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曲青山 正確把握 四個全面 的戰略布局

曲青山：正確把握“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2015-03-26 07:35宣講家

核心提示：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完整地展現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使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提供了強力保障。為更加深入地了解習近平同志“四個全面”重要思想，宣講家網站特別邀請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教授，為我們帶來精彩解讀。講座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四個全面”的理論定位；第二，“四個全面”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第三，“四個全面”的辯證統一關系。

曲青山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教授

（未經許可，不得復制、印刷、出版，違者負知識產權法律責任）同志們，大家下午好，很高興來到這里與大家學習交流“四個全面”的心得體會!今天我講的題目是《正確把握“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圍繞這個題目，我準備講三個問題：第一，“四個全面”的理論定位；第二，“四個全面”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第三，“四個全面”的辯證統一關系。通過這三個問題我想回答“四個全面”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中，它起什么樣的作用？它是什么？“四個全面”是怎樣提出和形成的？具有什么樣的科學內涵？“四個全面”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如何正確認識和把握他們之間的關系？

第一，“四個全面”的理論定位

“四個全面”是總書記于2014年12月在江蘇調研的時候首先提出的，當時新華社發的電訊通稿是這樣寫的，說總書記在江蘇調研的時候強調指出，要全面的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的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自從總書記提出“四個全面”以后，迄今為止據不完全統計，他在其他不同的場合在講話中涉及這一問題，共有十三次之多，我估計以后還會講到還會涉及到。總書記提出“四個全面”以后，在黨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前不久第十二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和全國政協第十二屆三次會議，“四個全面”成為兩會討論和議論的熱門話題或者熱詞。李克強總理在所做的政府報告中，張德江委員長在所做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中、俞正聲主席在所做的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工作報告當中，都提到了“四個全面”。

近一個時期以來，國內的各大媒體和一些刊物都組織發表了一批宣傳闡釋理論解讀和學術研究的文章。那么在這里我想需要特別引起我們關注的是《人民日報》在春節以后連續發表了五篇評論員文章，這五篇文章新華社都發了通稿，全國各媒體都給予刊發和轉載。這五篇當中的首篇是一個綜合篇，《人民日報》在發的時候，發在了當天的頭版頭條，前一個晚上的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對這一組文章的刊發專門播發了消息；對“四個全面”的宣傳報道，國外的媒體也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對國外媒體的關注和評論《參考信息》有一篇在頭版上用了大半個版，又轉到了第二版，給予了轉載和報道。

到目前為止，對“四個全面”是如何進行理論宣傳的呢？國外媒體的說法是說“四個全面”的提出和形成標志著習氏理論呼之欲出，國外媒體是這樣說的。這是外國人的推斷和猜測，我認為不足為憑。那么我們自己是怎么說的，尤其是我們黨的最高領導人和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是怎么說的，我認為他們的說法是最權威的說法，也是最可靠最重要的出處。

在總書記關于“四個全面”的十多次重要的講話和論述中，有一次十分重要，那么這一次講話是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唯一的一次談到的對“四個全面”的理論定位，這是哪一次講話呢？就是今年的2月，總書記在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專題研討會的開班式的重要講話當中講的。這一次講話他在講到全面依法治國重要性的時候，講到了全面依法治國在“四個全面”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他論述了“四個全面”的辯證統一關系。總書記在這次講話中是這樣說的，他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當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總書記將“四個全面”定位在我們黨在新的形勢和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的位置，這應該是最權威、最準確的理論定位了。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代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報告中，俞正聲主席在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工作報告當中，也都是按照這一定位來進行表述和論述的。《人民日報》發表的系列評論員文章對“四個全面”的論述我看了以后，感到文章除了按照戰略布局這一定位進行論述以外，又進行了拓展，進一步做了發揮。

文章中使用了這樣幾個概念和提法，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他使用了幾個什么概念和提法呢？《人民日報》的系列評論員文章提出“四個全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新飛躍，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道路、理論、制度的戰略抓手。那么這里文章使用了新飛躍、最新成果、新創造、戰略抓手這樣一些概念和提法，我們應該將這幾個概念和提法與總書記所講的戰略布局、戰略目標、戰略舉措聯系起來，進行學習和思考。這樣我們就明確了黨中央對“四個全面”的理論定位，當然對這一戰略思想全黨和全國人民正在認真的學習和領會深入的貫徹和落實，理論界、思想界、學術界也正在學習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的研究。

今年元月我在中宣部黨建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沒有聽到和看見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所以當時我寫這個文章的時候，寫的標題是《“四個全面”新形勢下黨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我用了這樣一個標題。在這篇文章里面，我寫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四個全面”是黨對治國理政實踐的新總結，第二個標題是“四個全面”開辟了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第三個問題是“四個全面”提出了黨對新形勢下治國理政的新要求。

后來我又給《人民日報》投了一篇文章，這個文章的標題是我用了這樣一個題目，《“四個全面”實現中國夢的戰略指引》，在這篇文章里面我寫了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實現中國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基礎，第二個問題是實現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是動力，第三個問題實現中國夢全面依法治國是支撐，第四個問題實現中國夢全面從嚴治黨是關鍵。

那么據我所知，《光明日報》也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這篇評論員文章的分量也很重，當時也是發在《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后來被收入學習出版社出版的《學習活頁文選》，中宣部黨建雜志和北京日報也都組織發表了一批的理論研究文章和學習闡釋的文章，我們可以在學習當中作為參考，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四個全面”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

“四個全面”提出和形成有一個歷史過程，下面我想分別對“四個全面”中每一個全面的提出和形成做一個簡要的敘述，通過這樣一個敘述使我們了解“四個全面”有一些什么樣的內涵，有一些什么樣的要求。我想講四個小問題，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全面依法治國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和全面從嚴治黨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

我先講第一個小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首先要從小康的概念說起，小康這個概念是1979年鄧小平同志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時候首先提出和使用的。他當時用這個概念來表述我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所要達到的目標水平，他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是我們歷史上使用過的一個概念，他用這樣一個概念來表達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所達到的那個水平和狀態。用小平當時的話說，就是達到第三世界比較富裕一點的國家的水平；后來又經過思考和推算把這個表述又做了一些完善和調整，他提出說是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根據鄧小平的這樣一個思想，我們黨的十三大就提出了經濟“三步走”的建設戰略，現在我們對這個戰略叫發展戰略，當時在十三大報告的時候我們使用的概念叫建設戰略。這個三步走的建設戰略即，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第二步到本世紀末就是上一個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漲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一個世紀中葉，也就是21世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人民的生活比較富裕，基本上實現現代化，這是黨的十三大根據鄧小平的思想制定了三步走的經濟建設戰略。

到十五大1997年召開以后，黨在對我國進入新世紀也就是進入21世紀有一段話進行展望，在展望的時候十五大報告在十三大報告三步走戰略第二步到第三步之間，又增加了一個“兩步走”的戰略，形成了一個我們后來稱之為“新三步走”的戰略，即第一步到2010年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建黨100年的時候，國民經濟更加發展；第三步到新中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基本上實現現代化。那么到本世紀初的時候經過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發努力，我國經濟發展戰略中的第一步、第二步的目標都順利實現了，因此在黨的十六大上，十六大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根據情況發生的變化，正式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提出到建黨100年，建黨100年是什么時間？就是到2021年，實際上在十六大報告里表述的是到2020年，那么2020年它是指我們的第十三個五年規劃實現的時候，說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力爭翻兩番。這里需要說明一下的是在十二大的時候，我們用的經濟發展的指標是使用的工農業總產能這樣一個指標。后來到十三大的時候我們改用了國民生產總值的指標，到黨的十六大的時候我們又把它改成了國內生產總值的經濟指標，當時在十六大上提出的國民生產總值的這個指標體系，就是指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力爭翻兩番。指標體系列了四個方面，十七大對其進行了充實和完善，又增加一個方面，五個方面，黨的十八大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改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我們看到按照這個表述，十八大報告的這樣一個表述和十六大相比和十七大相比雖然改了一個字，但是這一字之差，內涵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當時在十六大提出的是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兩番，因為十六大是2002年召開，到十八大召開的時候是2012年，我們已經翻了一番，所以而后提出的提法是到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這個指標與十七大相比，它概念的表述有所變化，從人均的國內生產總值又恢復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提法，但發展目標中又增加了一項比較硬的指標，這一項指標就是城鄉居民的人均收入也要比2010年翻一番，那么這個翻番實際上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國民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就是到2020年要比2010年翻一番。

具體內容也是五個方面，即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我們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具體指標的這五個方面，實際上是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的五位一體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來分別進行論述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由黨的十八大提出和做出決定的，我們第一個全面是這樣來的。

接下來我講第二個小問題，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黨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時，也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而且將這兩個目標并列到一起提出來，所列的標題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這種寫法和這種做法在以前是沒有過的，可以說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歷次黨代會的報告這是第一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它一是說明我們的考慮是發展要以改革作為動力保障，二是說明我們對改革也要進行頂層設計，進行統籌謀劃。

十八大報告對深化改革開放目標的謀劃是與發展目標或者總布局的五個方面所對應起來的，這就形成了五個方面的改革，我們剛才講的發展是五個方面的建設，那么對應起來全面深化改革，對應起來也就是五個方面的改革，即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與十八大報告的表述有一點不同的是，三中全會的這個表述和通過的決定的表述少了“開放”兩個字，那么按照鄧小平同志關于改革開放的論述和思想來看，他多次說過開放也是改革，為了突出改革的主題，把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簡化為全面深化改革我認為也是可以的，而且可能更加簡明扼要。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了“5+1+1”的七個方面的改革，“5”就是我剛才講的十八大報告里面規劃了五個方面的改革，除了十八大報告所講到的五個方面的改革以外，又增加了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和國防和軍隊改革兩個方面，加起來就是“5+1+1”七個方面，具體的內容涉及15個領域，330多個項目。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這樣兩句話，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由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全面深化改革也是黨的十八大提出來的，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面的戰略部署，那么它的提出和形成的過程也是很清晰的。

接下來我講第三個小問題，全面依法治國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貫高度重視法治建設，早在1978年12月，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問題，后來我們將它確定為法治建設的十六字方針，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十六大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的統一起來，十七大提出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強調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大明確強調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并指出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大報告第五部分的標題是《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部分專門列了一個問題來論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而且這個問題第一個小標題就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確定的主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全會提出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任務是，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五個方面，人們在學習當中學習四中全會的時候，有人所概括說的是我們法治中國建設當中的五大支柱。全會還提出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起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四中全會所確定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也講到是兩句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總目標講到兩個建設。以黨的十八大作為一個主軸或者作為一個主線，向前展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或者說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形成了姊妹篇，它形成了這樣一個關系，就是鳥之兩翼、車之雙輪的關系。

那么講到這里，我們可能注意到在“四個全面”中，我們提的是全面依法治國，在黨的十八大報告、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決定，還有在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中，使用的都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那么后來大家可能注意到，在“四個全面”的表述當中少了兩個字就少了“推進”兩個字，當然我們也注意到總書記在十多次的講話中，第一次他在講“四個全面”的時候，講到依法治國是用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但是后來除了這一次之外，再講到“四個全面”的時候，講的是全面依法治國。怎么去看這個問題？我認為這兩個概念和提法是可以交叉和交替使用的，如果比如說我們單獨講推進這項工作，推進依法治國的這項工作是可以使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個提法和概念的。那么這給人是一種，因為前面使用了一個動詞，給人以動態、運動、前進之感。

這一次全國兩會，我也感覺到李克強總理在人代會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還在繼續使用，但是如果我們在表述黨中央確定的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的時候，我認為省略“推進”兩字則更加精煉更加精準更加精確。這個改動就如同我剛才所講到的，十八大報告中把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后來簡化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做法和道理是一樣的。我想自己來把握，不要認為這個表述上多了兩個字那個表述上少了兩個字，有些人在學習當中提出問題，我認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把它簡化為全面深化改革，應是更加精煉。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依法治國在不同的時候交叉使用交替使用也是可以的，但如果我們在表述黨中央提出的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的時候，我想我們就把“推進”這兩個字拿掉，按照規范的說法來使用。這是我講的第三個小問題。下面我講第四個小問題，全面從嚴治黨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全面從嚴治黨這個概念剛才我講過，是在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的時候發表的重要講話首先提出和使用的，第一次見諸于媒體的報道當中，但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思想、要求，我認為則是總書記在2014年我們黨召開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就已經闡發出來了。

他在那一次的講話中總結了我們黨在全黨開展的教育活動的實踐經驗后，對新形勢下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提出了八個方面的要求：第一個方面提出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第二個方面提出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第三個方面提出要嚴肅黨內的政治生活，第四個方面提出要堅持從嚴管理干部，第五個方面提出要持續深入改進作風，第六個方面提出要嚴明黨的紀律，第七個方面提出要發揮人民的監督作用，第八個方面提出要深入把握從嚴治黨的規律。雖然在這個時候總書記的講話對全面從嚴治黨這個命題、這個概念和這個范疇還沒有提煉，還沒有使用。但通過剛才所敘述的他的這一次講話當中所闡發的這八個方面的要求，我們可以看到全面從嚴治黨的思想和它的主要內涵、內容都已經具備了，都已經有了。總書記到江蘇調研的時候就提出了“四個全面”的要求，后來他對全面從嚴治黨進行了進一步闡述，他強調指出全面從嚴治黨是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必然要求。從嚴治黨是全黨的共同任務，在這里他對全面從嚴治黨的重點進行了強調，全面從嚴治黨的重點他提出就是要從嚴管理干部，而且要做到管理全面、標準嚴格、環節銜接、措施配套、責任分明，并且提出從嚴治黨是全黨共同的任務。這一段講話，我認為和他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的那一個重要講話內容是完全一致的，他在這個方面在從嚴管理干部這個重點又做了進一步的闡發。

總書記提出從嚴治黨是一個神來之筆，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剛才我講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從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而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來，而且在十八大報告的主題當中，在十八大報告里面提出來我們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深化改革的目標里面，明確把它寫到這個標題里面加以強調，而全面深化改革我剛才講到也是從十八大當中來的，那么十八大提出來了做了一個規劃，做了一個頂層的設計，后面到十八屆三中全會進行了全面的部署，全面依法治國也是在十八大報告當中提出來的，那么到了四中全會做了全面的部署，這三個全面在總書記還沒有提出“四個全面”的時候，這三個全面都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方面、領域，我們都在講。特別是四中全會以后，我們把三中全會、四中全會，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兩個方面的辯證關系不斷地在強調，有的時候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也放進來，三個全面都在闡述都在講，但恰恰是后來總書記到江蘇調研的時候又增加了一個全面從嚴治黨把這個概念放進來，把它組合到一起，卻是一個神來之筆。這樣對我們黨在新形勢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的戰略布局的形成起到了一個畫龍點睛的作用，一條龍已經畫好了，那么恰恰是最后的這一個全面的提出，就起到了把那個眼睛一點畫龍點睛，一條龍活起來了。所以“四個全面”一下子就成了一個有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鮮活起來了，成為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個重要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四個全面”的辯證統一關系

“四個全面”之間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呢？從整體上來看，“是一個系統，而且是一個大系統，剛才我講了一定要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如果不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它就不會有這樣高的理論的層面，只有把四個部分有機組合到一起，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就上升到了來指導我們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思想和戰略布局，否則的話要是單獨講某一個方面，我認為它就構不成這么一個重要的地位和意義。而它的每一個全面又是相對獨立的小系統，剛才我敘述了“四個全面”提出和形成的歷史過程，每一個全面的形成都是一個歷史過程，但是這幾個全面形成一個結點總的源頭我認為是黨的十八大，但是黨的十八大有一些內容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在十八大上已經確定下來了，已經明確了。

但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則從十八大以后在不斷地完善不斷地充實，在我們實踐當中，十八大以來的改革開放的實踐當中，在我們黨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當中，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當中，在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當中，從這個實踐當中來的，不斷地完善的，不斷地充實的。而它的每一個小系統，又有自己的具體內容，由此決定了這個系統的性質、功能、地位和作用。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事物是相互聯系的，整體不等于部分的簡單相加。“四個全面”之間是一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層層遞進，構成了一個相互關聯、滲透、支撐的一個有機的統一體。

比如我們講到說一個人的胳膊，如果就像黑格爾他就用作這樣一個比喻，他說這個胳膊放在人的身上的時候，有它的功能，當把這個胳膊從人的身體上整體上取下來的時候，雖然看它也是一個胳膊，但是它喪失了它的功能，不能夠抓東西不能夠拿東西。所以我們去看“四個全面”相互之間聯系的時候，一定要把它作為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來對待。

首先我們看“四個全面”各自的定位和功能是什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目標系統，按照總書記的話講，它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戰略目標。

其次我們看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個動力系統，全面依法治國是個保障系統，全面從嚴治黨是個調控系統。按照總書記的話講，這三個全面是戰略布局中的三大戰略舉措。因為我們大家知道為什么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一個動力系統，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國家的歷史，我們黨的歷史進入了一個改革開放的嶄新時期，三十多年來，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改革開放。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也需要中國，之所以這三十多年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關鍵的一條就是我們實行了改革開放的舉措，改革按照鄧小平同志的話說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是中國的第二次改革。

過去三十多年，我們通過改革開放走出了一條新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社會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人民生活全面的提高，綜合國力全面的增強，今后按照三中全會所強調的，按照總書記所講的，前面還有很多困難和挑戰，還有很多問題，要實現兩個100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只有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沒有他途，沒有別的選擇，這是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所以我們把改革作為一個動力系統。那么依法治國也是我們從歷史經驗教訓當中得來的。

現代化的國家發展進入到完成實現現代化，必須要越過法治的門檻，我們自己有過經驗也有過教訓，世界上其他國家包括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經驗教訓也告訴我們，必須要堅定不移走法治的道路，只有建設法治的中國，我們才能夠為我們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為我們的子孫后代，我們謀長遠，我們有更深的謀劃和考慮，所以法治建設的問題，他是對當今所有的國家要邁向現代化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要邁過的門檻。

黨的建設為什么全面從嚴治黨？為什么也把它強調到這樣一個重要的地步？因為在中國，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和人民的選擇，但是我們黨一再強調的，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不是一勞永逸的，過去執政不等于現在執政，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執政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執政和永遠先進，關鍵是要把黨自身要建設好。我們也一再強調講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那么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人，如果我們黨把自己管好了，治好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我們在推進的時候，就有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人民就有了一個主心骨。所以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他們三者都是為了去保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樣一個目標的實現，“四個全面”是這樣一個關系，戰略布局中戰略目標三大戰略舉措這樣一個關系，當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所說的兩個100年目標中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建黨100年我們要實現的目標。

第二，100年就是到新中國成立100年的時候，也就是這個世紀的中葉，這個目標和我們所說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個目標是統一的，是一個目標是兩種表述的形式，我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國夢的一個關鍵一步，或者是一個基礎，這一步實現了我們的第二步目標緊接著還要一個要經過幾十年的奮斗和努力實現第二個目標，因此我也認為“四個全面”它也是我們實現中國夢的戰略指引。

第一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它對我們后面所講的三個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起著一個戰略引領的作用，而后面的三個全面為第一個全面的實現起著動力、保障、保證和支撐的作用，他們四者之間應該是這樣一個關系。如果我們把“四個全面”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做一個形象比喻的話，我們看到有很多同志寫文章，包括有些媒體的評論員文章還有些兩會期間的一些報告在熱議“四個全面”的時候，都用了一些形象化的比喻，這些形象化的比喻，我認為有些比喻是非常恰當的，我們可以用一列行進中的高速列車來比喻，也可以用一只展翅高飛的大鵬或者鳥作比喻，如果我們把“四個全面”比喻為高速行進的一個列車，可以說“四個全面”是當代中國開出的一列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高速列車，“四個全面”當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則是我們這個列車所前進的方向和我們所到達的目的地，當然這個目的地第一站是一個基礎，前面還要繼續往前走，這個目的地是我們講的到2020年國民經濟發社會發展的目標，或者到建黨100年我們要實現的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這個列車的發動機，全面依法治國是這個列車的鐵軌、安全閥或制動器，全面從嚴治黨是這個列車的車頭和導向儀。

如果我們把它比喻為一只鳥或者一只大鵬，可以說它是當代中國一只展翅高飛的大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大鵬的頭和它所要去的地方，它要飛去的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是大鵬的兩只翅膀，這兩只翅膀缺一不可，就是改革和法治這兩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最近也有些同志在討論的時候，就講到改革和法治當中的破和立的關系，在一般意義上說改革是破的比較多，那么法治是立的比較多，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我們可以看到四中全會決定當中的法治建設若干問題里面也提到了190多項改革的內容，也有破的內容，破和立是辯證統一的，是相對來說改革破的多一些，法治立的多一些。但是我們要把改革和發展、破和立的關系處理好，中央特別強調我們的各項改革一定要做到重大的改革要有據。有一些如果沒有依據的那么可以進行先行的試點，但必須要通過法定的程序授權，所以兩者要相輔相成來推進不可偏頗、不可偏廢。就像兩只翅膀，兩只翅膀同時展翅，這個鳥才能飛的起來，所以把改革和法治的關系處理好，破和立的關系要處理好，那么全面從嚴治黨則是大鵬的心臟，決定著這個鳥有沒有力量，最后能不能達到它飛行的那個目的地和地方。我想通過這樣一個形象的比喻，我們也可以看到“四個全面”它內在的關系。

“四個全面”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當然也不是完全并列的關系，第一個全面起著引領的作用，后面的三個全面起著保證的作用，是一個戰略舉措。另外，我們還要堅持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經常強調的，要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要把全局和重點有機統一起來，堅持一分為二兩分法來把握一些推進工作，但是同時要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環境下可能還有一個重點的把握，要抓住重點，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這樣才能夠著力于重點、攻克難點、推出亮點，使我們的工作有條不紊的能夠向前推進。最后講幾句本課的結束語，“四個全面”的提出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當前全黨上下都在認真學習領會“四個全面”，都在貫徹落實“四個全面”，我想我們一定要深刻認識“四個全面”提出的重大戰略意義。“四個全面”是立足治國理政的全局，它抓住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鍵，是統領中國發展的總綱，它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實際上就是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這“四個全面”的提出，它確定了戰略的方向、重點的領域、主攻的目標，它來自于實踐又要回到實踐，會在實踐中不斷的豐富，不斷的發展，不斷的完善，我們相信真理的閃電一旦射入人民的園地，武裝起全黨和全國人民就會產生變革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巨大的物質力量，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第二篇：科學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科學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摘要：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正是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更加注重發展和治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 內在關系

一、“四個全面”的提出與形成過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設想。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07年，十七大要求：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2012年，十八大將“建設”改為“建成”，進一步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

（二）全面深化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實際上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兩個基本點其中一個就是堅持改革開放。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問題作出重要決定。總書記說，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總部署、總動員”。

（三）全面依法治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包括我們建國以來，實際上我們的法制建設一直不斷加強。1997年，十五大要把依法治國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設作為中央全會的專門議題，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全面的戰略部署。

（四）全面從嚴治黨

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2002年的十六大和2007年的十七大，都提出了黨的建設的基本格局。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命題和任務。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以改革創新競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并再次強調要從嚴治黨。2014年10月，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進一步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并對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了部署。現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表述。

綜合來看，“四個全面”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治國理政思路的高度概括。“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一個全面”到“兩個全面”。

在十八大之前，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一個全面”，即“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07年，十七大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把“一個全面”擴展為“兩個全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簡化為“全面深化改革”。

第二個階段是從“兩個全面”到“三個全面”。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樣，就把“兩個全面”進一步擴展為“三個全面”。

第三個階段是從“三個全面”到“四個全面”。

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后不久，2014年12月14日，總書記在江蘇考察調研時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至此，把“三個全面”首次擴展為“四個全面”。而且在這次對江蘇考察中，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并且是同其他三個全面一起結合起來，首次提出“四個全面”，這是第一次提出來。

二、“四個全面”之間的內在關系

總書記講，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偉大目標。“全面”一詞充分說明這個小康社會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諸多方面的小康社會。“四個全面”是一個大系統，每一個“全面”是一個小系統，彼此之間相互依存、關聯遞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向，其他三個全面則是實現目標的戰略舉措；全面深化改革是“關鍵一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根本保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駕護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新常態下波瀾不驚、破浪前行的壓艙石。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三大戰略舉措，都要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服務，也要體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三大舉措實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就要受到影響，目標就不能保證實現。三大戰略舉措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必須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互相滲透，共同推進。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由黨來領導，因此，就必須從嚴治黨。

“四個全面”之間的邏輯關系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具有總分總的邏輯結構。之所以在這些施政方略前面加上“全面”，一方面是一種延續性，是對以往方向、路線的一脈相承，表明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沒有另起爐灶，否定過去；另一方面，“全面”就是要覆蓋面更廣，不可能留有死角、達不到的地方，而且加強了力度深度廣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目標，具有戰略統領和目標牽引作用。其他三個全面分別是我們的基本動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撐。改革既是驅動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徑，也是精神內核，是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強大動力、根本路徑。法治是框架和軌道，也是理念和方法。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其他三個方面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全面從嚴治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只有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才能使我們黨堅強起來，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因而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前三個全面的堅強保證。總之，“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成為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全新布局。“四個全面”的提出，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更加完整，趨于成熟。

“四個全面”是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四個全面”作為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內在統一的整體。

一是統一于“四個偉大”。“四個偉大”：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都離不開“四個全面”的協調共進。抓好“四個全面”，就能形成“四個偉大”聯動的時代洪流。

二是統一于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四個全面”涵括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就統攬了治國理政的全局。

三是統一于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既是進一步形成中國特色、打造中國優勢的大棋局，又是中國進一步擁抱世界、引領時代的大棋局。統籌好“四個全面”，“中華號”巨輪必將在世界大潮中行穩致遠，駛向勝利彼岸。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大意義

“四個全面”，是習近平同志站在時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堅定中國自信、發展中國道路、優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經驗，帶領人民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提出來的，既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又是實踐創新的巨大飛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一）開拓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

不斷開拓治國理政的新境界是我們黨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提升的標志。“四個全面”廓清了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國理政的關鍵，拎起了治國理政的總綱，集中體現了黨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成為我們黨新的歷史時期指導思想，為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確立中國由大向強發展的總方略

由大向強，不僅是量的積累，更是質的飛躍。如何實現這“關鍵一躍”，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核心課題。由大向強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是“樹大招風”，原來我們是邊緣，現在我們在放大鏡里工作，人家就用顯微鏡來看我們。越是靠近世界舞臺中心、越是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越大。同時，我國改革發展進入攻堅期、深水區，要用幾十年解決西方在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還要解決自身特有的突出矛盾問題。國內外安全風險疊加交織，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等，這些都給黨治國理政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更高要求。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就能更好統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實現中國夢的統一，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統一，以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民族復興和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問題，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確保發展風險有序可控，以全面從嚴治黨來強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

無論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繼續推動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還是以“中國奇跡”的升級版實現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核心都在于完善“中國模式”，打造和增創“中國優勢”。“四個全面”是將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之中的大手筆，特別是明確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中國模式的核心之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四個全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施，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方略更加完善，標志著我們黨對黨的執政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黨帶領人民向著宏偉目標的偉大進軍又邁出重要一步。“四個全面”總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到“五位一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到“全面從嚴治黨”——正是黨治國理政方略的不斷完善中，黨和國家事業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中國以勢不可擋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單 位：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 專 業：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姓 名：徐田利 學 號：14030203004

第三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學習心得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學習心得

這一次線上學習，我學習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是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頂層設計，又是中華民族復興偉業的戰略路線圖。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承上啟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決定性措施，也是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一步。全面建成小康把現實任務與長遠目標結合起來，使民族復興得到牢固基石。

30多年的實踐證明，改革作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釋放出這一嶄新制度的不盡活力。中國的發展、巨變得益于改革開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通過改革建立健全各方面都比較完善的體制是長期的過程，改革不能終止，而要全面深化。

健全的法治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標志，法律是現代國家最高、最根本的規范，法治興則國家興，法治衰則國家亂。法治缺失使經濟發展戰略不能長期保持穩定，發展中出現的矛盾無法在制度框架下化解。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們需要加強法治建設，用法律來保障我們的改革與發展。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面建成小康的關鍵在黨，也就提出了“打鐵還需自身硬”的問題。從嚴治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歷史使命決定的，是黨的一貫性要求。

作為一名學生黨員要認真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做好本職工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第四篇：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

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

我今天講的內容是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基本分五個問題：第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年來的豐富與發展；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科學地把握了新形勢；第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第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邏輯；第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方法論意義。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年來的豐富與發展

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的時候第一次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他是這么講的：“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一年來，總書記圍繞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闡發了一系列重要思想。2015年9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摘錄了截止到2015年9月3日的287段論述。《摘編》集中反映了總書記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科學內涵。

一年來，總書記對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豐富與發展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是兩者的有機統一。

總書記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這是強調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之間的有機統一。

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堅持問題導向的治國理政新方略。2015年3月29日，習近平在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第四屆理事會成員的時候指出：“兩年多來，我們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方略，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保障。”這一段論述闡明了“四個全面”是治國理政的新方略。第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2015年4月28日，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揚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的講話中，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僅在理論上是重大的戰略思想，成為理論指導；在實踐上，它是重大的戰略布局，可以起到實踐指南的作用。很顯然，它的作用是兩個方面，既有理論指導性，還有實踐指南性。

第四，“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必須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強調，“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所以，“十三五”時期，我們必須要貫徹“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和實踐進展得非常快，以上四個方面可以體現了這一年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發展和完善的基本脈絡。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科學地分析了新形勢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際上是在對中國國情深刻把握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思想。那么，當代中國是什么國情？我想可以從三個“三”來分析。

第一，當代中國有“三個沒有變”。

黨的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這“三個沒有變”揭示了當代中國國情的本質。那么，基本國情、社會主要矛盾以及國際地位，我們講的都是它們的根本性質沒有變。但問題就復雜在，在根本性質沒有變的基礎上，每一個“沒有變”背后的表現形式都在發生變化。比如說，基本國情的表現形式在發生變化。我們現在一直強調階段性特征，盡管我們一百年中都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它不斷表現出階段性特征來。再一個是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但表現方式在發展變化。如果說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或者改革開放之初，它主要表現為社會生產沒法滿足物質文化需求，大多是短缺問題。現在很多方面不是短缺，是過剩，它主要表現為物質文化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與社會生產的大規模排浪式之間的矛盾。生產是大規模的排浪式的，但是文化需要是個性化、多樣化的。那么，國際地位也在發生很多變化。所以，在這個“變”和“不變”中，產生了很多新矛盾，產生了很多新問題。如何解決新問題？我們必須有新的戰略布局。于是，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首先是基于對當代中國這“三個沒有變”認識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第二，當代中國有“三個前所未有”。

這個判斷是2014年10月總書記在“新古田會議”召開前不久提出來的。他說：“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

“前所未有”，是以前沒有或者以前不明顯而現在開始具有了的。所以，它很明顯是一個新的形勢。那么，這“三個前所未有”會產生另外兩個“前所未有”，一個是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越來越靠近世界舞臺中心，越來越接近目標，包括我們的能力——道路能力、理論能力、制度能力不斷提升，包括三大自信的提升，帶給我們的機遇肯定是前所未有，越來越多的機遇擺在我們的面前。同樣也應該看到，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也擺在我們面前。所以，云山同志2015年4月21日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專門講到了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有“三個前所未有”。他說，我們現在面臨著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對我們黨治國理政的考驗之大前所未有”。

我們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出現的機遇我們怎么抓住，出現的風險如何化解它？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我們能夠抓住機遇，同時也能夠化解風險。所以，“四個全面”是在對這個新形勢認識判斷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第三，當代中國處在“三期疊加”時期。

十八大以來，中央準確把握經濟發展大局，作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但正處在從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的重要判斷。

這也是一個非常新的形勢。我們的經濟速度從過去高速增長到現在中高速增長，增長速度正在換檔。結構面臨著深層次的調整，這個結構調整既面臨著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對于我們的壓力，也面臨著我們自身的產業結構從低端邁向中高端的很多深層次問題。另外，2009年以來的刺激政策有一些問題需要消化。比如說政府債務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產能過剩問題等。一系列問題疊加在一起，出現了很多非常復雜的矛盾和問題。那么，要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復雜的矛盾，怎么辦？我們要用新的戰略布局、新的戰略思想來解決它。所以，我們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實是科學把握了當代中國的國情，科學分析了新的形勢，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思想。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品格。總書記講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我國人民群眾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這句話就是鮮明地表達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兩個“得出來”，一個“提出來”都是從現實出發，具有的特點是：現實需要、熱情期待、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那么，現實品格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陷阱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談到有四大陷阱。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在2006年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報告》中。它是指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特別是達到6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由于各種原因無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結構轉型、政治體制轉化，經濟增長出現乏力，人均GDP長期徘徊在6000美元-10000美元之間，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總書記非常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幾次談到這個問題。比如說，2013年11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外方代表時，他講：“我們對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抱有信心。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時隔一年，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他再次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

第二，“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個，總書記關注到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提出來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他寫過一本非常著名的書，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研究雅典作為一個新興稱霸國家崛起以后，如何挑戰斯巴達，最后導致兩敗俱傷。美國一個哈佛大學教授拉姆·阿利森前幾年就借用了修昔底德的名字，創造了一個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含義就是一個崛起的新興強國必然對古老的霸主發起挑戰，從而觸發世界范圍的沖突，猶如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和斯巴達，沖突的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像雅典和斯巴達一樣兩個強國走向衰落。

總書記也高度關注“修昔底德陷阱”。他在2014年1月22日接受美國《世界郵報》記者專訪的時候明確講，我們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2015年9月在訪問美國的時候，總書記也多次談到了“修昔底德陷阱” 問題。9月22日，在西雅圖發表演講的時候，他講，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國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們現在特別強調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重大的國際戰略不要發生戰略誤判，也就是防止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問題。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設計的國際戰略思想就是要努力避免這個問題的出現。

第三，“黨大還是法大”的政治陷阱。

總書記2015年2月2日就明確地說：“我說過，?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明確予以回答。”

有人在談到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時候設置這么一個陷阱，目的實際上是為了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你要承認它是一個真命題，那么你就掉到陷阱里去了。黨大還是法大？如果說黨大，他就說你不是依法治國；你如果說法大，他就說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設置這個命題的目的，就是為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我們全面依法治國，要把這個陷阱剔除出去。全面依法治國，一定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我們始終強調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所以，不能承認它是一個真命題，它是一個偽命題。這個政治陷阱問題，我們要把它從理論上要把它說明白；在實踐上，我們要在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的時候，堅持好黨的領導。

第四個陷阱就是福利陷阱。

2013年10月29日，十八屆中央中央政治局進行第10次學習的時候，總書記強調，要處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市場化的關系、住房發展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的關系、需要和可能的關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關系。

所謂福利陷阱就是，一旦社會保障水平超過某種界限以后，有一些人不用勤奮工作、不用努力勞動，仍然可以獲得不錯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務、公共保障有可能蛻變成“養懶漢”的制度。所以，我們在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在完善公共服務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到這個陷阱問題。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現實品格首先就體現在，善于發現陷阱問題，而且要善于解決這些問題，這是第一方面。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深層次現實問題 除了陷阱問題，第二個是中國發展中面臨的一些深層次的現實問題。第一，我們經濟社會在某種意義上存在“高血壓”問題。所謂高血壓，“高”是經濟發展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血”是指發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比較多，比如說我們的交通安全、生產安全問題；“壓”是經濟發展時候壓力大，資源、土地、環境、空間、工作壓力等。要逐步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這些問題。

第二，“利益鐵藩籬”問題。我們必須要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突破這些利益固化的藩籬。

第三，破解制度“天花板”。包括企業發展的一些制度“天花板”問題，在科研制度上的一些“天花板”問題，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天花板”問題，都要加以解決。

第四是產權保護中的一些問題。相對來講，產權保護制度現在并不是特別健全，確實影響人民創業、創新積極性的發揮。所以，十八屆四中全會就講了，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五中全會也特別強調，到2020年我們建成法治政府，強調人權得到切實保障，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也就是說，到2020年，我們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產權保護制度將比較完善。這個問題也是需要我們迫切去解決的。因為你只有有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那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才能逐步形成。再一個，市場要發揮決定性作用，也離不開產權保護制度的支持。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帶有基礎性制度的制度，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盡快建立和完善起來。

第五是社會流動性問題。我們要加快社會的流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確實出現一些社會流動緩慢化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劉云山同志在2013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前一定程度上出現社會分層“凝固化”和社會流動“緩慢化”現象。這個問題也確實要引起我們的注意，社會出現了一些分層，分層導致社會階層之間出現了某種凝固化，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減小，一些人的上升空間受到影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通過教育公平改革，通過就業體系的完善，通過法律體系不斷健全，要解決社會流動性問題，讓更多的沒有背景的人、沒有背景的人的孩子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看到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突出強調去解決它們。這是第二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發現陷阱和問題的方法論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體現的第三個方面就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發現陷阱和問題的科學的系統的方法論。

第一個方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帶有全球視野的布局。它是從全球視野來看待中國發展中遇到的陷阱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立足全球視野而提出來的，它把中國的發展始終置于全球發展的總體格局中來看待。“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始終強調，既要借鑒國際社會成功的發展經驗，也要強調防止一些國家發展中出現的陷阱和問題。

總書記在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

總書記已經在這個講話中提到了這樣和那樣的“陷阱”，直接明確講出四大陷阱。（當然，實際上還是有很多陷阱。）那么，總書記講到的四大陷阱其實都是在全球視野中發現出來的。第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很多的國家都出現了這個問題。第二個陷阱就是我們講到的“修昔底德陷阱”，這本身就是從全球視野中看到的。第三個是“黨大還是法大”的政治陷阱。其實我們知道在幾十年前，當時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的時候，在完善法治的時候，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提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當時，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意識到這是個陷阱，沒有回答好這個問題，結果掉到西方人設置的陷阱里去了。所以，“黨大還是法大”的這個政治問題，也是在全球視野中看到的。第四個是福利陷阱。福利陷阱，既有西歐所謂的高福利國家出現的陷阱問題，另外還有一些不是高福利國家，甚至有一些國家到了中等階段就出現了過多的福利問題，制約了這些國家的發展。所以，我們要看待這些現實問題，必須有廣闊的全球視野，可以從全球視野中發現很多的問題。

第二個方法是以遠慮來觀近憂。總書記強調，“從現在的情況看,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總書記也講得非常清楚，我們還是要經過努力，甚至是經過艱苦的努力。有一些方面的目標，比如說扶貧攻堅戰，沒有艱苦的努力，能實現嗎？不去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可能自動實現。所以，有一些人的思想就是“我等著”，等5年以后它自動就會來了嗎？不是的！要經過我們努力。那么，總書記接著說：“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路該怎么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總書記提出了三個重大問題，也是需要遠慮的問題。一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路該怎么走？我們要沿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邏輯繼續往前走。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一個完整的邏輯，我們繼續往前走。再一個，我們要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往前走。所以，怎么走？其實我們的路子非常清楚。

再一個，怎樣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呢？我們應該通過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我們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復雜問題，使我們黨長期執政。

那么，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可以看出來，我們從深化改革的角度，讓我們的制度成熟定型，然后成熟定型以后，制度還不斷能夠自我完善。我們通過依法治國建設我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讓我們的國家能夠實現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都是確保我們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路徑。

所以，我們要通過遠慮，把眼光放得更加長遠，就可以看到前進的道路上可能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我們要在思想上、實踐上都做好準備。那么，問題來的時候，我們能夠比較主動地解決。

從以上三個大的方面看出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品質，它是敢于啃硬骨頭，而且善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而且是確保能上岸的戰略布局。

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邏輯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鮮明的把握未來的基本邏輯。列寧在1915年就講過，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限于解釋過去，而且大膽地預察未來，并勇敢地用實際活動來實現未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有這個特點，不光能夠把握未來的邏輯是什么，知道未來向何處去，而且能用勇敢的實際行動來實現對未來的設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身就是有著強烈的未來邏輯的一個構想，它本身就體現了未來邏輯性。五中全會的《建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這個目標要求反映了未來的指向性。五中全會強調的新的目標要求是：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這把未來描述得非常清楚，未來的邏輯也是非常鮮明的。

具體地講，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到2020年，中國首先要成熟定型。2020年的中國，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要建成的“型”。

第一個是要建成服務型政府。

第二個是要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系。第三個要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而且到2020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要基本建立。

第四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通過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加強基礎研究，強化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2020年基本建立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

第五個是加快建設兩型社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為此，五中全會也指出了很多建設兩型社會的舉措。比如說，實施近零碳排放區示范工程；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以水定產，以水定城，建設節水型社會；堅持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實施循環發展引領計劃，推行企業循環式生產、產業循環式組合、園區循環式改造，減少單位產出物資消耗。

第六個是建立學習型社會。為此，五中全會也作了一些部署。五中全會強調，“推動文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骨干文化企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普及科學知識。倡導全民閱讀。”而且五中全會提出建立個人學習賬戶和學分累計制度，調動個人學習的積極性。

第七個是要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因為我們有學習型社會、服務型政府、創新型國家，所以，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也應該是三型的：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當然，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學習型首要強調的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包括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的主要立場、觀點、方法；服務型就是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真正落實到位；創新型主要是強調理論創新。

第八個是推進新型城鎮化。五中全會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提高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水平。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實際上，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指出了到2020年新型城鎮化的具體目標要求。比如說，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第九個是實現引領型發展。五中全會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型”叫做引領型發展。強調“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讓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跟蹤型，更多的是要產生先發優勢的引領型。先發優勢的引領型，既包括技術方面的先發優勢，也包括一些制度上的先發優勢。所以，中國的發展要從過去的跟蹤型發展更多地要轉向引領型發展。從以上“九型”來看，中國到2020年是一個成熟定型的社會。從形式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到2020年是服務型政府，開放型經濟體制、新型城鄉關系、創新型國家、兩型社會、學習型社會、三型政黨、新型城鎮化和引領型發展，各個領域里都有特殊的一些型，國家有型，政府有型，政黨有型，社會有型，經濟有型，發展也有型，所以，到2020年的未來邏輯非常清楚。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實每一個“全面”都有著非常強烈的未來指向性。除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未來指向非常清楚，全面深化改革也同樣有非常強烈的未來指向性。我們一直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一直是面向未來的。全面依法治國，總書記也講過，全面依法治國是“為子孫萬代計,為長遠發展謀”的。全面從嚴治黨，總書記也講，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反腐倡廉永遠沒有休止符，一直是面向未來的。

我們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指向性，掌握住這個邏輯，我們就知道中國的未來向何處去，如何去。這樣，我們做工作就非常積極主動了。

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方法論意義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著非常科學的方法論。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很值得我們關注。

（一）規律分析的方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調把握規律性。五中全會也強調了，各級黨委要深入把握發展的規律。我們要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指導下認識四個“三大規律”。

一是要進一步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個“三大規律”從2001年江澤民同志提出來以后，黨經歷十幾年的發展過程對這“三大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高度。當然，這個高度不可能是終結，我們要繼續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基礎上，更加深對“三大規律”的認識。

二是2009年錦濤同志提出的現代化的“三大規律”，即：把握好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規律。這“三大規律”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到2049年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只有把這“三大規律”認識得非常清楚，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才能不走彎路，或者是少走彎路，或者是不會犯顛覆性錯誤，能夠順利到達現代化目標。

三是2009年習近平同志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時候提出來的要把握執政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執政確實要深刻地把握這“三大規律”。所有的政黨在執政時有其一般性規律，所有的共產黨執政時有其普遍規律，那么中國共產黨執政也有其特殊規律。所以，清楚地把握這“三大規律”對于我們全面從嚴治黨、對于我們推進黨的科學化建設，是非常重要的。四是2014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開會的時候提出的關于發展的“三大規律”，我們的發展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是符合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也就是說，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背后的自然規律確實需要我們認識。恩格斯當年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出來，我們對于自然界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最后都報復了我們。我們要想不得到自然界的報復，就必須把握清楚規律。把握自然規律，把自然規律認識清楚，第一，我們不會受到自然界的報復；第二，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有了根本性的保障；第三，科學發展背后有經濟規律，需要我們認真去研究。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質上是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們要很好地認識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深刻認識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再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是什么。我們把握住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再把握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這樣我們的科學發展就有了根本的保障了。當然，我們還深入研究包容性發展背后的社會規律是什么。它的內在的社會規律，能夠體現包容性發展、能夠實現廣大人民共享發展的社會規律應該是什么，都需要我們去深入研究。所以，發展本身有“三大規律”：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規律意識。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要告訴我們怎么樣去把握規律，如何認識那些規律。我們只有在規律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夠推動工作更好地向前發展。

（二）戰略辯證法

世情、黨情的“變與不變”的戰略辯證法。

首先，世情的“變與不變”。這是2014年11月28日出席全國外事工作會議時，總書記指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認為，當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有“五個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復雜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極化向前推進的態勢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斗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更要看到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我國周邊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更要看到亞太地區總體繁榮穩定的態勢不會改變。”這些講話非常重要，實際上體現了五個“變”和五個“不變”。國際格局演變的復雜性、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國際矛盾斗爭的尖銳性、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我國周邊環境的不確定性，其實就是復雜性、曲折性、尖銳性、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就反映了“變”，但這個“變”的背后有五個東西不會改變，即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時代主題、國際體系變革、亞太地區總體格局都不會改變。所以，我們的國際戰略就是基于這個“變”和“不變”提出來的科學的國際戰略。那么，世情的“五個不會改變”是根本性質不變，但表現形式在變，所以在“變”與“不變”中產生了很多新問題，需要我們辯證地處理好這些新問題。

再一個是黨情的“變”與“不變”。這也有很多表現，比如說，我們黨員的數量不斷增加，到2014年年底，我們黨員人數就達到了8800萬人了，2015年年底將突破9000萬，是1956年的8.8倍、1978年的2.5倍，數量確實非常大了。但是，不管數量怎么變，對于黨員質量的要求不會改變，對于黨員的本質要求不會改變。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不斷變化，過去是在封閉條件下搞黨建，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搞黨建；現在我們是在開放的條件下搞黨建，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搞黨建。我們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執政的，但不管條件怎么變化，不管環境怎么變化，對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要求是不會改變的。無論是在開放條件下，還是封閉條件下，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現在在全面從嚴治黨，實際上是在“變”和“不變”中來進行的。我們要看到變的是什么，看到不變的是什么，以此來制定全面從嚴治黨的一系列戰略部署。

（三）系統分析的方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就是系統分析，就是總書記強調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看待任何問題都要有系統性、整體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之間有系統性、整體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其他三個“全面”是戰略舉措。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之間有著內在的關系。同樣，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從嚴治黨之間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依法治國之間也是緊密聯系。它們都不是孤立的。“四個全面”之間有著非常內在的整體性，包括我們也強調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總書記談到改革的時候也特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

事物之間的系統性越來越復雜，我們必須要有系統性思維。當然，這個系統性在現代的表現非常復雜。

系統性，首先有時間上的系統性。什么叫時間上的系統性？就是今天我做出一項改革舉措，要考慮到未來5年以后，這個決策會不會帶來一些想象不到的問題，會不會帶來一些不能克服的問題；再過10年，是不是帶來更大的問題。一定要把一項改革的舉措考慮得更加長遠。不能把眼前的事解決了，但5年以后、10年后演變成一些非常復雜的問題。所以，在設計改革舉措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今天、明天和后天，有一個時間上的整體性。

第二，部門之間的整體性。這個部門的一項改革會不會對整個社會帶來一些想象不到的問題。這個部門的改革成功了，只是解決了一個部門的問題。但是，這個部門的問題解決了，會產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溢出問題，所以必須有整體性，要站在整體來考慮這個問題。

我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很重要的一個方法論就是系統分析。我們知道，深改小組到現在成立不到兩年，已經通過將近90個頂層設計的文件，我想它就是考慮到，發展到了今天，事物之間的整體性、關聯性越來越強，過去的關系可能是外在的，今天可能就變成內在的了，過去可能是一般性的關系，現在成了一個本質性的關系。我們一定要看到事物之間的整體性、復雜性。所以，現在我們一直強調頂層設計、整體謀劃。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恰恰體現了這種頂層設計、整體謀劃。

如何培養我們的整體性、系統性思維？我們要培養做好任何工作的系統性、整體思維。首先，打破思維定式。我們要消除職業偏見和知識偏好，看問題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四個全面”告訴我們，要善于打破思維定式。你不能說，我是學這個，我只是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是干那個的，我只是我那個角度看問題。這樣，有一些問題就容易形成偏見，就不容易形成系統性、整體性思維。

第二就是培育辯證思維。這也是總書記特別強調的。2015年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體學習的時候，總書記指出，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反對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看形勢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觀天、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

總書記一口氣用了五個成語來講有一些人的思維方法是形而上學的。應該說，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一些人很容易形成這五種情況的思維方式。比如盲人摸象，我們知道這個故事里首先那三個盲人摸到大象了；第二，說大象像一個柱子的人，他還算是比較靠譜的，他摸到了大象，又形容得還比較像。但是，現在往往是這樣：一頭大象來了以后，幾百幾千個人圍著，閉眼睛來摸象，這樣是很難摸得到象腿的，常常會摸到摸象人的腿。第一，摸不到象；第二，摸不到象腿。你摸到一個人的腿，你說大象像棍子，就越來越不靠譜了。如果我見不到這個象怎么辦？如果見不到象，我又需要把象比較客觀地描述出來，那么就需要有辯證思維，要形成科學的邏輯分析的能力，不斷地去還原事物的真相，不斷地去進行邏輯比對，然后接近事物真相。所以，總書記談到辯證思維，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在學習“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時，一定要把握好辯證思維的方法，頭腦中要有事物普遍聯系的思維，要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維，要通過辯證思維去偽存真。再一個，辯證思維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把握事物的整體性，把握事物的事實的總和，把握住一個現象跟其他現象之間的內在關系，然后這樣我們去分析問題的時候就不會走偏路。如果你看到一個孤立的現象，你就認為它是一個具體問題，那么實際上一個孤立的現象未必是一個具體問題，你只有找到這個現象跟其他的事物之間內在的關系了，形成一個對于這個事物的整體的認識，才能找到具體問題。找到具體問題，你才能找到具體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確實要注意總書記提到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包括坐井觀天也是如此。由于受我們專業的影響、學科的細化影響，我們有時候看問題很容易從我們自身的某個專業出發，而忽略了整體性。所以我們要不斷地破除坐井觀天的思維。揠苗助長也好，削足適履也好，畫蛇添足也好，這些問題確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們要逐步用辯證思維來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一定要形成整體性思維，就是要一定要培養我們的立體性視野。也就是看問題的時候，我們角度要多一點，要寬一點。“四個全面”的“全面”強調的就是多面，肯定不是一個平面，也不是一個單面，也不僅僅是兩個面。平面也好，是單面也好，它就不是全面，全面一定是一個多面。也就是說，我們看待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不能孤立地或者只是一個角度看。我們必須要培養立體視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解決問題的時候都是立體性的多面的。要解決一個重大的問題，不僅僅是深化改革要解決，依法治國也得解決，全面從嚴治黨也得解決。比如我前面提到社會流動性問題。我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教育的公平改革，讓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教育的公平性；我們要通過依法治國，建立更多解決社會公平性的法律體系，我們強調我們法律要實現公平正義，那么從法律上要解決教育的公平性問題；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打破一些特權也好，解決一些腐敗問題，都是為老百姓實現公平性提供保障的。所以，解決一個社會公平性問題，我們不是從一個角度去考慮，而要形成合力，既從深化改革的角度，也從依法治國的角度，也要從從嚴治黨的角度著手。很多重大問題都是這樣的，一下子對照幾個面，同時要去進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非常強。

我們要很好地看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著科學的方法論，無論是強大的辯證思維，還是多面分析問題，這些方法我們一定要科學掌握。那么，掌握住這些方法，對于我們解決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我想這些方面告訴我們，“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非常完整的理論體系，而且有立場、有觀點，有科學方法論。所以，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在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科學體系，很值得我們去把握和學習。

第五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邏輯關系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邏輯關系，引發媒體和社會各界關注熱議。就此，記者采訪了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許耀桐分析認為，這是習近平首次在正式講話場合集中闡述四者關系，宣示了“四個全面”已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全新布局。

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習近平在開班儀式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他談到，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習近平在論述四者之間的關系時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國放在“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中來把握，深刻認識全面依法治國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努力做到“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