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孟子論文

孟子之性本善

----我學國學經典

《韓非子·顯學》里說：“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這“儒分為八”，究竟是說儒學分裂為八個學派，還是說呈現出八大“掌門人”，抑或說這個“八”，只是虛指，其實是極言其多，學術界有種種不同結論。這且不去管它。孟子確實是孔子所創立儒學的重要的接力人，是當時力排眾議的儒林巨擘。

在孟子的思想里，“仁政”思想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孟子的“仁政”，一是“尊賢使能”，尊重人才，選賢與能；一是“制民之產”，使老百姓躬耕有其田，商賈有其市，天下皆得其利。尊賢使能，這不用多說。天下皆得其利，這個思想非常好。孟子在《梁惠王上》里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于罪，然后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兇歲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從之也輕。”一句話，統治者必須考慮人民疾苦，關心民生，能讓老百姓安居樂業，讓老百姓成為“有產者”，而不能只管自己尋歡作樂，更不能“陷溺其民”。政在得民，民貴君輕，社會才能穩定，國家才能上軌道。孟子說這話，不是無的放矢，他身處戰國中期，七雄爭霸，長時期的大廝殺，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嚴重干擾，“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所以孟子作為思想家，才有這樣的針鋒相對的話。孟子關于其“仁政”的具體方案，諸如經濟方面的實行“井田制”等等，世易時移，已不必再拘泥，也不必多說。而孟子的仁政思想，確是歷千載而葆其光芒。我們固然可以批評孟子的仁政思想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為了維護君權，是為了統治者的長治久安；但是在客觀上，“制民之產”、“政在得民”、“民貴君輕”，總要比嚴刑峻法、巧取豪奪、與民爭利、不管人民死活的暴政、苛政更好吧！人民只有經常感到自己處于國家的強有力的保護之下，只有感到在這個國家里工作和生活是有保障的，才能對這個國家產生認同感和親和感。這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可惜它常常被君王們所忽略。

孟子的仁政思想具有現代意義，現代實行“仁政”，應當關心當代老百姓的生活疾苦，制訂有利于百姓生活的相關政策，減小貧富差距，更能緩解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促進全社會的合諧。現代實行“仁政”，國家的當政政府才穩固，才能受到民眾的支持與擁戴。現代實行“仁政”，多多援助他國，結交盟友，與人為善，這樣，才能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在危難之時，才會得到更多其它國家的支持與幫助。

在孟子的思想里，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很重要的。

人性之善也。春秋時期，孔子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的觀點。于是，在先秦諸子和百家爭鳴之中掀起了一股討論人性問題的熱潮。人性善惡問題是一個熱點和重要內容，孔子并沒有明確表態人性是善還是惡。孟子將孔子“性相近”的觀點發展為性善論，奠定了其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他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生而就有“不學而能”的“良能”和“不慮而知”的“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者，無不知敬其兄者。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因此，他認為：“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這四種心，都是人天生所固有的，還給人的善本性，作了內涵上的規定，“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這里所謂的“四端”或者說“四德”即“仁義禮智”是人善性的集中體現”。在他看來，這種善性是人所固有的，并不是外界的賜予，“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擴而充之，人皆可為堯舜。雖然人人都有善端，“人性之善也”，但是如果不擴充它，那么這些端緒就會隨時泯滅，“可使為不善也”。“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并說明了擴充善性對社會的重要性，“圣人之所以為圣人不過是把人所固有的善端加以擴充而已，如果凡人也能將固有的善端加以擴充，也可以成為圣人”。

如何充分擴充人的善端呢？孟子認為有客觀和主觀兩個因素。孟子說，水向下流是水的本性，但是：“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人也同樣如此，“自暴自棄”、“言非禮義”，使“善端”遭泯滅，走上“為不善”的歧途，最終不能養成良好的道德品質河人格，不能成為圣人。

那么，如何才能把生而就有的“善端”變成現實的倫理道德呢？他的“人性之善”與生具有的觀點，為其教育思想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礎；而他的人性“可使為不善”的觀點，則為其教育思想的必要性奠定了基礎。“孟子主張用通過教育的途徑來擴充先天的‘善端’。因此，性善論是孟子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教育內容和目標。“孟子是以‘仁義’、‘五倫’為基礎的倫理道德，以‘君子’為楷模的人格理想作為教育的標準內容”，他的教育，基本上是人倫教育、道德教育。他施教的目標是培養“明人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他心中的君子，應當是有崇高的道德修養，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重義輕利，舍生取義。“明人倫”作為學校教育的目標，不僅是個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三代的共同教育經驗。孟子還主張堅持以孝悌為主體的道德教育，使“五倫”“仁義”深入人心。仁、義、禮、智的基礎就是孝悌，教育就是要“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之后，“以倫理道德為基本教育內容、以孝悌為倫理道德基礎、以培養‘明人倫’的士君子為目標的教育就逐步演變成為中國整個封建社會教育的重要特點”。

孟子深刻闡述了教育所起到的重要性和任務。

“求放心”。孟子認為教育對人性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茍得其養，無物不長；茍失其養，無物不消。”他把人的“善端”的轉化，看作是自內擴充的過程：而“善端”自內擴充的關鍵在于教育。“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所以他認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使人固有的善端得以保持和發揚，使失去的善端得以恢復；教育的作用，既表現為“求放心”，又表現為“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教育使人區別于禽獸、使賢區別于不肖。“孟子認為有無先天善良本性是人和禽獸相區別的重要標志”。“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此處所說的“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的那個“幾希”之物，正是指人的善良本性。并且認為，這個“幾希”之物區別了人和動物，“有，則為人；無，則為禽獸”。

因此，人只有保存并擴充先天的善性，才能和禽獸相區別，那么，如何去保存和擴充呢？這是教育的任務所在。孟子還認為教育使賢與不肖相區別，“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此話中的“養”，就是教育、熏陶。孟子不僅在中國思想發展史上是一個承上啟下的人物，而且在人的主體意識的發展鏈條中也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上承孔子思想之統緒，下啟宋明理學之端倪，直接從人之內在心性出發，發掘他所理解的道德主體的價值和實現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張揚著自己的主體意識。孟子生前雖未能實現其平治天下的愿望，但他的仁政和教育思想對后世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產生了重要的政治影響和思想影響，同時對東西方文化也產生了廣泛影響。

第二篇：孔子孟子論文

導語：孔子在集夏商周三代文化大成的基礎上，創建以仁為核心的儒學思想體系，確立了中華民族人本主義的精神方向。孟子作為孔子之后儒學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戰國時期即已著名于世。下面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關于孔子和孟子的議論文作文。歡迎大家閱讀。

篇一：孔子和孟子作文

《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孔子的學生子貢問了老師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老師以商量的口氣對他說：“其恕乎！”什么叫“恕”呢？孔子又用八個字解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說，無論做什么事，都要推己及人，將心比心，不要強人所難，不要給別人造成傷害。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學會寬容。

寬容在我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是為人處事的重要原則。

唐太宗李世民寬容、重用魏征的故事被傳為佳話。在李建成與李世民的皇位之爭中，魏征為李建成出謀劃策，多次使李世民陷入困境。玄武門之變后，魏征成了李世民的階下囚。這時，李世民完全可以治他的罪，殺他的頭。但是，李世民寬容并重用了他，讓他做到了宰相，結果成就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再往前翻一翻歷史的畫卷，齊桓公寬容并重用曾險些射死自己的管仲，從而成就霸業；藺相如寬容多次羞辱自己的廉頗，留下“將相和”的美談……

古人尚能如此，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現代社會，我們更需要調整自己心態，調整好與他人的關系，學會寬容。

《北京日報》曾刊登過這樣一件事：一位小伙子在公共汽車上吐了一口痰，女售票員讓他擦掉。小伙子感到很難堪，不去擦。女售票員給了他個臺階下，自己用紙把痰擦掉了。事后小伙子很后悔，他給報社寫了一封信，表示向這位售票員道歉。這件事啟示我們：“退一步海闊天空，讓三分風平浪靜。”得理也讓人，寬容的感化作用常比劍拔弩張作用要恒久得多。如果她不這么做，而是硬逼小伙子去擦掉，結果不難想象。

然而，現實生活中，真正做到寬容談何容易！有很多時候，他會為一絲一毫的事情而斤斤計較，耿耿于懷。事情已經過去了，而他還是老在那想，這么可惡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原諒它呢？然后就是在不斷的自我咀嚼中，不斷的從中受到傷害，難以自拔！有時甚至要發誓“報仇”！哎，仔細想想，何必呢？讓自己整天活在過去的種種痛苦和仇恨中，這樣的生活是多么悲哀！

那么，怎樣才能學會寬容呢？

首先，寬容需要溝通。當自己與他人發生矛盾或誤會時，要主動與對方交談，認真傾聽對方的訴說。這樣，才能溝通彼此的思想，從而消除誤會和隔閡。

其次，寬容需要設身處地地為他人要想。積極地換位思考，更多地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我們就更容易寬容別人。

再次，寬容需要忘卻。克制性的寬容，不是真正的寬容，它不能祛除感情傷口上的膿水，醫治感情上的創傷。只有那種不記、不究的寬容，才是真正的大境界。

什么叫“半部《論語》治天下”？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于丹認為：《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有時候一兩個字，就夠我們用一輩子了。“其恕乎！”——就一個“恕”字，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人生坐標；就一個“恕”字，就是我們自己的一幅健康的心電圖，是這個世界的一張美好的通行證。

讓我們學會去寬容別人吧！該放下時且放下，人與人能寬容相處，我們的生活將更加美好。

篇二：孔子和孟子作文

五千年的風霜雨露，造就了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五千年的陰晴圓缺，鑄就了五千年的傳統精神；五千年的日出日落，釀造了博大精深的傳統美德。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因孔孟思想而燦爛。孔孟的思想、孔孟的學風、孔孟的精神對我們有著極為深刻的影響。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他主張學習要溫故知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告訴我們做學問要有誠實的態度；“仁”是他學說的精髓，他主張“愛人”，認為統治者應體察民情，愛惜民力。“為政以德”，他反對苛政和任意刑殺，他的學說成為封建文化的正統思想，對后世的影響極為深遠，他就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大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堅持“人和”勝于一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他主張“得民心者得天下”；“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義者也”，他提倡做人要做到“舍生取義”。他反對一切戰爭，認為“民貴君輕”，認為統治者應輕徭薄賦，實行“仁政”。他還主張按時令砍伐樹木，不過分捕撈魚蝦，他希望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思想，對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指導性的作用，他就是儒家學說的另一位代表——孟子。

篇三：孔子和孟子作文

其實，人往往是自私的。只是有的人私心特大，有的人私心較小而已。但這個世界是公平的，自私的人永遠是不受歡迎的。世界是由許多人組成的一個整體，我們都是只有一只翅膀的天使，只有擁抱著才能飛翔，人與人之間需要尊重和理解。人活一輩子，其實就是與其他人溝通。要能夠溝通，就必須堅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現在許多人就如前面那個富人，一有些錢就目中無人，說話也變了味，這樣的人渾身盡是銅臭味，他只愿交往比他富的人，完全忘記了“達者兼濟天下”這句話，別人在他眼里都是窮光蛋，說話不客氣，完全不考慮別人的感受，這樣的人是要吃大虧的。

陳世美一心只想榮華富貴，他攀龍附鳳，殺妻滅子，終究是人才兩空，死在包大人鍘刀之下。唐明皇寵信楊貴妃，不顧百姓勞頓，嶺南快馬送荔枝往長安，終究弄得眾叛親離，江山破碎。

而唐太宗則知道這個道理，他采納魏征的“十思”而天下大治，百姓安居樂業，自然國泰民安，歷史上才有貞觀之治的美譽。

孟子進言齊威王，以“齊桓晉文之事”曉之以理，闡述了要體諒百姓，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則天下可運于掌上，民之歸如水之下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事多為別人想想，世界將更加和平。想想那些醫療事故，那些殘疾人，如果是你呢？想想那些被虐待的戰俘，那些流離失所，掙扎在水深火熱中的難民，如果你也在其中呢？想想那些被端上餐桌的猴頭、熊掌，難道動物就沒有生存的權利嗎？這些太可怕了，可這卻是一些人的所作所為，他們的行為將被人們唾棄，他們終有受到懲罰的那一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為別人著想，別人也會為你著想，真誠才能換真心。生活中如果人人都能做到這一點，世界一定會更加和平，安寧。生活得更加和諧，充滿快樂。

第三篇：孔子和孟子論文

孔子和孟子都是春秋戰國時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下面就是小編為您收集整理的孔子和孟子論文的相關文章，希望可以幫到您，如果你覺得不錯的話可以分享給更多小伙伴哦！

孔子和孟子論文一

春秋戰國，戰火紛飛，狼煙四起。社會形態上，奴隸制逐漸瓦解，封建社會的雛形開始形成。而在思想文化領域，整個春秋戰國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狀態，各種學派如雨后春筍，拔地而起，且紛紛形成了有各自特色，自成一體的學說。而儒家學派在這眾多的學說派別中無疑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并且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有著深遠的影響。

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創始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孔子創立的儒學，以“仁”為內容，以“禮”為形式，以“中庸”為人格準則，以“詩三百”為人格修養的教材，他的文學理論建立在仁學的基礎上。

1）興觀群怨：論文學的社會作用

孔子提倡“用詩”，而“用詩”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政治教化和人格塑造。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不學《詩》，無以言”、“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極言“詩”之于人格塑造、為人處世的重要性。

孔子有專門針對文學社會作用的論述道：“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所謂“興”，是指詩歌用比興的方法創造生動感人并包含著某種普遍性道理的藝術形象，從而感染讀者的情緒，激發讀者的意志，使之興奮激動并從詩中受到影響和教育。此種作用，是文學對于讀者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影響。一般的文學作品讀者，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便是在接受文學作品情感的熏陶。在閱讀文字的過程中設身處地地去感受作品主人公的思想，進而引發自己對人生、對人性的思考。大一的時候讀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浩浩百萬字讀完，我仿佛在幾十年前的那個小城市、小村莊走了一遭。在自己的世界和孫少平的那個世界穿進穿出，經歷著他的經歷，感受著他的感受，思考著他的思考。最后發現，心中原有的惶惑少了許多，對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更加堅定了。

所謂“觀”，即是說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讀者可以通過閱讀文學作品來了解社會風俗習尚的盛衰，考察社會政治的得失。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有其特定的歷史時代，特定的社會背景，甚至可以說，文學便是時代和社會發展的產物。讀季羨林的《牛棚雜憶》我們可以感受到“文革”的殘酷性和老一輩知識分子在那個時候所經歷的種種非人的折磨。據此我們可以推斷出當時國家上層決策判斷的失誤，在今后的發展中是應當引以為戒的。

所謂“群”，意為文學作品可以使廣大接受者溝通情感，和諧交往，相互切磋，共同提高。文學的這一作用在當代的文學發展中是顯而易見的。文學上不斷產出新的作品，文學理論的發展，文學批評的進行，其實就是文人學者們之間的一種交流和溝通。或贊美，或批評，各自反思自己的得與失，評價他人的功與過，揚長避短，在交流中不斷進步。身為中文系的學生，我自己本身是一位文學愛好者，平時無事便找書來看，偶爾讀到好的作品，心中腫脹，但無奈文筆拙劣，怎么寫也不能盡興地表達心中那些微妙的情感。去年寒假讀到了一位高中同學的寫的幾篇文章，深感佩服，便聊了起來。一聊就是兩個多小時，感覺收獲頗多，有了新的思考。我中學期間的作文深受“八股”式作文標準的毒害，雖然每次都能得不錯的分數，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作文功底淺薄得很，沒有真情實感，開口提筆盡是從別處看來空話、大話、套話，猶如政府單位墻壁上張貼的規章條例一樣，說得滴水不漏，然而百無一用，切不中要害。文友之間的互相交流可以避免個人思維的短路，得到新的啟示和靈感，大家都能獲得提升。

所謂“怨”，即批評、指責為政者在社會政治方面的過失。孔子關于文學社會功用的這一點論述不免有些狹隘。寫作是非常個人化的東西，并且文學之精神貴在自由、獨立，文學作品既可以就社會政治針砭時弊，同樣也可以寄寓作者個人的思想情感。周作人說過：“倘若用了什么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癡的社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他自己的一生便是對自由不懈追求的一生。然而20世紀的中國太不平靜，做一個擁有自由的知識分子很不容易，尤其是像他這樣一個享有盛名的知識分子，想要擁有完全屬于自己的自由就更不容易。盡管后來的變節讓他的人生蒙上了巨大的陰影，但是他堅持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我們反思和學習的。文學絕對不應該是政治的附庸，成為為政治的傀儡，所以我們今天對文學史上周作人的評價也絕不應該套上政治和道德的枷鎖。相反，我們應該批判的是某些別有用心的文人學者為了討好奉承而犧牲文學之自由獨立的精神，文章中極盡歌功頌德的本事，讓人看了就作嘔。

2）文質彬彬：論文學內容與形式的統一

《論語·雍也篇》云：“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這本是孔子關于君子人格的一句論述，現在被運用到文學創作之中。意思是文學創作既要重視內容，又要重視形式，做到內容與形式的和諧統一。顯然，這種文學創作的觀點在當今也是非常適用的。因為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必定是有著深刻思想內涵的，能經得住人們反復地挖掘，經得住時間的洗禮而不至于被歷史淘汰。并且好的文學作品還應該有好的語言。雖然文學作品內在的質永遠是第一位的，但是外在藝術形式的精巧奇美卻能讓它更好地被讀者大眾接受和記住。

孔子的文學思想

魯迅的作品思想之深刻是它能被文學界推崇，被廣大人民群眾所知曉的根本原因。在那個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禮教“吃”人，人們思想愚昧不堪的年代，他的文章猶如一劑猛藥，讓許多人開始覺醒。然而魯迅作品的思想性雖強，其語言的可讀性卻稍有欠缺，讀起來不免讓人感覺枯燥乏味，以至于一般的初讀者很難興趣盎然地持續閱讀。而錢鐘書的《圍城》卻很好地做到了語言上的新奇精美。《圍城》所講不過是一個海歸學子方鴻漸先后與四個女人之間的情感史，但是它卻長久不衰地被人們所津津樂道。相對于人們所說的“婚姻就像一座圍城，城里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這一中心思想，我想我更愿意說的是《圍城》絕佳的言語表達。在這一點上，錢鐘書對于文字的拿捏把玩簡直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里略舉一例。方鴻漸學無所成，為了回鄉有個交代，只好買文憑，錢鐘書是這樣形容的：“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片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恥。”由一紙文憑而聯想到《圣經》中的亞當夏娃的遮羞樹葉，跨越時空，不禁讓讀者耳目一新，拍手稱奇。

魯迅的文章偏重于內容的深沉嚴肅和思想的深刻性，但他的許多雜文卻同樣不失言辭的精美與奇巧，非常耐讀。而錢鐘書的《圍城》雖然以語言修辭的新奇玄妙見長，但小說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特別是方鴻漸和孫柔嘉，都是值得我們細細分析揣摩的。相反，池莉、木子美等人矯揉造作的文字被當下的許多年輕人熱捧甚至當作心中的文化圖騰，這真的應該引起我們深刻反思。更讓人覺得可笑的是現今一些娛樂圈的紅人見出版行業有利可圖，仗著自己有一大片腦殘粉，大肆炒作，大叫大賣。雖然錢是圈到了，然而從長遠看，這對文學園地的真的是一種褻瀆和玷污。

孔子對文學作品思想內容的重視可以在他和子夏的一段對話中看出來。《論語·八佾》中記載：“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后素。’”這是以繪畫先要有好的質地，而后才可施以五彩為喻，說明作品必須先要有好的內容，然后才有可能進行修飾和加工。孔子還說“辭達而已矣”，強調言辭等形式的根本目的是盡可能完美地表現內容。孔子一再重述的這些為文要點，是值得我們后輩思考和借鑒的。

3）思無邪：論文學批評的標準

孔子在總評《詩經》三百篇時提出了“思無邪”的文學評論標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謂“思無邪”，既是針對作品思想內容的批評標準，即要求作品的思想內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又是針對作品審美批評的標準，即要求情感的藝術表達符合“中和”之美。

顯然，孔子的這一文學批評標準是自私和狹隘的。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是很可笑的。單就一部《詩經》來說，它就不適用。因為《詩經》中的作品，除了歌功頌德的詩歌以及祭祀樂詞之外，還有深刻揭露現實、充滿反抗精神的詩歌，以及表現男女愛情、描寫勞動者日常生活的詩歌，等等這些，是無法僅僅用儒家的道德倫理囊括的。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思想文化之所以繁榮發展，就是因為列國紛爭，統治者們對思想文化的控制相對較松，所以能出現“百家爭鳴”的壯觀景象。而到了秦始皇統一六國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文人們為了考取功名，不得不勤習四書五經，思想文化被嚴重束縛在了儒學這個框框之內，裹足不前。而那些有真性情、真才實學的文人往往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近代中國軍閥混戰時期，出現了和春秋戰國同樣的政治環境，所以涌現出了魯迅、胡適等一大批優秀的文人學者，奠定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根基。這些歷史現象中透射出來的某些規律應該是我們當今制定文化政策很好的參考。由此觀之，孔子要求文學作品的思想內容須符合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是為了自己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發展，是拿自己的學說去否定其他學說的狹隘和自私的做法。

至于要求情感的藝術表達符合“中和”之美的審美原則，我覺得這也是對作者創作的一種嚴重束縛。要求文藝作品情感表達要有節制的“中和”原則必然會導致創作者的真性情得不到發抒，真情感得不到流露。孔子提出文藝表達情感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如果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不是“樂而淫”，“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不是“哀而傷”，那什么是“樂而淫，哀而傷”？長期的“樂而不淫”是要憋出前列腺癌的，長期的“哀而不傷”是要促成精神分裂癥的。所以孔子的這種“中和”之美的原則于情于理于人性都是不恰當的，從根本上違背了文學創作之自由獨立的精神。

上周五在圖書館一樓聽劉川鄂講魯迅的“立人”思想，他的觀點是堅決“反孔”，幾乎全盤否定中國的古代文化。講座結尾，一位女生提問：對待中國古代文化，我們通常所說的應該采取的態度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按照教授所說的中國古代文化全是吃人的文化，請問我們中華文化的根在哪兒？劉教授的回答是：根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習和吸收世界范圍內優秀的、先進的文化成果。我想劉川鄂的意思大概可以這樣比喻：一杯污濁的水，兌再多的清水進去它還是污濁的，最快最好的辦法就是把這杯污水全部倒掉之后再往里面加清水。魯迅在當時提出反古，是因為封建王朝剛剛瓦解，當時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中國和他的人民病得太重了，必須下猛藥，舊的“吃人“的傳統和道德才有可能根除掉。而現在，經過幾十年的思想解放，狀況有所緩解，如果還處處像魯迅當年那么錙銖必較，恐怕又會有一些新的問題出現，反而需要古代的一些思想來解決了。比如說現在的環境污染問題，官員個人私欲膨脹貪污腐化問題等等。

孔子的文學思想自有他合理的一部分，但不合理之處顯而易見。孔子不是圣人，對于他的文學思想乃至倫理道德觀不仰視也不俯視，合理與否，且平心靜氣，細加探討，各抒己見，每個人的看法都得到尊重，不因“專家”而高居上位，不因凡人而自覺無趣，這才符合獨立自由之精神。

孔子和孟子論文二

性善——價值意識內在于自覺心

（一）所謂“性”，在孟子指自覺心之特性講。

“性”字在古文中與“生”字為同一字，所以人們常常以為，所謂“性”即指生而具有。告子即主張“生謂之性”。

《告子》上： 告子曰：“生謂之性。”孟子曰：“生謂之性，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詡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認為“生謂之性”，即天生的本來狀態叫做“性”。而孟子則認為“生”與“性”不同，犬之性與牛之性不同，牛之性與人之性不同。孟子所謂的人之性，是指“人之所以與其他存在不同之性”[1],即人之為人的本性。因此孟子所謂的“性善”，亦是拋開形軀我，拋開一切感官經驗，專指其內在自覺心。

在《離婁下》中，孟子也指出：“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人與禽獸的區別本就很稀少，其根本區別就在于人具有人性。這種人之性是人發自內心的本性，不是由外物驅使的。舜能明了事物的道理，又能懂得人際關系的實質，這是由他內心保存的仁義決定的，是由其內心本性的善去做出他的行為，而并非是由外力迫使勉強去行仁義，不是被動的按社會規范或約定俗成的規則去做事。“由仁義行”才是孟子所說的“性善”，而“非行仁義”。

（二）所謂“性善”之“善”，乃指“性之‘實’含有實現價值之能力”[2]。

故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告子上》）勞思光認為“情”訓為“實”，其“情”即為真性情，是指一種天生的素質，正如善是人之天性如此，是天生存在于人內在自覺心之中的。人之“性善”即指人之本性為善。這種“善”在勞思光看來，是一種實現價值之能力，是指人的一種潛在能力，實現人的價值意識的能力，“性善”即指這種能力內在于性之實質中。這與蘇格拉底所說的德性有一定相關性，但也有本質區別。其相似性在于，德性和善都是一種美德。德性即美德，是人內在的心靈原則。在蘇格拉底看來，德性人之為人的品格，是一種過得好生活和做善事的藝術，是讓人過上好的生活的最高記憶。而孟子所謂的“性善”之“善”也是一種美德，也是人之為人的一種本質特性，德性就是最高的善。但是兩者本質上又是不同的。蘇格拉底認為德性即知識，這種德性是理性層面上的，并不是價值意識范疇。而孟子所說的“性善”之“善”是指價值自覺，是屬于價值意識方面，是應然問題，也即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非實然問題。

（三）所謂“性善”，即價值意識內在于自覺心。

孟子在駁告子中更加闡明了“性善”這一觀點。

《告子》上：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對于當時流行的三種觀點，一是告子認為的“性無善無不善”，二是有人主張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三是某無名氏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論。孟子則從人之本性出發，言人之“性善”。

孟子認為行善是人天生的傾向，不為善也不是人天性的過錯。即“若按照人天生的特殊資質、情狀去做，自可以為善，這就是我所謂人性善，而有人在事實上不為善，不能歸罪于所稟賦的質性上。”[3]即善性良知是天賦于人的，是先驗的，超越經驗層面的，是人之為人或者說是人區別于他物的類本質。對此孟子用“仁”、“義”、“禮”、“智”進一步論述善存于人的本性之中。孟子認為仁義禮智的美德，不是由外面虛飾而成的，是我本來就有的，只是沒有領悟到而已。在《公孫丑篇》中，孟子對仁義禮智給出了更詳盡的闡述。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此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第四篇：孟子論文800字左右

孟子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為儒家學說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光輝的組成部分。生活于王道既衰的晚周末世的孟子，面對時代提出的課題，以悲天憫人、淑身淑世的救世情懷和博大精深、睿智圓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會的重民愛民思想及孔子的仁愛學說，下啟宋明理學及明末清初的啟蒙思想，在人類思想史上第一次開創了道德人本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學說體系，從而將儒家民本思想發揮到了極致。

孟子是戰國中期著名的儒家大師，在先秦儒學和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思想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影響、滲透于中華民族的政治、經濟、哲學、倫理、心理、美學、民俗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陶冶情操、崇尚人格、尊老慈幼、安定家庭、協調社會、治國安邦、順應自然、天人和諧等多種功能和影響，對中華民族豐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和優良傳統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現代生活中，孟子思想仍具有一定的現代價值。

孟子說：“諸侯有三寶：土地、人民、政事。”他已經認識到了，在國家 的實際治理 中，百姓是尤 為重要的力量。“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認為，統治者要想恒久穩固，長治久安，首先要“得民心”，“合民意”，與民“同憂”“同樂”“同好”“同惡”，對于人民的需要要滿足他們，給予他們充分的生產資料，使他們能夠安居樂業。可見孟 子“民貴君輕 ”的含義是：民是社會 和國家的根基，萬萬不可動搖。對統治者而言，取得民眾的擁護和支持才是最為重要 的事情。

在孟子看來，每個人 的生活經歷和社會實踐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圣賢施教，當各因其材。教育百 姓的方法歸納 為五種 ：“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 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教也。”就是說道德教育中，有像及時 的雨水一 樣滋潤萬物的，有成全 品德 的，有培養才能的，有解答疑惑 的，還有 以自己的善行來正己正人的，這 五種便是君子教育的方法。通過道德教育 ．孟子試圖將道德規范根治于人 民的內心之 中。這樣，民心就會歸服，人民就會認同并且 自覺服從統治者的統治。

孟子的民本思想，從人類的終極關懷出發，在急功近利的封建時代固然是一種“理想主義”，而這也正體現了人類價值理性的優先性和崇高性。孟子不是立足于如何發展經濟而不顧人民死活，也不是某人或其集團的利益，而是社會的穩定和發展、人民的幸福與安樂。這對于我們認真反省自己的心浮氣躁和急功近利、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國學》

山東商學院

汽檢1101級

李繼鋒

第五篇：讀《孟子》有感——國學《孟子》論文

國學經典導讀

論文

題目：讀《孟子》有感

姓名：

院系：工商管理學院

班級： 學號：

讀《孟子》有感

作為傳統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國的影響是達數千年之長遠，我輩中人自然難以三言兩語以攬括，雖然我的認識只是管錐之見，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氣魄卻如穿透萬里晴空的紅日，我即使局限于視野和眼識，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覺得孟子的厲害處正在于，所提倡的“仁義”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質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對事物利益關系的短視，而仁、義卻能長遠影響到未來，故有“舍生取義”、“舍利取義”之說。狹義的“仁義”是指封建時代人倫的忠義孝悌，實則是千百年來對孟子的誤解，因為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三綱五倫已革了命；《中庸》講：“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那末，此“仁義”還有永恒的意義可言嗎？所以我們今天理解孟子的“仁義”，實應站在高處，從廣義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對客觀普遍規律的認識，孟子的“仁義”也不二致。而這種認識，可讓孟子如一熟練漁夫的手鉗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縱有大腿大腳亦是擺脫不了。無論事物表象出現多么錯綜復雜的問題或困難，孟子皆顯得不昏沉也不散亂，經常化險為夷、轉難為易，而綽綽有余。

當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統論”、“系統思考”，雖口口聲聲反對舍本逐末，而要動態、長遠地看事情，說透了：皆可從孟子的仁義思想找到雛形。用毛澤東的話“干振而枝披,將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義之道最為恰當不過了。而抓不到仁義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終生疲命于隨時浮現的海市蜃樓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點，我覺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獨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氣概。這點即注定了他若有機會作為，給予一發揮才干的舞臺，則必能成一王業的大人物也！獨行特立者，立場堅定，意識獨立；不同流合污者，則能做到不見異思遷、不心隨物轉。有此二者，則造就了孟子之大氣魄，表現在文風上則氣勢雄奇而磅礴，用來創業則整個世界都向他一人傾倒，孫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體現。當今社會形勢風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辯方向，倘學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驚天地而泣鬼神呢？

雖然研習《孟子》的時間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義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終生了，最后，再對孟子的仁義之道作一總結：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獨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駕馭形勢的氣魄。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是天下，王天下使天下民心歸順而非霸天下，王與霸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施行仁政，仁的根本在于愛人，仁政的中心在于愛民。

孟子的抱負，在于使諸侯國施行仁政進而王天下，雖然其很多地方都說到七十里而王，但實際上還是認為大國施行仁政進而王天下的可能性較大，因此，雖然先后到了不少的諸侯國，感覺上他對滕、鄒、魯等小國不夠盡心，而在魏、齊兩個諸侯國花費較多的心神，特別是齊國。孟子根據對當時形勢的把握，認為春秋以來連年的征戰使民不聊生，人們都盼望有仁德的君王來解救，就如同被倒懸的人希望得到別人解救那么迫切，所以，如果能有哪個國君能夠施行仁政，那么天下民心必然歸順，從而達到王天下理想。孟子的這個期望在梁惠王身上并沒有實現，短短的魏國之行，一年以后梁惠王就死了，而繼任的梁襄王看上去就不是一個能施行仁政的人。而當時的齊國，國勢正盛，土地寬廣，人口眾多，賢士云集，因而孟子先后兩次很耐心地呆在了齊國，而且時間很長，第二次去已經71歲高齡，仍然試圖說服齊宣王施行仁政，以實現自己的抱負，但結果與齊宣王的意見相左，郁郁而去，齊宣王甚至沒有派人來挽留。

如果說王天下是孟子的終極目標，那么起點就是在國內施行仁政。孟子把仁政的施行分作四個層面：

一、保護現有的資源，實現資源的持續利用，從而保證百姓的生老病死有所依，使百姓不離開國土；

二、教導百姓自給自足，保證生活的基本需要，同時國家要重視生產的季節，使百姓能安心生產；三，減免賦稅，減輕百姓的負擔；四，在前三個方面都實現之后，再進行道德教化，形成尊老愛幼的良好的社會風尚。這四個層面是逐步遞進的，能按此施行仁政，那么這個國家君主的仁德就會聲名遠播，使天下百姓都向往到這個國家來，到那個時候王天下就易如反掌。

施行了仁政之后，可以獲取天下的民心，而接下來要做的，是救他國之民于水火，也就是征伐問題，征伐，是仁政的向外推行過程。孟子說春秋無義戰，實際上戰國時期也是如此，諸侯國之間的戰爭都是為了土地、人口的爭奪，說統一天下在當時并不實際，只有到戰國后期，在秦國強的國勢下，其它諸侯國摧枯拉 3

朽，統一天下才成為一個目標。孟子說的王天下，其實并不是指的是土地意義上的天下，而是民心上的天下。能獲取天下民心，也就得到了天下。至于征伐他國，必出于義，義，在孟子看來也就是民意，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看重了民心的作用。說孟子言必稱堯舜，其實并不完全，其更多說到的是商湯和周文王，其中說到商湯更詳細。如對于王天下，商湯實際上就是孟子經常提到的君王榜樣，商湯的征伐就是為了救民于水火，所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此一“怨”就是埋怨沒有先來解救自己，可見這種征伐由于出于民心，所以百姓都希望仁德的君主先來幫助自己解脫困厄。因此，當“義師”到來的時候“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征戰必勢如破竹，王天下自然易如反掌。

孟子非常重視民心民意，甚至不惜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彰顯民心的重要，甚至不惜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來警戒君王。雖然孟子終其一生沒有實現理想，但其對于民心的重視及其對于仁政的闡釋對后世無論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都有著較大的影響。