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紅樓夢》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

《紅樓夢》愛情悲劇的社會意義

【摘要】《紅樓夢》中的愛情的獨特性，首先是由其男女主人公的獨特性而決定的；其次具有同以往所有的愛情故事不同的內涵。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一方面反映了追求個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義思想與衰朽的封建主義的矛盾，它反映了那個時代最主要的社會問題，是對封建主義的血淚控訴，也是對新的社會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賈寶玉、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另一方面是讓人警醒的眾生浮沉之夢，寶黛的愛情悲劇也正是說明了這一點。

【關鍵詞 】《紅樓夢》悲劇；獨特性；必然性；社會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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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對封建社會的批判不僅深刻，也極其廣泛。封建社會里所存在的很多問題，無論是典章制度、道德法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思想觀念以至風俗習慣等等，曹雪芹都做了廣泛的反映和不同程度的審視。其涉獵之廣，堪稱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正如王希廉所說：“《紅樓夢》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其項背!”(《紅樓夢總評》①而其中尤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激起讀者的同情、感慨和深思。曹雪芹在表現這一愛情悲劇時，并沒有把悲劇沖突放在膚淺、表面的尖銳狀態中，而是真切細膩地描敘了林黛玉和賈寶玉從兩小無猜到相知默契的感情歷程中同周圍環境的對立。

一、《紅樓夢》愛情之悲劇性

林黛玉初來賈府時，賈府上上下下對于她可能成為賈府兒媳懷著很大興趣。善于看風使舵、窺察賈母神色的鳳姐就多次打趣林黛玉，第二十五回，親昵地戲稱：“你既吃了我們家的茶，怎么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②六十六回，興兒對尤氏姊妹介紹賈府人物時，頗自信地說：“賈寶玉的婚事，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③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林黛玉孤傲性格的發展和叛逆思想的外露，她逐漸失去賈府統治者們的喜愛。她和賈府的沖突，是以一種表面平靜而內在深刻的形式進行的，是真正尖銳的。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成為悲劇，不是由于寶釵的出現，也不是簡單地由鳳姐、王夫人，賈母造成的。對于這些寶黛愛情悲劇的直接制造者，曹雪芹并沒有把她們寫成像傳統的戲劇小說里的小丑一樣撥亂其間，而是寫她們沿著封建社會不可抗拒的社會法則在進行活動。并不是由于簡單的門不當戶不對，并不是簡單地由于自由戀愛觸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這一愛情本身所包蘊的反封建色彩為社會所不容造成了悲劇，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輩的地方，也是寫得更深刻的地方。

（一）不合“禮”的“木石前盟”——注定的悲劇

《紅樓夢》所提供的金玉姻緣和木石前盟的故事框架，其意義要遠遠超出故事本身。而且，其思辨內容的豐富和深邃，它伸向中國歷史，文化、哲思、美感的深處，結晶了幾乎全部的精華和缺憾，囊括了幾乎全部的欲望和沖突。近年來有的研究者力圖透過小說故事情節的表層進入到精神象征的深層，注目于設置在人物之間的抽象而隱秘的關系。如說薛寶釵的“金”是草“木”之人林黛玉的克星，而賈寶玉的“石”有兩重性，既可化為土而生木，又可采煉而成金，所以有“木石前盟”和“金玉因緣”兩種潛在可能性。在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寶釵代表的“金”字上，可以檢索出中國文化一連串相關的意象及概念：木近水，金近火，陰柔與陽剛，寂寥與活溢，虛無與實有，悲觀精神與樂觀精神等等，正是中國人自古以來對宇宙人生兩種不同的本質認識的體現。薛林二人是作為兩種對立的審美規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而呈現的，賈寶玉這個人物的意義便是嘗試某種取舍的可能性。作為巨大的精神矛盾的負擔者，賈寶玉的秉賦雖傾向于林黛玉，實際上是無從選擇的。在封建的“禮”教面前，他是渺小的，以他個人的能力是無法與整個封建社會抗衡，也無法與封建的婚姻制度抗衡。

（二）寶黛感情產生嫌隙的根源——寶玉的軟弱多情

賈寶玉是人所共知的小說主人公，可以說處于全書形象體系的中心地位。金陵十二釵是小說著力描寫的十二個女子，應當說在這個形象體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還有為數不少雖則身分低微然而品性不凡的女兒形象令人矚目。顯然，所有這些人物同主人公的關系遠遠不是那一張譜系表所能包羅和表示的。

看賈氏四春同寶玉間的關系，可以說手足之情各各在案，省親一節寫到元春與寶玉雖系姐弟，情同母子，發蒙開智，手引口傳，悉心教養，屬望至殷。探春與寶玉雖則隔母，其于寶玉的親厚綿密較一母所生的賈環勝過十倍。二十七回寫她特地叫寶玉離了眾人到石榴樹下說話，央及寶玉給買新雅玩意，應允親手給寶玉做鞋，還訴委曲、數落生母趙姨娘的不是。此處作者特借寶釵之口點明：“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④懦弱迎春，少言寡語，平日同寶玉似乎沒有什么可資“特寫”之處。然而當迎春嫁后，寶玉跌足嘆氣，獨自至紫菱洲徘徊瞻顧，觸景傷情，吟詩憶念的正是手足之情。惜春年幼，性又孤介，寶玉對她一視同仁，雖無特寫，亦可包舉。至于李紈鳳姐，與寶玉之間既系叔嫂，亦同姐弟。李紈執掌大觀園，園中一切活動，以她為首，自是寶玉感情天地中不可少的一個人物。鳳姐更不必說，與寶玉同有“姐弟逢五鬼”之在厄，同命共運，情如骨肉。再有秦氏，她雖是寧府的人，較李紈鳳姐遠了一層。但她是導引寶玉入夢進入太虛幻境的人。在小說中占有特殊地位。史湘云不是賈府的人，但其與寶玉的關系幾可與黛釵鼎足而三，除去對她才情品格的種種描寫外，有“金麒麟”一案足資證明。此外還有一個妙玉，與賈府不沾親不帶故，她之人正冊除了因出身高貴外，也因為同寶玉之間存在著某種“情”的連系。由“品茶”、“乞梅”等情節，特別是賀寶玉生日那一個“遙叩芳辰”

共8頁第3頁的拜帖，可以見出這個“襤外人”已蹈人欄內，不知不覺地為“情”所牽動。

此外，賈寶玉同情于畫薔的齡官，庇護過燒紙的藕官，替彩霞瞞贓，為芳官不平，怕和尚的臭氣熏了尤氏姐妹，破例接待付家婆子惟恐薄了付秋芳??等等。可以這樣認為，列名其上的所有女子，幾乎都在不同的層次上，從各個不同的角度，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諸艷之冠”的賈寶玉“掛號”。也就是說，這些藝術形象，不論他們自身的重要性如何，都有一個共同之點，即與寶玉之間存在著某種感情上的聯系，足以揭示賈寶玉性格的特征“多情”。

另一方面，賈寶玉性格中存在軟弱的一面。《紅樓夢》中睛雯、金釧、黛玉的死，他除了恨的要死憐惜的要死之外，沒有真正為避免她們的死而抗爭過。正是他的軟弱，所以他才能夠愛晴雯卻不能拒絕襲人的誘惑，愛黛玉卻又貪戀寶釵的冰雪肌膚，大家都說曹雪芹以隱語說寶玉，說他的草莽愚頑、不肖無能，在對待愛情這一方面來說，其實也是不無道理。

（三）寶黛反世間之道而行的結局——理想的幻滅

《紅樓夢》中兩個愛情主角賈寶玉和林黛玉，他們不再是以前戲劇小說所常寫的“金榜題名”式的才子和溫婉賢淑的佳人，而是兩個性情乖僻，被當時人嘲弄為有“癡病”的封建主義的叛逆者。他們不單單是在自由戀愛這點上與那個社會相抵觸，而是在許多思想問題、生活問題上與那一社會相違背。賈寶玉堅決拒絕了封建家庭給他安排的生活道路，他對舉世趨之若鶩的科舉仕進道路非常冷淡，把那些匍匐在功名仕進底下的人痛罵為“國賊”、“祿蠹”，并對封建秩序、精神道德等等都給以激烈地憎惡和否定，甚至把那些宣傳封建正統教義的書給燒了。賈寶玉徹底打破了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認為“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子”，“男人不過是一些濁沫渣滓”。⑤林黛玉雖然口頭上說得不多，但在許多實際行動上背離了那一社會的婦道，特別是她對賈寶玉的叛逆行為始終采取同情和支持的立場，不僅對他從不說那些仕途經濟的“混帳話”，而且把賈寶玉引為知已、視為生活的終生伴侶。

寶黛之間的愛情盡管有著反封建的叛逆色彩，但另一方面又有著濃重的沒落貴族的氣息。這一方面表現在男女主人公由于過著悠閑的生活，他們的愛情生活打上了綺艷輕柔、閑愁萬種的情調。另一方面，由于他們這一愛情的階級性，更規定了他們愛情的反封建只能達到一定的限度。他們的愛情，只能局限在大觀園那一狹小的天地里，他們

無力到榮國府外面去開拓新天地。他們對封建家長還存在著某些幻想，在愛情最后的階段，他們消極地等待由封建家長做主完成婚姻，以至在封建包辦婚姻制度面前失去了斗爭的能力。

這種反封建愛情的不徹底性和妥協性，是賈寶玉、林黛玉愛情的致命弱點。因此，這一愛情最后走向悲劇的結局，固然是由時代所造成的，但愛情本身所存在的貴族的弱點，也成為他們愛情更加難以逃避悲劇結局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二、《紅樓夢》愛情之獨特性

《紅樓夢》愛情之獨特性,主要在于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性格。

（一）林黛玉的性格

林黛玉悲愁和眼淚最深刻的根源，是她和周圍環境世俗人群的不相協調。⑥不必說恪守名教的薛寶釵，也不必說逆來順受的賈迎春，便是豪爽曠達的史湘云，也有她從俗認命的一面，隨遇而安，因而她們雖則各有自己的悲劇，卻都不如林黛玉的悲劇那樣富于社會意義和激動人心。林黛玉那種孤高敏感的個性和氣質，的確是十分獨特的。常常有這樣的情形，賈府上下的人，尤其是賈寶玉并未傷害林黛玉，林黛玉卻認為別人傷害了自己。有時甚至別人的好意也會成為她傷感的由頭。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卻合情合理，完全顯示出了這一個性的獨特性。一次賈府伶人扮戲其中小旦扮上活象一個人，風姐、寶釵、寶玉等人心里都知道，但誰也不說出來，或不敢、或不肯，都是為了怕傷著林黛玉。惟有史湘云心直口快說了出來，寶玉忙使眼色制止，好意調停解釋，到頭來，黛玉不但不領寶玉的情，惱他比惱湘云更甚，寶玉分辯說自己并未拿黛玉比戲子，并未笑她，黛玉回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你為什么又和云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么心?莫不是和她玩我，她就自輕自賤了?她原是公侯的小姐，我原是貧民的丫頭，??”這是怎樣—顆敏感自尊的心。的確，誰也沒有想給黛玉難堪；然而她脆弱而倔強的個性，時時處處都在防范自衛的心理，對寶玉由相知而苛求的感情，難道不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值得同情的嗎!就如寶釵送燕窩贈土儀一類事情在黛玉心理上引起的反應，也當作如是觀。在寶釵這面好意是毋庸置疑的：在黛玉這面，傷感悲泣又實在出自必然。可見，連好意的關切和體諒都會觸發她的聯想，引起她的傷感。

在林黛玉身上，真正屬于她自身的個性表現得比較充分。她的所謂孤高自許、目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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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塵，她的敏感、多疑、自尊、小性．常常帶有更多的個人性質。從一些細微末節之中已可見出端倪。周瑞家的分送宮花，別人都謝過收下，唯獨黛玉發問：“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都有呢?”“別人挑剩下的也不給我。”粗粗看去，黛玉確實挑剔、小器，透過表象，可以感到她時時處處看重作為一個獨立個性的自我。行酒令時，她隨口說出了《西廂記》(牡丹亭)等“淫詞艷曲”里的句子，失于檢點，以致受到寶釵的箴規。黛玉似乎把“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訓誡放在了腦后，總想展露才智，爭強斗勝。省親之日黛玉安心大展奇才，將眾人壓倒，不想只命作一匾一詠，又不好違諭多作，大為掃興。后來到底憋不住，替正在大費神思的寶玉作了“槍手”，令寶玉喜出望外，覺得比自己高過十倍。

（二）賈寶玉的性格

賈寶玉是《紅樓夢》的中心人物，也是作者著力最多、寫得較為成功的人物。在他身上既有著作者的影子，也寄托著他對人生和現實的反思。

關于他的形象，作者在第三回有過概括而形象的說明；“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凄涼。可憐辜負好時光，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绔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⑦在這兩首《西江月》詞中，作者所賦予賈寶玉最鮮明的性格，就是與當時的社會格格不入的叛逆精神。而在這以后的描寫，都無非是這兩首詞的深化和形象說明。

賈寶玉性格的特點，首先是對于錦衣玉食、安富尊榮生活的不滿、厭惡，乃至憤懣。第七回他感慨地說：“可恨我為什么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綾羅紗錦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木朽株。羊羔美酒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真真把人荼毒了。”⑧第七十一回，賈寶玉更是憤慨地說：“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拉，就是那個勸，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⑨封建貴族的沉悶生活，使他心中充滿了孤獨、寂寞和哀愁，也刺激了賈寶玉要求擺脫束縛的性格發展，并導致了他在思想和行動上對一系列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教義的懷疑否定。他對八股文深惡痛絕，認為那只是“后人餌名釣祿之階”，是“誆功名混飯吃的”。賈政督逼他必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他讀了幾年，仍大半夾生，“斷不能背”。但卻對當時的“淫詞小說”《牡丹亭》、《西廂記》非常喜愛。他不肯走當時一般貴族子弟所走的“學而優

則仕”的“為官為宦”的道路，更不愿同官場人物交際，罵那些熱衷功名的人都是些“國賊祿鬼”、“沽名釣譽之徒”；卻對封建社會最低層的藝人和奴婢懷著深深的同情和友誼，與出身平民的秦鐘、家道貧寒的柳湘蓮及藝人蔣玉函稱兄道弟，對備受凌辱的丫環們溫柔體貼，百般呵護。他對于男尊女卑的觀念進行了大膽的挑戰，把他的全部熱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純潔的女孩兒身上。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賈寶玉的叛逆性格具有發展上的一貫性、連續性，以及思想上的嚴肅性和不妥協性。他同姐妹們的親疏遠近，是以思想上的親疏遠近為標準的。第三十二回，他當眾宣布：“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嗎?要是她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她生分了。”⑩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寶玉和湘云、寶釵在思想上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同寶玉真正接近的只有黛玉。所以“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喜又驚。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正是由于寶玉和黛玉的愛情是經過長期了解，是穩固地建立在思想同一的基礎上的，寶黛之間的愛情才有了近代情愛色彩，而與封建的婚姻格格不入。

三、《紅樓夢》愛情悲劇之必然性及社會根源

（一）家庭環境背景造成的必然性

寶黛倆人所共同具有的叛逆性格和生活理想，由于不容于當時的社會，由于他們和封建勢力的尖銳沖突導致了這一悲劇，從而寫出了這一悲劇的時代深刻性和必然性。寶黛之間的愛情，從一開始就注定不能不是悲劇，因為在寶黛那個時代，假如兩人的生活前途是光明的話，就必須不僅找到一塊能夠容納自由戀愛和自由婚姻的國土，還要找到能夠容納賈寶玉、林黛玉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的國土，找到一塊能夠容納他們叛逆的地方。可是，這在當時是不可能的，這就揭示了寶黛愛情悲劇發展的必然性，揭示出這不是一般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那么大的賈府，上到賈母，下到丫鬟，沒有人支持他們的愛情，沒有人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并不是由于簡單的門不當戶不對，并不是簡單地由于自由戀愛觸犯了封建婚姻制度，而是在于這一愛情本身所包蘊的反封建色彩為社會所不容造成了悲劇，這是曹雪芹高出于他的前輩的地方，也是寫得更深刻的地方。

愛情這個題材，到了曹雪芹手里，被空前地用社會性的，政治性的內容充實起來、提高起來，從而全面而深刻地對封建社會作出了有力的批判，這是《紅樓夢》不同于才子佳人小說的地方，不同于以前的人情小說的地方，也就是《紅樓夢》為什么如此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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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和震撼人心的地方。

（二）當時的社會環境是生成悲劇的根源

《紅樓夢》在展開愛情悲劇的同時，揭露了賈、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惡，這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有其典型意義，它們是整個即將沒落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寫照。小說的第四回寫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頭，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問。金陵應天府尹賈雨村初上任不知內情，本想依法辦理，一個門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紹了一通“護官符”的緣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

于是賈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事后又連忙修書二封給薛蟠的姨父賈政，舅父王子騰請他們放心。“護官符”不僅深刻地暴露了當時官場，吏治的黑暗腐敗，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個封建社會里有著何等強大的政治勢力。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關系下，在賈府上下看來，賈寶玉如和寶釵結合，他將贏得世俗艷羨和錦繡前程。賈寶玉如和黛玉結合，他將一無所有。在這種情況下，世俗只能允許賈寶玉和寶釵結合，而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只能以悲劇告終。

綜上所述，《紅樓夢》這部小說很有研究價值同時它包含巨大的社會意義。它一方面通過寶黛愛情的悲劇故事，反映貴族判逆者反對科舉功名，反對禮教綱常，反對封建統治階級給他們規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個性。另一方面是讓人警醒的眾生浮沉之夢，寶黛的愛情悲劇也正是說明了這一點。《紅樓夢》這部偉大的文學名著將在人類歷史上永放光輝。

第二篇：論述《紅樓夢》的愛情悲劇

論述《紅樓夢》的愛情悲劇

內容提要：寶黛釵三個都是處于悲劇時代，同時又具有悲劇性格的悲劇人物，因此他們的悲劇命運在那個時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是具有普遍性的悲劇典型。本文試圖從命運、性格及社會的客觀因素三個方面來探究造成這一愛情婚姻悲劇的原因。透過寶黛釵三人的愛情婚姻悲劇，我們可以看到，在罪惡的封建社會里，悲劇是無所不在的，無論是像寶黛一樣叛逆還是像寶釵一樣順從都無法擺脫悲劇的結局。關鍵詞：《紅樓夢》 悲劇 命運 性格 社會

《紅樓夢》寫了一個戀愛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劇，這就是賈寶玉與林黛玉、薛寶釵三人之間的愛情婚姻悲劇，它是貫穿《紅樓夢》全書最主要的敘事線索，也是《紅樓夢》中最生動、最完整、最扣人心弦的故事。

一、命運的悲劇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生活在封建的清朝，經歷過大富大貴和窮困潦倒的生活，深刻地體會到生活的悲劇在那個社會中是無處不在的，但是他把這悲劇歸結為命運的安排。這種宿命的色彩在介紹寶黛的來歷時表現得尤為濃重。

賈寶玉本是女媧煉石補天時剩下的一塊石頭，有補天之才卻不得實現補天之志，偏偏又通了性靈，有了感覺，有了靈魂。曹雪芹以石頭的來歷暗示頑石的幻象——賈寶玉是個不容于當世的人。因此賈寶玉的思想行為在世人看來是無法理解的，賈寶玉人生的悲劇也是冥冥中注定的。

絳珠草“還淚”之說，明白地揭示書中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是注定要以悲劇作結的。曹雪芹認為這個悲劇性的結局不是寶黛釵等人能夠把握或更改的，因而是命中注定的。

《紅樓夢》的開篇，作者就設計了這樣一個荒誕神奇而又寓意頗深的神話故事來表明這一故事是一出命運的悲劇。但同時，作者也認識到悲劇產生的原因絕不僅是命運的捉弄，還有著性格和社會的因素。因此，《紅樓夢》描寫寶黛釵三個的愛情婚姻悲劇時，也著重突出了造成這一愛情婚姻悲劇的性格因素和社會因素。

二、性格的悲劇

關于寶黛釵三人的形象問題，歷來爭論頗多。但勿庸置疑的是，他們三人都有著不同的出身背景，而正是這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性格特點。

寶玉生于“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的賈府，賈母驕縱孫子，“無人敢管”。由于寶玉一直生活在純潔的少女世界，因而發出了令當時人震驚的評論：“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實際上是以“奇談怪論”的形式來批判男權社會與他們所代表的社會道德價值。寶玉雖然認識到了男性社會的黑暗與丑陋，但他卻選擇了逃避，只在純潔的少女中苦苦尋找能夠理解他的人，那就是林黛玉。但是，寶玉還是不得不聽父母之命，娶寶釵為妻子。寶玉性格中的逃避和軟弱決定了他不可能用實際行動去反抗賈府統治者的安排。

黛玉 “心較比干多一竅”，在賈府中“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恥笑了他去”，出于孤苦的身世和強烈的自尊，黛玉對于他人的歧視和譏諷分外敏感。基于自衛心理，黛玉有時出語未免尖刻，給人“小性兒”的印象。這樣的氣質和脾性，很難讓她融入賈府這個復雜的大家庭中。在大觀園里，從不勸賈寶玉走“仁途經濟之道”，從不講這些“混帳話”的只有黛玉一人而已，所以“寶玉深敬黛玉”。黛玉與寶玉的愛情是建立在互相了解，思想一致的基礎上的。但是黛玉作為一個弱小的女子，生存尚且艱難，何談努力地追求自身的婚姻幸福。因此，當愛情遇到阻力時，弱小的黛玉只能用淚水和死亡來表達抗議。

與具有叛逆思想的寶黛相反，薛寶釵是封建社會淑女的典范。寶釵生于有百萬之富，“珍珠如土金如鐵”的薛家。在母親的耳濡目染之下，寶釵對人對事都自有一套，甚得賈府中人的喜愛，連仆人也喜歡她。第二十三回中講到賈母出資為寶釵過生日時，“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她“便總依賈母往日素喜者說了出來。”寶釵的這種種行為自然博得了賈府統治者的歡心。

寶釵作為一個正值豆蔻年華的少女，在和寶玉的接觸中自然地產生了愛情。但她總在試圖爭取寶玉的同時對他有所改造，因此她不止一次地規勸寶玉走“仕途經濟”的道路。偏偏寶玉對此深厭之，說“好好的一個清凈潔白女兒，也學得這樣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精神上的鴻溝決定著寶釵與寶玉不可能心靈相通。可是寶釵明知如此仍要設法去改造寶玉，也有點不可為而為之的意思，其性格中同樣有著悲劇的因素。最后，寶釵雖如愿嫁給了寶玉，然而寶玉的心始終不屬于她，后竟至出家為僧。寶釵的悲劇至此到達頂點。

三、社會的悲劇

“空對著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這是《紅樓夢》為寶、黛、釵三人的愛情婚姻關系所寫的最后結局。無論是叛逆的寶玉、黛玉，還是精明世故的寶釵，在封建社會性里，他們都不能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無力替自己作主。只不過寶黛的毀滅是叛逆者的悲劇，寶釵的毀滅則是殉道者的悲劇。然而，他們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犧牲品。

此外，我們可以看到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愛情是建立在蔑視功名富貴，不談“仕途經濟”一類的混帳話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的。這樣的思想對封建社會來說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寶玉與黛玉之間的愛情是叛逆者之間的愛情。自然，賈府的統治者們作為封建社會的衛道士是不允許這樣的愛情存在發展的，他們可以采取一切殘酷的手段來摧毀寶黛之間的愛情，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寶黛的愛情只能以悲劇告終。而寶釵作為封建道德文化造就的標準淑女形象，她與寶玉婚姻的最后解體，不僅意味著她的愛情生活的最終失敗，同時也標志著她作為淑女典范的徹底失敗。

曹雪芹所寫的《紅樓夢》是一部反映封建社會生活的大悲劇，生活在賈府的人都逃脫不了悲劇的命運，只是悲劇的內涵各有不同。寶、黛、釵三人的愛情婚姻悲劇則是《紅樓夢》全書最大的悲劇，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本原因是罪惡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婚姻制度。因此，說到底，寶、黛、釵三人的愛情婚姻悲劇是一個社會悲劇。

參考文獻：

曾揚華《紅樓夢引論》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陳繼征《紅樓夢藝術鑒賞》。《紅樓夢詩詞鑒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版。

第三篇：淺析《子夜》愛情悲劇

試析《子夜》的愛情悲劇

摘要：《子夜》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自從它問世以來，對它的研究層出不窮。但是研究大多從政治學角度和社會學角度進行闡述。本文另辟蹊徑，探討它的愛情悲劇，突顯了作者對萎弱、頹靡、腐朽的現代都市文化的深深失望，暗示了中國現代都市即將發生而且必須發生的歷史性變革這一重大的社會主題。同時，作品中又透露出崇高而又悲悵的悲劇意識。作者能把相互矛盾的兩者很好的統一于作品中，所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子夜》是偉大的，它將永葆藝術生命力。

關鍵詞：《子夜》；愛情悲劇；悲劇性；

《子夜》作為30年代左翼文學的輝煌杰作，各種新文學史論理所當然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在整整半個多世紀的茅盾研究中, 人們運用社會歷史的批評方法, 從時代、社會和政治的角度高度評價了《子夜》對上個世紀30 年代中國社會現實的反映和它所取得的思想藝術成就。但是，由于大家處在一個價值觀念相對一致的時代, 學界對《子夜》的評價也基本是一致的。到了世紀末, 由于時代的變革, 學界的文學觀念、審美標準發生了深刻變化, 文學的價值尺度由單一走向了多元, 因此, 對《子夜》的評論也出現了重新審視和價值重估的鮮明傾向, 不少評論甚至對其做出否定的評價。有的論者甚至覺得對工農革命的描寫是《子夜》結構中的一處“敗筆”。這些意見有些是需要商榷的。然而, 它卻給人以啟迪: 運用新的思維方式與研究方法來讀《子夜》, 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這么說, 并不是漠視它對現實生活的“ 歷史陳述”，也不想排斥被廣泛認同的對應作者創作意圖的政治性喻示, 更無意否認他的言說方式的寫實性。而是試圖切換闡釋的視角, 以尋求文本中沉睡的豐富的話語資源。《子夜》中最震撼靈魂的是愛情悲劇的描寫。

就像大部分人經歷的一樣，在愛情中，追求者會遇上最理想的追求目標，同時也會遇上不可克服的阻礙。“目標的理想化與阻礙的不可克服就決定了追求者的艱辛與苦味。一再追求而不得，苦就轉化為悲，而理想的目標卻在前面具體而縹渺地閃爍，仿佛能達到，實際上又達不到；實際上達不到，卻又仿佛觸手可及。這樣一種渴望與焦灼的折磨就能使悲的意味逐漸濃重，彌漫為深深的悲哀追求者與追求目標雙方自覺不自覺的理性壓抑，使他們之間顯出距離，其結果就是追求不得的悲劇。”

對于中國傳統的女性，按照文化的理想，她們追求的是一種理想的夫妻關系。但是，按照傳統的禮教，即使他們遇上不忠的丈夫，無愛的婚姻，不幸的家庭，他們也不能擺脫或推翻處于主導和權威地位的夫君，擁有一個幸福的人生。傳統的觀念把她們拋入困境的時候，她們不是決裂和拼搏，不是以同歸于盡的毀滅來抗議，而是自怨自艾，自甘沉淪。中國人在幾千年的封建禮教重壓下鍥而不舍地追尋理想的愛情、婚姻的過程中就始終彌漫著這濃重的悲劇意味，比如我們最熟悉的《孔雀東南飛》，可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樣的悲劇還在上海這個大都市的妙齡女性身上反復上演。在《子夜》中，茅盾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殘酷現實中卻不知奮起反抗的女性形象，深深打上了悲劇的烙印。

林佩瑤就是其中一位。曾經她也是新時期的女性，在那個“密司林佩瑤”的美好青春里，她去教會讀書，和同學坐汽車去兜風，享受“五四運動”帶給他們的自由。她有著父親名士般的氣質，有著自己短促的“仲夏夜的夢”，夢里有著空中樓閣，淡月清風，有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對于愛情，那時的她，滿腦袋都是俊偉英武的騎士和王子。但是隨著父親和母親的 相繼急病而死，英勇的熱烈悲壯的轟動世界的暴風雨---“五卅運動”風起云涌，現實的真味擠進了“密司林佩瑤”的處女心里。她迅速被現實打敗，她藏起了學生時代從英文的古典文學所受的所醞釀的憧憬，嫁給了魁梧剛毅紫臉多皰的二十世紀機械工業時代的“英雄騎士“和“王子”，他會打算盤，會坐汽車，會給她豐裕的少奶奶生活。可是他不僅不會像中古時代的那些騎士和王子一樣會擊劍，會騎馬，而且從來不用心關心少奶奶的生活，就算看到林佩瑤眼神的模糊不定，臉上的愁云，行動的遲緩，他也只是一掠而過，甚至泛不起一點漣漪。林佩瑤對于愛情，婚姻，家庭的美好愿望逐漸被磨滅，當年少時期幾近中古騎士風的青年在突然失蹤又重新出現在她面前時，“現實”和“夢境”在她的意識里剎那間成為永恒，她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當她想把她的空虛、苦悶寄托在雷鳴的身上時，但他已不是當年自已那個天真爛漫的戀人，而是一個已經變了質的，慣于玩弄女性的反動軍人。所以林佩瑤一方面她對丈夫的沒有感情的愛不滿足，另一方面卻又仍想做“忠實的妻子”；她對雷參謀有著無限的眷念，然而又怕多次遇見。所以，吳少奶奶雖然享受過“五四”以后新得的自由，對于丈夫的那種蠻橫的封建家長作風，也作過幾次小小的抗爭。但她對于人生的意義畢竟理解得太狹窄了，加上缺乏勇氣，因而盡管作家說她有“活潑”的個性，卻終于不能跳出吳府的精神禁錮，只能在苦悶悲戚之中打發日月。在作品中，作者三次著重寫到《少年維特之煩惱》，是作者悲劇意識的不斷加強。對于林佩瑤來說，愛情是他生活中的支撐點，書中間飛出的干枯白玫瑰使她身上反映出來的愛情悲劇達到極致。

可是，《子夜》中女性的愛情悲劇遠遠沒有結束。我們看到了林佩瑤的影子---林佩珊，她活潑可愛，無憂無慮，養尊處優，生活在男性的包圍和贊美中，生活在姐姐的用心保護下。對于愛情，她自己完全沒有主意，她對范博文的追求不置可否，卻被杜新籜玩弄于手掌之中。當范博文忐忑的表達對她的愛意后，她裝作不懂，卻急切的向姐姐征求意見。姐姐因為自身在愛情方面的悲慘愛情，鼓勵妹妹要遵循自己內心的意愿，可是林佩珊覺得每個人都可愛，每個人又都不可愛，她怕自己如果和小杜結婚，心里一定會想念著別人。她是不知道如何去愛他人的，她要的只是那種受追捧的感覺。佩珊這個還未完全成年的姑娘，由于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她生活空虛，腦子里充滿浪漫和幻想。小說集中寫了她在愛情上的自由和放任，也寫到她的愛情最后的悲慘結局。如此相似的兩姐妹，如此相同的愛情悲劇。

但是，《子夜》通過封建社會培養出來的“玉女”蕙小姐從悲劇愛情到奮起反抗，最終獲得新生的這一事例讓我們看到愛情悲劇里的一絲曙光，和積極樂觀的主題相互照應。“長期幽居在鄉村又受著偽道德的訓誨,蕙芳的心靈世界和情感世界呈示蒙昧狀態和封閉狀態。初來上海時,曾對城市文明表示過隔膜和“頭痛”。然而不到兩個月的功夫,在燈紅酒綠、男歡女愛之中,這個被封建文明薰陶出來的“玉女”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4】她開始追求糜爛的都市生活，用自己獨特的內斂去幻想自己的愛情，竟在念《太上感應篇》時做起與范博文幽會的桃色夢來。她接受了現代文明的熏陶,所以，吳蓀莆對她的約束,范博文對她的若即若離都造成了她強烈的苦悶,她的精神幾乎走向變態、走向瘋狂。誠然，環境是可以改造人的，四小姐由開始碰見因失戀而幾乎投水做“屈大夫”的范一博文表示同情落淚，繼而傾心于范，失身于范，龍疑是對封建禮教作了一次力所能及的反抗。但這不是公開的，也不是有力的。一當哥哥蠻橫地干涉她的戀愛自由，她只能把臉垂到胸脯上，“一個字也沒有”。直到兩個月后，四小姐向來斂而不露的“剛強的天性”才噴發出來。蕙芳的追求包含了現代有關人性解放和人性

自由的思想，甚至包含著性愛自由的內容。蕙芳的變化既可以看作是現代精神的勝利,也可以看作是舊道德倫理的解體,它宣告了所有封建文明的非人性、虛偽性、脆弱性，使讀者在絕望中看到了希望。

作為社會剖析小說的領軍者，茅盾的小說有著宏大的敘述結構，有著左翼文學最顯著的特色，有著最明確的社會政治主題，但同時也有著濃重的悲劇意識。盡管作品中塑造的悲劇類型不盡相同，但都反映了作品的主題，“表達了作者對萎弱、頹靡、腐朽的現代都市文化的深深失望，同時也暗示了中國現代都市即將發生而且必須發生的歷史性變革。”

第四篇：紅樓夢讀后感之寶釵的悲劇

看了很多遍的紅樓,以前總是覺得林黛玉的一生是那么的凄涼,總也不忍看后幾回中的黛玉焚稿,寶玉成親.覺得那么殘忍的結局,知道就夠了,不想一遍遍去復習那種傷心.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清代人作的紅樓續補,以前對于這種書,我總是排斥的.覺得那些人搞出一個個大團圓,或死而復生或仙境重逢之類的結局,實在是沒有意義.這么粗劣的改續,無聊的緊.不過這次去圖書館,見到書架上好幾個版本的這種書,抽出一本,粗略的翻了一下,卻使我萌動了重讀紅樓結尾幾章的想法.

看到黛玉的郁郁而終,依然那么難過.可待到讀完,聽甄世隱說著什么“蘭桂齊芳”我不由黯然.薛寶釵這樣的人物,也要像李紈一樣,將一生都葬在這片冷酷的園子里么?

以前的我,是很討厭薛的.從蜂腰橋撲蝶到最后的成親,我一直都覺得她是一個既冷酷又自私的人.可是現在,我竟然不由不同情她了。其實細想起來,她的悲劇也許比林的更令人嘆惋.

薛寶釵家境富足,從小飽讀詩書.接受的是極為全面而正統的教育.賈母總是夸她“沉靜寬厚”.沒錯,這正是她從小被教育過的為人方式,也是古代女子應有的美德.甚至悲喜都不應形于顏色,否則就是“不尊重.”綜觀全書她的舉止,幾乎從未超出這些束縛。只有一次寶玉將她比做楊妃令她大怒,可也只是冷冷的用一句話反諷過去.以前最恨她在蜂腰橋下陷害林的一段.現在想來,其實也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惡毒舉動.她從小生長在皇商家庭,這種“趨吉避兇”的法門應該是早就深深的印在心中了吧.雖然她的做法很自私,但在她,也許認為人理所應當就該這樣應對.其實她才是最可悲的人,一生都被別人的看法和所受的教育支配著.從來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沒有開心也沒有不開心,只是按照理所當然的道路走下去.從未得到過全心全意的愛情,也沒有誰真正的關心過她.而她,也就認為世界本就如此.認為夫妻間有的不是真誠的感情而是“舉案齊眉”的尊重;認為母女間有的不是血濃于水的親情而是服從的孝道.這樣冷酷的綱常,竟是她遵守了一生的原則,而且還毫無知覺的麻木著.

她的作為,其實并沒有多少是自由的選擇.她只是一個典型的循規蹈矩的服從者.她是聰慧有才的，卻被教育著認為女子讀書也是無用,香菱和湘云談詩她說道“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著詩作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的”;她也熟悉劇作戲曲,卻認為這些淫詞巧句是不能為端莊淑女所知的,因而委婉的批評寶琴的詠古詩;她像任何人一樣希望有美好的生活,但當母親為了賈府的權勢而把她嫁給癡癡傻傻的寶玉時,因為母親告訴說她已經應承了,也就只有流淚接受.直到最后寶玉出家,她的悲劇達到高潮.即使在這時,她依然是不能由著本性而為的.王夫人說“看著寶釵雖是痛哭,他端莊樣兒一點不走,卻倒來勸我,這是真真難得的!”可想想寶釵如此人物,又這樣年輕,此時想起自己的一生將如何結束,她的痛苦其實并不在黛玉焚稿之下呀!可她依然只能克制著,這是她的“尊重”!

與林相比,他的一生也許更為可悲,林至少還追求了自己的幸福,而且得到了一份真誠的感情,最終一死解脫了所有的痛苦.而寶釵一生“愚昧而不自知”而且依她的性格,終其一生,也只能是任由生活這把鈍刀一點一點割掉生命吧!

“可嘆停機德,堪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里埋”

這幾句判詞,注定了薛是紅樓數場悲劇中的一個.對于她的一生,作者曹雪芹應該也是嘆惋的吧!

第五篇：《傷逝》悲劇的思想意義

《傷逝》悲劇的思想意義

石壽紅

魯迅先生在1924年和1925年間寫了許多有關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這是因為先進知識分子是民主革命中最先覺悟的階層，在社會成員結構中他們是最能敏銳地感知時代變動信息和捕捉歷史發展趨勢的人。在“五四”和以后的革命過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這不能不引起魯迅的注意。這些小說主要收集在《吶喊》和《彷徨》兩個集子里，以《彷徨》集居多。《傷逝》一文寫于1925年10月，收在《彷徨》集里。從寫作直接相關的背景來看，學時正是“五四”高潮已經過去。魯迅自己的思想正處在重大的彷徨和探索之際。因而很自然地將自己和他所感知到的知識分子時代心理變化交織在一起進行典型概括。魯迅寫過不同類型知識分子題材的小說。在魯迅的有關知識分題材的小說中，《傷逝》是極富新意和獨創性的一篇。作者通過愛情生活題材對有關知識分子廣性解放與社會實踐和社會解放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新的思索和探討。

《傷逝》是一篇具有非凡思想濃度的小說，它與當時其他作家同類題材的傷口相比較，有其獨特之處：第一，它描寫的重點，不象一般愛情小說那樣放在訴說封建社會制度下愛情婚姻不自由的痛苦，或表現青年們在個性解放思想鼓舞下，為爭取婚姻戀愛自由與封建傳統偏見所作的斗爭中，而是放在子君與涓生結合以后的悲慘遭遇上。他們的愛情不是直線走向悲劇結局，在他們為愛情而斗爭的過程中，他們取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子君毅然離開封建專制家庭和涓生在亦兆胡同建立了寧靜的愛巢，在這里他們共享著愛情的密果，但悲劇卻從這里開始了。所以一般描寫愛情作品的終點只是它的起點。第二，他們的愛情悲劇不是直接來自于客觀社會的壓力，而是突出地表現為同居之后，愛情自身熱力的降低和消散，這出悲劇不僅是愛情婚姻的悲劇，也是一出反封建社教，反封建專制的悲劇，也是一出知識分子企圖通個人奮斗，獲得個性解放的悲劇。

作品的主人公子君和消生都是二十年蒼茫初期具有民主程度的民主思想的知識青年，他們是一對反封建禮教與封建專制的判逆者，作者通過對他們婚后生活的細致描寫，深刻提示造成悲劇的思想根源，為社會譜寫了一曲悲婉的愛情挽歌/

作品寫他們因戀愛而幸福的同居并未暗示人們這是一種錯誤的結合，相反他們的相愛、同居有著他們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基礎。他們均受到“五四”個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他們在一起“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索生，談仄戈爾，談雪萊”。他們有著渴望婚姻自主，愛情自由的崇高理想，并為之勇敢地斗爭，在爭取愛情這條道路上，子君與涓生可謂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彼此手挽手，步伐一致，這樣他們的愛情顯得愈加深沉而真摯。同居又使他們的愛情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一朵愛情之花經過子君與涓生辛勤與培育終于開放了，但為什么只是“曇花一現”呢？他們彼此頂住如此大的社會壓力才獲得愛情歸宿的情侶，同居令一年多為什么又匆匆分手呢？這不能不引人深思，催人猛醒，封建社會是這樣森嚴恐怖，封建專制的牢寵又是如此的堅不可破。在封建主義的黑暗秩序中，中國的婦女處于被壓迫、被侮辱和被蹂躪的地位。儒家倫理道德所宣揚的大男子主義的思想觀念，將婦女當作發泄淫欲的工具，并不可能有同男子平等的地位。婚姻是一種強迫性的行為，婦女不大可能有擇偶的自由權利。這種專制的婚姻制度，實際上是專制的政治制度的派生物，而子君則堅定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子君與涓生他們爭取愛情和婚姻自主的思想，顯然與當時的封建專制制度格格不入。在強大的封建勢力面前，勢單力薄的子君與涓生儼然是網中之魚，籠中之鳥，當他們的鱗羽還未豐滿時，變必然會被封建統治者當作邪惡的異端加以扼殺。在這里作者對封建禮教、封建專制的控訴是何等的強烈啊！

《傷逝》悲劇的社會根源是封建勢力的壓迫。封建禮教和封建專制制度是封建統治者奴役和麻痹廣大勞動人民的思想工具，封建思想在人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封建統治者就利用它來維護其封建統治，加強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使人民成為它的奴隸。封建思想已成為廣大勞動因襲的無法擺脫的精神枷鎖，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反抗，都將撞得頭破血流。那么對于勢單力薄的子君與涓生來說同樣難以幸免。他們成子這一制度的殉葬品。

封建禮教和封建制制度是規范，約束人民行動的準繩。“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個倫理常綱就是這種準繩的體現，違反常綱為當時社會所不容。子君與涓生從戀愛到同居，沒有遵循封建婚姻的那一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是明媒正娶。依照準繩自然是大逆不道的，子君的敘文極力反對子君的行為，百般阻撓。最后氣憤到不認他侄女的地步。子君的敘文是封建道德的維護者。他怎么能容忍子君的大逆不道之舉呢？子君與涓生的同居當然為當時社會所鄙棄。即使是親朋好友，也多數給他們以白眼和冷遏，這樣人像躲避麻風病者一樣避而遠之。“尋住所實在不是容易事，大半是被托辭拒絕”，“尋了二十多所，這才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處所。”子君與涓生在往日的親朋好友那兒得不到絲毫的理解和同情，他們的生活天地虎來越狹小。開始時涓生還“由家到局，由局到家”，還能“在辦公室桌前鈔，鈔，鈔些公文和信件”。不多久連這樣的生活也不能保全了。就這剩下這個“小窩”了。冷酷無情的封建制度終于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以極端殘忍的手段使他們陷于孤立無援的地步，進而將他們一舉“殲滅”。

封建禮教和封建專制制度對人性的摧殘和扼殺是極端惡劣的，封建家長制的權勢就是它的直接手段，子君雖不生活在父母身旁，寄居在叔父家里，叔父依然行使著家長制的特權，竭力阻撓她的婚事，甚至將她送出家門。雖然子君勇敢地從封建家庭里走了出來，但她始終擺脫不了封建家庭的陰影，最后又陷入陰影，在陰影的籠罩下，不久逝去，這種殺人手段是多么的觸目驚心啊！

子君在與涓生同居前是一個無畏的戰士。她在爭取愛情自由、婚姻自主的道路上是表現得十分堅決和勇敢的。為了追求個人幸福，不顧父輩的反對，不顧周圍人的冷眼，不顧最終的身改名裂，甚至是無字的墳墓，在那些邪惡的封建勢力面前，她顯出了一種高傲和睥睨一切的神色，她堅定地向涓生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她的選擇沒有錯，她就像放飛的小鳥，自由而幸福地飛翔在自己爭取來的這一方蔚藍的天空上，但她在反封建的道路上又走了多遠呢？在她得到幸福的愛情之后，她就無法了解前面還有什么遠大的生活目標了，不知道還有什么更為重要的事情應該去做了，只是勞碌地埋頭于瑣碎的家務中。沒有時間自書讀報，沒有閑暇談家庭專制??。漸漸地，她兩眼中充滿稚氣洋溢著對新生活熱愛的光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無休止瑣碎的家務和券養小油雞和“阿隨”的空虛和無聊，再也沒有了與涓生共同戰斗的勇氣，再也沒有了理想的追求。在與封建禮教封建專制斗爭中，曾找到真正自我的子君在與涓生勇敢同居后，失掉了她最初的人生追求，心甘情愿地依拊男人暫時做穩奴隸，在一個用愛構筑的小家庭中又失去了自己，她實質上從一個牢籠又陷進了另一個牢籠，并未取得真正的解放，她最終只有默默地向封建家庭的圍城繳械投降，終于被黑暗的社會吞噬掉。

涓生是子君的思想啟蒙者，但子君的思想卻比涓生透徹、堅強得多。子君闖入涓生的生活，曾給涓生帶來了很大的快樂，倍嘗愛情的甜蜜。但他較弱，多顧慮：“我覺得在路上時時遇到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一不小心，便使我的全身瑟縮，只得即刻提起我的驕傲和反抗來支持”。這充分暴露了他思想的弱點。對于同居后的子君整天沉述于瑣碎的家務，不再讀書，不再思考問題。這使涓生不滿，愛情這花漸漸褪色。涓生對婚后生活認識是較清醒的，認識到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否則：“安寧和幸福是要凝固的。”但是愛情怎樣才能更新、創造、生活的意義窨是什么，要開辟什么樣的生活？他自己并不很清楚。他先把婚后愛情生活褪色的全部責任歸咎于子君，當他遭到失業打擊，生活難以維持時，非但不想與子君共同奮斗，反而把子君看成是自己的累贅，認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甚至“突然想到她的死”。以到有一天他終于向子君說出“我已經不愛你了”，這樣累率的不負責任的話，終于使子君在“無愛的人間死滅了”。在這里，作品對資立階級極端的利已主義思想作了深刻的批判。

經濟壓力是造成涓生和子君悲劇的間接手段。1923年10月魯迅遠在北京好高等師范學院演講時就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娜拉走后怎樣？她指出婦女取得自由的關鍵是經濟制度的變革。否則，娜拉除帶走一顆覺醒的心外什么也沒有，不是墮落，就是重回丈夫家里充當玩偶。婦女爭取解放的前提是要在經濟上有獨立的地位。魯迅明確提出，經濟制度要改革，不改革舊的經濟制度就無所謂婦女解放。子君和涓生追求婚姻自主和個性解放動搖了這個經濟制度了嗎？沒有，相反，封建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反動統治，以此作為一條堅硬的繩索牢牢地束縛著他們。他們政治上、經濟上都有無權。首先，子君在那樣的社會里不可能與男人要樣有一份應有的工作，真正達到人格上的獨立。只好依賴丈夫，只好操持家務，使自己的思想日趨平庸，空虛起來。再者，涓生雖然努力工作，苦苦奮斗、譯書、撰稿，但生活的境遇卻每況愈下。最后失業了，這樣最基本的生存條件也不具備了。但涓生并沒意識到這是封建勢力加在他們身上的經濟壓力，卻消散了誘人的芳香，失業的打擊則加速了愛情之花無情地凋謝。就這樣僅一年多點，一個沖破艱難險阻建立起的家庭就被毀掉了，主人公的愛情理想在強大的經濟壓力面前被子擊碎了。那么，如果他們生活富裕，涓生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是不是可以避免悲劇發生呢？我認為這也不可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因為物質的富裕，并不能彌補精神的空虛，這蒼白、空虛的愛情又能維持多久呢？

主人公愛情至上主義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悲劇發生的思想根源。子君在爭取愛情自由時，確實表現出了非凡的膽識，無畏的精神，但一旦得到愛情之后，就陷于狹小的天地，不再思考問題，不再讀書看報，整日忙于瑣碎的家務，養小油雞，喂小狗“阿隨”。因為害怕房東太太的嗤笑和奚落，就把輕易不吃的羊肉給“阿隨”，為了小油雞而與房東太太暗斗，一個勇敢的女性，一個曾經為愛情理想而大膽反抗的女戰士又回到了舊社會為婦女安排的哪條平庸的老路上去了，變成了家庭的奴隸，結果使自己的思想一天天趨向平庸、空虛、怯弱，為了竭力牢牢抓住自己得的愛情，又靠努力喚起甜蜜的回憶，靠虛偽來填補愛情的虛空，結果只能使愛情之花漸漸暗淡，直到全部凋零。

涓生在婚后似乎比子君清醒些，但他并沒有邁出更大的一步。他雖然感到“愛情必須更機關報、生長、創造”。又感到不能“只是為了愛——盲目的受，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疏忽了”。可是拘局于狹小的生活圈子里，割斷了與社會斗爭的思想聯系的他也不知道別的人生要義是什么。涓生預感到愛情雖已成為虛空，但子君來說，卻是生命脈的唯一的一根絲線，因而他又想努力不讓它斷絕，但缺乏了為愛情提供持久、鞏固和不斷豐富發展的實際基礎，所以這對他們日趙破裂的愛情并沒有帶來任何幫助。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僅僅以追求愛情作為人生的全部，這樣的愛情不可能天長地久。所以作品通過子君與涓生的愛情悲劇，深刻地再現了愛情至上主義者的心理變遷，暴露出個性解放的個人主義實質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因有弱點。

當然，在封建勢力張牙舞爪的二十年代，子君與涓生敢與封建禮教、封建專制制度抗衡，爭取婚姻自主，戀愛自由，產取得了第一回合的勝利，這是可歌可嘆的。但是他們不懂得人生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追求個人幸福，個人幸福與社會變革，社會解放是密不可分的。沒有社會的解放就不可能有個人解放和個人幸福社會解放是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的基礎，前提條件，所以子君離去后，涓生雖然奮斗了一番，卻一事無成，孤苦無告。結果并沒有迎來他自己預感到的“新生面”魯迅先生在這里揭示出這樣的思想：知識分子如果把個人奮斗的目標僅僅局限于追求個人出路的圈子中，僅僅憑著個人奮斗的微弱的力量是決然沖不出封建勢力的樊籠的，是找不到一條生路的，在冷酷現實的逼迫下，涓生的個人奮斗暴露了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思想。

總而言之，《傷逝》的悲劇不僅僅是尋求婦女解放的悲劇，也是知識分子奮斗的悲劇。因此這不僅是對婦女解放道路的探索，也是對知識分子道路的探索。這樣《傷逝》就成為了魯迅啟蒙主義小說所達到的一個新高峰。在封建思想統治森嚴的舊社會，廣大人民意識尚未真正啟蒙的思想狀態下，通過個性解放實現婦女的個人解，此路不通；知識分子不與廣大人民結合，靠個人奮斗，實現個性解放的愿望終究破滅。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追求個人幸福的理只有與尋求社會解放和人民解放道路的思想結合起來，才能實現。附參考書目：

八校合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甘競存《魯迅小說研究》（江蘇教育出版社）

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評論選》 丁涌生的《魯迅〈傷逝〉思想的重新審視與界說》 林非《〈傷逝〉的思想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