，60多名小學生齊聲將檢查人員往門外轟趕。為什么趕檢查人員？一名學生答道：“我不喜歡，但我們都想上好學校。”讓人心酸。他們不是對奧數情有獨鐘，是逼不得已才鉆進了名校與奧數培訓班共同設的套。

雖然很多地方已經取消了奧數加分政策，但孩子想要進名校，仍要過奧數這一關。因為很多名校的入學試題中都有奧數題，沒學過奧數的根本無法通過考試。想進名校，就必須報名參加奧數班的培訓。這也是家長和學生不愿意上奧數班受罪，卻不得不咬牙交錢參加培訓的原因。有關部門取締奧數班的行動等于斷了這些學生進名校的路，學生和家長能不反感嗎？

名校之所以熱衷于奧數，除了可以借此抬高入學門檻，顯示自己高質量外，還因為很多名校都與奧數培訓班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另外，教育部門的一些官員都能從奧數班拿

到這樣那樣的好處。因此，深受公眾痛恨的奧數班才能在有關部門的一次次禁令下頑強的生存下來。

要讓奧數不再“綁架”學生與家長，光取締奧數班沒用，必須同時對名校下手，禁止其在入學考試中再出遠遠超出小學數學課難度的奧數題，讓小學生不用上奧數班也能考上名校。對取締奧數班不力的教育官員必須嚴厲問責，才能真正斬斷奧數班背后的利益鏈。

（江蘇 楊國棟）

其三：給父母洗腳，是愚教不是愚孝

曾經亮相央視《百家講壇》的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蒙曼，近日做客南國書香節佛山分會場。談及時下中小學喜歡組織學生給父母洗腳，學習感恩，她表示反對，稱“小學生給父母洗腳，不就是把我們推倒的東西又撿起來了嗎？這種愚孝，已經在魯迅時代被推翻，為何現在還要去撿起來呢？孝道本身是什么？洗腳就是盡孝嗎？我不這樣認為。”（8月21日《廣州日報》）

說實話，對眼下一些學校蜂擁出現的洗腳感恩教育，我也很反感。孝道原本有著深刻的內涵和情感，教育形式一旦簡單化、平面化，就不僅達不到應有的效果，還容易成為輿論的笑點。現在，這種呆板的模仿，惹來高校教授的痛批。可冠之以“愚孝”的帽子，似乎又言過其實了點。

父母年紀大了，彎腰不方便，子女打來熱水代為洗腳，又或者父母在外勞累了一天，子女打來熱水讓他們泡腳解解乏，這其實都是再自然不過的親情流露。如果硬要說這是愚孝，那不如說看著父母拖著蹣跚的步伐自己打水，然后艱難地彎腰洗腳，又或者對勞累一天歸來的父母沒有任何行動上的撫慰，更是一種不孝。

蒙曼更該知道，魯迅那個時代批“愚孝”，是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的。那時的魯迅，為了反對僵死的封建禮教傳統，可以將一些孝道的具體表現形式，諸如《二十四孝》里提到的那些，作為批判的對象，進而推翻“孝治天下”的封建文化。但如今的時代，這樣的背景已不復存在，倒是家庭關系的松散和親情的淡漠，越來越成為一種值得警惕的社會現實。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繼續以魯迅反愚孝來反對洗腳，其實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不僅錯誤理解了孝，更錯誤理解了魯迅。實際上，魯迅自己就是個孝子，尤其是生活上，對母親的照料相當細心。

包括孝道、感恩教育在內的國學教育，如今確實相當流行，但由于未能深刻理解傳統文化，中小學開展這類教育也確實一直浮于表面。但批評這種教育形式是一方面，探討我們是否需要傳統文化里的那些精華則是另一方面，而不能因為教育形式的刻板，則連一些我們應該繼承和學習的東西也一并摒棄。這不是一個學術研究者應有的態度，倒像是為了迎合某些世俗口味而故作犀利之舉。

回到洗腳和孝道這件事上來，洗腳和孝道應該提倡的對等的尊重，從來就不是矛盾的，應該被批判的是把洗腳當感恩教育唯一形式的僵化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為父母洗腳本身。而就像魯迅知道他那個時代需要什么，該拋棄什么一樣，現在的學者也該知道我們的時代需要什么，應該拋棄什么。別在浮躁的觀點傳播和淺閱讀中，放棄了對前人思想內涵的探索，更放棄了對時代內在的思考和自身內涵的追求。（湖北 丁寅）

其四：“燒錢”的暑假誰最“傷不起”

暑假之際，家長紛紛給孩子補知識、補見識、補特長、補體格。而這些“補”都表現在了

人民幣數額的不斷增加上。孩子暑假比上學還燒錢，當家長的個個直喊“傷不起”！在9月開學來臨時，不少家長曬出賬本，孩子的暑假消費開支大多上萬元，最多花了4萬余元。家長都盼望快點開學，結束這燒錢的暑假。（8月21日重慶晚報）

與“每周一歌”一樣，放暑假的慣例早已約定俗成。不僅中國放，外國也放。美國從6月中旬開始放暑假，學生可以享受2-3個月的假期，我們滿打滿算大約才兩個月放假時間。不同的是，美國人比咱們有錢，可人家既沒有曬暑假賬的“愛好”，更沒有暑假“燒錢”的痛感。同為暑假，差距咋就那么大哩！

“燒錢”的暑假誰最“傷不起”？表面看，無疑學生家長莫屬。中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民生活水平還不夠高。尤其是“姜你軍”、“豆你玩”橫行，工資卻原地“踏步”，多數家長掙錢不易。按說，暑假應該是家長喘口氣的時候，畢竟孩子休閑在家花錢有底。不曾想，如意算盤居然打錯了，暑假消費開支大多上萬元，最多花了4萬余元。多少家庭會“無所謂”？多少家長“不受傷”？

其實，“燒錢”的暑假誰最“傷不起”？恰恰不是學生家長，而是學生自己。一來，家長有求必應百依百順，極大導致了孩子高消費理念的膨脹。二來，暑假本是孩子休整、發展個性的大好時機，獲得放松、快樂和休息的“季節”。可家長不管三七二十一，紛紛給孩子補知識、補見識、補特長、補體格。暑假，儼然成了“第三學期”，而過度的“進補”孩子能不得“肥胖癥”、“厭食癥”嗎？

起得比雞還早，睡得比狗還晚。暑假，對孩子們來說，是一段寶貴的幸福時光，更是一段難得的心理緩沖和釋放過程，而不是單純的一場“燒錢”嘉年華；作為家長，只要為孩子度過一個健康、安全、文明、愉快和有意義的暑假則足矣，不必事事錢上前，更不能拼命吃河豚玩“燒錢”游戲。現實一點，理智一點，節省一點，無論有錢沒錢，“燒錢”的暑假誰也“傷不起”！(江蘇 陳文祥）

其五：設“縣長特別獎”的縣長該回家賣紅薯

河北省鹽山縣設立了一個名為“縣長特別獎”的獎項，獲得這個獎項的必須是“為全縣經濟和社會事業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的單位或個人，在下一為這些單位相關負責人或個人的一位子女在事業單位安排工作（8月28日《北京晨報》）。

鹽山縣的“縣長特別獎”，不僅獎項怪異，獎品更怪異，居然是安排獲獎者子女到事業單位工作。原本需要公開招聘的事業單位崗位，在這里竟然變成了縣長大人隨意授予的私人獎品。而且，因為是“縣長特別獎”，除了縣長大人的意愿之外，當然沒有任何硬性的評獎規則，可能跟誰關系好給誰，也可能誰官大給誰，更可能誰付的“拍賣款”高給誰。換言之，“縣長特別獎”的全部規則就是：縣長負責給官員子女安排到事業單位工作，官員負責巴結討好縣長，全心全意為縣長服務。

看一下鹽山縣2010年“縣長特別獎”的獲獎者：獲獎單位是縣公安局和縣商務局，獲獎個人是縣國稅局局長、縣人事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鹽山中學教研處主任和孟店鄉東帽圈村黨支部書記。無一例外，全是官員，而且基本都是一把手——我們總算明白了什么叫“突出貢獻”，原來官越大貢獻就越突出。于是，這六家單位的高層都可以名正言順地通過“縣長特別獎”安排自己的子女到吃香喝辣的事業單位就業。不出幾年，縣里各單位主要官員的子女就業問題就能全解決了。

最近，事業單位專招官員子女的“蘿卜招聘”新聞可謂比比皆是，有的專門為子女量身打造奇異的招聘條件，更多的則大搞暗箱操作走形式，為了應付上面和下面，可以說想盡了

招數，但總歸還是偷偷摸摸地走后門；與之相比，鹽山縣就技高一籌了，只胡亂設一個獎，就光明正大地將領導子女們安排到事業單位工作，而且排排坐分果果，今年這些單位明年那些單位，今年一把手明年二把手，你好我好大家好，豈不高明哉？只是人家不屑于偷偷摸摸地走后門，略施小計就大搖大擺地走前門。

絕對的權力造就特別的獎項，私下的利益交換變成公開的集體腐敗，鹽山縣的“縣長特別獎”不僅是官員謀私安排子女就業的登峰造極之作，更是集體瘋狂徇私腐敗的惡劣典型。這位縣長大人設下一個特別的獎項就隨意封賞群官，將緊缺的公共資源盡數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當官只為官做主，設“縣長特別獎”的縣長請趁早回家賣紅薯。（湖南 舒圣祥）

其六：稅收在“規定”之外還該有“倫理”

這幾天“月餅稅”和“婚前房產證加名稅”成為熱點。有評論說，這聽起來就很荒唐，這是見縫插針，與民爭利；稅務部門則說，這是老百姓不明真相，大驚小怪——中秋節發月餅屬于員工福利，早在1998年，國稅局就出了一份文件，規定“從福利費和工會經費中支付給本單位職工的人人有份的補貼、補助，應當并入納稅人的工資、薪金收入計征個人所得稅。”至于武漢市對婚前房產證加名按“贈與行為”對待，按加名方取得房產份額征收4%契稅，做法也“合乎國家相關規定和法律條文”（綜合近日揚子晚報、京華時報等媒體報道）。

既然能找到法律依據，人家這稅似乎也就收得。而民眾持有不滿，除了當下整體稅負較重、納稅人享受權益不足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收稅不確定感”——大家不知道，到底在哪些環節“有些部門”還可以見縫插針地坐地收稅；可不可以收稅、按怎樣的比例收，解釋權又到底在誰手里。前些天南京推出“房產證加名稅”，比例3%，輿論嘩然；現在武漢推出比例4%，也“合法合理”：相互效仿，又能奈何？所謂“月餅稅”也一樣，1998年就“可以收”，但稅務部門一直以來都沒怎么征稅，一直到了2009年經濟危機背景下財政“錢緊”，稅務總局和財政部各自下發了一份文件正式開收……收，還是不收，這成了一個具有可塑性的選題，甚至“領導一個電話”，就可以給出一份答案！

既然地方稅務部門擁有如此多的解釋權，甚至下個文件就成為“收稅權”，民眾自然憂慮：地方財政可能經常缺錢，地稅部門壓力永遠都是巨大，這種壓力會不會轉換成對民眾的壓力，成為無孔不入、甚至重復建設的“征稅”？財政部日前發布數據稱，上半年全國稅收收入50028.43億元，同比增長29.6%，而GDP的同比增長僅為9.6%，征稅又一次跑贏了GDP，誰來遏制這種不匹配的增收游戲？

稅收不能成為橡皮筋，是因為還有另外一些“彈性”刺激著民眾的神經：同樣是福利納稅，那些享受了最多福利的官員們是否“被納稅”了？同樣是所得稅，為什么工薪階層成了納稅主體，而大量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逃之夭夭？同樣是納稅人，普通老百姓在醫療、教育等方面是否享受到了公平公正的待遇？同樣是納稅人，為什么在不同的地方要有完全不同的待遇？如果怎么征收、怎么使用，都充斥了不確定性。

稅收，是任何一個現代國家，都需要嚴肅對待的公共事務。誰可以被授權、應該怎么確定收稅范圍、怎樣監督使用、怎樣向納稅人負責，都是一連串需要理清楚、講明白、宣講透明的重要命題，大家不能容忍它神神秘秘地被視為專業性機構的專業性行為——可以被選擇性使用，可以被選擇性解釋。

重塑稅收倫理，時不我待，這也是理順民心的重要內容。剛性的稅收政策，盡量讓利于民，給民眾一個彈性的生活空間；而不是彈性的稅收條款，總是與民爭利——唯有如此，納稅人的尊嚴與權利，才可以被充分地保障。(陜西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