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刻認識和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思熟慮、深謀遠慮的結果，意味著一項重大戰略構想的形成。那么，如何認識“四個全面”的邏輯體系、思想方法，如何把握“四個全面”的實踐要求，是當前學習、領會、貫徹“四個全面”需要厘清的問題。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開辟了中國道路新境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我們黨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總結我國發展實踐，適應新的發展要求，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探索新實踐的重要成果。總書記深刻指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的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的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這是我們黨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重大成果，集中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全局視野和戰略眼光，蘊含著對中國發展方略的深邃思考，對人民根本利益的深切關懷。“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必將開辟中國道路新境界，成為當代中國新航標，書寫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篇章。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有機統一的邏輯體系。“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相互之間密切聯系、有機統一，具有緊密的內在邏輯，是一個整體戰略部署的有序展開，共同支撐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統領地位；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動力，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引擎地位；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保障，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支撐地位；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的核心、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處于核心地位。“四個全面”環環相扣、相互促進，是執政目標、執政理念、執政方式和執政黨自身建設的有機統一。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不全面深化改革，發展就缺少動力，社會就沒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國，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就不能有序進行，就難以實現社會和諧穩定。不全面從嚴治黨，黨就做不到‘打鐵還需自身硬’，也就難以發揮好領導核心作用。”因此，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總體布局中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項的關系，也才能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凝聚起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蘊含著科學統籌的思想方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了全面、聯系的觀點。“四個全面”科學聯系、有機統一體，從整體上強調，正如總書記強調的那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種很全面的觀點，不是單打一”。這深刻體現了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全局的要求，彰顯了全局思維、戰略思維，是全面系統、辯證平衡觀點的實際運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了兩點論與重點論的統一。總書記指出：“在任何工作中，我們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別，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這一戰略布局既統攬全局又突出重點，在推進過程中，既要注重總體謀劃，又要注重牽住“牛鼻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統籌兼顧的要求。這一戰略布局著眼的是統籌把握、協調推進，強調“十個指頭彈鋼琴”。這就要求把改革的“破”與法治的“立”統一起來，把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統一起來，把總體布局與具體規劃統一起來。要通盤考慮各方面的情況和進展，統籌好推進的速度、力度和進度，把握平衡、綜合施策，從而激發統籌兼顧的優勢，達到更好效果。

自覺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統一思想、引領實踐。“四個全面”作為一種戰略布局，要改變中國現實、引領中國發展，關鍵在于實施、在于實踐。要自覺推進。要不斷提升貫徹“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覺，把這一戰略布局貫穿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把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認識不斷提高到新水平，真正學懂、學透、學通，真正做到入耳、入腦、入心。要協調推進。四個方面要協調推進、全面落實，哪個“全面”都不能短缺，都不能放棄，否則整個戰略布局就會落空。要加強宏觀謀劃、頂層設計，形成“四個全面”的互動機制、照應機制，避免各行其是。要創新推進。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指引攻堅克難、化解矛盾、解決問題，關鍵在于創新。當前改革已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全面深化改革面對的都是難題、“硬骨頭”，必須更新改革觀念、創新改革推進方式，才能創新體制機制，破解改革難題。要匯聚民智與民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出發點是為了人民、服務人民，“四個全面”的實踐也應當依賴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發揮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四個全面”的實踐，是黨和政府的事業，更是全體人民的事業。

第二篇：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

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

我今天講的內容是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思想內涵，基本分五個問題：第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年來的豐富與發展；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科學地把握了新形勢；第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第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邏輯；第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方法論意義。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一年來的豐富與發展

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的時候第一次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他是這么講的：“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

一年來，總書記圍繞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闡發了一系列重要思想。2015年9月,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摘錄了截止到2015年9月3日的287段論述。《摘編》集中反映了總書記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科學內涵。

一年來，總書記對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豐富與發展主要體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是兩者的有機統一。

總書記2015年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這是強調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之間的有機統一。

第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堅持問題導向的治國理政新方略。2015年3月29日，習近平在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第四屆理事會成員的時候指出：“兩年多來，我們立足中國發展實際，堅持問題導向，逐步形成并積極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這是中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治國理政方略，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保障。”這一段論述闡明了“四個全面”是治國理政的新方略。第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2015年4月28日，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揚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大會的講話中，總書記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不僅在理論上是重大的戰略思想，成為理論指導；在實踐上，它是重大的戰略布局，可以起到實踐指南的作用。很顯然，它的作用是兩個方面，既有理論指導性，還有實踐指南性。

第四，“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必須堅持“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也強調，“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統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所以，“十三五”時期，我們必須要貫徹“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關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論和實踐進展得非常快，以上四個方面可以體現了這一年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發展和完善的基本脈絡。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科學地分析了新形勢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實際上是在對中國國情深刻把握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思想。那么，當代中國是什么國情？我想可以從三個“三”來分析。

第一，當代中國有“三個沒有變”。

黨的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

這“三個沒有變”揭示了當代中國國情的本質。那么，基本國情、社會主要矛盾以及國際地位，我們講的都是它們的根本性質沒有變。但問題就復雜在，在根本性質沒有變的基礎上，每一個“沒有變”背后的表現形式都在發生變化。比如說，基本國情的表現形式在發生變化。我們現在一直強調階段性特征，盡管我們一百年中都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但它不斷表現出階段性特征來。再一個是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但表現方式在發展變化。如果說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或者改革開放之初，它主要表現為社會生產沒法滿足物質文化需求，大多是短缺問題。現在很多方面不是短缺，是過剩，它主要表現為物質文化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與社會生產的大規模排浪式之間的矛盾。生產是大規模的排浪式的，但是文化需要是個性化、多樣化的。那么，國際地位也在發生很多變化。所以，在這個“變”和“不變”中，產生了很多新矛盾，產生了很多新問題。如何解決新問題？我們必須有新的戰略布局。于是，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首先是基于對當代中國這“三個沒有變”認識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

第二，當代中國有“三個前所未有”。

這個判斷是2014年10月總書記在“新古田會議”召開前不久提出來的。他說：“我們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臺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前所未有地具有實現這個目標的能力和信心。”

“前所未有”，是以前沒有或者以前不明顯而現在開始具有了的。所以，它很明顯是一個新的形勢。那么，這“三個前所未有”會產生另外兩個“前所未有”，一個是我們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我們越來越靠近世界舞臺中心，越來越接近目標，包括我們的能力——道路能力、理論能力、制度能力不斷提升，包括三大自信的提升，帶給我們的機遇肯定是前所未有，越來越多的機遇擺在我們的面前。同樣也應該看到，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也擺在我們面前。所以，云山同志2015年4月21日在“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專門講到了我們面臨的風險挑戰有“三個前所未有”。他說，我們現在面臨著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對我們黨治國理政的考驗之大前所未有”。

我們出現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機遇，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出現的機遇我們怎么抓住，出現的風險如何化解它？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我們能夠抓住機遇，同時也能夠化解風險。所以，“四個全面”是在對這個新形勢認識判斷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第三，當代中國處在“三期疊加”時期。

十八大以來，中央準確把握經濟發展大局，作出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基本面長期趨好，但正處在從高速到中高速的增長速度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的重要判斷。

這也是一個非常新的形勢。我們的經濟速度從過去高速增長到現在中高速增長，增長速度正在換檔。結構面臨著深層次的調整，這個結構調整既面臨著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對于我們的壓力，也面臨著我們自身的產業結構從低端邁向中高端的很多深層次問題。另外，2009年以來的刺激政策有一些問題需要消化。比如說政府債務問題、生態環境問題、產能過剩問題等。一系列問題疊加在一起，出現了很多非常復雜的矛盾和問題。那么，要處理這些問題、這些復雜的矛盾，怎么辦？我們要用新的戰略布局、新的戰略思想來解決它。所以，我們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這“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確實是科學把握了當代中國的國情，科學分析了新的形勢，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思想。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品格。總書記講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我國人民群眾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這句話就是鮮明地表達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兩個“得出來”，一個“提出來”都是從現實出發，具有的特點是：現實需要、熱情期待、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那么，現實品格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陷阱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談到有四大陷阱。第一，“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一詞最早出現在2006年世界銀行的《東亞經濟報告》中。它是指當一個國家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特別是達到6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后，由于各種原因無法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社會結構轉型、政治體制轉化，經濟增長出現乏力，人均GDP長期徘徊在6000美元-10000美元之間，由此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總書記非常重視“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幾次談到這個問題。比如說，2013年11月2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21世紀理事會北京會議外方代表時，他講：“我們對中國經濟保持持續健康發展抱有信心。中國不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時隔一年，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同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時，他再次指出：“對中國而言，?中等收入陷阱?過是肯定要過去的，關鍵是什么時候邁過去、邁過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發展。”

第二，“修昔底德陷阱”。

第二個，總書記關注到的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是修昔底德本人提出來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他寫過一本非常著名的書，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研究雅典作為一個新興稱霸國家崛起以后，如何挑戰斯巴達，最后導致兩敗俱傷。美國一個哈佛大學教授拉姆·阿利森前幾年就借用了修昔底德的名字，創造了一個概念——“修昔底德陷阱”，含義就是一個崛起的新興強國必然對古老的霸主發起挑戰，從而觸發世界范圍的沖突，猶如修昔底德筆下的雅典和斯巴達，沖突的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像雅典和斯巴達一樣兩個強國走向衰落。

總書記也高度關注“修昔底德陷阱”。他在2014年1月22日接受美國《世界郵報》記者專訪的時候明確講，我們應該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的陷阱”。2015年9月在訪問美國的時候，總書記也多次談到了“修昔底德陷阱” 問題。9月22日，在西雅圖發表演講的時候，他講，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大國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我們現在特別強調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重大的國際戰略不要發生戰略誤判，也就是防止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問題。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設計的國際戰略思想就是要努力避免這個問題的出現。

第三，“黨大還是法大”的政治陷阱。

總書記2015年2月2日就明確地說：“我說過，?黨大還是法大?是一個政治陷阱，是一個偽命題。對這個問題，我們不能含糊其辭、語焉不詳，要明確予以回答。”

有人在談到黨的領導和依法治國的時候設置這么一個陷阱，目的實際上是為了取消共產黨的領導。你要承認它是一個真命題，那么你就掉到陷阱里去了。黨大還是法大？如果說黨大，他就說你不是依法治國；你如果說法大，他就說應該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所以，設置這個命題的目的，就是為了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所以，我們全面依法治國，要把這個陷阱剔除出去。全面依法治國，一定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依法治國，我們始終強調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是“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一”。所以，不能承認它是一個真命題，它是一個偽命題。這個政治陷阱問題，我們要把它從理論上要把它說明白；在實踐上，我們要在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的時候，堅持好黨的領導。

第四個陷阱就是福利陷阱。

2013年10月29日，十八屆中央中央政治局進行第10次學習的時候，總書記強調，要處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市場化的關系、住房發展的經濟功能和社會功能的關系、需要和可能的關系、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關系。

所謂福利陷阱就是，一旦社會保障水平超過某種界限以后，有一些人不用勤奮工作、不用努力勞動，仍然可以獲得不錯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務、公共保障有可能蛻變成“養懶漢”的制度。所以，我們在推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在完善公共服務的時候，要特別注意到這個陷阱問題。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現實品格首先就體現在，善于發現陷阱問題，而且要善于解決這些問題，這是第一方面。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中國發展中面臨的深層次現實問題 除了陷阱問題，第二個是中國發展中面臨的一些深層次的現實問題。第一，我們經濟社會在某種意義上存在“高血壓”問題。所謂高血壓，“高”是經濟發展的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血”是指發展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比較多，比如說我們的交通安全、生產安全問題；“壓”是經濟發展時候壓力大，資源、土地、環境、空間、工作壓力等。要逐步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這些問題。

第二，“利益鐵藩籬”問題。我們必須要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突破這些利益固化的藩籬。

第三，破解制度“天花板”。包括企業發展的一些制度“天花板”問題，在科研制度上的一些“天花板”問題，干部人事制度上的“天花板”問題，都要加以解決。

第四是產權保護中的一些問題。相對來講，產權保護制度現在并不是特別健全，確實影響人民創業、創新積極性的發揮。所以，十八屆四中全會就講了，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五中全會也特別強調，到2020年我們建成法治政府，強調人權得到切實保障，產權得到有效保護。也就是說，到2020年，我們建成法治政府和法治國家，產權保護制度將比較完善。這個問題也是需要我們迫切去解決的。因為你只有有了一個比較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那么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局面才能逐步形成。再一個，市場要發揮決定性作用，也離不開產權保護制度的支持。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帶有基礎性制度的制度，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盡快建立和完善起來。

第五是社會流動性問題。我們要加快社會的流動性。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確實出現一些社會流動緩慢化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劉云山同志在2013年1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前一定程度上出現社會分層“凝固化”和社會流動“緩慢化”現象。這個問題也確實要引起我們的注意，社會出現了一些分層，分層導致社會階層之間出現了某種凝固化，階層與階層之間的流動性減小，一些人的上升空間受到影響。“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出，通過教育公平改革，通過就業體系的完善，通過法律體系不斷健全，要解決社會流動性問題，讓更多的沒有背景的人、沒有背景的人的孩子的發展機會越來越多。

所以，這些問題擺在我們面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也看到了這些問題的重要性，突出強調去解決它們。這是第二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要解決一系列現實問題。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發現陷阱和問題的方法論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現實品格體現的第三個方面就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發現陷阱和問題的科學的系統的方法論。

第一個方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帶有全球視野的布局。它是從全球視野來看待中國發展中遇到的陷阱問題和現實問題的。所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立足全球視野而提出來的，它把中國的發展始終置于全球發展的總體格局中來看待。“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始終強調，既要借鑒國際社會成功的發展經驗，也要強調防止一些國家發展中出現的陷阱和問題。

總書記在2014年10月23日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就明確指出，一些國家雖然也一度實現快速發展,但并沒有順利邁進現代化的門檻,而是陷入這樣或那樣的“陷阱”,出現經濟社會發展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

總書記已經在這個講話中提到了這樣和那樣的“陷阱”，直接明確講出四大陷阱。（當然，實際上還是有很多陷阱。）那么，總書記講到的四大陷阱其實都是在全球視野中發現出來的。第一個是“中等收入陷阱”，很多的國家都出現了這個問題。第二個陷阱就是我們講到的“修昔底德陷阱”，這本身就是從全球視野中看到的。第三個是“黨大還是法大”的政治陷阱。其實我們知道在幾十年前，當時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改革的時候，在完善法治的時候，一些西方國家的學者提出“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當時，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沒有意識到這是個陷阱，沒有回答好這個問題，結果掉到西方人設置的陷阱里去了。所以，“黨大還是法大”的這個政治問題，也是在全球視野中看到的。第四個是福利陷阱。福利陷阱，既有西歐所謂的高福利國家出現的陷阱問題，另外還有一些不是高福利國家，甚至有一些國家到了中等階段就出現了過多的福利問題，制約了這些國家的發展。所以，我們要看待這些現實問題，必須有廣闊的全球視野，可以從全球視野中發現很多的問題。

第二個方法是以遠慮來觀近憂。總書記強調，“從現在的情況看,只要國際國內不發生大的波折,經過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應該可以如期實現。”總書記也講得非常清楚，我們還是要經過努力，甚至是經過艱苦的努力。有一些方面的目標，比如說扶貧攻堅戰，沒有艱苦的努力，能實現嗎？不去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可能自動實現。所以，有一些人的思想就是“我等著”，等5年以后它自動就會來了嗎？不是的！要經過我們努力。那么，總書記接著說：“但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路該怎么走?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實現長期執政?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這些都是需要我們深入思考的重大問題。”

總書記提出了三個重大問題，也是需要遠慮的問題。一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的路該怎么走？我們要沿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邏輯繼續往前走。因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有一個完整的邏輯，我們繼續往前走。再一個，我們要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往前走。所以，怎么走？其實我們的路子非常清楚。

再一個，怎樣跳出“歷史周期律”、實現長期執政呢？我們應該通過全面從嚴治黨，解決我們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一系列復雜問題，使我們黨長期執政。

那么，如何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通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可以看出來，我們從深化改革的角度，讓我們的制度成熟定型，然后成熟定型以后，制度還不斷能夠自我完善。我們通過依法治國建設我們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讓我們的國家能夠實現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都是確保我們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路徑。

所以，我們要通過遠慮，把眼光放得更加長遠，就可以看到前進的道路上可能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一些問題，我們要在思想上、實踐上都做好準備。那么，問題來的時候，我們能夠比較主動地解決。

從以上三個大的方面看出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強烈的現實品質，它是敢于啃硬骨頭，而且善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而且是確保能上岸的戰略布局。

四、“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邏輯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具有非常鮮明的把握未來的基本邏輯。列寧在1915年就講過，馬克思主義“不僅僅限于解釋過去，而且大膽地預察未來，并勇敢地用實際活動來實現未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有這個特點，不光能夠把握未來的邏輯是什么，知道未來向何處去，而且能用勇敢的實際行動來實現對未來的設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身就是有著強烈的未來邏輯的一個構想，它本身就體現了未來邏輯性。五中全會的《建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的目標要求。這個目標要求反映了未來的指向性。五中全會強調的新的目標要求是：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這把未來描述得非常清楚，未來的邏輯也是非常鮮明的。

具體地講，我們可以把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到2020年，中國首先要成熟定型。2020年的中國，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要建成的“型”。

第一個是要建成服務型政府。

第二個是要基本形成開放型經濟新體系。第三個要形成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而且到2020年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要基本建立。

第四個要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通過發揮科技創新在全面創新中的引領作用，加強基礎研究，強化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到2020年基本建立適應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求、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和科技創新發展規律的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進入創新型國家的行列。

第五個是加快建設兩型社會。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為此，五中全會也指出了很多建設兩型社會的舉措。比如說，實施近零碳排放區示范工程；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以水定產，以水定城，建設節水型社會；堅持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實施循環發展引領計劃，推行企業循環式生產、產業循環式組合、園區循環式改造，減少單位產出物資消耗。

第六個是建立學習型社會。為此，五中全會也作了一些部署。五中全會強調，“推動文化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骨干文化企業和創意文化產業，培育新型文化業態，擴大和引導文化消費。普及科學知識。倡導全民閱讀。”而且五中全會提出建立個人學習賬戶和學分累計制度，調動個人學習的積極性。

第七個是要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因為我們有學習型社會、服務型政府、創新型國家，所以，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也應該是三型的：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當然，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學習型首要強調的是，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包括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的主要立場、觀點、方法；服務型就是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真正落實到位；創新型主要是強調理論創新。

第八個是推進新型城鎮化。五中全會強調，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提高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的水平。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并與城鎮居民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實際上，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指出了到2020年新型城鎮化的具體目標要求。比如說，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5%左右，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

第九個是實現引領型發展。五中全會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型”叫做引領型發展。強調“塑造更多依靠創新驅動、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讓中國的發展不僅僅是跟蹤型，更多的是要產生先發優勢的引領型。先發優勢的引領型，既包括技術方面的先發優勢，也包括一些制度上的先發優勢。所以，中國的發展要從過去的跟蹤型發展更多地要轉向引領型發展。從以上“九型”來看，中國到2020年是一個成熟定型的社會。從形式上我們就可以看出，中國到2020年是服務型政府，開放型經濟體制、新型城鄉關系、創新型國家、兩型社會、學習型社會、三型政黨、新型城鎮化和引領型發展，各個領域里都有特殊的一些型，國家有型，政府有型，政黨有型，社會有型，經濟有型，發展也有型，所以，到2020年的未來邏輯非常清楚。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其實每一個“全面”都有著非常強烈的未來指向性。除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未來指向非常清楚，全面深化改革也同樣有非常強烈的未來指向性。我們一直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一直是面向未來的。全面依法治國，總書記也講過，全面依法治國是“為子孫萬代計,為長遠發展謀”的。全面從嚴治黨，總書記也講，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反腐倡廉永遠沒有休止符，一直是面向未來的。

我們要深刻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未來指向性，掌握住這個邏輯，我們就知道中國的未來向何處去，如何去。這樣，我們做工作就非常積極主動了。

五、“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方法論意義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著非常科學的方法論。至少有這么幾個方面很值得我們關注。

（一）規律分析的方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強調把握規律性。五中全會也強調了，各級黨委要深入把握發展的規律。我們要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指導下認識四個“三大規律”。

一是要進一步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發展規律的認識。這個“三大規律”從2001年江澤民同志提出來以后，黨經歷十幾年的發展過程對這“三大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高度。當然，這個高度不可能是終結，我們要繼續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基礎上，更加深對“三大規律”的認識。

二是2009年錦濤同志提出的現代化的“三大規律”，即：把握好現代化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普遍規律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規律。這“三大規律”也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到2049年要基本實現現代化，只有把這“三大規律”認識得非常清楚，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才能不走彎路，或者是少走彎路，或者是不會犯顛覆性錯誤，能夠順利到達現代化目標。

三是2009年習近平同志擔任中央黨校校長的時候提出來的要把握執政規律、共產黨執政規律和中國共產黨執政規律。執政確實要深刻地把握這“三大規律”。所有的政黨在執政時有其一般性規律，所有的共產黨執政時有其普遍規律，那么中國共產黨執政也有其特殊規律。所以，清楚地把握這“三大規律”對于我們全面從嚴治黨、對于我們推進黨的科學化建設，是非常重要的。四是2014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開會的時候提出的關于發展的“三大規律”，我們的發展是符合自然規律的可持續發展，是符合經濟規律的科學發展，是符合社會規律的包容性發展。也就是說，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背后的自然規律確實需要我們認識。恩格斯當年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出來，我們對于自然界的每一次勝利，自然界最后都報復了我們。我們要想不得到自然界的報復，就必須把握清楚規律。把握自然規律，把自然規律認識清楚，第一，我們不會受到自然界的報復；第二，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有了根本性的保障；第三，科學發展背后有經濟規律，需要我們認真去研究。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實質上是經濟的一般規律。我們要很好地認識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在深刻認識一般規律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再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是什么。我們把握住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再把握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這樣我們的科學發展就有了根本的保障了。當然，我們還深入研究包容性發展背后的社會規律是什么。它的內在的社會規律，能夠體現包容性發展、能夠實現廣大人民共享發展的社會規律應該是什么，都需要我們去深入研究。所以，發展本身有“三大規律”：自然規律、經濟規律、社會規律。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規律意識。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是要告訴我們怎么樣去把握規律，如何認識那些規律。我們只有在規律認識的基礎上，才能夠推動工作更好地向前發展。

（二）戰略辯證法

世情、黨情的“變與不變”的戰略辯證法。

首先，世情的“變與不變”。這是2014年11月28日出席全國外事工作會議時，總書記指出的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他認為，當代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有“五個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復雜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極化向前推進的態勢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矛盾和斗爭的尖銳性，更要看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更要看到國際體系變革方向不會改變。要充分估計我國周邊環境中的不確定性，更要看到亞太地區總體繁榮穩定的態勢不會改變。”這些講話非常重要，實際上體現了五個“變”和五個“不變”。國際格局演變的復雜性、世界經濟調整的曲折性、國際矛盾斗爭的尖銳性、國際秩序之爭的長期性、我國周邊環境的不確定性，其實就是復雜性、曲折性、尖銳性、長期性和不確定性就反映了“變”，但這個“變”的背后有五個東西不會改變，即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時代主題、國際體系變革、亞太地區總體格局都不會改變。所以，我們的國際戰略就是基于這個“變”和“不變”提出來的科學的國際戰略。那么，世情的“五個不會改變”是根本性質不變，但表現形式在變，所以在“變”與“不變”中產生了很多新問題，需要我們辯證地處理好這些新問題。

再一個是黨情的“變”與“不變”。這也有很多表現，比如說，我們黨員的數量不斷增加，到2014年年底，我們黨員人數就達到了8800萬人了，2015年年底將突破9000萬，是1956年的8.8倍、1978年的2.5倍，數量確實非常大了。但是，不管數量怎么變，對于黨員質量的要求不會改變，對于黨員的本質要求不會改變。我們黨面臨的執政環境不斷變化，過去是在封閉條件下搞黨建，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搞黨建；現在我們是在開放的條件下搞黨建，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搞黨建。我們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執政的，但不管條件怎么變化，不管環境怎么變化，對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要求是不會改變的。無論是在開放條件下，還是封閉條件下，無論是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黨的先進性、純潔性建設的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我們現在在全面從嚴治黨，實際上是在“變”和“不變”中來進行的。我們要看到變的是什么，看到不變的是什么，以此來制定全面從嚴治黨的一系列戰略部署。

（三）系統分析的方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一個非常重要的方法論就是系統分析，就是總書記強調的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看待任何問題都要有系統性、整體性。“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四個全面”之間有系統性、整體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其他三個“全面”是戰略舉措。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依法治國之間有著內在的關系。同樣，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從嚴治黨之間的關系也非常密切，全面從嚴治黨與全面依法治國之間也是緊密聯系。它們都不是孤立的。“四個全面”之間有著非常內在的整體性，包括我們也強調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總書記談到改革的時候也特別強調，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加強各項改革的關聯性、系統性、可行性研究。

事物之間的系統性越來越復雜，我們必須要有系統性思維。當然，這個系統性在現代的表現非常復雜。

系統性，首先有時間上的系統性。什么叫時間上的系統性？就是今天我做出一項改革舉措，要考慮到未來5年以后，這個決策會不會帶來一些想象不到的問題，會不會帶來一些不能克服的問題；再過10年，是不是帶來更大的問題。一定要把一項改革的舉措考慮得更加長遠。不能把眼前的事解決了，但5年以后、10年后演變成一些非常復雜的問題。所以，在設計改革舉措的時候，一定要考慮到今天、明天和后天，有一個時間上的整體性。

第二，部門之間的整體性。這個部門的一項改革會不會對整個社會帶來一些想象不到的問題。這個部門的改革成功了，只是解決了一個部門的問題。但是，這個部門的問題解決了，會產生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溢出問題，所以必須有整體性，要站在整體來考慮這個問題。

我想“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很重要的一個方法論就是系統分析。我們知道，深改小組到現在成立不到兩年，已經通過將近90個頂層設計的文件，我想它就是考慮到，發展到了今天，事物之間的整體性、關聯性越來越強，過去的關系可能是外在的，今天可能就變成內在的了，過去可能是一般性的關系，現在成了一個本質性的關系。我們一定要看到事物之間的整體性、復雜性。所以，現在我們一直強調頂層設計、整體謀劃。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恰恰體現了這種頂層設計、整體謀劃。

如何培養我們的整體性、系統性思維？我們要培養做好任何工作的系統性、整體思維。首先，打破思維定式。我們要消除職業偏見和知識偏好，看問題更加客觀、更加全面。“四個全面”告訴我們，要善于打破思維定式。你不能說，我是學這個，我只是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我是干那個的，我只是我那個角度看問題。這樣，有一些問題就容易形成偏見，就不容易形成系統性、整體性思維。

第二就是培育辯證思維。這也是總書記特別強調的。2015年1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體學習的時候，總書記指出，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要反對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看形勢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觀天、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

總書記一口氣用了五個成語來講有一些人的思維方法是形而上學的。應該說，在我們這個社會里，有一些人很容易形成這五種情況的思維方式。比如盲人摸象，我們知道這個故事里首先那三個盲人摸到大象了；第二，說大象像一個柱子的人，他還算是比較靠譜的，他摸到了大象，又形容得還比較像。但是，現在往往是這樣：一頭大象來了以后，幾百幾千個人圍著，閉眼睛來摸象，這樣是很難摸得到象腿的，常常會摸到摸象人的腿。第一，摸不到象；第二，摸不到象腿。你摸到一個人的腿，你說大象像棍子，就越來越不靠譜了。如果我見不到這個象怎么辦？如果見不到象，我又需要把象比較客觀地描述出來，那么就需要有辯證思維，要形成科學的邏輯分析的能力，不斷地去還原事物的真相，不斷地去進行邏輯比對，然后接近事物真相。所以，總書記談到辯證思維，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在學習“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時，一定要把握好辯證思維的方法，頭腦中要有事物普遍聯系的思維，要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思維，要通過辯證思維去偽存真。再一個，辯證思維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把握事物的整體性，把握事物的事實的總和，把握住一個現象跟其他現象之間的內在關系，然后這樣我們去分析問題的時候就不會走偏路。如果你看到一個孤立的現象，你就認為它是一個具體問題，那么實際上一個孤立的現象未必是一個具體問題，你只有找到這個現象跟其他的事物之間內在的關系了，形成一個對于這個事物的整體的認識，才能找到具體問題。找到具體問題，你才能找到具體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確實要注意總書記提到的形而上學的東西，包括坐井觀天也是如此。由于受我們專業的影響、學科的細化影響，我們有時候看問題很容易從我們自身的某個專業出發，而忽略了整體性。所以我們要不斷地破除坐井觀天的思維。揠苗助長也好，削足適履也好，畫蛇添足也好，這些問題確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們要逐步用辯證思維來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一定要形成整體性思維，就是要一定要培養我們的立體性視野。也就是看問題的時候，我們角度要多一點，要寬一點。“四個全面”的“全面”強調的就是多面，肯定不是一個平面，也不是一個單面，也不僅僅是兩個面。平面也好，是單面也好，它就不是全面，全面一定是一個多面。也就是說，我們看待任何一個問題的時候，不能孤立地或者只是一個角度看。我們必須要培養立體視野。“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解決問題的時候都是立體性的多面的。要解決一個重大的問題，不僅僅是深化改革要解決，依法治國也得解決，全面從嚴治黨也得解決。比如我前面提到社會流動性問題。我們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教育的公平改革，讓越來越多的人享受教育的公平性；我們要通過依法治國，建立更多解決社會公平性的法律體系，我們強調我們法律要實現公平正義，那么從法律上要解決教育的公平性問題；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打破一些特權也好，解決一些腐敗問題，都是為老百姓實現公平性提供保障的。所以，解決一個社會公平性問題，我們不是從一個角度去考慮，而要形成合力，既從深化改革的角度，也從依法治國的角度，也要從從嚴治黨的角度著手。很多重大問題都是這樣的，一下子對照幾個面，同時要去進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非常強。

我們要很好地看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著科學的方法論，無論是強大的辯證思維，還是多面分析問題，這些方法我們一定要科學掌握。那么，掌握住這些方法，對于我們解決的問題是至關重要的。

我想這些方面告訴我們，“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非常完整的理論體系，而且有立場、有觀點，有科學方法論。所以，經過一年多的發展，“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正在形成一個非常完整的科學體系，很值得我們去把握和學習。

第三篇：科學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科學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摘要：2014年12月，總書記在江蘇調研時強調，要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總書記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馬克思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四個全面”戰略思想，正是中國“發展起來以后”，更加注重發展和治理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 內在關系

一、“四個全面”的提出與形成過程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鄧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小康之家”的設想。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07年，十七大要求：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2012年，十八大將“建設”改為“建成”，進一步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

（二）全面深化改革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實際上確立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兩個基本點其中一個就是堅持改革開放。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就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問題作出重要決定。總書記說，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總部署、總動員”。

（三）全面依法治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包括我們建國以來，實際上我們的法制建設一直不斷加強。1997年，十五大要把依法治國提到治國方略的高度，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2012年，十八大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要求。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把法治建設作為中央全會的專門議題，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出全面的戰略部署。

（四）全面從嚴治黨

1994年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了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2002年的十六大和2007年的十七大，都提出了黨的建設的基本格局。2009年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要命題和任務。2012年，十八大提出了以改革創新競爭，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并再次強調要從嚴治黨。2014年10月，總書記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進一步提出了全面推進從嚴治黨的要求，并對全面推進從嚴治黨進行了部署。現在，又直接使用了“全面從嚴治黨”的表述。

綜合來看，“四個全面”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治國理政思路的高度概括。“四個全面”的形成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一個全面”到“兩個全面”。

在十八大之前，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一個全面”，即“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2007年，十七大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改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標，把“一個全面”擴展為“兩個全面”。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簡化為“全面深化改革”。

第二個階段是從“兩個全面”到“三個全面”。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必須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樣，就把“兩個全面”進一步擴展為“三個全面”。

第三個階段是從“三個全面”到“四個全面”。

十八屆四中全會閉幕后不久，2014年12月14日，總書記在江蘇考察調研時提出，“要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主動把握和積極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邁上新臺階”。至此，把“三個全面”首次擴展為“四個全面”。而且在這次對江蘇考察中，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并且是同其他三個全面一起結合起來，首次提出“四個全面”，這是第一次提出來。

二、“四個全面”之間的內在關系

總書記講，這個戰略布局，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偉大目標。“全面”一詞充分說明這個小康社會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諸多方面的小康社會。“四個全面”是一個大系統，每一個“全面”是一個小系統，彼此之間相互依存、關聯遞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指向，其他三個全面則是實現目標的戰略舉措；全面深化改革是“關鍵一招”，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強大動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根本保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駕護航；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如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推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如期實現；全面從嚴治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是新常態下波瀾不驚、破浪前行的壓艙石。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作為三大戰略舉措，都要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服務，也要體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中。三大舉措實施得不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就要受到影響，目標就不能保證實現。三大戰略舉措之間，也有密切的聯系，必須相互配合、相互協調，互相滲透，共同推進。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由黨來領導，因此，就必須從嚴治黨。

“四個全面”之間的邏輯關系不是簡單并列關系,而是有機聯系、相互貫通的頂層設計，具有總分總的邏輯結構。之所以在這些施政方略前面加上“全面”，一方面是一種延續性，是對以往方向、路線的一脈相承，表明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沒有另起爐灶，否定過去；另一方面，“全面”就是要覆蓋面更廣，不可能留有死角、達不到的地方，而且加強了力度深度廣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奮斗目標，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目標，具有戰略統領和目標牽引作用。其他三個全面分別是我們的基本動力、基本保障、基本支撐。改革既是驅動力，也是凝聚力；既是方法路徑，也是精神內核，是我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強大動力、根本路徑。法治是框架和軌道，也是理念和方法。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其他三個方面的基本方式和可靠保障。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領導核心，全面從嚴治黨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只有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才能使我們黨堅強起來，才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進程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因而全面從嚴治黨是實現前三個全面的堅強保證。總之，“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成為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全新布局。“四個全面”的提出，使黨和國家各項工作關鍵環節、重點領域、主攻方向更加清晰，內在邏輯更加嚴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總體框架更加完整，趨于成熟。

“四個全面”是內在統一的有機整體。“四個全面”作為相輔相成、相互支撐、內在統一的整體。

一是統一于“四個偉大”。“四個偉大”：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偉大夢想、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加強黨的建設偉大工程、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都離不開“四個全面”的協調共進。抓好“四個全面”，就能形成“四個偉大”聯動的時代洪流。

二是統一于黨治國理政的偉大實踐。“四個全面”涵括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方方面面，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就統攬了治國理政的全局。

三是統一于中國與世界的深刻互動。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既是進一步形成中國特色、打造中國優勢的大棋局，又是中國進一步擁抱世界、引領時代的大棋局。統籌好“四個全面”，“中華號”巨輪必將在世界大潮中行穩致遠，駛向勝利彼岸。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大意義

“四個全面”，是習近平同志站在時代和全局的高度，在堅定中國自信、發展中國道路、優化中國模式、總結中國經驗，帶領人民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提出來的，既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又是實踐創新的巨大飛躍。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對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一）開拓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新境界

不斷開拓治國理政的新境界是我們黨領導水平和執政能力提升的標志。“四個全面”廓清了治國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治國理政的關鍵，拎起了治國理政的總綱，集中體現了黨治國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成為我們黨新的歷史時期指導思想，為我們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確立中國由大向強發展的總方略

由大向強，不僅是量的積累，更是質的飛躍。如何實現這“關鍵一躍”，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核心課題。由大向強是件好事，但是另一方面是“樹大招風”，原來我們是邊緣，現在我們在放大鏡里工作，人家就用顯微鏡來看我們。越是靠近世界舞臺中心、越是接近實現民族復興的目標，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越大。同時，我國改革發展進入攻堅期、深水區，要用幾十年解決西方在幾百年的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問題，還要解決自身特有的突出矛盾問題。國內外安全風險疊加交織，面臨“中等收入陷阱”“西化分化陷阱”等，這些都給黨治國理政提出了新的課題和更高要求。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就能更好統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與實現中國夢的統一，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統一，以全面深化改革來破解民族復興和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問題，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來確保發展風險有序可控，以全面從嚴治黨來強力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

無論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繼續推動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還是以“中國奇跡”的升級版實現從趕上時代到引領時代，核心都在于完善“中國模式”，打造和增創“中國優勢”。“四個全面”是將實踐特色、理論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之中的大手筆，特別是明確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意味著中國模式的核心之一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推進“四個全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必將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實施，表明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方略更加完善，標志著我們黨對黨的執政規律、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達到新的高度，黨帶領人民向著宏偉目標的偉大進軍又邁出重要一步。“四個全面”總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到“五位一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到“全面從嚴治黨”——正是黨治國理政方略的不斷完善中，黨和國家事業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中國以勢不可擋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單 位：云南師范大學哲學與政法學院 專 業：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姓 名：徐田利 學 號：14030203004

第四篇：深刻認識和準確理解“四個全面”_戰略布局的重大意義和科學內涵

四個全面和中美大國關系

時事政治

深刻認識和準確理解“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的重大意義和科學內涵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引領民族復興的指導方針

黨的十八大以后，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大命題，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已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成為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團結奮斗的精神旗幟。“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為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和偉大夢想確立了路線圖、任務書、動員令。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堅實基礎。黨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實現這個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一步。”總書記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放在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大格局中，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升華成民族復興的重要里程碑。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民族復興中國夢相互激蕩已凝聚為全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時代主題。

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基本動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戰略部署，確定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總目標。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實現黨的十八大描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著力解決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影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各種突出矛盾和問題，事關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事關建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目標的實現，也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目標的實現。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成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基本保障。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戰略部署，為法治中國建設標定了新的里程碑。總書記強調：“我們要實現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一系列戰略部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上作出總體部署、采取切實措施、邁出堅實步伐。”全面依法治國是著眼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長遠考慮，是一件為長遠發展謀、為子孫萬代計的大事，它與全面依法治國是“鳥之兩翼”“車之雙輪”，成為上下貫通的“姊妹篇”，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重要方略。

二、“四個全面”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與時俱進的新創造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實際、繼往開來、勇于創新、獨具特色的戰略思想，閃耀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光輝。“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四個全面”蘊含了豐富的時代內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要確保到2020年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奠定堅實基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全面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國防和軍隊改革、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落實從嚴治黨責任，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從嚴管理干部，持續深入改進作風，嚴明黨的紀律，發揮人民監督作用，深入把握從嚴治黨規律，實現黨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四個全面”是內在統一、相互貫通的有機整體。“四個全面”不是簡單并列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頂層設計，既有全局又有重點的施政總綱和發展路線圖，既部署“過河”的任務又指導如何解決“橋或船”的問題。

“四個全面”是我們黨治國理政方略創新實踐的科學總結。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不斷清晰、不斷完善，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不斷發展。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而要實現這個奮斗目標，就要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三、“四個全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四個全面和中美大國關系

時事政治

大國復興需要偉大思想的引領。實踐發展永無止境，認識真理永無止境，理論創新永無止境。90多年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中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產生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系統回答了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如何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并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以創造性的內容為馬克思主義寶庫增添了新的財富，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系統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是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立足治國理政全局，抓住改革發展穩定關鍵，統領中國發展總綱，確立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主攻目標。總書記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發展的基本觀點，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取得的最新理論創新成果，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豐富和完善，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新飛躍。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協調推進氣象事業改革發展重點任務的理論指導、戰略指引和行動指南。我們要以更加堅定的決心、更加有力的舉措，切實增進政治和思想認同，增強學習實踐“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全面推進氣象現代化、全面深化氣象改革、全面推進氣象法治建設、全面加強氣象部門黨的建設，努力開創中國特色氣象事業發展的新局面。

當前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新特點和新態勢

答：中美關系一直是國際社會上被關注的熱點。從中美建交開始，中美關系一波三折。自1971年4月10日，中美兩國乒乓球隊友好往來，乒乓外交推動了中美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后，中美關系一直處于斗爭與和平的狀態，但由于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發展迅速，美國不得不在處理中美關系的問題上下功夫，由此，中美兩國形成了“新型”的大國關系，從當初的中方受制于美方，逐漸轉變成為了美方要求與中方共同發展

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之后，總書記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進一步明確提出：新形勢下，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于創新，積累正能量，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開創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新局面。然則，中美之間這個新型的大國關系，“新”在何處？

首先是“新”在中國對外戰略與政策的出發點和歸宿，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可持續發展，是努力為中國自身的發展，創造和平、穩定、友好、合作的外部環境。這一點，同以往任何所謂“新興大國”，或者“后起的”帝國主義大國根本不同。中國的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中國無意對外稱霸，更無意同任何大國爭奪霸權；決定了中國在處理同美國的關系時，決不會以“后起”帝國主義國家的立場和心態，去同美國爭奪霸權。

其次，中美新型的大國關系，“新”在中美關系的本質特征，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關系，而是互利共贏的關系。這種關系的根本基礎，是中美日益緊密的相互依存關系，以及在全球化潮流中共同面臨的廣泛挑戰和共同利益，已經使中美雙方形成某種程度上“一損俱損，一榮共榮”的關系。

第三，中美新型的大國關系，“新”在雙方的共同利益遠大于雙方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這是中美關系完全不同于以往“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關系的最重要客觀基礎。在可預見的一個時期內，中國仍然是地區性大國。亞太地區在今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都將是中美兩國利益交匯和摩擦最為集中的地區。盡管雙方在該地區存在許多矛盾和分歧，但是兩國對于亞太地區，存在著兩點帶有根本性的共同利益，這就是：中美兩國都需要一個持久和可預期的地區和平與穩定，都需要本地區的經濟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與繁榮；中美兩國自身的可持續繁榮，越來越依賴于亞太地區的可持續和平與發展。這兩點根本性的共同利益，構成了中美兩國求同存異、妥善管控分歧的客觀基礎。

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其本質是互利共贏。中美在世界共同發展的趨勢下，想利用新的科學技術，新的經濟形勢，來改變中美關系，做到互利共贏。中美兩國只有同舟共濟，共同尋求發展，才能在“新型”的中美關系和國際環境下追求到各自利益的 四個全面和中美大國關系

時事政治 最大化。

那么，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呢？以下將從五個方面做出解答。一．創新思維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創新思維。拋棄冷戰思維，創新相處之道，是目前解決中美大國關系的重要思路。應該看到，要讓中美兩國實現長期的良性互動，中美兩國就需要打破傳統大國爭霸思維，創新兩國的相處之道。二．相互信任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相互信任。國與國之交應以誠信為本。戰略互信是實現中美關系長遠、健康、穩定發展的基石。戰略互信的缺失、對彼此戰略意圖的疑慮，成為當前中美關系前進征途上面臨的重要障礙。防止中美戰略誤讀、誤解甚至誤判，雙方更加客觀、理性、真實地看待和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培植深厚的戰略互信，是推進中美關系前進的刻不容緩的重要任務。中美友好與合作，只能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上。中美要采取切實增進雙方互信的實際行動．防止中美陷入疑慮的漩渦。增進互信的重要渠道就是加強彼此了解。三．平等互諒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平等互諒。中美兩國國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中美兩國在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文化傳統、宗教信仰、歷史背景和發展水平等方面都不同，兩國對問題的看法有差異、有分歧甚至有矛盾都是正常的，問題是如何面對這些分歧并富有智慧地超越分歧、尋求共識、找到共同利益。歷史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中美之間有分歧并不可怕，只要雙方相互尊重，通過對話交流，增進理解，妥善處理，善于縮小分歧、積極化解分歧、不斷超越分歧、有效管控分歧、妥善處理分歧，在中美雙方共同關心和面臨的全局性、戰略性、長期性問題中，廣泛凝聚共識。最大限度地尋求共同利益，不斷擴大彼此合作領域，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就會注入新的發展動力。四．積極行動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積極行動。前中美兩國之間已經建立了六十多個合作機制，這些合作機制為中美之間各領域合作起到良好的橋梁和紐帶作用。隨著兩國關系的深入發展，關乎中美雙方利益的議題不斷增多，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兩國不斷深化合作。不論是在合作領域的擴大，還是在合作程度上的加深，深化合作是發展兩國關系的強大動力。五．厚植友誼

發展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需要厚植友誼。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我們要積極推進兩國社會各界交流交往，讓更多人成為中美友好合作的參與者、支持者。2006年胡錦濤訪美提出“加強對話，擴大共識，增進互信，深化合作”十六字方針，2011年胡錦濤訪美進一步指出中美關系要“增進互信、加強友誼、深化合作”，這是中方對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和厚植友誼的巨大誠意，無疑對進一步促進中美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堅定了重要的意義。

構筑一個健康穩定的中美戰略默契關系是一個宏大的戰略目標．目標的實現需要一個較長的調整與磨合的過程，這就要求雙方都應推進中美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進行戰略協調，積極開展戰略對話和磋商，繼續拓展雙方在全球層面及諸多領域的合作，妥善處理新問題、新挑戰，發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合作競爭、聚同化異的新型大國關系。

第五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四個全面”戰略布

姓名：陶龍 學號：316040303011 專業：體育教育訓練學

摘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的戰略布局，是黨中央治國理政的總方略，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行動綱領。關鍵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三大基本問題，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三大理論成果。為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立足我國的發展實際，順應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從破解我們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出發，在深入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它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民族復興、怎樣實現民族復興”這樣的基本問題，進一步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

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的講話中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局出發，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新一屆黨中央在治國方略上開當今時代，以經濟科技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既表現為國家“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直接較量，更是國家戰略思維、戰略決策和戰略行動能力的深度角逐。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勝，關鍵在于以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的治國理政總方略，搶占制高點、贏得主動權。

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一個逐步形成和完善的過程

經多年努力，現在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對當代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人和總書記本人，是一個神圣時刻。歷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光明的前途上充滿困難和風險。把握機遇，克服困難，就能為民族復興做出歷史性的貢獻;如果應對失當，也會喪失時機，愧對先人與后代。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表現出強烈的責任意識、擔當精神。十八大剛剛結束，習近平就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接過歷史的接力棒，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使中華民族更加堅強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古人云，“不謀大局不足以謀一隅”.1

此時，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馬克思主義者的遠見卓識和科學態度從戰略高度思考如何實現完成這一任務。

“四個全面”總方略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當今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創新成果，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開啟改革開放偉大實踐到“五位一體”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從“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到“全面從嚴治黨”——正是黨治國理政方略的不斷完善中，黨和國家事業不斷走向興旺發達，中國以勢不可擋的雄姿屹立于世界東方。

短短30多年，從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到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實現如此逆轉，“中國為什么能?”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勇于開拓、與時俱進，圍繞執政興國的歷史使命，適時提出反映發展階段性特征的目標任務，把總目標化作總方略，把總方略變為具體的謀篇布局和任務落實，形成戰略優勢，取得戰略成果，不斷切近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

三、“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理論體系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背景，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民族復興、怎樣實現民族復興”這樣的基本問題為主線，形成了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科學完整的理論體系。

同時，“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一個整體，既有戰略目標，也有戰略舉措，每一個“全面”都具有重大戰略意義。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階段性戰略目標，是現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戰略統領。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關鍵一招、根本路徑，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基本方式、可靠保障，而全面從嚴治黨是發揮黨的堅強領導核心作用、為實現戰略目標提供堅強組織保證的根本前提。必須把每一項戰略舉措放在“四個全面”的總體布局中來把握，才能正確認識每一項舉措同其他三個“全面”的關系，把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總要求貫穿各項工作的全過程、各環節，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凝聚起更為強大的正能量、推動力。

讓我們深刻理解、準確把握“四個全面”總方略的重大理論意義、實踐意義，進一步把思想統一到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四個全面”總方略上來，增強政治定力，提高執政水平，以時不我待的緊迫意識和夙夜在公的責任意識，銳意改革、開拓創新，不斷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在接力奮斗實現宏偉目標的歷史進程中綻放時代精彩，書寫歷史榮光。

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處于引領地位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同樣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只有以全面深化改革破解民族復興進程中的深層次矛盾問題，以全面依法治國確保現代化建

設有序進行，以全面從嚴治黨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才能繪就全面小康社會的宏圖，才能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因此，對“四個全面”必須全面把握、全面堅持，不可偏離和偏廢。要統籌協調“四個全面”的貫徹落實。深入研究和科學把握“四個全面”的關聯性、耦合性，注重統籌謀劃、協同配合，做到同頻共振、形成合力。還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系，只有始終堅持這樣的統籌協調推進，才能把“四個全面”貫徹得更加自覺、落實得更加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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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習近平.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N].人民日報

[3]習近平.把抓落實作為推進改革工作的重點真抓實干蹄疾步穩務求實效[N].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